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已申司农，乞将向日凡言两浙水利文字，付臣看详，或召言者询问，如实利便及其人可任使，乞令分头主管官员，依部役官举人，依曹孝立例请给受。候兴修，随功利大小等第酬奖之。

天下之利莫大于水，水田之美无过苏州。然自唐以来，经营至今而终未见其利者，其失有六。今当去六失而行六得。所谓六失者：一曰苏东枕海，北接江。说者谓东开昆山之张浦、茜泾、七丫三塘而导诸海，北开常熟之许浦、白茆二浦而导诸江似矣。不知此五处者，去水远则百里，近亦三四十里，地形高者至七八尺。方水盛时，决之或入江海，水稍退，则向之东导者反西流，欲北者反南下。故自景祐以来，屡开无效也。二曰苏之厌水，以无堤防也。故昆山、常熟、吴江皆峻其堤岸，设官置兵巡治之。不知塘虽设而水行于堤之两旁，何益乎治田？故徒有通往来，禦风涛之小功，而无卫民田、去水害之大效。三曰昆山之下驾、新洋、小虞、大虞、朱塘、新渎、平东、戴墟等十馀浦，或欲决之使入松江。不知诸浦虽决，未能使必泄于江也。何则？水方汗漫，与江俱平，虽大决之，而堤防不立，适足通潮势冲急耳。四曰古者设望亭堰以禦常州之水，使入太湖，不为苏害，是望亭堰不可废也。不知苏聚数郡之水，而常居其一。常之水数路，望亭居其一。岂一水能为苏患耶？故堰废则常利而苏未有害，堰存则苏未利而常先害矣。是治苏州之水不在乎望亭堰之废否也。五曰苏水所以不泄者，以松江盘曲而决水迟也。古之曲其江者，所以激之使深也。激之既然久，其曲愈甚。故漕使叶内翰开盘龙𣿬，沈谏议开顾浦，谓松江之曲若今槎浦及金灶子等浦皆可决也。是说仅为得之，但未知苏之水与江平，决江之曲足以使江水趋海，未能使田之水必趋于江也。六曰议者谓苏本江海陂湖之地，自当容数郡水，不当尽为田。故国初税才十七八万石，今乃至三十四五万石，是障陂湖而为田之过也。不知国初逃民未复，今尽为编户，税所以昔少今多也。借使变湖为田，增十七八万为三十四五万，乃国之利，何过之有！且今苏州除太湖外，止有四湖。常熟有昆、尚二湖，昆山有阳城湖，长州有沙湖。是四湖者，阔不过十馀里，其馀若昆山之斜塘、大泗、黄渎、夷亭、高墟、巴城、雉城、武城、夔家、江家、柏家、鳗鯏等瀼，常熟之市宅、碧宅、五衢、练塘等村，长洲之长荡、黄天荡之类，皆积水不耕之田也。其水深不过五尺，浅者可一二尺。其问尚有古岸隐见水中，民家阶甃遗址在焉，故其地或以城宅为名。尝求其契券以验，皆全税田也，是本古之良田而今废之耳。已上六说者，皆偏论也。必欲治之，当去其六失，行其六得：一曰辨地形高下之殊。苏州五县号为水田，其实昆山之东接于海之冈垄，东西仅百里，南北仅二百里，其地东高西下，向所谓东导而水反西流者也。常熟之北，接于江之涨沙，南北七八十里，东西仅二百里。其地皆北高南下，向所谓欲北导而水反南下者也。是二处皆为高田，而昆山冈身之西抵于常州之境，仅一百五十里。常熟之南抵于湖秀之境，仅二百里。其地下皆为水田，高田常欲水，今水乃流而不蓄，故常患旱也，水田常患水。今西南既有太湖数州之水，东北又有昆山、常熟二县冈身之流，故常患水也。但水田近于城郭，为人所见，而税复重；高田远于城郭，人所不见，而税复轻，故议者惟知治水也。二曰求古人蓄泄之迹。今昆山之东，地名太仓，俗号冈身。冈身之东有一塘焉，南彻松江，北过常熟，谓之横沥。又有小塘，或二里三里，贯横沥而东西流者，多谓之门，若所谓钱门、张冈门、沙堰门及斗门之类是也。夫南北其塘，则为横沥。东西其塘，则为冈门、堰门、斗门者。是古者堰水于冈身之东，灌溉高田，而又为冈门者，恐水之或壅则决之，而横沥所以分其流也。故冈身之东，其田尚有丘亩沟洫之迹在焉。是皆古之良田，因冈门坏不能蓄水，而为旱田耳，此治高田之遗迹也。若夫水田遗迹，即今昆山之南所谓下驾、小虞等浦者，皆决于松江之道也。其浦之旧迹，阔者二十馀丈，狭者十馀丈，又有横塘以贯其中而棋布之。是古者既为纵浦以通于江，又为横塘以分其势，使水行于外，田成于内，有圩田之象焉。故水虽大而不为田害，必归于江海而后已。以是推之，则一州之田可知矣。古苏州五门，旧皆有堰以堤防，则水无所潴，故设堰以防其入于城也。至和二年，吕侍郎开昆山塘，得古闸于夷亭侧，是水不乱行之明验也。及夫堤防既坏，水行田间，有所潴容，故苏州得以废其堰，而夷亭亦无所用其闸也。民间利其浦之阔，攘其旁以为田，又利其行舟之便，决其堤以为泾。今昆山诸浦，间或为小泾，名某家泾、某家浜者，皆破古堤而为之也。浦日坏，故水道日湮；泾日多，故田堤日坏，而荡然遂为陂湖矣。今秀州滨海之地，皆有堰蓄水。而海盐一县，有堰近百馀所，此其遗法也，独苏州坏之耳。三曰治田有先后之宜。地势既如彼，古迹又如此，今惟先取昆山、常熟向所谓高田者，一切设堰潴水以灌溉之。又浚其沟洫，使水周流以浸润之。立冈门以防其壅，则高田常无旱患，而水田亦减数百里流注之势。然后取今所谓水田者，除四湖外一切罢去，某家泾某家浜之类，循古人遗迹，或五里七里而为一纵浦，又七里或十里而为一横塘。因横塘之土以为堤岸，使塘浦阔深而堤防高厚。塘浦阔深则水流通而不能为田害也，堤岸高厚则田自固而水可壅而必趋于江也。然后择江之曲者，若所谓槎浦、金灶子浦而决之，使水必趋于海。又究五堰遗址而复之，使水不入城。是虽有大水，不能为苏患也。如此则高低皆利，而无水旱之忧。然后仿钱氏遗法，收图围之利，养撩浅之卒，更休迭役以浚其高田之沟洫，与水田之塘浦，则百世之利也。四曰兴役任贫富之便。苏州五县之民，自五等以上至一等不下十五万户，可约古制而户借七日，则岁约百万夫矣。又自三等以上至一等不下五千户，可量其财而取之，则足以供万夫之食与其费矣。夫借七日之力，故不劳。量取财于富者，故不虐。以不劳不虐之役，五年而治之，何田之不可兴也？五曰取浩博之大利。苏州之地，四至馀三百里，若以开方之法而约之，尚可方二百馀里。为田六同有畸，三分去一，以为沟池城郭陂湖山林，其馀不下四同之地，为三十六万夫之田。又以上中下一易再易而去其半，当有十八万夫之田，常出租税也。国初之法，一夫之田为四十亩，出米四石。则十八万夫之田可出米七十二万石矣。今苏州止有三十四五万石，借使全熟，则常失三十四万石之租。又况因水旱而蠲除者，岁常不下十馀万石，而甚者或至蠲除三十馀万石，是则遗利不少矣。今诚得高低皆利而水旱无忧，则三四十万之税必可增也。公家之利如此，则民间从可知也。六曰舍姑息之小惠。是议之兴，难者必曰：「向者苏州或治一浦，或调一县，而役一月，则民劳且怨矣。今欲尽一州之境，役五县之民，五年而治之，其工力盖百倍于向时。是役未兴，而数千百万之民已呶呶矣，非养民之道也」。曰：向者之兴役也，多兴于大水方盛之际。是时公私匮乏，疾疠间作，故民劳且怨也。今议于平岁无事之时，借力以成利，何劳怨之有？传曰：「使民以时」。又曰：「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又曰：「悦以使民，民忘其劳」。是虽至治之世，未尝不役民以使之也。惟近世不求所以养之之道，使跻于庶富。但务其姑息之末，使至于饥饿而不能相生，然后又从而赒之，故上乏而下益困。有可以除数百年未去之患，兴数百里无穷之利，使公私皆获其利，岂可区区计国家五岁之劳，惜百姓七日之力耶？

治田利害，大槩有七。一、论古人治低田高田之法。昔禹之时，震泽为患，东有冈阜，以隔截其流。禹乃凿断冈阜，流为三江，东入于海而震泽底定。震泽虽定，环湖之地尚有数百馀里可为田。而地皆卑，犹在江水下，与江湖相连。民既不能耕殖，而水面又平阔，足以容受震泽下流，使水势散漫，而三江不能疾趋于海。其沿海之地，亦有数百里可为田，而地高仰，反在江水上，与江湖相远。民既不能取水以灌溉，而地势又多西流，不能蓄聚春夏之雨泽。是以环湖常有水患，而沿海常有旱灾。古人遂因其地势之高下，并之为田。其环湖卑下之地，则于江之南北为纵浦，以通于江。又于浦之东西为横塘，以分其势，而棋布之，有圩田之象焉。其塘浦阔者三十馀丈，狭者不下二十馀丈。深者二三丈，浅者不下一丈，古人所以使塘浦深阔若此者，盖欲取土以为堤岸，堤岸高厚足以禦其湍流耳，非专为决积水也。故古者堤岸高者，须及二丈，低者亦不下一丈。借令大水之年，江湖之水高于民田五七尺，而堤岸尚出于塘浦之外三五尺至一丈，虽大水不能入民田也。民田既不容水，则塘浦之水自高于江，而江之水亦高于海，不须决泄而水自疾趋矣。故三江常浚，水田常熟。其冈阜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得畎引以灌溉。此古人浚三江治低田之法也。所有沿海高仰之地，近于江者，既因江流以畎引，近于海者，又有早晚两潮可灌溉，故亦于沿海之地及江之南北，或五里七里而为一纵浦，又五里七里而为一横塘。港之阔狭与低田同，而其深往往过之。且高阜之地高于积水之处四五尺至七八尺，绕于积水之处四五十里至百馀里，固非决水之道也。然古人为塘浦阔深若此者，盖欲畎引江海之水，周流于冈阜之地，虽遇大旱，亦可车畎以溉田，而大水之岁，积水或从此而泄耳，非专以决低田积水也。至于地势西流之处，又设冈门、斗门以潴蓄之，是虽大旱，冈阜地皆可耕。此古人治高田蓄雨泽之法也。故低田常无水患，高田常无旱灾，而数百里之地常获丰熟矣。二、论后世废高田低田之法者。古人治田，高下既皆有法，是时田各成圩，圩必有长。每一年或二年，率逐圩之人修筑堤防，浚治浦港，故低田之堤防常固，旱田之浦港常通也。至钱氏有国，而尚有撩浅指挥之名，此其遗法也。洎乎年远法坏，其水田之堤防，或因田户行舟之便而破其圩，或因人户侵射下脚而废其堤，或因官中开淘减少丈尺（曾见小虞浦及至和塘，并阔三二十丈，屡经开淘之后，今小虞浦阔十馀丈，至和塘阔五六七丈矣。），或因田主只收租课而不修堤岸，或因租户利于易田而故要淹没（吴人以一易再易之田，谓之白涂田，所收倍于常稔之田，所纳租米亦依旧数，故租户乐于间年淹没也。），或因边圩之人不肯出田与众做岸，或因一圩虽完旁圩无力而迁延隳坏，故堤防尽坏，而低田漫然复在江水之下也。每春夏之交，天雨未盈尺，湖水未涨二三尺，而苏州低田一抹尽为白水。其间虽有堤岸，亦皆狭小，沈在水底，不能固田。惟大旱之岁，常、润、杭、秀之田及苏州冈阜之地，并皆枯旱，其堤岸方始露见，而苏州低田幸得一熟耳，盖由无堤防为禦水也。低田既容水，故水与江平，江与海平，而海潮直至苏州之东一二十里之地，反与江湖民田之水相接，故水不能湍流而三江不浚。今二江已塞，而一江又浅，倘不完复堤岸，驱低田之水尽入于松江，而使江流湍急，恐数十年之后，松江愈塞，震泽之患不止于苏州而已，此低田不治之由也。其高田之废，始由田法隳坏，民不相率以治港浦，港浦既浅，地势既高，沿于海者海潮不应，沿于江者又因水田堤防隳坏水得潴聚田间，而江水渐低，故高田复在江水之上。至于西流之处，又因人户利于行舟之便，坏其冈门而不能蓄水，故高田一望尽为旱地。每至四五月间，春水未退，低田尚未能施工，而冈阜之田已乾坼矣。惟大水之岁，湖秀二州与苏之低田淹没净尽，则冈阜之田幸得一大熟耳。此盖不浚浦港以畎引江海之水，不复冈门以蓄聚春夏之雨泽也，此高田之废之由也，故苏州不有旱灾即有水患。三、论自来议者只知决水，不知治田。盖治田者本也，本当在先；决水者末也，末当在后。今乃不治其本而但决其末，故自景祐以来，谋议三四十年而苏州之水百未治一二也。惟嘉祐中，两浙转运使王纯臣建议，谓苏州民田一槩白水，至深处不过三尺以上，当复修作田位，使位位相接，以禦风涛，自无水患。若不修作塍岸，纵决尽河水，亦无所济。此说最为切当。又缘建议之时，正值两浙连年治水，不知大段擘画，令官中逐年调发夫力，更互修治，又不曾立定逐县治田年额，以办不办为赏罚之格，而止令逐县令佐槩例劝导，逐位植利，人户一二十家自作塍岸，各高五尺，而民间所鸠工力不多，不能齐整，借令多出工力，所收之利不偿所费之本，兼当时都水监立下官员赏典不重，故上下因循，未曾并聚公私之力，大段修治。臣今欲检会王安石所陈利害，却将臣下项擘画修筑堤防以固民田，则苏州水灾可计日而取效也。议者或谓曩年吴及知华亭县，常率逐段人户各自治田，亦不会烦费官司，而人获其利。今可举行其法以治苏州水田，不须重烦官司也。曰：苏州水田与华亭不同。华亭之田，地连冈阜，无暴怒之流，浚河不过一二尺，修岸不过三五尺，而田已大稔矣。然不踰三五年间，尚有湮塞。今苏州远接江湖，水常暴怒，故昆山、常熟、吴江三县堤岸高者七八尺，低者不下五六尺，或用石甃，或用桩筱，或三年一治，或年年修葺，而风涛洗荡，动有隳坏。今若以华亭之法治之，或水退之后一二年间暂获丰稔，盖不可知，求其久远之效则不可得也。且以华亭之法，而治苏州之高田则可矣，若治苏州水田，譬之以一家之法而治一国，其规模法度则近之，至于措置设施则大小不可同也。臣今穷究古人治田之本，委可施行。若令臣先往两浙相度，不过订之于诸县官吏，考之于诸乡父老而已。夫诸县官吏乍来倏去，固不若臣之生道乡里，世为农人而备知利害也。父老之智，未必过于范仲淹、叶清臣。即仲淹、清臣尚不能窥见古人治田之迹，父老安得而知？伏望令臣到司农寺陈白，委不至有误朝廷。四、论治田之法。总而论之，则瀚漫难行。析而论之，则简约易治。何也？今苏州水田，最合行修治处，如前项所陈，南北不过一百二十馀里，东西不过一百里。今若于水田之内，循古人遗迹，五里一纵浦，七里一横塘，不过为纵浦二十馀条，每条长一百二十馀里。横塘十七条，每条长一百馀里。共计四千馀里，每里用夫五千人，约用二千馀万夫。故曰总而言之，则瀚漫难行也。今且以二千万夫开河四千里而言之，分为五年，每年用夫四百万，开河八百里。苏、秀、常、湖四州之民，不下四十万。三分去一，以待高田之民自治高田外，尚有二十七万夫。每夫一年，借雇半月，计得四百馀万夫，可开河八百里。却以上项四百馀万夫，分为十县，逐县每年当夫四十万，开河八十里。以四十万夫分为六个月，逐县每月计役六万六千馀夫，开河十三里有零，以六万六千夫分为三十日，则逐县每日役夫二千二百人，开河一百三十二步。将二千二百人又为两头项，只役一千一百人，开河六十六步。虽县有大小，田有广狭，夫有众寡，大率治田多者头项多，治田少者头项少，虽千百项可以一头项尽也。故曰析而论之，则简约易治也。如此而治之，五年之内，苏州与邻境之水田殆亦尽矣。塘浦既浚，堤防既成，则田之水必高于江，江之水必高于海。然后择江之曲者决之，及或开庐沥浦皆有功也。何则？江水疾趋故也。故曰治田者先也，决水者后也。江流既高，又究五堰遗址而复之，使水不入城，是虽有大水不能为苏患也。此治水田之大略也。其旱田则乞用上项一分之夫，浚治塘浦以畎引江海之水，又设冈门以潴春夏之雨泽，则高低皆治，而水旱无虞矣。五、论乞循古遗迹治田者。臣昨来所乞苏州水田一节，罢去其某家泾、某家浜之类，五里七里而为一纵浦，七里十里而为一横塘。因塘浦之土以为堤岸，使塘浦阔深而堤岸高厚，则水流通而不能为田害，田自固而水必趋于江。今具苏州、秀州及松江沿海水田旱田，见存塘浦港沥冈门之数，凡臣所能记者总七项，共二百六十五条。并臣擘画将来治田大约各附逐项之下，谨具下项：一、具水田塘浦之迹，凡四项共一百三十二条。一、吴松江南岸自北平浦，北岸自徐公浦，西至吴江口，皆是水田，约一百二十馀里。南岸有大浦二十七条，北岸有大浦二十八条，是古者五里而为一纵浦之迹也。其横浦在松江之南者不能记其名，在松江之北六七里间曰浪市横塘，又下北六七里而为至和塘，是七里而为一横塘之迹也。松江塘浦二十七条，并当松江之上流，只因久不修治，每遇大水，沈在水底，不能固田。议者不知此塘浦原有大岸以固田，乃谓古人浚此大浦只欲泄水，此不知治田之本也。臣今擘画，并当浚治其浦，修成堤岸，以禦水灾，不须远治他处塘浦求决积水，而田自成矣。一、至和塘自昆山西至苏州，计六十馀里，今其南北两岸各有大浦十二条，是五里而为一纵浦之迹也，其横浦南六七里而有浪市塘是也。其北皆为风涛洗刷，不见其迹，臣前所谓至和塘徒有通往来禦风涛之小功，而无卫民田去水患之大利者，谓至和塘南北纵浦、横塘皆废故也。今乞择其浦之大者，阔开其塘，高筑其岸，南修起浪市横塘，北则或五里十里为一横塘以固田，自近以及远，则良田渐多，白水渐狭，风涛渐小矣。一、常熟塘自苏州齐门北至常熟县一百馀里，东岸有泾二十一条，西岸有泾十二条，是亦七里十里而为一横塘之迹也。但目今并皆狭小，非大段塘浦。盖古人之横塘隳坏，而百姓侵占也。今乞择其大者，深开其塘，高修其岸，除西岸自擘画为圩外，其东岸合与至和塘北及常熟县南新修纵浦，交加棋布以为圩，自近以及远，则良田渐多，白水渐狭，风涛渐小矣。一、昆山之东至太仓、冈身凡三十五里，两岸各有塘七八条，是五里而为一纵浦之迹也。其横塘在塘之南六七里，而为朱沥塘、张湖塘、郭石塘、黄姑塘，在塘之北为风涛洗刷，与诸湖相连，不见其迹，今并乞开浚以固田。一、松江南岸自小来浦，北岸自北陈浦，东至海口，并是旱田，约长一百馀里，南有大浦一十八条，北有大浦二十条，是五里而为一纵浦之迹也。其横浦之在江南者，臣不记其名，在江北者七八里，而为鸡鸣塘、练祁塘，是七里而为一横塘之迹也。各是畎引江水以灌溉高田，只因久不浚治，浦底既高而江水又低，故常患旱。议者乃谓于此诸浦，决泄苏州、昆山、长洲及秀州之积水，是未知古人设浦之意也。今当令高田之民治之，以备旱灾，则高田获其利。一、太仓、冈身之东至茜泾约四五十里，凡有南北塘八条，其横塘南自练祁塘北至许浦，共一百二十馀里，有冈门及塘浜约五十馀条，今皆浅淤不能引水灌田。计在南北者，各长一百馀里，接连大浦，并当浚治，以灌溉高田。在东西者，横贯三重冈身之田，西连诸湖，若深浚之，大者则置闸㪷门，或置堰，而下为水函，遇大旱则可车畎诸湖之水以灌田。大水则通放湖水以泄田，而分减低田之水势。平时则潴聚春夏之雨泽，使冈身之水常高于低田，不须车畎而民田足用。一、沿海之地，至松江下口南连秀州界，约一百馀里，有大浦二十条，自松江下口北绕昆山常熟之境，接江阴界约三百馀里，有港浦六十馀条，是五里而为一纵浦之迹也。各是古人东取海潮，北取扬子江水灌田，各开冈阜之地，七里十里或十五里间作横塘一条，通灌诸浦，使水周流于高阜之地，以浸润高田，非专欲决积水也。其间虽有大浦五七条，自积水之处，直可通海。然各远三五十里至一百馀里，地高四五尺至七八尺，积水既被低田，堤岸隳坏，一时漫流潴聚于低下平阔之地，虽开大浦，其积水终不行远，从高处而流入于海。惟大水之年决之，则暂或东流耳。今大小浦并皆浅淤，自当开浚，东引海潮，北引江水以灌田。臣所擘画治苏州田至易晓也，水田则做岸防水以固田，高田则浚塘引水以灌田，此众人所共知也。但自来治水者，舍常而求异，忽近而求远，反谓做岸固田浚塘引水之说为浅近，而不肯留意，遂因循至此。今欲知苏州水田旱田不治之由，观此篇可见大略。古人因地治田之法，低田则阔其塘浦、高其堤岸以固田，高田则深浚港浦、畎引江海以灌田。后人不知古人固田灌田之意，乃谓低田高田之所以阔深其塘浦者，皆欲决泄积水也。更不计量其远近，相视其高下，一例择其塘浦之尤大者十数条以决水，其馀差小者更不浚治。及兴工役，动费国家三五十万贯石，而大塘浦终不能泄水。其塘浦之差小者，更不会开浚也。而议者犹谓此小塘小浦亦可泄水，以致朝廷愈不见信，而大小塘浦更不浚治。积岁累年而水田之堤防尽坏，使二三百里肥腴之地，槩为白水，高田之港浦皆塞，而使数百里衍沃潮田，尽为不毛之地，深可痛惜！臣窃思之，塘浦非天生，非地出，皆人力所为也。然自国朝统御以来百馀年间，大者间或浚治，其馀塘浦，官中则不会浚治。今当不问高低，不拘大小，亦不问可以决水与不可以决水，但系古人遗迹而非私浜者，一切并合公私之力，更休迭役，旋次修治。系低田则高作堤岸以防水，系高田则深浚沟浦以灌田，其冈身西流之处，又设斗门或冈门或堰闸以潴水。如此则高低皆治，而水旱无忧矣。

今天子即位之三年春二月乙巳，广州新城成。其谋之于龙图直学士吕公居简之为经略，而考之于太原王公靖之为转运使也。吕公之治广，常患旧城不足以容民，而议为西城者，皆以地处卑薄、毁民居者众，而不可为者。久之，因得郡治之东古城之遗址，将以益城为请。会移荥阳，朝京师，遂上其事，天子可其奏。诏以王公经始而责成焉。命下之日，公即约古制，调广民而借其力得七十万，售材于属县得八万，为甓于北山得五百万，皆因民之愿为浮图者，请于上，得钱五千万，以给其费。始于二年之十月庚子朔，而成于是。凡为日一百二十有六，为城袤四里，为濠以环其外，为楼橹五十有一，为门二，实旧濠之两端，合子城而为一。初役之兴，议者皆谓籍列郡之材，积数年之功而后可成。及是，不资于公，不取于民。工虽踰时，而民之出力远者不过十日。故广之民见役之兴，而不知其力之劳；列郡之民见城之成，而不知其役之兴。议者始服以信。呜呼！何始虑之精而收功之易耶！宋兴，天下威德及远，四夷万里之贡，不绝于道。广虽限在岭徼，百年之内无鸡鸣犬吠之警。近者十五六年，諰諰然日忧屠僇之惨，燔灭之暴。兹城之成，稚老相庆，固已按堵而无虞矣。夫兴大役而不扰于上下，及其已成，一州之民得以去危厉之忧，而获安全之幸，其为利固岂小哉！亶既乐闻朝廷悯仁元元，思有以豫防其患，而又服公敏于有为，故其用力少而成功多，宜有以诏于后，敢记其岁月云。时熙宁三年四月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