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闻举事者必顺人心。苏公轼尝言：「古今未论行事之是非，先观众心之向背」。谢安之用诸桓未必是，而人之所乐，则国以反安；庾亮之召苏峻未必非，而势不可，则反为所辱。是非疑似之际，犹必取决于人心，而况今日函首之事，是非较然，讵可以犯人心，独行而不顾乎？向者诛窜奸魁，收召旧德，虽未及大有所设施，而天下翕然想望至治者，无他，众心之所归，则未为而人已信之也。夫未为而人信之，则易为力；欲为而人议之，则难为功。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某窃为閤下惜此举动。是举也，不审閤下其以为诚然耶，或心不然而貌从之耶？抑尝诵言其不可而卒不胜同列之议耶？今京都之内，儿童妇女举以为非，至有掩口而不愿言，塞耳而不愿听者。人心所在，相去不远，想阁下亦必知为非也。岂惟阁下知为非，想同列之人所谓异议者，亦未必自以为是也。夫彼未必自以为是，而复不肯中止，徘徊顾望，若将力排众议而为之者，其无乃以力排众议之罪小，而重违虏情之祸大耶？夫重违虏情则和议未决，和议未决则边衅未弭，此固今日主议之人所为徘徊顾望者也。抑不知和好之所以可恃者，在吾国有人，足以大服其心，不在事事而从之，以求厌其虎狼之欲也。数日以来，学校诸生诣阙投匦，已尝及此，想閤下亦必闻之矣。今区区欲为閤下言数语而已。閤下以为持三公之首以送虏庭，自开辟以来有之乎？无之也。閤下以硕德重望，为苍生而起，乃使开辟以来所未有之事书之史册，传之后世，自閤下始，岂不惜哉！閤下以为虏得吾三公之首，其止以谢边民而已耶，其必将用是以荐宗庙也，其必将用是以传告诸国也，其必将用是以改元肆赦、奉上尊号也，其必将用是以东封西禅、刻石颂功也。其君负中兴之名，其臣受不世之赏，而吾君吾相乃含垢忍耻，偷安一隅，犹为国有人乎？虏自得志以来，八十年矣，国力民心将帅士马皆未必逮昔。两年之间技已止此，吾不能少忍，以举三公之首而函授之，以成其名，是所谓藉寇兵而资盗粮也，是所谓借枢于敌而授人以柄也。其为失计，不言可知。众怒难犯，专欲难成。今者人言籍籍，万口一辞。大决所犯，伤人必多，不如小决使道吾闻而药之也。为今之计，诚能一纸布告远近，明言昨来以生灵为念，勉从所请，而内外臣庶以为未安，所有已差通谢副使等姑迟未行，而前所谓小使者不惮再遣。彼以吾为有人，未必不从。犹有难者，则虽往复数四，未害也。况虏情叵测，和议虽成，边备其可弛乎？均之未能弛备，何至若是之迫切哉？某昨到京都，首闻斯议，疏远之人未知庙堂实意。始见人言如此，不无私忧，故窃为閤下惜此举动也。夫人固有好议论，口辩捷给，讪上不孙，以沽直者。閤下平日视某何如人耶？閤下被召，亲故满前，不过谓閤下行取高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耳。如某者正以功名事业期閤下，阁下其毋以位五人之下，立议不专，异时或可藉口也。昔元祐诸公坐弃地之议，而摈死者非一，今日之事未论为国计，正使为身计，亦已疏矣。时事变迁，讵可保耶？惟閤下熟筹之，毋以人废言，则天下幸甚，社稷幸甚！

论官制于后世，当原其体统之所在，毋徒以繁简为言也。夫官自简而至繁者，其势易；自繁而至简者，其势难。故自三代以降，内外之官大抵有增而无损，或所损者一二，而增者千百矣。然则论唐官制者，将在所损乎？在所益乎？以唐之因仍隋旧，其可损者固为不少，而太宗并省内外之官，君子独以为无益于繁简之数，而徒以启后世纷更之渐者，要必有其故也。世变之推移，天下之务日滋，而官亦随众，则自繁而至简，盖其势之所甚难者。太宗犯其难而卒无以禁其势之复趋于繁，无怪也。而吾察其体统之未明，而本末轻重犹有未满人意，是其所以损者祇其所必增，而名号禄秩之末，要亦未暇深论也。唐官制增损如何？请因史臣之言而试求其增损之大略，可乎？夫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周官三百六十，此其大略也。夷考《周官》之书，自三公九卿等而于下士之微，略计之当不啻万馀人矣。然则由简而至繁，自三代固然也。先王因时制宜，不敢自泥于上古，而徒慕其名以为高。然而其所增者，后世卒不能有以易，则亦顺乎理势之当然，而本末之有序，轻重之有等，体统不乱而繁简适宜，非若后世之以私意参乎其间，则所增者未见其不可损，而或出于损者则亦未保其不复增也。吁，责后世以繁简失宜，则唐之太宗不容无议。而谓太宗遂能削其繁而从古昔之简者，则其事诚未易言也。史臣谓唐之官制，名号禄秩，因时损益，大抵多仍隋旧。其以隋之选部为吏部，起部为工部，侍内曰纳言，诸司郎曰郎中，名号之增损仅若此。以文武两阶而视隋之十八班，以上公七百石而视隋之九百石，其禄秩之增损，亦不过是，固未足深计。至若三师、散骑常侍之属，废于隋而置于唐，而拾遗、补阙之数，倍多于旧，是其有增而无损者，君子亦固未以是为唐病也。何者？时异事变，而难易之势不同也。虽然，其亦有繁简之宜，而太宗犹未之察欤！夫官之不容于不增者，岂其事之诚多耶？体统不明，而本末轻重未免紊乱，则官虽增多而事益不办也。天下之事总于冢宰，而分治于六曹，体统所系，莫重于此。杜、魏预朝政而宰相无正官，靖、绩同三品而中书无常员。既有六尚书以拟周之六典，又有九寺以仿汉之九卿。是尚得为知体要乎？吾不意太宗定内外之官，求为至简，而三公九卿乃独不胜其纷杂者，何为也？权分而无统，政滞而不行，将见官以不足病其事，事以不足病其官，而向之七百三十员，岂尽足以待天下贤才乎？自是而后，有员外同正之号，有检校□摄判知之名。而景龙之际，官纪太紊，斜封墨敕之敝，益不容言矣。噫，太宗自以为知所损矣，而其敝乃至于益增；自以为复古官矣，而其后乃至于不可守。此非知其制而不明其政乎？吾观光武中兴之初，内外之官悉犹简约，而于三公九卿之职任殆若赘员。史臣美其节约之制，而自知橐阁，议者犹深讥之，亦以其体统之未明，而繁简之失宜焉耳。太宗其无乃类是欤？太宗，一代之英主也，其慨慕古昔之意，自汉以来未见其比。而所就仅若此，或者因是谓治天下无以古官为意，循陋习，遵敝政且甘心焉，此甚可叹也！故吾有大恨一焉，以为西汉创业之初，不能上接三代之文物，而惟秦旧是安，是其机之一失也。至唐则又慕古而未至，卒使后世徒有绝望三代之意，而机又再失矣。君子得不叹息于斯！

人情之趋于薄，自世道日狭始。世道之日狭也，其原固有自也。夫能以道容天下，而使夫人相安于是非毁誉之中，殆必有权舆是者矣。自夫宽洪博大之意不存于上，而后偏驳诡激之论横兴于下，君子当于其世变求之。东汉之时何时哉？是非明，毁誉著，此其远过后世者也，然其道视前汉已太狭矣。忧世君子长睨远览，窃谓大道之行也，以天下为一，不作好恶，无有彼己，尚何毁誉之有？意若有讥当世之士大夫者，抑由未知其所自求也。夫使天下之人私相毁誉，而一时号为名流，独持风裁者得执其权而奔走之，得无所自哉？苟在上者，其道足以容天下，而为公论之主，则固不止此矣。夫志欲慕古而未明时敝之原，且徒杂以老、庄之说，议者嘉其志而取其几于道可也。道以天下为一，尝观于老庄之说矣。大要无异于朱穆所谓道德以仁义为薄，淳朴以礼法为贼，是穆之所为言者，固圣门所不道也。君子独何取哉？夫不究其所以言之意，妄而訾焉，则亦不足以深知之也。彼以为使天下之人畏义而后愧生于心，惮礼而后负结于意，则是毁誉未忘也。毁誉未忘，则是人我两立，而非以天下为一之道也。此其志诚有足尚者，惜也不及见吾三代之盛。昔禹、汤、文、武、周公建中于上，天下有公是非而无私毁誉，故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使老、庄而生其时，则固知毁誉之不足为世病，而何俟于尽忘之哉？自圣贤不世出，建中之道未知攸属，而是非毁誉一听人之自为，而权始移于下矣。使权一出于上，而犹惧其道之不宏，未免偏党之敝，况其下乎？是则世之君子有不胜其纷扰，思欲举一世毁誉而尽忘之者，毋怪也。吾观东汉自光武出，而磨世厉俗以起人畏义惮礼之心，张而不弛。更一再传，缙绅之间，务为矫异而无包荒之德，喜为沽激而亡纳污之量，是其所为得者，固其所以失也。夫公论不出于上而作于下，其道已狭，况夫硗硗者易缺，皦皦者易污？褒善太明，或将丑正；疾恶已甚，惧其为乱。忧世君子，安得不究极世道升降之由，而为是反本之论欤？且其言曰：「道以天下为一」。是道也，即《洪范》所谓建极之道也。穆以老庄之说参焉，遂谓畏义惮礼者不足以语道之大。吁，庄周有言：「誉尧而非桀，不若两忘而化于道」。此穆之论所从出也。是其伤今慕古之意，宜亦有类于周者，而皆未明夫时敝之原。且穆亦尝究其原欤？古今未尝有无毁誉之天下，其所以相从相薄者，岂独天下之过哉？君子盖于权舆是道者太息焉。向有皇极之君，其道之广大无我，能以天下为一，则是非毁誉之权，殆必有归矣，何至于分散四出，奔溃交激，而日趋于薄哉？穆盖得其言而未得其所以为言者也。昔西汉自高祖专务简易，议论宽厚，而风俗淳一，上下疏阔，无迫切窘束之态，公府不按吏，而士大夫听言人过。当时之士满于山东，游侠之说盈于闾里，卒不闻有横议之兴，此其道犹有以天下为一之意焉。盖自孝宣综核而天下始相寻于毁誉，虚伪相交而俗益薄矣。然则世道之日狭也，可不深原其自哉！且穆亦既知道之广大，如天地之无不覆帱，而顾以咎当时之士大夫为未知道者，抑犹未得为知本之论也。虽然，士大夫亦乌得辞其责哉？盖东汉诡激之俗起于处士之沽名，而成于太学诸生之横议。当其臧否人物，坐作声价，是宜举一世靡然趋之，而莫之反也。向使得如徐稚、仇览者数人焉，介然自守于无所知名、毁誉不及之际，则异时之事当不至重申屠蟠之窃叹矣。君子安得不因朱穆之言，而有感于斯！

为天下能示人以所可知，则民志定而天下理。夫人君不可有愚天下之心也。天下至繁至众，难齐而易紊者。吾欲俾之各得其所，无越于规矩准绳，此岂徒法之可为哉？是以古之王者，必使取舍好恶之意，宣布明达，坦然昭晰于天下，使匹夫匹妇之愚，亦皆知所避就。民志一定，所谓整齐之法，固已默行于其间，将不待屑屑治之辨之而自理矣。后之为人上者，君民之际，以机相示而以微相使，于是智者疑，愚者懵，吾法始不足以胜天下。不反己而咎人，此后世之通患也。荀卿子其能已于言乎？「上宣明则下治辨」，反本之论盖如此。尝观司马迁之论，谓「申、韩之学原于老子道德之意」。夫老子欲以无法治天下，申、韩卒以苛法乱天下。事固有不相侔而实相因者，不可不察也。老子所谓道德，本无大戾于圣人。惟其言圣人之所不敢言，而以微且隐者示天下，故其道遂偏而难用。夫微且隐者，固吾道之所有。而古先帝王则不敢以是而置夫人于不可知之地，且使夫人而有不可知，则彼将何所避就？其势必有非法之所能齐者。法不能齐，而顾曰吾法之未密，益求工于法，此申、韩之祸所由起也。呜呼，上非宣明，民将以愚之，此非欲以其微且隐示天下乎？而或者又从而和之，而藉口于「不可使知之」一语，曰「吾夫子尝有是矣」。夫子伤世道之微，斯民陷溺而难觉，故有「不可使知」之叹耳，岂真欲以愚其民哉？且天下之难，莫大于民志之不定，而欲行一切整齐之具，则固不知本者也。上之率下，好恶是非，不越两端而已。上之好，下之趋也。古先圣王明示其好恶之方，必使之宣布而无隐，明达而无疑，坦乎如置尊于通衢，昭乎如为的于天下。夫是以好恶明而民志定，官有常职，民有常业。所当治者，无不修举；所当辨者，无或紊乱。井井乎如农夫之有畔，绳绳乎如布帛之有幅。盖至于此，而吾之法制可不劳而自行。此反本之论也，荀卿子其必有以知之矣。卿当战国之末，时何时也？古之时惟恐民之不知，后之人惟恐民之或知。战国不足道也，自秦以来，类欲聋瞽其民，而思以独智微权，默运于其上者，盖千百年于此矣。且夫有机心者，必有险行。有险行者，必有匿政。漠然而出，幽然而入，愚者莫知适从，而智者揣摩以容顺，欲求其治辨难矣！此固为荀子之所为拳拳，而且及于「利宣不利周，利明不利幽」之说欤！今夫人之夜行也，左右踯躅，冒荆棘，缘崖谷，盖不胜其颠错之患。已而，东方明矣，则按辔徐行于九轨之道，而南辕北旆，将无求而不获。然则昔之治天下者，何异于大明之当天？而后之为天下者，何异于使人夜行也哉？虽然，道固有微而难见者也，圣人于《易》已著之矣。圣人以为是非斯民之所能知也，故即其理，寓之文，为制度之间，且明示其好恶，而吉凶动静，使民知所避就，而各得其所者，皆《易》之微意也。故虽曰「退藏于密」，而犹曰「与民共患」焉。圣人之于斯世，殆与天地同量矣。故并及之，以广荀卿子之未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