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薄赏厚，诚有踧踖（《文选·阮籍为郑冲劝进晋王笺》注。）。

太宰司马孚、太傅郑冲、太保王祥、太尉何曾、司徒领中领军司马望、司空荀顗、车骑将军贾充、尚书令裴秀、尚书仆射武陔、都护大将军郭建、侍中郭绥、中书监荀勖、中军将军羊祐等奏曰：「臣闻礼典轨度，丰杀随时，虞夏商周，咸不相袭，盖有由也。大晋绍承汉魏，有革有因，期于足以兴化而已，故未得皆返太素，同规上古也。陛下既已俯遵汉魏降丧之典，以济时务，而躬蹈大孝，情过乎哀，素冠深衣，降席撤膳，虽武丁行之于殷世，曾闵履之于布衣，未足以逾（《宋志》作「喻」。）。方今荆蛮未夷，庶政未乂，万机事殷，动劳神虑，岂遑全遂圣旨，以从至情。臣等以为陛下宜割情以康时济俗，辄敕御府易服，内者改坐，太官复膳，诸所施行，皆如旧制（《晋书·礼志》中、《宋书·礼志》二、《通典》八十。文帝崩，国内行服三日，武帝亦遵汉魏之典，既葬除丧，然犹深衣素冠，降席彻膳。太宰司马孚等奏。）」。

叙曰：汉中垒校尉刘向言：「《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胜，前将军萧望之、丞相韦贤、及子玄等传之。《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琅琊王卿、及胶东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故有《鲁论》，有《齐论》。鲁共王时，尝欲以孔子宅为宫，坏得《古文论语》。《齐论》有《问王知道》，多于《鲁论》二篇，《古论》亦无此二篇，分「尧曰」下章「子张问」以为一篇，有两《子张》，凡二十一篇，篇次不与齐、鲁《论》同。安昌侯张禹，本受《鲁论》，兼讲《齐说》，善者从之，号曰「张侯论」，为世所贵，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论》唯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而世不传。至顺帝时，南郡太守马融亦为之训说，汉末大司农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近故司空陈群、太常王萧、博士周生烈皆为义说。前世传授师说，虽有异同，不为训解，中间为之训解，至于今多矣，所见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诸家之善，记其姓名，有不安者，颇为改易，名曰《论语集解》。光禄大夫关内侯、臣孙邕、光禄大夫臣郑冲、散骑常侍中领军安乡亭侯臣曹义、侍中臣荀顗、尚书驸马都尉关内侯臣何晏等上（《唐石经论语》。）。

冲等死罪。伏见嘉命显至，窃闻明公固让，冲等眷眷，实有愚心，以为圣王作制，百代同风，褒德赏功，有自来矣。昔伊尹，有莘氏之媵臣耳，一佐成汤，遂荷阿衡之号；周公藉已成之势，据既安之业，光宅曲阜，奄有龟蒙；吕尚磻溪之渔者，一朝指麾，乃封营丘。自是以来，功薄而赏厚者，不可胜数。然贤哲之士，犹以为美谈。况自先相国以来，世有明德，翼辅魏室，以绥天下，朝无阙政，民无谤言。前者，明公西征灵州，北临沙漠，榆中以西，望风震服，羌戎东驰，回首内向。东诛叛逆，全军独剋，禽阖闾之将，斩轻锐之卒，以万万计，威加南海，名慑三越。宇内康宁，苛慝不作。是以殊俗畏威，东夷献舞。故圣上览乃昔以来礼典旧章，开国光宅，显兹太原。明公宜承圣旨，受兹介福，允当天人。元功盛勋，光光如彼；国土嘉祚，巍巍如此。内外协同，靡愆靡违。由斯征伐，则可朝服济江，扫除吴会；西塞江源，望祀岷山。回戈弭节，以麾天下，远无不服，迩无不肃。今大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勋，超于桓文。然后临沧洲而谢支伯，登箕山而揖许由，岂不盛乎！至公至平，谁与为邻？何必勤勤小让也哉！冲等不通大体，敢以陈闻。

汉氏以来，法令严峻。故自元成之世，及建安、嘉平之间，咸欲辩章旧典，删革刑书。述作体大，历所无成。先帝悯元元之命陷于密网，亲发德音，厘正名实。车骑将军贾充，奖明圣意，咨询善道。太傅郑冲，又与司空荀顗、中书监荀勖、中军将军羊祜、中护军王业及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预、散骑侍郎裴楷、颍川太守周雄、齐相郭颀、骑都尉成公绥荀煇、尚书郎柳轨等，典正其事。朕每鉴其用心，常慨然嘉之。今法律既成，始班天下，刑宽禁简，足以克当先旨。昔萧何以定律受封，叔孙通以制仪为奉常，赐金五百斤，弟子皆为郎。夫立功立事，古之所重。自太傅、车骑以下，皆加禄赏，其详依故典（《晋书·贾充传》）。

昔汉祖以知人善任，克平宇宙，推述勋劳，归美三俊。遂与功臣剖符作誓，藏之宗庙，副在有司，所以明德庸勋，藩翼王室者也。昔我祖考，遭世多难，揽授英隽，与之断金，遂济时务，克定大业。太傅寿光公郑冲、太保朗陵公何曾、太尉临淮公荀顗，各尚德依仁，明允笃诚，翼亮先皇，光济帝业。故司空博陵元公王沈、卫将军钜平侯羊祜才兼文武，忠肃居正，朕甚嘉之。《书》不云乎：「天秩有礼，五服五章哉！其为寿光、朗陵、临淮、博陵、钜平国置郎中令，假夫人、世子印绶，食本秩三分之一，皆如郡公侯比（《晋书·郑冲传》）。

太傅韫德深粹，履行高洁，恬远清虚，确然绝世。艾服王事，六十馀载，忠肃在公，虑不及私。遂应众举，历登三事。仍荷保傅之重，绸缪论道之任，光辅翼世，亮兹天工，迪宣谋猷，弘济大烈，可谓朝之俊老，众所具瞻者也。朕昧于政道，庶事未康，挹仰耆训，导扬厥蒙，庶赖显德，缉熙有成。而公屡以年高疾笃，致仕告退。惟从公志，则朕孰与咨谋？譬彼涉川，罔知攸济。是用未许，迄于累载。而高让弥笃，至意难违，览其盛指，俾朕怃然。夫功成弗有，上德所隆，成人之美，君子与焉。岂必遂朕凭赖之心，以枉大雅进止之度哉！今听其所执，以寿光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公宜颐精养神，保卫太和，以究遐福。其赐几杖，不朝。古之哲王，钦祗国老，宪行乞言，以弥缝其阙。若朝有大政，皆就咨之（《晋书列传》）。

魏朝封晋文王，固让，公卿皆当喻旨，司空郑冲等驰使从阮籍求其文，立待之。籍时在袁孝尼家所宿，醉扶而起书，几板为文，无所治定，乃写符信（《书钞》一百三十三，《御览》七百一十。）。

窃惟庸勋赏劳，有国恒典；兴灭继绝，哲后所先。是以积德累忠，《春秋》许宥十世；立功著节，河山誓其永久。伏惟世祖太武皇帝，英睿自天，笼罩日域，东清辽海，西定玉门，凌灭漠北，饮马江水。臣亡父故尚书、宣城公先臣孝伯，冥基感会，邀幸昌辰，绸缪帏幄，缱绻侍从，庙算嘉谋，每蒙顾采。于时储后监国，奏请徵贤，诏报曰：「朕有一孝伯，足以治天下，何用多为」？其见委遇，乃至如此。是用宠以元、凯，爵以公侯，诏册曰：「江阳之巡，奇谋屡进，六师大捷，亦有勋焉」。出内勤王，宠遇隆厚，方开大赏，而世祖登遐。梓宫始迁，外任名岳。高宗冲年纂运，未及追叙。

臣行舛百灵，先臣弃世，微绩未甄，诚志长夺，搢绅佥伤早世，朝野咸哀不永。臣亡兄袭，无子封除。永惟宗构，五情崩圮。先臣荣宠前朝，勋书王府，同之常伦，爵封堙坠，准古量今，实深荼苦。窃惟朝例：广川王遵、太原公元大曹等，并以勋重先朝，世绝继祀，或以傍亲，或听弟袭，皆传河山之功，垂不世之赏。况先臣在蒙委任，运筹帏帟，勋著于中，声传于外。事等功均，今古无易。是以汉赏信布，裁重良平；魏酬张徐，不弃荀郭。今数族追赏于先朝之世，先臣绝封于圣明之时，瞻流顾侣，存亡永恨。窃见正始中爰发存亡之诏，褒贤报功之旨。熙平元年，故任城王澄所请十事，复新前泽，成一时之盛事，垂旷代之茂典，凡在缨绂，谁不感庆？盖以奖劝来今，垂范万古。且刘氏伪书，翻流上国，寻其仙谤，百无一实，前后使人，不书姓字，亦无名爵。至于《张畅传》中，略叙先臣对问，虽改脱略尽，自欲矜高，然逸韵难亏，犹见称载，非直存益于时，没亦有彰国美。乞览此书，昭然可见。则微微衰构，重起于一朝，先臣潜魂，结草于千载矣（《魏书·李孝伯传》。孝伯封宣城公，子安民袭爵寿光侯，无子爵除。正光三年，安民弟豹子上书云云。卒不得袭。）。

□之德教始宫闱汤□皇帝二十二女。二十三女。诞膺□发令姿。颇沐公宫之训。遵师氏之则。顾史瞻图。日将月就。华宗叶庆。方从下嫁之仪。盛典申荣。式备开封之制。二十二女可封寿光公主。二十三女可封乐成公主。仍各食实封一千户。

维天宝五载岁次景戌八月辛巳朔十三日癸巳。皇帝若曰。于戏。家人以正。易著乎辞。女子有行。诗载其义。王化之本。妇道攸先。咨尔寿光公主。敏质柔闲。资性纯粹。芳衿内穆。淑问外宣。能遵阿保之训。颇闻诗书之旨。炜兹彤史。既禀教于中闱。袭以琼笄。斯待年于外馆。龟谋允叶。鸾节方舒。率是旧章。式兹典礼。今遣使光禄大夫行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陈希烈副使中大夫给事中王寿持节礼册。往钦哉。尔其祗勤敬德。斧藻令仪。履顺居中。以永终誉。可不慎欤。

昔汉以孔光。降置几之诏。晋以郑冲。申奉册之命。虽优隆耆德。显重元臣。而议政不及于咨询。用礼止在于安逸。朕勤求至理。所宝惟贤。顾諟旧劳。敢不加敬。繇是委宰制于大政。释参决于繁务。时因听断。诚望弼谐。迁秩上公。式是殊宠。特进守司徒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集贤殿大学士上柱国晋国公食邑三千户食实封三百户裴度。禀河岳之英灵。受乾坤之閒气。圭璋特达。城府洞开。外茂九功。内苞一德。器为社稷之镇。才实邦国之桢。故能祗事累朝。宣融景化。在宪宗时。扫涤区宇。尔则有出军殄寇之勋。在穆宗时。混同文轨。尔则有参戎入辅之绩。在敬宗时。阜康兆庶。尔则有活国庇人之勤。迨弼朕躬。总齐方夏。尔则有吊伐厎宁之力。皆不遗庙算。布在编。功利及人。不可悉数。而朝论益重。我心实知。方用皋陶之谟。适值留侯之疾。沥恳牢让。备列于奏章。塞诏上言。动形于言色。果闻勿药之喜。更俟调鼎之功。而体力未和。音容尚阻。不有优崇之命。孰彰宠待之恩。宜其协赞机衡。宏敷教典。论道而仪刑卿士。宣德而镇抚华夷。啬养精神。保绥福履。为国元老。毗予一人。可司徒平章军国重事。待疾损日。每三日五日一度入中书。散官勋封实封如故。

臣前日承准御前劄子，以范纯仁、朱光庭等上言文彦博不当烦以宰相职事，令别议优礼。臣当时恐稽留圣问，不暇仔细检详典故。但闻晋太傅郑冲乞致仕，诏以寿光公就第，国之大政，皆就咨之。又以近日如臣之人微位轻者，以久在病假，执政犹奏知来至臣家商量公事。况彦博宿德元老，理无不可，遂率尔奏对，称或非时有重事，令执政就宅咨谋。今再准御前劄子，问臣有无典故。臣实别无所据，其疏略僭妄之罪，甘伏重诛。若圣意以执政就宅咨谋为太重，

或问王祥，其有道之士欤？用孝悌为闻人，出处视时，治乱尊荣，克终为晋臣冠，非有道其何能此？对曰：祥而有道，孰而无道者？当东汉之微，曹氏窥觎不得，天位不餍，此匹妻孺子所共知。祥于此时避地隐居，似有志义者。一日幡然起就臣位，岂以为身能轩轾于时乎？吾固疑祥以孝友为尊荣资。其后高贵乡公立，祥以定策封侯。司马氏贼而杀之，而祥熟视，未有以如何也。方枕股而哭，以为忠矣。司马氏之逆，其根株与曹氏并起，迹其强悍，盖非祥所能遏。顾为祥计，则义不仕焉可也，而祥不去。异时晋王受册，祥方与郑冲争一屈膝，此所谓与人巨舟而靳浇斛者也。夫魏晋之事，祥不得为不占始末者。苟以为义，则不当哭且受拜矣。苟以为不义，则白首公卿之位，无救其亡，区区哭拜，为不为何益？或言祥非不知宜去，以为亟去则掇祸于奸雄之手，是以全身隐忍。此亦非是。盖奸雄之所祸者，祸其可忌之人而已。若夫材谋气略非己之敌，且不与之较，则无事忌之。故王莽不诛扬雄，宋武不逼陶潜，而近代朱全忠亦不杀司空图也。以祥之恂恂在野与在朝，每无心于忼慨，彼固揣摩其无能厉己矣。虽去之，保无祸。然则祥虽以孝友取尊荣，终之一无益治乱之人而已。祥之哭高贵乡公也，曰：「老臣无状」。嗟乎，祥亦自知欤，是真无状者也，安得谓有道！

呜呼！魏晋之乱亡，其可悲也。国中之人，皆恐惧服从，大盗招之而无不应，举国以与人而犹恐其不受也。其所循致而至此者，何也？盖其国轻久矣。夫国重者存，国轻者亡。何谓重？其人可以禦侮，旁观者有所忌，则重矣。鳝鳣王鲔之在江湖，非不大也，然渔者徒手取之，脍之俎上而无难，曾不如蛇虺之据穴。国之轻亦犹是矣。人主非不尊，公卿大臣非不畏，百司庶府非不惧，然皆庸怯和易，说之如发蒙，举之如挈虚，朝之虑不至夕，今日之智不及明日。夫如是，国之存，大盗拱手举之矣。是谓国轻。凡人臣之能为国重者，非有服天下之名节，则必有过天下之才智。成汤既没，太甲失道，伊尹放之，可谓乱矣。而诸侯不争，商卒以安者，伊尹之节天下之所不敢议也。晏子之在齐，叔向之在晋，宫之奇之在虞，诸侯不敢侮焉，此以名节为重也。齐桓公兵车徜徉天下，而诸侯不敢议其后，管仲之智未易与为敌也。郭子仪存而吐蕃罢兵，李德裕草檄而泽潞亟灭，此以才智为重也。夫天下之人，其好争未尝一日亡也，非有大愧耻于其心而不忍为，则必有大恐惧于其身而不敢为。夫名节者，所以愧耻天下之不义；而才略者，所以恐惧天下之好乱。舍是二者，虽圣贤无他道矣。魏之亡也，司马师杀其君如屠犬马，而大臣震悸，莫敢太息，王祥、郑冲举国而与之。夫是数人者，亦知是为不义也，而不敢不听者，彼惟素无以动其国人，而又取诸其胸中而无有也。晋之臣，才者先叛。王敦、桓温才过一时，卒皆不臣。刘裕才过数人者，而遂取之。何则？国中之人莫与之敌故也。夫挟好乱之资，而顾其国莫与之敌，则取之之心生矣。故为国之患，莫大于不崇名节而消天下之精锐。彼晋之公卿朝夕从事者，非毁名节，则尚无心。方此时，虽有有志之士，亦且去之矣。此蔡谟之所以不为司徒，而曰「吾恐后世之笑也」。天下之事，有名实，不可以不辨也。轻名节者曰：「吾恶天下之矫激也」。黜才能者曰：「吾尚德也」。夫矫激者，安能真为名节也，利至则变矣。世盖有利至不回，害至不避，而可以矫激亿之哉？夫如是而未免于矫激，则庸庸者而后可矣。且东汉之乱，而曹操之雄至死不敢取，惟畏天下之清议故也。党锢虽弊，犹能存国，古之所谓德也。非无才之云也，才不足以言矣。传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夫言与勇，才之类也，而仁与德必能兼之，则世有无勇之仁、不能言之德乎？子产，惠人也，谓之众人之母，可谓德胜矣，然其抗晋、楚，何其勇且辩也！夫以无所用之质，而冒之以仁义之容，文之以礼乐之言，治国而不能靖民，临难而不能却敌，而谓之有德，此固天下英雄之所侮也。呜呼！为国者盍察诸此矣。

昔孔子论令尹子文、陈文子，皆以清忠与之，而不与之仁。管子之德不及二子远矣，而以仁与之，何也？夫仁之为道虽大，然其实以济物为本。济物之事，非一善可以当之，必其才德为世所赖，得我则存，非我则亡，我之所在，家安而国治。如是，则有一善，不害为不仁；而有小不善，于仁未害也。予观王祥、郑冲、何曾三人者，考其行事之迹，从容无事之际，虽谓君子可也，然为魏大臣，阴相司马氏以丧魏室，卒导而授之。夫平日则戒慎君子之所忽，而当事则为小人所不忍为，此所谓色取仁而行违，在邦在家必闻者也。昔西汉之衰，有似乎此。孔光、师丹皆盗当世仁贤君子之名，而或屈于董贤，或迫于王莽，使为奸者反依之以为重。呜呼！治天下其不可以无才智骨鲠之士也。淮南王欲为乱，独惮大将军与汲黯。畏卫青，畏其武；畏汲黯，畏其正也。夫世固有德不足以化奸，才不足以止乱，而可以谓之仁人君子乎？夫使令尹子文、陈文子当管仲之任，则不胜矣。李德裕曰：「平澹和雅，世所谓君子者，居平必不能急病理烦，遭难必不能捐躯济危，可以羽仪朝廷，润色名教，如宗庙瑚琏园林鸿鹄者」。此数子之谓矣。

言传国玺者多矣，讫无定说。原其所由，则人主身自服之，非臣下之所常见，道听涂说，未免差误，传记杂录，易以湮没（原注：《旧唐·经籍志》有纪僧真《玉玺谱》一卷，姚察《传国玺》十卷，徐令言《玉玺正录》一卷，而僧真、姚察之书久不传矣，《馆阁书目》中亦无徐令言《正录》，而其说或亦谓之《玉玺谱》，间见诸书。唐章怀太子注《后汉·光武纪》，已用其说。今仅有蜀本《朝士谈》一书，乃前都官员外郎李石所撰，其叙玉玺事颇详，最无依据。）。士大夫所传已无依据，又以徐令言、李石之说参于其间，尤更牴牾（原注：令言信《北齐书》之说，谓永和所得之玺，即秦玺也，与《晋纪》不同。又谓侯景既败，侯子鉴盗其玺，走江东，惧追兵至，投诸佛寺，为栖霞寺僧永所得。陈永定三年，僧永死，弟子普智奉献。陈亡，玺传于隋。不独晋非此玺，而陈隋亦无此玺矣。李石信《晋阳秋》之说，谓晋孝武太元十九年，雍州刺史郤恢得玺于慕容永，乃送建业。不独晋不得此玺，而永之崛起，亦无得玺之理。语在《永和玺》注。）。正史所载亦多不同，若不因本朝绍圣间此玺再出，士大夫以纸出之，当职官手自摹之，则其著见于天下者寡矣（原注：郑望之《秦玺跋》云：绍圣四年初献秦玺，诏百官杂识视。时先君为尚书郎，乃请以纸出之，遂得其真。《金石录》云，咸阳所获传国玺，初至京师，执政以示将作监李诫，诫手自摹印之，遂传于世。）。然其玺尚有玉色未辨，不得而尽考也（原注：汉宣帝立玉宝璧祠于未央宫中，刘原父以为受命宝和氏璧，当是据崔浩而言。崔浩《汉书音义》曰：传国玺是和氏璧作之。舒元舆云：秦丞相八字刻在荆玉，而飞上天矣，则其玺当为白玉。徐令言云：其玉出蓝田山。蔡京等云：其色绿如蓝，则其玺当为绿玉。《石虎别传》曰：武乡长城县韩强，在长城西山岩石间得玄玉一方四寸，与玺同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虎以为瑞。则又有玄玉者矣。）。今且序秦汉魏晋所得之宝，与白色、绿色、玄色并出之异，然后辨史氏之差误，众说之不根，使后之君子有考焉。秦以前民皆以金玉银铜犀象为方寸玺，各服所好。秦独天子称玺（原注：出《汉旧仪》），始皇作传国玺，使丞相李斯书之，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原注：《吴志·孙破虏传》注引旧《吴书》之文如此。应劭《汉官仪》曰：天子有传国玺，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且康。」《吴志》注云：「且康」、「永昌」二字，未知何者为得。《朝士谈》云：秦玺面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玺上隐起为盘龙文，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是皆未见真玺者也。考正史及众说，未尝有「且康」二字，其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者，已两至本朝。其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者，自晋传隋，亦不闻有背文、面文之说也。且既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则其背文不应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意同而词不律，非古人之意也。）」。汉高帝入关至灞上，秦王子婴系颈以组，降轵道旁，封上始皇帝玺（原注：出《高帝纪》。）。后诛项籍，即天子位，服御其玺，世世传授，号曰汉传国玺（原注：出《元后传》。《汉官仪》以为子婴上始皇玺，高帝因服御之，恐未必如是之遽也。）。周勃诛诸吕，废少帝，尝手贯皇帝玺（原注：出《史记·世家》应劭注。）。后文帝时有言勃欲反，下廷尉，薄太后谓文帝曰：「绛侯绾皇帝玺，将兵于北军，不以此时反，今居一小县，顾欲反耶」？文帝乃出之（原注：出勃本传。）。昭帝时，殿中有怪，一夜群臣皆惊。霍光召尚符玺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夺之，郎按剑曰：「臣头可断，玺不可得也」。光甚谊之。明日，诏增此郎秩二等。后光废昌邑王，即持其手，解脱其玺组，奉上太后，乃立皇帝（原注：并光本传。）。哀帝崩，无子，太皇太后即日驾之未央宫，收取玺绶（原注：出《王莽传》。《太平御览》载，哀帝将崩，以玺绶付董贤，曰：「无妄以与人。」中常侍王闳者，莽叔父也，白元后，请夺之。即带剑至宣德闼，谓贤曰：「宫车晏驾，国嗣不立。君受恩深重，当俯伏号泣，何事久持玺绶，以待祸至耶？」贤不敢拒，跪授玺绶。按《汉书·董贤》、《王莽传》，哀帝置酒麒麟殿，上在酒所，从容谓贤，笑曰：「吾欲法尧禅舜，何如？」闳进曰；「天下乃高皇帝之天下，非陛下之有也。天子无戏言。」上默然不悦。哀帝既崩，莽白：「董贤年少，不合众心。」收贤印绶。则知元后之未央者，收皇帝玺绶；而王莽所白者，董贤印绶也。《御览》本援引《汉书》，而班固、荀悦之书皆不载，不知何书耶？）。平帝既崩，孺子婴未即尊位，玺藏长乐宫。王莽篡汉，使安阳侯王舜请玺于元后，后怒曰：「而属父子宗族，蒙汉家力，富贵累世。既无以报，受人孤寄，乘便利时夺取其国，不复顾名思义。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馀。且若自以金匮符命为新皇帝，亦当自更作玺，何用此亡国不祥玺为」！太后涕泣而言，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谓太后：「臣等已无可言者，莽必欲得传国玺，太后宁能终不与耶」？太后闻舜语切，恐莽欲胁之，乃出汉传国玺，投之于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族灭也（原注：出《元后传》。《玉玺谱》曰，元后投之于地，玺上螭一角缺。而正史不载，至《吴书》乃始见之也。）」。及汉兵诛莽，莽带玺绶避火渐台，商人杜吴杀莽取绶，不知取玺及莽头。公宾就见绶，问绶主所在，乃斩莽首并玺与王宪。宪得玺，无所送。妻莽后宫，乘其车服。越四日，而李松、邓晔入长安，斩宪，送更始大司马谢禄，而玺归更始矣。赤眉杀更始于高陵，立刘盆子为帝。建武三年，光武征赤眉于宜阳，赤眉君臣面缚奉高皇帝玺绶，乃诏先帝玺绶，归之王府，斯乃祖宗之灵，士人之力。其择吉日，祠高庙，赐天下长子为父后者爵，乃受传国玺（原注：出《光武纪》。）。灵帝既葬，少帝在位，献帝未立，宦者张让、段圭作乱，劫二帝幸北宫，又走小平津。掌玺者奔散，并失其玺。让、圭等既诛，二帝既还，得六玺于阁上，而传国玺独未得也。董卓废少帝，献帝自陈留王即尊位。初平改元，山东州郡起兵讨卓，卓迫帝都长安。二年遂发掘洛阳诸陵，破虏将军孙坚，以袁术之命入洛阳，扫除汉宗庙，平塞诸陵。坚军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气，举军惊怪。坚令人入井，探得传国玺，方圆四寸，纽盘五龙，上一角缺（原注：此《吴志·孙破虏传》注引《吴书》之言也。此玺元后投之于地，旧不言一角缺，而言一角缺者昉乎此。）。明年，坚死，袁术将僭号，拘坚夫人而夺之（原注：出《山阳公载记》。）。术僭号二年而死，荆州刺史徐璆得玺，还许上之汉（原注：出《朝士谈》，与《山阳公载记》相表里。但《载记》节文见于《吴志》注与杂书，未见全文，恐亦出《载记》也。而《玉玺谱》乃云，袁绍有僭盗意，拘坚妻，逼求之。绍得玺，举兵以向魏武，魏武恶之。绍败，得玺还汉。恐不然也。按坚为破虏将军，乃袁术之意。坚死后，术复表其兄子贲为豫州刺史，策载母徙曲阿，继从袁术，其不为袁绍所拘，事理明甚。）。魏文帝将受汉禅，遣使求玺绶于献穆曹后（原注：后，魏武女也。）。后怒，以玺绶抵轩下，因涕泣横流曰：「天不祚玺（原注：出《穆后传》。《续汉书》云：「天不祚此玺。」其义亦通。按《魏志·贾逵传》；魏太祖崩，隐陵侯彰行越骑将军，从军从长安来，问逵先王玺绶所在。逵正色曰：「太子在邺，国有储副，先王玺绶，非君所宜问也。」是时魏未受禅，所问者魏王玺绶耳，非传国玺绶也。）」。司马师将废齐王芳，使郭芝入白太后，取玺绶置坐侧。及迎高贵乡公，又请玺绶，后曰：「我见高贵乡公，小时识之，我欲自以玺绶手付之（原注：出《魏略》。）」。自魏传晋，使太保郑冲奉玺禅位。其后平吴，不过得金玺而已（原注：出《晋书》。《御览》引《拾遗录》曰：晋太康平吴，孙皓送六金玺，云无玉工，故以金为印玺。）。惠帝时，赵王伦篡位，使义阳王威与黄门郎骆休逼惠帝，夺玺绶。伦败，帝反正，曰：「阿皮捩吾指，夺吾玺绶，不可不杀」。阿皮，威小字也，于是诛威（原注：出威本传。）。怀帝永嘉五年，岁在辛未，王弥入洛阳，执帝诣刘曜，而传国玺不可考矣（原注：《晋书》载永嘉末，洛京不守，玺为刘聪所得。及石勒灭刘氏，玺入伪赵。冉闵诛石氏，玺又入闵。及是四十二年，而玺复归于晋。然其文乃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与「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之文不同。《北齐·辛术传》云：辛术镇广陵，获传国玺，送邺，文宣以玺告于太庙。此玺即秦所制，方四寸，上纽交盘龙，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且言二汉相传，至魏晋没于刘聪，至穆帝永和中得之，历宋齐梁而没于侯景。景败，得于郭元建，而术以进焉。按永和所得玺，其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至隋犹在，载于《礼仪志》者甚详。而所谓「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者，寂无闻见，则知《晋史》所载者为是，而《北史》所载者为非也。唐贞观撰《晋史》，其志书最为详备，不应有此玺而不录。《玉玺谱》云：玺属石勒，勒刻一边云：「天命石氏」。此题今不复存。《朝士谈》云：石季龙磨其隐起之文，刻其旁为文曰「天命石氏。」其说既不相同，又云此题今不复存，不知所见者为何玺，不敢以为秦玺也。惟永和所得，乃有「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八字，粗有传授，亦谓之传国玺，今别条以永和玺名之。马端临《通考》：梁末侯景之败也，以传国玺自随，使其侍中兼平原太守赵思贤佩之，曰：「若我死，宜沈于江。勿令吴儿复得之。」思贤自京口济江遇盗，从者弃之草间，至广陵以告郭元建，元建取之以与辛术，术送之至邺。按郭元建，侯景之党，景败，以广陵降王僧辩，既而复降于北齐，齐遣行台辛术据广陵。传国玺自五胡之乱没于刘石。石氏败，玺复南归于晋。历宋齐梁，至侯景之败，而玺遂北归于高齐云。）。后赵石虎得玄玉玺于武乡之长城，方四寸，厚二寸，文同秦玺，然其色玄也，不知为何代之玺（原注：出《石虎别传》。按石虎即伪位，在晋文咸康乙未，距永嘉辛未凡二十五年。而得玺之年，不可考也。武乡乃上党属邑，本朝初属潞州，后析为威胜军。）。秦苻坚为姚苌所执，当晋孝武太元十年，岁在乙酉，距洛阳之陷七十有四年矣。苌求传国玺于坚，坚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岂以传国玺授汝羌也？玺已送晋，不可得矣」。史不书其玺文，又无送晋之事，不知此为何玺（原注：出《载记》坚传。）。又六十一年，岁在丙戌。当后魏世祖太平真君七年，即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也，魏毁邺城五层佛图，于泥像中得玉玺二，其文皆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一刻其旁曰「魏所受汉传国玺」。史不言其玉色、工制与其方广、厚薄，既曰魏受汉玺，或者真传国玺也。不知魏晋之间，未有言其旁刻字本末者，何耶？既有二玺，则传国玺已有其副。自太平真君以后，历东西魏周齐隋唐，而此玺未尝见于史。后魏承平甚久，不知何从失之。本朝绍圣四年，岁在丁丑，距太平真君七年又六百五十一年矣，咸阳县民段义斸地得古玉二，五年正月永兴军以闻，诏尚书礼部、御史台、学士院、秘书省、太常寺官讲求定验以闻。翰林学士承旨蔡京等奏：按所献玉玺，其色绿如蓝，温润而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背螭纽五盘，纽间有小窍，用以贯组。又得玉螭首，其玉白如膏，亦温润。其背亦螭纽五盘，纽间亦有贯组小窍。其面无文，与玺相合。大小方圆无毫发差殊。今考玺文，为秦玺可知。其玉乃蓝田之色，其篆乃李斯小篆，其文则刻而非隐起，其字则饰以龙凤鸟鱼，乃虫鱼鸟迹之法，其制作尚象古而不华，于今所传古书莫可比拟，而工作篆书之文巧者亦莫能仿佛，非以后所能作明矣。臣等被奉诏旨，得与讨论，黜诸家伪说，而断以正史，所有玉玺，委是汉以前传国之宝（原注：蔡京等黜诸家伪说，而断以正史，其说是矣。但其奏有云，曰「皇帝寿昌」者，晋玺也。曰「受命于天」者，后魏玺也。则「既寿永昌」者，秦玺可知。迁就欺罔，无所不至。按「受天之命，皇帝寿昌」，晋得此玺，如今得秦玺也，岂可谓之晋玺？至于「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斯乃秦玺而后魏得之耳。今乃析而二之，以「受命于天」为后魏之玺，以「既寿永昌」为秦玺，其为面谩也甚矣。邵武《后录》：绍圣元年，咸阳县民段吉夏日雨后村中立门足陷，得玉玺一，方四寸，篆文如凤鸟之状，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按《玺记》云：秦始得卞氏玉，刻以为玺，元后取玺投之地，故一角缺。验之皆合，唯记云色黄，此青苍色耳。又云背亦刻「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则无之。有司奏上，廷议以为瑞，改元元符，命段吉以官。至靖康，金人取去。）。诏令礼部太常寺考案故事以闻。四月丙戌礼部太常寺言：按《国朝会要》，元日、五月朔、冬至，并行大朝会仪，乞以礼祇受，群臣称贺。从之。命宰臣章惇书写玉检，诏词臣撰乐章，付太常寺，应奉朝会之用。丁酉，诏传国宝检以「天授传国受命之宝」为文。五月戊申朔，行朝会礼。己酉，大赦天下。癸丑甲寅，恭谢景灵宫。戊午，宴于紫宸殿。丙寅，诏以绍圣五年六月朔为元符元年（原注：出《泰陵宝录》。）。徽宗即位，以白玉作受命宝，为八宝之一，其方四寸有奇，以「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为文。大观元年十一月，诏八宝初成，可于正月二十三日后用之。尚书省言：受命宝非常用之器，唯封禅则用之。则大观以后，本朝有绿白二玺矣（原注：出《会要》。谨按《御制八宝记》云：受命宝，其玉蓝田，其制秦也。不可以传示将来，贻训后世。方参稽宪度，自我作古，有以宝玉献者，色如截肪，气如吐虹，温润而泽，其声清越。有以古篆进者，龙蟠凤翥，鱼跃鸟飞，奇耦相生，纵横得所。有以善工进者，雕琢众形，如切如磋。分毫析缕，不见其迹。四者毕备，于是揭而玺之，乃以「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之文作受命宝，其方四寸有奇。蔡绦云：得秦玺而无检，螭又不缺，疑其一角缺者乃检也。自有玺后，考验甚详，上犹独取其文而黜其玺不用。旧说螭一角缺，未有言其检者，此又绦之凿也。但古今所见少有同者，不得不致疑耳。）。自元符戊寅至靖康丁未，盖三十年。自建炎戊申至嘉定辛巳，又九十四年矣。永和玺者，不知其何时作也，其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与秦玺不同（原注：《北齐·辛术传》以其文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者，误也，已于秦玺辨之。）。后世以为传国玺易与秦玺相乱，今故以永和名之，谓其以永和至晋，而名始着也。其制度精密，非当时僭伪所能办（原注：《晋阳秋》云：鸟篆隐起，巧丽惊绝，与传国玺不同。《隋志》云：螭兽纽上交五盘螭，鸟篆隐起。）。自洛京失守，南北纷争，假托天命者，皆欲得此玺。变诈百出，无所不至（原注：《晋·载记》，冉闵弑石祗，僭大号，遣其使人常祎聘慕容隽，隽使记室封裕告之曰：「石祗去岁使张举请援，云玺在襄国，其言信否？」祎曰：「平寇之日，在邺者略无所遗，玺何从而向襄国？」《载记》又曰：冉闵既败，慕容隽欲神其事，诈言历运在己，闵妻得玺以献，号曰奉玺君。以永和八年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元曰元玺。又《玉玺谱》云：元帝渡江后，数世无玉玺。北人皆曰司马家儿是白版天子。或谓元帝大兴三年，慕容廆尝送玉玺三纽，不知彼乃宇文氏所得之玺，非中国之玺也。）。晋永和虽得之，而所以得之者非正道也（原注：《载记》又言：冉闵被执，其子智尚幼，蒋干遣詹事刘猗奉表归顺。濮阳太守戴施应之，次于棘津，猗至施止，不听进，责其传国玺。猗归以告干，犹豫不决。施因遣参军何融率壮士百人入邺，登三台助戍，谲之曰：「今且出玺付我，凶寇在外，道路梗涩，亦未敢送。当遣单使驰告天子。天子闻玺已在吾道，当遣重兵相援。」干信之，乃出玺付融，融使赍玺驰还。或谓何融以赏得之，或谓戴施取之以计，乃使何融驰还。或谓冉智以玺付之，非蒋干也。大要是何融、戴施共谋取之，冉智年幼，听命于蒋干，不足深辨。《晋阳秋》云：雍州玺者，晋孝武太元十九年雍州刺史郤恢表慕容永称藩奉玺，方六寸，厚一寸七分，蟠螭为鼻，合高四寸六分，四面龟文，下有八字，其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云是慕容所制，未详厥始，此则误也。八字载于永和八年《晋纪》，不可泯没。慕容永崛起小丑，草创简陋，寻为慕容垂所杀，安得更自制玺？先是慕容隽乃慕容廆之子，父子雄据一方，犹以不得玺为耻，诈封奉玺君，而况于永乎？其言未详厥始，则不根甚矣。）。姑因史氏诸家之说，推本而铺叙之。永嘉五年，王弥陷洛阳，得六玺送刘曜，曜送刘聪，而此玺在其中（原注：洛阳陷时，与秦玺当皆送刘聪，而秦玺不复传授，疑乱兵失之。）。聪死，子粲嗣位，其大司空靳准作乱，自称大将军，执粲杀之。及准为乔泰等所杀，推靳明为盟主，遣卜泰奉玺于曜。曜大悦，谓泰曰：「使朕获此神玺而成帝王者子也」。石勒闻之怒，增兵攻明。及曜败于石勒，其子熙奔上邽。石虎克上邽，遣主簿赵封送玺于勒。向所谓六玺者，止有其一，此外特太子金玺耳（原注：已上并杂出《晋书·载记》。按天子有六玺，曰天子之玺、天子行玺、天子信玺、皇帝之玺、皇帝行玺、皇帝信玺，所用不同。应劭《汉官仪》及诸史皆详言之，与传国玺并行于世。自永嘉以后，每言传国六玺，则是六玺不皆在，与传国玺合为六耳。《前凉录》载，张寔元年兰池赵婴上言，于青涧中得一玉玺，钳纽，光照水外，文曰「皇帝玺」。《后周书》曰：宇文氏因狩得玉玺三，纽有文曰「皇帝玺」，必永嘉以后之所失者也。至唐贞元二年，神策将温嘉顺犹得白玉印文曰「天子之宝」，亦可见矣。赵封送玺于勒，止有一玺，于此可见。）。石勒既死，石虎篡立。虎死，其子世嗣位。石遵、石监、冉闵相继篡立，闵为慕容恪所执，其子智守邺尚幼，因其臣蒋干以玺献于晋（原注：《燕书》曰：元玺六年，蒋干遣太子詹事刘猗赍传国玺诣晋求救，猗负玺行数里，天黄雾四塞，不得进，易取行玺始得去。此事虚诞，全不可信。），永和八年，玺至建业，百寮毕贺（原注：出晋《穆帝纪》。）。自晋传宋，宋元凶劭作乱而败，不见传国玺。问劭，乃云：「在严道育处」。就取得之。孝武即位，拜蔡兴宗为侍中，每言得失，无所顾惮。帝新拜陵，尝使负玺陪乘。宋末，谢朏为侍中，领秘书监。齐高帝将受禅，朏当日在直，百寮陪位，侍中当解玺。朏佯不知曰：「何公事」？传诏云：「解玺授齐王」。朏曰：「齐自应有侍中」。乃引枕卧，传诏惧，乃使称疾，朏曰：「我无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东掖门，乃登车，仍还宅。是日遂以王俭为侍中解玺，既而武帝请诛朏。高帝曰：「杀之则成其名，正应容之度外（原注：并出《宋书》。）」。自齐传梁，至简文帝，为侯景所篡。景败，其玺不知所向。北齐东南道行台辛术于广陵得其八玺，献于文宣，文宣以告太庙，而此玺居其一也（原注：《辛术传》云：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推原所自，以为永和中载僧施所得者，使督护何融送建业，历宋、齐、梁至侯景败，侍中赵思齐以玺授景，南兖州刺史郭元建以送于术，而术以进焉。其玺文与《晋纪》不同，疑术传误也。若以为晋永和自是一玺，而辛术自是一玺，特术传引用之误，亦是一说。但永和玺后来却有传授，而辛术玺所谓「受命于天，即寿永昌」者，齐陈之际，略无所传，知其误也。又文宣纪载所献八玺，而术传只载传国玺，又不知其七者果何玺也。先是齐受东魏禅，固尝遣太尉彭城王元韶等奉皇帝玺绶，而魏宗室元晖业骂之，曰：「尔不及一老妪，背负玺与人，何不打碎之？」事见《魏景穆十二王传》。则知当时之玺不一而足，八玺之中，亦必有所谓六玺者，特宋齐所传，非西晋之旧也。）。北齐河清中着令定制，自六玺之外，止有传国一玺，白玉为之，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者，乃是物也（原注：《隋志》载北齐玺，自传国玺、六玺之外，止有木印，则辛术、元韶所进之玺，已不能全矣。）。北齐、西魏皆并于后周，始与神玺并行于世（原注：西魏大统三年，槐里获神玺，大赦，不言其文也。独《隋志》言，神玺、传国玺皆宝而不用，神玺明受之天，传国玺明受之运，则神玺之文，亦有关乎天命者矣。）。开皇三年，诏以传国玺为受命玺（原注：出《隋文帝纪》。《朝士谈》云：开皇九年平江南，得真传国玺，乃改前所得者名神玺。此又不考本末者也。秦玺失于晋永嘉，而稍见于后魏太平真君之时，永和玺复归于晋，而隋已得之于后周矣，陈安得有真传国玺哉？谓陈有梁敬帝近代受禅之玺，犹之可也。况西魏、北齐已先有神玺之名，非开皇所改明矣。）。隋之亡也，玺没于宇文化及。化及败，为窦建德所得。唐武德四年，克平东夏，建德右仆射裴矩奉八玺以献，而受命玺实在其中（原注：化及之事，虽出于《朝士谈》，而正史不全载，然新旧史于《建德传》皆云裴矩奉传国八玺来降，则炀帝失之于化及，化及失之于建德，其事明矣。）。唐有受命玺，以封禅礼神，即其旧也（原注：《新唐志》载，神玺、受命玺之外，止有天子、皇帝六玺而已，是谓八玺。乃言有传国玺及八玺，岂通传国而为九耶？志言八玺甚备，而传国玺独无所言，是误以受命、传国为二玺矣。当云合传国为八可也。）。太宗贞观十六年，复刻受命玺，其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而受命之名，复自别于传国玺矣。武后长寿二年，尝改玺为宝。中宗神龙元年，又改宝为玺（原注：此三事，皆出《通典》，而本纪不载。特于长寿二年九月乙未，书作七宝而已。）。玄宗天宝十载，改传国宝为承天大宝，而传国之名犹不废也（原注：肃宗乾元元年，上皇天帝御宣正殿，授皇帝传国、受命宝，则知虽改为承天大宝，而旧名不废也。）。五代乱离后，其玺不复存矣（原注：蔡绦《国史后补》云：国初创业艰难，诸宝多阶石为之。元丰中，始诏依古作六玺，有玉而未成也。《会要》云：唐末六玺亡失，国朝铸以金鍮。太宗雍熙三年，诏以天下合同之印为天下合同之宝，御前之印为御前之宝，书诏之印为书诏之宝，铸以金，是玉玺不传于本朝也。）。受命宝者，其初当出于传国二玺，其一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二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皆有受命之文，而未以受命名之也。隋文帝受周禅，遂有东、西二魏之宝，其名不一，而所谓传国玺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者，乃永和玺也，其传最远。开皇三年，始表异而出之，名曰受命玺，而受命之名立矣。隋传之唐，而太宗不以为受命玺也。贞观十六年，乃自作受命玺，以白玉为螭首，其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是隋、唐之际，各有是玺，而其文则异。本朝继五代之后，二玺皆不复存。至道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真宗即位之初，中书门下言：皇帝受命宝，请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宝」为文，诏可，而不言其制度也（原注：《会要》误以膺字为应字，而《长编》不载，旁见于《宏词类编》者，乃作膺字。虽不足据，然累圣皆作「恭膺天命之宝」矣。）。大中祥符元年五月，有司详定封禅仪，请以玉牒、玉册并刻字填金，联以金涂银绳，缄以玉匮，置石䃭中。封匮以金泥和粉乳香为之，印以受命宝，宝方一寸二分，文曰「恭膺天命之宝」，则是真宗朝尝两作之矣（原注：《会要》云：请依旧制，别造玉宝，文同受命宝，则是八字皆同，而《长编》止载「恭膺天命之宝」六字，盖节文也。是时又作「天下同文之宝」，铸以金，以封石䃭。《会要》虽云封匮封䃭之宝，而不言别作，则又略也。）。乾兴元年，仁宗即位，三月十六日礼仪院言：皇帝登位，所有受命之宝，并缘宝法物，请下文思院少府监。从之。天圣元年九月二十二日，诏以宫城火，重制皇帝受命宝，则是仁宗初年亦两作之也。嘉祐八年，英宗即位，六月十三日，翰林学士范镇言：「伏闻大行皇帝受命宝，欲举而葬之，恐非所以称先帝恭俭之意。其受命宝，乞陛下自宝用之，且示有所传付」。诏检讨检寻典故，及命两制礼官详议。翰林学士王圭等奏议曰：「受命宝者，犹昔传国玺也。宜为天子传器，不当改作。谓今宜从省约，以称先帝恭俭之实」。其后别造受命宝，而所议弗用。元丰八年，哲宗即位，门下侍郎章惇言：「奉诏篆皇帝受命宝，请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宝』为文」。从之（原注：以上并出《会要》。）。即是以观，本朝皇帝即位，皆作受命宝，而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宝」为文矣。但前乎真宗，则有太祖、太宗之世，后乎真宗，则神宗居英、哲之间，而受命宝亦不作，岂作辍亦随时耶？将史失之耶？哲宗得秦玺，绍圣五年四月诏作传国玺检，以「天授传国受命之宝」为文，是哲宗有两受命宝，而秦玺其一也。徽宗初年，亦作受命宝，因秦玺之旧，以「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为文，则徽宗之受命宝，不复用「恭膺天命」之旧矣。既作受命宝，又作镇国宝，及天子、皇帝行信六宝。大观元年，八宝皆成，十一月十一日，诏以来年正月二十三日后用之（原注：镇国、受命本是二宝，而《会要》乃载大观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诏受命宝字之上添镇国二字，则当与镇国宝相乱矣。至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又诏八宝之名，一曰镇国神宝，二曰受命之宝，则是受命之宝未尝加镇国字也。《会要》何为并载耶？）。今皆不存矣（原注：朱丞相《秀水閒居录》云：靖康京城失守，八宝悉为金人劫取矣。但八宝既失，而镇国宝独存，其文所谓「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太和，万寿无疆」者，则又朱丞相误也。镇国宝文九字，曰「承天福，延万亿，永无极」，而「范围天地」以下十六字者，谓之定命宝，乃朱丞相维扬所见者也。合定命宝言之，谓之九宝。靖康八宝皆失，而定命宝独在。蔡绦《国史后补》载九宝甚详，与《御制八宝记》及《会要》诸书皆相表里，当以绦说为正。）。予讨论玉玺本末，有所谓《云麓漫抄》者，乃赵（原注：彦卫。）景安之所作，予未之见，疑犹有遗论也。讨论粗定，乃于亲戚间见之，顾其说微有差误，不足取信。且如秦玺之为玉，或云和氏，或云蓝田，要当指一物为证。今云秦得和氏所献玉，命李斯篆书，诏工人孙寿用蓝田玉作，何也？献帝初虽失玺，后复孙坚得之，再入袁术，而徐璆以上于许。今云献帝出奔则失之，何也？曹操虽不受汉禅，而子丕实受之，刻玉玺之侧，曰「魏所受汉传国玺」，虽真伪未可知，未尝指言操所刻也。今云不应操为丞相时，先取其玺，何也？晋元帝渡江，数世无玉玺，北人始有白版天子之讥，其后永和得玺，君臣相庆。今云三国鼎立时，有假版天子之语，何也？秦以前为方寸玺，至始皇侈而大之，乃作受命玺。今云方围四寸，其为伪无疑，何也？如此等类，不可胜举，姑举其概以自志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