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官制于后世，当原其体统之所在，毋徒以繁简为言也。夫官自简而至繁者，其势易；自繁而至简者，其势难。故自三代以降，内外之官大抵有增而无损，或所损者一二，而增者千百矣。然则论唐官制者，将在所损乎？在所益乎？以唐之因仍隋旧，其可损者固为不少，而太宗并省内外之官，君子独以为无益于繁简之数，而徒以启后世纷更之渐者，要必有其故也。世变之推移，天下之务日滋，而官亦随众，则自繁而至简，盖其势之所甚难者。太宗犯其难而卒无以禁其势之复趋于繁，无怪也。而吾察其体统之未明，而本末轻重犹有未满人意，是其所以损者祇其所必增，而名号禄秩之末，要亦未暇深论也。唐官制增损如何？请因史臣之言而试求其增损之大略，可乎？夫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周官三百六十，此其大略也。夷考《周官》之书，自三公九卿等而于下士之微，略计之当不啻万馀人矣。然则由简而至繁，自三代固然也。先王因时制宜，不敢自泥于上古，而徒慕其名以为高。然而其所增者，后世卒不能有以易，则亦顺乎理势之当然，而本末之有序，轻重之有等，体统不乱而繁简适宜，非若后世之以私意参乎其间，则所增者未见其不可损，而或出于损者则亦未保其不复增也。吁，责后世以繁简失宜，则唐之太宗不容无议。而谓太宗遂能削其繁而从古昔之简者，则其事诚未易言也。史臣谓唐之官制，名号禄秩，因时损益，大抵多仍隋旧。其以隋之选部为吏部，起部为工部，侍内曰纳言，诸司郎曰郎中，名号之增损仅若此。以文武两阶而视隋之十八班，以上公七百石而视隋之九百石，其禄秩之增损，亦不过是，固未足深计。至若三师、散骑常侍之属，废于隋而置于唐，而拾遗、补阙之数，倍多于旧，是其有增而无损者，君子亦固未以是为唐病也。何者？时异事变，而难易之势不同也。虽然，其亦有繁简之宜，而太宗犹未之察欤！夫官之不容于不增者，岂其事之诚多耶？体统不明，而本末轻重未免紊乱，则官虽增多而事益不办也。天下之事总于冢宰，而分治于六曹，体统所系，莫重于此。杜、魏预朝政而宰相无正官，靖、绩同三品而中书无常员。既有六尚书以拟周之六典，又有九寺以仿汉之九卿。是尚得为知体要乎？吾不意太宗定内外之官，求为至简，而三公九卿乃独不胜其纷杂者，何为也？权分而无统，政滞而不行，将见官以不足病其事，事以不足病其官，而向之七百三十员，岂尽足以待天下贤才乎？自是而后，有员外同正之号，有检校□摄判知之名。而景龙之际，官纪太紊，斜封墨敕之敝，益不容言矣。噫，太宗自以为知所损矣，而其敝乃至于益增；自以为复古官矣，而其后乃至于不可守。此非知其制而不明其政乎？吾观光武中兴之初，内外之官悉犹简约，而于三公九卿之职任殆若赘员。史臣美其节约之制，而自知橐阁，议者犹深讥之，亦以其体统之未明，而繁简之失宜焉耳。太宗其无乃类是欤？太宗，一代之英主也，其慨慕古昔之意，自汉以来未见其比。而所就仅若此，或者因是谓治天下无以古官为意，循陋习，遵敝政且甘心焉，此甚可叹也！故吾有大恨一焉，以为西汉创业之初，不能上接三代之文物，而惟秦旧是安，是其机之一失也。至唐则又慕古而未至，卒使后世徒有绝望三代之意，而机又再失矣。君子得不叹息于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