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诏曰：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风翔洽，德泽汪濊，四序调于上，万物和于下。兵革不试，刑辟弗用。内则俊贤居位以熙于王职，外则夷狄向风以修于岁贡。建皇极以承天心，敛时福以锡民庶。然后日星雨露、鸟兽草木，效祥荐祉，书之不绝，朕甚慕之。其何术以臻此欤？朕承祖宗之业，托士民之上，明有所未烛，化有所未孚，而任大守重，艰于负荷。故详延魁垒之士，思闻谠直之言，以辅不逮，庶几乎治。盖人君即位，必求端于天而正诸己。惟五事得其常，则庶徵协其应。朕飨国以来，靡敢自肆，而和气犹郁，大异数见。乃元年日食三朝，洎仲秋地震数路，而冀方之广，为灾最甚。岂朕弗德之致欤？夙寤晨兴，思其所以，是故图讲政务，则日至中昃，而犹多茍简之习；烝进人才，则官无虚假，而颇乏绩用之美。羌裔非不怀徕也，而边候或时绎骚，以至临遣辅臣，憺明神武；烝民非不爱养也，而生业或未完富，以至外驰使者，宣布惠教。国用虽节而尚烦于调度，兵籍虽众而未精于简稽。宽关梁之禁而商靡通，捐器玩之巧而工弗戒。夫风俗浮薄，根于取士之无本，道教之不明，而博询台阁之论，所执者不一。岂无救弊之道焉？刑罚烦重，出于设法之多门，沿袭之不革，而将加恩仁之政，使死者少缓，必有可行之术焉。予欲兴乎七教，兼乎三至，以底圣人之道，则宜条其先后之序；予欲明乎六亲，尽乎五法，以极天下之治，则宜叙其本末之要。乃至仲舒之言，班固谓「切于当世」，其可施于今者何策？崔寔之论，范晔谓「切于政体」，其有益于时者何事？毋以为古人陈迹既久而不可举，毋以为本朝成法已定而不可改。惟其改之而适中，举之而得宜，不迫不迂，归于至当。《书》曰：「言之弗艰，行之惟艰」。子大夫其悉心以陈，朕亦不惮于有为焉。

对：臣伏惟陛下下明诏，降清问，讲求万事之统，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然臣窃有深忧者。陛下求言好善之隆名，远出百王之上；至于用言纳谏之道，有未克尽其极尔。何者？陛下莅祚之初，首开转对，以延疏远切直之言；间召群臣，以询安危利害之策者，此陛下天资谦恕，思得深谋至计，以补所未照也。而言之既多，听之既久，卒未闻采一事、用一策见之天下。至于近日，四方之人，与夫朝廷之上，贤卿谊老，交章累疏，论列时政得失。臣考之公议，以为虽皋、夔、周、召之谋，所以致君福民、宁九庙而安万世者，公谠不能过此矣。而陛下闻之若不闻，见之若不见，岂其急近论而略远虑，安小补而捐大忠乎？此臣所大惧也。臣愿陛下首思听言用谏之义。不听则已，听则博同天下之心；不用则已，用则兼取远近之策。然后动无遗事，举无失计，而善政可行，太平可议矣。臣将论天下事，先述此以献。臣诚愚闇，不知大体，惟陛下省纳焉。圣策曰：「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风翔洽，德泽汪濊，四序调于上，万物和于下，兵革不试，刑辟弗用。内则隽贤居位以熙于王职，外则戎夷向风以修于岁贡。建皇极以承天心，敛时福以锡民庶。然后日星雨露、鸟兽草木，效祥荐祉，书之不绝，甚尊慕之。其何术而臻此欤」？臣闻天下之术有大小，而人君用之有先后。先其大而后其小，则用力不劳而天下治；先其小而后其大，则用力愈劳而天下乱。天下之术，其大者能正其始是也，其小者不能正其始是也。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翔而德洽，四序调而万物和，以至兵偃刑措，隽贤修职，夷狄纳贡，建皇极而天道应，敛五福而和气洽，吉祥见于上，珍符出于下者，正始之术行也。后世之治天下，万事失其序，而灾害荐至者，正始之术废也。陛下追慕古昔治功之美，而咨求致之之术，臣请遂言正始之说。夫天下之道三，曰王、曰霸、曰强国。天下之本，一曰即位。即位者，王所以自正也。始不以正，及其末也，虽欲变而正之，亦无及矣。是故始为强国，未有能终之以霸政者也；始为霸政，未有能终之以王术者也。孔子作《春秋》，书「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夫元年、正月者，一年一月也，而变之曰「元」与「正」者，欲人君当即位之初，体元以居正也。元者，善之本也；正者，道之极也。人君能于始初清明，力行善本，而躬履道极，此王道所以成也。且夫一之以道德，淳之以仁义，此王道也；行之以仁义，杂之以功利，此霸道也；专用权谋，不循义理，此强国之术也。及考其见于效也，王道行于数千载之外，咏歌畏爱，犹深结于民心，而不忍去之。霸政止能及其身，至子孙之世，则废熄不讲。强国之术，民之视上，相疾如仇雠，伺其有间，则相与蹈藉倾覆之矣。凡三道者，得失之报若白黑。然而世主趋王道者少，适霸政与强国者多，何也？盖王道所及甚远，而不能取成于仓卒；霸政与强国为敝虽深，而能见效于目前。人之常情，薄远效而责速成，是所以失趋适之正也。汉之文、景，唐之太宗，皆有可致之资，又有能致之势，而致治安国，不能与三代并者，失其所适也。伏惟陛下聪睿神武，得之于天，可谓有能致之资矣。日月所被，皆在图籍，所谓有必致之势矣。当承祧践极之始，端本清源之日，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强国而强国，得失之策，系于一举而已。譬犹御八骏之马，驰九轨之路，择而后往，则得其正；一或不慎，以意驰之，则宜之燕者或造于楚矣，宜往吴者或之于秦矣。则夫事物交会之间，不可不慎所适如此。臣窃观近日朝野之论，而考陛下意之所适，求之于古，不能无疑。且天下之所以治者，贵义而不贵利也，奈何先之以兴利？仁人之所以尊者，明道而不计功也，奈何一之以望功？万事所以成就者，迟久也，奈何期之以迫急？四方所以畏爱者，恺悌也，奈何驱之以威刑？荀卿曰：「国者巨用之则巨，小用之则小」。扬子曰：「好大而不为大，不大矣；好高而不为高，不高矣」。如此而望仁翔而德洽，四序调而万物和，以至兵偃刑措，隽贤修职，夷狄纳贡，建皇极而天道应，敛五福而民气洽，吉祥见于上，珍符出于下，岂不难哉？臣愿陛下旷然大变，而行众人之所不能为；卓然自致，而行前世之所不能到。尊尚王道，贱略强霸，其尊之也若抱渴而需饮，其贱之也若辞闇而即明。屏去谀佞，亲近忠直，数御东序，开陈图书。讲前代之兴亡，论百王之成败，以其善行，以其恶戒，避其所失，趋其所得。仰而思之，以夜而继日也；幸而得之，辍寐以待旦也。有言逆于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志，必求诸非。道用其粹而遗其駮，操其要而治其烦。凡此皆王道之术，而正始之论也。陛下深讲而力行之，则驯致古昔明王之道，如决流抑坠尔，何患慕之而未臻乎！圣策曰：「朕承祖宗之业，托士民之上，明有所未烛，化有所未孚」。又退托于「任大守重，艰于负荷，思闻谠直之言，以辅不逮，庶几乎治」。此见陛下虚心访道，至诚恻怛之至意也。如臣之愚，何足以奉承之？而臣尝闻之曰：明欲被于万物，化欲孚于四方，未有不自治心始也。夫治心者，圣人所以穷理之术也。人之有心，犹天之有极也。是故晦冥阴黯之中，不足以辨南北，而能考而正之者，极星是也；是非纷杂之间，不足以审真伪，而能别而分之者，心官是也。心也者，天下之至正也，又能养之以正，则善恶是非，万事之理，无不白矣。斋戒以持之，使其不失，清虚以守之，使其不乱，问以通之，谋以发之，此治心之始也。及其成也，不思焉未尝不应于理也，不勉焉未尝不合于道也。藏之为志气而无不允，发之为事业而无不济。如权衡设于此，而万钧之重，铢两之轻，无所不辨；如槃水设于此，而大如天地，细如毛发，无所不察。此治心之效也。心正则明尽，明尽则化至，此自然之道也。陛下思闻谠直之言，庶几乎治，此天下之盛福也。臣闻适于耳目之娱，而为心腹之害者，柔从说顺也，虽芟夷之，而常患其有馀；忤于一日之意，而为百世之利者，刚方谠直也，虽养长之，而常患其不足。古之圣贤屈己执谦，和颜逊志，加之以劳来之厚，助之以劝赏之渥，凡以养天下刚方谠直之节，使森然立于吾庭，为国家庙社之福。故夫伏櫍趋鼎，引衣断槛，破裂麻制，封还诏书，如此之类，日常有之而不为怪者，所以广聪明而来下情也。臣愿陛下容忍近臣之献言，开纳远臣之论事，广谏诤之任以助闻见，补宪肃之官以振纲纪，而又力以谦冲假借，深养刚方谠直之气，如汉高祖之于周昌，晋武帝之于刘毅，然后可以得天下谠直之言，以辅治道。不然，犹却行求前，徒举以访臣，又安补于万一哉！圣策曰：「盖人君即位，必求端于天，而正诸己。惟五事得其常，则庶徵协其应。有国以来，靡敢自肆，而和气犹郁，大异数见。乃元年日蚀三朝，洎仲秋地震数路，而冀方之广，为灾最甚」，自处于「弗德之致，夙寤晨兴，思其所以」，此见陛下畏天饬己、恐惧修省之盛德也。臣闻日食地震者，阳微阴盛也。而或曰：日食者，历之常数也。臣请辨之。一百七十三日有馀而为一交，然后食，此历家之说也。而《春秋》襄公二十一年之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之七月、八月，皆未及一交则食，此历之不合，一也。二汉之政，西京为盛，东京为衰，大率皆二百馀年尔。而西京四十五食，东京七十四食，食之疏密，应政之盛衰而然，曾无定数，此历之不合，二也。是日食者，非可托于历，其要为阴盛之应也。阳浮为天而主于动，阴凝为地而本于静。宜静而动者，阴越其分而拟诸阳也。阳之与阴，君子小人之道也。君子道长，则阳气发为祥瑞；小人道长，则阴气见于灾变。此天人相与必然之应也。《易》自《复》之一阳，至《坤》之六阴，凡十二卦，相往来于一岁之间，盖圣人告人以君子小人之道有相更之势，贵于早防之也。在《临》则戒之曰「八月有凶」，在《泰》则戒之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欲其慎之于八月之前，消之于未陂、未复之始也。陛下欲应变求端，谨五事而协庶应，消大异而召和气，在乎尊阳抑阴，尊君子之道，抑小人之道而已。凡天下之道，有故有新，有大有小，有老有弱，有正有邪，有讷有辩，有躁有静。以对而言之，在上偏者皆阳而君子之道也，在下偏者皆阴而小人之道也。上偏欲其过厚，下偏欲其常损。宜厚而薄之，宜损而益之，则阴盛阳微，君子道消，小人道长，其敝至于不可扶持，此不可不察也。若夫旧策不迁而新策必合，大臣依违而小臣执议，老成沦伏而弱齿简拔，方直疏远而柔谀亲附，辩给者获用而迟蹇者被退，锐进者褒升而默守者遗落，阴盛阳微之变，莫著于此矣。天地告戒之意，不为不审，愿陛下思所以应之。夫阳不可以不尊，阴不可以不抑，君子之道不可不进，小人之道不可不退。不抑不退，其萌虽微，及其既盛，甚可畏也。周之衰，诸侯僭天子；又其衰也，大夫僭诸侯；又其衰也，家臣僭大夫；又其衰也，夷狄盟中国。此阴盛之极也，而《春秋》自此绝笔矣。故臣愿陛下早思所以救之。圣策曰：「图讲政务，则日至中昃，而犹多茍简之习；烝进人材，则官无虚假，而颇乏绩用之美」。臣闻讲政务而绝茍简，在于贵迟久；进用人材而底绩用，在于练名实。《易》曰：「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夫圣人之才，所过者化，所存者神，而至于论治定功成之业，未尝不待之以久。何也？速则粗，粗则所得暴，而所及浅；久则精，精则所收博，而所被深。此圣人之意也。盖夫仁必久安，义必久由，志必久勤，法必久守，令必久行，官必久任，士必久养，兵必久练。游神于累岁之外，望化于必世之后。夫如是，则心一而虑精，事详而理究，德新而道大，化浃而泽流。通乎万物之上，被乎天地之间，又何患茍简之习哉！圣人无为不言，而海内大治者，以能练群臣、覈名实也。官各守其分，谓之名；职各治其事，谓之实。丞弼之任，责之以论道德、和阴阳；财计之司，责之以通有无、足国用。谏官责之以直言得失，御史责之以弹戢愆违，侍从责之以尽规纳诲，将帅责之以安边却敌，职司责之以一路之政，守令责之以一郡一邑之治。如此举名以责其官，按实以督其职，而庶绩弗凝者，未之有也。今夫大臣兼财计之柄，小官或侵将帅之权，侍从言责不得尽其词，职司守令不得专其治，未见其能无虚假也。朝廷设百官于外内，皆所以治天下万事，非徒为空名以付之也。欲立一事，重建一官；欲治一政，重遣一使，未见其能底绩用也。圣策曰：「羌裔非不怀徕也，而边候或时绎骚，以至临遣辅臣，憺明神武」。臣以为禦戎之策，决之于素而已。夫以边鄙之重，不责统帅之臣，而求希合倖进之小谋；金革之机，不为持重之算，而听轻举易动之疏计。是以其弊在于茍争小功而忘大忧，专趋小利而失大信，此猾虏所以敢负怀徕之恩，践王圉而抗官师，亦吾有以致之而已。夫敌之未至也，制之宜以经远之策；敌之既至也，禦之宜有应变之术。齐景公时，燕、晋为寇，景公患之，问于晏婴，而婴之所荐者穰苴，而穰苴卒能逐寇而安邦。唐宪宗时，刘辟为梗，宪宗患之，问于杜黄裳，黄裳所荐者高崇文，而崇文卒能擒敌而定蜀。陛下宜诏辅弼大臣，各荐将才而用之，则神武憺于天地之表，河湟之外，当有解椎髻、袭衣冠来献国地者，又岂患奔冲之寇不足禦乎？圣策曰：「烝民非不爱养也，而生业或未完富，以至外驰使者，布宣惠教」。臣以为陛下爱民，欲其富而不足以富，国遣使宣惠教，而适足以为弊，盖失所以先后之序矣。夫事有肇祸而法有起患者，不谓事之始、法之初也，累之至久，则弊败积而祸患起，此必至之势也。臣尝为陛下深虑后世之患，而必为无穷之弊，盖在乎富民之道不讲，而富国之谋太深也。凡赋敛之于民，古人贵其损之，而不贵其益。《春秋》书宣公初税亩，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赋，以为益之不已，则势穷力敝，必至于变，故孔子详录其事，以贻后世之戒。臣尝观富国之论，不起于丰大之世，而多出于战争之际。王者总制六合，所以服民心而重国体者，在吾道德之盛大，不系财货之丰盈。《易》之《小畜》者，德之小也，则曰「富以其邻」。在《泰》与《谦》，则道之大者也，皆曰「不富以其邻」。夫左右相比之谓邻。人君之与天下，中国之与四夷，皆邻也。人君所以运动天下，役使四夷，道有馀者不假于富，德不足者须富行之。陛下固宜法《谦》、《泰》之有馀，岂可用《小畜》之不足！是以巨桥虽积而商不能居，敖仓虽盈而秦不能守，非无财也，道德不建，而失天下之心也。夫鸟穷则啄，兽穷则搏，人穷则诈。陛下之民可谓穷矣。前世所谓无蓻极之赋，大之山海，细之草木，其利皆已入于官，而行于今矣。陛下徐思弛费息用，以宽民财而逸民力。若大禹卑宫恶服，汉文弋绨革舄，以泽天下，庶几不至大匮。而复出泉以取其息，遣使以厚其征，而求富民宣惠之名，不可得矣。《易》之《剥》者，始于下也，其象曰「上以厚下安宅」，所以救剥也。陛下取于下悉矣，上取下悉，则其势既极，而其象为剥。孟子曰：「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莩，用其三而父子离」。臣惧民心积穷，不知所出，渐为离散，以至剥落，虽有禹、汤、文、武之才，无所复施其巧。《易》曰：「观我生，观民也」。《诗》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陛下观天下之势，易离难合，一危则不可再安；上念五圣之业，艰难勤苦，一欹则不可复正。则夫富国之谋，适足为深忧，未足为陛下利也。伏惟发于神断，罢去遣使，以泽天下，以福万世，此四方裂眦决目之所共望，岂独贱臣之妄言哉！圣策曰：「国用虽节而尚烦于调度，兵籍虽众而未精于简稽」。臣以为国用虽节而调度烦者，未得节之之道也；兵籍虽众而简稽疏者，未得简之之本也。九州土地之产，撮粟尺帛之赋，陆挽水漕，衔柁摩毂，日夜沓杂，以输太仓。以古准今，可谓盛矣。至于道途之艰，将负之疲，京师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少府之百金，民屋之万金也。夫以万金之贵，施之于一燕好之中，用之于一赐予之内，此类可胜计哉！地之财有时，民之力有限，人君之费无穷。以有时有限养无穷，此调度所以屡增而不已，民力所以愈困而不支也。古者宫庭之职百二十员，汉之文帝、明帝，给事官者不过二人。太祖养兵不过十二万。太宗尝谓近臣曰：「人君当淡然无欲，不使嗜好形见于外，则奸佞无自入矣」。凡此皆清心节用之本，宽民养物之要。不务先理其本，而广为调度之求，故曰未得节之之道也。今夫能省内郡之黥兵，而益以土兵，然后兵可简也。国家北失幽、燕，西捐灵、夏，守边捍塞，无百二之要阻，是以二边黥卒，恃为瓜牙，不可以废。至于方内无事之郡，百年不识兵革，而例设屯伍，坐蠹民力，此不可制也。宜依前世府卫之法，使民得以口率出徒，而分天下郡为三等，上郡五千，中郡三千，下郡一千而止，番休迭上，不过什一，则武备修而简稽精矣。周公制礼，方五百里谓之大国，其车千乘，为五万五千兵，而民不告劳者，施之有序、制之得术也。今之所谓上户者，征歛甚厚，而其力困；所谓下户者，庸役不及，而其势逸。而上户居其一，下户居其十，是常困其一而逸其十也。家有二夫，古者皆出一兵，今皆逸之而不能用，反歛有限之谷帛，以给不耕之堕民，此岂周公之心哉？故曰未得简稽之本也。圣策曰：「宽关梁之禁而商贾靡通」。臣闻钱者无用之物，而圣人贵之者，以其能通有用之财也。夫以无用而通有用，是以贵其神，而不贵其积。古之所以通货达财者，在乎商贾之职，而不在乎上。今之关市之征密于布棋，均输之吏苛于翼虎，商旅易业，转为它技，而求财货之通难矣。圣策曰：「捐器玩之巧，而工弗戒」。此在陛下约己以率尔。陛下约己于上，则六宫蒙化于内，百官率法于朝，百姓承流于下。及其久也，风俗转移，嗜好薄损，有其财而无其尊，弗敢踰制；有其力而非其道，不敢败度。则虽不捐器，而工自戒矣。臣又闻之：天下技巧华靡之玩，未有不始于京师。欲治四方，先治京师，古之道也。夫以千里之地，而四方之俗皆有焉者，唯京师也。唯其难制，是以制之宜甚详。周法六乡四郊之内，自比长主，五家积而上之，至卿大夫，凡万有八千九百三十六官，而后足以致京师之治。今京师治民之职，大不过京兆尹，次不过河南令，而求风敦俗朴，是以难也，惟陛下择之而已。圣策曰：「风俗浮薄，根于取士之无本，教道之不明。而博询台阁之论，所执者不一。岂无救弊之道焉」？凡取士之要，不过二科，曰德行也、文辞也而已。臣以为自三代以上可以用德行，由秦汉以下不过用文辞，而台阁所以异论者，盖不过二者之间。此陛下必欲以德行取天下之士，则井田当授也，侯国当建也，民必家给也，官必久任也，乡当读法也，家当有塾也，而后可以求全德真行，致之于位。如其未也，而独设选举德行之科，是亦无补而已。夫先世之吏正，故所举者，必求仁义孝弟；今世之吏邪，故所举者，不过请托嗜好。故曰今日取士，不过可以用文辞尔。至于敦俗之本，教道之法，臣愿有献焉。盖士节之重轻，未尝不与国体之安危相应，如根本强弱于下，而枝叶荣枯于上也。昔周之士贵，秦之士贱。夫上有屈体，下无屈道者，贵也；舍己所守，求合于上者，贱也。而周、秦治乱，考此可见。盖夫士无守道自重之节，人有翾躁不耻之求，渐渍成俗，恬不为怪，未有甚于今日也。宜有以矫正其弊，使士知自重，而人蹈廉耻。凡潜德独行不求闻之君子，必深察之，而使之常在于必显；仰希俯合，昧于宠辱之人，必深观之，而使之常至于不用。则天下皆知盛德之意，士节一变，敦俗之本，教道之法，自此致之可也。圣策曰：「刑罚烦重，出于设法之多门，沿袭之不革，而将加恩仁之政，使死者少缓，必有可行之术焉」。臣观陛下之意，不过欲效三代之肉刑，施之于从坐之死尔，是未尽观时制宜之道也。古者政敦事朴，虽以圣人之智，而因革之间，犹有未尽者，肉刑是也。断民之支体，使不为完人，此非圣人之心，而三代用之者，因革之理有未尽也。且立尸而祭，近于渎神；俎豆而食，近于甚野。岂若后世虚神之位，金石为器哉？肉刑之不可用于今，犹今之不可尸祭而俎食也。夫大辟之科，至死而不敢怨者，法当其罪也。傥欲加恩仁之政，宽从坐之死，则今之律令，自有减死一等法。舍此不用，而断支刖足，为骇民惊俗之政，未足为可行之术也。昔子产欲止伯有之妖，必并立子孔之后。则夫政虽期于推赏，而亦责于慎名，使天下不知朝廷恩仁之意，而徒传告以断人肢足而弃之，岂所以为慎名哉！圣策曰：「予欲兴乎七教，兼乎三至，以底圣人之道，则宜条其先后之次；予欲明乎六亲，尽乎五法，以极天下之治，则宜叙其始末之要」。此见陛下博稽古先，欲举载籍之所传，施之于今，以尽圣人之道，而尽天下之治也。臣请深论天下之道，先后之次，始末之要，而陛下酌焉。盖德与刑并行于天地之间，如寒暑相将，而未尝离也。于是之间，必有先后之次。上焉者专德以胜刑，若尧舜之无刑、成周之措刑是也；中焉者假刑以助德，若西汉宣帝任刑名、东汉明帝善刑理是也；下焉者唯刑而已。秦人以刑致乱，隋人以刑兆变是也。此先后之次不同，故治乱之应异也。则夫恭老、尊齿、乐施、亲贤、好德、恶贫、廉俭之七教；至礼不辞而天下治，至赏不费而天下悦，至乐无亲而天下和，三至从而可明其次也。抑臣又闻之：恐惧寅畏者，政之始也；骄逸隳惰者，政之末也。周宣王中兴之盛德，而不慎于后，其诗终为变雅；唐太宗慈俭英武之主，而魏郑公、刘洎、马周之徒咸谏，以为渐不及贞观。盖崇高富贵之势，骄逸隳惰之所伺也，视其有间则入，而不能出矣。是以圣哲之君，遐观远虑，思之于所不思，求之于所不求。方其大安也，必以危自厉；方其大荣也，必以辱自惕。不使非常之变起于不测，而至于不可救也，岂非知治道本末之要也欤！则夫六亲之等，五法之数，又从而可推其要也。圣策曰：「仲舒之言，班固谓『切于当世』，而可施于今者何策？崔寔之论，范晔谓『明于政体』，而有益于时者何事」？昔班固载仲舒汉廷之策于史，其间讲天下治乱之理，可谓详矣。举而行之，皆足以助治，而最可施于今日之策，臣以为莫如天道先阳而后阴、王政先德而后刑之论也。范晔纪崔寔《政论》数十条于书，以为凡所辨论，通明政体。而言有益于今者，则臣以为不足深论者也。何者？寔之大槩，欲人主不能纯法八世，而宜参以霸政，严刑峻法，破奸宄之胆。以之行于汉桓帝襄替之世可尔，安足为陛下深论哉？圣策曰：「无以为古人陈迹既久而不可举，无以为本朝成法已定而不可改。惟其改之而适中，举之而得宜，不迫不迂，归于至当」。陛下议政法而举适中、得宜为言，此天下之望也，臣安得无辞以致之。盖势可以举则举之，则不失于陈迹；力可以改则改之，则不泥于成法，此因革之常道也。至于未适于中、未得其宜而改之，则今日之变法，犹或可议焉。臣读《易》至《革卦》，言天下之法至于有弊，则不可不革也，而辞曰：「元亨，利贞，悔亡」。然则革之必至于元亨、利贞，然后悔可亡耳。又曰：革而当，其悔乃亡。然则革之而不当，益以招悔也。夫革之必至于亨，然后可以议革；变之必至于当，然后可以言变，斯圣人之能事，《易》象之精义也。思之于冥冥，索之于昏昏，使尽合道义之中，而后革之，则一法出而天下倚之若山岳，此之谓革而亨。谋之于众多，待之以迟久，使尽得上下之宜，而后变之，则一制行而天下望之若云霓，此之谓变而当。古之为治，相与谋谟于庙堂之上，至于风移俗易，徙善远罪，而天下不知其措置之迹者，必亨而后革，必当而后变也。今则不然，一法朝出而夕已嚣，一制暮行而晓或弊，斧钺不足以禁谤论，窜黜不足以抑烦言，其故何邪？未决其亨而革之，未计其当而变之，举而不必适中，动而不必得宜也，臣愿陛下慎之而已。盖夫革而未尽其至，则其势必复；革而又复，则法已轻而不信矣。法制数变，国家之大病也。汉徙甘泉后土之祠，自是之后，三十年间五徙，而天地之兆终不能定。故愿陛下慎之，则至当之论，无过于此矣。陛下虑臣之惮言而不必行，则茍饰行以自免，则诏之曰「言之非艰，行之惟艰」；又虑其畏避执事，而不尽其悃愊也，则又曰「悉心以陈，亦不惮于有为」。臣是以敢进其私忧过计之说。臣闻天下者，大物也，是以治之者必得大才，茍未得大才而委畀之，则天下之政，终无时而理矣。万钧之鼎，天下之至重也，而孟贲、乌获持之，奔走踰越险阻，若践平地，此无它，其力足也。使力不足者负之而趋，不独折绝筋骨，又将隳器败餗，而不可救矣。《易》言天下万物之理至详密矣，而至于治天下之难治，而未尝不归之大才硕德之人，故《屯》之不宁，必待君子之经纶；《蛊》之败坏，必待君子之振育；《旅》之分散，必待智者之有为；《否》之欲休，必俟大人之获吉。圣人以为当四卦之时，不得四人者治之，则愈益其乱，而无补于治。昔汤之求伊尹也，见之耕者；高宗之求傅说也，见之岩筑；文王之用太公也，见之渔钓。三士者藏迹至深，而三君者能举而用之者，以其取之公、求之广也。唐文宗可谓恭俭慈仁、勤于致理之主，当是时，李德裕在其庭而不用，裴度损于外而不使，乃览《贞观政要》而叹息，又曰「吾视开元、天宝事，则气拂吾膺」。然则文宗所以忧勤尽心者，徒虚器耳。伏惟陛下法成汤、高宗、文王公听广取以为法，鉴文宗舍本忧末以为戒，独观昭旷之道，驱驰域外之议，不论隐显，不间内外，不异远近，不殊明晦，才之当者取之，德之宜者予之，可大者治大，可小者治小，则天下之才继踵而出，凡陛下所举而询于臣者，不治而自治矣。陛下有为之术，何以先此？古人有言曰：言切直而不用则身危。不切直则不可以明道，茍求所以明道，又避于危身，此势之不可并者也。说不由道，忧也；由道而不合，非忧也。茍求所以由道，又希于必合，此理之不可兼者也。臣学术浅陋，言论狂鄙，罪当万死，无所敢恨，幸陛下察焉。臣昧死谨对（《舍人集》卷一。又见《皇朝文鉴》卷一一○，《历代名臣奏议》卷四二，《经济类编》卷一○，《文章辨体汇选》卷一九○，《奇赏斋古文汇编》卷一五○。）。

羌裔：右引作「种羌」。下文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