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近者窃闻昊贼遣其伪六宅使贺从勉赍书到阙，欲议通好，事颇秘密，臣不知审实。但外人传说，昊贼来书，未肯称臣，别图位号。兼臣昨在西京，闲居养疾，窃见传宣下河西一路州军，排备祗候西使，次第甚盛。又令逐州通判就驿相看，置酒管领。臣甚忧事体太过，必恐下面难为处置，有失中国制驭夷狄之术也。臣又窃闻西使之来，非自然之意，盖契丹特遣使往河西，教之令来。既是元昊禀畏契丹，使来贡奉，元昊不敢不从，即不假匆忙，可且持重与之商议。纵时下未合，必有后图。今来请和，既不由元昊，使人岂能专其可否？以此思之，朝廷待西使不必过当。大凡措置机事，在乎制之于初，初若失宜，后难救应。臣又今日窃闻西使入见，赐与甚多，既许人使伪官之称，则元昊所图，势难止遏。茍一一遂其所欲，臣不知向去事体如何。况臣去年两使北庭，所议西事甚是分明。臣前后邀勒度数颇多，不能一一记忆。臣今省得再去时，与馆伴刘六符所说一节。臣谓六符云：「北朝将来令元昊如何归附？须是却令依旧纳欸，不可令别有所望」。六符云：「固是如此。况元昊自来称臣于南朝，今来更待望甚定，是须令纳欸称臣。况南朝与北朝书云，彼若翻然效顺，此必待之如初」。臣今记得上项一节甚明，伏乞朝廷检会臣再奉使过日别录照对，方见的实。向者所许北庭岁添金帛之数，盖为令他指挥西事。初既不避张此名声，今来又却不依旧约，则是虚受前耻而不获后效。甚可痛惜也。此事朝廷须是广为思虑，何者？北狄元许却令称臣，今来自是朝廷过有许可，亦恐北狄意不欲，谓元昊于中国尚不肯称臣，于我岂肯甘分？则是因此致使北狄亦难制元昊，元昊亦自此所图愈大也。若北狄遣使以此来问，则朝廷何辞以对？又虑元昊若不称臣于朝廷，则北狄必曰，元昊本称臣于我，亦称臣于南朝，今元昊既于南朝不复称臣，渐为敌国，则是元昊与南朝等，惟我契丹独尊矣。臣谓北狄因此益炽，必自喜名分暗定，异日稍有衅隙，缘此若有所求，则未知朝廷何以待之？臣旦夕思此二事，将必有一焉，不可不深图，不可不早虑。愿朝廷且执北狄所约，更加裁择，不可容易过许，则不至别生后患。臣又恐延州及京师干当事人且贪成功，不为国家思后来之患。伏乞陛下与两府臣寮深切计虑，必无后悔，然后从而行之，则天下之幸，宗社之福。臣不胜恳恳之至。

臣历观自古帝王理天下，未有不以法制为首务。法制既立，然后万事有经，而治道可必也。宋有天下八十馀年，太祖始革五代之弊，创立法度。太宗克绍前烈，纪纲益明。真宗承两朝太平之基，谨守成宪。近年纪纲甚紊，随事变更，两府执守，便为成例。施于天下，咸以为非，而朝廷安然奉行，不思刬革。至使民力殚竭，国用乏匮，吏员冗而率未得人，政道缺而将及于乱。赏罚无准，邪正未分。夷狄交侵，寇盗充斥。师出无律而战必败，令下无信而民不从。如此百端，不可悉数。其所以然者，盖法制不立，而沦胥至此也。臣今欲选官置局，将三朝典故及讨寻久来诸司所行可用文字，分门类聚，编成一书，置在两府，俾为模范。庶几颓纲稍振，弊法渐除，此守基图救祸乱之本也。

臣窃闻知金州、比部员外郎王茂先奏，九月十三日卯时，有群贼入州城，打开军资库、甲仗库，般运出衣甲物帛，散与贼众及贫民等。知州以下只领当直兵士二十四人，斗敌不住，州官走出城外，任贼劫掠，直至未时以来，方始出城。臣谓贼势转盛，深可忧虞。臣前岁曾陈备贼之策，正为今日之事。今来累有群贼白日入城，开军资等库，劫取衣甲物帛，散与贼党。州中兵士不满三十人，州官散走，贼徒恣行劫杀，殊无畏惮，官司势不能制禦。臣前岁所陈，只是过为堤防万一或有此事，不意今来便至如此。小寇聚集，尚陵侮朝廷，臣决知自此后，更有大盗杀官吏，据州城，尽取官私财物，召募徒众，必千万人。且贼头称王称朕，与朝廷相抗，大劫财物，散施无涯，则贫民乐随矣。恣行劫杀，务要震恐，则小大胁从矣。朝廷赏必有限，罚必有条，不得如贼之使人乐随而胁从也。若诸处观望，奸雄相应而起，贼满天下，则大事去矣。秦末、隋末、唐末，皆由此而乱，臣夙夜思念，实为寒心。臣伏思西贼未叛以前，诸处虽有盗贼，未尝有敢杀戮官吏者。自四五年来，贼杀都巡检、县尉官者约五六十员。又西贼未叛以前，诸处虽有盗贼，未尝敢入州城行劫。自四五年来，贼入州县打劫者约三四十州。向来入城，尚皆暮夜窃发，潜形来往，今则白日公行，擅开府库，其势日盛一日。自此以往，只有转炽，若不早为堤备，事未可知。臣前岁所上备贼之策，当时不曾施行。近日因两府奏事，论及淮南贼盗，陛下问臣前策，臣次日再录一本进呈讫。然臣策只是备兵聚东南九路及京东一路。今据金州奏，在城只有兵士二十四人，显是无备，致盗生心。今并京西一路亦于要害聚兵，为州郡声援。今诸处贼盗已盛，方思设备，已失堤防，若又迁延，则无所及。伏乞速赐施行。

臣近曾两奏，乞令中书、枢密院通选诸路转运使副，令逐路转运选辖下知州，逐州选部内知县、县令。若此三种官一一得人，则天下自然无事，朝廷不劳而治矣。然欲知民细微利病，须要好县官；欲得好县官，须先择好知州；欲得好知州，须先择好转运使副；欲得好转运使副，须是辅弼大臣用心至公，精加拣选。亲戚故旧者不得盖蔽，可去者必去之；仇雠疏远者不得抑塞，可用者必用之。去之者勿避其怨谤，用之者勿求其感激。不邀恩于己，不推过于人。若能如此，则天下贤者才者可以尽为朝廷之用，何患不得诸路转运二三十人而已！伏缘国家之事，莫非至公，须是辅弼大臣，用心精选。当黜则黜，则退黜之人以谓朝廷公行，自然无怨。人既无怨，事乃平贴。若有大臣不存公共之心，推过与人，则退黜者以谓朝廷本不退我，只是某人私相见排，遂生怨怒，架造谗谤。君听既惑，事乃破坏。此于朝政为害之大者也。今既委逐路转运使副升黜一路知州，其权甚重，其事亦大，须是有才识，能分别善恶，仍须推心至公，而行事果敢，然后可当转运之任。今逐路见任及新差下未到任转运使副共二十八员，其间的有才识、能分别善恶、推心至公、行事果敢者，无三两人而已。其馀虽别无显过可黜，奈何碌碌常才，缓急无用。其间亦有作过之人，但未败露，或已败不行。若不更张，必难集事。臣今来于众论得九人，皆谓堪充转运使副，可以委付，选择辖下知州。必得尽公，不负朝廷差委。谨具名次如左：

三司盐铁副使张温之/知杂御史鱼周询/史馆修撰王质/知谏院王素/三司判官沈邈/知潍州董储/江南东路提点刑狱杨纮/权三司判官杜杞/权三司判官燕度/右九人皆󲦤绅之选，今来且充诸路转运，久而皆可拔擢任使，更乞令两府同共铨量施行。内董储是宰臣晏殊远亲，然其人实有才用，但年齿稍高，而心力不退，不可以大臣亲嫌而废也。臣又虑诸处见任转运使副例各未满，或别无显过，恐中书以谓替罢无名。臣今欲乞特降诏书告谕天下，备陈转运使职任非轻，自来有失精选，致职事废弛，物论大以为非。昨据枢密副使富弼上疏，乞澄汰天下不才转运使副，使下中书、枢密院，令同共用心，推择中外有才识堪任转运使副。臣寮今据两司条奏到某人已下若干人，堪充转运使副，已令差赴逐路充职干当，务在称职，以副朝廷委任之意。又据两司条奏到见任转运使副某人以下若干，不闻显效，并仰中书门下就便别与差遣。若降此诏告谕天下，则退者以两府公黜，自当无词；进者以两府选差，孰敢不勉？如此行遣，不是无名，使天下之人耳目一变，谓朝廷进善退恶，政令清明，守官者各知恐惧，不敢因循，岂不美哉！岂不善哉！

臣闻茶盐之法，汉唐之所取赡也。孔仅建白有釱趾之刑，桑羊画策为安边之本，张林、卫觊踵陈其方。此煮海之利也。至如张滂始倡于贞元之间，王涯继议于太和之后，郑注、赵赞并沿其术。此摘山之税也。国家茶盐之利，兼唐数十倍矣。向以边隅用兵，经费不足，主计之吏，益求其赢。新旧之法屡更，是非之议纷起，群商咨怨，远近諠然。究其弊端，奚厚利之可致哉？试陈一策，或可取焉。臣尝究桑羊之说，观倪宽之论。从大夫之计，则曰修鄣塞、备屯戍，必蕃货长财以禦不轨；通有无、调缓急，必建本抑末以制豪人。览文学之策，则曰广道德、开仁义，必本修民悫以兴教化；遏贪鄙、尚至诚，必防塞利门以劭农业。二者之术，交尚而相胜，卒无所归准。由是溺利权者，不知兴王致治之本；谈古谊者，不知佐财备边之急。今徒能语兴王致治而不能思其急，则腐儒之议也；止能语佐财备边而不能思其本，则霸图之駮也。今国家追王风、黜霸略，国用稍艰而利课不裕者，兵不可削籍而边不可弛候故也。然兵有可削之术，边有可弛之谋。所谓兵有可削者，非能去之也，在乎澄其冗者而已；所谓边可弛者，非不备之也，存乎得其要者而已。今中自京畿，外至州县，防戍之卒、屯驻之兵，其籍盈数百万，无技勇者有之矣，癯弱朽迈则虚为耗蠹，是皆可澄之者也。今屯备之要，存乎西、北。自西羌叛命以来，朝廷制禦之术为不少矣。其北鄙虽结驩奉好，无轻儳寇钞之患，然烽候不可不严，堡鄣不可不备。且边陲所恃，唯骑与射。若夫劲弩、大戟、长矛、巨盾，镞之所中，刃之所挂，洞胸连腋，则非彼之所能加也。傥释骑而就步，则参伍不能当中国之一。必若驰高骛下，规回矩折，则非中国之骑所堪也。中国之马，驵骏既少，骑士或非精习。战阵之际，步兵整顿，骑士驰突，多或蹀乱。诚宜损其驽下，存其精锐，以增步兵。东汉尝诏边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此其效也。而况给一骑之刍粟，可以赡步兵数人矣，得不违害而就利哉！此又可以澄之者。至如今之边候，多屯内兵，土宜非所堪，技能非所习，而坐食储跱，贯汰给赐，久恬安逸，靡知艰苦，有未尝识阵伍而闻金鼓者。忽有一旦之用，擐三属之甲，雪霜增其惨，瘃堕切其身，则恐疲瘁颠仆之不暇，非全胜之师也。夫边徼之人，土俗懻忮，便骑射，能寒苦，与戎人习尚一同。寇或暴至，皆能全保聚，有斗心。虽讨击驱攘，亦尝参用，然什不得伍，所遗实多。莫若岁乘农馀，鸠集勇壮，教以长技，缮其利兵，示之以进退之形，权之以赏罚之柄，分之以部队，领之以干臣，粟帛可以不供，赋租可以自赡，角前犄后，翼以内兵，则为全胜之师矣。此所谓得其要者。如此而后，利途可以宽，本业可以阜，教化可以振，贪鄙可以消，而免讥乎腐儒之议，渐远乎霸图之駮也。愿陛下不以臣说为妄，特留圣意。

臣伏以北狄自古为中国患，黄帝时谓之獯鬻，周时谓之猃狁，秦时谓之胡，汉时谓之匈奴，唐时谓之契丹，其名虽异，其实则一也。有民人而不知教化，有土地而不出货财，寒无温丽之服，饥无甘珍之食。凡百所欲，率皆不足，只知有射猎之事，禽虫之获，食其肉，衣其皮而已矣。于是见中国之盛，万物之富，爱而不可得，学而不可及，贪惏之性，复有趫武，则不得不为边鄙侵掠之患也。然为患深浅，系其强弱，亦系中国盛衰焉。或暂而入寇，或连岁扰边，或散处中原，或逐出漠北，或费兵力而臣畜之，或从权宜而亢礼之，伏叛相倚，胜败不常。历代帝王，知其若此，不欲困百性而外事四夷。故有曰比之蚊虻，驱之而已；复有曰接以礼让，羁縻不绝而已。又有或质其子，或盟于天。或啖之金帛，以厌其欲；或结之姻好，以昵其心。自古谋谟之臣，运筹画策，相与争于庙堂之上者，亦惟此数科而已。国家初得天下，震耀武威。太祖待北狄仅若一族，每与之战，未尝不克。太宗因亲征之衄，敌志遂骄，频年寇边，胜败相半。真宗嗣位之始，专用文德，于时旧兵宿将，往往沦没，敌骑深入，直抵澶渊，河朔大骚，乘舆北幸，于是讲金帛啖之之术，以结欢好。自此河湟百姓，几四十年不识干戈。岁遗差优，然不足以当用兵之费百一二焉。则知澶渊之盟，未为失策。而所可痛者，当国大臣，议和之后，武备皆废。以边臣用心者谓之引惹生事，以󲦤绅虑患者谓之迂阔背时，大率忌人谈兵。幸时无事，谓彼不敢背约，谓边不必预防，谓世常安，谓兵永息，恬然自处，都不为忧。西北之寇，稔知朝廷作事如此之失也，于是阴相交结，乘虚有谋。边臣有奏敌中事宜，则犹曰探候之人妄报，所以希赏，固未尝听也。蕃使每到朝廷悖慢，则尚曰夷狄之人无礼，是非异事，固不之恤也。但只自谩赫，佯为包容，其实偷安，不肯为国家忘私任责，画久长之远经，所以纵其奸谋，养成深患。是致宝元元年，元昊窃发，数载用兵，西人穷困，未有胜算。又至庆历二年，契丹观衅而动，嫚书上闻，中外仓黄，不知为计，不免益以金帛，且茍一时之安。此二边所以敢然者，盖国家向来轻敌忘战，不为预备之所致也。臣深见二虏为患，卒未宁息，西伐则北助，北静则西动，必欲举事，不难求衅。通和则安享重币，交战则必败官军，叛而复和，孰敢不许？擒纵自在，去住无梗，两下牵制，困我中国，有何大害而不为边患？有何后悔而长守欢盟？渝盟扰边，我则遂困。不幸凶荒相继，盗贼中起，则彼二寇所图，又甚大矣。臣故曰二寇为患，卒未宁息。臣上之所陈西北形势，乃唐室以前夷狄之事也。其后契丹自得燕、蓟以北，拓跋自得灵、夏以西，其间所生英豪皆为其用。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民，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是二寇所为，皆与中国等，而又劲兵骁将长于中国。中国所有，彼尽得之；彼之所长，中国不及。我当以中国勍敌待之，庶几可禦，岂可以古之夷狄待二寇耶？前既轻敌妄战，不为预备，致二寇结祸，为朝廷深忧，今又欲以茍安之势，遂为无事。二寇各获厚利，退而养勇，不数年相应而起，则无复以金帛可啖而盟诅可约也。臣向者累奉德音，令韩琦、范仲淹专管西事，命臣专管北事。臣才识无取，滥膺擢任，退自循省，何以塞责？然敢不强勉，夙夜揣摩。今辄得守策凡六事、禦策凡七事，谨具如左。

一、河北三十六州军内，缘边、次边如北京、雄、霸、祁、深、保、瀛、莫、沧、定、镇、冀十二州，广信、安肃、顺安、信安、保定、乾宁、永宁七军，总一十九城，皆要害之地，可以控制敌寇而不使得深入矣。定为右臂，沧为左臂，瀛为腹心，北京为头角。此四城者，河朔之所望也。馀十五城为指爪支节，乃四城之所使者。定、瀛、沧各置一大帅，馀十五城分属定、瀛、沧三路，悉择善将守之。十九城都用三十万：定五万，沧、瀛、镇各三万，冀二万（冀在要会之地，诸路皆通，故比馀郡蓄兵稍多。），保、祁、深、广信、安肃各一万（保州、广信、安肃当入寇之冲，故三城鼎足相峙，欲以交相会合，以禦初入之锋也。祁在镇定之东，旧颇慢，后来敌骑入边，以镇定有重兵，不肯趍镇定路，才过保州，便从东南道出祁、深，往取冀路，寇澶、魏，故祁、深亦须屯兵稍多。），雄、霸、漠、顺安、信安、保定、乾宁、永宁各五千，北京五万，为诸路救援之兵。今河朔平时有驻泊、屯驻、就粮兵十八万，本城五万，至用兵时，增十万人，则战兵足矣。此三十万兵，非如景德年中闭门自守，皆使出而接战者也。当时城守不敢出，所以寇兵堂堂直抵澶渊，几至渡河为京师患。今若使良将帅守十九城，分领三十万众，左右出入，纵横救应，闪误逗诱，冲陷掩袭，臣虽至愚，未信敌敢长驱而南也。顷年大兵悉屯定州，然闭门不使出战者，盖恐一败涂地，则无以救援，且防中渡之变也。今虽用兵三十万，然而分置十九城，右败则左救，纵失则横援，岂更有昔时之虞邪？其外十七城不复蓄兵，只以本郡乡兵坚守，不使出战。

一、河朔州军长吏最宜得人，以备匈奴之变。自来都不选择，赃污不才、年老昏昧者，尽使为之。又移替不定，久者不过一二年，其间茍且之人，只是干寻常之务，其经久利害，自知不及其身，率皆不为。前后相承，积弊已甚。若不选人久任，以矫前失，则异日虏有变故，边城不守，浸淫深入，为患不细。其上件十九州军，在河朔尤为要害，内定、保、雄、霸、沧五州，广信、安肃、顺安、信安四军，近已得旨选人差定，见施行次。北京已有大臣，自馀镇、冀、瀛、莫、祁、深六州，保定、乾宁、永宁三军，北平一寨，亦乞选差长吏，并使久于其任。内绩效著闻者，优与就迁秩禄及厚加赐予，使乐于边寄，亡所怨苦，则悉心营职，自甘久处。或廉勤可尚、才有不足者，罢之，与内地合入差遣。若故为乖缪，欲违边任，及有罪不可留而法不至死者，废之终身。如此，则人知祸福必及，孰敢不勉？别有事件，已具进呈。

一、除上件十九州军长吏已下，并乞诏本路转运、提刑、安抚、部署、钤辖分擘举充，仍委枢密院、三班、审官、铨司选择，不许循入，并须三年一替。所贵上下得人，众职皆举，用兵之际，有可供使，与夫临时外求，得失相万也。

一、屯兵备边，古今常制，所患者民赋有限，兵食多缺，必须广为经度。其间岁有凶歉，谋之不获，或寇至益兵，食常不足，则暴歛横取，何所不至？民由是困，盗由是起，此历代之所患也。河北自石晋失燕、蓟之险，无所固守，是以蓄兵愈多，积粟愈厚。国朝踵之颇久，至景德讲和之后，兵备渐弛，粟亦随减。前年敌忽生变，虽强与复和，而终非悠久之计。自此边衅已兆，向去未有宁岁，尤宜谨备禦之策，使久而不匮。臣辄得养兵二条，其一，据守边兵马合留外，屯驻、驻泊、就粮诸军，悉分屯于河南郓、齐、济、濮等州，以教以养。况其地富实，不营而足。率三年一代，遇有警急，发符召之，不旬日可到，岂有后期不及者邪？所以略省河朔诛歛，以宽疲民，使之安逸苏息，坐待寇至而用，庶几沛然，师有馀力，可以禦敌。其二，缘大河州军起敖仓，支移河南民税及漕江淮粟以实之。分屯近边兵马，每二岁一代，亦足以宽河湟之困民。二者可择一焉，或兼用亦善。不然，臣恐无事时，河北已见殚竭，一旦用武，又重加歛，民必怨叛，则肘腋之下，皆为仇雠，岂暇禦外寇哉？

一、河北最号劲兵之处，若尽得精锐，则无敌于天下，况夷狄乎！顷年朝廷未与匈奴讲和，敌每入寇，惟惧北兵，视南兵轻蔑之也。我分南北兵各为一军，凡敌阵，必先犯南兵，南兵溃，则并北军累之而必败。惩此，因有以南北兵混而战者，败走益甚。是不若纯用北兵之为胜也。今河北屯南兵尚多，徒能张为虚声，而实不足用。臣愿自今河北增募土人为禁军，料钱不过五百文，每成一指挥，即代南兵一指挥归营。不数年，三十万尽得北兵，又教之精勇，则匈奴自当畏服，岂敢轻动哉？恐议者谓财匮不宜益兵，则请于别路罢招，以此易彼，亡所增矣。既得土兵，勿戍他郡。粮不足，则愿用臣前养兵二条。

一、北寇风俗贵亲，率以近亲为名王将相，以治国事，以掌兵柄，而信任焉，所以视中原用人，亦如己国。向者燕王威望著于北寇，知是皇叔，又为王爵，举天下之尊无与二，谓朝廷庶事皆决于王。又疑王善用兵，天下兵皆王主之，严刑好杀，无敢当者。北寇疑此，益所畏惧。故燕、蓟小儿夜啼，辄曰「八大王来也」，于是小儿辍啼。每牵牛马渡河，或旅拒未进，又曰「必是八大王在河里」，其畏服如此。敌人每见南使，未尝不问王安否及所在。朝廷以王之故，亦见重于敌，谓朝廷有如是亲贤，每欲妄动，未必不畏王而止。今春王薨，识者亦忧之，谓王之生则北寇以朝廷为重，王之薨则北寇以朝廷为轻矣。臣亦尝念国家将帅，既未闻于夷狄，而亲王素有威望为匈奴所畏者，又已沦谢，且不复更闻有皇亲可以为朝廷屏翰者。敌必谓王室孤弱，无所扶助，本根不固，易以动摇，此诚宜为夷狄之所窥测也。臣愿陛下亲择宗室中年长知书、识理道、晓人事者十数人，为王畿千里知州（虑宗室不达民政，或有任性为事，通判位下难规正，宜择方严公干、近上朝廷一人为同知州。所贵势均力敌，可以共事，而无所乖失。俟历一两郡，决知可以独任，则罢同知州，只置通判。），又择其次者数十人，为千里内州郡钤辖（恐亦未练军政，职事不举，其都监、监押未可减省，宜择廉干历事之人，令共职，仍选良守臣伺察而裁处之。），其年少官卑，度其稍堪差使者为畿县都监、监押（虽年少亦须二十岁以上者，亦择良令长以谏正之。），并限二年一替，亦用文武臣寮赏罚之法以劝沮之。内有勤俭好学、接寮属有礼、晓习文法、能治民事者，量高下等第，或降诏奖谕，或赐金帛，或迁官秩。有诸过者，亦量大小等第，或罚俸，或赎金，或降官，甚者召还，黜于宫宅，俾之省过一二年，复遣补外。凡三省过而遂不改者，终身使奉朝请。如此教育之，选试之，善者必赏，不善必罚，臣知不数年，当有贤宗室如前汉河间、后汉东平二王者，不为难矣。内可以藩屏王室，外可以威示四夷，此有国家者之急务，长久之策也。臣观三代已后兴王者，今日得天下，明日封建宗室，至于襁褓之子，亦皆为侯为王，分割土地，自成邦国。所以分布枝叶，庇荫根本，张大王室，壮观天下。使英豪无间辞，无异意，谓四海之内，尽是一姓，虽有凶谋变计，不敢妄动。此前代帝王制御天下长久之策也，布在简牍，验之可信。今则埋没抑压，仅同豢养。纵其非僻，殊不教训，虽有说书之官，又实虚设，是尽欲愚之而不令知善道、为善人，甚非帝王养宗室之义也。至于臣庶之家，有子孙弟侄者，无不孜孜诲诱，使之成器，盖望持门户，主祭祀，若子孙不肖，则家道沦没。又有负担之夫，微乎微者，日求升合之粟，以活妻儿，尚每日那一二钱，令厥子入市学，谓之学课，亦欲厥子读书识字，有所进益而嗣其家。国家富有天下，基业全盛，实祖宗艰难而致，所宜子子孙孙相承不绝，为万世之计，岂可宗室满宫而陛下都不教导，任为过恶，俾外夷轻笑？是陛下自去枝叶而取孤根易摇之患，臣窃忧之。臣又伏思陛下任李用和为殿前副指挥使，任曹琮为马军副都指挥使，是任亲也。用和与琮诚亲矣，然皆异姓。异姓者尚可信之，则宗室同姓与陛下是骨肉之亲，反不可信之哉？陛下不过谓宗室无人，臣谓今则诚未见其人，教之试之，当自有人矣。今惟朝会时群行旅进，青盖满道，士大夫见者，方知有宗室，但出得都城四门之外，已不知宗室之有无，况天下乎？况四夷乎？上古直至周世宗，其间所历，何啻万代，而宗室不教、不试、不用，微弱乏人，未有如本朝之甚之极者也。宜乎为识者之所忧，而北狄之所轻也。且如北狄有南大王萧孝穆、北大王萧孝惠、鲁王惕隐、楚王夷离毕，是其近亲者甚众。臣前岁奉使，尽与之接，又询其国人，未必实皆才武，而中原闻之，莫不疑其人人皆良将也，其故何哉？盖闻其名而疑其有实尔。今朝廷若能崇植宗室，使声名渐著，闻于北狄，亦谓南朝宗室有人，根本牢矣，藩屏固矣，欲谋则息，欲动则止。古者有以实效济务者，亦有虚声慑敌者，兵家尤重先声而后实，况臣之所说，必能声实相副，愿陛下行之无疑。

一、景德以前，缘边土兵无事时戍本州军，寇至则尽为逐路部署司抽起。沿边缺人，却以南兵屯守，甚无谓也。夫土兵居边。知其山川道路，熟其彼中人情，复谙敌兵次第。亦藉其营护骨肉之心，且又服习州将命令，所以禦必坚，战必胜也。若迁入内地，则山川道路不知，人情不熟，敌兵不谙，骨肉不在，州将命令不习，又为南兵怯弱所累，则禦必不坚，战必不胜也。北狄惟惧土兵，每闻以南兵替入内地，敌人大喜，故来则胜而回。前年河朔有警，定帅复寻景德故事，尽抽边兵守定州。河湟之民大恐，以谓官军必败。幸而敌骑中止，不见失律，不然，丧师必矣。臣愿自此若敌入寇，沿边土兵只在本处，不复令部署司抽移。若逐处土兵尚少，即以南兵益之。如其有馀，方许部署司抽起。况部署司自有近里州军，土兵可以聚而为大阵矣（臣上篇议十九城分领兵三十万出战，馀十七城系近里州军，只用乡兵守之，更不出战。其逐路部署可于十七城聚而为大阵兵矣。）。边兵勇悍，不畏坚敌，敌骑初入，使当堂堂之锋，或得便可战，必能取胜。则近里州军，人心自壮，虽南兵之怯，亦自增气。茍以南兵在边，遇寇一败，敌骑乘胜而南，则表里震恐，虽精锐尽在部署司，亦已沮丧，安能保其全胜哉？

一、景德以前，匈奴寇边，多由飞狐、易州界道东西口，过阳山子，度满城，入自广信之西，后又多出兵广信、安肃之间。大抵敌骑率由西山之下入寇，大掠州军，然后东出雄、霸之间。景德前，二州之间塘水不相接，因名东塘、西塘。二塘之交，荡然可以为敌骑归路，遂置保定军介于二州，以当贼冲。厥后开导不已，二塘相连，虽不甚浩渺，而贼路亦少梗矣。然或穷冬冰坚，或旱岁水竭，亦可以济，未为必安之地。虽然，但少以兵控扼之，则虏骑无以过矣。自馀东从泥茹海口，西至保州一带数百里，皆塘水瀰漫，若用以为险，可以作限。只自保州以西至山下数十里，亡塘水之阻，敌骑可以平入。敌若守盟不动，则我无先发，但用臣上篇屯兵之法，足以固守。万一渝盟入寇，用臣之策，可以转祸为福，逞志泄愤矣。何以陈之？今敌若寇边，必由广信西来，敌骑初入境，沿边州军坚壁示弱亦不得出兵，敌必不顾而进。将入镇、定，亦坚壁，敌必易我而懈。于是令广信、安肃、保州三城开壁会兵，张虚声而不与战，彼必分兵来禦。已而令镇、定互开壁，复不与战。彼既前后受敌，必未敢长驱而南。于是我急从沧州取海上路，以数十艘出轻兵三千，趍平州入寇家口，咫尺燕、蓟矣（沧州至北界，平地水路约五百里，不数日登岸，地肥水草美，不必重赍。）。计其日，然后自雄、霸之间（即景德年敌骑东归之路也。），又出精兵，直抵燕京，会沧州兵，捣其腹心，破其聚积。彼见两下兵入，则莫之为计矣。燕地既乱，入寇者必有归心，又为王师所牵而不能遂去，于是乘其向背之际，使沿边三城及镇、定兵合击，必大破之。追奔及燕，尽逐敌兵过山后（敌兵入界则整，若败而出塞则纷然散走，无复行阵，易为驱除矣。），以兵守居庸关、古北口、松亭关、符家寨，则敌骑无复南者。因其妄动，可以一举而复全燕之地。拔数郡陷兵之族，平累朝切骨之恨，臣自谓必无遗策矣。既以兵守四关口外，惟西山后有新开父牛、铁脚、猪窠三口，敌人以通山后八州之路。然皆峻狭，不容车马（敌人凿山为径，只通人行，险峻，非兵行之道。），虽不加防守，亦无所害。或于口侧少伏兵马，纵敌入寇，发伏可以尽杀之。假如陛下谨重，未欲尽举复燕之策，即请寇入之后，顿重兵于西山下。敌纵有所掠而东出亡路，进退不遂，我于是以十九城之兵分布掩击，必使退败，保无深入之患。敌势既屈，与战则削，与和则久，亦制匈奴之一策也。

一、燕地割属契丹，虽逾百年，而俗皆华人，不惯为匈奴所制，终有向化之心，常恨中国不能与我为主，往往感愤，形于恸哭。臣前年奉使北廷，边上往复数次，边人皆劝臣曰：「无重契丹以困民，万一入寇，我沿边土人，甚有豪杰，每一豪杰可自率子弟数百人为官军前驱。愿朝廷复取燕、蓟，吾等却为华人，死亦幸矣」。臣窃壮之，慰谢而遣。臣退念朝廷之力未及外禦，遂虚边豪之请。虽然，臣未尝忘怀，思为异日之外用。自后不辍寻访，所得边豪颇多，将来敌若寇境，臣必能以所得边豪，令自率乡户，各成一队，或为向导，或为内应，或破阵，或攻城，大可以为王师之助矣。其始去则质其家，其成功则厚其赏，臣不患其谲而反为害也。

一、古者有外虞，则以夷狄攻夷狄，中国之利也。朝廷西有羌人之患，力足备禦，不假求外援以自助。惟是北寇强盛，十倍羌人，异日渝盟，悉众南下，王师力若不给，则祸未可涯。宜求所以牵制之术，使有后顾而不敢动，动则有所惮而不能尽锐以来，我力足以禦之，此不可不虑也。今契丹尽服诸番，如元昊、回鹘、高丽、女真、渤海、乌弋、铁勒、默尔赫、室韦、达靼、布希等，弱者尽有其地，强者止纳其贡赋。独有高丽不伏，自谓夷、齐之后，三韩旧邦，诗书礼义之风不减于中国。契丹用力制之，高丽亦力战，后不得已而臣之。契丹知其非本意，颇常劳于制御。高丽亦终有归顺朝廷之心。臣伏见淳化年中，其国王王治遭契丹兵入境，遣使元郁来朝纳欸，太宗不从，但婉顺回答。又于咸平年中，其国王王诵遣户部郎中李定古来使，真宗不纳，但降优诏而已。又于祥符七年，其国王王询遣工部侍郎尹古贡表来使，表称今断绝契丹，乞归附大国，仍乞降正朔并皇帝尊号，真宗又不许。陛下即位后，天圣二年，复曾遣使来朝，朝廷差柳植馆接，其事甚近，可以按證。前后高丽四次遣使修贡，每来必言不愿附契丹而愿归朝廷，终不允纳。虽然，高丽欸附之切，如渴者望饮，饥者望食，无一日而忘也。但略遣人翘发，则其来必矣。来则善遇之，许其岁朝京师，赐与差厚于前，以回其心；优为诏命之辞，以悦其意。他时契丹复欲犯顺以逞志，我遣人使高丽激之，且约曰：「契丹往年无故侵高丽三韩之地，今又累兴师深入，诛求无厌，高丽甚苦之。我先帝重惜民命，不欲数与之斗，故岁遣厚币，于兹四十年矣。今契丹又欲背施肆毒，犯我边境，我军民并怒，皆愿死战，我不敢违众，师行有日。高丽又举兵相应，表里夹攻。契丹败，则三韩之地及所得人民府库，尽归高丽，我秋毫不敢有，但止复所割故地尔」。高丽素怨契丹侵其地，又怨每岁歛取过重，向者恨无大国之助以绝之，闻今之说，必然从命，然则契丹不足破也。或者疑其纳高丽，则契丹可以为衅端，不便。臣答曰：「前岁之隙，岂为纳高丽兴辞邪？夷狄之性，变诈多端，茍欲背盟，何说不可，岂宜动自拘碍，不敢有为，直俟祸来，坐受其弊？愚者尚不肯如此，况谋谟天下之事乎？高丽果入贡，假契丹来问，我当答以中原自古受方国之朝献，矧高丽素禀朝廷正朔，但中有阻隔，今却复旧好，使我何辞阻绝之？与契丹纳诸国之欸一也，契丹安能使我必不纳高丽之贡哉」？臣又思之，若契丹寡弱，不足为虞，或能谨守盟誓，无陵侵中国之志，则何用远纳高丽之欸而忽契丹之约？今契丹尽吞诸蕃，事力雄盛，独与中原为敌国，而渐有凭陵之心。况前岁已生衅隙，自知不直，谓朝廷伪增金帛，后图释憾，不久又将先有以制我焉。发而谋之，则不及矣。经营措置，今乃其时。臣又尝闻契丹议曰：「我与元昊、高丽约，连衡攻中原，元昊取关西，高丽取登、莱、沂、密诸州（又曰：高丽隔海，恐不能久据此数城，但纵兵大掠京东官私财物而去。），我则取河北三十六州军，以河为界」。臣闻此久矣，万一果如斯说，臣恐朝廷必无以制之。外寇如此窥图中国，中国但因循，日过一日，臣不知终久如何！夫高丽累年贡奉朝廷，朝廷终不许，遂决志事契丹，所以为契丹用也。契丹所使，无令不从。今朝廷能许高丽进贡，正遂其久志，则必反为我之用矣，契丹何能使之耶？臣熟知高丽虽事契丹，而契丹实惮之。天圣三年，契丹尝伐高丽（是年朝廷遣李维奉使。），高丽败契丹兵三十万，疋马只轮无回者，自是契丹常畏之而不敢加兵。朝廷若得高丽，不必候契丹动而求助，臣料契丹必疑高丽为后患，卒未敢尽众而南。只此已为中国之大利也，臣愿陛下行之无疑。

一、镇、定西山有谷口十馀道，尽通北界山后之路。景德已前，不甚迹熟，盖溪涧峻狭，林木壅遏，故敌罕由兹路而入，虽有来者，亦必艰阻。臣顷闻河朔人说契丹自山后斩伐林木，开凿道路，直抵西山汉界而止。今则来往通快，可以行师。臣亦细诘其由，云契丹旧亦疑朝廷有复燕之志，恐天兵渡界河，直北趋燕京。则敌人欲出我不意，由山后进兵，旁击镇、定，横行河朔，牵制王师，以解收燕之患也。臣必料往年缘边已曾探报，闻于朝廷。今或契丹自广信、安肃入寇，我必以重师禦其锋，若有西山别众，出于镇、定，横行背击，官军败绩，则大事去矣，兵家切务，不可不知。当得能干而谨密者，阴往经制，如何屯戍，如何捍禦，必有可以胜之之术，先事而定，以待其来，则保边之道也。

一、祁、深二城旧非要郡，宿兵至少，故城垒迫而陋，不甚修葺。切闻契丹今复入寇，知吾重兵屯镇、定，不肯南面直走，才过保州，便取东南路，由祁、深以来。祁、深二垒，当广而高之，以防攻逼（誓书言，不得创制城池，若因而广之，则无疑。）。又曰，敌既惮镇、定而忽祁、深，必谓二城兵寡，不戒而过。我若乘其不备，使二城潜出精兵，首尾应而击之，必大得志。此系于临时，非可预度，然亦当知之，俟其变则易为谋矣。

一、汉唐以前，匈奴入寇，率由上郡、雁门、代州、定襄等路。盖当时中国据全燕之地，有险可守，匈奴不敢由此路而来也。自石晋割燕、蓟入契丹，无险可守，由是敌骑直出燕，不复寻定襄等故道。今朝廷若留意河朔，边鄙有备，寇不可得而入，须求别路以来。或虽可入寇，第取定襄等路为犄角之势，则河东不得不大为之防。或创立城池，或造作险阻，何地可以设奇伏，何路可以出牵制，此须预为经度，素有堤备，则临时足以禦捍，应卒不至仓皇。使与河朔表里相应，寇不能逞其欲，实边防之急务也。

右守、禦二策总一十三条，是臣庚辰、壬午二岁奉使契丹日，于河朔往回十馀次，询诸缘边土兵并内地故老，博采参较，得之甚详。及到边廷议事，又颇见其情状，以至稽于载籍，质于时务，用是裒聚撰述，以副陛下委责之意，即非臣任胸臆，罔圣听。惟陛下令两府会议，可者速行之，其未可者，交相致诘而是正之。臣必不敢持己徇私，旁拒众證，两府亦不得畏事养病而无所发明。如此，则庶几谋行而患可弭矣。臣闻古者人君遭患难，则退修道德，可以无咎。是故文王出羑里，纯任教化，而终灭独夫；勾践脱会稽，厉精武事，而卒破夫差。又闻主忧则臣辱，主辱则臣死。是故陈主答书悖慢，而杨素下殿请死；蔡贼跋扈难制，而裴度誓不两全。终之隋灭江南，裴度平淮西，有以见古之君臣所为各得其道，无不建功立业，声流后世者也。昨契丹背约，呼索无厌。朝廷以中国之尊，凶丑敢尔，陛下固未闻有文王、勾践复雠雪耻之心，臣下亦未见有杨素、裴度死难平贼之志。如此而望排患解纷、建功立业，如古之君臣，何可得也？臣计北狄势方强盛，可以为寇而辄肯议和者，有谋也。谋而后举，以为万全之策也。又计中国之势，如人坐积薪之上而火已然，虽焰未及其身，可谓危矣。北狄之强既如彼，中国之危又如此，而尚不急求所救之术，是欲秦之鱼烂、梁之自亡耶？臣备位枢府，夙夜忧畏，恨未得死所，少纾国难。愿解臣密职，与河朔一要郡，得以效拙，经营边事。虽未敢必谓无虞，然料或可稍宽陛下北顾之忧矣。伏惟早赐裁幸（《宋名臣奏议》卷一三五。又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卷五九，《太平治迹统类》卷八，《九朝编年备要》卷一二，《群书考索》后集卷四一、四六，《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二七、七六，《右编》卷三三，《续资治通鉴》卷四六。）。

之寇：右引作「二敌」。

「益甚」至「今河北屯」十七字，原无，据右引补。

开：右引作「闭」，疑是。

与元昊：原倒作「元昊与」，据右引改。

臣近见元昊所上誓书及表奏，辞礼恭顺，一遵朝廷所约，只是疆埸上微有商量。候杨守素等到阙，乞与婉顺商议，示以必和之意，使之深信。不可为其恭顺，却于元约事外，别有诘难邀勒。所宜多方容纳，令无备我之心，则必尽力与契丹相持。若二寇自相杀伐，两有所损，此朝廷之福，天所假也。茍议绝和约，或大段拖延不成，则元昊必复与契丹合，而为患如故，此必然之理也。臣料契丹必未肯与朝廷绝好，余靖此去，保无他虞。将来若遣谢使，所赍谢物，不可过数，茍多无益，更乞深加详择。

伏见朝廷以契丹发兵会元昊讨呆儿族，路出河东境外，疑其变诈，恐为河东之患，遂遣参知政事范仲淹宣抚，此陛下忧劳爱民之深也。仲淹闻命，夙夜在心，即乞于京师及陕西发兵马，调钱帛，为备禦之策，此仲淹忠勤体国之至也。然以臣愚虑，或恐过之。何者？臣前岁奉使契丹，颇见情状；又自去岁至今日，见河北、河东探报契丹与呆儿族相持事宜，参验得实，契丹必不寇河东决矣。彼既不来，是不宜枉有调发，空成劳费。虽不入寇，然张虚声以困我，未必无心，今若劳费不悛，则正落贼计，亦为其窥见浅深，非策之得也。此臣但论今岁未必为患，若他时则非臣所知。他时虽欲背盟自逞，必寇河北，第以河东为掎角之地而已。伏乞陛下，更令范仲淹相度，且往河东照管，未宜调发。若将来河东却有契丹入寇，是臣有罔上误国大计之罪，乞加臣身。

臣昨日垂拱奏事，准宣谕，今来北主云州受礼，恐于河东作过，令两府设备。实由臣误荷奖擢，无所施设，致此外寇，上烦圣忧，闻命震惊，不遑启处。然退自思念，仅得粗略。窃谓契丹必不寇河东，其事有九：无名，一也。动称王师，不肯窃发，二也。河北平坦，可以长驱，必不由河东险阻而来，易入而难出，三也。河北富实，河南虚乏，必不肯击虚乏，而令我备富实之地，四也。河北无备，河东有备，黠虏萌南下之心久矣，临事必不肯舍无备而寇有备，五也。若欲乘我不测而入，当行诡道，出于仓卒，必不肯先报云州受礼，六也。契丹始与元昊相约以困中国，前年契丹背约，与中国复和，元昊怒契丹坐受中国所益之币，因此有隙，屡有怨辞。契丹恐其侵轶，于是压元昊境筑威塞州以备之。而保族累杀威塞役兵，契丹又疑元昊使来，遂举兵西伐。验之非诈，今必无会合入寇之理，七也。契丹惜燕地，如人惜心腹，若寇河东，岂不防我攻燕为牵制之术？于今不闻备燕，八也。契丹自得燕、蓟，不复由河东入寇，九也。臣验此九事，故知契丹不寇河东必矣。臣今但论目下不为河东之患，过此以往，则非臣所知。臣谓契丹异日之祸，必在河朔（河东只可为牵制之地。），所以臣近奏河北守禦之策，因乞守一要郡，自行其事。下二府议之未合，只且令田况往彼。按臣所说，此乃平时悠悠所为，非今来确乎至急之意也。河朔二三年来，虽名为设备，其实未堪禦寇。乃是张豫备之虚声，适足重敌人之奸计，为患愈大，不可不思。臣前岁奉使契丹，理当无所增赂，盖为朝廷方尽力西鄙，未遑北事，于是忍羞自屈，岁益所入，聊以欸兵缓祸而望雪耻于后也。臣今所乞，必愿俞允，不惟训兵备敌，以安元元，至于身羞国耻，庶几可刷。臣不胜大幸。

若敌使未至而子奭先去，则天下共知事由我出，不待契丹许而后行也。今若候敌使至，别无难意，而后方令子奭遂行，则是自以讲和之功归于契丹。直待得契丹许意，方敢遣使封册，中国衰弱，绝无振起之势，可为痛惜。万一敌使知我尚未封册，词稍不顺，不可却拒元昊而曲就契丹。如此，则是朝廷不敢举动，坐受契丹制伏，而又前后反覆，大为元昊所薄矣。此事余靖奉使时，契丹已许我封册，今但自恐怯，更思变改，臣实不晓也。兼契丹西征大衄，山前、山后，非常困弊，必不敢止我此行。伏惟朝廷，据天下之大，四方全盛，若每事听候契丹指挥，方敢施为，使陛下受此屈辱，臣子何安？臣忝预枢辅之列，实为陛下羞之，亦为陛下忧之。伏乞断自宸衷，不候敌使到阙，速令子奭行封册之恩，则天下幸甚。

臣近上河北事宜，以匈奴强盛，朝廷为藩屏之固，虑为夷狄所轻，乞陛下亲择宗室中堪任外处差遣者，充近京千里内知州、钤辖及畿甸知州、县，以壮观王宗。议下两府，至今未上，必谓体大无例，难以施行。此议事干皇亲，必涉议论。然茍利于国，安可避免？臣前奏或未决行，欲望且令干当在京诸司，如皇城司、军头引见、在京百司、省中衙司、群牧司、仪銮司、翰林司、御厨库院、府界提点之类，使之稍接人事，亦教育之阶也。俟其间见得才效有可外补者，然后用臣前议，渐次差出。

伏以河北一路，盖天下之根本也。古者未失燕蓟之地，有松亭关、古北口、居庸关为中原险要，以隔阂匈奴不敢南下，而历代帝王尚皆极意防守，未尝轻视。自晋祖弃全燕之地，北方关险，尽属契丹。契丹之来，荡然无阻，况又河朔士卒精悍，与他道不类，得其心则可以为用，失其心则大可以为患，安得不留意于此而反轻视哉？臣昨奉诏宣抚，自渡河而北，遍询土人熟知祖宗以来边防事机者，观其所说，皆有条理。谓太祖、太宗之时，契丹入寇，边兵或有丧败，而不能长驱。真宗初时，边兵亦少失，而有长驱之患者何哉？盖太祖、太宗时，屡曾出师深入攻讨，及寇至，又督诸将发兵禦战，北骑虽胜，知我相继开壁，援兵四至，无退藏之惧，是以匆匆出塞，不敢长驱也。洎真宗即位，惩丧师之衄，遂下诏边臣，寇至但令坚壁清野，不许出兵。纵不得已出兵，只许披城布阵，又临阵不许相杀。贼知我不敢出战，于是坚壁之下，不顾而过，一犯大名，一犯澶渊，是故虽无丧师之失，而有长驱之患。真宗再驾河朔，幸而讲和，不然，事未可知也。臣尝为史官，窃览国史，以土人之说参验之，大略相合。既得祖宗朝守禦利害，又伏思今来事体，不及祖宗朝，其事有七。朝廷号令不一，前后自相牴牾，事有缓急，四方不能遵行，北敌茍动，必有阙误。此号令不及先朝严明，一也。自西鄙用兵，于今七年，大小凡经十馀战，而每战必败，官军沮丧，望风畏怯，北敌之众。又非西贼可比，茍有变动，何由以威武取胜？此威令不及先朝震赫，二也。两府大臣，不敢主事，设有所主，断然而行，则横议群兴，惑乱圣听，以此往往破坏，暂行复止，是致朝政不举。北敌茍动，事系安危，谁敢为朝廷主张行事？此执政者不及先朝大臣主断，三也。天下民人，恩信不及，配率重大，攘肌及骨，悲愁怨恨，莫不思乱。近年凡有盗贼，应者如云，足见人心多叛。北敌茍动，大兵四集，百姓必有观衅而起者。自忧内患不暇，岂暇防外虞哉！此民心不及先朝固结，四也。朝廷费用浩瀚，财物殚竭，取于民则民力已困，取于内帑则内帑有限。今河北诸州军，惟粮储稍有准备外，其馀库藏无不虚空，北敌茍动，所费无涯，今未有财用所出之计。此财用不及先朝丰足，五也。外有彊敌，窃图中国，或攻或守，须得健将。今河朔止有一二人可充偏裨，五七人可以阵中役使，北敌茍动，大兵毕集，都未有将帅统领。此将帅不及先朝有谋勇而经战阵，六也。军政隳弛，士卒骄惰，居常少有钤束，不过笞箠，已谋杀害都将，相结逃背。若急有调发，使当矢石，则岂无变乱，与外寇势合为孽？昨堡塞事起，沧州兵欲劫瀛州，莫州兵欲劫顺安军，自馀至城下者，无不白日劫人，殊无畏惮。其事甚近，可以为验。士卒不及先朝肃整，七也。上件七事，尽臣目睹耳闻，不敢缄默，恐误边防大计。伏望陛下特留圣念，以先朝已试之效，而革今日因循之弊，奋自宸断，以为久长之策，不胜大幸。

臣近于七月日，曾亲书劄子闻奏：见察访民间，恐有暗行结扇，不徒惊劫，别蓄奸谋，如刘卺之类者，候见的实，别具申奏次。臣后来察访京东一路，甚有凶险之徒，始初读书，即欲应举，洎至长立，所学不成，虽然稍能文词，又多不近举业，仕进无路，心常怏怏。颇读史传，粗知兴亡，以至讨寻兵书，习学武艺，因兹张大胸胆，遂生权谋，每遇灾祥，便有窃议。自以所图甚大，蔑视州县，既不应举，又不别营进身，所临之官，无由肯见，往往晦名诡姓，潜迹遁形。唯是凶徒，密相结扇，或遇饥岁，必有窃发。臣恐此辈一作，卒难剪除，纵无成谋，亦能始祸。似此辈类，的实甚多，散在民间，但未发耳。又缘不希仕进，难以牢笼，不可捕而加刑，加刑则党类惊而速为也；不可纵而稔恶，稔恶则根株成而难去也。要在得而縻之，使凶谋不能成，此最上也。欲乞批下，于此一路中择三两处臣寮可委者，密令多方采访，如知姓名居处，作草泽遗逸，以礼呼召，荐于朝廷，随其所能，量加恩命，则奸谋不成矣。或得其稍优者，量加异待，则徒党闻之，未必不冀望而出。因而收拾，或可略尽。若使此辈不作，其他盗贼虽遇饥年蜂起，不足为虑也。伏望陛下深切留意于此，不可忽也。

〔贴黄〕自曹尚、刘卺相继败露，凶徒惩此，其谋愈密，所以卒难得见。须是所委臣寮，多方用心寻访，庶几可得。仍须至密，若稍漏泄，即恐凶徒避祸，离去乡里，则愈不可见也。臣向来宣抚河北，亦曾察访，彼亦有此辈，况与京东接境，则朝廷亦宜留意。

臣窃闻河朔军储，每岁不减六七百万斛，自来本路赋入外，须更令客旅入中，方得充足。今水灾之后，农民大半流徙，从来沃壤，尽为闲田。又河朔所占地土至多，无由耕稼。臣窃计见入之赋，不过三分之一，别路支拨增添，亦不过十万斛。谷价踊贵，必无入中之助。则是河北每岁军储，顿亏一半已上。虽朝廷极力救济，臣知无以出办。况别路所拨之物，已是那辍应副，若更减辍两科，则彼自虚竭，必是难为支拨，民力不得不困，国用不得不窘。臣兼体量得河朔流民东走登、莱、潍、密，南奔淮、楚、荆、襄，西至并、代、关、陕，北投幽燕及山后诸镇。暌离四散，无所不之，二三年间，唯上等有力，或可归业。自馀流浪忘反，卒无还期。河朔逃田，尽成废弃，河朔军需，无以供亿。若不早为擘画，恐朝廷财用殚耗，遂至不支，甚非为国之计也。臣尝览载籍，历代备边守戍，多用屯田。赵充国守先零，曹凤守西城，诸葛亮守魏，羊祜守吴，当时皆为戍边颇多，军食不足，尽取营田之利，遂立破敌之功。况今陕西、河北缘边，甚有置屯田之处，法制多在，增修不难。臣欲乞朝廷指挥河北州县，去年逃田，随所在拨为屯田，诸处抽差厢军给使。如不足，即募流民，日得数千人，不必比招军人例特支破衣粮，但量给口食，粗令饱足，既免冻馁，必乐服田。况本是农家，不劳教劝。或更许收成后十分中少给与一二分，以充赡养之资，则应募者其孰能禦之？兼自来经水田土，十倍肥浓，耕凿之功，不甚劳力，但能布种在地，便有厚获之望。至于农具牛畜，亦易为经度。或虑灾伤之后，难得牛畜，只用人亦可应急。若朝廷严切指挥，速令兴作，必然今秋便有所入，一二年后，不可胜食。才候流民复业，逐旋据其元地给与，则向时流徙，不患其不归也。方今至急之务，无出于此，伏惟圣慈，早赐裁择。

〔贴黄〕臣职在京东，不合频起请河北事。只缘河北流民多在京东，蚁聚蚕食，不无搔扰。若河北招诱得流民渐次归业，则京东自然无事。又京东见支拨税赋、辇运斛斗救济河北民，甚不易，若河北逃田不废，则人自足食，京东之民，亦得息肩。有此事理相干，臣是以不避越职之过，骤有陈列。伏惟圣慈，特赐矜照。

〔贴黄〕此事不必立望十分济事，但略有所得，已胜却尽为闲田，年岁间必大有收入。如相度稍便，须是早降指挥。

臣伏见西鄙用兵以来，搔动天下，物力穷困，人心怨嗟。朝廷不能抚存，遂使聚而为盗。今张海、郭邈山等放火惊扰州县，杀伤吏民，恣凶残之威，泄愤怒之气。巡检、县尉不敢向前，遂从京师遣兵，仍令中使监督，尚犹迁延日月，倔强山林，以至白昼公行，平入州县，开发府库，劫取货财，散募凶徒，啸聚渐众。陕西、南京、唐、汝、均、房、金、商、襄、邓，相去凡千馀里，杀人放火，所在疮痍。贼一经过，六亲不能相保，人民恐惧，道路艰难。每郡无兵，各不自保。若大段结集，攻陷诸州，缓急亦未有所以备之之策。贼既转盛，不可不防。秦末、隋末、唐末诸寇，或起于畎亩，或起于商客，或起于士卒，或起于负担。其初起莫不甚微，尚不得如张海、郭邈山辈如此甚盛。然以小合大，渐成巨盗，纵横难制，遂乱天下。今兹贼党未见剪除，所宜多设堤防，以备滋蔓。臣前日曾具劄子奏，乞于京西路择要害数州，屯聚兵马，以为诸处声援，此最急务，宜速施行。臣又思京西诸州长吏，皆非其人。如襄、邓、唐、汝、均、房、金、商、安、郢等十馀州，尽是盗贼见今往来之处，长吏尤须得人。伏乞先选转运两人，径令往彼体量，诸州长吏不才及赃滥老病者急罢之，便令于辖下通判或知县中保举权充知州。如不足，则朝廷下审官院选差人填补。知州得人，则就令选郡内知县、县令。昔前汉宣帝时，渤海郡盗起，帝选能治之人，丞相举龚遂，遂至郡，盗贼悉平。后汉安帝时，朝歌县盗贼屯聚，连年未获，乃以虞诩为朝歌长，贼遂骇散。此是两汉时一郡一县有贼，只得龚遂、虞诩两人为守宰，自然破灭之验也。今且以上项襄、邓等十馀州论之，其知州、知县、县令皆庸谬懦怯寻常之人，盗贼所到，如入无人之境。巡检、县尉又一一不堪驱使，贼不猖狂自恣，复何为哉！臣窃谓非盗贼果能强盛，自是朝廷只守弊法，不肯更张，唯恐不才不贤者怨恨，不早罢去，故以州县委贼，任贼残害。臣谓盗贼之起，已是迟矣，若以朝廷自来处置次第，早合贼满天下。但为宗社有灵，陛下仁德所感，故未至如此。然今盗贼已起，乃是遍满天下之渐，若朝廷依旧避人怨恨，不早更张，臣恐贼盗愈多，窃据州县，或称将军，或称太尉，或称王，或称帝，兵戈四起，所在僭伪。事到如此，生灵如何？社稷如何？朝廷守此一城，还得安稳否？况今来不同汉唐都关中、洛阳，各有险固可恃，缓急有变，用兵守险，亦未能便至危窘。当日明皇、德宗俱曾播越，唐室危若赘旒者数矣。今来都城并无险固，所谓八面受敌，乃自古一战场尔。若四方各有大盗，朝廷力不能制，渐逼都城，不知何以为计？臣每念及此，不寒而战。臣又伏思，古者乱离，无世不有，然而倾亡至速者，亦各不下三五十年。唯唐室之后，凡更五代十二帝，共只得五十四年，国祚短促，自古未之有也。其故何哉？盖是都城在四战之地，并无险固，四方有变，直到城下，略无障碍之所致也。唯是王者能镇抚天下，常使安宁，灾患不生，贼盗不作，则是都城也，且保无虞。故大宋之兴，实赖太祖英武之才，平定祸乱，尽削方镇兵权，只用文吏守土，及将天下营兵纵横交互，移换屯驻，不使常在一处，所以坏其凶谋也。又赖太宗相继，尅复诸国，一统天下。更赖真宗为民屈己，与北寇、西戎议通和好，故能八十馀年，都城无事，海内富庶，不用干戈。虽是人谋，亦有天幸。今则西戎已叛，屡丧边兵；北寇愈强，且增岁币。国用殚竭，民力空虚，徭役日繁，率歛日重。官吏猥滥，不思澄汰；人民疾苦，未尝省察。百姓无告，朝廷不与为主，不使叛而为寇，复何为哉？朝政不举，都城无依，五代事迹，已复萌露，艰虞之运，正在今日。须是君臣上下同心协力，废寝忘食，夙夜整救，则数年之内，或致小康。若犹因循茍且，尚务偷安，不练人谋，只求天幸，臣恐五代之祸，不旋踵而至矣。臣因论京西盗贼，遂至理乱，忧惧所迫，不觉切至，陛下便赐万死，亦所甘心。臣所乞选京西转运使、知州、知县，不可稽缓。盖扰攘之际，全藉有才谋转运使往来按察经营，又藉逐处知州、知县守护城池，安集百姓，及设方略，驱除寇盗。其馀有朝廷意所不到、指挥不及者，其良守宰必自能就便处置，不至失所。州、县既各得一人，又得要郡所屯之兵，掎角救应，则盗贼不难擒捕矣。至于巡检、县尉，亦可并委转运、知州拣选，不烦朝廷费力。此策最为简要，无可疑难。京西既行，次及诸路。变故或起仓卒，设备皆不可迟。朝廷但能不务因循，不避怨谤，天下之事未有不可为者。所有诸路拣退不才及赃滥老病转运、知州、知县、县令等，仰只在元守官处听候朝旨，朝廷只就外指挥，更不令赴阙。仍乞检会臣前奏，相度施行。

臣伏奉圣旨，取索擘画救济流民等事件，今节略编修作四策，具状缴奏去讫。臣部下九州军，其间近河五州颇熟，逐醵于民，得粟十五万斛（第一等两石，第五等三斗而已，民甚乐输。），只令人户就本村耆随处收纳，贵不劳我士民（多差官员领之，见任不足，即指请前资、寄任、待阙闲官。）。又先时已于州县城镇乡村，抄下舍宇十馀万间，流民来者，随其意散处民舍中。逐家给一历，历各有号，使不相侵欺。仍于历前计定逐家口数及合给物数，令官员诣逐乡逐耆，就流人所居近处，每人日给生豆米各半升，流民至者安居而日享食物。又以其散在村野，薪水之利，甚不难致。似此直养活至去年五月终麦熟，仍各给与一去路粮而遣归。而按籍总三十馀万人，此是于必死之中救得活者也。与夫只于城中煮粥，使四远饥羸老弱，每日奔走屯聚城下，终日等候，或得或不得，闪误死者，大不侔也。其馀未至羸病老弱，稍营运自给者，不预此籍。然亦遍晓示五州人民，应是山林河泊，有利可取者，其地主不得占却，一任流民采掇。如此救活者甚多，即不见数目。山林河泊，地主宁无所损，然损者无大害，而流民活利者便活性命，其利害较然也。又减利物，广招兵徒一万人。寻常利物，每一人可招三人，或有四五口，及四五万人。大约通计不下四五十万人，传云生全百万者，妄也。谨具劄子奏闻。

秘书丞、知孟州河阳县陈襄。右件官，行纯有守，才敏而通，经术该深，文艺典雅，顷居乡党，号称师模。虽从吏以甚勤，其向学而益笃。至于县道之冗，亦务己志之行。为臣属官，备稔其能迹，其人堪于文馆儒官中任使。近者窃见授敕就移知彭州濛阳县，虽于常格，例合入川，其如美才，可惜远去。臣今保举，欲望圣慈召试三馆职事，或差充崇文院检讨，观其施设，必有耸劝。襄本闽人，与臣非亲戚故旧，在朝亦无骨肉食禄。如擢用后犯入己赃，甘当同罪，不如举状，甘伏朝典。谨具状奏闻，伏候敕旨。

河北西蕃官诸族首领物故者之子孙弟侄，旧制须年及十七、本族及二千户者方得承袭职名，仍降一等。自西贼破荡以来，族帐凋耗，请自今更不降等，仍便许承袭。

臣谨按天地、宗庙、社稷，皆为大祀，自古天子亲祠之。其间尊与亲兼之者，惟庙焉。国朝崇奉祭祀，严而不渎，每三岁天子必亲行南郊之祀，其于事天之道，可谓得礼。独于宗庙，祇遣大臣摄行时享而已。亲祀未讲，诚为阙典。检会今年冬至当有事于南郊，又孟冬亦当合飨于太庙。《礼》曰「三年一祫」，祫为大祭，所以合群庙之主于祖宗而祭之，自来亦祇遣近臣摄行。今欲望诏有司讲求祫祭大礼，将来圣驾有事于太庙，庶乎国家事天事亲之道，两得其宜。所有降赦推恩，则并用南郊故事。

窃闻新授提点银铜场、职方员外郎张述累有封章，乞立储贰，其词太过，颇涉匪彝。事合婉微，述乃伤于逼迫；语当秘密，述乃极于张皇。传闻四方，无不惊骇。伏缘张述前知泗州，绝无政举，臣在中书日，亦曾见其阙失事状。本官必是恐朝廷不用，遂强作此事，虽云纳忠而献直，实掩过以取名。果若忧国爱君，岂肯如此喧布！况提点银铜场，将来例入职司，如述小人，不合升奖。臣切恐好进之辈，更相仿效，妄陈祸福，频挠圣聪。陛下或致忧隐，切于求嗣，即于天听，却成不便。臣今虽不在陛下左右，实则日久忧虑，寝食不安也。且念自古帝王未有不任情喜怒，杀害臣民。恭惟陛下临御已四十年，未尝枉怒一人，况于刑诛，固无分毫枉滥。惟是仁慈宽恕，甚于父母之爱赤子，天下蒙被陛下大恩大惠，深入骨髓，上苍观览，岂无报应！明知圣嗣非晚降育，臣今所愿者，惟愿陛下勤于政事之外，凡百节谨。目前爱玩，多方制伏其心；至于宴饮间动风发气之物，亦宜拣择，不令进御。澄神静思，助以平和之药，必享万寿无疆之庆，永为宗社之主。皇嗣之晚，未足为虑，此乃必然之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