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熙十年七月丁丑，李焘奏：「臣蒙恩庀职史馆，事有当奏取圣裁者，谨列于后。一、从来修书必立年限，今四朝正史开院已二十四年，三次展限矣，所幸纪及志并奏全篇，其未了者止诸臣列传耳，列传既有底本，稍加之意，似不难了。乞自今更与展限明年春季，庶几史官各务协心，不致有淹日月。一、裕陵诸臣列传已经四次修改，泰陵三次，祐陵两次，靖康一次。若旧本有误处及有合添处，即当明著其误，削去合添处，仍具述所据何书，考按无违，乃听修换，仍录出为考异，不然则从旧，更勿增改。所有诸臣合立传而事迹无可寻讨者，且附他处，不必强立，庶几后来寻讨得见，则不妨别立，大抵只要信而有證。一、臣闻操楫佐辕，技不两工，故史官必久居其任，少兼他职，乃可责成，若兼职太多，用志必分，虽高才任职多多益办，然人之精力有限，正恐详于此则略于彼。今史官犹有阙员，自今差除乞选兼职少者委任之，庶几专力，速成大典」。从之（原注：出《孝宗皇帝实录》。）。

臣尝伏读国史，窃见修书故事。帝纪之传，必一书成乃修一书，未尝有并修两书者，盖国家大典关系至重，非专心致志为之，则不能纪载得实，传信后世。且以神、哲、徽、钦四朝正史言之，乾道中史官李焘上帝纪，既而补外，及再还朝，乃命修列传。故焘初至，有此三项奏请，列传垂成而焘卒，所谓展限来年春季者竟不果就。遂召洪迈卒成之，十三年十一月乃克登进，曰纪、曰志、曰传，次第而修，首尾二十七年，四朝大典始备。孝宗皇帝岂不欲其速具哉，而责成有渐如此，以焘良史之才无出其右，亦不敢诡并修志传，而二书之进后先相距其远又如此，以是言之，崇成钜典，其可以易言哉！臣伏见国史院被旨修纂高、孝、光、宁四朝志传，限来年三月登进。臣叨与载笔，苟有管见，不敢默然。且诏修四朝志传为日久矣，赵以夫始专其事，不知亟加纂辑，乃欲先合九朝正史为一，而后以四朝续之，用力舛差，遂堕汗漫，迄以夫之去，四朝传竟无一字。汝腾继之，当其任矣，而乃引嫌力辞。尤煜又继之，亦复控避，久乃就职。更三史官，虚度岁月，几及两载，实为可惜。九月以来，乃方命僚属，然规模不立，人情涣散，既不照旧例奏请先立年限，又不考故事分志传为两次，以百馀年间，历史官二百八十馀人所不能成之书，自诡速成于数月之内。四脩、三脩、两脩、一脩，可谓易于成书矣，犹且踰四年而后奏篇。今高、孝、光、宁诸臣当立传者人数犹未能定，杂糅疏漏，绝无伦次，院吏所供初草，大抵徒其私家所供志状，全未经史官考按增入他书，又安得有所谓四脩、三脩、两脩、一脩者？乃欲趣办于四五月之间，臣知其苟且灭裂，务应限期，希恩赏而不以传信决矣。虽然，列传粗有张本者也，乃若诸志则从前未有片纸纂次，今始创为，其间天文、地理、选举、礼乐之属犹可编类缀缉，惟兵、财二者乃百馀年建国之实政，本未闳阔，功力浩瀚，非可凿空为之者，岂数月之所办乎？兼史院官例多兼职，往往一时繁剧之任丛于厥身，有如焘所谓「精力有限，详此略彼」者，而望其专力总领，速成大典，难矣。臣非唱为异论，苟欲迁延以逃瘝旷，盖考诸故实，昭然不诬，乃敢援据以为陛下告。望圣慈宣谕提举官，及此编摩未定之初，检照孝宗皇帝修书故事，改命史院官专一编纂四朝正史诸志，俟奏篇毕，续行纂次列传，庶几修书次第既合旧典，又使诸史官用志不分，成篇可准，不致苟且灭裂，贻笑后世，取进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