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蒙先帝之休，荷神器之重，奉若彝宪，敉宁邦家。怀圣烈于无穷，托信编于不朽。曩择缙绅之士，咸施铅椠之能。领其宏纲，付在元宰。实总研覃之职，久输宿夜之勤。已奏成书，宜锡宠数，乃涓谷旦，敷告治廷。大中大夫、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大防，秉心忠醇，蹈道渊粹。以经国之用，谟谋于百度；以周物之智，缉熙于万源。礼乐中和，既洽大儒之效；词章温丽，自兼良史之才。表率群英，纂修钜典。具写对天之伟业，载扬垂世之鸿名。坚如金石之传，炳若丹青之著。究微旨于五例，流善誉于三长。房乔上祖宗之书，固无遗美；张说典文学之任，雅同高风。是用进陟崇阶之荣，增隆封邑之赐。呜呼！行爵出禄，以敦劝于在廷；褒德显功，盖稽参于故实。膺此光渥，往其钦哉。可特授右正议大夫，依前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加食邑七百户、食实封三百户，馀如故。

问：史官之权甚重，褒贬所及，传之无穷，不可磨灭。唯学至博、识至明，而文足以形容之，然后议论不诡于古人，词采可传于后世。由汉以来，言史者称司马迁。自刘向、扬雄许可以后，皆称迁有良史之才，诸儒韪之，罔有异说。而唐萧颖士，独深罪迁不编年，而为本纪、书、表、世家、列传，失史之法。然自迁合言动为一，分史目为五，后世因仍，不能加损，而颖士独深罪之，何也？古人有言，智者作法，贤者更礼，随时制宜，不必一道。使迁之法诚是，何必泥古以为失史之法耶？后世不能易，何哉？诸生试陈之。

问：洙泗大儒既没，褒贬之笔失传；龙门太史公不生，实录之笔遂绝。嗟乎！世衰道微，非独圣人不得而见，至良史之才亦不世出也。国朝四叶，人文最盛，欧阳、宋二公以钜儒修史，号为得人。《唐》《五代》二书法度森严，议论至到，真可与马迁争衡，使班、范北面，奴仆命陈寿以下也。然读二史者，亦不能无疑于其间。唐太宗固不世英主，然惭德在父子兄弟间，史赞不少加贬，反捃摭其好大喜功与复立浮图二事。赦大罪而贬小恶，岂《春秋》褒贬法、良史直录笔耶？陈子昂乃一代儒宗，其劝武后兴明堂太学，实盛典也。史乃谓其言甚高，殊可怪笑，比之荐圭璧于房闼。苟谓武后不足以王道劝，则孟子以仁义劝战国之君，又宁逃怪笑之域耶？肃宗复两京，李泌之谋居多，论者谓功大于鲁连、范蠡。史赞泌乃略不假借，方且异其为人，谓近高近智近立功立名者，何薄泌之甚也？刘蕡廷对，过汉晁、董，最布衣之所难言，亦忠臣义士所当言者。史乃讥其太疏直，谓蕡不先以忠结上而后为帝言之。蕡草茅士，何阶可结上耶？《五代》本纪区区求合于《春秋》之法，又从而释之曰：「此《春秋》意也」。以史拟经，吾恐后世以僭窃之罪归之矣。呜呼！良史不难得也，才学识如二公，其议论去取之际必不茍，愿求其用心处。

举国皆儒，则儒者之名不闻；为吏皆循，则吏之名不闻；为士皆纯德，野无遗贤，则独行逸民之名不闻；为子皆孝，为臣皆忠，则忠臣孝子之名不闻。愚尝读浑浑之书，而得九官十二牧之为人；读灏灏之书，而得伊尹、伊陟、傅说之为人；读噩噩之书，而得周公闳夭之徒之为人。彼皆大儒也，当时不称其为儒；彼皆能致循良之治也，当时不目之曰循吏；彼皆为忠为孝也，当时不指之曰某为忠臣、某为孝子。下至于乡党庠序之间，不闻其有独行；山林草野之间，不闻其有逸民。自鲁国之人以儒称，则儒道衰于周矣。自郑相子产、楚相孙叔敖以循吏闻，则吏治始衰于列国矣。自伯夷、柳下惠以独行著，则天下之士始有尚偏之弊矣。自长沮、桀溺之徒以逸民而长往，则韬光铲采于渔樵之间者多逸民矣。自子胥以忠称于吴，曾参以孝称于鲁，则忠臣孝子稀疏寥绝，如参辰之相望矣。呜呼！士以一行得名于时，彼亦何等时耶？西汉之有儒林、有循吏，非西汉之美事，盖自高祖见儒服而慢骂，而儒气不振。申韩之术行于世，而吏治多出于刑名。班固作西京一书，表儒林、循吏而出之，所以伤汉之儒与吏也。东汉之有独行、逸民，非东汉之美事，盖自矫激之俗兴，士始流为崖异斩绝之行。自廉耻之风丧，时始贵高举远蹈之人。范晔作东都一书，表独行、逸民而出之，亦伤士之少纯全，时之多独善也。李唐之有孝友、有忠义，非李唐美事。盖自高祖变节于晋阳，而唐无忠义之风；文皇行亏于闺门之内，而唐无孝友之俗。秉史笔者表孝友、忠义而出之，盖伤当时忠孝之难能，而仅有为足贵也。夫天下皆有，则所有者不胜书；天下皆无，则仅有者斯可书。且西汉有商山之四皓，非无逸民也；有矫世之杨王孙，非无独行也。而班固不立逸民、独行传者，盖以当时之士廉退者尚多，无贵乎逸民，行之全纯者犹众，无取乎独行，其不以是立传，盖不欲使当时有逸民、独行之名也。东汉有江革、申屠蟠之类，非不甚孝；有李固、杜乔之徒，非不甚忠。而范晔不立忠义、孝友传者，盖以当时俗多孝友，则孝友不可悉书，人多忠义，则忠义殆不一传，二传之不立，盖不欲使当时有孝友、忠义之名也。若夫居儒林者二十有三人，经术渊源者孔安国为之最，安国得圣人家传之学，非渊源乎？在循吏者六人，政治忠厚者蜀文翁为之伯，文翁兴学校以化民，非忠厚乎？以独行显者二十有四，愚切有取于范式。式以信义行于朋友，时人知其可以托死，是固本诸贤圣而不为矫激也。以隐逸称者十有七，愚切有取于严陵。陵高尚其志，卒不为光武屈，议者谓其得圣人之清，是故乐在山林而不盗声名也。言言之烈，史臣之所以赞颜、段；蒸蒸之善，柳宗元之所以铭李兴。然真卿、秀实行非一端，而不列于忠义。愚独于忠义三十七人之中，深喜全节之张巡。李兴割股肉以进其亲，非名教之所。愚独于孝友十人之中深喜义门之中李知本。若夫四百年之汉、三百年之唐，洪儒硕学，将相名臣，皆由此途出。不列于数者之目，非为不足列也，正以其全德备行，不可列于一端以小之耳。且西京儒者莫如扬雄氏，讵可列雄于儒林乎；东都循吏莫如卓鲁二子，讵可列卓鲁于循吏乎；李唐忠孝莫如狄仁杰，讵可列仁杰于孝友忠义乎？推此，则知以一行而得名者，不如不列于是科之为美，史臣去取端有旨哉！虽然，班史之去取固善矣，张汤、杜周以残忍深刻著名者也，而不列于《酷吏》，则何以衰惨刻之风？范史之去取固善矣，蔡琰失节于胡，行非不丑也，乃以其文采之故而传诸《列女》，则何以励天下之妇节？唐史之去取固善矣，裴延龄奸佞之雄者也，而不列于《奸臣》，则又非《春秋》斧钺之诛矣。呜呼！自古名士多，史才少，班范诸子皆有良史之才，而去取犹未尽当，潜德之幽馨未必尽发，已死之奸谀未必尽诛。此韩退之所以有「人祸天刑」之畏也。

问：六经皆经圣人之手，其大法尤著于始终之际。《乐》亡于秦，《礼》废于汉，姑勿论焉可也。《诗》、《书》、《易》、《春秋》首末具存，其可以不知耶？《诗》三百，文王之诗非不多也，何以首于《关雎》？《颂》有三，莫先于商，莫后于鲁也，何以终于《商颂》？三皇五帝皆圣人也，非无言道之书，何以独取于尧而以之首？五霸皆贤君也，非无命誓之文，何以独取于秦而以之终？三《易》所始，义各不同，《周易》何以先《乾》而异乎《连山》、《归藏》之法？六十四卦法相受也，何以不终于《既济》而终于《未济》之时，《春秋》之作在平王世也，不始于孝惠二公而始于隐，岂果以其逊国之贤乎？二百四十二载皆编四时以成年也，而终于哀十四之春，岂果在于木绝火王乎？《论语》者六艺之唯襟也，始于《学而》，终于《尧曰》，其义安在？《孟子》七篇，拟圣而作者也，始于《梁惠》，终于《尽心》，又岂无说耶？夫䌷金匮石书之书者，良史之才也，终于获麟，犹有其旨，作凌烟画像之赞者文士之笔也，始于河间，亦有所法，况六经之严而《语》、《孟》之奥乎！愿与诸君究其所以然，勿云议论安敢到而略之也。

公讳瑜，字公宝，先世姑苏人也，高祖避五代乱，徙居于剡。曾祖荀、祖惟、父过，皆不仕。公为人纯厚质直，介然能自立，以孝友闻于乡。治家有法，遇长幼以礼，闺门之内肃如也。宣和中魔寇犯邑，人仓遽奔匿，公独拥亲柩噭号，声彻闾里，冒兵刃扶护以毕窀穸，朝夕悲涕，不忍去墓侧。凶徒相戒曰：「无惊周孝子」。贼平，卒无恙。公喜儒学，尝辟家塾数十楹，延四方名士以淑诸孙。又制夫子暨十哲坐像，画七十二子于一堂，俾崇奉之，大书其侧曰：「尔其亲师友之渊源，就功名之烜赫」。浃日必设具以集之，亲究其能否，有励业者喜见颜间，面加奖谕，冀其成就，稍怠惰则谆谆戒敕，俾之自勉，由是咸自力于学。绍兴庚申秋，孙汝士预荐书。乙丑岁，世修肄籍大学。丁卯秋，汝士、汝能、世则联名乡荐，明年汝士登进士弟，乡人荣之。公喜周急，视饥渴者如己。每盛夏，分命皂隶当往来之冲，烹泉以救暍，穷冬集境内饥民，施以金谷。遇岁歉，发廪赈贷，命诸子悉宽逋负。剡之南有钜溪，实为要津，行者病涉，公首创浮梁以济。其子继之，至今蒙其利。初，先君嗜佛，公嗣志弥笃，凌晨焚香端坐，披阅藏经，历四十寒暑，手录因缘几百卷，每以所得语诸子，借示劝戒。剡有名刹，遭兵寇燔毁无馀，公割己赀一新其栋宇。时私第犹未筑，家人以为言，公曰：「兹邑人植福之所，渠可后耶」？僧徒德之，祠公于佛舍旁，钦事以报。公又辟别馆，饭贫士及缁黄之流，滋久不厌。其乐善好施出于至诚，初不求人知，而称道者不容口，其见重于人如此。公状貌魁伟，见者以为异人，自中年鳏居，不再娶，屏嗜欲，务养精神，平生未尝服药。既老，颜如婴儿，视听不衰，好事者争欲求见，以叩养生之术。晚苦足疾，诸子和药以进，公却之曰：「死生命也，何以药为」？儿女涕泣以请，恝然弗顾。会孙婿高世絪以赴调告违，公曰：「吾某月日行矣」。至期，沐浴易衣而坐，神色如平时，谓诸子曰：「吾即行，若辈宜自勉」。言毕奄然而逝，实绍兴二十一年十一月十有六日也，享年八十有八。公薄于世利，初以勤俭自守，不广赀产，自诸子既壮，悉以家事付之，积数年富甲一邑，公视之恬然，不以经意。晚景门阑益盛，身寿康宁，每岁旦暨诞辰，宴坐高堂，子孙诜诜，环列戏䌽，甥婿无虑数十人，争先为寿，剡中以周氏为庆门，言五福者以公为备。公娶里人孙氏，先公三十二年卒。男三人：长仁，承节郎；次侁，承信郎，婺州永康县监酒税，后公一年卒；季亿，先公七年卒。女四人：长适同邑吴宗，次适刘升，次适房先厚，次适过谔。其夫皆早死，诸女孀居，终不改志。男孙九人：世光、汝贤、汝士，左从政郎；汝弼早卒；世修、汝能、世则、汝砺、世南，皆业儒。女孙六人：长适同邑进士盛卞，次适泰州助教过焌，次适成忠郎、通州支盐高世絪，次适进士商汝霖，次适右迪功郎徐与夔，次适右修职郎、潭州醴陵县慰姚寔。曾男孙十有二人，曰之元、之纯、之文、之纲、之彦、之茂、之奇、之翰、之才、之望、之邵、之美。曾女孙十有二人：长适进士史之才，次适左迪功郎、明州慈溪县主簿陈嘉善，馀尚幼。某无似，获与公之孙世修同舍上庠，道出剡溪，尝登公堂，获承謦欬之馀。他日再至，而公逝矣。癸酉秋，公长子仁移书谓某曰：「吾将以十二月十八日葬吾父于邑之方山乡马鞍山之原，祔先夫人之陇也。子辱与吾儿游，知其平生之详，愿状其行。吾将乞铭于士大夫以藏诸幽」。某辞鄙陋，不获，谨撰次所闻如右，谨状。

史官记录，其来尚矣。虽六史异名，职司殊事，螭头柱下，操觚载简，为记事之始；兰台东观，稽文责实，为勒撰之所。至于研精覃思，諟正得失，权舆纲纪之论，总括经纬之条，则必穷神于退食委蛇之间，夙兴夜寐之际。故凡为是官者，莫不家有注记，自备讨论，岂不以事重体大，君子之所尽心焉哉！厥自迁、固，各有家学。杨子山为郡上计，犹献《哀牢传》，得诏诣兰台。乃若陆贾、鱼豢、张璠、范晔，亦复身非史职，私撰国书。由是言之，一代成宪，必资草创于前，博采群言于众，乃能究当世之事，备后王之鉴，故知为史之说。皇朝太祖开运立极，握符御天，圣神相继，缉熙文明之治，亮采惠畴，官得其人，通籍史馆，尤为慎选。凡预论著，皆命世大儒，博学通识，允所谓良史之才者也。南丰曾巩子固为左史日，尝撰《隆平集》以进。自太祖至于英宗五朝圣君贤臣，盛德大业，文明宪度、更张治具之体，文武废置、军政大小之务，郡县户口风俗贡职之目，柴燎祠祀学校科选之设，宰相百官、降王外彝之事，分门列传，凡一百六年，为书二十卷。当时号为审订，颁付史馆，副存于家。虽非正史，亦草创注记之流也。世之学者，前古之事靡不历览，至于皇朝典故，则往往不知其源，或年代差舛，或名号错误，事辞失据，前后牴牾。盖其所传不审，而外之故事杂录，各附闻见，国史法禁，世莫得闻。每缙绅之士文涉典故，则含毫犹豫，况于考著谱牒，载述碑颂，可使是非无准，厚诬当时，致惑来世？今斯集所载，五朝之事炳然在目。曾大父淄王昔典宗正，尝授此书，不敢颛秘，庶几宦学君子有所考质。呜呼！观皋陶益稷之言，知帝尧帝舜之事，学者岂不孜孜欤？宋绍兴十二年四月日，淄国赵伯卫谨序。

涣号大廷，升华小宰。螭坳载笔，独优二史之才；豹尾联班，爰典三铨之寄。聿昭帝眷，允副舆瞻。恭惟某官瑞世凤麟，识时蓍蔡。考师友一家之谱，丕迈前闻；续圣贤千古之灯，以诏后学。早结枫宸之眷倚，久登荷橐之论思。赖时端人，定国大计。赤墀记事，肆烦君举之书；朱邸谈经，备罄师资之训。兹人物尽归于水镜，在上心实属于金瓯。汉宫羽翼之成，正资保护；虞廷股肱之作，伫陟赞襄。某迹系岭陬，心依墙仞。堕鸢跕跕，万山远隔于烟霄；贺燕渠渠，大厦不忧于风雨。

淳熙十年七月丁丑，李焘奏：「臣蒙恩庀职史馆，事有当奏取圣裁者，谨列于后。一、从来修书必立年限，今四朝正史开院已二十四年，三次展限矣，所幸纪及志并奏全篇，其未了者止诸臣列传耳，列传既有底本，稍加之意，似不难了。乞自今更与展限明年春季，庶几史官各务协心，不致有淹日月。一、裕陵诸臣列传已经四次修改，泰陵三次，祐陵两次，靖康一次。若旧本有误处及有合添处，即当明著其误，削去合添处，仍具述所据何书，考按无违，乃听修换，仍录出为考异，不然则从旧，更勿增改。所有诸臣合立传而事迹无可寻讨者，且附他处，不必强立，庶几后来寻讨得见，则不妨别立，大抵只要信而有證。一、臣闻操楫佐辕，技不两工，故史官必久居其任，少兼他职，乃可责成，若兼职太多，用志必分，虽高才任职多多益办，然人之精力有限，正恐详于此则略于彼。今史官犹有阙员，自今差除乞选兼职少者委任之，庶几专力，速成大典」。从之（原注：出《孝宗皇帝实录》。）。

臣尝伏读国史，窃见修书故事。帝纪之传，必一书成乃修一书，未尝有并修两书者，盖国家大典关系至重，非专心致志为之，则不能纪载得实，传信后世。且以神、哲、徽、钦四朝正史言之，乾道中史官李焘上帝纪，既而补外，及再还朝，乃命修列传。故焘初至，有此三项奏请，列传垂成而焘卒，所谓展限来年春季者竟不果就。遂召洪迈卒成之，十三年十一月乃克登进，曰纪、曰志、曰传，次第而修，首尾二十七年，四朝大典始备。孝宗皇帝岂不欲其速具哉，而责成有渐如此，以焘良史之才无出其右，亦不敢诡并修志传，而二书之进后先相距其远又如此，以是言之，崇成钜典，其可以易言哉！臣伏见国史院被旨修纂高、孝、光、宁四朝志传，限来年三月登进。臣叨与载笔，苟有管见，不敢默然。且诏修四朝志传为日久矣，赵以夫始专其事，不知亟加纂辑，乃欲先合九朝正史为一，而后以四朝续之，用力舛差，遂堕汗漫，迄以夫之去，四朝传竟无一字。汝腾继之，当其任矣，而乃引嫌力辞。尤煜又继之，亦复控避，久乃就职。更三史官，虚度岁月，几及两载，实为可惜。九月以来，乃方命僚属，然规模不立，人情涣散，既不照旧例奏请先立年限，又不考故事分志传为两次，以百馀年间，历史官二百八十馀人所不能成之书，自诡速成于数月之内。四脩、三脩、两脩、一脩，可谓易于成书矣，犹且踰四年而后奏篇。今高、孝、光、宁诸臣当立传者人数犹未能定，杂糅疏漏，绝无伦次，院吏所供初草，大抵徒其私家所供志状，全未经史官考按增入他书，又安得有所谓四脩、三脩、两脩、一脩者？乃欲趣办于四五月之间，臣知其苟且灭裂，务应限期，希恩赏而不以传信决矣。虽然，列传粗有张本者也，乃若诸志则从前未有片纸纂次，今始创为，其间天文、地理、选举、礼乐之属犹可编类缀缉，惟兵、财二者乃百馀年建国之实政，本未闳阔，功力浩瀚，非可凿空为之者，岂数月之所办乎？兼史院官例多兼职，往往一时繁剧之任丛于厥身，有如焘所谓「精力有限，详此略彼」者，而望其专力总领，速成大典，难矣。臣非唱为异论，苟欲迁延以逃瘝旷，盖考诸故实，昭然不诬，乃敢援据以为陛下告。望圣慈宣谕提举官，及此编摩未定之初，检照孝宗皇帝修书故事，改命史院官专一编纂四朝正史诸志，俟奏篇毕，续行纂次列传，庶几修书次第既合旧典，又使诸史官用志不分，成篇可准，不致苟且灭裂，贻笑后世，取进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