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有佐命之勋，不幸嫡长丧亡，遗孤稚弱，頠才德英茂，足以兴隆国嗣（《晋书·裴頠传》）。

下殇小功，可以嫁娶。俊等简忽丧纪，轻违礼经，皆宜如所正（《通典》六十。王浑奏虞浚、夏侯俊等周丧嫁娶，国子助教吴商、祭酒裴頠议，诏报。）。

臣闻兴微继绝，圣主之高政；贬恶嘉善，《春秋》之美义。是以武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诚幽明之故有以相通也。孙秀逆乱，灭佐命之国，诛骨鲠之臣，以斫丧王室；肆其虐戾，功臣之后，多见泯灭。张华、裴頠各以见惮取诛于时，解系、解结同以羔羊并被其害，欧阳建等无罪而死，百姓怜之。今陛下更日月之光照，布惟新之命，然此等诸族未蒙恩理。昔栾郤隆在皂隶，而《春秋》传其违；幽王绝功臣之后，弃贤者子孙，而诗人以为刺。臣备忝在职，思愚诚。若合圣意，可令群官通议（《晋书·张华传》。又见《解系传》。）。

）天子即位之日即为成君，冕服以备，不宜有加。诸侯即位，为成岂不定？诸侯成君不拘盛典而可以冠。天子成君，独有火龙黼衣，便不可乎，意为宜冠有加（《通典》五十六）。

伏见赦文及榜下前太子遹手疏，以为惊愕。自古以来，臣子悖逆，未有如此之甚也。幸赖天慈，全其首领。臣伏念遹生于圣父而至此者，由于长养深宫，沈沦富贵，受饶先帝，父母骄之。每见选师傅下至群吏，率取膏粱击钟鼎食之家，希有寒门儒素如卫绾、周文、石奋、疏广、洗马、舍人亦无汲黯、郑庄之比，遂使不见事父事君之道。臣案古典，太子居以士礼，与国人齿，以此明先王欲令知先贱然后乃贵。自顷东宫亦微太盛，所以致败也。非但东宫，历观诸王师友文学，皆豪族力能得者，率非龚遂、王阳能以道训。友无亮直三益之节，官以文学为名，实不读书，但共鲜衣好马，纵酒高会，嬉游博奕，岂有切磋、能相长益！臣常恐公族陵迟，以此叹息。今遹可以为戒，恐其被斥，弃逐远郊，始当悔过，无所复及。

昔戾太子无状，称兵距命，而壶关三老上书，有田千秋之言，犹曰：“子弄父兵，罪应笞耳”！汉武感悟之，筑思子之台。今遹无状，言语悖逆，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犹为轻于戾太子，尚可禁持，捡著目下，重选保傅。如司空张华，道德深远，乃心忠诚，以为之师。光禄大夫刘实，寒苦自立，终始不衰，年同吕望，经籍不废，以为之保。尚书仆射裴頠，明允恭肃，体道居正，以为之友。置游谈文学，皆选寒门孤宦以学行自立者，及取服勤更事、涉履艰难、事君事亲、名行素闻者，使与共处。使严御史监护其家，绝贵戚子弟、轻薄宾客。如此，左右前后，莫非正人。师傅文学，可令十日一讲，使共论议于前。敕使但道古今孝子慈亲，忠臣事君，及思愆改过之义，皆闻善道，庶几可全。

昔太甲有罪，放之三年，思庸克复，为殷明王。又魏文帝惧于见废，夙夜自祗，竟能自全。及至明帝，因母得罪，废为平原侯，为置家臣庶子，师友文学，皆取正人，共相匡矫。兢兢慎罚，事父以孝，父没，事母以谨，闻于天下，于今称之。汉高皇帝数置酒于庭，欲废太子，后四皓为师，子房为傅，竟复成就。前事不忘，后事之戒。孟轲有云：“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虑患也深”，故多善功。李斯云：“慈母多败子，严家无格虏”。由陛下骄遹，使至于此，庶其受罪以来，足自思改。方今天下多虞，四夷未宁，将伺国隙。储副大事，不宜空虚。宜为大计，小复停留。先加严诲，依平原侯故事，若不悛改，弃之未晚也。

臣素寒门，无力仕宦，不经东宫，情不私遹。念昔楚国处女谏其王曰“有龙无尾”，言年四十，未有太子。臣尝备近职，虽未得自结天日，“情同阍寺，悾空之诚”，皆为国计。臣老母见臣为表，乃为臣卜卦，云“书御即死”，妻子守臣，涕泣见止。臣独以为频见拔擢，尝为近职，此恩难忘，何以报德？唯当陈诚，以死献忠。辄具棺絮，伏须刑诛（《晋书·阎缵传》，又见《群书治要》二十九引《晋书》。）。

世祖武皇帝光有四海，元皇后应乾作配。元后既崩，悼后继作，至杨骏肆逆，祸延天母。孝怀皇帝追复号谥，岂不以鲧殛禹兴，义在不替者乎！又太宁二年，臣忝宗正，帝谱泯弃，罔所循案。时博咨旧齿，以定昭穆，与故骠骑将军华恒、尚书荀崧、侍中荀邃因旧谱参论撰次，尊号之重，一无改替。今圣上孝思，祗肃禋祀，询及群司，将以恢定大礼。臣辄思详，伏见惠皇帝《起居注》、群臣议奏，列骏作逆谋，危社稷，引鲁之文浆汉之吕后。臣窃以文姜虽庄公之母，实为父雠；吕后宠树私戚，几危刘氏，近此二事异于今日。昔汉章帝窦后杀和帝之母，和帝即位尽诛诸窦。当时议者欲贬窦后，及后之亡，欲不以礼葬。和帝以奉事十年，义不可违，臣子之道，务从丰厚，仁明之称，表于往代，又见故尚书仆射裴頠议悼后故事，称继母虽出，追服无改。是以孝怀皇帝尊崇号谥，还葬峻陵。此则母子道全，而废事荡革也。于时祭于弘训之宫，未入太庙。盖是事之未尽，非义典也。若以悼后复位为宜，则应配食世祖；若以复之为非，则谱谥宜阙，未有位号居正，而偏祠别室者也。若以孝怀皇帝私隆母子之道，特为立庙者，此苟崇私情，有亏国典，则国谱帝讳，皆宜除弃，匪徒不得同祀于世祖之庙也（《晋书·武悼杨皇后传》）。

顷获闲居，复伸所咏。仰先哲之玄微，考大贤之灵术。详观风流，究览行止，高下之辨，殆可仿佛。夫大圣乘时，故迹浪于所困；大贤次微，故与大圣而舒卷。所因不同，故有揖让与干戈，迹乖次，微道亚，故行藏之轨莫异。亦有龙虎之从风云，形声之会影响，理固自然，非召之也。是故箕文同兆，元吉于虎兕之吻；颜、孔俱否，逍遥于匡陈之间。唐尧则天，稷契翼其化；汤武革命，伊吕赞其功。由斯以言，用舍影响之论，惟我与尔之谈，岂不信哉！何者？大贤庶几，观象知器，预袭吉凶，是以运形斯同，御治因应，对接群方，终保元吉，穷通滞碍，其揆一也。但钦圣乐易，有待而享，钦冥而不能冥，悦寂而不能寂，以此为优劣耳。至于中贤、第三之人，去贤有间，故冥体之道未尽自然，运用自不得玄同。然希古存胜，高想顿足，仰慕淳风，专咏至虚；故有栖峙林壑，若巢许之伦者；言行抗辔，如老鼓之徒者，亦非故然，理自然也。

夫形躁好静，质柔爱刚，读所常习，愒所希闻，世俗之常也。是以见偏抗之辞，不复寻因应之适，睹矫诳之论，不复悟过直之失耳。按老子之作，与圣教同者，是代大匠斫骈拇咬指之喻；其诡乎圣教者，是远救世之宜，违明道若昧之义也。六经何尝阙虚静之训、谦冲之诲哉？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寻斯旨也，则老彭之道，以笼罩乎圣教之内矣，且指说二事而已，非实言也。何以明之？圣人渊寂，何不好哉？又三皇五帝已下，靡不制作。是故《易》象经坟，烂然炳著，栋宇衣裳，与时而兴，安在述而不作乎？故《易》曰：「圣人作而万物睹」，斯言之证，盖指说老彭之德，有以仿佛类已形迹之处所耳，亦犹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岂若于吾言所不说相体之至也？且颜、孔不以导养为事，而老鼓养之；孔、颜同乎斯人，而老彭异之。凡斯数者，非不亚圣之迹，而又其书往往矛盾，粗列如左：大雅缙绅，幸祛其弊。盛又不达老聘轻举之旨，为欲著训戎狄，宣导殊俗乎！

若欲明宣导殊类，则左衽非玄化之所，孤游非嘉遁之举，诸夏陵迟，敷训所先，圣人之教，自近及远，未有辀张避险，如此之游也。若惧祸避地，则圣门可隐，商朝鲁邦，有无如者矣。苟得其道，则游刃有余，触地元吉，何违天心于戎貊？如不能然者，得无庶于朝隐而神仙之徒乎？昔裴逸民作《崇有》《贵无》二论，时谈者或以为不达虚胜之道者，或以为矫时流遁者，余以为「尚无」既失之矣，「崇有」亦未为得也。道之为物，唯恍与惚，因应无方，唯变所适。值澄渟之时，则司契垂拱；遇万动之化，则形体勃兴。是以洞鉴虽同，有无之教异陈，圣致虽一，而称谓之名殊，自唐虞不希结绳，汤武不拟揖让，夫岂异哉？时运故也。而伯阳以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逸民欲执今之有，以绝古之风：吾故以为彼二子者，不达圆化之道，各矜其一方者耳（《广弘明集》五）。

王者君临万国，以礼义声教也。今若皇子独违规矩，恐遐迩之谈，不必许也。且自元康以来，朝臣之家犯礼婚者，不见重责。故尚书仆射裴頠，当代名士，于时以兄弟子丧末，为息拜时，其息服除也。议者谓父子并应贬责。兄弟子下流之丧，不同于姑。古者诸侯绝周，而卿大夫之丧，在殡犹不举乐，不以本周丧未葬行嘉礼也。况庐陵长公主，于礼不应绝服，丧今未葬乎（《通典》六十）！

咎繇谟虞，伊尹相商，吕望翊周，萧张佐汉，咸播功化，光格四极。暨于继体，咎单、傅说，祖己、樊仲，亦隆中兴。或明扬侧陋，或起自庶族，岂非尚德之举，以臻斯美哉！历观近世，不能慕远，溺于近情，多任后亲，以致不静。昔疏广戒太子以舅氏为官属，前世以为知礼。况朝廷何取于外戚，正复才均，尚当先其疏者，以明至公。汉世不用冯野王，即其事也（《晋书·裴頠传）。

臣闻古之圣哲，深原治道，以为经理群务，非一才之任；照练万机，非一智所达。故设官建职，制其分局。分局既制，则轨体有断；事务不积，则其任易处。选贤举善，以守其位。委任责成，立相干之禁。侵官为曹，离局陷奸，犹惧此法未足制情以义明，防曰君子思不出位。夫然，故人知厥务，各守其所，下无越分之臣，然后治道可隆，颂声能举。故称尧舜劳于求贤，逸于使能，分业既辨，居任得人，无为而治，岂不宜哉！及其失也，官非其才，人不守分，越位干曹，竞达所怀。众言纷错，莅职者不得自治其事，非任者横干他分。主听眩，莫知所信，遂亲细事，躬自听断，所综遂密，所告弥众，功无所归，非无所责，群下弃职，得辞宜罚，以此望治，固其难也。昔杜蒉既数师旷，退而自酌，以罚干职之非，记称其善。陈平不知簿书之目，汉史美其守职，政不可多门，多门则民扰。于今之宜，选士既得其人，但当委责。若有不称，便加显戮，谁敢不尽心竭力，不当便有干职之臣。适不守局，则所豫必广。所豫适广，则人心赴之。人心通赴，则得作威福。臣作威福，朝之蠹也。帷幄张子房之谋者，不宜使多，外委群司，卑力所职（原校云：「卑作单。」盖《治要》原本是「单」字，「单」当为「殚」。）。尊崇宰辅，动静咨度，保任其负，如此诏书必不复数改。听闻风言，颇以诏命数移易为不安静。臣不胜狂瞽，敢陈愚怀，乞陛下少垂省察（《群书治要》二十九引《晋书·百官志》，裴頠以万机庶政，宜委宰辅，诏命不应数改，乃上疏。）。

臣闻感神以政，应变以诚。故桑谷之异，以勉己而消。汉末屡赦，犹凌迟不反。由此言之，上协宿度，下宁万国，惟在贤能，慎厥庶政，殆非孤赦所能增损也（《艺文类聚》五十二引《裴頠集》。）。

宜改诸度量。若未能悉革，可先改太医权衡。此若差违，遂失神农、岐伯之正。药物轻重、分两乖互，所可伤夭，为害尤深。古寿考而今短折者，未必不由此也（《晋书·裴頠传》。荀勖修律度，捡得古尺，短世所用四分。頠上言。）。

贾模适亡，复以臣代，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举。后族何常有能自保，皆知重亲无脱者也。然汉二十四帝惟孝文、光武、明帝不重外戚，皆保其宗，岂将独贤，实以安理故也。昔穆叔不拜越礼之飨，臣亦不敢闻殊常之诏（《晋书·裴頠传》。頠迁尚书左仆射，俄复专任门下事，固让不听，頠上言云云，又表云云。）。

东宫之建，以储皇极。其所与游接，必简英俊，宜用成德。匡、嵩幼弱，未识人理立身之节。东宫实体夙成之表，而今有童子侍从之声，未是光阐遐风之弘理也（《晋书·裴頠传》，时以陈准子匡、韩蔚子嵩并侍东宫，頠谏。又《群书治要》十引《晋书》。）。

夫总混群本，宗极之道也。方以族异，庶类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体也。化感错综，理迹之原也。夫品而为族，则所禀者偏，偏无自足，故凭乎外资。是以生而可寻，所谓理也。理之所体，所谓有也。有之所须，所谓资也。资有攸合，所谓宜也。择乎厥宜，所谓情也。识智既授，虽出处异业，默语殊涂，所以宝生存宜，其情一也。众理并而无害，故贵贱形焉。失得由乎所接，故吉凶兆焉。是以贤人君子，知欲不可绝，而交物有会。观乎往复，稽中定务。惟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劳而后飨。居以仁顺，守以恭俭，率以忠信，行以敬让，志无盈求，事无过用，乃可济乎！故大建厥极，绥理群生，训物垂范，于是乎在，斯则圣人为政之由也。

若乃淫抗陵肆，则危害萌矣。故欲衍则速患，情佚则怨博，擅恣则兴攻，专利则延寇，可谓以厚生而失生者也。悠悠之徒，骇乎若兹之衅，而寻艰争所缘。察夫偏质有弊，而睹简损之善，遂阐贵无之议，而建贱有之论。贱有则必外形，外形则必遗制，遗制则必忽防，忽防则必忘礼。礼制弗存，则无以为政矣。众之从上，犹水之居器也。故兆庶之情，信于所习；习则心服其业，业服则谓之理然。是以君人必慎所教，班其政刑一切之务，分宅百姓，各授四职，能令禀命之者不肃而安，忽然忘异，莫有迁志。况于据在三之尊，怀所隆之情，敦以为训者哉！斯乃昏明所阶，不可不审。

夫盈欲可损而未可绝有也。过用可节而未可谓无贵也。盖有讲言之具者，深列有形之故，盛称空无之美。形器之故有徵，空无之义难检，辩巧之文可悦，似象之言足惑，众听眩焉，溺其成说。虽颇有异此心者，辞不获济，屈于所狎，因谓虚无之理，诚不可盖。唱而有和，多往弗反，遂薄综世之务，贱功烈之用，高浮游之业，埤经实之贤。人情所殉，笃夫名利。于是文者衍其辞，讷者赞其旨，染其众也。是以立言藉于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司，谓之雅远；奉身散其廉操，谓之旷达。故砥砺之风，弥以陵迟。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礼，而忽容止之表，渎弃长幼之序，混漫贵贱之级。其甚者，至于裸裎，言笑亡宜，以不惜为弘，士行又亏矣。

老子既著五千之文，表摭秽杂之弊，甄举静一之义，有以令人释然自夷，合于《易》之《损》、《谦》、《艮》、《节》之旨。而静一守本，无虚无之谓也；《损》、《艮》之属，盖君子之一道，非《易》之所以为体守本无也。观老子之书虽博有所经，而云「有生于无」，以虚为主，偏立一家之辞，岂有以而然哉！人之既生，以保生为全，全之所阶，以顺感为务。若味道以亏业，则沈溺之衅兴；怀末以忘本，则天理之真灭。故动之所交，存亡之会也。夫有非有，于无非无；于无非无，于有非有。是以申纵播之累，而著贵无之文。将以绝所非之盈谬，存大善之中节，收流遁于既过，反澄正于胸怀。宜其以无为辞，而旨在全有，故其辞曰「以为文不足」。若斯，则是所寄之途，一方之言也。若谓至理信以无为宗，则偏而害当矣。先贤达识，以非所滞，示之深论。惟班固著难，未足折其情。孙卿、扬雄大体抑之，犹偏有所许。而虚无之言，日以广衍，众家扇起，各列其说。上及造化，下被万事，莫不贵无，所存佥同。情以众固，乃号凡有之理皆义之埤者，薄而鄙焉。辨论人伦及经明之业，遂易门肆。頠用矍然，申其所怀，而攻者盈集。或以为一时口言。有客幸过，咸见命著文，擿列虚无不允之徵。若未能每事释正，则无家之义弗可夺也。頠退而思之，虽君子宅情，无求于显，及其立言，在乎达旨而已。然去圣久远，异同纷纠，苟少有仿佛，可以崇济先典，扶明大业，有益于时，则惟患言之不能，焉得静默，及未举一隅，略示所存而已哉！

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体有，则有遗而生亏矣。生以有为已分，则虚无是有之所谓遗者也。故养既化之有，非无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众，非无为之所能循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于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谓心为无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须于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谓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泉之鳞，非偃息之所能获也；陨高墉之禽，非静拱之所能捷也；审投弦饵之用，非无知之所能览也。由此而观，济有者皆有也，虚无奚益于已有之群生哉（《晋书·裴頠传》）！

王济尝解禊洛水，明日或问王济曰，昨日游，有何论议？济曰，张华善说史汉，裴逸民叙前言往行，兖兖可听，安丰侯道子房季札之间，超然玄著（《艺文类聚》四，又五十五，《御览》三十。）。

谨案，明堂之义，今古诸儒论之备矣，异端竞构，莫适所归，故不复远引经传、傍采纪籍以为之证，且论意之所同，以酬诏旨耳。盖唐、虞已上，事难该悉，夏、殷已降，校可知之。谓典章之极，莫如三代，郁郁之盛，从周斯美。制礼作乐，典刑在焉，遗风馀烈，垂之不朽。

案《周官·考工》所记，皆记其时事，具论夏、殷名制，岂其纰缪？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象行，义则明矣。及《淮南》、《吕氏》与《月令》同文，虽布政班时，有堂、个之别，然推其体例，则无九室之证。既而世衰礼坏，法度淆弛，正义残隐，妄说斐然。明堂九室，著自《戴礼》，探绪求源，罔知所出，而汉氏因之，自欲为一代之法。故郑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于五行之数。《周礼》依数以为之室，德行疑于今，虽有不同，时说炳然，本制著存，而言无明文，欲复何责」。本制著存，是周五室也；于今不同，是汉异周也。汉为九室，略可知矣。但就其此制，犹窃有懵焉。何者？张衡《东京》赋云：「乃营三宫，布教班常，复庙重屋，八达九房」。此乃明堂之文也。而薛综注云：「房，室也，谓堂后有九室」。堂后九室之制，非巨异乎？裴頠又云：「汉氏作四维之个，不能令各据其辰，就使其像可图，莫能通其居用之礼，此为设虚器也」。甚知汉世徒欲削灭周典，捐弃旧章，改物创制，故不复拘于载籍。且郑玄之诂训《三礼》及释《五经异义》，并尽思穷神，故得之远矣。览其明堂图义，皆有悟人意，察察著明，确乎难夺，谅足以扶微阐幽，不坠周公之旧法也。伯喈损益汉制，章句繁杂，既违古背新，又不能易玄之妙矣。魏晋书纪，亦有明堂祀五帝之文，而不记其经始之制，又无坦然可准。观夫今之基址，犹或仿佛，高卑广狭，颇与《戴礼》不同，何得以意抑必，便谓九室可明？且三雍异所，复乖卢、蔡之义，进退亡据，何用经通？晋朝亦以穿凿难明，故有一屋之论，并非经典正义，皆以意妄作，兹为曲学家常谈，不足以范时轨世。

皇代既乘乾统历，得一驭宸，自宜稽古则天，宪章文武，追踪周孔，述而不作，四彼三代，使百世可知。岂容虚追子氏放篇之浮说，徒损经纪《雅》、《诰》之遗训，而欲以支离横议，指画妄图，仪刑宇宙而贻来叶者也。

又北京制置，未皆允帖，缮修草创，以意良多。事移礼变，所存者无几，理苟宜革，何必仍旧。且迁都之始，日不遑给，先朝规度，每事循古。是以数年之中，悛换非一，良以永法为难，数改为易。何为宫室府库多因故迹，而明堂辟雍独遵此制，建立之辰，复未可知矣。既猥班访逮，辄轻率瞽言。明堂五室，请同周制；郊建三雍，求依故所。庶有会经诰，无失典刑。识偏学疏，退惭谬浪（《魏书·袁翻传》。正始初，修明堂辟雍，翻议。）。

余谓论事辨物，当取正于经典之真文，援证定疑，必有验于周孔之遗训，然后可以称准的矣。今礼文残缺，圣言靡存，明堂之制，谁使正之。是以后人纷纠，竞兴异论，五九之说，各信其习。是非无准，得失相半。故历代纷纭，靡所取正。乃使裴頠云：「今群儒纷纠，互相掎摭，就令其象可得而图，其所以居用之礼，莫能通也，为设虚器耳。况汉氏所作四维之个，复不能令各处其辰。－愚以为尊祖配天，其义明著，庙宇之制，理据未分。直可为殿屋以崇严父之祀，其馀杂碎，一皆除之」。斯岂不以群儒舛互，并乖其实，据义求衷，莫适可从哉？但恨典文残灭，求之靡据而已矣。乃复遂去室牖诸制。施之于教，未知其所隆政，求之于情，未可嵛其所以必须。惜哉言乎！仲尼有言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余以为隆政必须其礼，岂彼一羊哉！推此而论，则圣人之于礼，殷勤而重之，裴頠之于礼，任意而忽之，是则頠贤于仲尼矣。以斯观之，裴氏之子以不达而失礼之旨也。余窃不自量，颇有鄙意，据理寻义，以求其真，贵合雅衷，不苟偏信。乃藉之以《礼》传，改之以训注，博采先贤之言，广搜通儒之说，量其当否，参其同异，弃其所短，收其所长，推义察图，以折厥衷。岂敢必善，聊亦合其言志矣。

凡论明堂之制者虽众，然校其大略，则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则据《周礼·考工》之记以为本，是康成之徒所执；言九室者，则案《大戴·盛德》之篇以为源，是伯喈之论所持。此之二书，虽非圣言，然是先贤之中博见洽通者也。但各记所闻，未能全正，可谓既尽美矣，未尽善也。而先儒不能改其当否，便各是所习，卒相非毁，岂达士之确论哉？小戴氏传礼事四十九篇，号曰《礼记》，虽未能全当，然多得其衷，方之前贤，亦无愧矣。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颇有明堂之义，余故采掇二家，参之《月令》，以为明堂五室，古今通则。其室居中者谓之太室，太室之东者谓之青阳，当太室之南者谓之明堂，当太室之西者谓之总章，当太室之北者谓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夹房，谓之左右个，三十六户七十二牖矣。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遗像耳。个者，即寝之房也。但明堂与寝，施用既殊，故房、个之名，亦随事而迁耳。今粗书其像，以见鄙意，案图察义，略可验矣。故检之五室，则义明于《考工》；校之户牖，则数协于《盛德》；改之施用，则事著于《月令》；求之闰也，合《周礼》与《玉藻》。既同夏、殷，又符周、秦，虽乖众儒，傥或在斯矣。

《考工记》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余谓《记》得之于五室，而谬于堂之修广。何者？当以理推之，令惬古今之情也。夫明堂者，盖所以告月朔、布时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然营构之范，自当因宜创制耳。故五室者，合于五帝各居一室之义。且四时之祀，皆据其方之正。又听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可谓施政及祀，二三俱允，求之古义，窃为当矣。

郑康成，汉末之通儒，后学所宗正，释五室之位，谓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维。然四维之室，既乖其正，施令听朔，各失厥衷。左右之个，弃而不顾，乃反文之以美说，饰之以巧辞。言水木用事，交于东北，木火用事，交于东南，火土用事，交于西南，金水用事，交于西北。既依五行，当从其方，用事之交，出何经典？可谓攻于异端，言非而博，疑误后学，非所望于先儒也！《礼记·玉藻曰》：天子「听朔于南门之外，闰月则阖门左扉，立于其中」。郑玄注曰：「天子之庙及路寝，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国之阳，每月就其时之堂而听朔焉。卒事，反宿路寝亦如之。闰月非常月，听其朔于明堂门下，还处路寝门终月也」。而《考工记》「周人明堂」，玄注曰：「或举王寝，或举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同制之言，皆出郑注。然则明堂与寝，不得异矣。而《尚书·顾命篇》曰：「迎子钊南门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即路寝矣。其下曰，「大贝贲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东房」，此则路寝有左右房见于经史者也。《礼记·丧大记》曰，「君夫人卒于路寝」，小敛，「妇人带麻于房中」，郑玄注曰：「此盖诸侯礼，带麻于房中，则西房南天子诸侯左右房，见于注者也。论路寝则明其左右，言明堂则阙其左右个，同制之说，还相矛盾，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九室之徒奋笔而争锋者，岂不由处室之不当哉？

《记》云：东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于斯堂，虽使班、倕构思，王尔营度，则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则三室之间，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岂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负扆以朝诸侯之处，而室户之外，仅馀四尺而已哉？假在俭约，为陋过矣。论其堂宇，则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则未惬人情，其不然一也。

余恐为郑学者，苟求必胜，竞生异端，以相訾抑。云二筵者，乃室之东西耳，南北则狭焉。余故备论之曰：若东西二筵，则室口之外为文三尺五寸矣。南北户外复如此，则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尺耳。《记》云：「四房两夹窗」。若为三尺之户，二尺之窗，窗户之间，裁盈一尺。绳枢饔牖之室，荜门圭窦之堂，尚不然矣。假令复欲小广之，则四面之外，阔狭不齐，东西既深，南北更浅，屋宇之制，不为通矣。验之众涂，略无算焉。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则户牖之间，不逾二尺也。《礼记·明堂》：「天子负斧扆，南向而立」。郑玄注曰：「设斧于户牖之间」。而郑氏《礼图》说扆制曰：「纵广八尺，画斧文于其上，今之屏风也」。以八尺扆置二尺之间，此之叵通，不待智者，较然可见矣。且若二筵之室，为四尺之户，则户之两颊，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犹自不容，矧复户牖之间哉？其不然二也。又复以世代验之，即虞、夏尚朴，殷、周稍文，制造之差，每加崇饰。而夏后世室，堂修二七，周人之制，反更促狭，岂是夏禹卑宫之意，周监郁郁之美哉？以斯察之，其不然三也。又云「堂崇一筵」，便基高九尺，而壁户之外，裁四尺五寸，于营制之法，自不相称，其不然四也。又云「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而复云「凡室二筵」，而不以几，还自相违，其不然五也。以此验之，记者之谬，抑可见矣。

《盛德篇》云：「明堂凡九室，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上圆下方，东西九仞，南北七筵，堂高三尺也」。余谓《盛德篇》得之于户牖，失之于九室。何者？五室之制，傍有夹房，面各有户，户有两牖。此乃因事立则，非拘异术，户牖之数，固自然矣。九室者，论之五帝，事既不合，施之时令，又失其辰。左右之个，重置一隅，两辰同处，参差出入，斯乃义无所据，未足称也。且又堂之修广，裁六十三尺耳。假使四尺五寸为外之基，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计其一室之中，仅可一丈，置其户牖，则于何容之哉？若必小而为之，以容其数，则令帝王侧身出入，斯为怪矣。此匪直不合典制，抑亦可哂之甚也。余谓其九室之言，诚亦有由。然窃以为戴氏闻三十六户、七十二牖，弗见其制，靡知所置，便谓一室有四户之窗，计其户牖之数，即以为九室耳。或未之思也。蔡伯喈，汉末之时学士，而见重于当时，即识其修广之不当，而必未思其九室之为谬，更修而广之，假其法象。可谓因伪饰辞，顺非而泽，谅可叹矣。

余今省彼众家，委心从善，庶探其衷，不为苟异。但是古非今，俗间之常情，爱远恶近，世中之恒事。而千载之下，独论古制，惊俗之谈，固延多诮。脱有深尝君子者，览而揣之，傥或存焉（《魏书·逸士李谧传》）。

伏寻明堂辟雍，制无定文，经记参差，传说乖舛。名儒通哲，各事所见，或以为名异实同，或以为名实皆异。自汉暨晋，莫之能辨。《周书》云，清庙明堂路寝同制。郑玄注《礼》，义生于斯。诸儒又云明堂在国之阳，丙己之地，三里之内。至于室宇堂个，户牖达向，世代湮缅，难得该详。晋侍中裴頠，西都硕学，考详前载，未能制定。以为尊祖配天，其义明著，庙宇之制，理据未分，直可为殿，以崇严祀。其馀杂碎，一皆除之。参详郑玄之注，差有准据；裴頠之奏，窃谓可安。国学之南，地实丙己，爽垲平畅，足以营建。其墙宇规范，宜拟则太庙，唯十有二间，以应期之数。依汉汶上图仪，设五帝位，太祖文皇帝对飨。祭皇天上帝，虽为差降，至于三载恭祀，理不容异。自郊徂宫，亦宜共日。《礼记》郊以特牲，《诗》称明堂羊牛，吉蠲虽同，质文殊典。且郊有燔柴，堂无禋燎，则鼎俎彝簋，一依庙礼。班行百司，搜材简工，权置起部尚书，将作大匠，量物商程，克今秋缮立（《宋书·礼志》三，大明五年四月，有司奏，又《通典》四十四。）。

窃谓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孝经》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祭义》云：「祀于明堂，教诸侯孝也」。黄帝曰合宫，尧曰五府，舜曰总章，布政兴治，由来尚矣」。《周官·考工记》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广四修一」。郑玄注云：「修十四步，其广益以四分修之一，则堂广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四阿重屋」。郑云：「其修七寻，广九寻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郑云：「此三者，或举宗庙，或举正寝，或举明堂，互言之，明其同制也」。马融、王肃、干宝所注，与郑亦异，今不具出。汉司徒马宫议云：「夏后氏世室，室显于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显于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于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广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为两序间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据郑玄之说，则夏室大于周堂，如依马宫之言，则周堂大于夏室。后王转文，周大为是。但宫之所言，未详其义。此皆去圣久远，礼文残缺，先儒解说，家异人殊。郑注《玉藻》亦云：「宗庙路寝，与明堂同制」。《王制》同：「寝不逾庙」。明大小是同。今依郑玄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馀。若以宗庙论之，袷享之时，周人旅酬六尸，并后稷为七，先公照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王，及君北面行事于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寝论之，便须朝宴。据《燕礼》：「诸侯宴，则宾及卿大夫脱屦升坐」。是知天子宴，则三公九卿并须升堂。《燕义》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于二筵之间，岂得行礼？若以明堂论之，总享之时，五帝各于其室。设青帝之位，须于太室之内，少北西面。太昊从食，坐于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于青帝之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簠簋笾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设，复须席工升歌，出樽反坫，揖让升降，亦以隘矣。据兹而说，近是不然。案刘向《别录》及马宫、蔡邕等所见，当时有《古文明堂礼》、《王居明堂礼》、《明堂图》、《明堂大图》、《明堂阴阳》、《太山通义》、《魏文侯孝经传》等，并说古明堂之事。其书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郑玄云：「是吕不韦著，《春秋十二纪》之首章，礼家钞合为记」。蔡邕、王肃云：「周公所作」。《周书》内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也。各有证明，文多不载。束皙以为夏时之书。刘瓛云：「不韦鸠集儒者，寻于圣王月令之事而记之。不韦安能独为此记」？今案不得全称《周书》，亦未可即为秦典，其内杂有虞、夏、殷、周之法，皆圣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为章句，又论之曰：「明堂者，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东曰青阳，南曰明堂，西曰总章，北曰玄堂，内曰太室。圣人南面而听，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虽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数，各有所依。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圆楣径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庙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径九尺，阴阳九六之变，且圆盖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闼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宫以应日辰。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四户八牖乘九宫之数也。户皆外设而不闭，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黄钟九九之实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应三统，四向五色，各象其行。水阔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气，于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礼也」。观其模范天地，则象阴阳，必据古文，义不虚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参《月令》，青阳总章之号不得而称，九月享帝之礼不得而用。汉代二京所建，与此说悉同。建安之后，海内大乱，京邑焚烧，宪章泯绝。魏氏三方未平，无闻兴造。晋则侍中裴頠议曰：「尊祖配天，其义明著，而庙宇之制，理据未分。宜可直为一殿，以崇严父之祀，其馀杂碎，一皆除之」。宋、齐已还，咸率兹礼。此乃世乏通儒，时无思术，前王盛事，于是不行。后魏代都所造，出自李冲，三三相重，合为九室。檐不覆基，房间通街，穿凿处多，迄无可取。及迁宅洛阳，更加营构，五鬼纷竞，遂至不成，宗配之事，于焉靡托。今皇猷遐阐，化覃海外，方建大礼，垂之无穷。弘等不以庸虚，谬当议限。今检明堂必须五室者何？《尚书帝命验》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黄曰神升，白曰显纪，黑曰玄矩，苍曰灵府」。郑玄注曰：「五府与周之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损益，至于五室，确然不变。夫室以祭天，天实有五，若立九室，四无所用。布政视朔，自依其辰。郑司农云：「十二月分在青阳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郑玄亦言：「每月于其时之堂而听政焉」。《礼图》画个，皆在堂偏，是以须为五室。明堂必须上圆下方者何？《孝经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圆下方，八窗四达，布政之宫」。《礼记·盛德篇》曰：「明堂四户八牖，上圆下方」。《五经异义》称讲学大夫淳于登亦云：「上圆下方」。郑玄同之。是以须为圆方。明堂必须重屋者何？案《考工记》，夏言「九阶，四旁两夹窗，门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后不言屋，制亦尽同可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无五室之文。郑注云：「五室者，亦据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则有，灼然可见。《礼记·明堂位》曰：「太庙天子明堂」。言鲁为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礼乐，鲁之太庙，与周之明堂同。又曰：「复庙重檐，刮楹达向，天子之庙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