《周易》一经，文王困于羑里，即包牺氏所画之卦，立大衍之法，推七八九六之数，以生爻而系之辞者也。古有官占，即画观象，以事揆理，而遂知休咎。至夏、商各为一书，曰《连山》、《归藏》，意每卦为之辞矣，盖间或略见于传记也。然庖牺氏画八卦，因而重之为六十有四，以尽其变，故《连山》、《归藏》之辞，至六十又四而止。文王则以所重之卦，复衍其爻为三百八十又四，乃别为辞以系卦，于以体其常，创为辞以系爻，于以尽其变故，定名曰《易》。文王既没，周之子孙乃著其代，以别夏、商，而曰《周易》。然犹与《连山》、《归藏》并列于卜筮之官，而谓之三易者，盖因周之《易》云尔，其实夏、商以前不谓之《易》也。自孔子定六经，止赞《周易》，门人又述其绪言，以为之传，而《连山》、《归藏》始废，《易》道始尊。先汉以来，儒家者流宗主孔氏，遂以孔赞与《周易》并行，以孔赞等篇为传，而改上下篇为上下经。此其始变也。后以孔赞参入经文，自费直、郑康成倡之，王辅嗣和之，而世不复知有文王之《易》矣。何也？取信于孔子之赞，而不复推究文王之本指，一也。孔子推明人事，而象数之本言焉而不发，至使后世屏弃之；间知学此，则又多穿凿傅会以为之说，二也。甚至系卦之辞为彖，孔子题彖以推明之，而今系以「彖曰」，而彖反为孔子之传矣。系爻之辞为象，孔子题象以推明之，而今系以「象曰」，而象亦为孔子之传矣。孔门《说卦》三篇，将以推明《系辞》之指，今题以《系辞》上下，而《系辞》又为孔子之传矣。《易》之称周，或以为周匝庖牺之卦例以为《易》，八卦之重以为文王，六爻之辞以为周公。凡一经之名义错乱，无一存者，况文王之本指乎！天开我宋，圣道日明，康节邵氏，首定经传之序，吕氏微仲、晁氏以道从而订之，近日吴斗南复是正之，沙随程可久、晦庵朱文公先生皆以注解传，虽名义微有未尽当，而文王之全经则天高日白矣。椅自束发受《易》于先人，盖伯祖父以此经鸣于三舍。予数十年来，博亲师友，搜揽众说，遂以文王之本文，如王氏所传《乾卦》之文为正，而为之辑注，订其音切，释其文义，辩其异同，使读者粲然识其大指，不惑于支离。然后辑孔子赞传，左氏占辞，及诸儒之说，撮其不悖于大义者，釐为辑传。义有未备者，傅以己意。又于孔子之传，裒辑众说，别为一书，庶不相乱，俾万世复见文王之全经。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信哉！伯祖父盖黼其名。宋嘉定十年丁丑岁夏五月辛卯既望，草堂冯椅序。

孔子之赞《易》，止于彖爻，盖其成书也，孔安国称先君孔子赞《易》道，以黜《八索》，此书是已。盖述周文王之《易》，而赞述其义，声韵相叶，实赞体也。孔子没，门人追述其平日讲说问答之辞，与夫所传于古而记之有补于《易》者为之传，则《文言》《说卦》是已。何以知之？以其书有子曰，有古语，有占法，而知之也。至于《序卦》、《杂卦》，其犹孔子之遗书与？不然何《杂卦》之声韵与赞相似也？史谓孔子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门人记其言，有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夫孔子之于群经，初不若是其绸缪也，而独于《易》焉见之，何哉？盖昔者文王之作经也，即庖牺所重之卦，演而生爻，以阴阳奇耦之数，位画杂居之象，仰探造化，旁稽物理，近察人情，自为类例。字字有据，然不明言其故，而使人观象玩占，以见诸行事。至孔子时，与《连山》、《归藏》并列于卜筮，占者不胜异说而《易》道晦矣。孔子忧之，于是即卦之彖、爻之象，以知之所及者为之赞，又间以新意，推广文王所未言者，此非沈酣䌷绎，不能以臻此也。至于《文言》、《说》、《序》、《杂卦》诸篇，又其平日之与门人讲说，与夫记录古语之旧者。天下后世以信孔子而信《周易》，故异说屏除，而《连山》、《归藏》与《八索》俱废。文王之经，如离明当天，而众星蔑矣。中更秦火，而此书独以卜筮获存，亦可知天意之未丧斯文也。奈之何儒生坑戮解散，间得所传者，私自名家，大义纷错。《文言》止于乾坤，故费直参入于经。《说卦》三篇，汉初出于河内女子，今止存其一，而又有《系辞》上下二篇。夫「系辞」云者，文王之经而非传也，意者后人以其间推明《系辞》之指而目之与？要即所谓《说卦》上中篇也，今所谓《说卦》者，乃止下篇尔。是说也，近世吴斗南知之。若夫所谓「十翼」云者，以其羽翼《周易》盖十篇也。十篇之次，犹多异说，然其概可知也。彖、象之赞，各釐上下篇为四，《说卦》合今之《系辞》上下篇为三，《文言》、《序卦》、《杂卦》各一，是其目也。今釐赞于经，以合于传，复孔门全书之旧，裒稡诸儒之说，为之辑注，庶有补于世教云尔，斯亦孔子赞《易》之心也。是日椅又叙。

论曰：事有功用之大者，不容以易致也，则亦求其所以致之之道而已矣。夫推一己之所为，以被天下之至广，此岂非仁道之极致而行仁者之至愿欤？然而固有次第也，固有分量也，而奚可以仁定论哉！等而上之，必有天德之圣人，能合天下以为一体，而动化之妙，运用之神，有不待推行之劳而自合者。至此而后，功用之大，始可言矣。然圣人尚窃难之，而曾谓可以易致也？呜呼！此仁圣精微之辨，固有待于讲明，而必折衷于夫子欤！仁圣博施济众，请即夫子之言而申之。谓仁圣别乎？尧舜性之，所以为圣，而仁覆之功用，后世无及也。然则有同欤？曰「必也」，曰「何事」，夫子奚为截然不肯少紊，而真若仁之别于圣者，是可不深求其故耶？盖尝泛观之天下，舟足以航川，而施之陆则不行；葛足以当暑，而施之寒则无补。则所施者，有病于博。大明普照而蔀屋弗睹，阳和发育而寒谷或凝，则所济犹有慊于众。然则施之博，济之众，此固仁道之极致，而皇皇之四达者也，固仁者之至愿，而所欲之不存者也。举而谓之仁，夫岂不可，然而固有次第也，固有分量也，则岂容于不讲耶！今夫自一念之爱，推而达之一身，而支体发肤之无遗育；自一身之爱，推而达之一家，而父子兄弟之无异和；又自家而国，自国而天下，先后之不同科也，厚薄之不同品也。其次第固如此，而岂易致耶！岂曰仁而已耶！夫苟非泊然无意于斯世者，则皆知所以求仁也，而爱天下利生民之深心，固有伦类之不通而不能推者矣。或勉强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固有推之而不能远，远之而不能尽者矣。迟速不论也，久近不论也，其分量如此，又岂易致耶！岂曰仁而已耶！是故非圣人不足以尽仁，而苟未至于聪明睿知而达天德，则所施之博，所济之众，诚不敢知也。惟夫与造化同功，与万物同体，其德盛，其化神，有所不为，为之而行，有所不动，动之而克，所谓保合太和之功用，不于此观而奚观哉？呜呼！此固圣人事也，而圣人每难之，何也？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而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吾犹有愧焉故也。且尧舜之性之，较之汤武之身之，犹有间也，而无告之不虐，困穷之不废，嘉孺子而哀妇人，甚者有苗之弗率，盖终尧舜之世不能相忘于大顺，而犹有待于禹。论至于此，则博施济众岂易致耶？以尧舜犹病之心观之，岂亦曰仁而已耶？嗟夫！三代而下，非无志于仁者也，固有殚所利以为恩，捐所与以为惠，而不能周普者矣。虽有贤君，仅致小康，而求其如三代亦难矣，况尧舜之敢望？盖非不足于仁也，而不足于圣也。虽然，有孔门之讲学，则尧舜可为也；讲学之不明，而推行之或紊，尚可语仁乎哉？夫子之示人，曰「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呜呼！此善推其所为。孟子所以有取古之人，而尽己之忠，推己之恕。夫子他日以一贯之旨启子贡者，盖深警乎此也。然则后之法尧舜者，夫亦自吾推之而已矣。谨论。

论曰：王制之不存，固君子之所惜；王制之仅可考，亦君子之所幸也。天下之理，已废者无据，而有證者可推。周之礼，其废于王辙之东也，宜若无有存者也；周之书，其存于侯国之藏也，固亦有可考者也。即其书以推其礼，由其义以求其制，有圣贤者出，则一王之法尚冀其举而行之。君子无志于斯则已，苟有志于斯也，安得不于所深惜之中，致其所甚幸之意欤！韩宣子以晋之臣而致鲁之聘，其请观太史氏之书者，非徒博古也，盖观礼也。有《易》之象，足以探是礼之原；有鲁之《春秋》，足以志是礼之变。得其所非望，而满其所甚欲，奋然曰：「周礼尽在鲁矣」。呜呼！周礼果在鲁乎，愚不得而知；周礼其不在鲁乎，愚亦不得而知也。然而君子曰：「是秉周礼者也，是天下所从资礼乐者也」。若然，则岂但尽在鲁哉！虽断之以尽在是可也。抑观入春秋以来，隐、桓争立，而嫡庶之大法不立矣；仲子兼赗，而夫妇之大伦不正矣；即位不告，而君臣之大义不明矣。况于文物之微，度数之末，一非成王、周公之旧，礼恶在也？宣子之言，无乃尔是过欤？噫！我知之矣。《诗》、《书》非为泰和计也，而观《诗》、《书》者，可以知唐虞、成周之泰和。周之班爵禄，非以有籍而加损也，而苟去其籍，虽博物如圣贤，不能言其详。盖古人之大纲小纪至纤悉也，而或剥蚀毁裂之馀，有非臆见之所能定，而古人之残编断简，若甚粗矣，而其本末源流，庸有可以义起也。此宣子所以动心于《易》、《春秋》之观，而奋然以为周礼之尽在于鲁也欤。夫《易》何为者也？肇伏牺而成于文王。当是时，周之礼未备也，是何文王于倥偬不暇给之日，而为是迂缓不切之务耶？若《春秋》则鲁史尔，其诸侯之策书赴告无国不纪也，而岂复周公制作之初哉？诚以文王之造周，其精微之蕴，皆写之于《易》，而后世之变法改制者，即《春秋》可以知其故也。象于《谦》而制礼，象于《豫》而作乐，象于《萃》而享帝立庙，此《易》也。而其大者，自乾坤一画而天地之尊卑以定，高卑之贵贱以位，周之礼非可即是以探其原耶？书六羽，则八佾之僭礼见矣；书三望，则卜郊之失礼见矣；书丘甲，则制贡之非礼又见矣。至于朝聘会盟以邦交书，蒐苗狝狩以国事书，禘雩烝尝以时祭书，周之礼非可即是以志其变邪？礼之未作，必有以求其原之所自来；礼之既失，必有以稽其变之所自始。自本及末，皆有考焉，此宣子之所深幸也。嗟夫！成周一王之制，万世不刊之典也，必待其人而后行。昔者周公之相成王，极其精神心术之运，寓之文物度数之间，虽与天地相为终穷可也，奈之何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矣。有宣王出，则古可复也。平王东迁，而周道益微矣，出而复之者谁乎？是责非宣子之所能胜任也，而已非宣子之所能忘情也。玉帛以相见而典籍之是观，宣子之志笃矣。慨叹深惜之馀，而奋然以为犹尽在是，庶几周礼之有考，而来者之可俟也。未几而孔氏出焉，有其德，无其位，彷徨四顾，卒于赞《易》而修《春秋》，兹非宣子之志邪？不然，孔氏得时，亦尝有志于夏殷之礼也，之杞之宋，曾无文献之足徵也，则固不能言之也。卒有得于夏时坤乾之书，则即其义与其书以言之，况宣子也！然而《连山》、《归藏》，与周之《易》而三者也，而鲁不之藏；晋《乘》、楚《杌》，亦与鲁之《春秋》而三者也，而宣子不之观。是又何说欤？兹非孔氏之杞之宋之意欤？天下故曰：鲁有道之国也。晋之宣子聘鲁，有书可观；吴之季札聘鲁，有乐可观。诸国无之，而鲁有之，是可幸也；然鲁有之而不用之，亦可惜也。孔子生于鲁矣，而道不行，宣子何责焉！后乎几千百年，而河汾之士乃欲执此以往，则又可重叹也。谨论。

桥曰浮虹，循旧名也。上高治北而市南，一溪自万载发源，合新昌水于两间，下走高安。湖广商旅之所经，耆保之期会，井邑之聘问，有无之懋迁，举此问津，无所济者，则病涉之叹作。昔造舟为梁，命曰通济。嘉定改元，令尹赵君伉夫剔敝取新，侈其壮也。越是年辛未夏瀑涨，浸坏以沈，盖有溺焉者，顾暂不得展布。属守宰更新，上下方棘于财，租入必藏，则爰立乃仓；释奠有期，则爰修乃学；宾馆无所，则爰缮乃驿。绪如缲茧，焉得力而给诸！谋之鄱阳马君朴，慨然领其事，稽赵君故籍，得浮屠氏优婆塞以董之，召父老、谕士民而相之。度材鸠工，经始于六月甲申，越九十日癸酉梁成。为舟二十，舟率四丈有四尺，两舟相距率二丈有二尺有半，广丈有六尺有奇。藉以枋，视其广；维以索，视其长。舟两端为艽，防风雨之浸淫也；方隅为阑，约车马之失坠也。丹雘以涂之，粉白以章之，炤映炳明，如幻如画，遂为一邑之奇观。人物会通，气象融结，名实不浮，士女填满，聚观以乐。既奏功，俄有曳杖而歌曰：「柱施朱兮画骈舟，螮蝀衡兮贯中流。不搴裳兮不濡轨，盍行歌兮来游」。少焉，有舟出于磐石之中，倚声而歌，若和者焉，清越而长，如出于云间。试听之，若曰：「南濒北岸兮烟水阔，蜺露背兮浴明月。敖仙跨鹤兮观厥成，吹玉笛兮渡林樾」。又歌曰：「了事兮痴儿，不日兮成之。携手兮同归，邦人兮所思」。予顾谓马君曰：「予二人代庖于此，辄冒焉举行，今也幸而集，一不集，贻笑罔极，非痴与」？马君曰：「不为亭榭游观而施实德于民，岂不贤于济溱洧以乘舆者哉！使天下吏皆痴，则事亦无不辑者矣」。予感其言，故为书谂来者。马君年未冠，亚里选，由大学始得一官，方将有为于时。予老矣，卜筑林下，欲归而未能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