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尝谓治时不若治法，治法不若治人。时有废兴，法有利害，人有贤不肖，此三者，百王不易之理，治乱安危之所由出也。然天下无不可为之时，亦无不可行之法，而有不可用之人。是以古之君子进而抚世，观时变通而审吾所以扶衰救弊之方，非法之难，而用人之为难。切观熙宁之初，兴滞起废，典章文物，大小备具。阁下亲与神考左提右挈，刬削蠹弊而更新之。自是以来，学者溺于私意，三十年间，一时人物，更五六变。方绍圣、崇宁、大观时，学士大夫皆幸公之不用，海内惜之。而某私为阁下庆者，以神考之经制作法，遭世难险，与时消亡，而阁下之废兴用舍随之。同时谋谟辅弼，销磨尽矣，阁下独康宁寿考，屹然为故国世臣。天其意者，岂非以阁下被遇先朝，固欲与熙宁、元丰法度相为存亡而留阁下以复起之耶？以今之视熙宁、元丰，人才进退，孰贤孰愚？法度纲纪，孰张孰弛？主威国势，孰强孰弱？兵民财食，孰登孰耗？起阁下于闲退之中，必将赋之以政，所以为此者也。夫以神考之厉精，阁下君臣之契，与名卿才大夫先后左右，如以石投水，然犹排去异议，赏罚利害，几成欲毁，如此其难，而况处其尤难者哉？某闻之道路，小者不可悉，而大者姑致其一二。爵禄名器，人主操柄，比来冒忝颇众，高牙大纛，剖城置邑，所以奖王功，而今例以恩泽得，此一难也。外戚之假宠借势，参预帷幄，新进书生翕然归之，此二难也。獐头鼠目子不顾分义，专务行险，以诋毁前辈，鬨然成群，势难与较，此三难也。财匮民困，边鄙空虚，上下公为欺蔽，下之情不得上达，此四难也。夫此四者，时之极致，法之至变。一朝而尽革之，则惧吾身之不安而不能以成功；坐视而莫之恤，则恐其滋蔓而卒至于不可救。前年，自门下擢庐江何公为左丞相，然庐江公，长者也，知因时而不知正法；往年自南方召清河张公为右丞相，然清河公，勇于救弊者也，能正法而不先于用人。故某谓今之世变法弊甚于熙宁之初。一朝天子赫然捐是四难者以付阁下而听所以为，不先登进人材，植立基本，未易轻议也。恭惟阁下少负英伟奇特之气，自入仕于今几六十年，练达世变，中间荣辱得丧，所以阅多矣。今也年高德劭，心平气定，乃落华取实之时，使之得位，必更工于其初，则广收英豪，建置忠良，基本立矣，然后可以有为。此某区区畎亩之怀，所愿一望见而一发其愤也。昔唐自肃、代之后，藩镇盛强，小大各拥兵专制，莫敢谁何。宪宗用赞皇公为相，一日易三十六镇，无敢动者。至其子德裕，才略智谋，无出其右，为奸庸所忌，流落不遇。逮晚节，武宗英断用之，出其绪馀，期月之间，平太原，取泽潞，异时骄将叛卒，指呼顾盼，畏慑震怒，如召奴隶。二李奇略，因难乃见。而某谓方天下业钜事丛时，皆得真才如斯人者任之，复何虑哉！我国家奕世承平，宏规远摹，度越千古，以主上之聪明独断，圣德方兴，固非晚唐之比。而阁下德望视赞皇父子无愧，而遭世文明过之。天将复兴于此，则众建君子而用智于四难者，斯适其时也。若某者，愚不知分，轻犯交浅之义，亦惟阁下始终察之而已。

古之圣贤自任以天下之重，虽功名富贵时有不同，至于进退行藏，不过一道，曰正而已矣。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徇身；天下无道，以身徇道」。夫惟时之必有治乱，道之必有兴废，而圣贤之有遇不遇也。是以古之人用则以正进其身，不用则以正明其道。昔者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汤使人以币聘之，伊尹曰：「我岂若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也」。又曰：「我何以汤之币聘为哉」！伊尹非不知汤之必可与有为而欲亟售其身也，盖以为不能自重而轻以自徇人，则物重而己轻，物重而己轻，则人君亦将易之而莫之尊，惮道未及行而己先屈矣。故曰：「非其义也，非其道也，虽禄之以天下，弗受也」。夫惟处畎亩之中，以天下禄之而有所弗受，使一朝得君而信其说，则知其心不挟天下以自利也。故能以匹夫之贱，屈万乘之贵，举天下之大以听其所为，而不以为泰者，其道出于正故也。孟子曰：「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又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非不知时之不可为也，而每汲汲于求进，盖当时士大夫握腕而游说者，术有馀而道不足，苟可以邀利而求名者，率攘臂争先。杨、墨之徒又倡为邪说，以乱先圣之教，孟子以为不直其道，厉其言，则不足以决天下之聋瞽而反于见闻，恐先圣之道遂至于委靡而不复振也。故倾侧齐、梁之间，据礼以折右师之汰，抗词以伐臧仓之毁，其言峻发严厉，足以激末俗而振颓风。轲若得志，其功岂减伊尹哉！故伊尹处时之可进，而每事于退；孟子处时之可退，而每事于进。二人迹不同而同归于正，何则？伊尹先正其身而后行其道者也，故将进而先之以退；孟轲耻身退而道不明于天下者也，故处退而示之以进。将进而先之以退，不诎身以伸道也，故身益尊；处退而示之以进，不屈道以伸身也，故道益明。今夫功名富贵，人之所必争，而圣贤之所不能免者也。唯不以物累己者，贵身而贱功名，大我而小富贵。功名富贵一付之傥来，而不轻以身与之较，故己重而物轻。己重而物轻，则可富可贫，可贵可贱。富贵而身益尊，贫贱而道益明，此伊尹、孟轲之所以同归于正，无意于世而世归之也。后之君子则不然，其待物也重，而其所以待己也轻，道不足以胜己，己不足以胜物，己与物相战于荣辱利害之途，而卒为物所胜，则挟数任术以事攘夺，背师毁友以奉权势。如汉之平津、安昌侯辈，身为名儒，经术、爵位居当代之冠，观汉帝所亲款与时流所归重，必有大过人者，宜其正色慷慨，发明六经之蕴，足以救末学之弊而折奸雄之谋。然位至鼎辅，而身不免于阿私；口谈先王，而行有甚于垄断。唐之柳宗元、刘禹锡数子，才名擅天下，其议论文采固足以自立于世，然不能厚自溅拂，而见得忘义，附丽匪人，一跌而不复，发言怨刺，亦足以明浮议，是岂功名富贵误使之然哉？平津、安昌有其位，而不能以正守之，故志在持禄，而卒死于阿谀；宗元、禹锡有其才，而不知以正用之，故轻以其身为人用，而终亦见弃于世。是数者，皆负能为之才，乘可为之势，惜乎不知以正行之也。某生长村野，未尝获见天下伟人，自顾愚陋，何足以造古人之阃阈！然自少稍知读书，尝闻父师之教曰：「吾乡有老先生苏公者，其为人也，好学乐道，有伊尹、孟轲之风」。今虽不及见，其子东坡先生与黄门公，皆能以老先生之志行于天下，高气直节，凛乎在上。如巨山乔岳，虽不见其运动，而丰功厚利，赡足天下多矣。是以朅来京师，愿一望见之。而二公适在朝廷，幸今天子即位之始，稍欲收还故老大臣，尊礼而用之。二公德望在天下，凡忠臣义士举手相贺者，莫不以二苏为称首，庶几伊尹、孟子之志复申于今矣。惜乎未及用，而东坡先生遽厌世，公亦栖迟在外。夫公之遇不遇，四夷八蛮视之以为天下重轻。公岂求于世者？而天下望之如此。今虽不用公，如用之，亦未易浼而前也。彼用不用，于公何有哉！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配义与道，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夫守正行义，持之以不动心，而刚大之气遂至于塞乎天地，则举天下之大，孰为有重于我者？天下之大，莫有重于我，则公之处世岂不绰绰然有馀，而其志岂浅哉？观公正色立朝，而使奸人佞子屏气侧迹，知有畏惮，及一旦解绶去职，遗富贵如鸿毛，天下知与不知，莫不想闻其风槩。争自澡雪，唯恐有污于己者，可谓特立独行而无累于正矣。湘沅长沙，屈原、贾谊之所以辛酸愁苦而卒殒其生者也。而公涉岭万里，触冒瘴疠，困折百端，无一毫少挫，竟完节而归，翛然独居，释王公大人之尊，就颜回、原宪之乐，刚明之操，过乎屈、贾之上，岂非道足以驭气，气足以胜物，而所守独出于正者耶？昔宋广平治南海，开元召而相之，使六阍人逆之。比至，不交一言。广平惜一言之出，而天下之仕者，不敢不以正事其君。张曲江劝人主重名器，且云「羞与牛仙客辈等列」，虽以此疏外，而终唐之世，天下称曲江公而不名。仁贤之遇不遇，天也，岂一嬖人所能毁誉？二公亦知天命之在我而无与乎人言也，故能以正出处而不污其身。今公之进也以礼，而退也以义，进退行止一本于正，而不以贫富贵贱累其天真，上期合于伊尹、孟子，而下得遂广平、曲江之志，则公之处事，亦可以无憾矣。故某不自揆，辄举伊尹、孟轲与夫宋广平、张曲江以折公孙、张禹、柳宗元之徒，而试陈于执事，卒然不知其身之贱而言之僭也。伏惟执事才全而德不形，道大而不遗微细，感钟离之操，听越人之音，而怜其志在于父母之邦也，少加优容。他日使得问道于下风，不胜万幸。

教化之本莫大于厚风俗，风俗之本莫大于重名节。天下之士固有委之以利而不动，凌之以威而不惧，若是者，举世誉之而不加喜，举世非之而不加沮。使天下皆斯人之徒，则无畏乎风俗之不厚也。天下之所畏者，趋时附世之士，顾望诈谄之人，视俗好恶以为否臧，随时俯仰以为去就。使其徒得志于天下，上足以为朝廷衰乱之原，下足以为风俗夷陵之渐。是以古之圣贤小而处一乡，大而治天下，必使其人轻去势利，重惜名节而后已。何者？世之盛衰，视风俗之厚簿；风俗之厚薄，视名节之轻重。苟世虽盛也，而名节轻，则风俗薄而不救其所以乱；世虽衰也，而名节重，则风俗厚而不害其所以治。昔者东汉之末，学士大夫人人有轻势利之心，故鼎镬之威不能移忠臣义士之气。陈蕃、李膺之徒谈笑入狱，延颈就诛，有死而已，不能偷生以附权倖。其后曹公挟震主之势，高爵厚禄以招诱四方之豪俊，引之以名，委之以利；而犹不从，则挟之以威，胁之以势。然一鲁国男子慨然争之，以至终其身而不敢取。盖先王之泽虽衰，而烈士之风犹在。士之轻去势利而重惜名节，皆当世名卿才大夫有以倡之，故清议振于上而风俗厚于下。后之为士者不然。其视势利之崇，不啻太山之重，而弃名节不啻一羽之轻也。故其嗜利之心，如贩夫贩妇未尝有箱箧斗升之获，一朝而得十金，其素所蓄积者狭隘褊小，而卒然得之，自以为不赀之富，故其志小而易以利动。为士者既以此自丧，而上之人且从而市之。故愚以为名节之不重，始于士大夫重利太过；而名节之不立，始于为学者趋利太急。重利太过则失人，趋利太急则失己。失人则所得皆进取之士，其弊也害教；失己则循物而有苟得之心，其弊也害道。是二者，皆非所以厚风俗而立教化也。某不佞，窃有志于此久矣。顷者朝廷大明黜陟以赏罚天下之士，近自畿甸，远至郡国，崇饰学校，作新天下之材治，将有以振起末俗，追复三代之风。阁下以真材硕德实当其任，用是辄进其说于左右。夫簿书狱讼，俗吏之所为，而移风易俗，儒者之高致也。往时朝廷患学者之沦于习俗而不知正道，故设为庠序经术以教之。由是世之学者考古而不诡于圣人，见理而不溺于异说，可谓盛矣。自元丰以迄于今，三十年间，士风四变，大者乘利便以取世资，小者饰妖言以哗众听，求其守道纯正，足以激流俗而振颓风者，百无一二，岂人之节行固有时而轻重耶？夫三代之盛，略其文而责其行，取其实不取其华，处之以名利必争之地，而观其无奔竞欲得之心，故士惟务己而风俗自醇，侥倖不生而人知廉耻。今之垂绅󲦤笏从容于庙堂之上者，皆昔之草野饥饿之士，守死而不徇流俗之人也。然则使之一旦遭世变而处畏途，履危机而蹈水火，固知其不舍己而徇人矣。夫富贵爵禄，人之所甚好，而冻馁饥饿，人之所甚恶也。然义有取舍，则所就有重轻。使所好有甚于爵禄富贵，所恶有甚于冻馁饥饿，则宁冻馁而不为富贵，宁饥饿而不为爵禄。是何也？不以所重易所轻也。今之学者急于名利富贵之途，而重有饥饿冻馁之患，降志辱身以求媚于世者多矣。名节之不立，盖始于此。夫饥寒守死之士，进取者之所不屑，而王公贵人之所借以励天下者也。自阁下之来，蜀之学者，自布衣至于士大夫群至而杂立乎屏庑之下，贤不肖固不逃乎执事者之轻重。然其间卓然以清节自誓，足以副天子兴学置师与阁下推诚诱进之意者，将何人哉？某，眉之贱士也。自弱冠游学京师凡十年，自顾愚陋，不足以为当世取舍，故未尝辄求闻于缙绅先生。会去年春龙飞策士，陛下不以其微贱，擢之上第。今者幸得托炉锤之间，行将入仕，以成其所学于世矣。不识执事者将何以教之欤？夫千金之子志在于千金，则与之以百金而不动；万金之子志在于万金，则与之以千金而不顾。何则？其所挟者在于千金万金，而百金千金所不能动也。士之为己而能自重，其所挟持者远，则其所不屑者愈大，故举天下之大，而彼有所不屑焉，则其志又不特千金万金之比矣。古之人其取人也，必观其所不屑，然后许以名节；而士之自立于世，亦必能有所不屑，然后可与论名节。今世之狭小之士，内怀穿窬之志，外饰浅近之行，而曰我为名节者，皆忠实之士，是窃其名以自售也。其曰时有不得已而少贬焉者，非固守之士，是与世而俯仰者也。夫与世俯仰及窃其名以自售，使其人一日得志焉，则俗之败坏必始于此。故愚愿阁下留意于此焉。伏惟阁下望重而德尊，爱民而好士，宽厚忠义之资，足以消刻薄矫诈之风；公廉正直之操，足以激贪鄙侥倖之俗。士之进见者，皆释然有得于眉宇。此某之所以区区不能自已也。惟阁下怜其有志而怒其狂愚，取其一时之言而期之异日之效，则某望之于阁下，岂徒西蜀！盖将由是而达之天下，播之士大夫之间，举天下之众，皆知名节之为贵，则某之志于阁下，又将有大于此也。

某为儿时，常戏先生长老间，窃闻庆历中有古贤人曰范文正公，实乃心国家，得孟轲勇于义之道，盖三仕三逐，其节益高，终致大用，显名诸侯。缙绅士大夫借重引誉，想望风烈，以忠义自奋，迨嘉祐、治平间，以数十辈。是时文正公没已数十年，某儿戏未喻也。其后稍长，知读书，思昔日之言，而不及见其人，乃退而求其文，伏而读之，以考其终始大略。盖尝与晏丞相书，论天子率百官上寿东宫事非是，非所以尊人主而抑外家，且长外族强炽之渐，晏初不平之。是文正公为小官时，已有此志。且夫上寿，小事也，为天子礼，良不为过，且于国政似未有大利害，而必力争之，盖忠臣义士忧国爱君，深谋远虑，防微杜渐，信非鄙夫所能及此。故三仕三逐，终致大用，天下高之。自文正公后，正直之操，或起或仆，迨今五六十年，学者汩于势利，委靡偷惰，渐成党同伐异之风，如是者又将二十年。前年，阁下自近侍擢长柏台，乘士气彫敝之馀，朝野久不闻直声。一朝引义指摘开封尹、内侍之过，天子慨然感动，待以国士。阁下以道义自富，韬光晦迹，不求声名，迈往之气，老而后发，故少为流俗所知。一朝倡义，天下之聚而议者，所在成市。某辄从傍解之曰：「公固未易测也。意者先以忠信结上，将信而言，言而出，出而复用，而后以进退决之乎」？其后果数月而言，又数月而出，出数月而召。于是向之议者，皆释然曰：「公，庆历、嘉祐时人也」。某则又曰：「前日之言而出也，其责轻；今日之召而来也，其责重」。是何也？前日之言未甚行而出，其出也，阁下全一身之节，高举远引，而不与国是矣，虽不言，人谁吾责者？今日之召而来也，是天子以其言忠，是行也，不独用之，又将穷究其底蕴而后已，而天下亦以公之此来也，必能建功立业，兴利除害，援君子而排匪人，外爵禄而恶富贵，以社稷安危为任，以实前言。少有不副焉，则人人得以议其后，故其责也重。何者？去年夏秋之交，中外之士召者十辈。诏下之日，人有先到，欲留之人或逡巡不肯去，独阁下恳辞再三，自秋迄冬，阅时而后来。阁下要先洁其去就，不枉尺直寻，欲有以深藏而重发之者，是爵禄富贵不足以留阁下，而胸中之所成就者甚大，而不轻出之也。自拜命以来未两月，忠言嘉谟，启迪左右，所以卫社稷，安宗庙，排奸慝，辨忠良，某不得而知。然观今日倚任之寄，与中外属望之重，阁下君臣之间，必能心期嘿喻，而天下之势继自今，可以逆知其将如何矣。凡前代安危治乱之机，与当今扶危救弊之急务，阁下固已了然见于未萌，虽有高世绝俗之虑，无出于阁下所料明矣。然而君子小人势不两立，非不可两立，而不可两用。众君子虽用，而一小人存，犹足以胜众君子；一小人既进，虽竭众君子之力不能胜。西汉之衰也，其势在外戚，外戚不能独立也，寔吾儒有以助之；东汉之衰也，其势在内侍，禁锢之祸初不至是也，寔吾党之士有以致之。贡禹、稚圭身为儒臣，不能正言以杜其渐。其后京兆尹言之，王氏几败，而谷永、杜钦之徒反为凤计策，既诋章罪，王氏势益牢。其祸始于贡禹、稚圭，成于谷永、杜钦，至安昌侯而人主拱手矣。东汉之际，匹夫抗愤，义士激昂，以陈蕃、李固之忠正而辅李膺、范滂果敢奋厉之气，静而图之，岂无可乘之隙？张奂老于兵间，不能预备，反为人用。某谓西汉有可救之理而无其人，东京有敢为之人而非其术。然则众建君子以破小人之谋，而又审所以御之之术者，君子之道也。以《易》考之，君子之于小人，在《否》则包承之，在《夬》则刚决之。《否》之「初六」曰：「拔茅茹，以其汇，贞，吉亨」。「六二」曰：「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阁下顷年倾侧群枉之间，以正引类，小人初不之觉，诚得「包承」之道。今去否而处夬之时，然夬者，五阳而决一阴。今也君子未众，谓之否则不可，谓之夬亦不可，阁下独以台中一二君子决天下之小人，其势不绝如线，窃为阁下危之。且自元丰以来，人物大槩五变，未尝有人出一言而正名，曰某君子儒，某小人儒。而彼所谓君子小人者，皆邪人所指名以自为计，非天下之公议也。岂其识不明欤？抑君子小人之势既分，而己遂无容乎？所谓君子者，岂亦随时而变欤？方今圣德日新，阁下以道徇身，处弹击之地，稽之二汉，万无此理。然而君子求于国，必能明烛万全之理。譬如良医之治病，当于安乐强健之时，而逆知其所受病之由。今君子之道似胜矣，察其实而未之见焉，何以善其后？以至搜求奖拔之际，未甚明辨，何也？且所谓真君子者，果安在哉？某，落魄贱士，窃闻伯夷之风，念天下之太平，庶人商旅尚得谤于道而议于市，而况正途方辟，言路方开。阁下为天下之唱，鼓直气于偷惰委靡之后，人人莫不欲罄所有以承休德。退而思之，厥今天下，非阁下谁与归者！是以不避浮浅之议而试一鸣焉。且以圣明天子乐善不倦之美。伏惟阁下蕴西汉经术之富，而抗之以鲠亮；负东京名节之高，而济之以权衡。持之既久，而发之也迟，则破天下之党论，而速用其真所谓君子者。辨君子小人疑似未分之势，而正其始，而勿更以小人杂之，诚莫急于今日也。昔文正公之出也，门生皆去，而王质独送，或人怪之，质曰：「使范公它日作宰相，以直道忤时而出，质当送之海上」。质于文正公无一日之旧识也，诚有所感激耳，亦以坚文正公之心。今阁下难进易退，已有文正公之风，其将自此大用，用而不肯少屈，以始终文正公之大略，则某虽不才，愿附于质之义。伏惟加察，幸甚。

某才力寡薄，家贫无以治生。读书为文，皆出人下。自登仕籍，稍欲习知吏事，以效古人仕优之学。而初出官辄参剧府，果于自用，触冒官长之忌，以至困穷。逮来文台，而郡小事简，且专决于州长贰，掾属趋走其间，跼蹐莫敢可否，竟亦无所施其勤。窃谓古之君子应世出仕，自宰相而下，以至州县之吏，莫不皆有富贵利禄之私而无愧。昔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子路又问，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圣人之于政事，不求多言，致公尽正而终之以勤，使富贵利禄之私不能易吾公廉之节，此孔子之所以教二子也。公仪休相鲁，见织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晏平仲以妾不衣帛，马无食粟，每旦，待而举火者三百家。夫葵与织帛皆末节，待而举火亦细事，于二子之贤，未有大损益也，而前史列之为循吏首，孔子有取焉。盖公仪休志于不恤私家，而晏子以服勤治国，而先百姓之急，此所以世称贤相，显名诸侯也。今川蜀在诸道为远地，而利害界陕、益之间，土瘠民劳，虽列郡十数，大率皆山险僻陋。自州将而下，皆得就本路拟注。去朝廷既远，士大夫皆怀土重迁而见闻浅迫。其栖迟无聊者，类皆背公营私；而后生求进者，或掠美邀誉，不习世务。是以州县之吏好私而习惰。部使者每岁不过一再至，而畏途劳顿，亟来遽去。吏知使者之无留也，具文饰案，鬨然群集于前，以幸使者之不及。邮车未发，而无状之迹疑复旧矣。以山险陋僻之乡，养好私习惰之吏，而欲于遽去亟来信宿之间监其事之治否，民之休戚，何可得哉！自阁下到郡，某疏且贱，不获时通名于下执事。窃闻道路之言，皆谓阁下正心体国，尽公而继之以勤，盖尝面数人过失，使之自新，而不迫之于险。持公强明察之智，而行之以宽厚长者之道，于执事详而不苟，所至州辄久留，必欲究其利害而后已。故数年之间，一路清肃，君子爱之，小人化之，清节贤望懔懔，庶几公仪、晏子之遗风矣。若某非实能忘私也，而窃慕之。且仲尼之门，先政事而后文学，欧阳文忠公与客言，多吏事而不及文章，或人问之，公曰：「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以人望我，皆谓翰墨致身；以我自观，曩日一言之力也」。伏惟阁下学古入官，以廉节自将，实近世之表式，其取人不责备而要之可用，是以辄摅其所欲为阁下道者，试陈其略，尚冀于阁下而学之。

某少时闻殿前姚公以忠义翼卫社稷，父子昆弟才略威名，皆为当世第一。而其间不轻然诺，持重有谋，折节下士，不肯以一身之得失易天下之安危，阁下为最贤，学士大夫莫不爱重之。及长，游京师，往来关陕间，继又官于雍，以其所见与闻者而考其始终大略，然后决然知阁下之为人。非独功名事业为一时伟观，而忧国爱民，轻财重义，知取舍，洁去就，信有古人之风。而攻城野战，克敌驭众之奇，盖阁下之细事，而又不足道也。方西边用兵，中外之士，陈述利害，称美功德，惟恐其后，子女玉帛，牛羊犬马，充塞将相之家，其馀折圭担爵而去者，不可胜数，顷年尤盛。阁下独顾大体，至于退黜不用，自信益笃。崇宁末，有使于契丹者，失于将命，是生戎心，乃出虚声，摇撼边境，以尝我虚实，中外忧惧。经生满朝，束手不能出一言，河朔诸州，无故城守。天子变色，召公于西，将付以事。公慨然上方略，具以西北二边动静安危之机，攻守轻重之所以不同者辞于朝，上嘉叹，从之，虏亦遂无事。自是排斥小人异日沮害者，决意用之。河陇以西，屹然无四顾之忧。至大观之初，百度鼎新，夷狄款附，碛石之西，远界河源，黔南招纳，绵九万里，议者皆曰万世一时也。阁下拥高牙大纛，当志士抵掌鸣剑之秋，乃阖门私室，无所造请，非有高世绝俗之虑，何以及此！某闻之，窃有责焉。夫书生鄙夫，平日高谈危论，规矩多趍，外貌诚似矣。方朝廷无事时，人人皆能睢盱伺候，乘便逐利。一旦有急，愚者以恐惧误国，知者以乘隙生奸，汉、唐之乱，皆由此出。由是观之，使阁下遭仓卒之变，排大难，解大纷，不动声色而易危为安，转败为胜，岂不贤于书生鄙夫耶？人必能穷也，然后可与之富，人必能退也，然后可与之进，惟非知道者不能。自秦以来，豪杰之士，伸于功名者或屈于节义，勇于武略者或怯于文章，计一己之荣辱而忘国家之安危，苟目前近效而不顾善后之虑者皆是。武帝末年，海内虚耗；太宗屠戮诸国，自谓无敌。而子孙世苦夷狄之患，非特君之失，皆将吏贪功生事之过也。今阁下进不为己，退不忘君，有攘劫四夷之勇，而不肯瘠民以取利，忠足以结主，威足以服众，仁爱足以得士民之心。夷狄怀之，士卒附之，贤士大夫爱之，人主信之。遭事变而不惑，寓威势而不挫，处去就荣辱之际而不以利害易其心，要使其民安，其国治，而吾身从之。功名节义，文事武略，兼全并有，推是心以往，虽加之庙堂之上，役使群众，贤于卫、霍远矣。某，西蜀贱士，读书朴拙，不适时用。独好古人大节，以为大丈夫立朝，当以忠义激扬世俗。处今之时，如公乃可。至于官禄富贵，虽奴婢小人，时来则为之。尝泛观前古盛衰、治乱与当今施设之方，考论时事，辄亦及于兵。初得一第，以游食州县，为养亲计，而意广才疏，年少气盛，暗于情伪，不能收敛锋锷，以陷大难。退而省之，厥今天下，非阁下将谁可与者？而天下长无事则已，数有焉，非阁下其谁当之？阁下平日所以洁去就，慎取舍，爱其身不苟用之者，岂非志在于国而欲有以重发之者耶？若某者，亦岂非天欲用之，先使之困折穷饿，然后出之于此耶？伏惟阁下功盖天下，名显一时，精神气干，折冲万里之外，倜傥好义，遇物不疑。辄用区区以求合于下执，若夫作为文词，勒名纪功，此犹济世之馀事。至于效尺寸，输肺腑，庶几少补涓埃，异日可以备朝廷去取。尚有意焉，惟阁下进退之。

道不在名，亦不在利，非恶于名与利也，为其一累于名利，则且将役于物而丧其所守，以至于犯非义。是以君子之与人，必观其能穷，而人之所以志于学者，必在乎能处穷，非穷能得道也，盖将穷而学，学而不至于犯非义，此道之所以得也。夫有所不为，然后能固穷。能固穷，然后能外名利而志于学。是以七十子之徒，仲尼独称颜回。而回也屡空，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原宪累然处穷阎之下，子贡结驷连骑，排藜藿过之，一言之失，则终身愧耻。若子贡，亦可谓誇矣。然世之语学者，不与子贡，而与回、原宪，是恶乎名与利也。后之穷而能学，学而以文名者，莫如董仲舒、司马迁、刘向、韩愈。考其言以观所行，无一不合于义者，非独文辞之工也。然仲舒困于忌，马迁困于刑，刘向困于谗，韩愈困于逐，四人者，皆不以贫贱易其志，困穷而改其操者也。故读其文，得其为人。唐之士以文取高位而贵显于时，如苏味道，沈佺期、宋之问、柳子厚之徒，不可胜数，然不役于道而役于富贵，故务得而不务学，能进而不能退。其文虽存于世，而学者以其人故莫之贵尚。是岂有恶于彼哉？夫人之为文，所以名言，而言所以行其志。志在于学，则其文理；志在于利，则其文浮。此其得失较然可见而不可诬者也。世之浮浅之士，急于功名富贵之途，而重有饥寒冻馁之患，辱身蒙垢，以求媚于世，何哉？余少而学，长而仕，非能忘名利者也，亦非穷而恶乎不穷者也，盖将穷而仕，仕而学，以期于不犯义。故集其所尝为文，而名之曰《固穷》，且以见其志尔。政和改元七月十日，丹山彭俊民序。

崇宁四年三月，俊民自成都来凌云，寓居明月湖，方将访先生遗迹。而新制：蓄苏文者，以诽谤论，购赏千万。吏移文所至，扫灭唯恐不及。「明月湖」字亦被拆去。俊民适至，密令以石刻沉之水中，因取其旧所藏《韩文公庙碑》稍完补之。后二十年再游凌云，当出而观焉。

崇宁丙戌之冬，余筮仕于谢生，卦得南州，盖不利之祥也。越明年，自蜀赴京兆幕。又明年秋八月，会安抚使王襄来守是邦，余方年少气盛，好以正忤物，不能因时致曲，以触小人之忌，竟为王所陷，非意失官。后五年，蒙恩始调文台幕。文为古阴平郡，州在麻关岭之南，圣母祠之北。山去天咫尺，而江自羌中出安昌口，泻两山之间，绕城委蛇东注，俯视若线缕。平地仅置千家。西望雪山，才数舍，而道路崄涩，羌戎错杂，多风早雪。春夏之交，黄云瘴雾。乡土气俗，类非中原士大夫所居者。而山川形势皆环抱南向，《图经》又谓之文南。既久而思之，曰：噫嘻！岂南州之祥乎？于是即廨舍之后，除地作丈室，植果木之实者，花卉之秀者，篁筠之劲者，以为四时朝夕食息之所，而榜之曰南州。无宾友樽酒之欢，而有穷愁自得之趣，盖翛然而忘忧也。呜呼！若造物者之于人，饥寒困折之至，而后报之以其天耶？若余者，其止于斯耶？或者又有所谓南州耶？死生祸福之变，与人无间也，唯有道者能制之。其来也，非麾之所能却；其去也，非挽之所能前。玩其变而顺处之，虽有庙堂之上王公贵人之尊，犹南州也。而余得与于此，何适而不乐也，而况利害得失之能移哉？文南郡县之属七，以罪而降者四，馀皆老病无归之人，而余孰为来哉，孰为来哉？政和三年八月晦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