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以来，民多游荡，趋末者众，贫富不均。今井田久废，复之必难，旷土颇多，辟之为利。且劝课非不至而尚多闲田，用度非不省而未免收赋。地各有主户，或无田产。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雨露降而岁功不登，寒暑迁而年谷无获。富者益以多畜，贫者无能自存。欲望令天下荒田，本主不能耕佃者，任有力者播种，一岁之后，均输其租，如此乃王化之本也。

夫冀北、燕、代，马之所生，胡戎之所恃也，故制敌之用，实资骑兵为急。议者以为欲国之多马，在啖戎以利，使重译而至焉。然市马之费岁益，而厩牧之数不加者，盖失其生息之理也。且戎人畜牧转徙，旋逐水草，腾驹游牝，顺其物性，由是浸以蕃滋也。暨乎市易之马，至于中国，则絷之维之，饲以枯稿，离析牝牡，制其生性，玄黄虺隤，因而减耗，宜然矣；又不同中国之马，服习成性，食枯刍，处华厩，率以为常，故多生息，日无耗失。古者田赋之法，六十四井出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万井，除山川、城池、邑居、苑囿三十六万井不输赋外，六十四万井出戎马四万匹，兵车万乘，此赋马之数也。诸侯大者马四千匹，兵车千乘，故称千乘之国。卿大夫大者马四百匹，兵车百乘，故云百乘之家。则天下之广，诸侯之众，戎马之赋多矣。是以唐尧暨晋皆处河北，而北狄不能为患，由马之多。此马并取于田赋，又不闻市马于外也。洎秦坏井田，汉兴阡陌，兵车不取田赋，戎马悉从官给，是以匈奴历年为患，由马之少也。故晁错说文帝劝农功，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谓免三人甲卒之赋也。至武帝，七十年间，众庶街巷有马，千百成群，乘牝者摈而不得会聚，此则马皆生于中国，不闻市之于戎也。今军伍中牝马甚多，而孳息之数尤鲜者，何也？皆云官给秣饲之费不充，又马多产则羸弱，驹能食则侵其刍粟，马母愈瘠，养马之卒，有罪无利，是以驹子生乃驱令嗅灰而死。其后官司知有此蠹，于是议及养驹之卒，量给赏缗，其如所赐无几，而尚习前弊。今窃揣量国家所市戎马，直之少者，匹不下二十千，往来资给赐与，复在数外，是贵市于外夷而贱弃于中国，非理之得也。国家纵未暇别择牝马，以分畜牧，宜且减市马之半直赐蓄驹之将卒，增为月给，俟其后纳马即止焉，则是货不出国而马有滋也。大率牝马二万而驹收其半，亦可岁获万匹，况复牝又生驹，十数年间马必倍矣。昔猗顿，穷士也，陶朱公教以畜五牸，乃适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间其息无算，况以天下之马而生息乎？

昔李悝有言曰：「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无伤而农益劝」。所谓民者，谓士工商也。晁错亦云：「欲民务农，在于贵粟」。盖不可使至贱，亦不可使至贵。今王者之都，万众所聚，导河渠，达淮海，贯江湖，岁运五百万斛以资国费。此朝廷之盛，臣庶之福也。近岁以来，都下粟麦至贱，仓库充牣，露积红腐，陈陈相因，或以充赏给，㪷直十钱，此工贾之利而军农之不利也。夫军士妻子不过数口，而月给粮数斛，即其费有馀矣。百万之众，所馀既多，游手之民，资以给食，农夫之粟，何所求售？况夫西抵三峡，南极荆湖，包举江吴，旁达浙右，历风涛之险，踰岁月之期，始达建安军，历楚、泗，溯汴流，以达于京师，其没溺耗损，亦已多矣。凡运米一斛，计其费不啻三百钱，侵耗损折，复在其外。而挽船之夫，弥涉冬夏，离去乡舍，终老江湖，亦可伤矣。夫其粮之来也至重至艰，官之给也至轻至易，岁之丰俭，不可预期，傥不幸有水旱之虞，卒然有边境之患，其何以救之？古者有九年之蓄，谓之太平，水旱人无菜色，盖谓天下之民，皆有九年之蓄，非专谓兵食也。诸军傔人旧日给米二升，今若月给赋钱三百，人心乐焉。是一㪷为钱五十，计江、淮运米工脚，亦不减此数。望明敕军中，各从其便，愿受钱者，若市价官米斗为钱二十，即增给十钱，裁足以当工脚之直，而官私获利。数月之内，米价必增，农民受赐矣。若米价腾踊，即官复给粮，军人粜其所馀，亦获善价，此又戎士受赐矣。不十年，官有馀粮，江外之运，亦渐可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