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夫政亦多故也，岂孝能尽之哉，取其诚而已矣。夫人之为善不因于名，必因于利，名、利虽不同，均于有所因也，且作而有所因，已非诚之所欲为也，求其成功亦难矣。故圣人以孝为德之本，是欲诚于德也。仁义礼信非无益于德也，四者施之于外也，故有假之者焉，有强之者焉，有不得已而为之者焉，安能为德之本欤？若夫孝，则施于亲而已矣。此生于性而根于心中之所乐，为精神之至，无往而不得也，岂有取于名利哉？凡为孝而主于名利，是以孝欺其亲者也。此众人之孝，非圣人之所谓孝也。今人之所争，而古人之所耻，何暇及于政哉？知府承议才识高明，所居必化，德泽深厚，久而不忘。天下知公之善治也，孰知其所以然哉？士大夫相传公善事父母，既极其敬，又尽其爱，虽饮食起居不忘其亲。既壮将老，慕之益至，而乡人知之者益稀。夫为之既至，而知之者稀，是为其实而不为其名也，是能至其诚者也，于从政何有？故昔为广都县，遭岁旱蝗，苗将槁矣，公祈于神，潜取蝗吞之，大雨立作，蝗虫尽死，谷亦大丰。及为威州，夷人数千相聚叫号，一郡奔骇，有欲以兵攻之。公曰不可，乃单骑过桥，究其所因，谕以祸福，人人感激，拜跪而去。二者不诚而能之乎？因公之行，书以为别，使天下知孝之有益于政者本乎诚，而今所能行之者自公始。

五运六气之说，不见于儒者之六经，而见于医家之《素问》。夫《素问》乃先秦古书，虽未必皆黄帝、岐伯之言，然秦火以前、春秋战国之际，有如和缓、秦越人辈，虽甚精于医，其察天地阴阳五行之用，未能若是精密也。且夫寒暑、燥湿、风火者，天之阴阳，三阴三阳，上奉之。木火土金水者，地之阴阳，生长化收藏，下应之，而五运行于其间，即五行之化气也。天数中于五，戊居之，地数中于六，巳居之，戊、巳，土也。化气必以五六，故甲巳化土而居于其首。土生金，故乙庚次之；金生水，故丙辛次之；水生木，故丁壬次之；木生火，故戊癸次之。此化气之序也。地之三阴三阳亦五行尔，而火独有二，五行之妙理也。盖木王于东，火王于南，金王于西，水王于北，而土王于四维。戊附于戌而在乾，巳附于辰而在巽，而未之对冲在丑，故辰戌丑未寄王之位也。未在西南，其卦为坤，其时为长夏，以其处四时之中，吕氏《月令》谓之中央土。此土正王之位也。春木生火，秋金生水，冬水生木，而夏火制金，生气绝矣。惟土王于西南，然后以火生土，以土生金，四时之序，循环不穷。然火方王于午，土遽王于未，则火气必耗，故君火以名，其气温而未热，相火以位。与太阴同处未申之间，奉君令以行暑气，于是火不耗于土，不屈于金，故丙盛则庚伏。此火所以独分君、相之位也。天气始于甲，地气始于子，子甲相合命曰岁立，日行四周而为二纪。天以六为节，故气以六期而为一备；地以五为制，故运以五岁而为一周。运统一岁于四时之表，气分六位于一岁之中，风雨、燥湿、寒暑，其应有候，其至有期。然用以占焉，往往不效，非《素问》之无验，用其说者知常而不知变故也。凡物理有常必有变，虽天地之运动、往来、消息、盈虚，可以逆其必然者常也；若其变则无所不至，可知而不可必也。尝试即其常而言之，五太之运是为太过，其至先时；五少之运是为不及，其至后时。惟平气则不疾不徐，其至以时，其大略如此。火运上临少阴，水运上临太阳，木运上临厥阴，金运上临阳明，土运上临太阴，谓之天符。木运临卯，火运临午，金运临酉，水运临子，土运临四维，谓之岁会。五太与在泉气同，谓之同天符，五少与在泉气同，谓之同岁会，苦是者其气和。土运上见少阳，金运上见厥阴，谓之运刑天，若是者其气乖。此皆五运之常也。主气各居一步，厥阴主初，少阴、少阳次之，太阴、阳明又次之，太阳主终。六位不迁，客气与岁推移，子岁太阳之水为初，丑岁厥阴之木为初，迭相往来。而少阳为气之初，乃在太阴之后，半岁已前，司天主之，半岁已后，在泉主之。其大略如此。若其情则有相得不相得，其位则有顺有逆。相得者木火相临，火土相临之类也；不相得者金木相临，水火相临之类也。父临子则顺，木居少阳之位是已；反此则寒，水居金位，斯逆矣。君临臣则顺，君火居少阳之位是己；反此则相火居君火之位，斯逆矣。此皆六气之常也。及论其变，则有正有邪，于是有变有胜，有复有郁，有发有淫。有承当时而行者正也，非时而行者邪也；当时而行其过则为变，非时而行其至则为胜；其救则为复，抑而不伸则为郁；郁而怒起则为发，陵其所胜则为淫；极而必反则为承。假如太角之化为启，坼而变为摧拉；太徵之化为暄，燠而变为炎烈，正化之为变者然也。少角木气不足，清胜而热复，少徵火气不足，寒胜而雨复，邪化之正复然也。寒甚而无阳焰，是为火郁；热甚而无凄清，是为金郁，抑而不伸者然也。水郁而发则为冰雹，土郁而发则为飘骤，郁而怒起者然也。风淫所胜则克太阴，热淫所胜则克阳明，陵其所胜者然也。相火之下，水气承之，湿土之下，风气承之，极则有反者然也。然摧拉之变，不应普天，悉皆大风；炎烈之变，不应薄海，悉皆燔灼；清气之胜，不应宇宙，无不明洁；雨气之复，不应山泽，无不蒸溽。郁也、发也、淫也、承也，其理皆然。凡此者其应非有候，则有不时而应者矣；其至非有时，则有卒然而至者矣。是故千里之远，其变相似者有之；百里之近，其变不同者亦有之。即其时、当其处、随其变而占焉，则吉凶可知，况《素问》所以论天地之气化者，将以观其变而救民之疾也。夫大而天地，小而人之一身，五行之气皆在焉。天地之气有常无变，则人亦和平而无疾；天地之气变而失常，则疾厉之所从出也。是故木气胜则肝以实病，脾以虚病；火气胜则心以实病，肺以虚病。此医者所能致察，儒者不得其详也。至于官天地、理阴阳、顺五行，使冬无愆阳，夏无伏阴，春无凄风，秋无苦雨，和平之气行于两间，国无水旱之灾，民无妖孽之疾，此儒者所当致察，医家未必能知也。《素问》亦略言之矣。五行之精，是为五纬，与运气相应，有岁星，有辰星，以察其行之逆顺而占其吉凶。然必曰德者福之，过者罚之，则是运气之和平而为休祥，有德者召之也，运气之乖疾而为灾眚，有过者致之也。虽然，其说略而未详，吾儒之经则详矣。《洪范·九畴》始于五行，中于皇极，终于五福六极。圣人建极于上，以顺五行之用，是以天下之民有五福而无六极。有五福皆可以康宁矣，无六极皆免于疾病矣。此其道固有行乎运气之外者，是谓大顺。成周之时尝见之，《由庚》之诗作，而阴阳得由其道；《华黍》之诗作，而四时不失其和；《由仪》之诗作，而万物各得其宜。此建皇极、顺五行，使民有五福、无六极之验也。是故《素问》方伎之书，而《洪范》则圣人经世之大法也。知有《素问》不知有《洪范》，方伎之流也；知有《洪范》不知有《素问》，儒者或病焉。

圣人处纷乱之中，欲有所为，未尝不先为之谋也。其谋之不在乎他，在乎所存而已。故谋之甚雄，则其所存愈高，谋之甚大，则其所存愈厚。古之人有行之者，太公是也。太公之隐居也，优游于渭水之间，以义自持，以道自重，而无所苟于俗。观其所为，非徒自守而已，此其中必有所谋也。何以言之？夫商之衰，天下之厌乱也久矣，以太王、王季之德而犹未足以有天下，尽君臣之分，人知其不可也。当此之时，欲出而为之倡，与天下决夫去就之义，则非镇重而可信者不能使之皆然也。然则太公之所为，求以服天下之心而系天下之望邪。昔者颜渊问仁，夫子曰：「克己复礼，仁也，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问其目，夫子曰：「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嗟夫！此夫子之所以训颜渊者，乃以太公之谋欤。夫非礼勿言，及其言也，天下莫不服其言；非礼勿动，及其动也，天下莫不服其动；非礼勿视，及其视也，天下莫不服其视；非礼勿听，及其听也，天下莫不服其听耳。言动视听既为天下之所服矣，其欲起而有所为者，天下其谁不从之？此所谓天下归仁欤。呜呼！以颜渊之资，加之数年之力以行夫子之言，天下不足定矣。不幸短命而无以遂其志，故颜渊死，夫子哭之恸，凡以此也。后世独诸葛亮深知其谋，以为可用，故坚卧于南阳，而以忠信仁义闻于天下。惜夫刘备见之甚晚，举天下之众已臣服于曹操，而后方有所为，故其业卒不能振。然观其初起之日，东附于孙权，西起于刘璋，张松、法正皆弃其故主而乐为之用，以败亡羁旅之人，不逡巡而跨有荆蜀，亦未始不由此也。由此观之，太公之谋皆为于未起之前，而非为于已起之后也。世俗不察，以为太公游说诸侯不遇，而卒归之文王，以司马迁之雄而犹有惑于此，安知所以为太公欤？夫所以为太公，以其德之可信也。太公既游说诸侯，则亦浮躁苟且之所为也，天下安取信哉？盖战国之士假此以自申也。魏曹操之王，荀攸、贾诩皆当世之谋臣也，出奇定策，诩又居多。而君子之论以诩为劣，盖其不能自重而轻于进取，是以进退无常而其德不足以服人，君子卑之，以为非深谋真智之所存也。然以太公之才而为贾诩之徒欤，故论太公之所存。

尝观成、康之时，《诗》、《书》所载，君臣相与赓歌敕戒者，何其盛邪！求其言，知其志，得其志，见其为人。盖其言忠信，其志宽厚，其人远大，故其莅俗为政，明而不苛，大而有礼，能使天下释然归向于道德之域，则轻利而重义，贵诚而贱诈，乃知周公之兴，而世之所以长且久矣。后读《周官》，见其制作之意，益知成、康之俗其所以敦重粹美者，又皆周公之所为也，故尝以古之圣人思虑之深而见识之远者，未有过于周公也。《周官》之法，自天子、诸侯及大夫、庶士、商贾之卑，仆妾之贱，皆有分守；自庙社、宫室及车舆、衣服，圭璧之奉，笾豆之荐，皆有度数。其为法虽严，而其为情甚厚，故君之与民也分愈疏而情愈亲，势愈远而心愈近。疏而远者所以为不敢犯也，亲而近者所以为不忍志也。不敢与不忍之心作，而天下知事上之义，此周公制作之所以长且久也。自周之衰，春秋之时，天下之乱盖已久矣，诸侯犹知尊王为资其奸谋，诈术无国不有，而作一不义，则四方解情。齐桓、晋文皆依放仁义，以尊周为名而霸有天下，故韩宣子聘鲁，见《春秋》乃知周公之德，其以此哉。惜乎，管、蔡不足以知圣人，而妄意周公之所欲为，亦已愚矣。以今观周公之所为，则当其时岂以得天下为美哉？假令周公而有天下，南面称王，方是时也，将有为邪，则非君人之道也；将无为也，则天下孰能行其志耶？圣人有欲治天下之志，而无欲得天下之心，苟可以得行其道，虽人臣之贱不辞也。盖世之所谓贵贱者，特出于古人为之以役制天下也。从众人以观之，是诚足以贵贱之矣；自圣人而观之，是岂能为贵贱哉？圣人之贵贱，无宁以性之厚薄而道德之存亡乎。道德足乎己，则虽有天下者无以加，而又肯以人贵人贱，求自别于世乎？周公不有天下，而后之言至治者皆以周公为宗师，则圣人之所贵可知矣。

知人虽难，而用之亦未易也，始能知之，则终能用之，使之各尽其才，而无有馀不足之病，斯以为善用人矣。若知而不用，则如无知，若用而不当，则如无用。昔李广以出奇之才而不及大用，天下多伤之，是岂知用才之意欤？且文帝固尝言之矣，以广生高帝时，万户侯不足道也，然世不察，以帝知广之才而不能用，此岂文帝之意哉！广之为人也，多奇而易穷，轻变而无重。方高帝时，四分五裂之时也，天下之人救左则失右，救右则失左，方是时也，李广可以或出而立奇功。若天下既平，而持权用兵乃大将之事也。此惟隐厚有谋，然后中当世之用，固非广之所长矣。向高帝方扰攘之间，所以深信而屡用，□□□□之谋，覆秦诛楚而卒有天下，其君臣相得，亦已至矣。及天下已安，吕后问帝后事，则陈平智有馀，难以独任，而在周勃，以其厚重少文而足以安刘氏。且平无攘天下之资，而又非有韩、彭之志，帝安得而疑之，亦以其不时而已矣。盖用智则伤谲，好奇则多危，此可以治乱而不可以守成，故高帝之所不与也。然则文帝之不用李广，盖谓此邪。王者之师必出于万全，故其有事则先胜而后战，然犹惧其不足用也，故三令而五申之，先之以盟誓，重之以劝戒，制法谨严则坚不可犯。是以其止如山，其行如川，其徐如林，其疾如雷，故师出而无敌于天下，此穰苴所以胜于未战也。将果可以无法乎？今广之用兵则不然，其行无部曲，战无行伍，屯无刁斗，守无捍卫，此林谷散斗之法，所将不过千人足矣，过此其能为之乎？春秋之时，楚师救郑，过险不整，姚句耳尚知其无能；秦师伐郑，入险而脱，王孙满犹知其必败。且列国之帅一不重固，则覆亡之不暇，况天下之大，而数奇安可为万全计，宜文帝之所不欲也。

颜渊有言：「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然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盖道有小大，有正变，学之者自小以及大，自正以及变。然不可以遽至，必有叙而后进之、引之，以至于其极而后已，所谓循循然善诱人也。孔子阨于陈、蔡，召弟子而问之，颜渊曰：「不容何患，不容然后见君子」。夫子与之，已而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不曰仰之弥高乎？子曰：「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欤，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终身诵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不曰钻之弥坚乎？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闻诸夫子，亲于其身为不善者不入，如之何子之往也」？不曰瞻之在前，忽然在后乎？回之不容何患，其心固善矣，不容然后见君子，则必有见而后乐也。道无外也，必待有见而后乐，是未之见者不乐也。故曰皆不及门。人能不以外饰为患，至于不忮不求，亦足矣，此特忘物而志于道可也，其于得道而存物未能也，故曰「何足以臧」。不善者不入，以为君子言也。至于忍人则不然，盖有恃而为之者矣。磨之不磷，涅之不缁。安往而不可哉？弟子之求夫子期于前也，不知夫子之及后也。盖有所恃也，彼能得其所恃，必不正也，虽变可为也，是皆有之，以至其极而后已也。昔孔子之教人必循而后进之，后之学孔子者，亦必循而后进可也。杨君名循，求字于余，字之曰伯成。盖权利之不能倾也，群众之不能移也，天下之不能荡也，夫是之谓德操。德操然后能定，然后能应，夫是之谓成人。此道之极也，不循无以至焉。

求安在于无心，不能无心，虽止不安；求隐在于无名，不能无名，虽藏不隐。盖有心则思，思则为物之所役；有名则显，显则为物之所迫。人之生也，其大拟乎天地，其明并乎日月，其序通乎四时，可谓盛矣，而卒至于愚死者，累于物也。万物纷纭，亦各生其生也，人乃以意好之。好而得之，以欲败性；好而失之，以念困神。得失皆苦，何如无心？万物皆归于我，吾且受之；万物皆求于我，吾且与之。如是则是非迭作，荣辱交起，忧患具至，何如无名？且形自道而生，有生则道有其寓；道因形而寓，有寓则形有其神。然形岂能神哉，道使之然也。及神去灵绝，而形与物俱弊，形何有于我哉？以是思之，形固不足有矣。形且不足有，何用于有心；心且不足有，何用于有名？如是则知所重矣，知所重则物外矣。佛之言得安隐，以此哉。先生舜臣作室于洛都之中，号曰安隐堂，其亦知所重邪。吾尝观之久矣，疏通豁达，柔内刚外。与人无间，而未尝求于人；于物无恶，而未尝着于物。贫富得丧，听其自来，信其自去，未尝留意于其间。优游里闾，与俗上下，人谓之同也，不知其有所异，人谓之流也，不知其有所止。嗟夫！此其庶几乎。虽然，能无心矣，能无心之心乎？能无名矣，能无名之名乎？道至于此而后备，宜复以是求之。

嘉州东枕大江，面高山，江山相阨，沙石溃散，山势骨立，直起如壁，横截如城墙。山之上长松脩竹，翘耸偃亚，罗列如画。南扶九顶，北倚龙岩，西望峨眉，俯清流及城市，舟楫楼台，出没高下，皆在目前。邦人王子厚筑室于其间，轩阁台榭，虚明洞达，四时相与，友爱者无非风云雪月，其所得之志可谓清且远也。然士大夫多目为谢安东山，而余深窃怪之。昔者王裕之清脩寡欲，心薄于名利，道德高远，羞视权贵，退居吴兴，舍淳山中，时号为王东山，及其子孙三世皆贤。众不取诸此，而反慕谢安之所为，岂以其功名之誉、声色之奉为可乐耶？功名势也，声色欲也，势不如道，欲不如德。此富贵之士逐物以为乐，而性不与焉，非天下之至乐也。当时则荣，没则遂已。若夫虽死而尤存者道德也，况所谓荣者本乎俗，而非达者荣之也；所谓存者自其性，非众之所不忘者存之也，岂可同日而语之哉？且性无外也，无待于外而自足，或有取于山焉，以其高洁安静有似乎性也。今居山林之间，而或有功名声色之慕，是志乎物也。夫物不可必以得为喜，则失之必忧，忧喜迭作，阴阳皆伤。求得而患，至其为乐也安在？子厚以书求为记，因以是告之。其言非邪，宜安于诸君之说也，无俟乎记可也；若犹是也，愿学裕之之为人。然子厚，贤者也，必以予言为当也。谨名曰王氏至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