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年尚矣，鲁史之外，有《汲冢竹书（始尧至于战国，谓尧起戊辰。）》，其事不经，而传者或采之以为晋之乘也。太史公以来，虽变编年，然皆有帝纪。厥后萃聚列代者有《世纪（晋皇甫谧撰，始伏羲，至汉献。）、》《通历（唐马总撰，起天皇，至隋。）》、《通要（唐苗台符。）》、《通谱、》《（本朝宋莒公庠撰，起汉文后元。）通载（章左史衡。）、》《通鉴》、《（司马公。）帝统》（又名《历年图》。）《、举要历（亦谓尧起戊辰。）》、《稽古录《、》（并司马公。）年代录（处士武密撰，起天皇。）《、》疑年录（刘秘丞恕。）、》《甲子编年（刘史馆蒙叟撰，谓尧起庚子。）《、》纪年总辨、（永嘉朱黻，其书黜吕后、王莽、曹丕、朱温，进刘先主、唐庄宗。同时《朱氏纲目》未行于世。）》皆纪年之书也。莫备于《通鉴》，而最有法者，则康节《经世书（推尧起丙辰，无外丙、仲壬，今遵之。）》，吕成公《大事纪（起获麟，止汉武征和元年，惜不全。）》，朱紫阳《纲目（甲子并依康节。）》。浸后浸完，士生今之世者厚幸哉！是书拾于诸家，私备遗忘，大海一勺，尝咸而已。谓之无意固不可，谓之有例则不敢。年不备，不能为纪年，曰《世运录》。然而霸王之不同，经制之变，古今之异，兴亡治乱之故，则亦略具矣。康节之言曰：「历代之治也，未始不由于君道盛、父道盛、夫道盛、君子之道盛、中国之道盛。其亡也，未始不由于臣道盛、子道盛、妻道盛、小人之道盛，夷狄之道盛」。呜呼，三千有馀岁之污隆，二十代之兴亡，何莫由斯言乎！然古道不齐，一治一乱，而首祸者未尝不徒为后人驱除。盖非有汤武拯民之心，不过谓之幸乱。虽秦隋之季，摧纲剥纪，败政猬兴，暴骨如乱麻，存者危于坠露，不得不起而劘之，而陈胜、窦建德之徒不足自救。天虽自亡秦隋，亦恶幸乱者也。自馀如曹操、刘裕、朱温诸人之兴，虽垢贱浅短，至不足道，然皆非先发者。春秋之初，郑庄公始有霸志，霸卒归于齐、晋，而郑数百年受霸之祸。夫假仁纠合，未为无功于生民，而王道之变，实天意所谨也，而况其下乎？三皇五帝三王，文质不同，其道一揆。汉杂霸，唐霸，晋不足霸，偏裂之正有蜀汉，夷狄之治有元魏，散乱之得国有唐庄宗，自是以降，无以污吾言矣。王霸之不同，经制之变，古今之异，其事皆在于春秋战国秦汉之间。颓波沄沄，有往无反，至于本朝，始见先王之意，而政则备。盖以唐观汉，汉不可及，以观本朝，本朝又仁厚也。

臣案舜幸岱宗，是为巡狩，而郑引《孝经钩命决》云：「封于太山，考绩柴燎，禅乎梁甫，刻石纪号」。此纬书之曲说，非正经之通义也。依《白虎通》云：「封者，言附广也。禅者，言成功相传也」。若以禅授为义，则禹不应传启，至桀十七世也，汤又不应传外丙，至纣三十七世也，又《礼说》云：「三皇禅奕奕，谓盛德也。五帝禅亭亭，特立独起于身也。三王禅梁甫，连延不绝，父没子继也」。若谓「禅奕奕为盛德者，古义以伏羲、神农、黄帝，是为三皇。伏羲封太山，禅云云，黄帝封太山，禅亭亭，皆不禅奕奕，而云盛德，则无所寄矣。若谓五帝禅亭亭，特立独起于身者，颛顼封泰山，禅云云，帝喾封泰山，禅云云，尧封太山，禅云云，舜封太山，禅云云，亦不禅亭亭，若合黄帝以为五帝者，少昊即黄帝子，又非独立之义矣。若谓三王禅梁甫，连延不绝，父没子继者，禹封太山，禅云云，周成王封太山，禅社首，旧书如此，异乎《礼说》，皆道听所得，失其本文。假使三王皆封太山禅梁甫者，是为封太山则有传世之义，禅梁甫则有揖让之怀，或欲禅位，或欲传子，义既矛盾，理必不然。又七十二君，夷吾所记，此中世数，裁可得二十馀主：伏羲、神农、女娲、大庭、柏皇、中央、栗陆、骊连、赫胥、尊卢、混沌、昊英、有巢、朱襄、葛天、阴康、无怀、黄帝、少昊、颛顼、高辛、尧、舜、禹、汤、文、武，中间乃有共工，霸有九州，非帝之数，云何得有七十二君封禅之事？且燧人以前，至周之世，未有君臣，人心淳朴，不应金泥玉检，升中刻石。燧人、伏羲、神农三皇，结绳而治，书契未作，未镌文告成。且无怀氏，伏羲后弟十六主，云何得在伏羲前封太山禅云云？夷吾又曰，「惟受命之君，然后得封禅」。周成王非受命君，云何而得封太山禅社首？神农与炎帝是一主，而云神农封太山禅云云。炎帝封太山禅云云，分为二人，妄亦甚矣。若是圣主，不须封禅；若是凡主，不应封禅。当时齐桓欲行此事，管仲知其不可，故举怪物以屈之也。秦始皇登太山中坂，风雨暴至，休松树下，封为五大夫，而事不遂。汉武帝宗信方士，广召儒生，皮弁缙绅，射牛行事，独与霍嬗俱上，既而子侯暴卒，厥足用伤。至魏明使高堂隆撰其礼仪，闻隆没，叹息曰：「天不欲成吾事，高生舍我亡也」。晋武太始中，欲封禅，乃至太康，议犹不定，竟不果行。孙皓遣兼司空董朝、兼太常周处至阳羡封禅国山。此朝君子，有何功德？不思古道，而欲封禅，皆是主好名于上，臣阿旨于下也。夫封禅者，不出正经，惟《左传》说「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亦不谓为封禅。郑玄有参、柴之风，不能推寻正经，专信纬侯之书，斯为谬矣。盖《礼》云：「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士享帝于郊」。燔柴岱宗，即因山之谓矣。故《曲礼》云，「天子祭天地」是也，又祈谷一，报谷一，礼乃不显祈报地，推文则有。《乐记》云：「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百物不失者，天生之，地养之，故知地亦有祈报，是则一年三郊天，三祭地。《周官》有员丘方泽者，总为三事，郊祭天地，故《小宗伯》云：「兆五帝于四郊」，此即《月令》迎气之郊也，《舜典》有「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夏南、秋西冬北，五年一周，若为封禅，何其数也。此为九郊，亦皆正义，至如大旅于南郊者，非常祭也。《大宗伯》，「国有大故，则旅上帝」。《月令》云：「仲春玄鸟至，祀于高示某」。亦非常祭，故《诗》云：「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并有雩祷，亦非常祭。《礼》云：「雩，禜水旱也」。是为合郊天地有三，特郊天有九，非常祀又有三。《孝经》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雩祭与明堂，虽是祭天，而不在郊，是为天祀有十六，地祭有三，惟大禘祀，不在此数。《大传》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异于常祭，以故云大于时祭。案《系辞》云：「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他，三才之道也」。《乾彖》云：「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此则应六年一祭，坤元亦尔。诚敬之道，尽此而备。至于封禅，非所敢闻（《梁书·许懋传》，时有请封会稽禅国山者，懋以为不可，因建议。）。

《大纪》论曰：史公记汤崩，太丁早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相继而崩，然后立太甲。非其实也。何以知非其实？二帝官天下，定于与贤；三王家天下，定于立嫡。立嫡者敬宗也，敬宗者尊祖也，尊祖者所以亲亲也。兄老弟及，非所以敬宗尊祖，且本支乱而争夺起矣，岂亲亲之道哉？且成汤、伊尹以元圣之德勠力创业，乃舍嫡孙而立诸子，乱伦坏制，开后嗣争夺之端乎！公仪仲子舍孙而立子，言偃问曰：「礼欤」？孔子曰：「否，立孙」。夫孔子殷人也，宜知其先王之故矣，而不以立弟为是，此以素知其非者一也。夫贤君必能尊先王之道，不贤者反之。以殷世考之，自三宗及祖乙、祖甲，皆立子矣；立弟者盘庚耳，必有所不得已也。岂有诸圣之君皆不尊先王之制，沃丁、小甲诸中才之君反能耶？此以人情知其非者二也。商自沃丁始立弟。太史公阳甲记曰：「自仲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诸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以其世考之，自沃丁至阳甲，立弟者九世，则仲丁之名误也。沃丁既以废嫡立诸弟子生乱为罪，则成汤未尝立外丙、仲壬明矣。不然，是成汤首为乱制，又可罪沃丁乎？此以事实知其非者三也。唐李淳风通于小数，犹能逆知帝王世数；以邵康节极数知来，其作《皇极经世史》，亦无外丙、仲壬名。此以历数知其非者四也。经所传者义也，史所载者事也。事有可疑，则弃事而取义可也；义有可疑，则假事以證义可也；若取事而无义，则虽无经史可也。

宴安有度，式贵慎仪；出处无容，固宜行吊。既自愆于所止，亦何怒于相随。乙德之不修，动而有悔。安身克谨，当从嫡寝之间；居外尤非，自比遭丧之变。眷惟益友，深达彝章。朝夕四时，既失常于记问；吉凶五礼，遂矫辞于祸灾。纵未尽于嫌疑，抑已陈于规诲。进退可度，燕衣将乱于悲哀；居处以庄，环绖何惭于讽刺。尔惟失节，我岂废言？所期克举其仪，孰谓不知而作。衣服宫室，虽弗袭于缞裳；揖让周旋，固可讥于床笫。理既同于事死，问乃比于知生。况彰终夕之嫌，复异致斋之制。改容并进，虽兴言偃之非；问疾同辞，宜守仲尼之训。吊之可也，人其谓何。

「君子务本」一章，《集注》云：「本犹根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言君子凡事专用力于根本，根本既立，其道自生。如孝弟则是行仁之本，不务乎此，则仁道无自而生也」。铢窃妄谓仁固孝弟之本，有仁而后有孝弟（伊川曰仁是性，孝弟是用。），然仁道生也生莫先于孝弟。盖其油然内发，至精实而无伪，自然不可已者，莫如爱亲从兄之心。故伊川曰，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爱则仁之施，仁则爱之理也。仁者爱之理，而爱莫大于爱亲，故推行仁道，自孝弟始。是乃行仁之根本也。根本既立，则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至于廓然大公，无所不爱，而有以全尽其仁道之大，则皆由此本既立而自生生，有不可遏者耳。此所谓本立而道自生也。生者，生生不穷之意，伊川所谓其道充大是也，非无本而渐生之谓。犹之木焉，根本既立，则枝叶生茂而不可已。苟无其本，枝叶安自而生哉？又程子曰，尽得孝弟便是仁，恐在「尽」字上是圣人人伦之至之意（盖孝弟亦通上下而言，犹忠恕之为道也。）。或人谓由孝弟可以至仁，则孝弟与仁是二本矣。妄意揣度如此，乞赐逐一垂诲。

大概且用此意涵泳，久之自见得失。后皆放此。

程子曰：「循物无违谓信」。窃谓物者，事物之物。有是事则循是事而无所违，无是事则不凿空而为之说，此与「以实之谓信」意相似。或者谓物者，理也。实循是理而无所违，有反身而诚之意，盖孟子「有诸己」之说。不知是否？又程子所谓「尽物之谓信」者，铢所未喻。岂尽己之谓忠者，处于己者无不尽，尽物之谓信者，施于物者必以实欤？则必以实施于物者亦无不尽矣。其所谓表里内外者，盖惟其存于己者必尽，则其施于物也必实。在己自尽之谓忠，推是忠而行之之谓信。虽然，曾子之三省必亦各致其功，未必恃此而责彼也。乞赐逐一垂诲。

或者之说非是。

程子曰：「公而以人体之故为仁」。铢昔尝问此语于先生，先生曰，体犹体物之体，犹《易》所谓干事。其意若谓人之生具此形，即有此性，有此性则有此理，与生俱生，完具无欠。只为蔽于私，所以不行。若能公，则此理便自周流充足，不假于外（此理即所谓仁也，仁者爱之理。）。故程子曰：「仁之道，只消道一公字」。然伊川又恐人将公便唤作仁，故曰「公须以人体之」。体犹主也。铢当时虽省记先生是此意，恐记得差误，乞赐垂诲。

此下数说大概皆近之，更宜涵泳而实履之，不可只如此说过，无益于事也。

「贤贤易色」一章，窃谓上蔡所谓如恶恶臭、如好好色，天下之诚意无以加此。好德如好色，亦可谓好德之至也，此语似甚精。而或者乃谓不若张子韶曰「学所以明人伦也，好德不好色，则夫妇之伦正」。似恐不必推说至此。然上蔡之说与伊川所谓见贤则变易颜色，愈加恭敬，好善而诚也，二说孰精？又子夏之意以谓人能如此，则虽人以为未尝学，子夏必以为已学也。玩其语意，则子夏未尝不欲人学，然其语不无病，不若夫子所谓「行有馀力则可以学文」者为有本末先后。故《集注》特著吴氏之说，所以垂训者精矣。乞赐垂诲。

当从谢氏说。

「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一章，窃谓程子之意固已明白，谢氏曰：「学者观于圣人威仪之间，亦可以进德矣」，此语似甚精。而或者乃谓不若张子韶曰「温良恭俭让固不可以不学，要当学圣人之道，以求其自然发见者。若乃矫伪其行，粉饰其容，此又圣门所诛也」。铢窃谓夫子德容至于如是，固有德盛仁熟而其自然之光辉著见于外。学者之学圣人，固不当矫情饰貌，徒见其外而不养其中也。然容色辞气之间，亦学者所当用功之地而致知力行之原。今不于此等处存养涵蓄，学圣人气象，不知复于何者为学圣人之道乎？窃谓学者内外交相养之功，正当熟玩此等，气象自别。不知是否？又俭，节制也，节制莫是自然有法度绳约之意否？温、良、让有和易气象，恭、俭有俨恪气象，谢氏所谓「泰然如春，俨然如秋」是也。并乞逐一垂诲。

如张氏说，则《乡党》篇可废矣。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一章，铢自幼年，则见先生与程先生反复论此一段，当时固莫能晓。近来思之，窃谓程子所谓孝子居丧志存守父在之道，不必主事而言者，颇为的当。请试言其所思而得之者以求教。志者，志趣，其心之所趣者是也。行者，行实，行其志而有成也。父在子不得专于行事，而其志之趣向可知，故观其志。父没则子可以行其志矣，其行实暴白，故观其行。然三年之间，疾痛哀慕，其心方皇皇然，望望然，若父之存而庶几于亲之复见，岂忍以为可以得行己志而遽改以从己志哉？存得此心，则于事有不得不改者，吾迫于公议，不得已而改之，亦无害其为孝矣。若夫其心自幸，以为于是可以行己之志，而于前事不如己意者则遂遽改以从己之志，则不孝亦大矣，岂复论其改之当与不当哉？盖孝子处心，亲虽有存没之间，而其心一如父在，不敢自专。况谓之父道，则亦在所当改而可以未改者。三年之间，如白驹过隙，此心尚不能存，而一不如志，率然而改，则孝子之心安在哉？故夫子直指孝子之心，推见至隐，而言不必主事言也。若乃外迫公议，内怀欲改，而方且隐忍迁就，以俟三年而后改焉，则但不失经文而已，大非圣人之意矣。妄论如此，不知稍不畔否？乞赐垂诲。

此说得之。然前辈已尝有此意矣，更须子细体认，不可只如此说过。

「君子不重则不威」一章，程子曰：「人安重则学坚固」。范氏、游氏推明其说精矣，然味其经文，窃谓恐不若吕氏曰：「学则知类通达，故不至于蔽固」。盖若作一事说，则曷不曰「君子不重则不威而学不固」乎？不重则不威，有笃敬意；学则不固，有致知意（学固兼知与行而言，而夫子言之于此，则学又自有专说知意。）。「主忠信」，窃谓忠信盖诚实之意。盖自理而言，则谓之诚实；自人所行而言，则谓之忠信，其实一也。故伊川曰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则实理也。「无友不如己者」，程先生以谓上蔡云「与不胜己者友，钝滞了人」，此语诚是。然人之求友，固不可无此心，而亦不可必也。必欲求胜己者而后友，则胜己者亦不与我友矣。圣人用心不如是。子夏教其门人以择交之道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此未为过也。而子张犹以为不可，则不胜己者不与之友，圣人气象恐不如是。杨氏所谓「如己者，合志同方而已，不必胜己也」，似以此言为当。铢尝问之曰：「恐如此其弊或至于无责善辅仁之益」。先生曰：「道不同不相为谋」。然铢思之，终恐未安。盖味圣人语意，正谓人好与不己若者处，故为此言以戒之。「无」与「毋」通，禁止之辞。闻之李氏曰：「人皆求胜己者友，则愚与鲁几于无友矣。然世人知与贤己处者常少，而轧己者常多，此学所以不进。有志于学，则不如己者宜非所友」。此意不知近是否？乞赐垂诲。

学则不固，程、范、游说是。毋友不如己者，李说是。

「颜子不改其乐」章，程子尝曰：「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铢岂当躐等妄论及此？但近见一朋友讲论次说及此，觉得说入玄妙，且又拘牵于鲜于侁之问，使「颜子乐道则不为颜子」之说说入空寂去，因试妄意揣度，以谓圣贤所以皇皇汲汲者，正谓欲求得本心而已。苟得其本心以制万事，则天下之乐何以加此？区区贫窭，岂足以累其心？颜子在陋巷，人不堪忧，而颜子独乐者，正乐此而已。此与「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之意近似。孟子曰：「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穷居不损」。所性，谓所得于性者。君子所得于性分之内，虽大行穷居不为加损，乐莫大焉。不知如此揣度，不至大段碍理否？乞赐垂诲。

此等处不可彊说。且只看颜子如何做功夫，若学得它功夫，便见得它乐处，非思虑之所能及也。

《书·金縢》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一段，按马、郑氏皆音「辟」为「避」，其意盖谓管、蔡流言，成王既疑周公，公乃避居东都二年之久，以待成王之察。及成王遭风雷之变，启金縢之书，迎公来返，乃摄政，方始东征。所谓「罪人斯得」者，成王得其流言之罪人也。陈少南、吴才老从之，而诋先儒诛辟之说。铢窃谓周公之诛管、蔡与伊尹之放太甲，皆圣人之变。唯二公至诚无愧，正大明白，故行之不疑，未可以浅俗之心窥之也。此「辟」字与《蔡仲之命》所谓「致辟」之「辟」同，安得以「辟」为「避」？且使周公委政而去二年之久，不幸成王终不悟，而小人得以乘间而入，则周家之祸可胜言哉！周公是时不知何以告我先王也。观公之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其言正大明白，至诚恻怛，则区区嫌疑有所不敢避矣。惟有此心无愧而先王可告也，自洁其身而为匹夫之谅，周公岂为之哉！妄意如此，乞赐垂诲。

「辟」字当从古注说。

《微子》篇曰「诏王子出迪，我旧云刻子」一段，铢于三仁之去就死生，未知其所以当留、当去、当死之切当不可易处。尝读《微子》书，见其所以深忧宗国之将亡，至于成疾为狂，聩耄无所置身，其心切矣。然终不言于纣，以庶几万一感悟，而遽为之去，是必有深意者。东坡则曰，箕子在帝乙时，以微子长且贤，欲立之，而帝乙不可，卒立纣。纣忌此两人，故箕子曰：「子之出，固其道也。我旧所云者害子，子若不出，则我与子皆危矣」。微子之告箕子，若欲与之俱去，然箕子曰「吾三人者各行其志，自用其心之所安者而已，人各自以其意贡于先王」。微子去之，以续先王之国；箕子为之奴，以全先王之祀；比干以谏而死，为不负先王也。而林少颖亦从其说，以为二人处危疑之地，身居嫌隙，不可彊谏，徒死又无益，故微子虽欲谋于箕子以救纣之颠隮，然箕子以谓「我兴受其败（犹言我起而谏，则受其祸。）」，不可以复谏，又不可居位，故微子遁逃以避祸，而箕子隐晦以自存。惟比干不处嫌疑，故彊谏而死。三人所处之势不同，故各行其志，以自达于先王而已。审如是说，则微子、箕子皆未尝谏，无乃屑屑然避嫌远祸以苟存乎？唐孔氏曰：「『我兴受其败』者，我适起而受其祸败，不可逃免。然殷灭之后，我不事异姓，不能与人为臣仆，示必欲以死谏纣。但箕子之谏，适值纣怒未甚，故得不死耳。微子告二人而独箕子答者，比干与箕子意同，经省文也」。窃谓孔氏去古未远（唐孔氏盖推本安国之意。），其言必有所据。盖尝因是妄谓微子以宗国将亡，不胜其忧愁无聊之心，而谋出处于箕子、比干，故箕子为言「我兴受其败」，不可逃免，当与宗国俱为存亡。故虽商祀或至沦亡，我亦誓不臣属他人。盖将谏纣，纣不听，亦不敢苟全逃死。而比干无一言者，孔氏所谓心同，不复重言是也。其后比干果以谏死，而箕子乃不死者，比干初心岂欲徒死以沽名哉，所以谏者，庶几吾言得行而纣改焉耳。纣既不改而言益切，故纣遂杀之，则比干亦不得而逃死耳。箕子初心，亦岂欲隐晦自存，苟全其生哉？亦犹比干之谏，冀吾言得行而纣改焉耳。纣既不改而囚之，偶不死耳。纣囚之而不置之死，则箕子岂固欲自经于沟渎而为匹夫之谅哉！故因遂徉狂而为奴，盖亦未欲即死，庶几弥缝其失，而冀其万有一开悟耳。盖谏行而纣改过者，二子之本心也。谏不行而或死或囚者，二子所遇之不同尔。使纣而囚比干，意比干亦未敢即死也。使纣而杀箕子，箕子敢求全哉？二子易地，则皆然矣。至于箕子为微子之计，则其意岂不以谓吾二人者皆宗国之臣，利害休戚，事体一同，皆当与社稷俱为存亡，不可复顾明哲保身之义？然而微子，国之元子也。往者纣未立，吾尝言于帝乙而立子，帝乙不从而立纣，是以纣卒疑吾两人。故吾旧所云者足以害于子，若起谏纣，则纣益生疑，非惟不从，害必先及子而并我危矣。死，分也，不足惜，而未有毫发益于纣，而遽死可惜也。东莱所谓人先有疑心，则虽尽忠与言，而未必不疑。盖疑心先入而为之主是也。故微子不可留，但当遁逃而出，乃合于道。又况我与比干既留谏以事纣，则存亡未可知。万一不死，罔为人臣仆，此心已坚定，则亦不可使成汤以来庙不血食。况汝为元子，又居危疑之地，义当逃去，万有一全宗祀可也。此三子者其制行不同，各出于至诚恻怛之心，无所为而为之，故孔子并称三仁，或以此欤？妄意如此，乞赐谆切垂诲。

此说得之，《史记》亦说箕子谏而被囚也。

「咸有一德」，窃谓一者，其纯一而不杂。德至于纯一不杂，所谓至德也。所谓纯一不杂者，盖归于至当无二之地，无纤毫私意人欲间杂之，犹《易》之常，《中庸》之诚也。说者多以「咸有一德」为君臣同德，「咸有一德」固有同德意，而一非同也，言君臣皆有此一德而已。苏氏曰：「圣人如天，时杀时生；君子如水，因物赋形。天不违仁，水不失平。惟一故新，惟新故一。一故不流，新故无斁」。此语似是，不知可以作如此看否？乞赐垂诲。

此篇先言常德、庸德，后言一德，则一者，常一之谓。终始惟一，时乃日新。苏氏说未的当，可更退步，就实做工夫处看。

《盘庚》言其先王与其群臣之祖父，若有真物在其上，降灾降罚，与之周旋从事于日用之间者。铢窃谓此亦大概言理之所在，质诸鬼神而无疑尔。而殷俗尚鬼，故以其深信者导之，夫岂亦真有一物耶？乞赐垂诲。

鬼神之理，圣人盖难言之。谓真有一物固不可，谓非真有一物亦不可。若未能晓然见得，且阙之可也。

铢窃谓《书序》之作，出于圣人无疑。学者观《书》，得其序则思过半矣。班固言《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时，上断于尧，下讫于周，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而林少颖乃谓《书序》乃历代史官转相授受，以《书》为之总目者，非孔子所作。今玩其语意，非圣人，其孰能与于此哉？《书序》言「成汤既没，太甲元年」，玩其语意，则是成汤没而太甲立。「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诸桐三年」，则是太甲服汤之丧，既不明，伊尹遂使居于汤之墓庐，三年而克终允德也。或者乃曰，《孟子》曰：「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汤没六年而太甲立，太甲服仲壬之丧」。夫服仲壬之丧而庐于乃祖之墓，恐非人情。伊川谓太丁未立而死，外丙方二岁，仲壬方四岁，乃立太丁之子太甲。而或者又谓商人以甲乙为兄弟之名，则丙当为兄而壬当为弟。岂有兄二岁，弟乃四岁乎？按《皇极经世图》纪年之次，则太甲实继成汤而立无疑。不知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之说当作如何训释？乞赐垂诲。

《书序》恐只是经师所作，然亦无證可考，但决非夫子之言耳。成汤、太甲年次，尤不可考，不必妄为之说。读书且求义理，以为反身自修之具，此等殊非所急也。

西伯戡黎，旧说多指文王，惟陈少南、吕伯恭、薛季隆以为武王。吴才老亦曰：「乘黎，恐是伐纣时事（武王未称王，亦只称西伯而已。）」。铢按《书序》言「殷始咎周，周人乘黎」，则殷自此以前未尝恶周也。殷始有恶周之心，而周又乘袭戡胜近畿之黎国，迫于王都，且见征伐（黎在汉上党郡壶关。纣都朝歌，上党在朝歌之西。），此祖伊所以恐而奔告于受曰：「天既讫我殷命」。曰「恐」，曰「奔告」，曰「讫我殷命」，则其事势亦且迫矣，恐非文王时事也。文王率殷之叛国以事纣，而孔子亦称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为至德，所谓「有事君之小心」者，正文王之事，孔子所以谓之至德也。当时征伐虽或有之，未必迫于畿甸。然《史记》又谓文王伐犬戎、密须，败耆国。耆即黎也。《史记》文王得专征伐，故伐之。二说未知孰是？乞赐垂诲。

此等无證据，可且阙之。

服父母之丧而祭祀祖先，当衣何服？与居母丧而见父、居父母丧而见祖父母，其朔旦岁节，上寿为礼，各衣何服？父母在而遭所生丧（谓非出母），不知合衣何服？合与不合设几筵、出声哭？舅姑俱存，而子妇丁其父母忧，虽合奔丧，然卒哭后必当复归，恐三年之服自不可改。遇节序变迁，不审可以发哀出声否？见舅姑及从舅姑以祭，不知所易当何服？乞赐垂诲。

古者居丧，三年不祭（见《曾子问》）。其见祖父母之属，古人亦有节文，不尽记。然上寿之礼自不合与所生母丧，礼律亦有明文，更宜详考。亦当稍避尊者，乃为安耳。如女已适人，为父母服期，礼律亦甚明。若有舅姑，难以发哀，于其侧从祭，但略去华盛之服可也。

孟子曰：「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恐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之意；「强恕而行，求仁莫近」，恐有「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之意。盖反求诸身而实有此理，如仁义忠孝、应事接物之理，皆实有之，非出于勉强伪为，到此地位，则是以己及物，不待推矣。未至于此，则须强恕以去己私，求得天理之公，所谓推己及物也。未知是否？

此说非是。

太史迁作《十二国世表》，始记甲子起于成周共和庚申之岁，庚申而上则莫纪焉。历世寖远，其事杂见于诸书，靡适折衷，则亦传疑而已。本朝嘉祐中，康节邵先生雍出于河南，穷往知来，精极于数，作《皇极经世书》，上稽唐尧受命甲辰之元，为《编年谱》。如去外丙、仲壬之祀，康节以数推知之，乃合于《尚书》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之说。因康节之谱，编自尧甲辰至皇上乾道改元之岁，凡三千五百二十有二年，命之曰《经世纪年》，以便观览。间有鄙见，则因而明之，如孟子谓尧、舜三年之丧毕，舜、禹避尧、舜之子而天下归之，然后践天子位，此乃帝王奉天命之大旨，其可闇而弗章？故皆书其服丧践位之实焉。夏后相二十有八载，寒浞弑相，明年，少康始生于有仍氏，凡四十年而后祀夏配天，不失旧物，故于此四十载独书少康出处，而纪元载于复国之岁，以见少康之君臣经营宗祀，绝而复续，足以为万代之冠冕。于新莽之篡，缺而不书，盖吕氏不可间汉统，而所假立惠帝子亦不得而纪元，故独以称制书也。以至周文王之称王，武王之不纪元于国，皆汉儒传习之缪，先觉君子辨之详矣，故皆正而书之。汉献之末，曹丕虽称帝，而昭烈以正义立于蜀，诸葛亮相之，则汉统乌得为绝？故献帝之后，即系昭烈年号，书曰蜀汉，逮后主亡国，而始系魏。凡此皆节目之大者。嗟乎！世有古今，而古今不间于一息，事有万变，而万变卒归于一原。盖理义根乎天命而存乎人心者，不可没也。是故《易》本太极，《春秋》书元，以著其体用，其示后世至矣。然则大《易》、《春秋》之义，其可以不明乎！乾道三年正月甲子谨序。

太史迁作《十二国世表》，始纪甲子起于成周共和庚申之岁，庚申而上则莫纪焉。历世寖远，其事杂见于诸书，靡适折衷，则亦传疑而已。本朝嘉祐中，康节邵先生雍出于河南，穷往知来，精极于数，作《皇极经世书》，上稽唐尧受命甲辰之元，为《编年谱》。如云外丙、仲壬之祀，康节以数推之，乃合于《尚书》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之说。成汤之后，盖实传孙。《孟子》所记，特以太丁未立而卒，方是时，外丙生二年，仲壬生四年耳。又正武王伐商之年。盖武王嗣位十一年矣，故《书序》称十有一年矣，而复称十有三年，字之误也。是类皆自史迁以来传习之缪，一旦使学者晓然得其真，万世不可改者也。某不自揆，辄因先王之历，考自尧甲辰至皇上乾道改元之岁，凡三千五百二十有二年，列为六图，命之曰《经世纪年》，以便观览。间有鄙见，则因而明之，其大节目有六。盖孟子谓尧、舜三年之丧毕，舜、禹避尧、舜之子而天下归之，然后践天子位，此乃奉天命之大旨，其可闇而弗章？故于甲申书服尧、舜之丧，乙酉践位之实，丙戌书元载，格于文祖。自乙酉至丁巳，是践位三十有三载也，则书荐禹于天，与《尚书》命禹之词合。自丁巳至癸巳，是荐禹十有七载也，与孟子之说合。于是受命之际，书法亦然。然后而《书》称舜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则是史官自尧崩之明年通数之耳。夏后相二十有八载，寒浞杀相，明年少康始生于有仍氏，凡四十年而后祀夏配天，不失旧物。寒浞岂可使间有夏之统？故缺此四十载，独书少康出处，而纪元载于复国之岁，以见少康四十年经营，宗祀绝而复续，足以为万代中兴之冠冕。于新莽之篡，缺其年，亦所以表光武之中兴也。汉吕太后称制，既不得系年，而所立少帝乃他人子，又安得承统？故复缺此数年，独书曰「吕太后临朝称制」，亦范太史祖禹系嗣圣纪年之意也。汉献之末，曹丕虽称帝，而昭烈以正义立于蜀，不改汉号，则汉统乌得为绝？故献帝之后，即昭烈年号，书曰蜀汉，逮后主亡国，而始系魏。凡此皆节目之大者，妄意明微扶正，不自知其愚也。其他如夏以上称载，商称祀，周始称年，皆考之《书》可见，而《周书》《洪范》独称祀者，是武王不欲箕子尚存商历，箕子之志也。由魏以降，南北分裂，如元魏、北齐、后周皆夷狄也，故统独系于江南。五代迭揉，则都中原者不得不系之。嗟乎！世有今古，太极一而已矣，太极立则通万古于一息，会中国为一人。虽自尧而上，六阏逢无纪，然上圣惟微之心，盖未尝不周流该遍，亘乎无穷而贯于一也。是以《春秋》书元，以著其妙用，成位乎其中者也。大君明斯义，则首出庶物，天地交泰，裁成辅相之妙矣。为人臣而明斯义，则有以成身而佐其主矣。若夫《易》、《春秋》之用不明，则经世之旨不几于息乎？乾道三年正月甲子谨序。

夏桀在位五十有二年，汤受天命，放南巢，实甲寅之历也，是为成汤之元。不踰年而改元革命，异乎继世之君也。推之于历，《考灵曜》、《春秋纬命历》皆本于甲寅元。汉安帝延光二年，中谒者亶诵、侍中施延、河尹李祉、太子舍人李泓及灵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冯光、沛相上计掾陈晃皆言历元不正，当用甲寅为元。议郎蔡邕议之曰：「历法，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凡六家，各自有元。光、晃所据，则殷历元也」。然则甲寅为殷汤之元也审矣。或曰：历黄帝用辛卯，颛顼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甲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鲁用庚子。黄帝、颛顼、虞、夏、周、鲁未必皆元也，何独甲寅以之为商汤之元哉？曰：时君各因事而命，其历不同也。至于殷元甲寅，则历家皆因之而起算云尔。周大象元年，太史上士马显等表言曰：「夏乘殷，斟酌前代历，变壬子元用甲寅」。其言是也。古诸儒生皆以为孔子用殷甲寅历。汉刘洪于历最善，其表言曰：「甲寅历于孔子时效」。窃以《春秋纬命历》推之，可信洪言。而《公子谱》所谓商起庚戌，终戊寅者非也。《帝王谱》谓汤元年壬寅，《一行历》谓成汤伐桀，岁在壬戌，皆非也。《外传》曰「晋之始封也，岁在大火，阏伯之星也，实纪商人」，韦昭曰「商主大火」，其果合于甲寅乎？曰：成汤六年甲寅，上推桀元年癸亥，实见岁在大火。如鲁僖公五年丙寅，亦岁在大火，上推之于其元年壬戌，实见岁在大火，此固得以为甲寅也。或曰：以夏正论之，大火卯也，此得以为甲寅，何也？曰：夏后氏建寅，商人建丑，周人建子，因其所建不同而然也。鲁昭公二十年二月己丑朔日南至，鲁史失闰，至《甘传》与《纬》不同。唐一行曰：周历得己丑二分，殷历得庚寅一分，殷历南至常在十月晦，则中气后天也。周历蚀朔差经或二日，则合朔先天也。《传》所据者周历也，《纬》所据者殷历也。气合于传，朔合于纬，斯得之矣。以此观之，既其所建不同，则大火先得以为寅也。殷人建丑，以十一月朔旦冬至为元首，始变虞夏之历也。《世纪》《公子谱》《三统历》皆曰汤在位十三年，今定著元甲寅，则十有三年，丙寅之历也。孟子曰：「汤崩，太丁未立」。夫所谓未立者，言尝立之为君，不踰年而卒，未得立以为君也。《春秋》之法，不踰年之君书之曰子，而不书之为君。书之为君则不可，而数之则可也。不然，孟子何以数之耶？《外传》以谓商之飨国三十一王，并太丁而君之，则非也。《世纪》、《三统历》亦曰「殷世三十一王」，惑于《外传》之论也。《公子谱》谓三十王是也。孟子曰：「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已也，复归于亳」。太史迁作《商本纪》曰：「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于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为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仲壬，是为帝仲壬。帝仲壬即位四年崩」。及《世纪》所载皆是也。《本纪》《公子谱》以外丙即位三年，则非也，《世纪》谓外丙即位二年，与孟子合，而得商享年之数也。孔安国、顾氏、孔颖达辈徒见《伊训》之文曰「成汤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遂以谓太甲继汤而无外丙、仲壬，反以太史迁、皇甫谧、刘歆，班固为非，何其妄也！盖不知伊尹以成汤之训训太甲，孔子本原伊尹训太甲盛衰污隆之意而序之，非谓成汤之于太甲先后世次也。如夫子于《易》曰：「包羲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皆本其治之相成也，非谓其时之相继也。黄帝之后，岂不有少昊、颛顼、帝喾之君欤？仲壬四年而崩、壬申之历也。越明年癸酉，太甲之元也。《三统历》太甲元年乙巳，《元嘉历》太甲元年癸亥，《一行历》太甲二年壬午，三者皆非也。沃丁在位二十有九年，或以谓三十年。小甲在位或以谓三十六年，或以谓二十二年，或以谓十七年。雍己在位或以谓十三年，或以谓十二年。中丁在位或以谓十二年，或以谓十一年。外壬在位或以十五年，或以谓五年。沃甲在位或以谓二十年，或以谓二十五年。祖丁在位或以谓三十二年，或以谓三十三年。盘庚在位或以谓十八年，或以谓二十八年。小乙在位或以谓二十一年，或以谓二十年。廪辛在位或以谓五年，或以谓六年。庚丁在位或以谓六年，或以谓二十一年。武乙在位，或以谓三十七年，或以谓七年。若夫沃丁之立三十年，小甲之立二十有二年，若有七年，雍己之立十有二年，中丁之立十有一年，外壬之立五年，沃甲之立二十有五年，祖丁之立三十有三年，盘庚之立二十有八年，小乙之立二十年，廪辛之立六年，庚丁之立二十有一年，武乙之立七年，则皆与商之享年不合，诚非矣。商享年六百二十有九，诸书皆同。

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放桐，殷人之制，兄亡弟及，此先儒据一代成法，而有是言。然观商六百馀年间，自沃丁以降，立弟者十一君；自太甲以降，立适者十二君。然则两说，亦相半耳。成汤既没之后，经无明文。太史公以来，诸儒从外丙、仲壬更立之说，为立弟；河南邵氏、程氏，从汉孔氏外丙、仲壬不立，而太甲径立之说，为立适。愚窃考殷人当日之制，有适则立适，太甲以下是也；无适则立弟，沃丁以下是也。废适而他立则乱，太史公所指仲丁以来九世大乱是也。五峰诋史迁，而欲改《史记》本文仲丁为沃丁，以为自沃丁至阳甲，恰九世乱。愚皆不敢以为然。按《史记》云：「自仲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此史迁本文也。据仲丁立其弟外壬，外壬立其弟河亶甲，意当时仲丁、外壬未必无适，乃再世立弟，所谓废适也，乱之始也。至若祖辛舍其子祖丁不立，而立其弟沃甲，沃甲舍其子南庚不立，而立祖辛之子祖丁，祖丁舍其子阳甲不立，而立其诸父沃甲子南庚，南庚又复立祖丁之子阳甲，所谓更立诸弟子也。于是仲丁以来，九世乱矣。盖凡史迁之说，非以无适而立弟之子为乱也，以废适而立弟之子为乱也。盖亦非直以立弟之为乱也，以立弟之子之为乱也。盖自仲丁以来方有此，仲丁而上不与焉。此名何尝误？就如胡氏之说，必以仲丁为沃丁，遂谓其立弟九世，而九世生乱。愚谓有以质之。自沃丁立弟而后，雍己立其弟为太戊，太戊且能中兴商室矣，安在其为乱乎？大抵商人立弟非乱制，惟废适乃乱制。太史公既知其说，则不当复录外丙、仲壬以为世次矣。使当时不立太甲而立丙壬，是废适也。恐汤尹之时已乱，而何必仲丁以来哉！近世大儒，有专攻《书序》者，背河南程、邵之说，以为太甲服仲壬之丧，为仲壬之后也。夫营桐宫，汤之葬地也。密迩先王之训，汤之训也。太甲以兄子服叔父仲壬之丧，而欲其思乃祖成汤之训，以为迁善改过之地。伊尹之谋，何其迂且拙耶！故并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