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守淮阳，从事赵君以其曾大父司徒公文集见示，且曰愿求一言为不朽之托。余首读其诗，清澄蠲洁，淡雅夷旷。名章秀句，前人之所罕道，病而未能者，往往屡呈而间发。钩而探之，殆可以踰陶谢嵇阮之藩而径跻其堂。直而循之，规绳矩范不失乎沈宋李杜撰述之要。其悠扬之趣，从容乐易之风神，昭然在人目前，竟无毫发近于模拟而非自得者。盖其为诗，尽阅前人之作而深知其意，然后辞之浅者，不在区区袭蹈，已自建立，克成一家。次及其文，拔邪扶正，蔚有鲠议。方士大夫牵于对偶声病之习，独能斩绝而弗承，远追韩、柳之徒以为宗主，默契其旨而脱略其辞，故亦无片语只字稍涉前人之踪，横骛别驰，要之有所诣而后已。此与夫守陈迹而不迁、徇博杂而无统纪者，固相万也。集之可传也审矣，岂必待予言乎！然自欧宋而下，言足信于后世者，尝为之题序矣。以余之鄙陋，乃复挂名于其间，则所以攀联依附为不朽之说者，非特传公之集，余亦自为计也。于是乎言。元符元年八月二十一日，桐庐吴俦题。

夫君臣相与之际，此最安危成败之机而不可以不察。盖其礼虽亲而其意则甚疏，其迹虽迩而其心则甚远。是故君之所欲者以利厚，而臣之所为者以名高，则介而不通；君之所欲者以名高，而臣之所为者以厚利，则污而不洁；君之所欲者以谲诈，而臣之所为者以故常，则泥而不圆；君之所欲者以故常，而臣之所为者以谲变，则诈而不信。幸而相容而不相疾，则必至于摈斥削夺，以终其身；不幸而谗险之人因其君之不忍而芥蒂于其间，则菹醢枭磔，残家覆族者继踵迹，而适足以快小人之忿。夫以文帝之贤，贾谊之识，而位不踰于王傅，武皇之明，汲黯之忠，而官不过于列卿者，盖文帝之所好者黄老之术，而贾谊之所长者乃礼义之言，武皇之所喜者申韩之书，而汲黯之所守者乃清净之道。譬之以方凿入圆枘，此其所以龃龉而不相得也。昔者黄霸有能名于颍川之时，及其为相，则号令风采不及于治郡之日，故望实日灭，而识议者遂以为苛察烦碎之才，岂可以临民而非代天理物之器，此不足以知霸也。夫赵广汉、尹翁归、薛宣、何并、朱博之徒，摘奸以为智，挠狱以为明，猛而不能和，察而不能容，矜术数而忽道德，重法令而轻教化，是故不可以大任，而施之于燮理弼谐之地，则必苛碎琐屑而适足以乱天下。若霸者，岂类是哉？当霸之治颍川，仁及于民则鳏寡孤独贫穷之微无所不全，爱被于物则牧养孳乳种植之绝无所不育，教行于俗则义夫节妇孝悌之行屡出于其时，化感于神则凤凰神雀祥瑞之物骈集于其域。孟子曰：「五亩之宅，环之以桑，则五十者可以衣帛。鸡豚狗彘，不失其时，则七十者可以食肉。百亩之田，无夺其时，则八口之家可以无饥」。而以为王道之始。且孟子之言疑若其浅也，而其用则甚大。盖天下之民各安其室，各勤其业，富足而无寒馁之忧，寿考而无疾苦之患，父母有养，妻子有奉，而和顺辑睦，则虽使张仪、范雎之徒日诱于其前而使之跳梁跋扈以为乱，则必勃然而怒，惟恐其污己。何者？养生丧死之乐足以宁于其心，则不敢轻犯天子之法。夫霸之为政亦何以异此？苟使其推而行之以及于天下，则何为而不可欤？盖当是时，宣帝方行杂霸之政，以威断齐天下，惩大臣恣横之弊，思革其风，而督责之说胜。而霸之所为，非夫岁月之所能行，是以乖离睽阻而不相合。夫以优游宽厚之教而说刚明严察之主，譬犹胡越容貌之不相入，霸之见短，实本于此。呜呼！以霸之已效之功，一有不合而遂致排黜之不暇，则夫抱瑰奇雄伟之略，困于草莽岩穴之中，而为腐儒小生之所讥诃讪笑者，亦何可胜言哉！

天下有名节之士，有策略之士，此二者其才虽不同，要之不可以偏废。夫性直廉洁之美，劲捷强峻之操，至清而不可渎，至刚而不可屈，不同于流俗，不合于污世，富贵不能诱，贫贱不能羞，凛然如冰雪之无尘，皓然如圭璧之无玷者，此之谓名节之士。俶傥而自信，豁达而自任，礼法之所不能羁，名教之所不能束，含垢以就其事，忍耻以成其功，迫之不能胁，侮之不能辱，见利不能不趋，见患不能不辞者，此之谓策略之士。盖名节之士可以砺俗而不可以济时，策略之士可以济时而不可以砺俗，是以古之明君良相，其于搜罗拔擢之际，率皆两取而用之。盖古人之用才，无以异夫医之治疾、匠之搆室。且医之于药，贵者贱者，芬者臭者，新者陈者，莫不并蓄而无所遗；匠之于木，曲者直者，巨者细者，短者修者，莫不兼收而无所弃。夫用才如此，则天下之患难何由而不平？昔东汉之衰，其弊果安在哉？盖当时之大臣，其所与交游款曲谈笑宴乐者，率皆狷介浮躁之人，而魁伟磊落之士，奔走窜伏于草莽丘谷之间而莫知其所适，是以天下之乱至于每每而不可救解。其简贵之风，自李膺之徒唱之于上，而骄矜诞傲，遂成风俗。夫薰腐扫除之党，贪侈而无厌，猜忍而无忧，砥砺其行义，修饰其心性，以不类于君子矣。是以嫉善如仇雠，丑正如粪土，绝之惟恐其不伤，逐之惟恐其不坠。当是之时，固宜多引奇谋伟谋之人而使之阳附而阴间之，以潜制其死命，则天下之患庶可。不知出此，而乃刚忿峻隐以与之相抗，若扬汤以止沸，故虽歼灭诛夷屈辱残杀者相继，而不足以弭天下之乱。盖李膺尝自摽置，以为非通家子孙及当世知名之士莫得见之，而使天下尝高其风。噫，亦隘矣！夫伍子胥吹𥲤鼓腹乞丐于市，而卒能霸吴；吴起逐妻弃母，刻薄不仁，而卒能辅魏；苏秦多诈而诡谲，反覆而不可亲信，而卒能兴燕；范雎折胁摺齿，佯死于箦中，污秽已甚，而卒能相秦；景阳蓬首垢骸，沈湎柸杓之间，而卒能强楚。此数子者，其放意恣欲，豚狗之不若，而丰功伟绩，威略雄望，烜赫挥绰，后世之所耸慕，则乌待其知名哉？其后荀爽为相，稍革弊俗，其所辟举皆沉机密画之士，而遂亦几振国威，则夫天下之才不可以不详察也。昔管仲寝疾，桓公问政而将以鲍叔代之。管仲曰：「鲍叔好善而疾恶太甚，不可用之。其消息盈虚，能与百姓屈伸者，则不若隰朋」。盖好善而疾恶太甚，则不能有所容。夫欲收天下之豪杰以与之共治，而委之以不能有所容之人，则亦已殆矣。呜呼，管仲者其亦少知治体欤！

夫古之君子所以深其言而不敢以轻发者，非所以求异于人，盖虑其言之或失，而吾之力有所不能逮，则适足以为天下之所议而吾不信。且君子之欲有所言也，必先稽之于道而无愆，考之于义而无弊，加之于人而无逆，适之于时而无违。然又严毅以出之，坚强以持之，钦庄以莅之，欢忻以送之。是以其言虽汪洋浩荡，布满于天下，而莫之能间。苟惟太高而不可行，太卑而不可用，或失于傲而为疏，或失于谄而为亵，危峻亢厉而失之于讦，润泽温粹而失之于谀，太鄙而为陋，太华而为轻，则其所言者，自以为辨博精当莫己若者，而不知天下之人已群起而议之矣。盖言之不可不慎也如此。盖五行以言配金，且金之为物，锻鍊烹冶，千状万类，虽各随其器而终不失其刚。是以君子之言，委曲变化，不可以一槩而论，要之归于正而已。《传》曰与人臣言依于忠，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弟言依于悌，谓是故也。是以晋悼公方好田猎，故魏绛因其谋伐山戎而遂与之言虞人之箴；楚灵王欲事游幸，故郑丹因称誉佐史而遂与之言祈招之诗；景公淫于刑，而晏子因踊贵之事以悟之，而齐遂省刑；平公暴于役，而师旷因石言之灾以觉之，而晋遂止役；郑庄公绝共姜之爱，考叔辍羹以讽之，而终就其孝；魏献子受梗阳之田，阎没废食以动之，而卒成其廉。此数子者，可谓能用其言矣。故孔子当春秋之乱，其诸侯如卫灵公、鲁哀公，其大夫如季康子、孟懿子之类，莫不因其所问而各循其才性之弊以告之。盖圣贤之人不言则已，而未能志其言则言之，而亦欲其各有所当。夫曹操之初，特一雄将耳，然而卒至于残忍暴虐，以快其怒，而为僭夺之计者，盖亦其尝所与言者有以道之也。当是之时，荀彧为之谋。观其定山东、取淮南、收河北、平关西，挟天子以都许，皆用彧之计画。则其所以不能为汉之纯臣而终肆其凶慝者，是亦荀彧之徒不能以忠义与之言，以遏其强梁之志而已。夫燕雀遭害则凤凰高翔，麋鹿不养则骐驎窜伏，故杀鸣犊而孔子临河不进。且曹操戮杨脩，殪祢衡，诛孔融，毙崔琰，斩殳英俊，锄耨雄杰，不为不酷矣。故杨彪之类杜门不出，管宁之属挈家而远去。且高洁刚正之士宁死耳，安肯屈辱而从哉！惟彧忍耻冒污以与之指踪，则其凶逆暴乱，未必不由彧之诱掖之也。昔曹操欲取徐州而彧谏之，曰高祖据关中之险而成帝功，则其意欲操之示天下形势如高祖之时也。曹操欲迎献帝而彧劝之，曰高祖发义帝之丧而服海内，则其意欲操之示天下信义如高祖之势也。曹操恶本初之强而彧以项氏之事论之，曹操忧官渡之难而彧以荥阳之患言之。夫平居无事，未尝不以高祖与之言，而欲其不为高祖，岂不惑哉？切譬之与群盗处者，其斩关抉门，乘垣坎墙，皆其所道之，而又谓之曰无虏人财物，可得乎？然则魏武之资，虽其初不足以乱天下，而及其所以吞噬击搏而无所复顾，则是亦辅相者之过也。然则君子之言可不慎欤？尝读《唐史》，李希烈僭号于宣武，囚颜真卿，曰：「予所学者朝觐礼耳」。欲以悟之。志虽不遂，而其勋烈风槩亦足以悚动天下，然则荀彧岂足以知此！

善用兵者，不恃其能守，而恃其有可守之谋；不恃其能攻，而恃其有可攻之势。恃其有可守之谋而不恃其能守，则守而敌不能窥；恃其有可攻之势而不恃其能攻，则攻而敌不能抗。此古之君子所以能以寡制众，以弱制强，而未尝有折北溃裂之患。苟惟恃其能守而不求其可守之谋，惟恃其能攻而不择其可攻之势，则亦一夫之敌耳，乌能以全争于天下哉？昔汉高祖之拒项籍于成皋，项勇而刘怯，项强而刘弱。当是时，不可以出战而可以固守，故汉高祖不恃其能守，是以下黥布于九江，说田横于临菑，以绝其援，而项氏卒以奔。魏武帝之禦袁本初于官渡也，袁众而曹寡。当是时，不可以持久而不可以进攻，故魏武帝不恃其能攻，是以破颜良于白马，袭文丑于南坂，以击其虚，而袁氏卒以败。由此观之，则高祖可守之谋在乎深结于援国，而武帝可攻之势在乎多出于奇兵耳。夫诸葛亮闭关养民十馀年，罄国以陈征，宜其所向必平而所指必破，然而终不能大成其功者，盖不知所谓可守之谋与夫可攻之势而已。且魏之名臣若一贾诩者，可谓算无遗策，而论议之际，未尝不以吴蜀相合从为虑。是吴蜀之连和以举兵者，魏之深忌也。蒋济献策，欲端拱以待变，而关羽卒擒，则是魏之所为利者，解吴蜀之盟而已。时步骘上书于吴，言蜀欲背盟，而孙以破家保之，是权之深信于蜀者明矣。为亮之计者，是宜深结江表，或出于沂、泗以邀其东，或出于陈、蔡以维其西，使之奔而不得休，而后可以能守。且曹真既获胜于祁山，而又速备于陈仓，则是蜀之数道并出者，魏之深忌也。司马宣王数请出战，而明帝辄遣使以深止之，是魏之所以为利者，是不战以老我师而已。且魏氏尝欲请精兵万人以会于潼关，而亮抑之，是分兵以迭进者，亮之所怯也。为亮之计者，是宜多纵奇兵，或出于宛洛以破其南，或出于蒲潼以会其北，使之惊疑而不得定，而后可以能攻。如是变化而无形，恍惚而无迹，不陷于一方，不倚于一隅，神灭而鬼没，雷发而电击，则殽渑许洛之间固已危矣。夫拙者与工者弈，必先为不可败之地于其侧，而后会围以图利。苟不先为之备而与之上下角逐以决胜负，则岂不愚哉？夫蜀之于中国，乃九州之一耳，非夫合党缔交而出敌人之不意，以起其寡弱之势，则固不足以争雄于天下。亮不知出此而乃镇兵渭南，强寇相搏，货殚力竭，情见势沮，以为魏之所困，则可谓才有馀而略不足矣。

先王之用其臣，其未任也，必欲知其才；其将任也，必欲知其心；其已任也，必欲知其功。盖不知其才则无以举天下之能，不知其心则无以成天下之勋，不知其功则无以劝天下之善。且先王之用人，拔之于寒微之中，升之于困厄之间，褫薜萝而服冠冕，去岩穴而践廊庙，授之以显职而不疑，处之以高位而不忌，此所以知其才。塞谗间之口以使之无忧，遏浮虚之言以使之无惧，不责之以苛礼，不拘之以密宪，纵其鞭策以观其驰逐之能，缓其羁绁以观其击搏之力，此所以知其心。腴田甲第惟以与之而不吝，歌姬舞女惟以赐之而不惜，擢其亲戚而使之无倾危之忧，厚其子孙而使之无绝灭之患，势倾海内而朝不忌，威震人主而时不嫉，此所以知其功。夫秦之任王猛，可谓知其才；蜀之任诸葛亮，可谓知其心；汉之任萧何，可谓知其功矣。然则古之君臣，其所以相得如凫藻之乐，康宁辑睦，优游悦怿，而休烈伟绩，相与传于无穷，而后世之所莫及者，以是而已。昔者晋武帝黜朝廷纷纭之议，而委王浚以东南之事，何其壮也！及王浚独破建邺而卒见排于权势，以不能自明者，岂武帝有所不能知其功欤？夫南方之所以能拒捍于人者，不独在于据其长江也，而在于倚蜀以蔽其偏；北人之所以能追逐于南方者，不独在于夺其长江也，而在于连蜀以袭其右。盖蜀附于南则南方胜，而使南方失蜀，则有西顾之忧，而不足以恃舟楫之能；蜀附于北则北人胜，而使北人失蜀，则有西守之劳，而不足以逞其车骑之力。然则蜀者，虽非用武之地，而乃南北相抗之形要也。昔楚之衰也，盖秦已得蜀，是故以白起之憃而有黔中之功，以王剪之微而有蕲南之捷。吴之盛也，盖魏未得蜀，是故以曹操之智而有赤壁之奔，以司马昭之谋而有东关之败，此固非秦勇而魏怯，楚弱而吴强，盖秦已得蜀而楚之所备者多，魏未得蜀而吴之所备者少故也。《战国策》曰：蜀中之甲，轻舟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汉中之甲，轻舟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此亦言蜀之于天下，据江汉之上流，而其势便且易也。昔晋之讨孙皓也，王浑出横江以攻其东，而王浚自成都以攻其西。然而吴之所以深虑者，固亦不在于浑而在于浚。何者？兵出于东者，目睫之患，而兵出于西者，肘腋之变也。夫目睫之患犹可以救解，而肘腋之变不暇于设施，此自然之势也。是以孙皓之大臣亦莫不以蜀师为忧，故贾彦欲增建平之兵，而陆抗欲益西陵之备，此其意亦可见矣。由此观之，则孙皓存亡之权在浚而不在浑者，其理岂不甚明欤？夫当此之时，使浚未能摧其西藩，徘徊而不得进，孙氏之君臣因以并力合势，坚守江浙以拒中国之师，则江东诸城不可以岁月下也。惜乎武帝不虑于此，而卒使癯劳憔悴之功臣困于谗慝之党而不能震，以沮天下英雄之士而伤其心，悲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