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龙图阁直学士王广渊被遇先朝，令遗恩外更官其孙二人。

广渊外虽敏给，中挟谖诈，不宜在侍从之列。况西戎未怀，谋帅为重，乞选文武谋勇之士，使帅一道，则边患日清，中外蒙利矣。

朝廷密谕边臣罢兵，而夏人未有请。庆帅王广渊以属公，公间使晓贼，贼入求好，使再三至，乃受以闻。朝廷许之，犹以辄通贼使夺官。既而帅属皆迁官，帅谓致贼请者公也，欲得文移为公辨。公曰：「纾患息民，乃吾心也，讲好非劳，敢冒赏乎」！卒不与要见帅属迁官事。

上问：「唐太宗如何主」？对曰：「陛下当以尧舜为法，唐太宗所为不尽合法度。末世学士大夫不能通知圣人之道，故常以尧舜为高而不可及，不知圣人经世立法，常以中人为制也」。

夫道止于中而已矣，圣人经世立法，非固贬损以中人为制，道固然也。故尧舜禹三圣相授，皆曰「允执厥中」而已。盖立法失中，其过与不及，皆非圣人之道也。

上问：「周公用天子礼乐，有之乎」？对曰：「于传有之」。「然则人臣固可僭天子」？曰：「周公之功，众人之所不能为；天子礼乐，众人所不得用。若众人不能为之功，报之众人所不得用之礼乐，此所以为称也。然周用骍而祭，周公以白牡，虽用天子礼乐，亦不嫌于无别」。

周公之所为，皆人臣之所当为也；为人臣之所当为，是尽其职而已。若人臣所不当为而为之，是过也，岂足为周公哉！使人臣皆能为众人之所不能，即报之以众人所不得用之礼乐，则朝廷无复有等威矣。故《记》曰：「鲁之郊也，周公其衰矣」。又曰：周用骍，周公白牡，虽用天子之礼乐，不嫌于无别。是犹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为有礼，非通论也。然周公用白牡，见于《明堂位》，所载凡四代之服器，鲁兼用之。白牡，商礼也，夏尚黑，周骍，则鲁兼用也，以是为有别，亦疏矣。

上问张端河北盐议，对曰：「亦恐未可为上言」。韩琦亦有文字，曰：「此事恐须少待，今且当以变通财利为先」。上曰：「但理财节用，亦足以富，如此事不为可也」。曰：「今诸路皆用刑辟榷盐，河北虽榷，似未有妨」。因言：「理财诚方今所先，然人主当以礼义成廉耻之俗为急。凡利者，阴也，阴当隐伏；义者，阳也，阳当宣著。此天地之道，阴阳之理也。若宣著为利之实，而礼义廉耻之俗坏，则天下不胜其弊，恐陛下不能得终于逸乐无为而治也」。

取之有艺，用之有节，先王所以理财也。故什一，天下之中制，自尧舜以来未之有改也。取其所当取，则利即义矣。故曰「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则义利初无二致焉，何宣著隐伏之有？若夫宣著为善之名，而阴收为利之实，此五霸假仁义之术，王者不为也。故青苗意在于取息，而以补助为名，市易欲尽笼商贾之利，而以均济贫苦为说，皆此意也。昔哀公问年饥用不足，而有若对曰：「盍彻乎」？孔子之徒其理财盖如此，使后世之士言之，人必以为迂也，非深知先王之道者，何足以语此！

上问如何得陕西钱重，可积边谷。对曰：「欲钱重，当修天下开阖歛散之法」。因为言：「泉府一官，先王所以摧制兼并，均济贫弱，变通天下之财，而使利出于一孔者，以有此也。其言曰『国事之财用取具焉』。盖经费则有常赋以待之，至于国有事，则财用取具于泉府。后世桑弘羊、刘晏粗合此意。自秦汉以来，学者不能推明其法，以为人主不当与百姓争利」。又因请内藏可出几何，以为均输之本。上曰：「三二百万，或三五百万可出也」。

桑弘羊为均输之法，置大司农丞数十人分主郡国，令远方各以其物如异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是将擅天下商贾之利而取之也。先王以九职任万民，与通货财，商贾之职也。今为法尽笼天下之货而居之，商贾岂不失职乎？余尝考泉府之官，「以市之征布，歛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以其价买之物揭而书之，以待不时而买者」。夫物货之有无，民用之赢乏，常相因而至也。不售者有以歛之，盖将使行者无滞货，非以其贱故买之也。不时买者有以待之，盖将使居者无乏用，非以其贵故卖之也，此商贾所以愿藏于王之市，而有无赢乏皆济矣，其法岂与桑弘羊同日议哉！然泉府所以歛货者，以市之征布而已；市之征布，廛人所歛者是也，其歛能几何？以市之征布与市人交易，乃其宜耳。今乃欲借内藏之钱，何也？夫关市之赋，以待王之膳服，此经费也。邦之大用，内府待之；小用，外府待之。大用，谓大故大事也。泉府所谓国事之待用者，特内外府之所待，与夫经费之外者耳。其所用而取具，盖亦可知矣。而谓以是通变天下之用，皆饰说也。

王氏云：「陛下诚能慎察义理，而左右不循理之人，敢为妄言以沮乱政事，诚宜示之以好恶。经或言知、仁、勇，或言仁、智、勇，未有先言勇者，独称汤曰『天乃锡王勇知』者何也？《书》曰：『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战战，罔不惧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听闻』。汤以七十里起于衰乱之中，其初为流俗小人不悦，艰难如此，若非勇知，何能自济？所以能自济，尤在于勇。陛下救今日之弊，诚患不可以不勇。今朝廷异议纷纷，小有才而不便于朝廷任事之人者不过数人，亦不必人人有意。但如今朝士不识理者众，合为异论，则举朝为所惑」。

汤之克宽克仁，彰信兆民，故能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非有流俗小人不悦也。为其一怒安天下之民，故以勇知言之。「小大战战，罔不惧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听闻」，盖言肇邦于有夏如此。若夫立法造事，不为众论所与，一以力胜之，而能成天下之务，未之有也。

上问：「程颢言不可卖祠部添常平本钱事，如何」？余曰：「颢所言以为王道之正，臣以为颢所言未达王道之权。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嫂溺不援，是豺狼也。今祠部所可致粟四五十万，若凶年人贷三石，可全十五万性命。今欲为凶年计，当以凶岁为之，而国用有所不暇，故卖祠部所剃三千人头，而所可救活者十五万人性命。若以为不可，是不知权也」。

鬻祠部三千，盖六十馀万缗，固非三千人所能自具也，取之于力，本之民而已。由是得以不蚕而衣，不耕而食，亦取赀于力，本之民而已。故其徒益繁，则其害益甚，是未及赈饥，而先困吾民，以资游手也。先王之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积，故凶年饥岁民免于死亡，以其豫备故也。不知为政，乃欲髡其人而取其赀，以为赈饥之术，正孟子所谓「虽得禽若丘陵弗为也」。以是为王道之权，岂不谬哉（《诗》云：「谁生厉阶，至今为梗。」）！

上因问：「诚则明矣，明则诚矣，何谓也」？余曰：「能不以外物累其心者，诚也。诚则于物无所蔽，于物无所蔽则明矣。能学先王之道，以解其心之蔽者，明也。明则外物不能累其心，外物不能累其心则诚矣。人之所以不明者，以其有利欲以昏之，如能不为利欲所昏，则未有不明也。明者，性之所有也」。

诚者，天之道也，非外物不能累其心者所能尽也。告子之不动心，岂利欲能昏之哉！然而未尝知义也，未尝知义，非明也。然则所谓明者，非物格知至，乌足与此哉！荆公自谓能不以外物累其心，故其言每以是为至，盖以其未尝知天道故也。

前一日陈升之言：「制置三司条例司，升之难为更签书，只总领商量」。余曰：「如此，则合令谁签书」？升之曰：「只谏议与押」。余不答，既起与之同行归厅，余曰：「相公不欲签书制置司文字，何意」？升之曰：「体不便」。余曰：「参知政事恐非参知宰相政事，参知天子政事」。于是升之欲令孙莘老、吕吉甫领局，余与升之提举。余曰：「臣熟思之，此事但可如故，向时陛下使辅臣领此局，今亦只是辅臣领局，有何不可」？升之曰：「臣待罪宰相，无所不统，所领职事难称司」。余曰：「于文反后为司，后者君道也，司者臣道也，人臣称司，何害于理」？升之曰：「今之有司、曹司皆领一职之名，非执政所称」。余曰：「古六卿即今执政，故有司徒、司马、司空各名一职，何害于理」？曾公曰：「今执政古三公，六卿只是今六尚书」。余曰：「三公无官，只以六卿为官。如周公只以三公为冢宰，盖其他三公，或为司马，或为司徒，或为司空。古之三公，犹今之三师。古之六卿，犹今两府也。宰相虽无不统，然亦不过如古冢宰，只掌邦治，即不掌邦教、邦政、邦礼、邦刑、邦事，则虽冢宰亦有所分掌。今制置三司条例岂是卑者之事，掌之有何不可」？又云：「制置条例是人主职业，所谓制度也。《礼记》曰『非天子不制度』，臣不知制置条例使宰相领之，有何不可」？

《周官》六卿皆以上大夫为之，而冢宰掌邦之六典。虽掌邦治，实兼总六职，盖教、礼、政、刑、事，皆治之具故也。故冢宰施法于官府，而小宰以六职辨邦治，则其兼总可知矣。故周公以三公为之，盖宰相之任也。未闻有三公为司徒、司马、司寇、司空者，舜曰「畴咨若予采」，盖天下之事无非王事也。故舜自谓「予采」，则凡所以成天下之事，皆天子之职业矣。今之敕令所以诛赏废置，人主之大柄也，亦以有司为之，何止三司一司条例独为天子职业，而使宰相专领之乎？以宰相为有司，于体诚非宜，此但以口给禦人，取胜同列，非笃论也。

「凡兴事造业，振救衰弊，诚须临事而惧，若顾恤流俗人情，畏其不安，即不能为周公所为。商人与三监畔，征之三年，若畏人情不安，则必大赦以安之。及事平，乃更迁其世族庶士，居之洛邑，彰善瘅恶，以教训之，初无畏众之意。此所以能制礼乐而成周之太平也。柴世宗一日斩大将樊爱能以下二十七人，以能者代之，当时人情岂得帖然无不安者？古之有为者，上如周公，下如柴世宗，皆不苟畏人情，而但务因循，所以能各随其材分，兴起功业」。

周公东征三年，而东人欲其留，西人欲其归，迁其世族庶士居之洛邑，使密迩王室以教训之，非厉之也，人情何为而有不安者？柴世宗方用兵讨伐，斩二十七人以正军律，故能有功，非安平无事之时可为也。夫兴造事业，不稽乎众，而欲以辨给胜之，一有异己，则指为流俗，而妄引周公、世宗之事以惑圣听，不亦异乎？

上患内藏、三司见钱少，余曰：「纳绢差多而不知变转见钱，则积日月至于不可胜多。去年三司以斛斗合纳见钱，乃令变转金银匹帛上京。在京已患金银匹帛多于见钱，乃更令送金银匹帛。外方既折纳到见钱，却须要金银匹帛，诸路不免科买；民被科买，至买银一两用钱千七八。此皆有司不知开阖歛散轻重之权所致。鲁公曰：「只为人人皆言诸路若般却见钱，则钱荒不便」。又曰：「王安石常以为今钱不少，然人皆患钱少」。余曰：「假令钱少亦无可患，在唐贞观中米斗数钱，可谓钱少。然其时更为乐岁，人无所苦。唯唐中世用两税法，令百姓以钱为税，然后人始苦钱少。此由责人必变粟帛为钱输官，则人人皆当以粟帛易钱，则不得不以钱少为患。此乃上设法为患，非钱少为患也。今二税令人输粟帛，至今令输钱则取情愿，何由能致人患」？阳叔曰：「于古输诚然，今如官中给赐用钱不少，若斗米五钱，则斗米可折得五钱，官中合用钱，何由办给？则钱少亦不得不以为患」。余曰：「今官司用钱为多者，莫如粮草。若钱少而重，则粮草更不费钱。今近边百万贯，不能籴得百万石米。若斗米五钱，则五万贯足致百万石。至于其他用见钱，亦岂能多于粮草？就令用见钱处多，若钱重自可。如今合赐钱处折以他物，此乃人主轻重之权，何至更以钱少为患」？

二税用钱，故民间以钱少为患。三司以斛斗折钱，何异二税，而不以钱少为患，此何理也？今两税输粟帛皆有常数，若输钱取其情愿，则斗米五钱，所输无几矣，官司岂得不以钱少为患乎？若必令输粟，则是不取情愿，非法也。若不以时直输钱，则民受弊矣，皆不可也。夫钱重则物轻，若用处折以他物，则用物亦多矣。用物多则他物亦恐不足以给也。民之所有，粟帛而已，而钱者，官中所积也。终岁勤动，而斗粟尺帛不过数钱，虽边储百万石可致，其伤农甚矣，而谓钱少不足患，尤非理也。

呈程颢奏：王广渊不当妄意迎合俵粟，乞俵丝钱及折税绢作纳钱，云云。呈孙觉劄子，至「周公时天下已无兼并，又公私富实，故为此法阴相之，不专用此为治」，余曰：「无兼并，又公私富实，尚须此相；民兼并多，民乏绝者众，则此法岂可少？且觉言周公不专用此为治，今岂全废馀事，专行此法」？又读至「周公所以取息者，欲民勤生节用，不妄称贷故也」，余曰：「觉言今法则以为掊利，言周公之法则以为欲民勤生节用，不妄称贷。若说今法之意如说周法，则今法何由致人异论」？又至象箸玉杯及作俑之说，以为今法虽未有害，及至后世，必有剥肤椎髓者，余曰：「此周公所不以为虑，而孙觉虑后世乃过于周公，此可谓私忧过计也」。觉所言无理至多，读不至终而止。

《周官》「平颁其兴积」，《新义》曰：「无问其欲否，概与之也，故谓之平」。则俵粟不取情愿，盖其本旨也。故台谏言广渊，不惟不以广渊为罪，乃更以为尽力。夫《周官》所谓平者，岂概与之谓哉？谓无偏陂而已。为是说者，特矫诬先王之法以为己资耳。泉府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法为之息。盖贷民所以助不给，田不耕，宅不毛，犹使之出农粟里布，则游惰之民自致困乏。与夫实非不给而妄冒称贷者，有司辨之，宜若弗授也。又以国法为之息，则民不轻贷矣。莘老所谓欲民勤生节用，不妄称贷，未为过论也。今兼并之家能以其资困细民者，初非能抑勒使之称贷也，皆其自愿耳。然而其求之艰，其出息重，非迫于其急不得已，则人孰肯贷也？今比户之民槩与之，岂尽迫于甚急不得已哉！细民无远虑，率多愿贷者，以其易得而息轻故也。以易贷之金，资不急之用，至期而无以偿，则荷校束手为囚虏矣。乃复举贷于兼并之家，出倍称之息，以偿官逋；明年复贷于官，以还私债，岁岁转易，无穷已也。欲摧兼并，其实助之，兴利之源，盖自兹始，而莘老之比作俑者，亦不为过论也。余以谓青苗利害不在愿与不愿，正在官司以轻息诱致之也。孟子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青苗其意乃在取息而已，行周公之法而无仁心仁闻，是谓徒法，然则周公法、今法，安得不为异？

呈朱越乞小郡，上问朱越，佥取实对，又问越何处人，因甚人说他。余曰：「朱越是江宁人，臣久居江宁，与之相识。言者或以为臣欲差此人知建州，建州地远事繁，无职田，无锡赐，无酬奖。朱越素廉洁有行，居官无败事。又是大卿，比巩申、王秉彝辈只有过之，即无不及。理须与一郡如建州者」。上曰：「闻亦廉介，可惜年老」。佥言其不老，上曰：「若在京，好一见之」。余曰：「虽在京，陛下亦何须见？建州知州自来只是中书差，何足挂圣念。如臣者忠信诞谩之实，陛下乃当审察。若臣诞谩不足信任，便改命忠信之人，付之政事。以天下之大，岂无忠信可任以差除建州知州者」。上曰：「非为如此，只是人言欲考实」。余曰：「陛下每事欲考实，甚善，然所当考实乃有急于建州者」。又曰：「人主防人臣为奸，当博见人，穷理道，考事实。穷理道，考事实，则虽见奸人，无害。博见人，则人臣不能为朋党蔽欺。人臣为奸，尤恶人主博见人。故李逢吉之党相与谋，以为人主即位，当深防次对官上说」。

荆公每言：「人主博见人，则人臣不能为朋党蔽欺」。至除朱越建州，则固拒人主，使不得见，此何意也？朱越果材耶，见之何害？果不材，则固拒人主不得见，非蔽欺而何？观其言之彊悖，虽同列不可堪也，况君臣乎？夫君子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故暴慢之气不设于身体。于君臣之间狠愎如此，其所养盖可知矣。

上论不尚贤，余曰：「尊尊亲亲贤贤，并用先王之政事也。老子不尚贤，是道德之言」。

《书》曰：「德惟善政」。孔子曰：「为政以德」。离道德而为政事，非先王之政事也。

上曰：「用兵须有名，如何」？余以为无名则不可用兵。上曰：「恐但顾力如何，不计有名无名」。余曰：「苟可以用兵，不患无名，非兼弱攻昧，则取乱侮亡，欲加兵于弱昧乱亡之国，岂患无名？但患德与力不足耳」。

弱昧乱亡之国不足以有其民，而上无政刑，废诛不加焉，而后兼取之，则有名矣，此《书》称汤于桀之时为然也。乃曰「用兵不患无名」，此乃管仲责包茅不入之说耳，王佐不为也。

上曰：「使释老之说行，则人不务为功名，一切偷惰，则天下何由治」？余曰：「如老子言道德，乃人主所以运天下。但中人以下不明其旨，则相率乱俗，陷为偷惰，如西晋是也」。上曰：「乃人主所以运天下，非所以训示众人者也」。余曰：「诚如此。若夫功名爵禄，乃先王所以役使群众，使人人薄功名爵禄，上何以使下？故先王所以运天下，必有出于功名爵禄之外者，而未尝示人以薄功名爵禄也」。

圣人，人伦之至也。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各尽其道，所谓至也，至于其身，为天下用，岂为功名爵禄哉！盖君臣者，人伦之大，为臣义当如此也，故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人伦明于上，则人知自尽，虽有高明超卓之士出于功名爵禄之外者，亦孰敢不为用也哉！先王所以运天下，用此道而已，外是皆谬悠荒唐之说也。夫名位爵禄，天之所以待有德，人主不得而私焉者也。故《书》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五服五章不以命有德，乃欲以是役使群众，非所以奉天也，盖其学不足以知天，其论每如此。

上曰：「商鞅何尝变诈」？余曰：「鞅为国不失于变诈，失于不能以礼义廉耻成民而已」。

商鞅狭持浮说，以帝王之道干孝公，其术盖本于变诈，尚何礼义廉耻成民之有哉！谓其失不在于变诈，盖亦不究其本矣，故其操术每以鞅为是。

上闻酸枣有升下户入上户，手敕：「如此，则是有免第四等役钱之名，而无其实」云云。于是司农有状乞约束升降，并须约见今等第物力，如或敢将物力不及今下等第之人升作上等，务要足约定之数，则官吏并科违制，不在去官赦降原减之限。上以为然，从司农所奏。余曰：「治百姓当知其情伪利害，不可示以姑息。若骄之使纷纷妄经中书御史台，或打鼓截驾，恃众为侥倖，则亦非所以为政。天下事大计已定，其馀责之有司，有不当则罪有司而已。今每一小事，陛下辄再三敕质问，臣恐此体伤于丛脞，则股肱倚辨于上，不得不惰也」。

升降等第最为役法利害之要，平时差役不到下户，今升下户为上户，使之输钱，则贫弱受弊，而上户免役，为法之害，孰大于此？而人主不得质问，质问则以为丛脞，此何理也？尧之时，天下大计已定矣，然而设谤木，询刍荛，岂固示之姑息耶？盖上下之情不通而能审知其情伪利害者，未之有也。必使斯民无所赴愬而后可以为政，则误国多矣。

「吕公著正所谓静言庸违，象恭滔天」。又云：「如陈襄奸邪，附下罔上，虽放流窜殛，自其常分」。又云：欧阳永叔乞致仕，冯固留之，上弗许。余论永叔：「以韩琦为社稷臣，则修为忠良，否则修不免为附丽邪人。故如修辈，尤恶纲纪立，风俗变」。又云：「如此人与一州即坏一州，留在朝廷则专附流俗，坏朝廷政令，留之何所用」？又云：「鲧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富弼兼此二罪，止夺使相，诚为未尽法」。

自韩、富而下，皆元勋世臣、名儒硕德，天下仰之如泰山北斗。一有异己，则指为奸邪，待以四凶，诋诬大臣，颠倒邪正，盖自此始也。作俑之祸，抑又甚焉（《杨龟山先生集》卷六。）。

「白」上原衍「别」字，据四库本删。

保甲/先王为比闾族党州乡以立军政，居则为力耕之农，出则为敌忾之士。盖当是时，天下无不受田之夫，故均无贫焉，而人知食力而已，游惰奸凶不轨之民无所容于其间也。自井田之法废，民无常产久矣，富者餍膏粱，被文绣，酣豢逸乐，未尝知有服劳也。贫者终岁勤动，仅能糊其口，一有失职，则饥殍随之。游惰之民往往应募而为兵，一系军籍，则上下临制，如束湿薪，虽有奸凶，无所逞也。自祖宗以来，讨平祸乱，兼制夷狄，用此而已，未闻有他虞也。今欲什伍其民，以代募兵，则富者安于逸乐，脆软而不可用；贫者更番月阅，则老弱无所赖，转为沟中瘠矣。游惰奸凶无所拘系，则散而为盗贼，皆理之必至也。比户之民既已输赋租以充军食矣，而身又不免焉，岂不重困民乎？若以赋租可减，则自熙宁至元丰十有馀年，未闻有减也。予以谓井田既不可复，而欲一兵农，未见其可也。

三司节略却吕嘉问起请仪鸾司供内中䌽帛文字，却奏请为拟吕嘉问起请，乞指挥。其意欲以内东门要䌽供上元禁中用，而嘉问起请，致妨阙，中伤嘉问，又归咎于中书立法，云云。余曰：「如此等事非陛下躬俭，即人臣岂敢如此立法？臣见陛下于殿槛上盖毡尚御批减省，以此知不肯用上等匹帛，糜费于结络」。上曰：「本朝祖宗皆爱惜天物，不忍横费。如此糜费，图作甚？汉文帝曰：『朕为天下守财耳』」。余曰：「人主若能以尧舜之政泽天下之民，虽竭天下之力以充奉乘舆，不为过当，守财之言，非天下之正理」。

舜作漆器，群臣咸谏，况竭天下之力以自奉乎？虽庸人知其不可为也。荆公以师臣自任为天下儒宗，而所以导其君如此，百世而下，谀臣得以藉口为天下祸，庸非斯言乎？

余奏：「既立结吴延征，即须处分。王韶招捉木征，然后蕃部无向背专附延征」。云云。潞曰：「夷狄自是夷狄，略近勤远非义。即自已深入险阻，费运馈，不可不计」。下梢曰：「秦汉以后事不足论。如《诗》称高宗奋伐荆楚，深入其阻，『如火烈烈，则莫我敢遏』，非是不攻夷狄。如火烈烈，其师必众，师众必用粮食，非是不费运馈。如镇洮，更自是中国地，久为夷狄所陷，今来经略，亦不至劳费」。

先王之于夷狄，至于不得已而用兵，盖有之矣。争城争地而战，则孟子所谓服上刑者，而引《诗》以为證，不亦异乎？

上曰：「市易卖果子烦细，且令罢却，如何」？余曰：「市易司但以细民为官科买所困，下为兼并取息所困，故自投状，经市易司，乞借官钱出息，行仓法，供纳官果子。自立法以来，贩者比旧皆便，得见钱无留滞云云。陛下为其烦细，以为有伤国体，臣愚窃谓不然。今设官监酒，一升亦沽，设官监税，一钱亦税，岂非细碎？人不以为非，习见故也。臣以为酒税如此，不为非义，何则？自三代之法，固已如此。《周官》固已征商，然不云几钱以上乃征之。泉府之法，物货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以其价买之，以待不时而买者，亦不言几钱以上乃买卖。周公制法如此，不以烦细为耻者，细大并举，乃为政体。尊者任其大，卑者务其细，此先王之法，乃天地自然之理。如陛下朝夕检察市易务事，乃似烦细，非帝王大体，此乃书所谓元首丛脞也」。

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征商古无有也，盖自贱丈夫始，恐无一钱亦税也。先王之时，惟祀兹酒，故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虽纣为人君，数其罪亦不过沈湎于酒耳，必不设法招致使民酣醟，而日较其增亏也。榷酤之法，自桑弘羊为之，当时以谓烹弘羊乃雨，则人情可知矣。以为因袭之久，国计赖之，未能遽已可也，以为三代之法已如此，其欺我哉！《周官》泉府歛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以其价买之，以待不时之买者，所以与通货贿也。若果子非有不售而滞于民用者，而官皆歛之，此与贱丈夫登龙断而罔市利者何异哉！以是为政体，不亦谬乎？夫柄臣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授之有司，有司不奉法，柄臣察之可也；柄臣议法失其旨，其谁当正之？固人主所当察也。故上无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而民被其泽矣。论道之官，议法罔利，烦细如此，实伤国体，而人主不得问，问之则以为丛脞，果何理哉？

余曰：「陛下正当为天之所为，知天之所为，然后能为天之所为。为天之所为者，乐天也。乐天者，然后能保天下。不知天之所为，则当畏天，畏天者不足以保天下，故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者，为诸侯之孝而已。所谓天之所为者，如河决是也。天地之大德曰生，然河决以坏民屋，而天不恤者，任理而无情故也。故祁寒暑雨，人以为怨，而天不为之变，以为非祁寒暑雨不能成岁功故也。『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尧使鲧治水，汩陈其五行九载。以陛下忧恤百姓之心，宜其寝食不甘，而尧晏然不以为虑，此能为天之所为，任理而无情故也」。

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汎滥于中国。孟子谓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而安石乃曰「尧晏然不以为虑」，不知何所据而然也？以忧恤百姓为不知天之所为，则文王视民如伤，其不知天甚矣。夫民穷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盖土溃之势也。保丁卖袄以置弓箭，甚者断指以免丁，其致怨可知矣。而导其君以为不必恤，不亦误乎？

余曰：「如今要作事，何能免人纷纭？三代以前盛王，未有无征诛而治也。文王侵阮徂共，以至伐崇，乃能成王业。用凶器，行危事，尚不得已，何况流俗议论」？

周之王业肇基太王，然太王避狄去豳，未闻有征诛也。先王用凶器行危事，盖有不得已。若以谓必有征诛，乃能成王业，此何理？必使后世希功要利之臣藉斯言为兴王之本，以欺其君，其祸天下岂浅哉！

呈内藏库䌷绢许人户情愿纳见钱事，因曰上：「今岁两浙被三司令，人户情愿纳见钱折税䌷绢。薛向近奏添俵预买䌷绢钱，乃得平准轻重之意」。

预买䌷绢每匹俵钱一千，三司以纳绢折纳见钱，必高其估，此与王广渊俵丝钱折纳税䌷绢一体。聚歛之臣罔民取利以欺朝廷，故民间常以折变为患。今乃以折纳见钱、添俵预买为得平准轻重之意，恐非先王裕民之道也。

鲁公曰：「议者以为提举官将先催常平，如王广渊义仓事」。余曰：「先催常平物固无害，与义仓事不同。义仓是朝廷令劝诱，岂可先以百姓税物充？常平是出官本贷与，先催有何不可？若不许先催，则是令税足之后，方以枷棒催常平贷物，则自然致人议论」。又云：「枷棒亦不可废。今和买䌷绢若不纳，可不决否？今民间赊贷亦须以枷棒理之。若明示百姓不可以枷棒理，即一散之后，何由可歛？既情愿贷官物，又收息少纵，使枷棒催之，亦何所妨」？

先催足常平而后催税，则税必欠，虽不用枷棒催贷物，必用枷棒催税矣。此乃朝三暮四之说，而民受其弊则一也。私债于法不受理，而兼并之家初非有枷棒催贷物也，已足以困细民，则此固可知矣。夫和买用枷棒，盖州县之过，非法意也，常平歛散自谓先王补助之法，窃意先王补助必无取息用枷棒追索之理。不务出此，乃引州县之过以自况，不亦异乎？

谕常平，陈曰：「此只是财利事，不行得有何所妨？臣在政府，日夕纷纷校计财利，臣实耻之」。余曰：「理财用者乃所谓政事，真宰相之职也，何可以为耻？若为大臣而畏流俗浮沉，不能为人主守法者，臣亦耻之」。

《周官》太宰以九赋歛财用，以九式疏节财用，以九贡致邦国之用，则理财真宰相之职也。盖古之制国用者，量入以为出，故以九赋歛之而后以九式均节之，使用财无偏重不足之处，所谓均节也。取之有艺，用之有节，然后足以服邦国，以致其用。致犹致人之致，使其自至也，若夫王求车则非致也。然则先王所谓理财者，亦均节之使当理而已，徒纷纷较其赢馀以为宰相之职，则非其义也。

濮王不称皇，乃御史之力。上曰：「称皇是不得耶」？余曰：「无臣而为有臣，孔子以为欺天。濮王以人臣终而称皇，是无臣而为有臣之类。且孝子慈孙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推濮王之心，岂敢当褒崇？然则如此褒崇，非事死亡如生存之道也」。

濮庙非帝业所基，与太王、王季异，故褒崇之礼不宜称皇，得礼之正也。荆公谓濮王以人臣终而称皇，是无臣而为有臣之类，盖未尝深知周公追王之意也，周公岂欺天乎？

陕西诸帅稍探得西人欲作过，即勾下番兵马。余以为当约束勿使其然。庆历中西事所陷杀不过十万人，计天下一岁饥馑疾疫，所死何啻十万人，于天下未觉有损也；而天下以西事故大困穷者，妄费粮饷，最方今所宜戒。

边吏不能捍敌，致陷杀无辜之民，而以饥馑疾疫死亡者为比，又以一路杀伤之数与合天下较其多寡，此尤为无理。夫以十万之众，合天下之广言之，宜未觉有损也；以陕西一路言之，安得不以为多乎？昔者太王之避狄也，以为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故去之。今乃以妄费粮饷为宜戒，而十万无辜之民肝脑涂地为无所损，非谋国者之所宜言也。

上召两府对资政殿，出庆州军变文字。潞言「朝廷多所变更，人不安」云云。冯言「府界淤田，又修差役，又作保甲，人极劳弊不易」云云。余曰：云云，「更张事诚非得已，但更张去人害则为之，更张而更害人则不可为。又有事诚可为，而时势之宜未可以为者，亦未可以为。如讨夷狄，招边境，于今时事之宜，是未可为者（《礼记》以为事前定则不给，今天下事要须前定，不临时为人议论所移。」）。

用王韶日以开边招生羌、团结蕃户为功，乃曰「讨夷狄，招边境，于今时事之宜，是未可为者」，此言果何为也？方子华之西也，荆公尝自请往，未尝一言及此，因一败衄，辄出此言以自盖，然则咎将焉归乎？是欲以人主自任也。平时与同列争议，虽小事必胜而后已，兴师动众，安危所系，心知未可为而不言，尤非理也。

潞言：「人多言仁义，鲜能行」。上曰：「实能言仁义者不为多。仁义之实，亦自难知」。余曰：「杨朱不知义，墨翟不知仁，惟孟子乃能知仁义」。

杨氏为我不知仁也，墨氏兼爱不知义也，至于无父无君，乃其末流耳，非其本也。仁义之实难知，其信矣乎？

上曰：「朝廷亦无阿蔽，但外方亦未免有用意不均事，如何」？上勘河事官员，乃独遗却程昉，云云。余曰：云云，「今秉常幼，国人饥馑困弱已甚，陛下不能使之即叙，陛下不可不思其所以。此非不察于小事，乃不明于帝王之大略故也。陛下以今日所为，不知终能调一天下，兼制夷狄否，臣愚窃恐终不能也。陛下若谓方今人材不足，臣又以为不然。臣蒙陛下知奖拔擢在群臣之右，臣但敢言不欺陛下，若言为陛下自竭，臣实未敢」。

荆公行一事，立一法，朝廷必从乃肯已，于君臣之际殆不可矶也。至或比神考为元帝，为桓、灵，论一程昉用意不均事，则以为不明帝王之大略，终不能调一天下，兼制夷狄，亦可谓尽言矣。其言之悖，虽敌己以下有不能堪者，犹以为未敢自竭，不知何如乃可以自竭也？盖其得君如彼其专，行乎国政如彼其久，而功烈乃无足称者，故增为此言以自盖耳，恐非当时之言也。

齐郡有廉先生者，隐君子也。少时一负书应举，既而不知其憎世而丑俗欤？亦爱其身以有待欤？不然，得丧轻重已判于胸中欤？年未四十，恝然来隐于齐东湖山之麓，尽束其生平所读书，置屋栋间，而独抱夫《易》以老焉。其大者则格非知诚恐不足以知之，盖言所可知以推所未知者。则先生始来筑室结庐，植竹数千、木数百，若甚暇且易，而其坚完蕃茂，它人毕力莫能及。人疑之曰：「此先生筑室植木有术」。既而又见其种田百亩，活十馀口，年岁无不给，则曰：「是必能化黄金」。后四十年，考其寿当八九十，而见其犹有童颜也，则曰：「是必能饵丹」。人数以告，先生泛焉受之不辞，或从而求其术，则告之曰：「是安得术？吾于筑室植木也，知不以彼之成坏易吾之诚；于家也，知不以彼之盈虚夺吾之常理；于身也，知不以思虑撄拂吾之胸中。如是耳，安得术？虽然，若有问治天下国家者，吾亦将以是语之」。其友王文恪公既显，欲荐之朝，度先生不可屈，乃止。治平中诏求遗逸，刺史王才叔将迫先生行，先生阴使人进其弟子胡鄢，虽鄢终身不知也。格非之兄和叔以为其不苟于古可似黔娄，其难际似叔度，其藏节匿行，使世莫得名其高，则非仲长、子光不可偕也。以考夫功业，则疑其数十年间，天下之人有时忠顺岂乐之意莫知其然而生，忽戾之人亦有时乎悔艾之心莫知其然而作，天地之气，其容与调畅，足以养万物而秀嘉草者，恐斯人与有功焉。始闻去冬奄已即世，子孙皇皇，请议未及。此正西山之饿夫，东国之逐臣，燕之屠，蜀之卜，绛县之老，有赖于仁人君子一言之时也。唯吾为同里人，质之区区，亦欲藉之以告清议之伯。元丰八年九月十三日，绣江李格非文叔序。

祖宗朝应批降御笔，并作圣旨行下。自宣和以来，所以分御笔、圣旨者，以违慢住滞，科罪轻重不同也。今明诏许缴驳论列，当依祖宗法，作圣旨行下。方其批付三省，合称御笔；三省奉而行之，则合称圣旨。然后名正言顺。人但见宣和御笔，谓不当然，不知祖宗御笔不少，王广渊在仁宗朝，尝编类成书，以为后法，乞依故事施行。

某伏睹近日寺观祈雨，精意感通，数有云霓之应，而甘泽未霈，民心焦然。某二十六日至城南迓李真州，俟于狄公祠下，见故相国程公琳祷雨祝词，故龙图王公广渊大书于石，题其后，略云：「丞相精心为词，躬祷庙所，即日获应，遂大有秋。都人德丞相而神梁公，今录于左方」。

同年临江杨谨仲讳愿，往为庐陵郡博士，尝为予言，乃祖中大夫讳申，在京师从老泉苏公明允乞曾祖光禄少卿讳克从墓文，又得王广渊书丹，时君卿篆额，今有石本留先茔，颇恨未之见也。谨仲下世之十三年，其长孙光祖始轴以求跋。予生晚，不知中大夫何如人。然碑成于嘉祐七年秋，而刻于英宗治平之初元，是时三苏名震京师，广渊直集贤院，为群牧、三司判官，君卿自藩邸以艺文被幸，由奉礼郎换内殿承制。三人虽不同，同为当世所贵，非中大夫好学而笃志，则其文其书岂易得哉？韩退之谓唐人欲铭其先，必得三难。予谓杨氏此碑非三难乎？厥后谨仲既以学行为乡先生，今诸孙又表而出之，不陨其业，将无愧于老泉之词矣。庆元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曾祖讳起，赠太子太保。妣陈氏，赠文安郡夫人。

祖讳琢，赠太子太傅。妣邓氏，赠蕲春郡夫人。

考讳朝俊，赠太子太师。母缪氏，封永宁郡夫人。

公讳点，字春伯，姓罗氏。罗本熊姓，颛帝之裔也。春秋时为小国，能抗彊楚，《左氏传》纪之。立国之地，即今襄阳之宜城，后徙南郡之枝江，子孙不忘厥初，因以国为氏。自秦、汉至唐，虽时见于史策，然罕有功业宏大，名位显荣者，故莫详其世系。五季时，公之先世实居江西之豫章。我宋之兴，徙于抚之崇仁，厥居高垍，族党寖繁。大父太傅又徙于高垍之五星源，遂占籍焉。公天资颖悟，八九岁时，能援笔属辞。及长，志向卓荦，念其家世修儒业，而门户未振，思所以大兴起之，摆脱凡陋，刻意讲学，结交英俊，每以追蹑前修自励。两贡于乡，淳熙二年进士甲科。时孝宗皇帝以俗儒少实，颇有厌薄，公对策曰：「臣闻儒者之道，与天地相为终始，与古今相为表里，与风俗相为盛衰，与治乱相为升降。昔者天地之始，民生其间，混然无别。圣人者作，为之正君臣以相接，为之笃父子以相爱，夫妇则相宾，贵贱则相资，上下则相维，儒者之道已默行于其间矣。至今赖之，以安以佚，以生以息，而不为匪僻邪暴者，谁实使之？故曰与天地相为终始。圣人犹虑后世之无传也，书之简编，示之标准，如是而安治，如是而危乱，可以为师，可以为戒。后人得以按籍而求，随索而获，故曰与古今相为表里。夫风俗之美，非自美也，常自仁义始；风俗之恶，非自恶也，常自功利始。儒者之道，必尚仁义，必缓功利。仁义之效迟，功利之效速，人情厌迟而喜速，所以舍彼而取此。然久而后成者，又不可以遽坏，旦暮可获者，不足以久安，故曰与风俗相为盛衰。夫儒者之道，非必广学校，增生徒也。畏天修己，任贤爱民，恭俭乐谏，不自用，不变古，此用儒之实也，如是者必治。儒道之不用，非必摈斥士类，毁废经籍也。忽天自怠，弃贤虐民，恣玩好，恶谏臣，自恃其聪明，轻变其成法，此不用儒之实也，如是者必乱，故曰与治乱相为升降。昔汉高帝不喜《诗》、《书》，轻毁儒生，而遇子房、四皓也良厚，惟恐赤松之志一动，而采芝药不改，此所谓务实也。患莫甚于名是而实非，人主当求其真，不可惑于似。如谷粟之必可以养生，如药之必可以伐病，是真贤也。言之若可听，而用之则罔功，是腐儒也。惟真贤是用，而毋以腐儒参之，则治具毕张矣。其大指如此」。天子览而嘉之，擢为第二，时年二十六，调定江军节度推官。赵忠定公将漕江西，公往见之，相与语，因及狱事云：「部内有诉贪残者，令某官鞫之，而属之曰：得其情，则与剡荐」。公曰：「斯人之罪，已知之否」？曰：「未也」。公曰：「真伪未可知，而以利诱之，是示之己意，而欲锻鍊其罪也。无乃不可乎」！赵公悚然曰：「微君言，吾虑不及此」。建安游君，九江魁杰士也，时为九江录参，一见契合，相与为莫逆之友。丁太师公忧，服除，除太学博士。十年二月，召试馆职。其鲠切之语有曰：「国无尽心瘁力之臣，则事不济，今皆悦夫背公营私者矣；国无危言极论之臣，则德不进，今皆悦夫偷合苟容者矣；国无仗节死义之臣，则势不彊，今皆悦夫全身远害者矣。夫用人之患有七，授之非宜，进之太拘，责之太备，待之太轻，任之不专，辨之不明，保之不力，皆非用人之道。善用人者，必反诸身。溺晏安，欲速成，任喜怒，疏忠良，私好乐，有一于此，皆为害政，为人主者，戒之谨之」。奏御，天子不以为忤，甚称奖焉，拜秘书省正字。六月，迁校书郎，寻兼国史院编修官。天旱，诏求直言，公上封事曰：「臣闻天下将治，必有萌象，将乱亦然。听其议论，则正直是与，柔佞是恶，观其朝廷，则大臣任责而不自疑，小臣尽情而无所隐，治之象也。听其议论，则讪侮正言，仇雠正士，观其朝廷，则大臣持禄而不敢极谏，小臣畏罪而不敢尽言，乱之象也。祖宗立国以来，言兵不如前代之彊，言财不如前代之富，惟有开广言路，涵养士气，人物议论，足以折奸枉于未萌，建基本于不拔，则非前代所及。崇、观而后，此道寖衰。假绍述之名，而贤人尽逐；设朋邪之禁，而谏者有刑；创丰亨豫大享上之说，而奸谀日甚。驯致靖康，祸不胜酷。今陛下访天下之事非不至，求天下之言非不切，曩之窃弄威福者，既赫然逐之矣。而群下犹畏缩苟且，以言为戒，或者今时议论凡陋，驱之使然。无所可否，则曰得体；与世浮沉，则曰有量；众皆默，己独言，则曰沽名；众皆浊，己独清，则曰立异。此岂陛下所望于臣子者哉？今欲大有为于天下，破此凡陋而后可。夫天理人事，感应甚明。自旱暵为虐，陛下祷群祠，赦有罪，曾不足以感动。及朝求谠言，则夕得甘雨，天心所示，昭然不诬。独不知陛下之求言，果欲用之否乎？诚欲用之，则愿以所上封事置籍禁中，时时省阅，当者审而后行，疑者咨而后决。宏谋伟论，从容召见，以质其言，以观其才，而揣意迎合者必斥。治之萌象日长，乱之萌象日消矣」。十一年五月，面对言：「臣闻虚诞之风胜，则纷扰而生事；偷惰之习成，则颓靡而废事。陛下初载，急于事功，小人乘时以才自进。久之皆以虚诞，纷然扰败，圣意厌之，由是韬晦敛缩，日趋偷惰颓靡之域，其失等尔。臣愿陛下复振起之，大而达于国家之大体，当世之急务，小而熟一方之利害，精一事之本末，莫不简记选择，以备任使。始之议论，必如赵充国之陈边事，往复再三，叩竭其蕴；终之施行，必如刘晏之主邦计，迟久以须其成，假借以重其任，则无不详之事理，亦无不尽之材力矣」。十二年二月，迁秘书郎，兼皇太子宫小学教授。凡所开陈，必以正理，讲论经义，日昃始退。盖尝未午而国公欲入，公止之，乃观书不辍。至晡时，可以入矣，故不入。左右以为请，公曰：「国公务学，正尔得趣，奈何促之？顾使令辈取被以入，吾将宿此」。左右曰：「是间岂托宿之地耶」？国公逊辞恳之，公然后退。五月，皇孙进封平阳郡王，仍以公兼教授。采摭古人行事，明白易晓，可为劝戒者，合为一书，名《鉴古录》，盖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之义。日讲一事，恭淑之始作配也，公以为道之造端，于是乎在。而自古论修身齐家者，惟《大易·家人》一卦最为彰明较著，乃取先正司马公所书，发挥其义，以为端本正始之助。六月，除著作郎。上知公既深，将不次用之，然欲观其民庸，乃以为提举浙西常平茶盐事，时十有三年正月也。陛辞之日，进言：「自古大有为之君，必有同心同德之臣。陛下宵旰求治，二纪于兹，未有攸济。向者喁喁跂须机会之念，顾计本根之虑矣。人人上决于渊衷，物物取裁于睿断，君劳而臣逸，虽有大志，不得达于天下，甚可惜也。臣愿陛下于股肱心膂之地，更留圣虑，精考察于先，笃倚信于后，明白洞达，毋存形迹，而后与之进退人才，图画治道。为之一日，则有一日之效，为之一岁，则有一岁之效矣」。先是，昆山、华亭之间，有淀山湖，泄诸水道，戚里豪强之家，占以为田，水由是壅。公既领庾司，有诉其事者，察得其实，奏请开之，且为图以进。天子亲览，亟从公言。贵势无敢沮挠，百姓勇于赴功，不日而毕，乃刻石具述其事，以防他日筑塞之患，民甚便之。常州无锡县财赋旧额五万九百贯，而每岁所入，止三万九千贯，以耗剩补之，仅能充数。而群将意未足也，别委一官受输于县，令无得与。知县事陈世修之之官也，谒公吴门。访以为邑规模，对曰：「财用诚今日之急务，要以恩信为本。恩信既洽，不忧不办。必欲如今之俗吏所为，有去而已」。公察其持心之近厚也，意甚嘉之。世修既至毗陵，固请催科仍旧贯，守不许，度不可为，不就职而遽去。公与提刑王尚之奏称其贤，乞复以一邑畀之。平江守王公希吕罢，酒官程师礼怨希吕之尝督过也，当官吏饯别之日，攘臂诟之。公奏：「陛下进退群臣，自有典章。师礼敢然，殆非所以令众见也。陵夷之风，渐不可长。乞黜之，以正名分」。从之。安定胡先生讲道吴兴，一时贤俊学焉者甚众。既殁，人尊敬之不衰。郡太守每以季春设祭其墓，久而寖废。公以事关风教，檄举行之。十四年四月，兼权平江府。久旱祈雨，惟祀典所载加敬。天庆观有何蓑衣者，挟妖术以诳俗，异时为郡者神之，每祈雨罢，必就见焉。公独不往，何愠其不己谒也，以杖击僚吏之车，厉声辱之，公亦不顾。俄随车骤雨，邦人大悦。时浙右诸郡多阙雨，公豫为之备。奏：「所领八州，略计常平米不过三十四万石，宜及今米价未至腾踊，广籴以益之。幸而岁丰，不妨为他日用。若其饥馑，贫民知官司有备，可无转徙」。七月，诏给度牒六十。盐官、海盐二县，被旱尤酷，乞住催三等以下夏税和买役钱及往年宿负，从之。华亭河流断绝，邑宰刘璧相视青龙江可通潮，而堙废已久，集丁夫，给官米，不越五日，浚七十馀里，潮达县市。又浚河东六十里，水及州城，当旱涸之时，有浸灌之益。表荐于朝。公诚心救菑，凡可以活民命者，知无不为，而其大要，则以宽赋得人为急。其言曰：「水旱之来，缘事而应，民和则为丰年，不和则为凶岁。今岁之旱，民气不和之所致也。州县有无所从出之虚额，斯民有不胜其扰之诛求。往时岁额，本非若是多也。惟言利之臣不恤国体，阴自增益，或献羡馀，遂为定数。民力愈困，逋欠愈多，徒挂簿书，实难催理。乞诏帅守监司，公心参考，蠲减所增，立为中制」。又言：「六月间，海盐流移甚众，自闻住催官物，渐还故里。盖民之流移，未必尽因阙食，亦缘所收微薄，举目荒凉，又虑刈穫之后，官私逋负，交相催逼，所以轻去乡井。检放之令，诚不可缓」。时平江既除郡守而未上，公言：「救荒一事，州县多不介意，奉行灭裂。臣不躬亲巡历，督责官吏，无以上宽忧顾。请以府事委提刑兼领，而臣得以驱驰原隰」。许之。故礼部黄尚书度时宰嘉兴，中书陈舍人希点为平江观察推官，杜君申、刘君允济、诸葛君千能皆一时僚吏有志于民者，咸委用之，且荐达焉。海盐宰郑伟心不在民，崇德宰王迪简劝分无术，皆奏罢之。闻海盐丞陈祖永、长兴丞黄庸之贤，则请以祖永摄海盐，庸摄崇德。淑慝区分，以故人争自奋。公以忠诚自结主知，拯救艰阨，繄公是赖。而将漕者从旁挠之，公欲裕民，漕欲裕财，趋向殊涂，凿枘不相入。久之，漕护使客归言于上：「臣舟行运渠，两岸禾稼云委，不可谓荒。此特常平司所委官属张大其事，以希赏尔」。独不思渠能载舟，灌溉所及，稼安得不茂，稍远则苗稿矣。赖天子仁圣，不信其言，而信公愈笃，故公益得以尽其力。虑远乡之恩惠不及也，分列诸场，或近或远，虽穷僻之处，无不受赐。虑民力之不可过劳也，劝分所得，粜不出乡，毋使运于他处。虑官司之耳目不能尽察也，选用乡豪能任事者，理为充役，岁月以酬其劳。富人不恤穷民，增价闭籴者，必惩其罪。奸民名为贷粮，重扰巨室者，亦寘诸法。异时轺车巡历，吏卒纷然，所至为患。公则不然，从行不过数人，笔吏舆夫假诸所诣。或徒步十馀里，访求民瘼，人不知其为部使者也。有请于朝，勤勤恳恳，足以感动，故所欲无不从。分委官属，置历议事，笔而缄之，故其情无不达。事且竣矣，馀米尚多，普济者三，明主不疑其滥，而公亦自信不疑，宜其德泽洋溢，入人之深。十五年二月，召赴行在。天子见公，喜甚，劳之曰：「一路饥民并无流移，米价不长，皆卿力也」。公惶恐称谢，归美于上，且言：「陛下矜悯黎庶，从臣所请，住催官物，臣即躬行陇亩，布宣德意，无不感泣甚大惠也。而臣窃虑有司一旦督三年之赋，如久病新起，遽使负重，何以堪之？欲望圣慈，捐此微利。不然，均诸三年，以渐随纳，亦足以少宽。臣承摄吴门之日，交割王希吕任内缗钱四十六万，而臣增为五十二万，以是知住催官物，无损公家之利，而足以系斯民之心」。上皆然之，除户部员外郎。五月，兼太子侍讲。公之使浙右也，闻上以高宗升遐，服丧三年，而委皇太子参决庶务，内而寺监丞，外而郡守以下，皆得专决。奏疏云：「臣闻教子以事，当以其渐，凡除授许专决者，欲皇太子具名密奏，陛下亦密加可否，审定而后行。俟其进退人才，熟悉惬当，则尽委之」。至是又言：「陛下明烛四海，虑周万务，高出群臣之表。今而启佑后人，则制行当不以己。尧、舜、禹授受之际，曰『允执厥中』而已，此圣人理天下之常道也。陛下相传之要，其在兹乎」？十月，迁起居舍人，避祖讳，改太常少卿，兼侍立官。直前奏事曰：「臣闻君子小人相为消长，众正进而后群枉消，群枉消而后国是定，国是定而后太平之基立。自古圣明之君，广储人才，扶植善类，使阴邪小人无间可入，岂直为一时计哉！今恶直丑正之徒，私立名字，阴阻善良。稍相汲引者，指为朋党，稍欲立事者，目为邀功，而独以循默谨畏者为时才。此陛下好贤之美意，所以犹未白于天下也。愿明诏大臣，公心求才，毋惑于邪说」。十六年正月，又言：「臣闻石虎之殁，晋朝咸谓中原可复，褚裒进营北方，蔡谟独为朝廷忧之，既而果有伐陂之困。苻坚南牧，众心危惧，桓冲深以根本为忧，谢安夷然镇之以静，既而果有淝水之捷。此二臣者，可谓深于谋国矣。使吾德政修明，将相得人，足兵足食，根深本固，敌虽盛强，其若我何！如若不然，敌虽衰微，未可喜也。今金主已殁，士大夫之论，或谓后嗣诞逸，尝侮厥祖，谓之不武，自今以往，疆埸之事多；或曰敌启争端，必将有衅，邻国多难，本朝之福也。臣以为不然。夫因敌盛衰为我喜惧，国势亦可窥矣。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事会之来，岂有终极。臣惧在廷之臣，勇怯不得其当，故愿以古人之精识远虑，为公朝诵言之」。二月，光宗即位，迁中书舍人。进言：「臣闻郑子产曰：『政如农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自古人君未有不定规模于始，而能成事功于其后也。陛下有愿治之诚，有克勤之德，立志无虑不坚，行之无虑不力，所虑者始基或未审尔。愿诏大臣，悉心讲画，今日天下之事，其纲要如何，其凡目如何，其施行之次第又如何，条列以上。陛下先隐之圣心，而以其章下之侍从、台谏、天下之百执事，反复其说，裁之至当，按为国论，守而行之。始虽太详，终不愆素，迟之五年，而明效可睹矣」。上尝访公可为台谏者，公称叶适、吴鉴、孙逢吉、张体仁、冯震武、郑湜、刘崇之、沈清臣，此八人者，皆有学识气节，通世务，知国体，不肯阿附茍合，当今之选也。被命使金，夙有脾疾，春夏间每作辄甚，太夫人及子弟皆忧之。公曰：「君命至重，岂可为身谋哉」。先是，遣使非有大故，止以卿监为之。上初登位，故重其选。公知金主丧服未除，必阻我使副所服金带，豫以告掌仪者，使答之曰：「此行也，告登宝位，宜以吉服将事」。既及境，逆劳者果以为言，如公所教折之，不可，公使谓之曰：「两国通和已久，岂可因此小节伤大体乎？必欲易带，有死而已，不敢从也」。持之甚坚，金不能夺。伴使有犯御嫌名者，公以交际不便申谕之，俟其更名，始听传衔焉。至河北，金以告登位使不应加「宝」字，屡以语相恐，官属失色。公怡然曰：「我辈衔命而来，以义为主，头可断，君命不可辱也」。及廷见，授以国书，金无语。既辞，复所寓馆，俄有宣徽使李盘者传言：「信使此来，国书称『宝』字，有伤国体，回日宜奏」。言讫亟去。公厉声答曰：「圣人之大宝曰位，不加『宝』字，何以别至尊？断不敢奏」。闻者皆悚。盖彼所遣止云报谕，而此称宝位，耻不我若，不欲深较，又不可不言，故略及之。翼日启行，公豫戒马卒：「我与馆伴语讫，即可分马」。及并辔而行，正色谓之曰：「此来将礼，为报皇帝登宝位，自初达名衔，以至见辞，曾不我疑。乃于临别，忽以『宝』字为嫌，不知何物臣僚，辄发此论。岂不知圣人之大宝曰位，凡一官一职皆可以言位，至尊岂得无别？事理甚明，不敢归奏」。遂分马，伴使愕然，不知所对。人皆服公彊毅有守如此，天子深器重之，尝谓公：「旧为宫僚，非他人比。有所欲言，毋惮启告」。公遂上疏曰：「自古君子得志常少，小人得志常多。臣尝疑之，深思其故。盖君子之志在天下国家，而不在一己，行必直道，言必正论，不忤人主，则忤贵近，不忤当路，则忤时俗；小人之志在一己，而不在天下国家，所行所言，皆取悦之道也。用其所以取忤者，其得志鲜矣；用其所以取悦者，其不得志亦鲜矣。若昔明主，念君子之难进，则极所以主张而覆护之；念小人之难退，则尽所以照临而堤防之」。又言：「皇子嘉王春秋寖长，已踰弱冠，此乃亲近师友，进德修业，不可稍缓之时。而官属未备，止于赞读、直讲二员，进见有时，未有藏修游息之益。皇支国本，所系非轻，宜择端良忠直之士，参侍燕閒，常在左右」。又曰：「两淮、荆、襄，昔号多士。楚汉之起，一时共功，多淮、楚之人。光武奋于南阳，二十八将，大抵出于襄、邓、宛、叶。至今风俗劲悍，不能俯首程度，以科举进，往往隐于屠沽，伏于田野。不录用之，其肯甘心与草木俱腐乎？宜诏监司帅守，多为搜访，择其尤者，猝然召见，骤加褒进，必将振励奋发，而人才愈出矣」。又曰：「人主忧勤，则臣下协心；人主偷安，则臣下解体。今道涂之人，皆言陛下每旦视朝，勉强听断，意不在事。宰执奏陈，备礼应答，侍从庶僚，备礼登对。而宫中燕游之乐，锡赉奢侈之费，已籍籍于众多之口矣。彊雠对境，窥伺间隙，百姓嗟怨，奸回生心，此声岂可出哉？国家财赋，无承平所入之半，而用度无节，过政、宣奢汰之日。民力至此，其困极矣。若复悠悠，悔将无及，惟陛下深虑之」。绍熙元年三月，公力求去，上不许。殿中侍御史刘光祖改太府少卿，公言：「光祖天资刚介，谋身之计虽疏，报国之心甚切。未闻他过，忽此改除，中外相传，皆所未喻。乞俾居旧职，以昭陛下之德」。七月，拜吏部侍郎。极言：「内降之弊，救其流，不若窒其源。今有司虽许执奏，而干求未有明禁，则已求而复却，既却而复求，求者多则言者有时而渎，言者渎则听者有时而厌，下渎而上厌，则名器有时而轻，纪纲有时而紊矣。昔仁宗皇帝有诏，约束并许执奏推劾干请之人，明正其罪。夫仁宗圣德恢洪，与天同大，然于内降之弊，杜其本原如此，此陛下之家法也」。兼修玉牒官。十二月，兼权刑部侍郎。二年二月，大雨震电，继以大雪，公言：「天人之道，各以类应。天道有阴有阳，人道有邪有正。为君子，为公朝，凡出于正者，皆阳类也；为小人，为后宫，凡出于邪者，皆阴类也。邪不可使胜正，阴不可使胜阳。今阳春方动，雷始发声，而阴邪乘之，大雪继作，阳欲发而不遂，阴宜伏而反纵。求之天道，则为阴胜阳；验之人事，无乃邪胜正乎？臣愿陛下讲切古道，励精为治，常使邪不得干正，阴不得胜阳，则戾气日消而圣德日起」。奏：「仁宗尝命杨惟德等撰集《景祐乾象新书》，凡有灾异，推其所自，以类相从，记晋建兴元年十一月己巳，大雨震电，庚午大雪，后来之应，亦甚明白。仁宗为之制序，藏诸秘阁，愿陛下取而阅之」。上从公言，亟索此书以进，翼日，遂诏侍从以下极言阙失。公奏陈五事，一曰务学问，二曰肃宫禁，三曰明黜陟，四曰察左右，五曰除国讳。「臣闻义理不先尽，则多听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则守善而易移。人主虽有自然之圣质，未有不资学问而能识治乱之原，明善恶之归，辨邪正之分者。陛下盛德至行，天禀甚厚，而犹有宴游嗜好，便嬖声色之娱，盖未得所谓真乐者以胜之尔。自古贤君，閒暇之时，未尝废学，讲求古今得失之理，所以杜绝淫佚匪僻之好。陛下诚能于退朝之隙，日御经史，以蓄其德，日接贤俊，以究其义，造次不忘，精一不杂，运天下于掌中，将无难者，岂非天下之真乐哉！虽然，此人主之利，而非左右之利也。惟刚健力行，乃克有济。仇士良告老之言，情态具见，可不深念乎？臣闻钩陈九重，华盖万乘，垣直太紫，庭俨云龙，阑入则有罪，误至则伏诛，所以防未然，限中外也。今宫庭之间，出入无度，窃弄威福，并缘为奸。陛下用一人，则指为某人之功，去一人，则指为某人之力。帷箔游宴，外无不传，讥谤之语，籍籍于道，岂可不求其故哉？禦寒莫如重裘，止谤莫如自修。臣愿陛下冲虚澹泊，勤劳恭俭，谨宫闱之禁，严中外之别，政事悉谋之外庭，咨访不及于左右，则谤议不作矣。《易》曰：『闲有家，悔亡』。可不深念乎？臣闻进人而不明其所以进，则开请托之门；退人而不著其所以退，则来谗贼之口。近者大小之臣，纷纭去国，远近疑骇，不知其罪。而宰执不敢问，台谏不敢言。至于节钺之除，出于御前直降，虽台谏攻之而不胜，卒至于宣谕而后止。夫人主所恃以共天下之事者，宰执也。宰执有所不及，所恃以维持纪纲者，给舍、台谏也。御笔处分，祖宗所无，今纷焉四出。不由进拟，则宰执之职可废矣。不经鸾台凤阁，何名为敕？今而直降，则给舍之职可废矣。陈善闭邪，献可替否者，台谏之任也。事有未审，可以宣谕而勿言，则台谏之职可废矣。孤立无援者，去之如卷席；交通附丽者，攻之如拔山。自此言路之臣，不过觇喜愠以自结，顺风旨以纳交，贤者日退，小人日进，而陛下之势孤矣。传曰：『无善人则国从之』。可不深念乎？臣闻自古舆隶小臣，未有久任事而不坏其国，亦未有坏其国而不及其家与身者。费无极、赵高、江充、息夫躬、刘隗、刁协、朱异、赵严之流，家国俱祸，覆辙可鉴。彼其初岂故欲至此耶？人主以情亵易亲，与之谋谟帷幄，而此曹以舆隶小智，居之不疑。君有问焉，则曰安于泰山；而惧君子之绳己，则尽力挤之。君子去矣，国将危乱。又惧其得罪且死，于是乎纩君之耳，使之无闻，此祸之所由作也。今左右近习虽不敢挠政，而簪履微臣犹出入宫掖。道途之语，至谓宰执之拜罢，台谏之进退，将帅之废置，章疏之可否，非其人不决。往来之间，踪迹秘密，使人主受谤，中外切齿，亦岂门户之福哉！昔英宗一召见王广渊、周孟阳，贾黯极谏，以为示天下不广，可不深念乎？臣闻古者帝王无所讳忌，即位之始，卿授之策，曰：庆者在堂，吊者在闾。拂心之论，日陈于前，而天下治安。享国长久，后世忌讳之多，无若秦、隋，而所讳之事，卒皆自蹈之。今天下之所恃者，陛下虚怀听纳，下情得达尔。然自一二小官以言语斥逐，而忠谠路塞，循默成风。至于近者，求言之诏朝下，而上书之士夕斥，传之四方，谁不骇异？祖宗崇奖忠直，惟恐不闻，草茅危言，未尝加罪。惟崇宁之末，以星变求言，既而消伏，则以应诏直言之士附于党籍，而治乱自此分矣，可不深念乎？臣愚不识忌讳，僭言乘舆，以及宫禁，抵排贵要，触冒危机，不得罪于今，必得罪于后，迫于爱君，万死不悔，惟陛下察之」。四月，兼侍讲。三年四月，对于选德殿，论：「两淮、荆襄为国保障，而今日经理，曾无一事成就。民兵未免于骚动，城壁未免于难守，财用未免于虚乏。朝廷平时选置牧守，尽如内郡，按格计资，以补其阙，此固不足以得人矣。而又禁令太苛，操切之者急，采听太轻，牵制之者众，纵得其人，亦岂能尽其用哉！夫将委之以足食彊兵，聚民固险之事，固非茍简仓猝之所能营，十羊九牧之所能办也。审观要害，州郡备御未周者凡几处，谨择端重练达之人，分土授民，专意绥抚。官属能否，得自行黜陟，财赋盈亏，得自为轻重。内之议臣，毋责其细故，外之监司，毋拘以苛法。宽以岁月，假以权制，结以恩信，励以赏罚，三年而考民庸，五年而覈边实，则与今日不侔矣。昔艺祖惩五季蕃镇之乱，尽收事权，归于朝廷，君臣分严，臂指势顺。然所以备西北者，规模与内郡不同，所谓因事而制宜也。为今之计，不少宽其辔勒，未见其可。《小雅》曰：『皇皇者华废，则忠信阙矣』。忠信既衰，禁防虽密，终不足以制变。其人忠信，委任而责成功，蔑不济矣。惟陛下图之」。权兵部尚书，兼权刑部。七月，面对言：「恭惟仁宗在位四十馀年，致治固非一端，而要不出于爱惜人才一事。人主之心，常向善人，天下之论，常与善人，公道常伸，公议常胜。虽与当路异趣，时事背驰，势不两立者，然谅其本心，终不摈弃。范仲淹之攻吕夷简，欧阳修、尹洙、余靖之助仲淹，虽皆补外，属有西事，则起仲淹帅边，馀亦收用。及仲淹参大政，修、靖遂列谏垣，蔡襄亦牵联同升。其后石介作《庆历圣德诗》，褒贬太切。夏竦中以奇祸，善类几殆，而富弼赖圣主保持，迄登宰辅，修亦执政，襄、靖俱为侍臣。庆历清明之治，嘉祐隆平之福，皆本诸此。今天下人才固无他虑，然或已经选用，未究所长，或因外迁，遂不复入。臣愿陛下恢广圣心，稽参成宪，博采而亟用之，则野无遗贤，朝不乏使，而先朝致治之美可冀矣」。是岁日长至，车驾将朝贺重华，既而中止。公奏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节序拜亲，无有阙者。三纲五常，所系甚大，治乱安危，于此可卜，不当以为常事而忽之。既往之事，悔之无及，惟愿于一二日间，起爱起敬，讲家人之礼，以安寿皇之心」。寻兼给事中。时上过宫之意未决，公与侍从合奏云：「陛下既涓日以告北宫，寿皇必引领以俟陛下。常人于朋友且不可无信，况人主之事亲乎。唐肃宗之事上皇也，时自夹城起居，上皇亦时至大明宫。其后少失欢心，虽四方珍异，莫不先荐，而上皇日以不怡，辟谷不食，屏荤不茹，寖以成疾。肃宗于是负不孝之名，万世不磨。今陛下久阙温凊，寿皇欲见不可得，万一忧思感疾，陛下将何以自解于天下哉」？四年三月，对于清燕，又言：「中外所传，或谓陛下内有所制，不能遽出；或云溺于酒色，不恤政事。以臣观之，恐未为然」。上曰：「安有是事」。公曰：「臣固知之。窃意宫禁间或有撄拂之事，姑以酒自遣尔」。上颔之。公曰：「今闾阎匹夫，处闺门，遇逆境，容有纵酒自放者。人主宰制天下，此心当如青天白日，湛然清明，风雨雷电，晴霁之后，不停留一点，有所拂逆，便当释然」。上确许以出。公请上先期斋戒，饮食起居，皆当有节，庶可感动父子之情，上以为然。八月，转对言：「吴蜀之相资，辅车唇齿之势也。高宗、寿皇轸念全蜀，寝食不忘，宽民练兵，选将择守，惟恐一事失当。迩来水旱频仍，民力困悴，识微之士，懔懔于是久矣。泸南之变，几至滋蔓，赖国威灵，俄复殄灭。吴氏世有威名，军情所附，挺没既久，恤典不加，能不怏怏？重兵所屯，不可一日阙帅。制司差辟，资望俱轻，何以威服万众，惟陛下深念而亟图之」。九月，上犹未诣重华，公与侍从、两省同上封事云：「近者重阳圣节，陛下既受群臣万年之觞，恭上两宫之寿，忽报前所降旨，不复施行，中外震骇，不知所自。向来犹是寿皇圣意，今乃如此，必传旨者一时卤莽，有此差误，宜显黜之，趣驾而行，庶乎不远而复，群疑消释」。十月，又奏：「窃闻嘉王生朝，称寿禁中，以报劬劳之德，父子欢洽，宁不动心？上念两宫延望之意」。又奏重华宫曰：「半年以来，车驾数遇过宫，每蒙慈眷，有旨姑免。因循日久，遂至疑惑。皇帝兢业过甚，怀不自安，几若严惮。若非寿皇圣帝加意慰安，窃恐渐成间隔。今兹会庆圣节，欲望先期谕旨，勉以必来，愈加慈爱。皇帝仁孝素笃，必无迟回」。十一月，公等以累请过宫，上不能用。再求罢黜，不许，并令仍旧供职。复奏：「臣等误蒙陛下拔擢，寘诸从列，正欲因事献忠，有所裨益，岂止为臣等爵禄之计！若翠华未出，而彊颜就列，厥罪大矣。伏惟圣心思宗社安危大计，俯从愚言，臣等扈从而退，便当供职」。上意犹疑。及会庆节，群臣拜表称贺，黄幄设而不御。十一月，有旨同班宣引，遂奏：「陛下临御万方，以信为本。父子之道，天性也。陛下朔望不出，许以进香，进香不出，许以上寿，而上寿复不出，反汗如此，臣恐朝廷之令，自是不行于四方矣」。十二月，拜兵部尚书。五年四月，上将幸玉津园，公与侍从同奏：「陛下即位，于今六年，未尝轻事游燕。今者日俟鸣跸，起居两宫，犹未有闻，而忽闻游幸，物论沸腾，实玷圣德。欲望车驾先过重华、慈福，然后徐为此行，亦未为晚」。又曰：「陛下为寿皇之子，四十馀年，一无间言。内禅以来，孝慈弥笃。止缘初郊之后，圣躬违豫，寿皇尝至南内督过，左右之人，自此谗间遂兴。窃度圣怀必大有疑，而自以阙于奉亲，可以无虑。以臣观之，陛下所疑，必无是理，而所谓无虑，则甚可忧。何者？寿皇与天下相忘久矣。今大臣同心辅政，百执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三军万姓，皆无贰志。设有离间，将共诛之，何疑之有？若深居不出，久亏于道，群情解体，众口谤讟。近日通衢之中，固有持此指骂大臣，无所避忌，祸患将作，可无虑乎」？上曰：「卿等可择一腹心之人，为朕调护寿皇」。黄裳对曰：「父子至亲，何俟调护」。公曰：「陛下一出，便当无事」。上首肯。公又于经筵率讲读官言之，上曰：「朕未尝不思寿皇」。对曰：「陛下阙定省之礼，今已数月。虽有此心，何以见之」？五月，寿皇不豫。公与侍从台谏随宰执班入殿门，閤门吏以无班止之，公厉声曰：「有职事欲上殿」。遂入。宰执奏事毕，伏上前，公等遂升殿，上拂衣起。宰臣引上裾，公等亟前环绕，泣曰：「寿皇疾势已危，陛下不于生前一见，后悔无及矣」。上遂入延和殿。众又随之，至福宁殿，上甫入门，内侍阖之，众皆恸哭而退。越三日，公随宰执班起居，诏独引公奏事，公言：「臣前日迫切献忠，举措失礼，蒙陛下赦而不诛，然引裾亦故事也」。上曰：「引裾无妨，何得辄入宫禁」？对曰：「辛毗引裾以谏，不听，亦随而入。清明之朝，乃有是事，昏乱之世，何敢尔乎！昔汲黯在朝，淮南寝谋。夫以一人之切直，奸谋遂息。今外议纷纷如此，而在位群臣曾无一言，三军万姓必以为蒙蔽陛下，一旦发怒无礼，则祸乱之原也，此臣所以不得不谏」。上曰：「往而见却，如何」？公曰：「寿皇止有一子，既付以神器，惟恐见之不速，万无却理」。上退语左右，美公之明。五月，公复进言：「人情积忧则生疑，积疑则生疾。古人因事致疑，如窃鈇之类，因疑致疾，如蛇影之类。臣窃料陛下疑一旦过宫，则祸变难测。陛下试熟思之，过宫则有祸，不过独无祸乎？天子之势，至安至危。其安也，生杀予夺，惟意所欲，谁敢违之；其危也，虽欲为匹夫而不可得。陛下以为不过宫可以免祸，而不知乃所以速祸尔。今君子见几，常有惧乱之心，小人无知，皆有幸乱之意。陛下所行，多失人心，一旦祸生不测，谁为陛下尽力者」。六月，寿皇疾势增剧。公与侍从奏言：「窃闻慈皇以未见陛下，故不肯服药。既见，必大喜，不药而自愈矣」。上竟难之。寿皇升遐，公劝上奔丧，许而不出。合奏，不报。拜遗诏于重华宫，退欲宿部，有以为不必然者，公曰：「邻里有丧，犹相与奔走，不忍即安于家，况至尊乎」！乃皆宿部。翼日，遂同奏云：「陛下为寿皇之子，当袒括辟踊之时，犹不肯一出以就丧位。寿皇为天子父，乃无主丧之人。自有天地以来，岂有此事」？时大敛，将成服，宰执欲率百官恭请于上，公言：「此议甚善。若不听从，则断不可成服。须得皇帝执丧服衰，方见寿皇有子，中国有君尔」。宰执又欲拜表请上御殿，公言：「大行皇帝创行三年之丧，虽敌人闻之，至今加敬。当事事举行，不可使茍简之意出于臣下之请」。凡公所言，时虽不能尽用，然公论韪之。又上奏曰：「祖宗以来，外廷虽用易月之制，宫中实行三年之丧。至我寿皇圣帝，久旷之典，一朝而复，垂示万世，永为成训。而臣下之礼，未及讲求。人主衰服于上，人臣吉服于下，识者犹以为憾。夫衰裳不可服勤，易月之后，群臣虽权宜易服，然以红、紫为饰，无异于平时，亦太薄矣。臣以为群臣燕居，皆当去红、紫而服素衣，则犹有哀戚之意」。诏令台谏议之，皆称公所建请，虽未纯于古，亦足以扶持衰俗，补助名教，于是施行之。时上自称疾眩，朝野汹汹，咸忧变故不测。及皇上嗣位，国丧有主，而后人心始定。六月，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公谓上初临御，宜讲其所先入，历陈持心守正等凡十事，请退朝之暇，时与大臣坐而论道，或召侍从、台谏从容论说，日轮讲官二员，便殿赐对。上有事于明堂，公扈从斋宫，俄得气疾，遂还私第，三日而薨，实九月十有四日也。享年四十有五，积官至通议大夫，爵崇仁县伯，食邑七百户，食实封百户。遗奏闻，辍视朝一日，赐赙以银、绢，赠资政殿学士、金紫光禄大夫，仍令江西转运司措办丧葬。遂以庆元元年九月己酉，葬公于临川县长寿乡梅坑之原。娶黄氏，赠秦国夫人。继室陈氏，赠齐国夫人。子端立，朝奉郎、通判福州；思，奉议郎、通判潭州；愈，奉议郎、监隆兴府苗米仓，先公卒；愚，承务郎、监镇江府丹阳县延陵镇税。女适朝请郎、直宝文阁、知赣州留元刚。孙扬祖，通仕郎；嗣祖，承务郎；次象祖，次未名。孙女一人。公德性宽平，不为矫激崖异之行，和气蔼如也。而端介有守，义利之辨，明烛毫末。事亲笃孝，周旋无违，而务在养志。擢第而归，待其亲故加厚，欲有请于州县者，则坚却之。考论古今，竟日忘倦。或勉以偶俪诗歌之作，则曰：「吾方笃志于致君泽民事业，奚以是琐琐者为哉」。九江守潘侯慈明以公高科，不欲烦公吏事，公曰：「食其食，怠其事，可乎」？职所当亲，恪共不懈。或谓天下事非才不办，公曰：「亦当先论其心，学术正而才不足，所谓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心则不正，才虽过人，非真才也」。平居讲贯，博取诸人，至于进退出处之大义，则心自决之。免丧之后，迟迟其行。既入都，未尝干进，止欲从吏部选。尚书郑公丙力以馆学荐之，赵忠定公时为天官贰卿，语公曰：「前任既再考矣，自陈可改秩」。公谢不敢，始登班列，荐绅归重，期以公辅，京畿声望益伟。太学院沈君焕劲正不阿，闻风欣慕，尝称公虚己中立，以受一路之善士。洎登禁林，直道谠言，气压群枉。其摄事省闼也，直暂焉耳。陈源之与内祠姜特立之趣召，皆驳奏其奸，命寝而后止。其领宪部也，常良孙以贪墨败，念其祖安民之忠，独申救之，止窜远地。君子以是知公之论事，悉由中出，去恶如去草，善善及子孙，皆当于人心者如此。皇上履位之初，尊礼旧学，延登枢府，固将倚之为腹心也。是非邪正之辨，必能历历为上陈之，上信公语，凡所升黜，允协公论，岂后来若是之纷纷者哉！昊天不吊，人杰沦丧，国势岌岌者十有二年，然则公之存没，固安危理乱之所关也。公之居家，严而不猛，和而不流，中外井井，悉有条理。爵尊禄厚，而自奉甚约。先太师之薨也，诸弟犹未立，延师教之，迄于有成。又择贤士，以归其妹。始以明堂恩官介弟默，公薨之后，复以遗恩奏勋、倅二弟，从公之治命也。戒诸子曰：「我奋身白屋，自致于此。受知三朝，捐糜难报，可无愧于俯仰，惟尽言无隐尔。尔曹勉之，益谨趋向，益勤问学。居官当廉，居家当俭，临大事当仗节死义。以是立身，以是报国，则人皆谓我有子矣」。平生论著有奏议若干卷，《书》、《春秋》、《孟子》讲义合若干卷，制词若干卷，《鉴古录》若干卷，杂著若干卷，《闻见录》若干卷。开禧二年，以子升朝，加赠特进。嘉定三年，赠开府仪同三司。六年，赠少傅。八年，赠太保。公之相祀明堂也，实为礼仪、顿递二使，所赐金器，可兼得之。病革矣，家人陈列于前，公顾见之，命辞其一。临死生之变，凝然不乱，可敬也夫。始某尉江阴，公为常平使者，推挽于朝，遂为知己。公薨既久，易名之请，因循至今。诸子以知公本末，莫详于某，俾状其行，庸以求谥焉。力辞不获，敬书以授之。谨状。

臣日者天久不雨，尝竭愚忠，首陈三失，次条十證，又于贴黄两言天伦之当厚，乞陛下恪循故事，下诏求言。今政事之间虽未见陛下有所改悔，而祖宗故事，则已施行，仰见陛下圣德本自聪明，前旒未为蒙蔽，而臣之言亦不为徒发也。臣初谓政在中书，而专攻上身者罪也。政不在中书，而专攻上身者亦罪也。臣比进两疏，既已冒犯罪戾，推究灾异之所从出，为陛下言之矣，而陛下之诸臣，岂得为无罪耶？请极论其所以然。臣尝读《易》至《否》，而重有感于今日焉。天地交则为泰，不交则为否。否者，闭塞不通之名也。故《太玄》准之以吟，以守。吟曰阴不之作，阳不之施，万物各吟。守曰阴守户，阳守门，物莫相干，谓天地各居其所，闭塞而不通也。当是时也，内阴不肯应外之阳，下气不肯应上之气，此臣之所谓否也。以节令言之，雪者，五谷之精也，去腊不雪。雷者，号令之象也，今春夏不雷。五月，梅节也，地久不梅。夏至，雨节也，天久不雨，至于六七月之间。是皆天地闭塞而阴阳之气不和也，非否乎？夫否塞之證见于上下不交之时，人孰不以为天地自闭塞也？而不知天地之所以闭塞者，则陛下之诸臣实为之。诸臣谓何？宰相、台谏是也。凡其所为不能贯通于上下者，皆否也，而可已于言乎？所贵乎宰相者，以其能辅佐天子而进退百官也。向也端平之初，进贤去佞，位置得宜，天下翕然称之曰小元祐。虽兑会坏楮，履亩伤民，入洛失地，轻锐可讥，而用人一节，高掩千古，真贤相也。今再相淳祐，四海苍生日夜复以端平之治望今日，而免牍未下，旱暵频仍，景象逼迫，上下煎熬。虽日不暇给，而一再进拟，大抵不能尽副天下之望。今观其布在班行，非天子之勋戚，则大臣之乡旧也。非侯伯之子孙，则台谏之羽翼也。非邸第之狎客，则京兆之亲密也。又观其布在郡国，非天子之近亲，则大臣之婿侄也。非执政之姻娅，则诸邸之子弟也。非谏坡之旧馆，则台臣之妇翁也。苞苴之馈，交接于闺阃深邃之间；请托之私，周旋于堂从乡邻之密。黄发儿齿之老，岂能制依凭机巧之人？赤松从游之馀，胡亦有顾惜子孙之念？人谓小相若在，犹且善恶相兼。岂谓大老来归，乃无一事公当。远视端平，如出两人；近比淳祐，殆同一辙。而况胡宗愈辈阴结厚确，交相为朋，人所共嫉，今乃拂逆公论，引据要津。清臣、温伯左袒熙宁，踪迹显著，人所共嫉，今乃故开倖门，延入共政。调停之说一起，吕、范之责难逃。况君子小人势如冰炭，决无两立之理，必有反覆之虞。与其自保于一身，孰若均忧于天下？不此之务，乃反诲之，岂不重孤天下之望耶？此宰相之否也。所贵乎台谏者，以其能绳愆纠缪，分别邪正于已然之后也。祖宗时，台谏例不兼讲席。自中兴后，王宾为中丞，建请复开经筵。自是每除言路，必兼讲读说书之职。由此台谏与天子习熟，无复有敢言者矣。向也为权臣之私人，今则为天子之私人矣。向也供劾检于权奸，今则受天子之宣谕矣。向也受劾草于权奸，今则受天子之调停矣。故上意所不予，则施矰缴于既逐之谏臣；上语所不乐，则纵斧斤于广东之仓节。或倚上眷而执人物进退之权，或探上心而掣朝廷行事之肘，此逢君者也。乃若宰旅直士枨触鼎鼐，则弋之惟惧其不早。中书紧官拂逆贵近，则挤之惟恐其或后。枢臣刚愎，睥睨台枋，则倾台以助之。督视临遣，请存台谏，则含茹以翼之。此媚要途者也。其他计使，同列而已。独寂然阴报私仇，而我若无与。或以恶名而中伤善类，或托公义而轻点时贤，此行私意者也。所可诮者，击婺相于京祠已罢之后，击殿帅于兵权已解之后，姑以备数，岂果触邪？此怀苟心也。推原其意，不过如邓绾辈，受笑骂、攫好官而已。最是宥府之臣，才智辐凑，其力足以拒权奸也，中执法则击之，以倒公议之戈。骑省之长，天资柔佞，其术足以援权奸也，中执法则翼之，以摩公议之垒。则是开奸邪道路之基，培国家祸乱之本者，中执法也。虽然，此岂人力之所能为？不知造物者栽埋此祸根，养成此祸胎，将酝造何等事，以坏天下国家耶？此台谏之否也。宰相之说不过曰：「所以致旱者，非一日之积也。行乎国政，如彼其新也，受任以来，未尝画一筹也」。是则然矣，然旧学畴庸，非他臣比，隽寿在位，非新进比，中书再入，非生局比，观棋既久，非轻奕比。举而措之，苟合公论，则天听虽高，亦且感动矣。今所为若此，其何以回天怒乎？为今之计，当公此心，以为进贤退佞之地，固不可乘间而进所私之人，尤不可因便而任所亲之吏。固不可颜情而用谗谄之徒，尤不可爱憎而嫉恬退之士也。其他镇定事机，调齐鼎实，平章棼错，皆当以一公字行之。否转而泰，此其机乎。其或力不逮心，终以渝始，则否之又否矣。台谏之说不过曰：「新宫不可谏也，谏则婴鳞忤旨矣。大奸不可论也，论则胚胎后菑矣。宠佞不可言也，言则追踪章、李矣」。是则然矣，然大观文致仕之命出于睿断，则权奸未始不可去也。龙翔工役，人以为不可止，而天子暂止之；戚里贪虐，人以为不可去，而天子终去矣，则是天子未尝不可谏。特诸臣观望顾惜，不肯谏耳。为今之计，当公一心，以为排击奸邪之地。固不可任喜怒之情而报宿怨，尤不可因党与之偏而快私心。固不可以风闻之谩而害善良，尤不可举瑕颣之微而黜孤远。其他一德之疵，一事之失，一举措之误，皆以公心言之。否转而泰，此其机乎。其或怙终不改，耻过作非，则否之又否矣。夫宰相失其调燮之职，而道揆之地结而为一《否》卦。台谏失其风宪之职，而法守之地结而为一《否》卦。是以上下不交，天地不通，当雪不雪，当雷不雷，当梅不梅，当雨不雨，又激而为天地间一大《否》卦也。虽然，又有所说。臣所论宰相台谏，不过举其事耳，而未论其心也。请为陛下言之。琐琐阉㜮，挟天子之威，窟于宫禁，而为天下奸邪奔趋之主；赫赫权奸，挟宫闱秘奥之援，窟于海滨，而为天下谀佞嗾使之主。陛下内牵阉㜮之爱，外怵权奸之赂，佞人憸夫窥见罅隙，遂谓陛下因阉㜮之交通，将权奸之复用也。于是宠幸者内则交结于阉㜮以济其私，外则接引于权奸以缔其好。大佞者内则借誉于阉㜮以固其宠，外则阴主于权奸以效其报。遂使忠臣饮气，志士吞声。呜呼！陛下为社稷宗庙之主，为四海臣民之主，而不自主张，乃使若权奸，若宠倖等辈反结阉㜮之交，以取必于陛下，又倚陛下之势，以胁制于群臣。数日以来，外论颇传陛下以外权太重，思欲起权奸而用之。又见迩来所用枢臣，皆权奸平日之所与，遂相与欢言权奸复出矣。审如是，必交结诸臣之左右以误陛下。此其意欲何为哉？是操王莽、董卓之心，以盗陛下之富贵也。夫奸利之臣所主如此，苟得一重臣如王旦，力遏王钦若之不可当国，如韩琦坐政事堂，出头子勾任守忠，径押就贬所，使在我者有泰山乔岳之势，则中外之人乃始知畏，不敢为非。今秉钧者不惟不能遏绝，乃反倚以为重；不惟不能窜逐，乃反推波助澜，则将焉用彼相哉？又如李沆言丁谓有才不可用，如司马光谓王广渊奸邪不可近，使在我有壁立万仞之势，则巧佞之人乃始敛戢，不敢妄图。今谋国者不惟不能疏远，乃反与为婚姻；不惟不能谏止，乃反与通谱叙，则将焉用彼相哉？夫宰相，统百官而一宫府也。今内倚阉㜮，外比奸邪，或相挽推，或相鼓舞，岂持禄保位之念胜，而正大之体或亏；患得患失之心多，而卓特之见或少耶？岂牵连诸臣之党与，自度不能胜其奸，姑委靡颓堕，以听其所止耶？抑畏惮权奸之气燄，自揣不能抗其锋，姑韬杜敛轴，以待其自定乎？不然，何为徇昵己之私，忘天下之公，随波逐流，事事鹘突，系小子，失丈夫，以至此极耶？此以张禹、孔光之学误陛下之国家也，则将天地磔裂，日月错行，星辰颠踣，如汉之末造，又岂止不交不通而已哉？然则上有休否之君，则下有休否之臣。《否》之九五曰：「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夫否极之世，泰道有将开之机，否道有将倾之势，然犹未离于否也。君子处此，岂可苟安而玩视乎？故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常有戒惧危亡之心，则系于苞桑，坚固不拔矣。陛下当阴不消、阳不亏之时，虽有光明正大之位，以为休否之资，虽有阳刚中正之才，以为休否之道，然必深思远虑，常怀其亡之戒，而后有苞桑不拔之固。若非恐惧修省，常忧否道之复来，念虑几微，常思否證之复见，则表里诸臣不知警惧，相与为非，则否日益甚而神器移矣，岂四海苍生所以深望于休否之君也哉！惟陛下留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