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职逾年，法初得调。赐符出守，恩实过优。内省叨踰，窃深震惧。伏念臣之所领，地实近畿，自昔汉、唐之要津，为今赵、魏之孔道。中间一废，新造未完，河流方洪，骋传将至。萑蒲之啸间发，舆梁之缮始兴。谓宜得王尊之获民，叔圉之治客，消盗之术有如龚遂，济人之政贤如国侨。乃如愚臣，学蕴昧陋，资材阔疏，幸遭睿明，每备任使。愚有馀，故专于尽瘁；智不足，故无以自休。所向多艰，岂堪治剧？单车虔命，使道疾驰。视人郡章，犹或惊异。谕上恩旨，罔不欢欣。此盖伏遇皇帝陛下明道德以建太平，修法度以熙庶政。谓孤臣之多所虑，取拙者之或能勤。敢不祗力夙宵，疚心事职。况诏令明具，止于奉宣；德泽汪洋，易于究达。庶凭覆帱之祉，小效涓尘之劳。

皇帝诏曰：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风翔洽，德泽汪濊，四序调于上，万物和于下。兵革不试，刑辟弗用。内则俊贤居位以熙于王职，外则夷狄向风以修于岁贡。建皇极以承天心，敛时福以锡民庶。然后日星雨露、鸟兽草木，效祥荐祉，书之不绝，朕甚慕之。其何术以臻此欤？朕承祖宗之业，托士民之上，明有所未烛，化有所未孚，而任大守重，艰于负荷。故详延魁垒之士，思闻谠直之言，以辅不逮，庶几乎治。盖人君即位，必求端于天而正诸己。惟五事得其常，则庶徵协其应。朕飨国以来，靡敢自肆，而和气犹郁，大异数见。乃元年日食三朝，洎仲秋地震数路，而冀方之广，为灾最甚。岂朕弗德之致欤？夙寤晨兴，思其所以，是故图讲政务，则日至中昃，而犹多茍简之习；烝进人才，则官无虚假，而颇乏绩用之美。羌裔非不怀徕也，而边候或时绎骚，以至临遣辅臣，憺明神武；烝民非不爱养也，而生业或未完富，以至外驰使者，宣布惠教。国用虽节而尚烦于调度，兵籍虽众而未精于简稽。宽关梁之禁而商靡通，捐器玩之巧而工弗戒。夫风俗浮薄，根于取士之无本，道教之不明，而博询台阁之论，所执者不一。岂无救弊之道焉？刑罚烦重，出于设法之多门，沿袭之不革，而将加恩仁之政，使死者少缓，必有可行之术焉。予欲兴乎七教，兼乎三至，以底圣人之道，则宜条其先后之序；予欲明乎六亲，尽乎五法，以极天下之治，则宜叙其本末之要。乃至仲舒之言，班固谓「切于当世」，其可施于今者何策？崔寔之论，范晔谓「切于政体」，其有益于时者何事？毋以为古人陈迹既久而不可举，毋以为本朝成法已定而不可改。惟其改之而适中，举之而得宜，不迫不迂，归于至当。《书》曰：「言之弗艰，行之惟艰」。子大夫其悉心以陈，朕亦不惮于有为焉。

对：臣伏惟陛下下明诏，降清问，讲求万事之统，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然臣窃有深忧者。陛下求言好善之隆名，远出百王之上；至于用言纳谏之道，有未克尽其极尔。何者？陛下莅祚之初，首开转对，以延疏远切直之言；间召群臣，以询安危利害之策者，此陛下天资谦恕，思得深谋至计，以补所未照也。而言之既多，听之既久，卒未闻采一事、用一策见之天下。至于近日，四方之人，与夫朝廷之上，贤卿谊老，交章累疏，论列时政得失。臣考之公议，以为虽皋、夔、周、召之谋，所以致君福民、宁九庙而安万世者，公谠不能过此矣。而陛下闻之若不闻，见之若不见，岂其急近论而略远虑，安小补而捐大忠乎？此臣所大惧也。臣愿陛下首思听言用谏之义。不听则已，听则博同天下之心；不用则已，用则兼取远近之策。然后动无遗事，举无失计，而善政可行，太平可议矣。臣将论天下事，先述此以献。臣诚愚闇，不知大体，惟陛下省纳焉。圣策曰：「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风翔洽，德泽汪濊，四序调于上，万物和于下，兵革不试，刑辟弗用。内则隽贤居位以熙于王职，外则戎夷向风以修于岁贡。建皇极以承天心，敛时福以锡民庶。然后日星雨露、鸟兽草木，效祥荐祉，书之不绝，甚尊慕之。其何术而臻此欤」？臣闻天下之术有大小，而人君用之有先后。先其大而后其小，则用力不劳而天下治；先其小而后其大，则用力愈劳而天下乱。天下之术，其大者能正其始是也，其小者不能正其始是也。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翔而德洽，四序调而万物和，以至兵偃刑措，隽贤修职，夷狄纳贡，建皇极而天道应，敛五福而和气洽，吉祥见于上，珍符出于下者，正始之术行也。后世之治天下，万事失其序，而灾害荐至者，正始之术废也。陛下追慕古昔治功之美，而咨求致之之术，臣请遂言正始之说。夫天下之道三，曰王、曰霸、曰强国。天下之本，一曰即位。即位者，王所以自正也。始不以正，及其末也，虽欲变而正之，亦无及矣。是故始为强国，未有能终之以霸政者也；始为霸政，未有能终之以王术者也。孔子作《春秋》，书「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夫元年、正月者，一年一月也，而变之曰「元」与「正」者，欲人君当即位之初，体元以居正也。元者，善之本也；正者，道之极也。人君能于始初清明，力行善本，而躬履道极，此王道所以成也。且夫一之以道德，淳之以仁义，此王道也；行之以仁义，杂之以功利，此霸道也；专用权谋，不循义理，此强国之术也。及考其见于效也，王道行于数千载之外，咏歌畏爱，犹深结于民心，而不忍去之。霸政止能及其身，至子孙之世，则废熄不讲。强国之术，民之视上，相疾如仇雠，伺其有间，则相与蹈藉倾覆之矣。凡三道者，得失之报若白黑。然而世主趋王道者少，适霸政与强国者多，何也？盖王道所及甚远，而不能取成于仓卒；霸政与强国为敝虽深，而能见效于目前。人之常情，薄远效而责速成，是所以失趋适之正也。汉之文、景，唐之太宗，皆有可致之资，又有能致之势，而致治安国，不能与三代并者，失其所适也。伏惟陛下聪睿神武，得之于天，可谓有能致之资矣。日月所被，皆在图籍，所谓有必致之势矣。当承祧践极之始，端本清源之日，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强国而强国，得失之策，系于一举而已。譬犹御八骏之马，驰九轨之路，择而后往，则得其正；一或不慎，以意驰之，则宜之燕者或造于楚矣，宜往吴者或之于秦矣。则夫事物交会之间，不可不慎所适如此。臣窃观近日朝野之论，而考陛下意之所适，求之于古，不能无疑。且天下之所以治者，贵义而不贵利也，奈何先之以兴利？仁人之所以尊者，明道而不计功也，奈何一之以望功？万事所以成就者，迟久也，奈何期之以迫急？四方所以畏爱者，恺悌也，奈何驱之以威刑？荀卿曰：「国者巨用之则巨，小用之则小」。扬子曰：「好大而不为大，不大矣；好高而不为高，不高矣」。如此而望仁翔而德洽，四序调而万物和，以至兵偃刑措，隽贤修职，夷狄纳贡，建皇极而天道应，敛五福而民气洽，吉祥见于上，珍符出于下，岂不难哉？臣愿陛下旷然大变，而行众人之所不能为；卓然自致，而行前世之所不能到。尊尚王道，贱略强霸，其尊之也若抱渴而需饮，其贱之也若辞闇而即明。屏去谀佞，亲近忠直，数御东序，开陈图书。讲前代之兴亡，论百王之成败，以其善行，以其恶戒，避其所失，趋其所得。仰而思之，以夜而继日也；幸而得之，辍寐以待旦也。有言逆于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志，必求诸非。道用其粹而遗其駮，操其要而治其烦。凡此皆王道之术，而正始之论也。陛下深讲而力行之，则驯致古昔明王之道，如决流抑坠尔，何患慕之而未臻乎！圣策曰：「朕承祖宗之业，托士民之上，明有所未烛，化有所未孚」。又退托于「任大守重，艰于负荷，思闻谠直之言，以辅不逮，庶几乎治」。此见陛下虚心访道，至诚恻怛之至意也。如臣之愚，何足以奉承之？而臣尝闻之曰：明欲被于万物，化欲孚于四方，未有不自治心始也。夫治心者，圣人所以穷理之术也。人之有心，犹天之有极也。是故晦冥阴黯之中，不足以辨南北，而能考而正之者，极星是也；是非纷杂之间，不足以审真伪，而能别而分之者，心官是也。心也者，天下之至正也，又能养之以正，则善恶是非，万事之理，无不白矣。斋戒以持之，使其不失，清虚以守之，使其不乱，问以通之，谋以发之，此治心之始也。及其成也，不思焉未尝不应于理也，不勉焉未尝不合于道也。藏之为志气而无不允，发之为事业而无不济。如权衡设于此，而万钧之重，铢两之轻，无所不辨；如槃水设于此，而大如天地，细如毛发，无所不察。此治心之效也。心正则明尽，明尽则化至，此自然之道也。陛下思闻谠直之言，庶几乎治，此天下之盛福也。臣闻适于耳目之娱，而为心腹之害者，柔从说顺也，虽芟夷之，而常患其有馀；忤于一日之意，而为百世之利者，刚方谠直也，虽养长之，而常患其不足。古之圣贤屈己执谦，和颜逊志，加之以劳来之厚，助之以劝赏之渥，凡以养天下刚方谠直之节，使森然立于吾庭，为国家庙社之福。故夫伏櫍趋鼎，引衣断槛，破裂麻制，封还诏书，如此之类，日常有之而不为怪者，所以广聪明而来下情也。臣愿陛下容忍近臣之献言，开纳远臣之论事，广谏诤之任以助闻见，补宪肃之官以振纲纪，而又力以谦冲假借，深养刚方谠直之气，如汉高祖之于周昌，晋武帝之于刘毅，然后可以得天下谠直之言，以辅治道。不然，犹却行求前，徒举以访臣，又安补于万一哉！圣策曰：「盖人君即位，必求端于天，而正诸己。惟五事得其常，则庶徵协其应。有国以来，靡敢自肆，而和气犹郁，大异数见。乃元年日蚀三朝，洎仲秋地震数路，而冀方之广，为灾最甚」，自处于「弗德之致，夙寤晨兴，思其所以」，此见陛下畏天饬己、恐惧修省之盛德也。臣闻日食地震者，阳微阴盛也。而或曰：日食者，历之常数也。臣请辨之。一百七十三日有馀而为一交，然后食，此历家之说也。而《春秋》襄公二十一年之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之七月、八月，皆未及一交则食，此历之不合，一也。二汉之政，西京为盛，东京为衰，大率皆二百馀年尔。而西京四十五食，东京七十四食，食之疏密，应政之盛衰而然，曾无定数，此历之不合，二也。是日食者，非可托于历，其要为阴盛之应也。阳浮为天而主于动，阴凝为地而本于静。宜静而动者，阴越其分而拟诸阳也。阳之与阴，君子小人之道也。君子道长，则阳气发为祥瑞；小人道长，则阴气见于灾变。此天人相与必然之应也。《易》自《复》之一阳，至《坤》之六阴，凡十二卦，相往来于一岁之间，盖圣人告人以君子小人之道有相更之势，贵于早防之也。在《临》则戒之曰「八月有凶」，在《泰》则戒之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欲其慎之于八月之前，消之于未陂、未复之始也。陛下欲应变求端，谨五事而协庶应，消大异而召和气，在乎尊阳抑阴，尊君子之道，抑小人之道而已。凡天下之道，有故有新，有大有小，有老有弱，有正有邪，有讷有辩，有躁有静。以对而言之，在上偏者皆阳而君子之道也，在下偏者皆阴而小人之道也。上偏欲其过厚，下偏欲其常损。宜厚而薄之，宜损而益之，则阴盛阳微，君子道消，小人道长，其敝至于不可扶持，此不可不察也。若夫旧策不迁而新策必合，大臣依违而小臣执议，老成沦伏而弱齿简拔，方直疏远而柔谀亲附，辩给者获用而迟蹇者被退，锐进者褒升而默守者遗落，阴盛阳微之变，莫著于此矣。天地告戒之意，不为不审，愿陛下思所以应之。夫阳不可以不尊，阴不可以不抑，君子之道不可不进，小人之道不可不退。不抑不退，其萌虽微，及其既盛，甚可畏也。周之衰，诸侯僭天子；又其衰也，大夫僭诸侯；又其衰也，家臣僭大夫；又其衰也，夷狄盟中国。此阴盛之极也，而《春秋》自此绝笔矣。故臣愿陛下早思所以救之。圣策曰：「图讲政务，则日至中昃，而犹多茍简之习；烝进人材，则官无虚假，而颇乏绩用之美」。臣闻讲政务而绝茍简，在于贵迟久；进用人材而底绩用，在于练名实。《易》曰：「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夫圣人之才，所过者化，所存者神，而至于论治定功成之业，未尝不待之以久。何也？速则粗，粗则所得暴，而所及浅；久则精，精则所收博，而所被深。此圣人之意也。盖夫仁必久安，义必久由，志必久勤，法必久守，令必久行，官必久任，士必久养，兵必久练。游神于累岁之外，望化于必世之后。夫如是，则心一而虑精，事详而理究，德新而道大，化浃而泽流。通乎万物之上，被乎天地之间，又何患茍简之习哉！圣人无为不言，而海内大治者，以能练群臣、覈名实也。官各守其分，谓之名；职各治其事，谓之实。丞弼之任，责之以论道德、和阴阳；财计之司，责之以通有无、足国用。谏官责之以直言得失，御史责之以弹戢愆违，侍从责之以尽规纳诲，将帅责之以安边却敌，职司责之以一路之政，守令责之以一郡一邑之治。如此举名以责其官，按实以督其职，而庶绩弗凝者，未之有也。今夫大臣兼财计之柄，小官或侵将帅之权，侍从言责不得尽其词，职司守令不得专其治，未见其能无虚假也。朝廷设百官于外内，皆所以治天下万事，非徒为空名以付之也。欲立一事，重建一官；欲治一政，重遣一使，未见其能底绩用也。圣策曰：「羌裔非不怀徕也，而边候或时绎骚，以至临遣辅臣，憺明神武」。臣以为禦戎之策，决之于素而已。夫以边鄙之重，不责统帅之臣，而求希合倖进之小谋；金革之机，不为持重之算，而听轻举易动之疏计。是以其弊在于茍争小功而忘大忧，专趋小利而失大信，此猾虏所以敢负怀徕之恩，践王圉而抗官师，亦吾有以致之而已。夫敌之未至也，制之宜以经远之策；敌之既至也，禦之宜有应变之术。齐景公时，燕、晋为寇，景公患之，问于晏婴，而婴之所荐者穰苴，而穰苴卒能逐寇而安邦。唐宪宗时，刘辟为梗，宪宗患之，问于杜黄裳，黄裳所荐者高崇文，而崇文卒能擒敌而定蜀。陛下宜诏辅弼大臣，各荐将才而用之，则神武憺于天地之表，河湟之外，当有解椎髻、袭衣冠来献国地者，又岂患奔冲之寇不足禦乎？圣策曰：「烝民非不爱养也，而生业或未完富，以至外驰使者，布宣惠教」。臣以为陛下爱民，欲其富而不足以富，国遣使宣惠教，而适足以为弊，盖失所以先后之序矣。夫事有肇祸而法有起患者，不谓事之始、法之初也，累之至久，则弊败积而祸患起，此必至之势也。臣尝为陛下深虑后世之患，而必为无穷之弊，盖在乎富民之道不讲，而富国之谋太深也。凡赋敛之于民，古人贵其损之，而不贵其益。《春秋》书宣公初税亩，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赋，以为益之不已，则势穷力敝，必至于变，故孔子详录其事，以贻后世之戒。臣尝观富国之论，不起于丰大之世，而多出于战争之际。王者总制六合，所以服民心而重国体者，在吾道德之盛大，不系财货之丰盈。《易》之《小畜》者，德之小也，则曰「富以其邻」。在《泰》与《谦》，则道之大者也，皆曰「不富以其邻」。夫左右相比之谓邻。人君之与天下，中国之与四夷，皆邻也。人君所以运动天下，役使四夷，道有馀者不假于富，德不足者须富行之。陛下固宜法《谦》、《泰》之有馀，岂可用《小畜》之不足！是以巨桥虽积而商不能居，敖仓虽盈而秦不能守，非无财也，道德不建，而失天下之心也。夫鸟穷则啄，兽穷则搏，人穷则诈。陛下之民可谓穷矣。前世所谓无蓻极之赋，大之山海，细之草木，其利皆已入于官，而行于今矣。陛下徐思弛费息用，以宽民财而逸民力。若大禹卑宫恶服，汉文弋绨革舄，以泽天下，庶几不至大匮。而复出泉以取其息，遣使以厚其征，而求富民宣惠之名，不可得矣。《易》之《剥》者，始于下也，其象曰「上以厚下安宅」，所以救剥也。陛下取于下悉矣，上取下悉，则其势既极，而其象为剥。孟子曰：「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莩，用其三而父子离」。臣惧民心积穷，不知所出，渐为离散，以至剥落，虽有禹、汤、文、武之才，无所复施其巧。《易》曰：「观我生，观民也」。《诗》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陛下观天下之势，易离难合，一危则不可再安；上念五圣之业，艰难勤苦，一欹则不可复正。则夫富国之谋，适足为深忧，未足为陛下利也。伏惟发于神断，罢去遣使，以泽天下，以福万世，此四方裂眦决目之所共望，岂独贱臣之妄言哉！圣策曰：「国用虽节而尚烦于调度，兵籍虽众而未精于简稽」。臣以为国用虽节而调度烦者，未得节之之道也；兵籍虽众而简稽疏者，未得简之之本也。九州土地之产，撮粟尺帛之赋，陆挽水漕，衔柁摩毂，日夜沓杂，以输太仓。以古准今，可谓盛矣。至于道途之艰，将负之疲，京师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少府之百金，民屋之万金也。夫以万金之贵，施之于一燕好之中，用之于一赐予之内，此类可胜计哉！地之财有时，民之力有限，人君之费无穷。以有时有限养无穷，此调度所以屡增而不已，民力所以愈困而不支也。古者宫庭之职百二十员，汉之文帝、明帝，给事官者不过二人。太祖养兵不过十二万。太宗尝谓近臣曰：「人君当淡然无欲，不使嗜好形见于外，则奸佞无自入矣」。凡此皆清心节用之本，宽民养物之要。不务先理其本，而广为调度之求，故曰未得节之之道也。今夫能省内郡之黥兵，而益以土兵，然后兵可简也。国家北失幽、燕，西捐灵、夏，守边捍塞，无百二之要阻，是以二边黥卒，恃为瓜牙，不可以废。至于方内无事之郡，百年不识兵革，而例设屯伍，坐蠹民力，此不可制也。宜依前世府卫之法，使民得以口率出徒，而分天下郡为三等，上郡五千，中郡三千，下郡一千而止，番休迭上，不过什一，则武备修而简稽精矣。周公制礼，方五百里谓之大国，其车千乘，为五万五千兵，而民不告劳者，施之有序、制之得术也。今之所谓上户者，征歛甚厚，而其力困；所谓下户者，庸役不及，而其势逸。而上户居其一，下户居其十，是常困其一而逸其十也。家有二夫，古者皆出一兵，今皆逸之而不能用，反歛有限之谷帛，以给不耕之堕民，此岂周公之心哉？故曰未得简稽之本也。圣策曰：「宽关梁之禁而商贾靡通」。臣闻钱者无用之物，而圣人贵之者，以其能通有用之财也。夫以无用而通有用，是以贵其神，而不贵其积。古之所以通货达财者，在乎商贾之职，而不在乎上。今之关市之征密于布棋，均输之吏苛于翼虎，商旅易业，转为它技，而求财货之通难矣。圣策曰：「捐器玩之巧，而工弗戒」。此在陛下约己以率尔。陛下约己于上，则六宫蒙化于内，百官率法于朝，百姓承流于下。及其久也，风俗转移，嗜好薄损，有其财而无其尊，弗敢踰制；有其力而非其道，不敢败度。则虽不捐器，而工自戒矣。臣又闻之：天下技巧华靡之玩，未有不始于京师。欲治四方，先治京师，古之道也。夫以千里之地，而四方之俗皆有焉者，唯京师也。唯其难制，是以制之宜甚详。周法六乡四郊之内，自比长主，五家积而上之，至卿大夫，凡万有八千九百三十六官，而后足以致京师之治。今京师治民之职，大不过京兆尹，次不过河南令，而求风敦俗朴，是以难也，惟陛下择之而已。圣策曰：「风俗浮薄，根于取士之无本，教道之不明。而博询台阁之论，所执者不一。岂无救弊之道焉」？凡取士之要，不过二科，曰德行也、文辞也而已。臣以为自三代以上可以用德行，由秦汉以下不过用文辞，而台阁所以异论者，盖不过二者之间。此陛下必欲以德行取天下之士，则井田当授也，侯国当建也，民必家给也，官必久任也，乡当读法也，家当有塾也，而后可以求全德真行，致之于位。如其未也，而独设选举德行之科，是亦无补而已。夫先世之吏正，故所举者，必求仁义孝弟；今世之吏邪，故所举者，不过请托嗜好。故曰今日取士，不过可以用文辞尔。至于敦俗之本，教道之法，臣愿有献焉。盖士节之重轻，未尝不与国体之安危相应，如根本强弱于下，而枝叶荣枯于上也。昔周之士贵，秦之士贱。夫上有屈体，下无屈道者，贵也；舍己所守，求合于上者，贱也。而周、秦治乱，考此可见。盖夫士无守道自重之节，人有翾躁不耻之求，渐渍成俗，恬不为怪，未有甚于今日也。宜有以矫正其弊，使士知自重，而人蹈廉耻。凡潜德独行不求闻之君子，必深察之，而使之常在于必显；仰希俯合，昧于宠辱之人，必深观之，而使之常至于不用。则天下皆知盛德之意，士节一变，敦俗之本，教道之法，自此致之可也。圣策曰：「刑罚烦重，出于设法之多门，沿袭之不革，而将加恩仁之政，使死者少缓，必有可行之术焉」。臣观陛下之意，不过欲效三代之肉刑，施之于从坐之死尔，是未尽观时制宜之道也。古者政敦事朴，虽以圣人之智，而因革之间，犹有未尽者，肉刑是也。断民之支体，使不为完人，此非圣人之心，而三代用之者，因革之理有未尽也。且立尸而祭，近于渎神；俎豆而食，近于甚野。岂若后世虚神之位，金石为器哉？肉刑之不可用于今，犹今之不可尸祭而俎食也。夫大辟之科，至死而不敢怨者，法当其罪也。傥欲加恩仁之政，宽从坐之死，则今之律令，自有减死一等法。舍此不用，而断支刖足，为骇民惊俗之政，未足为可行之术也。昔子产欲止伯有之妖，必并立子孔之后。则夫政虽期于推赏，而亦责于慎名，使天下不知朝廷恩仁之意，而徒传告以断人肢足而弃之，岂所以为慎名哉！圣策曰：「予欲兴乎七教，兼乎三至，以底圣人之道，则宜条其先后之次；予欲明乎六亲，尽乎五法，以极天下之治，则宜叙其始末之要」。此见陛下博稽古先，欲举载籍之所传，施之于今，以尽圣人之道，而尽天下之治也。臣请深论天下之道，先后之次，始末之要，而陛下酌焉。盖德与刑并行于天地之间，如寒暑相将，而未尝离也。于是之间，必有先后之次。上焉者专德以胜刑，若尧舜之无刑、成周之措刑是也；中焉者假刑以助德，若西汉宣帝任刑名、东汉明帝善刑理是也；下焉者唯刑而已。秦人以刑致乱，隋人以刑兆变是也。此先后之次不同，故治乱之应异也。则夫恭老、尊齿、乐施、亲贤、好德、恶贫、廉俭之七教；至礼不辞而天下治，至赏不费而天下悦，至乐无亲而天下和，三至从而可明其次也。抑臣又闻之：恐惧寅畏者，政之始也；骄逸隳惰者，政之末也。周宣王中兴之盛德，而不慎于后，其诗终为变雅；唐太宗慈俭英武之主，而魏郑公、刘洎、马周之徒咸谏，以为渐不及贞观。盖崇高富贵之势，骄逸隳惰之所伺也，视其有间则入，而不能出矣。是以圣哲之君，遐观远虑，思之于所不思，求之于所不求。方其大安也，必以危自厉；方其大荣也，必以辱自惕。不使非常之变起于不测，而至于不可救也，岂非知治道本末之要也欤！则夫六亲之等，五法之数，又从而可推其要也。圣策曰：「仲舒之言，班固谓『切于当世』，而可施于今者何策？崔寔之论，范晔谓『明于政体』，而有益于时者何事」？昔班固载仲舒汉廷之策于史，其间讲天下治乱之理，可谓详矣。举而行之，皆足以助治，而最可施于今日之策，臣以为莫如天道先阳而后阴、王政先德而后刑之论也。范晔纪崔寔《政论》数十条于书，以为凡所辨论，通明政体。而言有益于今者，则臣以为不足深论者也。何者？寔之大槩，欲人主不能纯法八世，而宜参以霸政，严刑峻法，破奸宄之胆。以之行于汉桓帝襄替之世可尔，安足为陛下深论哉？圣策曰：「无以为古人陈迹既久而不可举，无以为本朝成法已定而不可改。惟其改之而适中，举之而得宜，不迫不迂，归于至当」。陛下议政法而举适中、得宜为言，此天下之望也，臣安得无辞以致之。盖势可以举则举之，则不失于陈迹；力可以改则改之，则不泥于成法，此因革之常道也。至于未适于中、未得其宜而改之，则今日之变法，犹或可议焉。臣读《易》至《革卦》，言天下之法至于有弊，则不可不革也，而辞曰：「元亨，利贞，悔亡」。然则革之必至于元亨、利贞，然后悔可亡耳。又曰：革而当，其悔乃亡。然则革之而不当，益以招悔也。夫革之必至于亨，然后可以议革；变之必至于当，然后可以言变，斯圣人之能事，《易》象之精义也。思之于冥冥，索之于昏昏，使尽合道义之中，而后革之，则一法出而天下倚之若山岳，此之谓革而亨。谋之于众多，待之以迟久，使尽得上下之宜，而后变之，则一制行而天下望之若云霓，此之谓变而当。古之为治，相与谋谟于庙堂之上，至于风移俗易，徙善远罪，而天下不知其措置之迹者，必亨而后革，必当而后变也。今则不然，一法朝出而夕已嚣，一制暮行而晓或弊，斧钺不足以禁谤论，窜黜不足以抑烦言，其故何邪？未决其亨而革之，未计其当而变之，举而不必适中，动而不必得宜也，臣愿陛下慎之而已。盖夫革而未尽其至，则其势必复；革而又复，则法已轻而不信矣。法制数变，国家之大病也。汉徙甘泉后土之祠，自是之后，三十年间五徙，而天地之兆终不能定。故愿陛下慎之，则至当之论，无过于此矣。陛下虑臣之惮言而不必行，则茍饰行以自免，则诏之曰「言之非艰，行之惟艰」；又虑其畏避执事，而不尽其悃愊也，则又曰「悉心以陈，亦不惮于有为」。臣是以敢进其私忧过计之说。臣闻天下者，大物也，是以治之者必得大才，茍未得大才而委畀之，则天下之政，终无时而理矣。万钧之鼎，天下之至重也，而孟贲、乌获持之，奔走踰越险阻，若践平地，此无它，其力足也。使力不足者负之而趋，不独折绝筋骨，又将隳器败餗，而不可救矣。《易》言天下万物之理至详密矣，而至于治天下之难治，而未尝不归之大才硕德之人，故《屯》之不宁，必待君子之经纶；《蛊》之败坏，必待君子之振育；《旅》之分散，必待智者之有为；《否》之欲休，必俟大人之获吉。圣人以为当四卦之时，不得四人者治之，则愈益其乱，而无补于治。昔汤之求伊尹也，见之耕者；高宗之求傅说也，见之岩筑；文王之用太公也，见之渔钓。三士者藏迹至深，而三君者能举而用之者，以其取之公、求之广也。唐文宗可谓恭俭慈仁、勤于致理之主，当是时，李德裕在其庭而不用，裴度损于外而不使，乃览《贞观政要》而叹息，又曰「吾视开元、天宝事，则气拂吾膺」。然则文宗所以忧勤尽心者，徒虚器耳。伏惟陛下法成汤、高宗、文王公听广取以为法，鉴文宗舍本忧末以为戒，独观昭旷之道，驱驰域外之议，不论隐显，不间内外，不异远近，不殊明晦，才之当者取之，德之宜者予之，可大者治大，可小者治小，则天下之才继踵而出，凡陛下所举而询于臣者，不治而自治矣。陛下有为之术，何以先此？古人有言曰：言切直而不用则身危。不切直则不可以明道，茍求所以明道，又避于危身，此势之不可并者也。说不由道，忧也；由道而不合，非忧也。茍求所以由道，又希于必合，此理之不可兼者也。臣学术浅陋，言论狂鄙，罪当万死，无所敢恨，幸陛下察焉。臣昧死谨对（《舍人集》卷一。又见《皇朝文鉴》卷一一○，《历代名臣奏议》卷四二，《经济类编》卷一○，《文章辨体汇选》卷一九○，《奇赏斋古文汇编》卷一五○。）。

羌裔：右引作「种羌」。下文同。

侍中孔汪问徐邈曰：“汉宣帝谓史皇孙为皇考，此是称谓耳，未足以明服之轻重也。假令宣帝登阼后，有本父母丧，自当不得行重服。又君服父祖废疾不立者，故斩而不降。贺循云：‘虽不立，位在嫡正，父之所继，己之所承，故为三年’。恐此与出后相喻”。邈答曰：“祖考之名，非可谬立。且于时立非一帝，德皇、恭皇皆不得称考，明史皇孙称考，当实有义。君超继上代，犹为父祖之重，无别所承，故本亲不降也。元皇、孝王所承既异，则大制宜降，故论者据此为断。子之离父，父之舍子，其所承继不同，何得复全其本？故吾无易众议（《通典》八十二）”。

范宁问孔德泽云：“甲无子，取其族子乙为后。所生父没，降服周。甲晚自生子，乙归本家。后甲终，乙当有服否？若服，当制何服”？孔答曰：“代人行之，似当无服。继母尝为母子，既出服周。推此粗可相况（《通典》九十六）”。

太始开元，所以上祭四府君，庆以世数尚近，可得飨祠，非若殷周先世，王迹所因也。向使京兆尔时在七世之外，自当不祭此四王。推此知既毁之后，则殷禘所绝矣（《宋书·礼志》三、太元十二年，诏议明堂郊祀，太常孔汪议。）。

臣峤言。奉今月十七日口敕。令臣等各自述行能进者。臣以蒙鄙。遭逢休历。陛下降非常之遇。垂不次之恩。擢处崇班。超登近侍。上感皇明识遇之厚。下忧忝冒负乘之责。常愿肝脑涂地。以报所天。魂魄归泉。不忘结草。至于欲披诚款。曲尽智能。竭心本朝。输力明主。此臣日夜之所思念。胸襟之所蓄积。岂敢更为进退。苟事廉隅。固守撝谦。坐饰边幅。臣早遘凶闵。素甘贱贫。少缠羸疴。不任劳苦。从仕代饥寒之役。徇禄无显达之心。修身惧于辱先。履道期于远害。见强禦之为患也。故处之以谦卑。知刻薄之为尤也。故行之以仁恕。慕退让不敢从驰竞之流。戒贪残不敢为丝发之犯。若乃温良诚信之道。忠孝友悌之规。莫不仰承圣风。俯蹈家训。刺太平之名教。移中人之志业。及其屏私昵。忘比周。内无术数之机。外绝朋附之党。一心奉主。介然孤立。此臣之所以登朝廷而事明圣。全直道而勖身名者也。夫臣事君。有死无二。见危则致其命。当事则先其劳。有罪不敢辞。有能不敢隐。是以西戎不静。充国自衒其谋。南越未宾。终军思赴其难。臣幸蒙采择。得备驱驰。若使饰固陋之心。竭驽蹇之用。勉之以匪懈。将之以至公。则虽簿领百端。枢衡众务。亦浅深而必效。何难易之敢辞哉。盖明主程才以建官。忠臣量己以受职。是故轮辕异适。水火殊用。当其材则事逸而功倍。乖其分则形劳而绩亏。陛下弃短收长。循名责实。使得效其簿伎。申其末用。则臣之浅术。可得而言。臣曾涉经典。笃好文史。渐六艺之腴润。驰百家之阃阈。至若操觚秉牍。纪事属辞。虽窃比老彭。诚未拟于先哲。而上追班马。敢自强于后进。陛下以钦明抚运。齐圣握图。冠千龄而首出。超百王而高视。德泽汪濊。典章明密。至道共八风俱翔。神功与四时并运。是以众庶悦豫。符瑞肸蚃。九服清夷。百蛮职贡。而嵩高梁父。未修昭报之坛。礼官儒林。不辑升平之颂。使鸿名有时而郁。良史靡得而称。臣窃惧焉。昔成康之隆。颂声并作。武宣之盛。文章閒起。虞德茂而皋繇作歌。鲁道兴而奚斯有述。然后功业显乎代。德音昭乎声。若夫保驭中和。宪章大雅。通讽谕之旨。摅嗟叹之怀。此臣子之旧经。国家之前式。不可阙也。臣幸得沐浴恩造。扶侍轩墀。目睹雍熙。心积愤懑。思陈愚瞽。庶存万一。徒以牵迫贱事。卒卒无须臾之闲。顿伏尪羸。轧轧多沈滞之思。常恐犯雾露。填沟壑。不获赞扬上德。摅布下情。生为负义之人。死为孤恩之鬼。是用终朝三省。达夜九回。抚心刻意。屏营反侧。倘得参名芸阁。假迹蓬山。探石室之秘文。览金版之遗籍。听歌探颂。以观四方之风。讲艺论诗。以崇三代之式。第其科目。载之编。大以荐陈郊庙。报享成功。小以敷布乐章。润色鸿业。使宏勋播于金石。盛德流乎舞咏。光济于当日。洋被于来叶。然后退没草泽。下入幽泉。犹生之年也。冒陈愚恳。惟我陛下察焉。臣峤诚惶诚恐顿首顿首。

问。朕闻至道虽微。不言而化。皇天阴骘。相叶其彝。信寒暑而生成。施云雨而沐润。垂范作训。树君育人。时有浇淳。教垂繁略。成汤既圣。禹道云亡。桑扈谷风。屡动诗人之刺。塞门反坫。时遗宣父之嫌。我国家拯彼颓纲。开兹盛业。朕以不德。袭号乘时。而皇极之道未敷。谟明之轨尚阙。思宏厥理。其义安从。至如视听貌言。恒若时若。会极归极。作哲作乂。一以贯之。何方而可。夫礼以饰情。情疏则礼略。乐以通感。感至则神和。理内为同。修外为异。同异之用。有昧其功。人俗未融。伫明斯要。又四时武德。制自何君。五行文始。本之谁代。昭德盛德。莫辨所尊。昭容礼容。未详所出。悉情以对。用释余疑。

对。臣闻昔在上皇之抚运也。政宽事明。法简心一。仰察天道。中顺人情。至于不言。混然而化。故上元所以眷命。罔违于德。下人安定厥居。俾获其利。暑往寒来以信之。云行雨施以从之。于是乎疫疾不生。祯祥荐至。巍巍荡荡。盖无德而称焉。自大道既隐。淳原且散。或救弊以忠敬。亦随时而损益。成康已往。颂声不作。俗薄礼废。政荒人亡。故其诗曰。交交桑扈。率场啄粟。习习谷风。以阴以雨。此则刺上不能行政者也。仲尼生周末。伤道不行。乃删诗书。定礼乐。立君臣上下之节。明奢俭揖让之序。尚不敢救当代变于陪臣。而称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者矣。自兹厥后。颓波浸流。有圣哲之君。聪明之后。岂能振彼凋弊。张其纪纲。不有我唐。兴建鸿业。乂宁黔首。则扫地将尽。求野多遗。陛下统皇纲。纂休运。德泽汪濊。仁风洋溢。不宝远物。则远人格。所宝惟贤。则迩人安。劝农桑。恤刑狱。不夺三时之务。且惜十家之产。左右伊吕。郡县龚黄。是以驱俗于雍熙。纳人于轨物者也。岂不徵贤良。论政要。所以达四聪也。临前殿。察偫言。所以收九术也。梓匠舒幕。所以礼贤也。凌人散冰。所以救渴也。臣窃以自古求贤之盛。未若今日者矣。赐臣制策曰。皇极之道未敷。谟明之轨尚阙。思宏厥理。其义安从者。臣实见可久可大之规。非有未敷尚阙之事。此陛下让之至也。愚臣安敢奉之。若乃考前古之庶徵。究礼乐之同异。辨皇王之制度。详宗庙之礼仪。此则陛下悬镜九流。常览百氏。索隐探异。钩深致远。已在圣断。岂有韪而疑者欤。今下问愚臣。远议其事。陛下岂不欲广于明试。察臣微才。臣幸对扬。敢不悉情以对。制策曰。视听貌言。恒若时若。会极归极。作哲作乂。一以贯之。何方而可者。臣闻王者立极。必本于天。天事著于上。人事应于下。昔者禹平水土。天告成功。锡之以洪范九畴。彝伦攸序。又皇天降其有极。皇大极中也。言王者能行大中之道。则阴阳和。风雨时。百谷用成。俊乂用章也。如是则视曰明。听曰聪。貌曰恭。言曰从。则无恒若之生。自去咎徵之应矣。今天瑞降。地灵集。所有动作。光孚化先。则一以贯之。道斯不远矣。制策曰。礼以饰情。情疏则礼略。乐以通感。感至则神和。理内为同。修外为异。同异之用。有昧其功。人俗未融。伫明斯要者。臣闻夫礼由阴作。乐以阳来。乐与天地同和。礼与天地同节。诚能感神动物。安上移风。或以理内为同。或以修外为异。率由和敬。靡不从之者乎。施之人俗。靡不尽善者乎。制策曰。四时武德。制自何君。五行文始。本之谁代。昭德武德。莫辨所尊。昭容礼容。未详所出者。臣闻嬴政失御。汉皇乘极。文景致刑措之美。武宣当雄富之盛。故有四时武德之乐。五行文始之舞。昭德盛德。因之而尊。昭容礼容。自兹而备。臣才识愚陋。学业虚浅。猥当圣问。茫然有失。谨对。

伏以续如来末劫之寿，莫大乎法供养；乞上方香积之馀，不可以意分别。崇成三德六味，普饭十方众僧。贫女一钱，不以为少；给孤侧布，不以为多。知恩方解报恩，办心即是办供。我辈生于五浊，不遇三灾。凿井耕田，当知雨露之力；仰父俯子，实依桃李之阴。年且屡丰，人有馀力，兴兹美报，式契群心。伏愿皇帝陛下，福基坚固，如不动妙高之山；德泽汪洋，等甚深功德之海。两宫同寿箕翼，众星常拱太微。河出九畴，山呼万岁。乃至麟符虎节，千骑二车。下为动植之春，上协太平之业。凡我此会，不劝而成。若见若闻，随力随分。谨疏。

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风翔洽，德泽汪濊，四序调于上，万物和于下，兵革不试，刑辟弗用。内则俊贤居位以熙于王职，外则夷狄向风以修于岁贡。建皇极以承天心，敛时福以锡民庶。然后日星雨露，鸟兽草木，效祥荐祉，书之不绝，朕甚慕之。其何术以臻此欤？朕承祖宗之业，托士民之上，明有所未烛，化有所未孚，而任太守，重艰于负荷，故详延魁礨之士，思闻谠之言，以辅不逮，庶几乎治。盖人君即位，必求端于天而正诸己。惟五事得其常，则庶政协其应。朕享国以来，靡敢自肆，而和气犹郁，灾异数见。乃元年日蚀三朝，洎仲秋地震数路，而冀方之广，为灾最甚。岂朕弗德之至欤？夙寐晨兴，思其所以。是故图讲政务，则日致中昃，而犹多苟简之习；然蒸进人材，则官无虚假，而颇乏绩用之美。种羌非不怀徕也，而边候或时绎骚，以至临遣辅臣，憺明神武；蒸民非不爱养也，而生业或未孚富，以至外驰使者，宣布惠教。国用虽节，而尚烦于调度；兵籍虽众，而未精于简稽。宽关梁之禁，而商靡通；损器玩之巧，而工弗戒。夫风俗浮薄，根于取士之无本，道教之不明，而询台阁之论，所执者不一，岂无救弊之道焉？刑罚烦重，出于设法之多门，沿袭之不革，而将加恩仁之政，使死者少缓，必有可行之术焉。予欲兴乎七教，兼乎三至，以底圣人之道，则宜条其先后之次。予欲明乎六亲，尽乎五法，以极天下之法，则宜叙其本末之要。乃至仲舒之言，班固谓切于当世，其可施于今者何策？崔寔之论，范晔谓明于政体，其有益于时者何事？无以谓古人陈迹既久而不可举，无以谓本朝成法已定而不可改，惟其改之而适中，举之而得宜，不迫不迂，归于至当。《书》曰：「言之非艰，行之惟艰」。子大夫其悉心以陈，朕亦不惮于有为焉。

二月二十日，具官臣司马光谨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蒙圣恩除枢密副使，仍屡遣陈承礼等趣臣就职，德泽汪洋，天隆地厚，非臣陨身糜骨所能报称。然臣窃惟陛下所以用臣之意，盖察臣狂直，庶几有补于国家。臣所以事陛下之心，亦不过竭其愚忠，以裨圣德之万一。若陛下徒以禄位荣臣，而不取其言，则是以天官私非其人，臣徒以禄位自营，而不能救生民之患，则是盗窃朝廷名器以私其一身。诚恐上累陛下之至公，下丧微臣之素守，此臣所以屡违诏命，不敢祗受者也。臣伏见陛下天纵英明，励精求治，思得嘉谋，以新美天下。而建画之臣不能仰副圣意，思虑未熟，讲议未精，徒见目前之小利，不顾永久之大害。忧政事之不治，不能辅陛下修祖宗之令典，乃更变乱先王之正刑；患财利之不足，不能劝陛下以恭俭节用，乃更遣聚歛之臣，诛剥齐民。设官则以冗增冗，立法则以苛益苛，使四海危骇，百姓骚然，犹且坚执而行之，不肯自以为非也。臣先曾上疏，言不当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又言天下之事，当委之转运使、知州、知县，不当别遣使者扰乱其间。又尝因经筵侍坐，言散青苗钱不便。自后朝廷更遣使者四十馀人，分行天下，以提举句当常平、广惠仓，相度差役农田水利为名，其实专使之散青苗钱。臣窃自疑智识浅短，不足以知天下变通之务，又疑因臣之言激怒建画之臣，使行之更力，由是闭口不敢复言。今行之才数月，中外鼎沸，皆以散青苗钱为不便，然后臣乃敢发言。彼言青苗钱不便者，大率但知所遣使者或年少位卑，倚势作威，陵轹州县，骚扰百姓，止论今日之害耳；臣所忧者，在十年之后，非今日也。夫民之所以有贫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富者智识差长，忧深思远，宁劳筋苦骨，恶衣菲食，终不肯取债于人，故其家常有嬴馀，而不至狼狈也。贫者呰窳偷生，不为远虑，一醉日富，无复嬴馀，急则取债于人，积不能偿，至于鬻妻卖子，冻馁填沟壑，而不知自悔也。是以富者常借贷贫民以自饶，而贫者常假贷富民以自存。虽苦乐不均，然犹彼此相资，以保其生也。今县官乃自出息钱，以春秋贷民。民之富者皆不愿取，贫者乃欲得之，提举官欲以多散为功，故不问民之贫富，各随户等抑配与之。富者与债仍多，贫者与债差少。多至十五缗，少者不减千钱。州县官吏恐以逋欠为负，必令贫富相兼，共为保甲，仍以富者为之魁首。贫者得钱随手皆尽，将来粟麦小有不登，二税且不能输，况于息钱，固不能偿。吏督之急，则散而之四方。富者不去，则独偿数家所负，力竭不逮，则官必为之倚阁。春债未毕，秋债复来，历年寖深，负债益重。或值凶年，则流转死亡；幸而丰稔，则州县之吏并催积年所负之债，是使百姓无有丰凶，长无苏息之期也。贫者既尽，富者亦贫，臣恐十年之外，富者无几何矣。富者既尽，若不幸国家有边隅之警，兴师动众，凡粟帛军须之费，将从谁取之？臣不知今者天下所散青苗钱凡几千万缗，若民力既竭，加以水旱之灾，州县之吏果有仁心爱民者，安得不为之请于朝廷，乞因郊赦而除之，朝廷自祖宗以来以仁政养民，岂可视其流亡转死而必责其所负？其势不得不从请者之言也。然则官钱几千万缗已放散而不返矣。官钱既放散，百姓又困竭，但使闾胥里长于收督之际，有乞取之资，此可以谓之善计乎？且常平仓者，乃三代圣王之遗法，非独李悝、耿寿昌能为之也。谷贱不伤农，谷贵不伤民，民赖其食，而官收其利，法之善者，无过于此。比来所以隳废者，由官吏不得人，非法之失也。今闻条例司尽以常平仓钱为青苗钱，又以谷换转运司钱，是欲尽坏常平，专行青苗也。国家每遇凶年，供军仓自不能足用，固无羡馀以济饥民，所赖者止有常平钱谷耳。今一旦尽作青苗钱散之，向去若有丰年，将以何钱平籴？若有凶年，将以何谷赒赡乎？臣窃闻先帝尝出内藏库钱一百万缗，助天下常平仓作籴本。前日天下常平仓钱谷共约及一千馀万贯石，今无故尽散之，他日若思常平之法，复欲收聚，何时得及此数乎？臣以谓散青苗钱之害犹小，而坏常平之害尤大也。今国家每有大费，三司所不能供者，陛下辄取内藏库物以给之。彼内藏库者，乃祖宗累世之所蓄聚，以备军旅非常之用也。使其物常如泉源流出于库，无有穷竭之时，则可矣；若本皆歛之于民以实之，有时而空矣。昔汉文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何以台为」？太宗时兖王尝作假山，召僚属置酒观之，翊善姚坦独俛首不视。王强使视之，坦曰：「坦唯见血山耳，不见假山」。王惊问其故，坦曰：「坦在田舍时，见州县督税，里胥临门捕人，父子兄弟送县笞挞，血流满身，愁苦之声不可忍闻。此假山皆民租赋所为，非血山而何」？是时上亦自为假山，闻之，遽命毁之。今陛下令薛向于江淮为贸易，以三百万缗畀之，又散青苗钱数千万缗，其馀五十万、三十万者，固不足数尔。其为露台、假山之费，不亦多乎？陛下聪明仁俭，固不减于汉文帝及太宗，然而视弃财物如粪土者，盖未知其所从来皆出于生民之肌血耳。陛下若终信条例司所言，推而行之，不肯变更，以循旧贯，十年之外，富室既尽，常平已坏，帑藏又空，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饥殍满野。加以四夷侵犯边境，羽书狎至，戎车塞路，攻战不已，转饷不休。当是之时，民之羸者不转死沟壑，壮者不聚为盗贼，将何之矣？秦之陈胜、吴广，汉之赤眉、黄巾，唐之黄巢，皆穷民之所为也。大势既去，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臣窃惟太祖、太宗躬擐甲胄，栉风沐雨，跋履山川，蒙犯矢石，以为子孙成光明盛大之业如此其美也。陛下试取臣所进《历年图》观之，自周末以来，至于国初一千三百六十有二年，其间乱离板荡，则固多矣。至于中外无事，不见兵革，百有馀年，如国朝之盛者，岂易得乎？此臣所以尤为陛下痛惜者也。《书》曰：「民不静，亦惟在王宫邦君室」。臣窃观方今四夷亲附，边鄙不耸，五谷和熟，盗贼稀简，是宜为天下和乐无事之时，而中外恟恟，人不自安者，无他故也，正由朝廷有制置三司条例司，诸路有提举句当常平广惠仓使者，争献谋画，各矜智巧，变更祖宗法度，侵夺细民常产，掊歛财利，以希恩宠。非独此青苗一事而已，至于欲计亩率钱，雇人充役，决汴水以种稻及浇溉民田，及欲泄三十六陂水募人耕佃，若此之类，不可悉数。道路之人共所非笑，而条例司自以为高奇之策，书以授常平使者，必欲行之天下。恐其兴作之不已，皆如青苗为害于民也，故小大遑遑，不敢自安。茍不罢废此局，则生民必无休息之期矣。陛下诚能昭然觉悟，采纳臣言，罢制置三司条例司，及追还诸路提举句当常平广惠仓使者，其官员并送审官院与合入差遣。青苗钱已散者，令州县候丰熟日催收本钱，更不取利，未散者无得更散；其常平仓钱谷依旧封桩，令提点刑狱司管句，则太平之业依然复故矣。兹事明如白黑，易如返掌，陛下何惮而不为也？如此，臣虽尽纳官爵，但得为太平之民以终馀年，其幸多矣。茍言不足采，陛下虽引而寘诸二府，徒使天下指臣为贪荣冒宠之人，未审陛下将何所用之？不胜慺慺狂愚之诚，惟圣明裁处。臣光昧死再拜以闻。

郡城于山，亭于城，匾以「南州爽气」旧矣。山而城之，城而亭之，翼然翔于空虚，得名无忝也。今山不满丈，而城夹老木，亭不越乎蒙荟蓊蘙之表，临而四眺，无一矢遥，将何以骋游目而掇秀爽欤？乃得一遗址，搆斯楼，踰月落成。樗林轩敞，则列峰森揖，大川横陈。傍瞬海光，明无遁影，文如尘鉴，云开天阙，逍遥晃荡，御风半宵。晓而登则霁色初分，群动蠢起，水浮陆走，鳞跃翰飞，缄机不藏，意态万出。暮而至则斜阳歛照，素魄扬辉，坐挹澄明，卧吸沆󸕇，万籁岑寂，猿声出林。迨夫土嘘膏而千畴棋布，足以省耕也；雨筛霖而凌浍波摇，足以志喜也；闾阎列而疾苦周知，歌谣兴而译□□剖，足以达情也。不惟得宴游之美，且因以裨听觉之勤。是楼之所有，不一而足，奚特爽气之多而已。以万象目之，可乎？客曰：「万象皆春意，诗人语也。楼成于春，恶乎弗宜？然布中和，奉宽大，纳斯民于和气薰陶鼓舞之中，则环境皆春台也，何一楼之独春」？予曰：「千里畀麾，职敢不勉？既羸于考，民偶相安，公退坐对，冈峦疏耸，江海澄涵，有中州气象。风晨月夕，达人赏心。至于德泽汪洋，周流八极者，化工之发，无一物不遂其生，则霄壤之间，何地非春？乃圣主之仁也，守臣何有焉，抑取其时然耳」。客曰：「唯。请书而揭诸楣」。

皇帝若曰：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风翔洽，德泽汪濊。四序调于上，万物和于下。兵革不试，刑辟弗用。内则俊贤居位，以熙于王职；外则夷狄向风，以修于岁贡。建皇极以承天心，歛时福以锡民庶。然后日星雨露、鸟兽草木，效祥荐祉，书之不绝，朕甚慕之。其何术以臻此欤？朕承祖宗之业，托士民之上，明有所未烛，化有所未孚，而任大守重，艰于负荷。故详延魁垒之士，思闻谠直之言，以辅不逮，庶几乎治。盖人君即位，必求端于天，而正诸己，惟王事得其常则，庶證协其应。朕享国以来，靡敢自肆，而和气犹郁，大异数见。乃元年日食三朝，洎仲秋地震数路，而冀方之广，为灾最甚。岂朕弗德之致欤？夙寤晨兴，思其所以。是故图讲政务，则日至中昃，而犹多茍简之习；烝进人才，则官无虚假，而颇乏绩用之美。种羌非不怀徕也，而边候或时绎骚，以至临遣辅臣，憺明神武；烝民非不爱养也，而生气或未完富，以至外驰使者，宣布惠教。国用虽节而尚烦于调度，兵籍虽众而未精于简稽。宽关梁之禁而商靡通，捐器玩之巧而工弗戒。夫风俗厚薄，根于取士之无本，道教之不明。而博询台阁之论，所执者不一，岂无救弊之道焉？刑罚烦重，出于设法之多门，沿袭之不革。而将加恩仁之政，使死者少缓，必有可行之术焉。予欲兴乎七教，兼乎三至，以厎圣人之道，则宜条其先后之次；予欲明乎六亲，尽乎五法，以极天下之治，则宜叙其本末之要。乃至仲舒之言，班固谓切于当世，其可施于今者何策？崔寔之论，范晔谓切于政体，其有益于时者何事？毋以谓古人陈迹既久而不可举，毋以谓本朝成法已定而不可改，惟其改之而适中，举之而得宜，不迫不迁，归于至当。《书》曰：「言之非艰，行之惟艰」。子大夫其悉心以陈，朕亦不惮于有为焉。

臣对曰：臣闻大智者圣人之德，而虞舜察迩言，盖万事之统，顾省不遗而虑之深也。中行者君子之能，而仲尼与狂狷，盖匹夫之志固守难夺而不可弃也。此二者施诸君臣之际，而要其归，则上有求善无厌之美，而下不失为尽节不欺之士。各崇所尚，义何亏焉？今陛下席太平之基，运独化之术，元臣良辅讲磨原本于内，庶官群吏奔走职业于外，经制立而可以庇万嗣，号令出而可以肃四方，治定功成，信有日矣。然犹诏举贤良方正之士，亲策于庭，退托不明，延访得失者，岂非虚己好问，求尽天下之情欤？臣愚不肖，不足以备当今之下执事。虽竭尽倾写，安能补陛下万分之一乎？然不敢以荒略无取为解，而逆探朝廷之意，愿献于前者，盖以为贤良之义，贵犯而不贵隐，恶斯义之废自臣始也。且人各有异能，而所以取之者必主于一。求将帅主于勇，求守令主于廉，求法吏主于文，而求贤良主于直，舍是则虽有异能，而亦不取矣。今将帅不言其勇而言其仁，守令不言其廉而言其通，法吏不言其文而言其朴，则陛下取之欤？臣虽不肖，而所以进者贤良也，敢不一于所主，而求伸其志哉？恭惟圣策有曰：「昔明王之治，仁风翔治，德泽汪濊，四时调，万物和，兵革不试，刑辟不用，隽贤居位，戎夷向风，建皇极以承天，歛时福以锡民，日星雨露、鸟兽草木，效祥蔿祉」。陛下甚慕之，而访臣以致之之术者，此陛下深思治体，而究其所由，欲均大利于四海也。臣愚何足以知之？然臣闻人事有本末，物理有始终，王道之施设，固有先后。端本所以治末，慎始所以图终，施之宜先，则不可后于一日，乃治体之所起也。昔《春秋》以五始明王法，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深探其本，而所贵者始也。然则人君之即位者，天下之大本，而王道之始乎！兆民亿姓延颈企踵，而觊其抚养也，则必有以慰其望；公卿辅佐致忠竭节而副其任使也，则必有以结其心，羌戎夷狄悚意慑虑而仰其怀徕也，则必有以悦其情。古之贤王深知端本慎始之义，而施设之具，无先于此。蕴之而为盛德，发之而为大政，如日月之照临，雨露之润泽，使人人闻之，率皆耸动鼓舞。以为吾君之有某善，则吾之幸也，吾君之业某事，则吾将享其利焉。是故散而为仁风，霈而为德泽，幽可以调四序，明可以和万物，兵不试而威立，刑弗用而政成，俊杰在位而百职举，羌夷款塞而九贡集。大中之道建而上顺乎天，五韪之福应而下休于民，日星雨露、鸟兽草木，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书》称高宗之德曰：「作其即位」，「嘉靖商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诗》称成王之嗣政，则以小毖慎微，恭之进戒为先务，岂非端本慎始之意乎？及其明验大效之见于后，则德业昭著，教化深厚，措世父安，传祚永久，得不盛哉！今陛下承五圣之统，讲求治具，而以任大守重为之忧，故臣敢以端本慎始为献。愿陛下不惑理财之说，以慰生民；不间老成之谋，以结公卿；不兴疆埸之事，以怀夷狄。惟陛下深思而切究之，则尧舜之治可以积久而致，何在昔明王之足慕哉！圣策曰：「人君即位必求端于天而正诸己，惟五事得其常，则庶證协其应。享国以来，靡敢自肆，而和气尤郁，大异数见，乃元年日食三朝，洎仲秋地震数路，而冀方之广，为灾最甚」者，此陛下畏天命而求所以顺之也。臣闻天人之际，精祲有以相感，《洪范》之陈五事，《春秋》之书灾异，皆其微也。然世之说者有两端焉，一曰彼穹然居上者，何预于人事乎？日月星辰之凌错，阴阳旱水之愆亢，皆大数使之然，未必发于政事，是天之与人离为二而言，非严恭寅畏之道也。一曰灾变之来，率以类应，某政之失则召某祥，某事之非则感某异。盖自两汉请儒，若刘向、董仲舒、郎顗、襄楷之徒，皆指时事一二以明之，牵联迁合，务必其验，是不能推明天人之大端以启导世主，而徒溺于禨祥也。臣以谓之不然。夫天之降命于君而付以大器者，必有扶持全安之心，警惧告戒之意矣。示以灾沴，谕以变怪者，欲其饬躬而务德，慎事而图宁也，非无预于人事也，非指其一二之失而致也。天人之际如是而已。陛下即位以来，劢精庶政，虫鱼草木率被煦养，而改元之岁，日食三朝者，天心之爱陛下，而告以始终之义也。改元者，陛下踰年颁政之始，更新万事之时。日者至明之物，不可辄晦。天意若曰：陛下宜慎之于始，辉光盛德，而不可少亏也。仲秋之后，九州之地，太半震动，大至裂陷，小亦覆压，京师亦震，冀方最甚者，天心之祐陛下，而示以安危之端也。地者至静之物，常处其安者也，一失其常，动而不已。天意若曰：静而失常则安，动而失道则危，愿陛下居安而虑危也。祖宗由河朔而起，则冀方如本封；陛下以四海为家，则京师如堂室，震动之变，形于斯者，非独外忧可虞，抑亦内患可虑也。夷狄之忧生于绥御之失术，军旅之忧生于威爱之偏任，环卫之患生于防禁之疏略，近习之患生于任使之过重。此四者，世尝有之非臣之私忧过计也。至于虹贯日，地生毛，太白经天，荧惑失度，此又警戒之深也。教化有未备乎？德泽有未至乎？赋税过重乎？刑罚失滥乎？干戈可虞乎？盗贼不戢乎？大檕必有以感之，故天意谆谆而不已也。《易》曰：「其亡其亡，繄于包桑」。言恭通之世，深念其危，则悔吝不生矣。《诗》曰：「肇允彼桃虫，拚飞惟鸟」。言涖政之初，慎其小，则祸败不至矣。愿陛下思天人之交，穷《诗》《易》之戒，则大异弭去，而和气感召。如影向焉。圣策曰：「图讲政务，则日至中昃，而尤多茍简之习；烝进人材，则官无虚假，而颇乏绩用之美」者。臣闻古之圣人未赏不勤，文王之治，日至中昃而不遑暇食，然至于庶言、庶狱、庶慎，则罔收兼之，惟有司牧夫之是任，盖劳于求才，逸于任贤故也。且帝王之道与天地参，天地之化，分任四时以生成万物，而不专于一草一木之长育，盖元气统于上，而万物无不遂者矣。帝王之道，慎择群贤，以翊辅万政，而不偏于一物一事之修饰，盖至权归于中，而万政无不举矣。恭惟陛下体乾之刚以运动，法离之明以照达。既得群贤以任之，又举纲要以济之，则文王勤治之德偕美于古，而虞舜无为之功，复见于今也，苟简之习何虑不革哉？若夫烝进人才，而乏绩用，则臣略究其端矣。夫唐虞之盛，九年而黜陟；姬周之隆，三岁而大计，盖磨以岁月而观其能否，然后进退之，深慎名器而不妄与也。今之自选部而升京秩者，为考六七，为举三五六人而后得；自京秩而至郎官者，凡四岁一迁焉，其于名器不轻而重也信矣。陛下至诚待物，急于得人，拔擢俊民于微贱之中，而置在高位者数矣。此皆贤能不次而用，非若向之碌碌者限以岁月也。然贤能不次而用。王政之一端，其人之能否，可不察哉？孟子曰：「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盖小人之性役于利禄，而好于趋时希世之事，揣知人主之意，而务求其合。茍可以取宠于上，则不暇量己之材能与否也。陛下念贤而用，不次进之，则其心何负于天下之士哉？然天下之士则有负陛下者，此众心之所惑也。盖尝以边几进者，而将帅辨其搆怨于外羌也；又赏有可任御史者，而言者谓其薄于孝也。始而听其言，中而试其事，终而验其能否，则天下之士不敢负陛下，而绩用不乏矣。圣策曰：「种羌非不怀徕也，而边候或时绎骚，以至临遣辅臣，憺明威武」者。臣闻中国之于四夷，若天地之于万物，偏覆包函，而使之自遂耳，安用较其力之勇怯，责其心之去留哉？厥或悔慢不庭，则征伐亦不得已而用也。朝廷之于西羌可谓厚矣，加之王爵而袭其土，赐之金缯而未赏阏。然自近岁以来，逆心日甚，多遣介使以申难塞之请，起犯边吏以求克捷之效，此固宜俘擒以殄戮之矣。是以陛下临遣辅臣，而将伸九伐之令也。然臣愚以为中国之力有盈虚，羌虏之势有强弱，则必量而后动，度而后行焉。至道中，天下之全盛也，兵之彊，民之富，将之豪杰，足以威制四夷而无惮矣。然犹五路之入，卒无成功，此长驱深入得失之验也。康定间，比于至道则三者皆不及矣。是以边声一动而远近骚然，以四海之力事一方，而犹为汲汲馈运之劳，累岁不息，而朝廷深有厌兵之心，卒用间谋与之和解，而生民始知休息之渐，则兵不易动亦明矣。以今之兵、今之将，拟于康定则未必过之，而民力又不及矣。向者陛下即政之岁，乘谅祚残忍之极，旱饥相仍，部族怨贰，是以王师一举而辄复绥城之地，然人之战没者盖已万计，财之耗坏者凡几百万耶？近者秦、庆二路，寇入辄胜，臣窃疑其势力非复向时旱饥之馀矣。金汤之固，非粟不守，而塞下之积，多者止再岁，少者不数月也。审篱之户，倚以为援，而彊者逋逃而无几，弱者不足恃也。宽文法则豪纵之将可以致死，而细过多从于吏议也；饱金帛则觇候之士可以知微，而薄惠不足以使人也；广屯田则可以丰军食，而有司旷废其事也；恤土兵则可以助戍，而平居未尝少宽也。此皆我之未备矣。以我之未备，乘彼之未易量，则莫若讲求守禦之具，而徐为之谋也。朝廷必有以制之，臣愚不能处也。陛下谓威而必报邪，则威亦有未服，谓战而必胜邪，则战亦有未胜。就使必报必胜，则生民供馈亦已劳矣。若犹未也，则兵连祸结，何时而息乎？关陕一扰，则寇盗必乘而起。种羌之患未解，则西宜备蜀，北亦虑胡矣。夫远夷之不讨，与元元之重困，孰为轻重？起一方之事，而召三隅之忧，孰为得失？愿陛下权量其宜而行之。昔汉宣帝欲击匈奴，而魏相以为不可报怨远夷，是以享三世称藩之效。唐太宗欲征突厥，而长孙无忌愿且戢兵，是以终贞观太平之绩。臣故曰愿陛下权量其宜而行之也。圣策曰：「蒸民非不爱养也，而生业或未完富，以至外驰使者，宣布惠教」。臣闻陛下爱民之心均于赤子矣，而生业或未完者，其大弊有三焉。一曰，郡吏之不足，役及上农，而使之破产竭财，而毙于冻馁，此天下之深不平也。今人细民之家，牛羊耒耜、糇粮裘褐，茍有数十金之直，则举而藉之于公，以备役之之费矣。方其役之将至，而知其必及于死也，则其心如避重诛，其力如捍巨寇，焚减屋庐戕伐桑祏，以求其不及。甚者乃服浮图，隶兵籍，以一身自陷于非类，而觊幸于斯世。又其甚者，子嫁其母，而昆弟得以离居，父子谋为自经，而求省其丁口，此暴役之弊也。二曰，天灾间作，穑事不登，则有除赋之令，以恤其流亡。而有司以掊克为劳，而务足功利。霜雹旱蝗，五种之入无分毫矣，而输入之数十犹五六。此重赋之敝也。三曰，负于公而情不欺者，赦宥为之蠲释，以宽其贫穷，而主者网罗疑似，索求罅缺，幸其少戾于法，而督之益严。及其委弃沟壑而势不可得，则犹能鞭笞其子孙，缧械其邻里，而有望于下。此积逋之弊也。臣愿陛下慎择忠厚之吏以为守宰，而使之不妄举，立为宽通之制以便众庶，而使之不重困，则休养生息，皆陛下之实惠矣。虽使者冠盖不交于道，而惠教安有不宣者乎？舍是则虽朝遣一使，暮置一官，又何益于治乎？陛下不先务此，徒刻薄更张之为，臣愚之所未谕也。圣策曰「国用虽节而尚烦于调度，兵籍虽众而未精于简稽」者，臣亦粗闻其说矣。天下之财常有，而国家有馀不足之无常者，盖取财与用财之道异也。善取则财虽多而常不足，善用则财虽寡而常有馀。今天下之所谓利，凡四总二十八品之馀，百物有禁，盖尽之矣，而出无馀者，未明节之之要也，未慎用之之道也。节其可已而备其不可已，用其不费而可以足费，则善矣。国之大费六，宗支之禄也，万官之养也，冗兵之食也，二虏之赐也，郊祀之锡也，河防之备也，皆不可一日而节。若乃赐与有横滥，服用有侈靡，掖庭燕私廪给之盛，百工技巧冗食之多，此皆可节之矣。臣愿量时制宜，一切减损，以蕃货财，以备六费之大，此之谓节其可已，备其不可已。若夫兴利者功易见，省事者效难知。易见则取信于人，难知则置疑于众。惟其易见难知，而疑信之两出，此财之所以日匮也。今天下之利有博于解池者乎？岁入百馀万缗耳。有百万之利献陛下者，傥从而榷之，则其人之功，岂不易见哉？然绥城之兵一用而费六百万，是四岁解池之利去矣，有以绥州之不足城告陛下者，傥从而榷之，则是能置四岁之解池矣。然其言主于省事，而不主于兴利，则其功岂不难知哉？究其归，则兴利之利，不如省事之为利，愿陛下反求其端而虑焉。是之谓用其不费而可以足费。知此二者而不竞于锥刀之末，则调度将不烦而民力宽矣。臣又闻国家患兵之冗而讲求其术已久矣。向者容其癃老，今则黥其壮子弟；向者简阅之不密，今则毫毛不敢欺；向者慢于训习，今则朝夕从事以金鼓。此三术者，方今以为练兵之要矣，臣复何言哉？然臣之言者，继于三术之后，而究其情状耳。夫四方凶悍之徒，群聚而安闲，骄惰而不足用，盖有年矣。今一旦遽责之以去留，立辨之以彊弱，则其心岂免于怨乎？孰谓怨不损于王治，而不恤也？《诗》曰：「悦以使民，民忘其死」。岂有驱人于死，而先啖之以怨乎？施诸用兵，尤非全胜之道也。三路者，用兵之地也。今未老者多黜而失其归，壮者则忧其将老而见黜。臣愿有以动其徒类之心，乘其生变，不足禦寇而足以为寇，甚非朝廷之利也。昔唐之中世，建销兵之策，岁限以逃死不复补，而克融、廷凑乘之，遂为大患；洪经纶之一出，田悦之一言，而万众大呼。此往事之可鉴者也。嘉祐中，亦赏选天下之兵，而有司以谓朝廷欲省郊祀之费，处之过甚，远近詾詾，赖朝廷有以制之。此近事之在人耳目者也。臣愿陛下慎守三术，以为制兵之具，垂听臣之说以虑其未然，则军政立而天威畅矣。圣策曰「宽关梁之禁而商靡通」者，臣谓关梁之禁，岁羡长而不知止，货法屡变而下不为信，此商之所以壅也。审天下征商之法，课有不足者一切损之，货法之始，有小利而终召大弊者，慎勿辄变而用，则天下之商愿出于涂矣。圣策曰「损器玩之巧而工弗戒」者，臣谓非独法禁之不密，亦教化未之至也。夫民之于上，从其好，不从其令。高髺大袖，其说旧矣。今陛下虽行纯俭以风天下，而百工之肆，日夜谋奇巧，求利于时，是必有以导之也，且法之行自近始，教之至自上率，愿澄其源以洁其流，则天下之工无不戒者也。圣策曰「风俗浮薄，根于取士之无本，教导之不明，台阁之论所执不一，岂无救弊之道」者，臣谓非土著而不任乡议，取浮文而不根经术，较工拙而不考素行，今日取士之大弊矣。比者朝廷讲求，群议而思有以救之，虽论有异同，而所以为敝者，不过此也。夫待人以薄者不可责其厚，今养之取之之制大异于古，则安怪其廉耻衰息哉？臣愿量时而立法，贵其可以适用，则莫若大均荐送之目，而使众寡适其平，无幸与不幸，则土著莫能迁矣。限以一艺之习，而试之家法高说，上第义参于文而取之，则经术孰敢废矣？复孝悌之科，诏监司郡守时加询察，秩满而荐之一二，则素行可得而知矣。本庠序之教，而继以三者，则取士之道庶几无失。又何必变常动众，而求为纷纷欤？圣策曰「刑罚烦重，出于设法之多门，沿袭之不革，将加仁恩之政，使死者少缓，必有可行之术」者，臣谓治而有刑，非养威务刻而求胜斯民，盖欲使之畏罪而迁善也。后世忘其本原，而峻文密法以笼四海，民之手足殆将无所措，此世主所以裁量揆叙，而损益其间也。陛下患刑之密而重报者，众将少缓焉，此尧舜好生之德也。然臣愚犹有献焉。夫所谓缓之之术者，得非以他罪抵死，则斩其左趾欤？得非欲复古之肉刑欤？夫他罪抵死而斩其左趾则仁矣，孰若出于权断而贷其一死之快？彼幸而不死，又为完人，则岂不天地陛下之赐哉？安俟施诸刀锯以为罪次？此景兴之论愈于钟繇也。天三代既衰，而养民教民之具不可复见，民之触罪者盖亦有不幸矣。此肉刑难施于后世也，养之薄而责之厚也，教之疏而禁之密也。昔汉之去周未远，一罢肉刑而笞有至死者，民犹不以为怒，是知肉刑之重而笞刑之轻也。今笞不至死，去汉又千馀年，一日复之，民岂以为宜乎？此卫展之论不及孔融也，愿陛下详其折衷而已。圣策曰「欲兴七教，兼乎三至，以底圣人之道」者，臣谓七教者生民之先务，陛下举为治本，而济以三至之用，力行于上，则圣人之道尽矣，何愧于曾参之言乎？若乃欲民「明六亲，尽乎五法，以极天下之治」者，臣谓六亲者人伦之大原，陛下奉为政体，而奉以五法之具，周施于下，则天下之治毕矣，何违于管氏之说乎？圣策曰「仲舒之言，班固谓切于当世，可施于今者何策」，臣谓仲舒之对，本于《春秋》，以陈王道，故班氏美之。就求其说，而有曰任德而不任刑，损文而用忠，则亦可施于今也。圣策曰：「崔寔之论，范晔谓明于政体，有益于时者何事」？臣谓崔寔之论极于理要，不泥一隅，故范晔称之，就求其说，而有曰补绽决坏，枝柱倾邪，则亦有益于时也。圣策曰：「无以古人之陈迹既久而不可举，无以本朝之成法已定而不可改」者，臣谓先王之政久必有弊，不革而救之，非所谓知变也。然革之当否，安可不慎乎？《易》曰：「穷则变，变则通」。此救弊之说也。《书》曰：「各守尔典，以承天休」。言法之不可易也。使革而当邪，则虽古人之迹，有可举而用矣。使革不当邪，则本朝之成法，有不可改者矣。谓古人之迹皆可举，则周之井地可行于汉，夏之九州可复于魏矣；谓本朝之法皆可改，则成王不必宪文武之旧章，孝景不必遵文帝之业矣。圣策曰「言之非艰」，臣以是不敢侈言而夸说。凡天下之利病，所谓可行与否者，臣既略陈于前，皆其迹之粗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故臣于终也，愿陛下思所以神明之。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既而曰去兵，又曰去食，而民之信之也，卒不可去。是以古之圣人纵横反覆，无所往而不遂者，岂有他哉？惟民信之而已。是故汤为匹夫报仇而民不以为暴，文王以民力为台沼而民不以为为己。及其不信，则行仁义，作礼乐，而民始疑矣。今陛下行假贷之政，孟子所谓耕歛也，岂有举息之心哉？立平准之法，禹稷所谓贸迁也，岂有争利之心哉？复租庸之制，《周礼》所谓大均也，岂有困鳏寡之心哉？拔士于贫贱之中，汉高帝，唐太宗之用人也，岂有尚功利之心哉？增宫庙之员，优致仕之禄，此三代之养老也，岂有退耆茍之心哉？损律定令，皋陶之明刑也，岂有废法行意之心哉？并军蒐卒，五伯之制兵也，岂有轻士重禄之心哉？其措意立法，则皆几于尧舜，可谓盛矣。陛下之心如此，而天下之论乃如彼，陛下见其纷纷而以咎天下之议者，臣愚以为未安也。盍亦反而思之，岂未有以深信之欤？先之以至廉，则虽取之而不疑其贪，况与之乎？首之以至仁，则虽杀之而不疑其暴，况生之乎？二者皆陛下之先务，而未之深信，则常平之议，肉刑之法，宜乎元元无知而惧之也。《诗》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记》曰「至诚如神」，夫君子之于物，左右而无不宜者，惟诚而已矣，臣敢以此献。臣昧死惶恐上对。谨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