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见诏书，以仓廪不实，关右饥穷，欲大兴田农，以蕃嘉谷，此诚有虞戒大禹尽力之谓。然农穰可致，所由者三：一曰天时不侃言，二曰地利无失，三曰人力咸用。若必春无霢霂之润，秋繁滂沲之患，水旱失中，雩禳有请。虽使羲和平秩，后稷亲农，理疆圳于原隰，勤藨蓘于中田，犹不足以致仓庾盈亿之积也。然地利可以计生，人力可以课致，诏书之旨，亦将欲尽此理乎？

今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废业占空，无田课之实。较计九州，数过万计。可申严此防，令监司精察，一人失课，负及郡县，此人力之可致也。

又州司十郡，土狭人繁，三魏尤甚，而猪羊马牧，布其境内，宜悉破废，以供无业。业少之人，虽颇割徙，在者犹多，田诸菀牧，不乐旷野，贪在人间。故谓北土不宜畜牧，此诚不然。案古今之语，以为马之所生，实在冀北，大贾牂羊，取之清渤，放豕之歌，起于钜鹿，是其效也。可悉徙诸牧，以充其地，使马牛猪羊龁草于空虚之田，游食之人受业于赋给之赐，此地利之可致者也。昔骓駓在坰，史克所以颂鲁僖；却马务田，老氏所以称有道，岂利之所以会哉？又如汲郡之吴泽，良田数千顷，泞水停洿，人不垦植。闻其国人，皆谓通泄之功不足为难，舄卤成原，其利甚重。而豪强大族，惜其鱼捕之饶，构说官长，终于不破。此亦谷口之谣，载在史篇。谓宜复下郡县，以详当今之计。荆、扬、兖、豫，污泥之土，渠坞之宜，必多此类，最是不待天时而丰年可获者也。以其云雨生于畚锸，多稌生于决泄，不必望朝𬯀而黄潦臻，萗山川而霖雨息。是故两周争东西之流，史起惜漳渠之浸，明地利之重也。宜诏四州刺史，使谨案以闻。

又昔魏氏徙三郡人在阳平顿丘界，今者繁盛，合五六千家。二郡田地逼狭，谓可徙迁西州，以充边土，赐其十年之复，以慰重迁之情。一举两得，外实内宽，增广穷人之业，以辟西郊之田，此又农事之大益也（《晋书·束皙传》）。

员外侍郎。及给事冗从，皆是帝室茂亲，或贵游子弟，若悉从高品。则非本意，若精乡议则必有损（《御览》二百二十一引《束皙集》）。

石在坛上，盖主道也。夫未详其置之故，而欲必其可除之理，理不可然。案《郊祀志》，秦汉不祀高禖。汉武帝五子传，武帝晚得太子，始为立禖，其事未之能审。许慎《五经异义》云：「山阳民祭，皆以石为主。然则石之为主」，由来尚矣，其此象矣。而《祭礼》「龟策祭器，弊则埋之改置新」。石今破，则宜埋而更造，不宜遂废。收集破石，积之故处，于礼无依，于事不肃，愚所未安也（《隋书·礼仪志二》，《通典》五十五。《御览》五百二十九。元康八年，高禖坛上，石破为二，贼曹属束皙议。）。

束皙间居，门人并侍。方下帷深谭，隐几而咍，含毫散藻，考撰同异，在侧者进而问之曰：「盖闻道尚变通，达者无穷。世乱则救其纷，时泰则扶其隆。振天维以赞百务，熙帝载而鼓皇风。生则率土乐其存，死则宇内哀其终。是以君子屈己伸道，不耻干时。上国有不索何获之言，《周易》著跃以求进之辞。莘老负金铉以陈烹割之说，齐客当康衢而咏《白水》之诗。今先生耽道修艺，嶷然山峙，潜朗通微，洽览深识，夜兼忘寐之勤，昼骋钻玄之思，旷年累稔，不堕其志。鳞翼成而愈伏，术业优而不试。乃欲阖椟辞价，泥蟠深处，永戢琳琅之耀，匿首穷鱼之渚，当唐年而慕长沮，邦有道而反宁武。识彼迷此，愚窃不取。

若乃士以援登，进必待求，附势之党横擢，则林薮之彦不抽，丹墀步纨裤之童，东野遗白颠之叟。盍亦因子都而事博陆，凭鹢首以涉洪流，蹈翠云以骇逸龙，振光耀以惊沈䲡。徒屈蟠于坎井，眄天路而不游，学既积而身困，夫何为乎秘丘。

且岁不我与，时若奔驷，有来无反，难得易失。先生不知盱豫之谶悔迟，而忘夫朋盍之义务疾，亦岂能登海湄而抑东流之水，临虞泉而招西归之日？徒以曲畏为梏，儒学自桎，囚大道于环堵，苦形骸于蓬室。岂若托身权戚，凭势假力，择栖芳林，飞不待翼，夕宿七娥之房，朝享五鼎之食，匡三正则太阶平，赞五教而玉绳直。孰若茹藿餐蔬，终身自匿哉」！

束子曰：「居！吾将导尔以君子之道，论尔以出处之事。尔其明受余讯，谨听余志。

昔元一既启，两仪肇立，离光夜隐，望舒昼戢，羽族翔林，蟨蛁赴湿，物从性之所安，士乐志之所执，或背丰荣以岩栖，或排兰闼而求入，在野者龙逸，在朝者凤集。虽其轨迹不同，而道无贵贱，必安其业，交不相羡，稷契奋庸以宣道，巢由洗耳以避禅，同垂不朽之称，俱入贤者之流。参名比誉，谁劣谁优？何必贪与二八为群，而耻为七人之畴乎！且道睽而通，士不同趣，吾窃缀处者之末行，未敢闻子之高喻，将忽蒲轮而不眄，夫何权戚之云附哉！

昔周汉中衰，时难自托，福兆既开，患端亦作，朝游巍峨之宫，夕坠峥嵘之壑，昼笑夜叹，晨华暮落，忠不足以卫己，祸不可以预度，是士讳登朝而竞赴林薄。或毁名自污，或不食其禄，比从政于匣笥之龟，譬官者于郊庙之犊，公孙泣涕而辞相，杨雄抗论于赤族。

今大晋熙隆，六合宁静。蜂虿止毒，熊罴辍猛，五刑勿用，八纮备整，主无骄肆之怒，臣无氂缨之请，上下相安，率礼从道。朝养触邪之兽，庭有指佞之草，祸戮可以忠逃，宠禄可以顺保。

且夫进无险惧，而惟寂之务者，率其性也。两可俱是，而舍彼趣此者，从其志也。盖无为可以解天下之纷，澹泊可以救国家之急，当位者事有所穷，陈策者言有不入，翟璜不能回西邻之寇，平勃不能正如意之立，干木卧而秦师退，四皓起而戚姬泣。夫如是何舍何执，何去何就？谓山岑之林为芳，谷底之莽为臭。守分任性，唯天所授，鸟不假甲于龟，鱼不假足于兽，何必笑孤竹之贫而羡齐景之富！耻布衣以肆志，宁文裘而拖绣。且能约其躬，则儋石之蓄以丰；苟肆其欲，则海陵之积不足；存道德者，则匹夫之身可荣；忘大伦者，则万乘之主犹辱。将研六籍以训世，守寂泊以镇俗，偶郑老于海隅，匹严叟于僻蜀。且世以太虚为舆，玄炉为肆，神游莫竞之林，心存无营之室，荣利不扰其觉，殷忧不干其寐，捐夸者之所贪，收躁务之所弃，薙圣籍之荒芜，总群言之一至，全素履于丘园，背缨緌而长逸，请子课吾业于千载，无听吾言于今日也（《晋书·束皙传》）」。

序曰：皙与同业畴人肄，修乡饮之礼。然所咏之诗，或有义无辞，音乐取节，阙而不备。于是遥想既往，思存在昔，补著其文，以缀旧制（《文选·补亡诗》注）。

零露垂林，非缀冕之饰；薄冰凝池，非登庙之宝（《北堂书钞》一百五十二，《御览》十二引《束皙集》。）。

东海萧惠字孟恩者，父昔为御史，与皙先君同僚。孟恩及皙，日夕同游，分义蚤著。孟恩夫妇皆亡，门无立副；皙时有伯母从兄之忧，未得自往。致文一篇，以吊其魂；并修薄奠。其文曰：

旧友人阳平束皙：谨请同业生李察奉脯脩一束、麦一器，以致祠于处士萧生之墓曰：呜呼哀哉！精爽遐登，形骸幽匿。有邪亡邪，莫之能测。敬荐薄馈，魂兮来食！孟恩孟恩，岂犹我识（《御览》四百十）？

元康元年楚王玮矫诏举兵，害太保卫公及公四子三孙。公世子黄门郎巨山与皙有交好；时自本郡来赴其丧，作吊文一篇，以告其柩。曰：

同志旧友阳平束皙顷闻飞虎肆暴，窃矫皇制。祸集于子，宗示方几灭。越自冀方，来赴来祭。遥望子弟，铭旌丛立，既窥子庭，其殡盈十。徘徊感恸，载号载泣。敛袂升阶，子不我揖。引袂授祛，子不我执。哀哉魂兮，于焉乃集（《御览》五百九十六）？

《月令》所纪，非一王之制。凡称古者，无远近之限。未知夏封诸侯，何代之典？秋祭田邑，夏乎殷乎？而王据《月令》以非《祭统》，郑宗《祭统》而疑《月令》，无乃俱未通哉！莫若通以三代，说两氏而不俱一也（《通典》七十一引束皙《总论》）。

束晰问：「嫡子为出母无服，母为子有何服」？步熊答：「但为父后，故不得服耳。母为之服周。嫡子虽不服，外祖犹为服缌麻也（《通典》八十九）」。

束晰问曰：「继母嫁从服，当立庐不」？步熊答曰：「父卒继母嫁，如母，居应倚庐（《通典》八十九）」。

束晰问曰：「有父母丧，遭外缌麻丧，往奔不」？步熊答曰：「不得也。若外祖父母丧，非嫡子可往；若姑姊妹丧，嫡庶皆宜往奔也（《通典》九十七）」。

束晰问步熊，熊答曰：「礼已除不追耳；未除，当追服五月（《通典》九十七，小功不税服。）」。

束晰问步熊曰：「三年丧不葬，五年后复葬，当练不」？熊答曰：「礼云练祥之间必异月，与此同也（《通典》一百三）」。

余以为子阳言，天阳下降日下热。束皙言：天体存于目，则日大，颇近之矣。浑天之体，圆周之径，详之于天度，验之于晷景，而纷然之说，由人目也。参伐初出，在旁则其间疏，在上则其间数，以浑验之度则均也，旁之与上，理无有殊也。夫日者，纯阳之精也，光明外曜，以眩人目，故人视日如小。及其初出，地有游气，以厌日光，不眩人目，即日赤而大也。无游气，则色白，大不甚矣，地气不及天，故一日之中，晨夕日色赤，而中时日色白，地气上升，蒙蒙四合，与天连者，虽中时亦赤矣。日与火相类，火则体赤而焱黄，日赤宜矣。然日色赤者，犹火无炎也，光衰失常，则为异矣（《隋书·天文志》上，《列子》曰：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日出日中远近，阙子阳束皙以为云云，余以为。）。

虽复魏宣二端，岂能比今兹赐，广微四缝，未足方其华饰，既受非望之恩，方贻匪服之诮（《艺文类聚》六十七。）。

窃谓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孝经》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祭义》云：「祀于明堂，教诸侯孝也」。黄帝曰合宫，尧曰五府，舜曰总章，布政兴治，由来尚矣」。《周官·考工记》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广四修一」。郑玄注云：「修十四步，其广益以四分修之一，则堂广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四阿重屋」。郑云：「其修七寻，广九寻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郑云：「此三者，或举宗庙，或举正寝，或举明堂，互言之，明其同制也」。马融、王肃、干宝所注，与郑亦异，今不具出。汉司徒马宫议云：「夏后氏世室，室显于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显于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于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广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为两序间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据郑玄之说，则夏室大于周堂，如依马宫之言，则周堂大于夏室。后王转文，周大为是。但宫之所言，未详其义。此皆去圣久远，礼文残缺，先儒解说，家异人殊。郑注《玉藻》亦云：「宗庙路寝，与明堂同制」。《王制》同：「寝不逾庙」。明大小是同。今依郑玄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馀。若以宗庙论之，袷享之时，周人旅酬六尸，并后稷为七，先公照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王，及君北面行事于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寝论之，便须朝宴。据《燕礼》：「诸侯宴，则宾及卿大夫脱屦升坐」。是知天子宴，则三公九卿并须升堂。《燕义》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于二筵之间，岂得行礼？若以明堂论之，总享之时，五帝各于其室。设青帝之位，须于太室之内，少北西面。太昊从食，坐于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于青帝之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簠簋笾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设，复须席工升歌，出樽反坫，揖让升降，亦以隘矣。据兹而说，近是不然。案刘向《别录》及马宫、蔡邕等所见，当时有《古文明堂礼》、《王居明堂礼》、《明堂图》、《明堂大图》、《明堂阴阳》、《太山通义》、《魏文侯孝经传》等，并说古明堂之事。其书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郑玄云：「是吕不韦著，《春秋十二纪》之首章，礼家钞合为记」。蔡邕、王肃云：「周公所作」。《周书》内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也。各有证明，文多不载。束皙以为夏时之书。刘瓛云：「不韦鸠集儒者，寻于圣王月令之事而记之。不韦安能独为此记」？今案不得全称《周书》，亦未可即为秦典，其内杂有虞、夏、殷、周之法，皆圣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为章句，又论之曰：「明堂者，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东曰青阳，南曰明堂，西曰总章，北曰玄堂，内曰太室。圣人南面而听，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虽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数，各有所依。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圆楣径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庙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径九尺，阴阳九六之变，且圆盖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闼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宫以应日辰。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四户八牖乘九宫之数也。户皆外设而不闭，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黄钟九九之实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应三统，四向五色，各象其行。水阔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气，于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礼也」。观其模范天地，则象阴阳，必据古文，义不虚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参《月令》，青阳总章之号不得而称，九月享帝之礼不得而用。汉代二京所建，与此说悉同。建安之后，海内大乱，京邑焚烧，宪章泯绝。魏氏三方未平，无闻兴造。晋则侍中裴頠议曰：「尊祖配天，其义明著，而庙宇之制，理据未分。宜可直为一殿，以崇严父之祀，其馀杂碎，一皆除之」。宋、齐已还，咸率兹礼。此乃世乏通儒，时无思术，前王盛事，于是不行。后魏代都所造，出自李冲，三三相重，合为九室。檐不覆基，房间通街，穿凿处多，迄无可取。及迁宅洛阳，更加营构，五鬼纷竞，遂至不成，宗配之事，于焉靡托。今皇猷遐阐，化覃海外，方建大礼，垂之无穷。弘等不以庸虚，谬当议限。今检明堂必须五室者何？《尚书帝命验》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黄曰神升，白曰显纪，黑曰玄矩，苍曰灵府」。郑玄注曰：「五府与周之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损益，至于五室，确然不变。夫室以祭天，天实有五，若立九室，四无所用。布政视朔，自依其辰。郑司农云：「十二月分在青阳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郑玄亦言：「每月于其时之堂而听政焉」。《礼图》画个，皆在堂偏，是以须为五室。明堂必须上圆下方者何？《孝经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圆下方，八窗四达，布政之宫」。《礼记·盛德篇》曰：「明堂四户八牖，上圆下方」。《五经异义》称讲学大夫淳于登亦云：「上圆下方」。郑玄同之。是以须为圆方。明堂必须重屋者何？案《考工记》，夏言「九阶，四旁两夹窗，门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后不言屋，制亦尽同可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无五室之文。郑注云：「五室者，亦据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则有，灼然可见。《礼记·明堂位》曰：「太庙天子明堂」。言鲁为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礼乐，鲁之太庙，与周之明堂同。又曰：「复庙重檐，刮楹达向，天子之庙饰」。

摄之与相，其义一也。故周公摄政，孔子曰「周公相成王」；魏武相汉，曹植曰「如虞翼唐」。或云高祖身未居摄，灼然非理。摄者专赏罚之名，古今事殊，不可以体为断。陆机见舜肆类上帝，班瑞群后，便云舜有天下，须格于文祖也，欲使晋之三主异于舜摄。窃以为舜若尧死狱讼不归，便是夏朝之益，何得不须格于文祖也？若使用王者之礼，便曰即真，则周公负扆朝诸侯，霍光行周公之事，皆真帝乎？斯不然矣。必知高祖与舜摄不殊，不得从士衡之谬。或以为书元年者，当时实录，非追书也。大齐之兴，实由武帝，谦匿受命，岂直史也？比观论者闻追举受命之元，多有河汉，但言追数受命之岁，情或安之。似所怖者元字耳，事类朝三，是许其一年，不许其元年也。案《易》「黄裳元吉」，郑玄注云：「如舜试天子，周公摄政」。是以试摄不殊。《大传》虽无元字，一之与元，无异义矣。《春秋》不言一年一月者，欲使人君体元以居正，盖史之婉词，非一与元别也。汉献帝死，刘备自尊崇。陈寿，蜀人，以魏为汉贼。宁肯蜀主未立，已云魏武受命乎？士衡自尊本国，诚如高议，欲使三方鼎峙，同为霸名。习氏《汉晋春秋》，意在是也。且司马炎兼井，许其帝号。魏之君臣，吴人并以为戮贼，亦宁肯当涂之世，云晋有受命之徵？史者，编年也，故鲁号《纪年》。墨子又云，吾见《百国春秋》。史又有无事而书年者，是重年验也。若欲高祖事事谦冲，即须号令皆推魏氏。便是编魏年，纪魏事，此即魏末功臣之传，岂复皇朝帝纪者也。陆机称纪元立断，或以正始，或以嘉平。束皙议云，赤雀白鱼之事。恐晋朝之议，是并论受命之元，非止代终之断也。公议云陆机不议元者，是所未喻，愿更思之。陆机以刊木著于《虞书》，龛黎见于商典，以蔽晋朝正始、嘉平之议，斯又谬矣。惟可二代相涉，两史并书，必不得以后朝创业之迹，断入前史。若然，则世宗、高祖皆天保以前，惟入魏氏列传，不作齐朝帝纪，可乎？此既不可，彼复何证（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