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圣《礼记》者，世儒之所称《小戴礼》也。古者《礼记》百三十一篇，皆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自高堂生传礼，瑕丘萧奋以《礼》至淮阳太守。奋以授后仓，仓说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曲台者，汉殿名，在未央宫。仓在曲台校书著记，因以为名。仓以授梁人戴德延君，戴圣次君。德号大戴，为信都太傅；圣号小戴，以博士论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礼》有大戴、小戴之学。以余所考于班固之说如此。而或者遂以大、小戴为伯仲，谓德为伯氏，圣为仲氏，故伯曰延君，而仲即曰次君，而不知其非也。观于《隋书·经籍志》云：「梁人戴德及德从兄子圣」，则知小戴者，德之从兄子，非伯仲也。《志》又云：河间献王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百三十一篇，向因次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氏《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二篇，凡五种，合共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繁重，合为八十五篇，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于是为大戴之学者，谓之《大戴记》，为小戴之学者，谓之《小戴记》。沿及汉末，马融传小戴之学，融又作《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为四十九篇；而郑康成受业于融，又为之注。今之所传《小戴记》四十九篇者是也。后世唯郑注立于国学，至唐孔颖达作《正义》，而小戴注疏单行于世，遂无复有为大戴学者矣。自有宋以来，诸经集注皆有成书，独小戴一编阙焉未备，虽言礼之家不乏，而求其精详不易，与程、朱之《易》，朱子之《诗》并垂不朽者，竟不可得。即朱子为经传通解，以《仪礼》为经，《礼记》为传，而又博采他书以附益之，遂尽失其本经之旧。以之考礼则有馀，以之穷经则未足。余故就小戴正文列为二十卷，以存其旧，而叙其端委，以俟后之君子云。

《月令》者，古相传周公所作也。独至后汉郑康成，则以为吕不韦所说。今《吕氏春秋》皆载《月令》一篇。康成之意，以三王之官有司马无太尉，太尉者，秦官也，故以为不韦所作。然以今观之，《月令》一书，其于天时人事以及夫动植飞潜一名一物之细，无不推考其理，以究其至精至微之极，信非圣人不能作也。大抵不韦氏之书多捃摭古人，稍加缘饰，以为己作，安知太尉之官非不韦故为参错，以伪乱真，使后世深信不疑，以为此真吕氏之书耶？至唐开元中，诏集贤学士李林甫、陈希烈、徐安贞、直学士刘光谦，齐光乂、陆善经、修撰官史元晏、待制官梁令瓒等注解。自第五易为第一，遂以冠《礼记》之首，其于是编尊信诚隆。然其附益时事，改易旧文，则殊失古初之旧矣。至有宋太宗皇帝淳化初，判国子监李至请复行郑注，未果；至真宗皇帝大中祥符八年，龙图阁待制孙奭上言，以林甫等抉擿微瑕，蔑弃先典，方今儒业大兴，宜复旧式，乃缮写郑注《月令》一本，乞付国子监颁行，以格于晁迥等议，复寝不行；及仁宗皇帝景祐二年，直集贤院贾昌朝复请行郑注，始从之。故今世《月令》郑注多别行。夫以千载相传，历代大儒所定正注释之经，而后之人必妄为穿凿傅会，以快一时之私见，迨有圣主贤臣、名儒硕学者出，终必溯其源流，返之古昔，而一时师心臆说究同弃屣，则亦何益之有哉！予故识其兴废之由，以贻后之君子有所观省，以为好事妄作者之鉴云。

余自少时诵习《五经》，朝夕寻讨，虽不能穷其微奥，而䌷绎经旨，玩味注疏，圣贤述作之意，略可了然于心目之间。即有阙文疑义，皆可付诸传信传疑之例，无烦后人借手矣。独《礼经》一编既离析为三，而士子传习者则又独宗《礼记》。夫礼者，天经地纪之所系，而民生日用之所不可斯须去者也。不唯学者童而习之，白首而不倦，即编户无知之氓，亦所视为准则，使得晓然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大义，得以自安其出入作息之天，而一遇夫冠婚丧祭之事，皆自然有所范围，而无敢过，无敢不及。斯则圣人制作之意也。乃今篇简视他经既已浩繁，而开卷已来，略无伦次，令读者既苦于记忆，而未曾读者，则茫然无涯涘可寻。是此一书，但可以使贤知者究其精微，而不能使愚不肖者共其行习，何怪乎礼数不明，而徒使此经虚悬于天下，则岂圣人制作之意哉？予自既习此经后，常为反覆综核，将以类聚群分，使之各有归宿。及他日读《朱子语录》，有曰：「魏徵以《小戴礼》综汇不伦，更作《类礼》二十篇，数年而成，太宗美其书，录置内府，今此书不复见，惜哉」！予乃伏而叹曰：「有是哉，郑国公其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乎！今不复见，则良可惜也」。一日，过郡城，见旧书肆中有残编数帙，题曰《魏徵类礼》，稍检视之，则小楷精抄，而漏痕蠹迹多见剥蚀。急售而归，翻阅终编，则见其伦次井然，各以类从，既无混淆，又无絓漏，其于原经不增减一字，而上自庙廷，下至乡党，吉而冠婚，凶而丧祭，阅之则一目瞭然，考之则有条不紊，诚斯须之不可去者也。就其残缺字迹，依经补缀。整理既完，乃遂奉为拱璧。每朋好过从，辄出而示之。或曰：「此民生日用之所当共习者也」。或曰：「此书已置内府，兵燹数更，久为灰烬矣，安得复出自人间哉？此必赝本也」。予曰：「唯唯。真本既不可复见，后人复能为之，则赝本即不啻真本也」。予第喜其为《类礼》耳，其为郑公与否无问也。且郑公之本已亡，后人能续郑公之意而为之书，即以质之郑公，郑公应亦首肯也。于是为之序，以识其末云。

予既得魏郑公《类礼》，终日诵习，并与友朋讲论其次第伦叙，以考究其先后缓急、轻重大小之义，并其经权常变之宜，而或时有不解于心者，辄复思得义疏观之，而后庶几慊于心。夫《类礼义疏》者，常山公元行冲之所作也。行冲名澹以，字行晋，封常山郡公，乃其所著《义疏》，亦久不复见人间矣。因窃叹夫夏鼎商盘之属，年世遐邈，此真不可复得之数。若夫秦汉以来古器法物，犹时时散落民间，顾在有心者购求之，则得之于万一，亦世事之所或有者耳。况乎开元至今，相去不过数百年，而篇简所存，既非盗贼之所歆羡，而君子见之，则必为之珍护宝贵而传留之。盗贼不羡，则无争夺损灭之患；君子之所宝贵，则无毁伤弃掷之忧。倘幸而不投之烈焰，不饱之蠹腹，安知不如孔壁、汲坟之复出于世乎？时藏之于心，遇旧学闻家好古敦儒之士，必咨访焉。一日，书贾吴氏翁缄书一箧，奉而前，曰：「闻吾子索此久矣，此天之所以赐吾子也」。启箧而观之，则《类礼义疏抄》也，乃厚其值，拜而受之。嗟乎！天下事，患志之不坚耳，苟坚其志以求之，虽数所不可得，力所不可致者，天直为之相协焉，阴骘焉，又况其数之所可得，力之所可致者乎？方开元时，玄宗皇帝以魏郑公所撰《类礼》，命常山公集学者撰义疏，公于是引国子博士范行恭、四门助教施敬本检讨刊削，勒成五十卷。开元十四年八月上之。时张燕公说驳之曰：「今之《礼记》，是前汉戴德、戴圣所编录者，历代传习，向已千年，著为经教，不可刊削。至三国时，魏孙炎尝改旧本，以类比次，事同抄书。此固先儒所深非者，故其书后世皆不行。用至贞观中，魏徵乃因炎所修更加整比，兼为之注，太宗虽厚加赏锡，其书亦不立学官。今行冲等取徵所注，加以疏释，勒成一家，然与先儒篇第乖舛，章句隔绝，失其本真，若欲颁行，事有未可」。于是玄宗乃以其说为然，遂亦赐常山公等绢二百匹，以其书贮之秘府，不得立于学官。常山公痛世儒排己，使其书不得行于世也，乃著论以自释，名之曰《释疑》，以自陈其著书之意。予每读而悲之。其辞曰：客问主人曰：「小戴之学行之已久，康成诠注见列学官，传闻魏公乃有刊易，又承制旨造疏将颁，未悉二经孰为优劣」？主人答曰：「小戴之《礼》行于汉末，马融注之，时所未睹，卢植分合二十九篇而为说解，代不传习。郑絪子干师于季长，属党锢狱起，师门道丧，康成于窜伏之中理纷挐之典，志存探究，靡所咨谋，而犹缉述忘疲，闻义能徙，具于郑志。向有百科章句之徒，曾不窥览，犹遵覆辙，颇类刻舟。王肃因之，重兹开释，或多改駮，仍按本篇；又郑学之徒有孙炎者，虽挟元义，乃易前编。自后条例支分，箴石间起，马胄增革向逾百篇，叶遵删修仅全十二。魏公病群言之错杂，䌷众说之精深，经文不同，未敢刊正，注理暌误，宁不芟砻。成毕上闻，太宗嘉赏，赉缣千匹，录赐储藩，将期颁宣，未有疏义。圣皇纂业，耽古崇儒，高曾规矩，宜所修袭，乃制昏愚，甄分旧义。其有著遗往说、理变新文，务加搜穷，积稔方毕，具录呈进，敕付群儒，庶能斟详，以课疏密。岂悟章句之士坚持苦严，特嫌知新，悫欲仍旧，沉疑多月，摈压不申。优劣短长，定于通识；手成口答，安敢铨量」。客曰：「当局称迷，傍观见审，累朝诠定，故是周详，何所为疑不为申列」？答曰：是何言欤？谈岂容易。昔孔安国注壁中书，会巫蛊事起，经籍道息，兄臧与之书曰：「相如常忿俗儒淫词冒义，欲拨乱反正而未能果。然雅达通博，不代而生，浮学守株，比肩皆是。众非难正，自古而然，诚恐此道未申而以独智为议也」。则知变易章句，其难一矣。汉有孔季产者，专于古学；有孔扶者，随俗浮沉。扶谓产云：「今朝廷皆为章句内学，而君独修古义。修古义则非章句内学，非章句内学则危身之道也。独善不容于代，必将贻患祸乎」？则知变易章句，其难二矣。刘歆以通书属文待诏官署，见《左氏传》而大好之，后蒙亲近，欲建斯业，哀帝欣纳，令其讨论，各迁延推辞，不肯置对。刘歆移书责让，其言甚切，诸博士等皆忿恨之。名儒龚胜，时为光禄，见歆此书，乃乞骸骨；司空师丹，因大发怒，奏歆改乱前志，非毁先朝所立。帝曰：「此广道术，何为毁耶」？由是犯忤大臣，惧诛求出，为河南太守；宗室不典三河，又徙五原太守。以君宾之著名好学，公仲之深博守道，犹迫同门朋党之议，卒令子骏负谤于时，则知变易章句，其难三矣。子雍、规元数十百件守郑学者，时有中郎马昭，上书以为肃谬。诏王学之辈占答以闻，又遣博士张融案经论诘。融登召集，分别推处理之是非，具《圣證论》，王肃酬对，疲于岁时，则知变易章句，其难四矣。卜商疑圣，纳请于曾舆；木赐近贤，贻嗤于武叔。自此之后，惟推郑公。王粲称伊洛已东，淮、汉之北，一人而已，莫不宗焉，咸云先儒多阙，郑氏道备。粲窃嗟怪，因求其学，得《尚书注》。退而思之，以尽其意，意皆尽矣，所疑之者犹未喻焉。凡有两卷，列于其集。又王肃改郑六十八条，张融覈之，将定臧否。融称玄注泉深广博，两汉四百馀年未有伟于玄者。然二郊之际，殊天之祀，此玄误也。其如皇天，祖所自出之帝，亦玄虑之失也。及服虔释传，未免差违。后代言之，思弘圣意，非谓扬己之善，掩人之名也。何者？君子用心，愿闻其过，故仲尼曰「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是也。而专门之徒，恕己及物，或攻先师之误，如闻父母之名，将谓亡者之德言而见压于重壤也。故王邵史论曰：魏晋浮华，古道夷替。洎王肃、杜预，更开门户。历载三百，士大夫耻为章句。惟草野生以专经自许，不能究览异义，择从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宁道孔圣误，讳闻郑、服非。然于郑、服甚愦之。疑郑、服之外，皆雠也。则知变易章句，其难五也。伏以安国《尚书》、刘歆《左传》，悉遭摈于曩叶，咸见重于来今，故知二人之鉴，高于汉廷远矣。孔季产云：物极则变，比及百年外，当有明直君子，恨不与吾同代者。于戏！道之行废，必有时者欤？仆非专经，罕习章句，高名不著，易受轻诬。顷者修撰，殆淹年月，赖诸贤辈能左右之，免致愆尤。仍叨赏赉，内省昏朽，其荣已多，何遽持一己之区区，抗群情之噂𠴲。舍勿矜之美，成自我之私，触近名之诫，兴犯众之祸，一举四失，中材不为。自用韬声，甘此沉默也。其所为《释疑》之辞如此。呜呼！观常山公之言，亦可知贤人君子著书立说之苦心，将以诱来世，诏无穷，使之家行而户习，乃一旦格于时论，使其书之沉沦湮没，不得显其辉光，衣被后学，不得已而自写其胸蕴，以抒其愤懑不平之气，亦所以求谅于后世之贤人君子，为之显微阐幽，而使之不终于湮没也。今于数百年后，幸而得之，此非人力之所可致，而非天之相协之，阴骘之，其势固有所不能。予是以敬承天之所赐，而并列其事与其辞，以备载于编端，俾传之于世之贤人君子，思所以显微阐幽，上达朝廷，颁行天下，使得家行而户习，则文、武、成、康之世，其复见于今日，庶不负魏郑公与常山公诱世之深心也夫。

昔司马文正公初于英宗朝纂历代史，为《通志》八卷，以献诸英宗，英宗悦之，命置局秘阁续其书。及神宗即位，赐名《资治通鉴》，御制文以为之序。元丰七年，书成上之，诏曰：「敕司马光：《资治通鉴》成事。史学之废久矣，纪次无法，论议不明，岂足以示劝惩、明久远哉。卿博学多闻，贯串古今，上自晚周，下迄五代，发挥缀缉，成一家之书，褒贬去取，有所据依。省阅以还，良深嘉叹。今赐卿良绢、对衣、腰带、鞍辔马，具如别录，至可领也。故兹奖谕，想宜知悉。冬寒，卿体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今考之《本纪》，《通鉴》之成，盖十二月戊辰也。衣物锡矣，又重以冬寒数语，恩宠稠叠之隆，君臣一体之谊，岂非文正忠君爱国之心有以格之，而君心自感于不自知，动于不容己者哉！自《通鉴》之书作，非仅仅纪言纪事之文，其所以正千万世之人心，而维持其世道者，非小补也。此盖自《春秋》以后，仅有此书者也。虽继此有紫阳之《纲目》，其于例为益显著，于义为益精微，而要其源流所自，则文正固实为之权舆也欤！恕不佞，少从游于蒙斋滕先生之门，先生固紫阳高第弟子也。每日晡，辄为恕辈说《纲鉴》，并为叙其渊源，以追溯文正之功。恕请新诸板而识其私淑之意于其后云。绍熙癸丑春正月，新安金恕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