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后夔、师旷之于音而有惉懘，非所以为善乐也；王良、造父之于马而有蹶骤，非所以为善御也。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之于政，而犹有疏阔，乌得为善治者哉？孔子曰：「行夏之时」。盖以建寅之正奉天时，授民事，为最正者。夫夏之时既已尽善，而商、周何乃建子、建丑，纷更之为四时之令，十二气之事，无乃舛逆而不顺欤？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禹勤劳于天下，民之便不便，利害纤悉之际，宜无不尽者，而贡犹有所不善者，何也？夫助法既已善矣，而周人必改为彻，岂亦好为更张而不宁者欤？周初五刑之属二千有五百，轻刑与重刑相若，文王以来未之有改也。至穆王始作《吕刑》，其属三千，减大辟三百，宫刑二百，而增墨、劓为千，使轻刑多而重刑寡。夫周之初，其刑皆重，而今始轻，意者文、武、成王、周公之仁，不及穆王欤？三代之法可谓尽美矣，而时独夏为正，赋独商为善，刑独周穆王为轻，凡其法皆圣人作，而各有未尽，常求其说而不得，愿与诸君论之。

问：所贵乎圣者，贵其能知天命也。命当行耶，吾之道与之偕行；命当止耶，吾之道与之偕止。盈虚消息，周旋曲折，圣贤之所昭彻独见乎此，其必无失也矣。然而孔子执贽行于天下，所见之君无虑数十，而尤眷眷于槔灵、鲁哀、齐景而不去，甚者至于南子之污、公山佛肸之叛而犹往焉，何其求用之汲汲？战国之世，则又大异于春秋矣，而孟子持必不可合之说，以见不足与有为之君。如齐之宣王，既已不能用孟子，而犹徘徊于昼，以待其召而复也。虽蕞尔之滕，其在天下眇然甚微，而亦与之论王道，惟恐其不见用也。无乃于道自轻而不自重欤？岂知其不可而强与之欤？抑不知其不可而冒进欤？皆非所以为知天命者也。圣贤之意将安在，愿与诸生辨之。

问：天生财而民用之，君理之，必使民裕于下，君足于上，上下兼得而不可以一缺，此古今不易之道也。然夏、商、周之时两得之，汉、唐之时两失之，有不可不论者。禹之治水，勤天下之力，冀、兖之作至十有三载乃同，而馀州犹不与焉。汤之兴以七十里之国，而文王、武王亦不过百里。当其初造之时，四方君长日交于廷，征诛之师日出于外，汤又以馀力饷葛伯，文王亦岁奉商之职贡。当此时，泽梁不禁，关市不征，赋敛薄而国不匮，民不困，未尝闻其理财，而沛然常有馀，卒以此成王业，此何为其然也？至于汉、唐以全盛之天下，而又理财之道日夜讲求，无所不至。汉之榷酤、盐铁、白金、皮币，唐之隐户剩田、间架之利、转漕之法，无所不用。桑羊、孔仅、赵过、宇文融、第五琦、刘晏、李巽之徒，鞭算心计，无所不尽。然而君民皆耗虚，至以此生变，此又何为其然也？岂天之生财饶于古而啬于后耶？抑时有盈有虚，而术有善不善耶？恭惟国家军国之费亦广矣，然比年以来罢力役之征以惠四方，又念蜀远民或有未裕，则万里遣使，求所以裕之者甚惠。日者恩诏之下，所以搜求其条目，罢而去之，以厚民者甚备，普天之民孰不衔戴？而蜀民呼舞独为甚切，吾君吾相泽流天下为甚大矣。其所以足国裕民而两得者，近所未有，此亦何道而然欤？夫不求汉、唐之失，无以知夏、商、周之得；不观夏、商、周之得，无以见今日之美，愿详著之于篇。

问：异学之在天下，君子必锄而去之者，以其有害于吾之道也。孔子曰「恶莠，恐其乱苗」，「恶紫，恐其乱朱」。所恶者，恶其似是而非耳。夫异学者，必并缘圣人之说而有甚似于其间，墨氏兼爱而同是尧舜，许行欲君民并耕而其说本于神农，孟子因而辟之，岂非以其近似而为害深也欤？吾宋元祐间，伊川程氏进于朝，其学始盛于伊洛，至今而遂广及于天下，其说一本于《中庸》、《大学》，举诚与恭以为谨独之要，务在默识力行而去人欲，而全天理，凡佛老杂说皆摈斥不道，而一以孔氏为宗。天下之士见其本于孔氏也，是以波荡而从之，无疑其说之是与非，同与异，甚似而难辨者，与墨氏、许行又相远也。而论者疾之，断然以为奸，何哉？今庙堂之上又将行其说，而言事之臣皆谓异学而攻之，抑以其似是而非欤？而推原程氏之学所从得与其所从失，于吾夫子之道是否同异果如何，以明晓天下，庶几少佐今日扶正道、去异学之治云。

问：今学者率喜措意于性命之表，务为滉漾不可究知之说，以为圣贤之极至。礼乐之文绸缪委曲，灿然可以相接，则指以为粗云。往往荡然习放旷，而以区区之文为不足学，学其极至者斯已矣。吁，亦既甚病哉！且唐虞之盛而皆出于周旋揖逊，其所以变化天下之士，使之日就道德之质，各适于文武之用，刚柔缓急皆不失其中，进退语默而无愧，死生祸福之所不能动者，意其当时必有大出于礼乐之外。然唐虞远矣，犹可以想见者，惟其雍容之风尚在耳。而三代之法又养之于大学，试之于射宫，其文为甚详。士生其间，出入于和鸾玉佩之中，而燕处于雅颂琴瑟之际。衣服有常，几杖有铭，视听言动莫不有节，若此者抑亦可以为粗欤？则洒扫庭内，槔武之所警，恂恂乡党，孔子之所居者，皆今之学者所尝忽也。而二圣人之所笃行者独何哉？然昔之论君子者，以为不必相与言也，以礼乐示之而已。夫礼乐之用又何以不言而相示欤？夫成于乐，立于礼，所以为学之终始者，其旨安在？愿闻其实。

问：振天下于怠惰废弛、因循茍且之中，而与为刚健奋振、卓然有立之治，此人君之最难能，古今之最难逢，当世仁人君子、豪杰有志之士所以咨嗟愤闷，慕望而不得见者也。自非人君赫然有立于上，而天下之人杂然应之于下，有不能至者矣。昔者周之治放于柔弱，宣王起而振之；汉之治放于因循，宣帝起而振之；唐之治放于姑息，宪宗起而振之。三代以来，迄于五季，独能以刚健振起者，惟此三君而已，是可谓难得也矣。夫岂三君者独能赫然自为之哉？盖亦天下之人杂然应之，而后能至于此也。尝考之于其书，周家之臣，王命之肃，必与将之，邦国之否，必与明之，衮职之阙，必与补之，何其忠也！神爵、甘露之间，至于文学法理、工匠技巧之事，皆极其能，何其精也！元和之初，荐士三十，以助成其治者，何其盛也！岂天下之人自尽其力而为之欤？抑三君者有术于此以起之欤？不可不究明其所以然。恭惟主上当中兴平定之馀，虑天下之人久废于无事，英断独运，动荡振刷，而大作起之，广开众正之门，杜绝群枉之路，宪度一新，威令一振，风声所暨，际天所覆，罔有内外，莫不悚动鼓舞，以观千载希阔之举。《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今欲使天下之人尽革去前日怠惰废弛、因循茍且之风，群臣皆如周之忠，万事悉如汉之精，众才又如唐之盛，以大应今日惟新之治，将何道而可？其并三君所以然者悉陈之，以佐今日之万一云。

问：三代以降，天下之俗，何纷纭其亟变也！一时之士必有一时之俗，一时之俗必有一时之弊，一时之弊必有一时之害。未有有士而无俗，有俗而无弊，有弊而无害者，此何为其然也？士患智不足以识变，而战国之士智而至于诈；患勇不足以立事，而秦之士勇而趋于利；患无宽柔和易之行，而西汉之士柔则失于偷；患无刚毅挺特之操，而东汉之士刚则陷于讦；患无高远之志，晋之士高矣，而荡为虚浮；患无文章之用，唐之士文矣，而流为华靡。岂三代而下者，其俗终不可革欤？凡所以至此者，其故何也？其始必有以作之，作之必有其端；其终必有以成之，成之必有其渐。以至于风成俗定而不可复改，此又不可不求其故，而论其所以然也。其始不过出于士之所习尚，而其利害祸福及于天下而莫可解，其可不思所以救之之道欤？今欲使天下之士智而不至于诈，勇而不趋于利，柔不偷，刚不讦，高不荡于虚浮，文不流于华靡，去数代之弊，以成一代之俗，其亦有道于此乎否也？《易大传》：「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所趋甚异，而圣人以为同，何耶？太公佐武王伐商，其功列于《诗》《书》；伯夷不食周粟，而《传》称其仁。是皆天下之大老，尝经圣人所去取者，而不同犹如此。出于圣人之后，而其趋异者将何以定其同与否耶？张良佐汉有天下，终从赤松游；而四皓则遁秦，亦不仕于汉；梅福尝上书论事，一朝弃官以去；扬子云校书天禄，严君平、李仲元皆其友也，而终于隐；严光当光武世，亦可出矣，而老于钓；荀爽，申屠蟠，徐孺子之于辟命，或就，或不就；诸葛孔明、庞士元事蜀，而庞公采药鹿门不反。当此时，管宁亦不应朝命，晋孙登居宜阳山，但抚一弦琴而不言；陶潜尝为县令矣，而赋《归去来》；王通讲道河汾，著书垂后，盖有志于世者，而称仲长子光为天隐。是众贤者之所以或出或处，或默或语，其意各安所出？于君子之道其亦有合乎否耶？所趋如此其不齐，其心果同乎否耶？

问：甚哉，文章之变，其得丧之关于天，而盛衰之关于世也！孔子曰：「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文之用否，其大矣哉！三代之盛，训诰誓命之文，风赋雅颂之作，道德仁义礼乐寓于其中，圣贤之心术，天下理乱之几微皆在，得非关于天者哉？至其衰季，孔子出焉，删定系述之文作，而其用被于千万世，何其甚盛也！岂亦禹、汤、文、武有以作成之欤？汉司马相如辈所作，而班固遂以为汉文章与三代同风，其果信然耶？然固之论，如贾谊、司马迁、扬雄，不在其列，何也？唐文自太宗以来，犹未改六代浮靡之习。大历、贞元间，韩愈、李翱、柳宗元出，而唐文始复古，亦可以庶几三代之文否也？汉、唐之文，君亦有以作成之欤？恭惟吾宋二百馀年，文物之盛跨绝百代，盖其始盛于庆历、嘉祐、治平，而后一振于元祐，文采述作、论议术学众多繁夥，又非汉、唐之所可几及矣。然则祖宗之所以作成之者，亦以何道哉？夫得丧之关天，盛衰之关世，千百年之间，其盛不过汉与唐与吾宋三而已。但吾宋之文章，其所从兴与其所从盛者何由？与三代、与汉、与唐何辨？作成之道何由？断而论焉，一王之法为百世之鉴可也。

问：为天下者既有已行之法，必务为可见之效，而后天下可为也。使其法令虽行而成效不见，民不被其实利，而国不蒙其休美，则所为法令者，是徒为无益之文具而已，其将何以致天下之理哉？国家自军兴以来，岁周一星有半，亦久矣，今始享一旦息肩之安，则夫所以讲求乎国本，设为已行之法而责其可见之效，使民厚其业而乐其生者，在今日所不可缓也。昔汉文当高祖创业之后，专以农为务，其诏之为农而下者十常六七，亦以其不可缓焉耳。是以当时海内富足，兴于礼义，几致刑措，亦其效之可见者也。主上比岁以来务农之诏旁午于郡县，不啻汉文之日矣，而犹以农不加劝，谷不加多，户口不加益，而仓廪日虚为叹，何哉？日者下诏旨，欲责漕臣，使率属部守令正经界，均赋调，趣耕殖，以为民仰事俯育、养生送死之计，夙夜之意至深切也。然考之于田野之间，则今日之弊犹前日也。经界之未正，赋调之未均，耕殖之未趣者，尚多有也。呜呼，当循习之久，经界未易正也；多寡之不齐，逃匿隐落之不一，赋调未易均也；荒芜之多而游手之众，耕殖未易趣也。然则将何术以正之、均之、趣之，使效有可见而法不为虚行，使民被实利而国蒙休美哉？方求其术而不得，诸生其条陈之。

问：三《易》之书名之所命必有其义，书之所作必因乎人，卦之所次，数之所占，孰同而孰异？取而为卜筮者，孰当而孰否？其推明之。

甚矣，道之难明也。闻道者多而知道者少，语道者众而味道者希。其弊盖起于世之儒者，措意太过，立言太高，而不能知道之深，味道之切，是以道日远人，而人亦以道为清虚无用之物，举而措之庄、老之间，是不知道可以一言而尽。孔子曰：「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此言道也，非言文也。语道至是，则道之兴亡，非天而何！茍天下幸遇圣人，百度修明，庶政和穆，则是道也，应入于刑名度数之间，而为礼乐刑政之化。天下不幸而逢暗世，则是道也，亦将自晦于无用之地。历古而来，圣圣相承，虽所尚之不同，所为之各异，而区区所传，亘千古，历万变，亦无非是道而已矣。故董仲舒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三圣相承而守一道，故《系辞》亦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故古之圣人所以体道之妙，用道之实，其示天下也，虽有可见之迹，而实运于不可见之心；虽有可知之事，而实藏于不可知之用。其举而为事业，则可知而可见者，常载于《诗》、《书》；其化而裁，通而变，不可见而不可知者，独传于三《易》。则《易》之书，实天之所畀，道之所在，岂可轻议之耶？昔伏羲之作造于太古之初，其圣神之妙，仰观俯察，可以画卦矣，然而未敢以自为也。及龙负图而出于河，龟负书而出于洛，乃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文王当明夷之时，羑里之难，险阻艰难备尝之矣，重爻之意，亦未敢以自擅也。及凤凰之至，乃始精六十四卦而重之。仲尼值晚周之衰，负天纵之将圣，以好学之不倦，亦可奋然而兴《易》道矣，然亦未敢自专也。亦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逮夫五十以学《易》，且韦编三绝，岂非是书也天之所畀，道之所在，而圣人亦不敢以轻议者耶？向使凤鸟不至，而河不出图，是数圣人者，亦泯然而已矣。奈何圣人虑患之心，思天下后世之切，至以谓吾而不言，千百载之后，吾之所为妙用者蔑而不传，则道亦从而丧矣。是以伏羲、神农、黄帝则有三《坟》焉，夏、商、周则有三《易》焉。三《坟》亦三《易》也，三《易》亦三《坟》也，其妙道一也。是皆圣人不可易、不可知之事存乎其间。盖是书也，亦幸而出于三皇之时，而显于三代之际；亦不幸而罹春秋，更战国，遭秦历汉，泯没于千百载之后，遂使腐儒曲学得以肆其臆说，妄议上古，遂以为无用之具。虽或取信于一时，然亦不过目之为卜筮之书。大抵其说不过有四：以为春秋之时，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楚子指以视子革，以能读古书。春秋之至今几千百年矣，时之久远，此其所以致疑者一也。历古而来，典籍之阨，不可胜数矣。风雨之沾霈、水火之沈烬亦屡矣。西汉之兴，虽间出于屋壁之藏，未必能无遗散者。故汉下求书之诏，是书亦不显于是时。《艺文志》所录古书为详，而是书亦不载于当世，此其所以致疑者二也。《周易》实出于近古，遭秦焚书，又以卜筮独得不废罢。然而「载鬼一车」，「需于血，出自穴」，与夫《系辞》所谓子曰之辞，后世之议者未免致疑于其间，况是书《姓纪》、《皇策》、《政典》之篇，文辞质略，义旨深厚，不可以言语造者，又焉能晓其义耶？此其所以致疑者三也。羲和湎淫，夏后征之，其出征之辞引《政典》曰：「先时者杀，不及时者杀」。后世莫不以为夏后氏为政之典，虽孔安国亦莫不以为然。今此书《政典》之篇，颇与《书》合，则其辞之可具载于《诗》、《书》，隐而难知，略而不详，又不过如此，此其所以致疑者四也。呜呼，历是四疑，而遂使三皇与夫文王、孔子尽心者流，非特郁郁不伸，又入于卜筮之学。夫岂知治天下之妙用实在于此，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天之所畀，道之所在者欤？噫，所不可知之事阙之可也，所不能之事置之可也。茍不能然，而簧鼓邪说，妄指圣人之书以为伪妄，吁可痛也！幸承明问之，及欲论是书之义，则非止十稔之穷思，数万之累辞，盖圣人之神道妙用寓于其间，而实非区区场屋之文敢议也。若夫止于名之所命，书之所作，卦之所次，数之所占，与夫取而为卜筮，下及诸儒之论，秘府之藏，则亦不敢不论，以攻邪说。恭惟神宗皇帝以道德格天下，以淳厚化斯民，天人之妙趣，性命之至理，蔼然见于当时。故天不爱道，《河图》、《洛书》复降是道以助至化。元丰之七年，西京之部使者巡按部属，历唐州之比阳，是书复出于野民之家。天之未丧斯文，岂特斯民之幸，而亦吾道之幸也。昔孔安国叙《书》，以为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天道也。今考《坟》之所以有三，曰山坟，言君臣民物，阴阳兵象，谓之《连山》；气坟，言归藏生动，长育止杀，谓之《归藏》；形坟，言天地日月，山川云气，谓之《坤乾》。盖《坟》虽兆于三皇，而其道实显于夏、商、周之际。故仲尼常曰：之杞而得夏时，之宋而得坤乾。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此其命名之义，作书之人，有如此者。《连山》之书以艮为首，《归藏》之书以坤为首，《坤乾》以乾为首。虽三《易》之书卦之易次，名之不同，而其经卦皆八，其重爻皆六十有四。及夫揲蓍布数，取以为占验，则阴阳老少之文，大抵亦不离乎七八九六而已。盖七八者，少阴少阳之数；而九六者，老阴老阳之数。天地之所为，时运之所会，虽圣人亦岂得与夺于其间耶？此其次卦之序，占数之际，虽稍有不同，大抵如执会要，以观方来，终于殊途同归耳。此其卦之所次、数之所占，其同异有如此者。然而《周礼》独载是书于太卜筮人之官，而纯取以为卜筮，遂使圣人之神道，以为后世淫巫瞽史卜肆占市之设。先儒或以《周礼》为战国之说，不足怪者。且左氏好巫，其所载占筮最为详悉。以《周易》为占者十有六，以《连山》、《归藏》为占者一。南蒯之筮，《周易》之筮者也，遇《坤》之《比》，其繇曰：「黄裳元吉」。穆姜之筮于东宫，此《连山》、《归藏》之筮也，遇《艮》之八，其繇曰：「元亨利贞」。是南蒯、穆姜之筮皆吉兆，然而咸以为不祥之事。惟此二兆颇为近正，其馀又怪诞不经，则是书谓之卜筮则可，谓之纯为卜筮则不可，此其所以为卜筮者如此。然是书之不幸汩没于世，而杜子春、郑康成皆先儒之美者，而无一言以及之，又从而为之说曰：「此阴阳之说也」。惟杜预、孔安国辈粗能得之，而亦纷纷藉藉，终以不振。至于隋唐之盛，括囊典籍，文物灿然，而秘府所藏，尚不过《连山》、《归藏》二十三卷，而《坤乾》之书，亦未见其间，此其诸儒之论，秘府之藏，不过如是而已，此三《易》之始末也。抑尝论之，书之泯没于世，非大圣大贤则不能振起之也。有若《荀子》，有若《鹖冠子》，有若《仪礼》，有若《墨子》，非韩愈而振起之，则与异端邪说并弃于世矣。有若《列子》，有若《文子》，有若《鬼谷子》，有若《亢仓子》，非柳宗元而力辨之，则其遗编馀论，亦与草木而煨烬矣。是数子者尚不过论五霸之大略，或崇虚无之空言，或为黄老刑名之学，或出于战国纵横之流，而二贤尚能扶持，使炳耀以传诵于人之耳目，况三《易》之书，天之所存，道之所在，圣人之妙用存其间，此正诸生喜与执事者论之。

问：东京何休道术深明，有闻于世，其解诂《公羊》之传也，以《春秋》之论駮汉家之政，凡六百馀条。其说虽不传，然意其为人，必非茍然者。其后服虔又以《左氏》之说正何休之駮，凡六十馀条，则何、服之学，其可谓通经术而晓世务者矣。诸君得为何休，其能駮汉者何事？使诸君为服虔，则其駮何休者何说？

六经备于孔子，隐于战国，火于秦。比汉兴，稍复出矣。而西京以朋党乱，东京以图纬惑，圣人之意，其存者鲜。夫《诗》、《书》、《礼》、《乐》，非明问之所及也，请独以《春秋》言之。《春秋》之为经一，而为传者有三。汉武帝表章六经，《公羊传》盛行于时，《谷梁》之学出于宣帝，《左氏》之学起于哀、平。言《公羊》者，有严、颜、眭孟之徒，而胡生为之祖；言《谷梁》者有伊、胡、申章之徒，而鲁荣广为之宗；言《左氏》者有陈钦、贾护之徒，而刘歆为之倡。刘歆尝欲立《左氏》矣，而大司空师丹以为非毁先帝。严彭祖尝奏议殿中矣，而太傅萧望之折之以《谷梁》之言。言世次则有孔子、子夏传授之殊，言远近则有齐学、鲁学之异。大抵经有数家，家有数说，分文析字，烦言碎辞，信异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古人所谓党同门，妒道真，而无徙善服义之心者是也。光武中兴，承新室诡政之弊，而白水卯金之语，执以为受命之符。此风一扇，天下靡然从之，于是圣人之经与邪说并行矣。郅恽之论，谓汉历久长，孔为之训，而贾逵之攻二传，则谓刘氏为尧后，惟《左氏》独有明文。然则《春秋》之旨，其说杂乎谶纬者类皆如此，是可叹也。愚尝论之，西汉之士乱于朋党，故朝廷之上无豪杰之士，而新室之变遂以兴；东汉之士惑于邪说，故圣人之教日以沦亡，而西域之书于焉得入。此理势之自然，无足怪者。观西汉《春秋》之士，如公孙弘、董仲舒、翟方进，可谓大儒矣。然公孙挟诈多私，中伤贤士，迁董仲舒，杀主父偃，皆出阴谋，则《春秋》善善恶恶之理，宏盖不知也。方进内求人主微指以固其位，善淳于长以持其宠，此正犯《春秋》外交之讥。惟江都董生慨然力学，有意乎三代之际矣，然犹不能卓立杰出，而《玉杯》、《繁露》、《竹林》之书，阴阳闭纵灾异之学，皆守《公羊》之家法，宜乎后世之所深惜者也。东京郑康成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号为仲尼之门未能远过，而贾景伯父子盖杜征南所谓先儒之美也。然二人之学，皆以图谶从事，则其他可以想见矣。景伯常入讲南宫，黜二《传》以扶丘明，彊执诬罔之辞以符异端之说，使丘明有灵，其将喜之乎？何休尝以私意著《三传优劣论》，而康成为之「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然何休之与康成，要皆图纬之学也。左右剑佩，彼此相笑，岂容一胜一负者乎？陈元有言，诸儒之驳议皆「断截小文，媟渎微辞，以年数小差，掇为巨谬，遗脱微细，指为大尤」。所谓小辩破言，小言破道，此两汉之风俗也。明问所谓何休驳汉事六百馀条，服虔驳何休之所驳六十馀事，亦不复置言可也。诚难以辱执事之听矣。然审是去非，学者之职也，试以其学乎《春秋》者妄为执事言之。汉自高祖以来，治杂霸道，而叔孙通绵蕝之礼已为一代伟观，则其君臣政事得罪于《春秋》者如何也？《春秋》「公及戎盟于唐」已重讥矣，而奉春君至于与匈奴结和亲约；《春秋》初税亩已深贬矣，而武帝至于算及舟车。起柏梁台，筑台于秦之罪也；射蛟江中，矢鱼于棠之诛也；郡国建庙，立武宫、炀宫之黜也。何休之驳不知其为何语，而愚之所驳与休异者，愚不学图谶也。《公羊》之书喜为怪僻，而何休学之又复甚焉。以《春秋》托受命于鲁，托隐公为受命之王，是则无君臣之分；以绝文姜不为不孝，拒蒯聩不为不顺，是则无父母之恩；以纪季之权绝先祖之祀，是则无兄弟之义。以至三统之论，灾异之应，皆为违经背道，而血书端门之语，尤为名教之罪人，此何休之失也。服虔之驳不知其为何语，而愚之所驳与虔异者，愚不党同门也。呜呼，何、服之学，愚虽未尝见而以为不足言者，以其人观之也。何、服之学，愚以为不足言而终有言者，以《春秋》论之也。《春秋》之学于今盛行，《左氏》以杜征南，《谷梁》以范武子，而《公羊》则以休也。愚纵观三家之书，考其行事，而休实非二子徒也。杜征南奇谋伟论，振耀一世，而江南之役遂收破竹之功，谓其不深得《左氏》可乎？范氏之不私所学，考圣经而质众传，斥何晏、王弼之论，破晋朝浮靡之风，此其存心以公之效也。执事所谓通经术而晓世务，愚意以为有二子之学，而后可以当焉。若夫讲论当世之务，质以《春秋》之说，则常日愿效二子之为人，固不敢以容易谈也。

问：朝廷之所尚，天下之所趋也。所尚者正，天下悉趋于正；所尚者不正，天下悉趋于不正。枢机之所发，本原之所自，不可不谨也。盖三代之季，六经之书既作，而专门之学未闻于天下也。庄老之学虽出，而浮虚之学未闻于世也。至西汉宣帝与诸儒讲六经于石渠，东汉显宗亦与诸儒讲六经于桥门，自是朝廷所用之公卿大夫，皆专门之士也。如是，天下安得而不趋于专门之学？至西晋之君以山涛、王衍为政，东晋之君以庾亮、殷浩为政，自是朝廷所用之公卿大夫，皆浮虚之士也。夫如是，天下安得不趋于浮虚之学？此二学之行于天下，岂非汉、晋之君所尚有以驱之耶？圣贤之君如日月也，而二代之君放为淫僻，堕为此学，其失安在？吾宋之盛，朝廷之上未尝尚此，而专门浮虚之学遍天下，何哉？其所以然者，岂无所自耶？主上神明，照见新弊，申敕天下学校禁专门之学，使科举取士专以经术渊源之文，其涉虚无异端者皆勿取，所以幸惠天下之士者大矣。汉、晋之君，方且倡为此学，真今日之罪人也哉！夫专门之学行，则议论将入于不通；浮虚之学行，则人才必至于无用。则去之不可以不尽，而除之不可以不速也矣。汉、晋尚此而其学亦行，幸考其所以然而求其所自，并与汉、晋之所以失者而陈之，将告于上，尽去而速除之，以正天下之学术云。

典狱之义，《吕刑》一篇训畅深矣，然其要曰「两造具备，师听互辞」，又曰「明清于单辞」，又曰「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夫两造不备，单辞独听，世之折狱者皆知其不可，而或为之，自非佞者巧于迎伺，倾侧而成其奸，则谁忍昧冒出此？故古之哲王，明谨用刑，必以付之端良之人，故能尽其心而即天论，然后一成不变，可无憾也。蹇朗理楚狱，不惮触显宗盛怒，身犯不测之诛，卒伸四侯与千人之冤，非良而不佞者能之欤？噫！人心无常，古训莫式，冤滥始不胜其繁。鬼责人非，幽显一理，独无惧于心乎！蔡确治狱，专以深文排陷善人，致位丞辅。崔台符、杨汲亦以鍜鍊傅会，旋践通显。然丑声奸迹，流于策牍，所得几何，所丧洪矣。是皆惑于近而昧其远者也，可不戒哉！京口郡理掾季君淇于所居官立石，刻来者氏名岁月，自其身始。君论谳守正，不肯揣长官意为轻重予夺，可谓能守其职矣。虽君所职者特一郡之事耳，然狱无小大，自是而充之，岂有异哉！故予举其大者，所以期君于远也。君欲得余一言，用辄书，以广其敬惮之心焉。

龙图阁直学士、正议大夫致仕、上柱国、陇西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濮阳李公公仪，年八十四，以元祐四年十一月某甲子考终于济南郡退居之私第，终以正也。以绍圣五年二月某甲子返葬于濮州鄄城县遗直乡栖鸾里，葬从先也。前期嗣子驾部员外郎孝纯以季弟密直君承之所叙状，走书南徐，请铭以识其圹。予惟先世并游之旧，甘泉同僚之契，纪其功伐，书于乐石云。公仪讳肃之，公仪字也。赠太尉讳逊之子，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蔡国公讳护之孙，赠太师、中书令讳珣之曾孙。天圣中，以世父、故相文定公乾元节推恩，奏补为将作监主簿。初，命监大名府军资库，年少气劲，早有才誉。大河溢张家口，府命督修冠氏县堤，茭薪出纳之事，畚筑力役之政，晨夕亲临，如期而功就。冠氏民数千，诣府请为县宰。府上其事，朝旨如请，既涖职，视民所先急者，宿寇根据乡疃，人不安其居。乃案令使乡村置鼓，盗发击之，远近闻声而毕应。民既知教，因亲临试，鼓鸣而保伍麇至，自是盗为衰息。都转运使李公纮奏为御河催纲。景祐二年，河决横陇，又奏巡护金堤，满岁无溢齧之患。擢通判德州，改澶州。庆历二年，契丹遣耶律仁先、刘六符驰礼赴阙。将过郡，而病谯楯颓缺。即谋于郡守曰：「吾州实景德初銮舆誓敌之地，今泛使来而城垒若是，万一朝廷有问，则土木暴兴，其扰甚矣。惟先事为备，可以宽责」。于是料工度材，增罅补漏，成屋千区。已而果有中人衔命检视，指顾徙置，不日而棚楼一新，使者惊异。时我先人自禁林贰枢副任公出使修建北京，往复城中，目其治迹，归言于上，擢知德州。未几，以施、黔蛮首田忠霸寇边，被选提点夔州路刑狱公事。到部径趋边砦，喻诸蛮以威信，众遂伏窜。玺书褒其劳，就移提点开封府界县镇公事，赐五品服。出知沂州，州人常苦沂水败桥、水涸修复之患，乃询于众。咸曰：「家户输财，无有宁岁」。于是教为舆梁，使可彻置。植坚木为杠，横巨材为栋，夏秋撤去，至冬复旧。暂劳永逸，众以为若是便，于今不废。河北岁歉，流殍至郡。视其强壮者募为兵，羸不任者餔以庾粟，抵春遣还，两得其所。历深、潍二郡，徙荆湖南路提点刑狱。皇祐三年，广源侬智高犯邕管，侵掠十馀州。朝廷至遣大臣经治。湖、湘密迩贼境，使者实任其责，于是亲督诸郡兵往禦其冲。广东蒋偕、王正伦追贼湖岭间失利，又率兵丁往，收其馀烬，招辑散亡，蹑迹讨袭过临贺，贼遂引去，一境帖然。经制使狄青、孙沔言状，朝廷第赏，特转尚书主客员外郎、荆湖北路转运使。辰阳彭仕羲之叛，被诏亲行处置。乃画攻取策授郡将宋守信进兵穷讨，径山坂篁竹之险，兵不得前。又为之募敢勇士为乡道，直抵溪州，破荡其巢穴。贼平，以太夫人高年求乡郡。自齐易海，就选江东转运使，徙两浙。时以浙河水灾，籍诸州役兵疏浚堤堨，不劳民力而苏、秀之患除。移成都路，改河北，赐三品服。迁江淮发运使。是时，方治汴堤，创木岸以束湍流，久之未就，接旨召赴相府参议。于是有都大提举陕河之命。既而堤岸卒成，以亲丧去职。服竟，由三司勾院进度支副使。厚陵之役，百费所出，皆先期应办，公私无扰。除将作监，再领发运使。因对神宗皇帝问西夏谅祚犯大顺城事敷奏合旨，翌日拜谏议大夫、知庆州。既至，治戎政，严攻守之具，将佐禀命，常若寇至。敌闻声而戢。数月，移瀛州。熙宁元年，河北大水，地震数州，累日不止。城垒厩库、公廨民庐，摧陷几遍。乃躬冒泥潦中，指喻僚属，为之区处。仓庾粟麦，暴露者则结草为囷圌而以储积之，沾渍者出以赈流冗。编户之无盖藏者为茇舍以居处之。公宇亦如其制。又严盗贼之禁，下令民敢有乘灾剽攘，一切以军法从事。后有叛卒夜掠民财，立捕斩以徇。人遂安息。上闻其措置有绪，特遣中使劳问，赐茶药以示优恤。踰年，拜天章阁待制、权知开封府，出知定州。召还，权三司使事、出知永兴军。换青州，改齐州，提举南京鸿庆宫。三命皆自请也。过都，留提举中太一宫，判将作监。元丰元年，拜龙图阁直学士，知郓州。占谢日，上谓之曰：「郓介濮、齐之间，在卿为便矣」。州自曹村决口之后，积水为患。甫下车，为之相土高下，创筑长堤，请民丁万人于朝，一月而成，水患遂除。四年告老，优诏提举兖州景灵宫太极观，遂居济南。七年致为政而归。退休六年，而精力罙健。每岁时节序，率子侄辈往濮上祀先垄，合族以食，欣欣然步趋笑语，少年不若也。早通竺乾之教，持心行己，衷无隐情。常曰：「吾无他长，惟至诚待物而已」。故其启手足之日，疾无甚苦。忽语诸子曰：「人生一梦耳」。寂尔顺化。岂其生也操行纯固，故其往也若有归焉。夫人宋氏，前十一年卒于京师，追封延安郡夫人。子六男子：长即驾部君也；次曰孝谨，通直郎；孝愿，宣义郎；皆先亡。孝锡，通直郎；孝益，宣德郎；孝常，承事郎。五女子，孟、季皆出家为尼：曰智满，号明觉大师；曰慈妙，悟真大师。三婿：大理寺丞韩镇，国子博士张照，宣义郎王仲康。孙男二十三人：觥，宣义郎，傅、仅、仔、侍、倚皆仕，铨选为州县掾佐。曾孙二十二人。公仪性明达，周知世务，而于吏事尤为精密，敏而能断，主于宽平，不戾文法。其治郡也，不为条教，事至而应。初莅东海，牒诉满庭下，独于俦人中指一叛卒讯曰：「若非前九年沂州犯盗而亡者，今尚不悛耶」？卒寘于法，闻者畏惕。其奉使也，务举大体，不以小察为明，未尝以细故案吏，吏伏其公。其立朝也，直以奉上，勤于济务。尹京主计不累月，以治最闻。凡七领州节，皆近于乡邻，而济南三至，两为提点刑狱，五为转运使，而成都以亲年免行。制溪蛮，禦邕寇，绩效尤显。六领方面，并兼一路安抚使，而庆州又兼经略使、马步军都总管。高阳捍患之政，至今人犹能道其事。两为提举在京诸司库务，皆以疾辞。府省特恩授之再至，又兼群牧使、判三班。其别使则体量陈、亳水灾，相度张、马㪷门，分杀都城水患，护魏王葬事，贺大辽生辰，皆称所职。出入中外六十馀年，自九品至三品，更十六官，用岁月转者少，由功最迁者多。两拜内阁，所涖实迹可纪而无悔尤。晚岁以学士归老里第，逢辰锡福，既贵而寿且康。善始令终，仕宦如公仪者几希矣。少有至行，年十四，时从文定公南迁衡阳，至复相不离左右。公薨，又请沂州以奉襄事。在德州，闻先公讣，即时徒跣赴殡。居太夫人之丧，庐墓三年，不入城郭。曹村河流坏先垄，躬募乡民负土增葺。季君密直君生数月而孤，亲为鞠育诲导，以至大成。密直君常曰：「承之奉兄如父，兄之视我如子」。因省兄陈留过都，神宗特召见劳问。面谕曰：「卿家可谓一门忠孝」。其天平除书有「父子忠孝，兄弟显人」之语，当时贤公名卿多以端方目之。王沂公、吕许公、杜祁公、富郑公、韩魏公最为知己。冠氏则沂公之荐。夔路许公、祁公所引用，汴则魏公委择，其为君相称举如此。李氏世占濮上，为东州望族。自文定公薨，未数年，而公仪兄弟以才名相继登朝。元昆柬之，太子少保；仲兄徽之，正议大夫；亚弟及之，通议大夫；立之，中散大夫，并以年德致仕而终。季弟密直君与公仪同时为学士，今子侄践省寺、使一道者又数人。诸孙及曾仕与未仕四十馀人，克绍家训。有后之泽，其可量乎？予治平初为度支判官，与公仪同曹共事，相好尤笃。追纪平昔，怆然于怀。系之以铭，言不逮意。铭曰：

伯阳苗裔，飞将来云。山东著姓，濮水名门。相有遗直，庆贻后昆。弟兄鸣玉，子侄輶轩。藩朝互陟，霄鹤齐骞。猗欤内阁，克承世芬！声驰初仕，惠布黎元。公卿交荐，州使宣勤。梁沂罢歛，木汴通堙。上嘉乃绩，诏锡褒言。尹京主计，制阃藩军。中外更践，宠数便蕃。再留持橐，恳丐乡枌。玉符琳馆，汶水仙源。遂还印绶，退老丘园，公生鼎族，仕遘华勋。寿弥七纪，家有曾孙。归全新第，返葬先原。始亨终吉，本固枝繁。垂于永久，考以斯文（《苏魏公文集》卷六一。）。

珣：库本作「令珣」。

六经之道，圣人所以传之后世，章章然而不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得其时而治之。夫子之道不王于时，而道在乎《春秋》，故曰：《春秋》者，天子之事也，托鲁史而施贬正追治之法，是以言著于沮劝而教与天地并。二百四十二年之文，要旨归一，而作传之学有五，其所行惟三家焉。历秦之后，逮夫汉室，胡母生、董仲舒之徒出而《公羊》兴，申公、蔡千秋之学盛而《谷梁》起。业《左氏》者又有贾护、刘歆之属。故得并立学官，寻门党义，好尚殊向，各集其师说，纷纭异论，接迹而出（原注：如《膏肓》《墨守》《废疾》之辨也。）。然则是非互有所私尔。注释之意，多缘其流。如杜元凯则拘以赴告，若何休则涉以纤纬，范宁虽务探经而博采诸说，然未尽详。自后专门少废，学者务穷经趣，由是诸儒异同歧意以为说，非欲故相矛盾，盖将以求圣人之旨也。唐之世，啖、赵、陆淳尤精焉。本朝名儒，演发微隐，亦仅十数家。谔今以经之逐条，附之以三传，复系之以众义，总集其要，辄以师友所传而会明之，究聚始末，离为二十六卷。虽圣人之旨深且远，岂后学之尽穷哉，庶有补于讨绎者。遂命工刊行，名曰《春秋会义》。江阳杜谔自序。

皇帝即位之六年五月壬戌，有旨：「季光弼所献文字有补治道，可与循两资」。制曰：「上书公车，日以百计。高则近迂，卑则涉谄。至于出入经史，动含讽谏，览尔奏篇，朕甚嘉之。进官一列，不独尔私，庶闻其风，亦克用劝」。先是，四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君摭光武十事备论以进，目曰《美芹》，文简而旨深，意笃而言婉。训词既颁，士夫相与传诵。圣天子导人使谏，盛德日新，而君之名亦由此暴白于天下。君居八年，再上万言书，敷绎前说，又泛论当世之务，不报。一日，闻西府除目，愀然曰：「枢筦与中书并立，系朝廷轻重，其可忽诸」？遂考唐之宰相起自武德裴寂，终于天祐杨涉，作《编年录》，论说二百五十有五，去取抑扬，皆有微意。苟位之非据，假以隆名，虽元勋如郭子仪，亦不得预，读者为之耸叹。呜呼！才不得究，赍志而殁，著书一二，亦足以不朽矣。君字观国，其先家处之龙泉。七世祖超，为吴越钱氏常侍，始籍于温，居平阳之桂源。曾祖宗乔，祖文莹，俱不仕。父敦习，以君升朝，赠宣教郎。妣林氏，赠孺人。宣教公早世，君方在髫龀，号慕如成人。祖母犹无恙，与林孺人自釐家务，俾君一意问学。君少颖悟，痛自激昂。于书无所不读，《诗》、《礼》、《左氏春秋》及诸子古文皆手自编写，寒暑不少变。年十六授室，益加刻苦，视生产作业与闺房之私一不经意。群试庠校，辄出其辈行，而器识凝邃，不见圭角。阁学林公待聘、待制萧公振里之先达，少所许可，咸器重之。两荐于乡，绍兴二十七年遂登进士第。授左迪功郎，调福州福清县主簿，以祖母忧不赴。服除，授临安府盐官主簿。秩满，用荐者关升左从政郎。特旨授左儒林郎，充邵州教授。丁太孺人忧，授福州宁德县丞。改通直郎，知绍兴府嵊县。磨勘，转奉议郎。代者且至，俄疾，卒于县治，享年五十有七，时淳熙十年四月四日也。呜呼！君之抱负厚矣，学行政术皆欲以古人自期，而见于用者止于州县间，所在皆著声绩，而其甚可称者数端。盐官邑庠久不振，君召张横浦高弟于恕、郎晔，勉以身率士子，课试皆临视之，咸自奋励，登巍科如张少良等数人。邵阳僻远，士无师承，君遇诸生如朋侪，程度甚悉。邻郡县之士至者相属，凡经指授，多成美才。如陈偕、谢特起辈有声湖湘间，此君之善教养者然也。浙西漕河浅淤，例调民运水以济往来。岁旱民劳，水愈不至。君相地形，凿河引潮以灌之，至今为便。闽有仙湖，为豪右所田。君按黄谏议之旧疏浚，以广灌溉，此君之善兴民利者然也。君之听讼，不为钩距，一以至诚临之。公而生明，无不洞察。罗源尉锻鍊平民为盗以希赏，连帅丞相陈申公命君鞫治，悉从平反。公欲腾奏，又力辞之。有母改适而子有后言，讼其不孝。君曰：「不为伋也妻者，是不为白也母，安得以不孝坐之」？申公称其引经之决。剡民张僖之子为盗所𢦤，疑怨家黄氏为之，黄无以自明。君察其非杀人者，故缓其狱，得子之衣于东阳，遂禽真盗。又有王生与僧有隙，匿田家之子使其交讼之，旁引曲證，僧自诬服。君独以为疑，求之，竟得于其家，告者遂伏辜焉。君之救荒不为文具，皆出于恻怛之意，所至疚心，受赐者众。隆兴之初，畿邑大歉，尚书薛公良朋尹京，以事属君。君列急务六条献之，随即施行。给事程公叔达以六察行县，喜曰：「使诸邑皆如君，尚忧饥民哉」！丞相史魏公闻丞之才，常下君所陈，尽发常平，裁价分粜。民为之谣曰：「饥不忧，与之庾，儒林季公民之父。寒不忧，今有裤，儒林季公民之母」。既为县，又遭荐饥，山谷穷民易致啸聚。君加意拊摩，豫令富室致吴中之米七千馀斛，丐于府，得常平缗钱二万于邻邑，始得按堵。而嗣岁尤甚，禾未登场，民已菜色。秘丞朱公熹力举一道荒政，尤详于越。君求哀诸司，得米四万斛。县有二十七乡，凡为赈粜场、赈济场、养济坊三十馀所，戴星出入，以课督之。数月之后，须发为变。朱公每贻书劳勉曰：「省刑缓赋，以回天意，非体国爱民之切，不及此也」。君为丞贰，则悉心以赞其长，谋事甚详，请于长而后行。及为长，则待寮友如兄弟，莫不乐为尽力，故所至皆有可纪，而去辄见思。卒之日，剡中耋稚相持聚泣，至巷哭以过车。识与不识皆唶曰：「善人亡矣」！平日安于义命，论说甚明。儒林之命既下，人谓君且通显。君曰：「吾岂以此钓爵位耶」？竟客授湖外以去。巨公知己甚众，亦有欲荐于朝，亦或有尼之者。君虽闻之，不以介介。至义所当为，则奋然直前，无所顾忌。亲故以出位抗论得罪，后当叙理，无敢保任。君方为簿领，慨然许之。有贵臣过县境，冠盖相望，或劝俱往。君为诗曰：「不堪枉道依阳虎，可是无心简子敖」。闻者韪之，亦以是终不得为时用，可哀也已。娶同里周氏，清俭端恪，克相夫子，先君十年卒。后以明堂恩赠孺人。男五人，复之、泰之、蒙之俱习世业，次兼善、举善，早世。女二人，长适进士林仲明，次适陈权，皆周出也。君天资笃厚，孝谨过人，少小孤立，奉祖母及母甚至，未始暂去膝下。有疾，必躬治汤药，执丧以毁闻。与弟兄光度友爱，诵书作文，自为师友，终身无间言。无他嗜好，惟以论著自娱。奉养寡薄，俸钱多以买书。别有文集八卷，藏于家。为文浑厚典雅，言皆有用，庶几乎一饭不忘君者。雅爱东山林泉之胜，筑室其下，楼曰双清，轩曰静宁，欲为晚岁归休之地，竟不得一日之适，顾非命耶？诸子将以某年某月甲子葬君于邑之某乡某原，以君之甥朱德成之状来求铭。钥顷官东嘉，一见辱定交，尽得君之书读之，相与益厚，今其可辞铭？然君志不负所学，而见于行事者仅如许，既已屡书于前，惟所著之书当表其大者，以示后世。铭曰：

惟君之生，未为不遇。位虽不丰，朝有显誉。章交公车，君独进御。《美芹》之书，一言而寤。唐三百年，曰宰曰辅，汎论其尤，姚、宋、房、杜。君独究观，一一论著。忠邪昈分，咸有旨趣。位非其据，勋如汾阳而不与；事有责备，德如晋公而不恕。上可以发潜德而诛奸谀，下可以垂世鉴而切时务。䌷绎乎义命之说，磊砢乎经济之具。使用于世，则必古人之与稽；使之作史，亦必大明于劝沮。呜呼，尚何言哉！后之君子，必有抚是书而太息者。铭实昭之，用以载君之名于不腐者也。

余从兄编修娶黄氏，诸暨名族也。嫂氏兄子定之，又为编修婿。定之佳子弟，闻其父推官之贤，恨未识也。一日以书来诉，推官亡于上饶之官舍，归葬而求铭，为摭所录行实而铭之。君讳宗谅，字仲友，世居洪之双井，与豫章先生俱本于婺州之黄。五季有避乱而居剡者，又迁诸暨，遂为县人。七世而上失其谱矣。曾祖舜卿，赠正议大夫。祖彦，朝议大夫，赠大中大夫。父克宽，朝散大夫，赠中大夫。君幼而孤，刻意问学，手卷不释。绍兴初建太学，以弱冠上优选，月书季考屡占前列，驰声二十馀年。秦申王当国之久，士子习为谀言。汉唐非七制三宗不道，时文中不复及兴亡治乱事，至不识《资治通鉴》为何书。二十六年岁在丙子，高宗更化之初，公道大开，申挟书之禁，防闲甚密，秋赋多趑趄其行。君以素业贾勇而前，登名荐书，侪辈叹服。时命不偶，淳熙五年始以特恩补将仕郎。明年中铨，授处州遂昌尉，年近六旬，而劳苦不惮。警捕之职甚举。境接建安，俗犷悍，小歉则盗窃公行。里正尝以啸聚闻，君亟率所部操兵往逐之，凶徒相顾骇曰：「黄佛出矣，忍犯之耶」？相与遁去，一境晏然。十年任满，调台州司法参军。到官适岁大祲，义仓出纳惟谨。寻授信州军事推官，庆元二年始入幕。国正季君翔为守，布衣交也，郡事多以委君，几于画诺。君老而益壮，剖析滞讼，案牍山积，推究无遗，据法予夺，不容一毫之私。二年间类为四册，近五百事。四年之夏，忽苦脾湿，虽多在告，竭力公务，不见惰容。痼疾复作，遂求致其事，转承事郎。方将俶装东归，放意林壑，以乐馀年，未几疾革，竟以十月戊寅卒于正寝，享年七十有七。娶赵氏，融州观察使、赠开府仪同三司、润国公士筏之女。联姻天族，袒免亲法，当补官，君独不就，识者高之。子四人：与之，先六年卒；次即定之，登仕郎；次一之、尚之、皆业儒。女二人：长蚤亡，次许嫁姚铨，参政令宪之诸孙也。孙男三：季雅、季文、季野。孙女四。诸孤将以五年季秋某日葬君于县之孝义乡鲁墓之原，合赵氏之墓。君资彊毅，而与人谦和，及见前辈，源流有自。他无嗜好，惟教子甚力。交游至多，未尝失色。遂昌邑庠草创，二丁祭器亦不能备，君悉力整办，为之一新。课试士子，翕然悦服。尚书王公佐方尹京邑，贻书相贺，有「辟黉舍以延生员，为斯文宗主」之语。在丹丘时，直阁田公渭以仓使按郡，一见唶曰：「老先生尚尔淹恤，乃令吾徒冒乘传之寄，自顾歉然」。即以举削来。词曰：「学高前辈，政有典刑。允谓老成，尚堪繁剧」。人以为知言。礼部尚书尤公袤时居西掖，以诗寄君，有云：「金马玉堂惭我辈，青衫白发念君迟」。三数公皆上庠故人，故知君尤深，推此可见君之为人。垂绝不乱，命诸子无他言，惟以进业保家勉之。自号「隐退老人」，有文集二十卷，藏于家。铭曰：

吁嗟黄君，驰骋文囿。少蜚隽声，不为不售。晚服官政，感叹耆旧。踰七望八，不为不寿。日月逝矣，用不及究。善积庆馀，尚启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