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古之君子所以深其言而不敢以轻发者，非所以求异于人，盖虑其言之或失，而吾之力有所不能逮，则适足以为天下之所议而吾不信。且君子之欲有所言也，必先稽之于道而无愆，考之于义而无弊，加之于人而无逆，适之于时而无违。然又严毅以出之，坚强以持之，钦庄以莅之，欢忻以送之。是以其言虽汪洋浩荡，布满于天下，而莫之能间。苟惟太高而不可行，太卑而不可用，或失于傲而为疏，或失于谄而为亵，危峻亢厉而失之于讦，润泽温粹而失之于谀，太鄙而为陋，太华而为轻，则其所言者，自以为辨博精当莫己若者，而不知天下之人已群起而议之矣。盖言之不可不慎也如此。盖五行以言配金，且金之为物，锻鍊烹冶，千状万类，虽各随其器而终不失其刚。是以君子之言，委曲变化，不可以一槩而论，要之归于正而已。《传》曰与人臣言依于忠，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弟言依于悌，谓是故也。是以晋悼公方好田猎，故魏绛因其谋伐山戎而遂与之言虞人之箴；楚灵王欲事游幸，故郑丹因称誉佐史而遂与之言祈招之诗；景公淫于刑，而晏子因踊贵之事以悟之，而齐遂省刑；平公暴于役，而师旷因石言之灾以觉之，而晋遂止役；郑庄公绝共姜之爱，考叔辍羹以讽之，而终就其孝；魏献子受梗阳之田，阎没废食以动之，而卒成其廉。此数子者，可谓能用其言矣。故孔子当春秋之乱，其诸侯如卫灵公、鲁哀公，其大夫如季康子、孟懿子之类，莫不因其所问而各循其才性之弊以告之。盖圣贤之人不言则已，而未能志其言则言之，而亦欲其各有所当。夫曹操之初，特一雄将耳，然而卒至于残忍暴虐，以快其怒，而为僭夺之计者，盖亦其尝所与言者有以道之也。当是之时，荀彧为之谋。观其定山东、取淮南、收河北、平关西，挟天子以都许，皆用彧之计画。则其所以不能为汉之纯臣而终肆其凶慝者，是亦荀彧之徒不能以忠义与之言，以遏其强梁之志而已。夫燕雀遭害则凤凰高翔，麋鹿不养则骐驎窜伏，故杀鸣犊而孔子临河不进。且曹操戮杨脩，殪祢衡，诛孔融，毙崔琰，斩殳英俊，锄耨雄杰，不为不酷矣。故杨彪之类杜门不出，管宁之属挈家而远去。且高洁刚正之士宁死耳，安肯屈辱而从哉！惟彧忍耻冒污以与之指踪，则其凶逆暴乱，未必不由彧之诱掖之也。昔曹操欲取徐州而彧谏之，曰高祖据关中之险而成帝功，则其意欲操之示天下形势如高祖之时也。曹操欲迎献帝而彧劝之，曰高祖发义帝之丧而服海内，则其意欲操之示天下信义如高祖之势也。曹操恶本初之强而彧以项氏之事论之，曹操忧官渡之难而彧以荥阳之患言之。夫平居无事，未尝不以高祖与之言，而欲其不为高祖，岂不惑哉？切譬之与群盗处者，其斩关抉门，乘垣坎墙，皆其所道之，而又谓之曰无虏人财物，可得乎？然则魏武之资，虽其初不足以乱天下，而及其所以吞噬击搏而无所复顾，则是亦辅相者之过也。然则君子之言可不慎欤？尝读《唐史》，李希烈僭号于宣武，囚颜真卿，曰：「予所学者朝觐礼耳」。欲以悟之。志虽不遂，而其勋烈风槩亦足以悚动天下，然则荀彧岂足以知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