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案，明堂之义，今古诸儒论之备矣，异端竞构，莫适所归，故不复远引经传、傍采纪籍以为之证，且论意之所同，以酬诏旨耳。盖唐、虞已上，事难该悉，夏、殷已降，校可知之。谓典章之极，莫如三代，郁郁之盛，从周斯美。制礼作乐，典刑在焉，遗风馀烈，垂之不朽。

案《周官·考工》所记，皆记其时事，具论夏、殷名制，岂其纰缪？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象行，义则明矣。及《淮南》、《吕氏》与《月令》同文，虽布政班时，有堂、个之别，然推其体例，则无九室之证。既而世衰礼坏，法度淆弛，正义残隐，妄说斐然。明堂九室，著自《戴礼》，探绪求源，罔知所出，而汉氏因之，自欲为一代之法。故郑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于五行之数。《周礼》依数以为之室，德行疑于今，虽有不同，时说炳然，本制著存，而言无明文，欲复何责」。本制著存，是周五室也；于今不同，是汉异周也。汉为九室，略可知矣。但就其此制，犹窃有懵焉。何者？张衡《东京》赋云：「乃营三宫，布教班常，复庙重屋，八达九房」。此乃明堂之文也。而薛综注云：「房，室也，谓堂后有九室」。堂后九室之制，非巨异乎？裴頠又云：「汉氏作四维之个，不能令各据其辰，就使其像可图，莫能通其居用之礼，此为设虚器也」。甚知汉世徒欲削灭周典，捐弃旧章，改物创制，故不复拘于载籍。且郑玄之诂训《三礼》及释《五经异义》，并尽思穷神，故得之远矣。览其明堂图义，皆有悟人意，察察著明，确乎难夺，谅足以扶微阐幽，不坠周公之旧法也。伯喈损益汉制，章句繁杂，既违古背新，又不能易玄之妙矣。魏晋书纪，亦有明堂祀五帝之文，而不记其经始之制，又无坦然可准。观夫今之基址，犹或仿佛，高卑广狭，颇与《戴礼》不同，何得以意抑必，便谓九室可明？且三雍异所，复乖卢、蔡之义，进退亡据，何用经通？晋朝亦以穿凿难明，故有一屋之论，并非经典正义，皆以意妄作，兹为曲学家常谈，不足以范时轨世。

皇代既乘乾统历，得一驭宸，自宜稽古则天，宪章文武，追踪周孔，述而不作，四彼三代，使百世可知。岂容虚追子氏放篇之浮说，徒损经纪《雅》、《诰》之遗训，而欲以支离横议，指画妄图，仪刑宇宙而贻来叶者也。

又北京制置，未皆允帖，缮修草创，以意良多。事移礼变，所存者无几，理苟宜革，何必仍旧。且迁都之始，日不遑给，先朝规度，每事循古。是以数年之中，悛换非一，良以永法为难，数改为易。何为宫室府库多因故迹，而明堂辟雍独遵此制，建立之辰，复未可知矣。既猥班访逮，辄轻率瞽言。明堂五室，请同周制；郊建三雍，求依故所。庶有会经诰，无失典刑。识偏学疏，退惭谬浪（《魏书·袁翻传》。正始初，修明堂辟雍，翻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