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家徙居乌洲，世载礼让垂三百年。高祖廷评府君高蹈林泉，寓意诗律，聚书教授，澹然无营。曾祖太常府君以豪迈逸群之器，鼓箧远近。游学成，登进士第，年才二十有九。仕虽益困，而惠施则广。笃生三子，其仲与元祐诸公上下议论，是为党人。其季则吾祖九府君，以孝悌然诺信于乡里。先考奏名进士府君少而苦学，处闺门不违父道。出而游庠序，与四方士大夫游，见者畏服。其遇人之急，义而有信，其临事敏明而有守，夫人皆知之，吾不足以知也。吾不幸早孤，奉素业粗不敢失坠。咨汝诸子，可毋念汝祖、若曾高、若远祖之为乎？吾不足使汝学也，吾今命汝以名，表汝以字，姑述在昔闻于祖父之训明以教汝，汝列听勿哗。曰绍祖，夫保家之主，固已难矣；彼菑穫之喻，非广阡陌也；堂构之辞，非侈居室也。肆前修之立身行事，垂范将来，汝既知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徒知而徒言，岂若躬行而允蹈之也！其字汝以景行。曰怀祖，夫孝始于事亲，终于治国平天下，人能以深爱之诚心推而上之，则知尊祖。故知父而不知祖，不足以言孝，孝不备则本不立矣。祖乃生人之本，孝乃为人之本，有本则放乎四海可也。其字汝以孝本。曰闳祖，六经皆载道之文，诸史皆应变之迹，学者之所尽心，吾人号为本务。汎滥无统，适足自乱，博学详说，莫知其要，非古人之所贵也。其字汝以守约。曰相祖，行成乎身，功加乎民，非必处也。隐居求志，行义达道，非必出也。然上下进退，神龙不能违其时，行止久速，圣人必曰当其可。其字汝以时可。曰袭祖，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故一出言不敢忘父母。茍为不然，则忝尔所生，忝所生则忝厥祖，忝厥祖则恶名随之矣。其字汝以世誉。曰壮祖，夫壮非君子事也，故小人用壮，君子用罔。然兴事赴功，类非懦弱之所能。《诗》不云乎，「克壮其猷」；史不云乎，「老当益壮」。言壮则有盛大之意，故有大者不可以盈，志愈大则心愈小，为近道矣。其字汝以处谦。噫！善人，不善人之师，是以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吾今教汝，不于其他，特不过称吾父祖之行事与夫所以责望于后人者述为训诫，命汝名字，俾之睹名思义，可谓待汝不薄矣。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汝等气类克肖，资以进修，充以器识，庶几乎不坠其绪也。舍此则为自暴自弃矣。《书》云：「惟狂克念作圣，唯圣罔念作狂」。是知狂圣之辨亦念与不念而已，故曰差之毫釐，缪以千里。宋乾道九年癸巳八月初一日书。

嘉泰癸亥秋，邵武军光泽县进士李闳祖袖书过予，继示其父隐君《澹轩集》十五卷，朱待制熹元晦手书一大轴，及乡先生太常伯黄简肃公之子衡守瀚所述墓文来求铭。予读隐君文，大抵有补名教，且知为元晦益友，又衡州父子盛称其贤，是可铭矣。按李氏自唐末居光泽，君讳吕，字宾老，一字东老。高祖大理评事铎，能诗教子，始为著姓。曾祖太常博士、赠朝散大夫诰，陈忠肃公称有古人风。祖浚，不仕，太常卿李夔铭之。父纯德，有学行，特奏名，不及试，元晦志其墓，云「利不自予，惟义之取」，其源远矣。君幼庄重，记诵过人，十四丧父，能自立，学于从叔西山先生郁，盖元祐党籍讳深之子，绍兴初特起者也。年四十即弃科举。读《易》六十四卦，皆为义说。观史传百家之书，尤留意《资治通鉴》，手抄至数四，凡兴衰得失论著数百篇。事母上官氏极其孝敬，教育弟妹，使有成立。聚族千指，朝夕击鼓集众，致礼飨堂，然后序揖，自少至老，不以寒暑废。或劝少休，君曰：「身率犹怠，矧自怠乎」？为会宗法，岁时设远祖位，合族荐献，聚拜饮福，秩然其可观也。平时容止详雅，居无惰容，学务躬行，深恶口耳之习。既切切训其子孙，又以是善诱后生。尤不喜言货财，茍可利人爱物则勇为之。邑宰张䜣以春夏贵籴，立社仓平其价；下户俗不举子，议给粟助养育；行旅有病，创屋疗治。条画精明，檃括纤密，多自君出。元晦作记，叹其「负经事综物之才，老而不遇」也。予观《易》首《乾》卦，而以元、亨、利、贞为四德。《文言》曰：「利物足以和义」。盖和于义乃得其宜，可以利物也。《礼记·大学》亦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小人反是」。然则合义、利而用之，斯不易之理。独孟子告梁惠王曰：「亦有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截然判而为二。盖战国之君知以利为利，不以义为利，所谓《大学》、《易经》，彼恶能知？辞而辟之，时不同耳。若君者，其善学大《易》、《大学》、《孟子》者欤！庆元四年六月壬子以疾终，享年七十七。六年六月乙酉，葬所居之乌程县。先娶高氏，郡人挺之女，再娶黄氏，御史台主簿章之女，简肃公犹子。六男：绍祖、依祖、闳祖、相祖、袭祖、壮祖。五女：适儒林郎冯森、进士邓潭、饶渊、上官嘉会、从事郎吴炎。孙男七人：宣子、方子、文子、容、敏学、敏行、梦锡。女七人。曾孙男女八人。文子登绍熙五年进士第，今为建昌军新城尉。铭曰：

以义为利，君子攸行。以利为利，彼哉小人。我嘉李君，隆师亲友。允蹈经训，知之非茍。家范昭然，守之弗谖。奕世其昌，视此铭言。

《孟子集解》序说引《史记》列传，以为《孟子》之书孟子自作。韩子曰：「轲之书非自著」。先生谓二说不同，《史记》近是。而于《滕文公》首章（道性善处）注则曰：「门人不能尽记其词」，又于第四章（决汝汉处）注曰：「记者之误」，不知如何？

前说是，后两处失之。熟读七篇，观其笔势如镕铸而成，非缀缉所就也。《论语》便是记录缀缉所为，非一笔文字矣。

《梁惠王上》第三章，杨氏谓自「不违农时」至「丧死无憾」，仁心仁闻而已，未及为政，故为王道之始。必大谓使民无憾决非但有其心、无其政者之所能致也，恐当如《集注》云「为治之初，法制未备」耳。

此说是。

「仁者无敌」，杨氏曰：「仁者与物无对，自不见其有犯我者，更谁与校？如孟子言仁者无敌，亦是此理」。必大谓杨说盖自论仁及之，非正解此章之指。杨氏盖言仁之理如此，孟子乃即事以言夫行仁之效，与杨氏说小不同。

亦是。

《梁惠王下》第三章，尹氏曰：「仁者之心至公也，智者之心用谋也。以小事大则狭隘而私于一国」。必大谓二者所遇不同，而应之皆出于理之所当然。其规模固有广狭，然其智者私于一国，则非畏天之旨矣。仁、智之辨，当别有说。

仁者自然合理，智者知理之当然而敬以循之，其大概是如此。若细分之，则太王、勾践意思自不同也。

第四章范氏曰：「若行王政，虽明堂可以勿毁，何况于雪宫」？必大谓若如范氏之说，是明堂反不若雪宫之当存也，恐未安。

明堂非诸侯所宜有，故范说如此。

《公孙丑》第二章，程子评横渠之言曰：「由明以至诚，此句却是由诚以至明，则不然，诚即明也。孟子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只『我知言』一句已尽。横渠之言不能无失类如此」。必大谓程子意盖谓即诚之体而明之用已著，不待由此以至之也。只「我知言」一句已尽者，谓于天下之言既能尽识之，则其心之无蔽者可不言而喻矣，此诚即明之谓也。

程子意是如此，但所引《孟子》之意不可晓，姑阙之可也。

明道曰：「孟子去其中又发挥出浩然之气」。必大谓自上天之载至脩道之教，皆一理也。言气者，盖又于此理之中，即人之运用勇决者言之。此气一出正大之理，即上天之载因人而著见者也。

此说得之。

伊川曰：「气则只是气，更说甚充塞？如化育则只是化育，更说甚赞？赞与充塞又早却别是一件事也」。此言天人一体，凡人之所为皆天也。如子之干蛊，乃以父母之体为之，岂得谓之吾有助于父母耶？故曰凡言充塞云，只是指而示之云耳。

亦得之。

明道曰：「道有冲漠气象」，此「道」字与「义」字相对，盖指其体而未及于用也。冲漠云者，盖无朕可见之意。

同上。

伊川曰：「集众义而生浩然之气，非义外袭我而取之也」。必大谓非偶合一义，遂可掩取其气而有之也。伊川之说，疑当云「非以义袭于外而取之」。集义，「有事」与「勿忘」也；义袭，「正」之与「助长」也。集义所生，非特知气之不可卒取，而义内非外亦瞭然矣。若夫义袭，真告子之见也。

同上。

横渠曰：「诐辞徇难，近于并耕为我；淫辞放侈，近于兼爱齐物；邪辞离正，近于隘与不恭；遁辞无守，近于揣摩说难」。吕氏以申、韩为诐，马迁之类为淫，杨、墨、夷、惠为邪，庄周、浮屠为遁。南轩以告子为诐，杨、墨为邪，庄、列为淫、遁。今《集注》则以四者为相因而无所分属，是异端必兼此四者而有之。必大谓浮屠之言则诐、淫、邪、遁之尤者，然吕氏以夷、惠为邪，恐未为当。

横渠论释氏其言流遁失守，穷大则淫，推行则诐，致曲则邪，此语胜其他分析之说。然未详其相因之序而错言之，亦未尽善也。

第五章，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

此等制度皆不可详。大抵邑居者必有廛税，市区亦应有之耳。

第六章，伊川曰「心生道也」，此谓天地之心而人得以为心者，盖天地只是以生为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谓有理而后有气也。「恻隐之心，人之生道」，此即所谓满腔子是恻隐之心者也。

得之。

明道见显道记问甚博，曰：「贤可谓玩物丧志」。谢不觉身汗面赤。先生曰：「只此便是恻隐之心」。据谢之愧赧，谓之羞恶可也，而以为恻隐，何哉？盖此虽为羞恶之事，而所以能为羞恶者，乃自夫心之德、爱之理发之，此恻隐所以包四端。

同上。

明道曰：「四端不言信，信本无。在《易》则是至理，在《孟子》则是气」。必大谓信者，实有此仁、义、礼、智而已。至理，元、亨、利、贞也。至于孟子所谓气，既曰配义与道，则是气也似有体段形器之可言，恐不与信之理同。未知是否？

信是义理之全体本质不可得而分析者，故明道之言如此。

《公孙丑下》第二章，杨曰：「先王之时，天下定于一，则士于其时无适而非君也。则君命召，不俟驾而行礼也。周衰，诸侯各擅其土地，士非一国所能专制也，故有不为臣之义」。必大谓「不俟驾」，孟子盖谓当仕有官职者。其有不为臣之义者，士之未尝仕者也。然亦有往役之义，则亦无非臣也。若如杨说，则天下为一之时，士不复可遂其高；而周衰，列国之臣无委质之节矣。

此论得之。近者程沙随深诋王蠋「忠臣不事两君」之言，窃疑其言之失，将启万世不忠之弊。夫出疆载质，乃士之不得已，曾谓以是为常耶？楚、汉之间，陈平犹得多心之诮，况平世乎？

《滕文公上》第三章，「周人百亩而彻」，《集注》云：「一夫授田百亩，乡遂用贡法。十夫有沟，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则通力而作，收则计亩而分」。必大谓井田与沟洫之制不同，而近时永嘉诸公及余正父皆谓乡遂、都鄙初无二制，不知何以考之也？

此亦不可详知，但因洛阳议论中通彻而耕之说推之耳。或但耕则通力而耕，收则各得其亩，亦未可知也。乡遂、都鄙田制不同，《周礼》分明。如近年新说，只教画在纸上亦画不成，如何行得？且若如此，则有田之家一处受田，一处应役，彼此交互，难相统一。官司既难稽考，民间易生弊病，公私烦扰，不可胜言。圣人立法必不如此也。

《滕文公下》第九章，问退之《读墨篇》如何，伊川曰：「此篇意甚好，但言不谨严，便有不是处」。又曰：「退之乐取人善之心可谓忠恕，然持教不知谨严，故失之。至若言孔子尚同兼爱与墨子同，则甚不可也」。

未论孔、墨之同异，只此大小便不相敌，不可以对待言也。以此而论，则退之全未知孔子所以为孔子者。

伊川曰：「不能克己则为杨氏为我，不能复礼则为墨氏兼爱」。必大尝闻克己者乃所以复礼也，伊川此言乃分为二事，何耶？

此等或有为而言，如以事上接下而言忠恕也。要之有病，不可便以为通论也。

横渠言：「孟子不得已而用潜龙也，颜子潜龙勿用者也」。必大观横渠尝曰：「学者贵乎识时，颜子陋巷自乐，以孔子在焉。若孟子时既无人，岂可不以道自任」？以此论之，则在孟子非当潜者矣。而此乃以为不得已而用者，岂横渠犹以孟子为行未成者欤？

孟子以时言之，固不当潜，然以学言之，则恐犹有且合向里进步处。横渠此言极有味也（伊川《上仁宗皇帝书》有此意。）。

《离娄上》第二章，程子曰：「仁则一，不仁则二」。必大疑此语犹所谓「公则一，私则万殊」之意。

此说是。

第十三章，横渠曰：「太公、伯夷避纣，皆不徒然。及归文王，亦不徒然。一佐武王伐纣，一谏武王伐纣，皆不徒然」。必大谓二人之归文王，特以闻其善养老而已，窃恐不为此而出也。

亦是。

第二十三章：「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若伊尹之于太甲，周公之于成王，可谓能格心者。然其效乃迟之于三年之后，是其初亦未遽格也。孔、孟于齐、梁、鲁、卫之君终不能改于其德，后世若子房、魏徵亦近能格君者，盖亦幸遇二君之好谋能听耳。必大谓孟子之言理则然矣，而未见其人也。

虽有万金良药，必病者肯服，然后可责其效。若拒而不信，或吐而不纳，固难责其已病之功矣。张良之于汉祖，乃智术相投；魏徵之于唐宗，亦利害相制耳。大人格心之道，恐非二子所及也。

二十七章，仁之实、义之实，有子以孝弟为仁之本，孟子以事亲为仁，事兄为义，何也？盖孔门论仁举体以该用，即所谓专言之仁也。孟子言仁必以其配，即所谓偏言之者也。事亲主乎爱而已，义则爱之宜者也。推其事亲者以事其长而得其宜，则仁之道行焉。此弟之所以为义之实也。

此说是。

第十二章，横渠曰：「不失其赤子之心，求归于婴儿也」。此只是还淳反朴之意。

横渠此说恐非孟子本意。

第十四章，明道曰：「既得后须放开，不然却只是守」。必大观颜子之学具体而微矣，然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勿失，守之固也如此。不知明道放开之说抑何谓耶？上蔡亦曰：「学者须是胸怀摆脱得开始得」。必大窃谓固滞狭隘固不足以适道，然不勉学者以存养践行之实而遽以此为务，此曾点之学，非颜子之学也。

明道之语亦上蔡所记，或恐「须」字是必然之意。言既得则自有此验，不但如此拘拘耳，非谓须要放开也。曾点之胸怀洒落，亦是自然如此，未必有意摆脱使开也。有意摆脱，则亦不能得开，而非所以为曾点矣。上蔡说恐不缜密，生病痛也。

第十五章，横渠曰：「约者天下至精至微之理也」。然曰学者必先守其至约，又曰不必待博学而后至于约，其先固守于约也。必大谓精微之理必问辨攻索而后得之，决不容以径造。横渠之说，恐别有谓。

未博学而先守约，即程子「未有致知而不在敬」之意，亦切要之言也。

范氏于扬雄之说取舍不同，恐扬氏之说为当。

杨说是。

第十九章，《集注》云：「由仁义行，非行仁义，则仁义已根于心，而所行皆从此出」。「已」字恐未莹。

「已」字只作「本」字为佳。

第二十章，程子曰：「文王望至治之道而未之见，若曰民，虽使至治，止由之而已，安知圣人」？上云「文王望治而未之见」，下却云「民由夫治而不知」，何也？

望治之说恐不然。

又曰：「泄迩忘远，谓远迩之人之事也」。而横渠以祭祀当之，又以不泄迩为取纣之事，乃有罪不敢赦之义，恐牵合，不如程子说。

此通人与事而言，「泄」字兼有亲信、狎侮、忽略之意。

横渠云：「汤放桀，惟有惭德而不敢赦，执中之难如是」。又曰：「帝臣不蔽执中也」，又曰：「执中者，不为退让过越之事也」。其意盖曰汤之事既未尝越，亦无所退让，以大公之心而行其所当然，此其所以为执中尔。

横渠之意应是如此，孟子之意则未必然也。

又曰：「不泄迩，不忘远，敬事也」。是不敢忽易之意否？

是无所不用其敬之意。

程、张皆以望道为望治，《集注》谓文王求道之切如此。必大谓博施济众，修己以安百姓，尧舜犹以为病，文王之心即此心也。不知是否？

「不显亦临，无射亦保」，是文王望道如未见之事。

二十三章「可以取」，必大谓取之伤廉，不难于择矣。若可与不可与、可死不可死之间，不幸择之不精者，与其吝啬，宁过与？与其苟生，宁就死？在学者则当平日极其穷理之功，庶于取舍死生之际不难于精择也。

此意极好，但孟子之意即是恐人过予而轻死也。

王彦辅曰：「死生之际，惟义所在，则义可以对死者也」。明道曰：「不然，义无对」。

义不当偏与死对，而可别与不义为对。

二十六章杨氏之说自相牴牾。

杨氏类多如此，疑其见之未明，而精力亦有不逮处耳。

读书之法无他，唯是笃志虚心，反复详玩为有功耳。近见学者多是率然穿凿，便为定论。或即信所传闻，不复稽考，所以日诵圣贤之书而不识圣贤之意，其所诵说，只是据自家见识撰成耳。如此岂复能有长进？前辈盖有亲见有道，而其所论终不免背驰处者，想亦正坐此耳。所说持敬工夫，恐不必如此，徒自纷扰，反成坐驰。但只大纲收歛，勿令放逸，到穷理精后，自然思虑不至妄动，几所营为无非正理，则亦何必兀然静坐然后为持敬哉？

所示课程及日用功夫甚善，但有疑虽当识以俟问，然亦不可不时时提起闲看，傥或相值，殊胜问而后通也。

「克己复礼为仁」，曾子言容貌、颜色、辞气，而其要在动、正、出之际。

大抵得之。但曾子之语功夫更在三字之前，此特语其效验处耳。

「自古皆有死」，《集注》云：「无信则虽生无以自立，不若死之为安」，恐语有未莹。

「安」字极有味，更宜玩之。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程子曰：「便见圣人与仲弓用心之小大」。谓仲弓蔽于小则可，若曰仲弓必欲举贤之权皆出于己，有若要誉而市恩者，则恐仲弓之贤未必至是。

程子之意固非谓仲弓有固权市恩之意而至于丧邦，但一蔽于小，则其害有时而至，此亦不为难矣。故极言之，以警学者用心之私也。

「卫君待子而为政」，胡氏所谓具其事之本末告诸天王，请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于名正矣。然孔子之于卫，重非世臣，亲非贵戚之卿，则恐卫君之未能安己以听之也。

胡氏之言乃圣人大用之全体，但其间曲折之微，圣人须更有随宜裁处处，不患其不从也。若但令出从蒯聩，为辄之私计则可，其如卫国何哉？程子论请讨陈常处云：「所以胜齐者，孔子之馀事」，此可见圣人之用矣。

卫公子荆善居室/言居室，则似是处家之意。

「定公问一言可以兴邦」，旧点「言不可以若是」为句。今以「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作一句，不识别有微意否？

如《集注》说，恐二字亦自相应。以「若是」绝句，恐不词也。

夫子不答南宫适。

适虽非问，然其言可取，则亦不应全然不答。疑其实有贬当世而尊夫子之意，夫子不欲承当，故不答耳。

管仲夺伯氏骈邑。

亦尝疑苏说少异，然牵于爱而存之。此但当用吴氏说，引《荀子》以證之可也。

避地、避世、避色、避言。

所遇不同，固有未及徵于色而已发于声者矣。

闳祖比会江西一士人，谓《太极图》主静之说非吾儒之所宜言，乃出于老氏之说。

江西士人大抵皆对塔说相轮之论，未尝以身体之，故敢如此无忌惮而易其言耳。

《敬斋箴》云：「须臾有间，私欲万端。不火而热，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处。三纲既论，九法亦斁」。

须臾之间以时言，毫釐之差以事言，皆谓失其敬耳，非两事也。

十月未尝无阳之说，发明程子之所未尽，至为明白。

此理分明，列、庄之徒盖已窥见之矣，故有密移之说。

三诗甚善，然为学当以修身穷理为急，不患不能此也。师礼自度未有以大为朋友之益，故不敢当。来喻似未悉鄙怀也。

示喻为学之病，此非他人所能与，直须痛自循省，勇猛奋发，方有下工夫处。若只如此悠悠，恐无入德之期也。

所喻《春秋》难读，固然。大抵今所可见者，但程先生所谓大义数十，炳如日星，然亦时有所谓隐之于心而未能惬当者，况其精微之意乎？此须异时别商量也。《集古后录》甚荷留念，但向见傅漕处本中有一跋古钟鼎帖铭载翟伯寿说，或分一字作两三字，或合两三字为一字者，甚有理。后来见尤延之说常州有葛子平推此说以读《尚书》甚有功，以是常欲得之，而悔当时不及传录。今此本乃无之，不知何故？试烦更为寻访，恐有别本，只为检此一段来也。

熹目益盲，而《中庸》未了，数日来不免力疾整顿一过。势须作三书，《章句》、《或问》粗定，但《集略》觉得尚有未全备处。今并附去，烦子细为看过。记辩并往，册头有小例子，可见去取之意。但觉删去太多，恐有可更补者，可为补之。或有大字合改作小字，小字合改作大字者，烦悉正之，早遣一介示及为佳。《章句》、《或问》中有可商量处，幸喻及。

《中庸》看得甚精，《章句》大概已改定，多如所论。但致中和处旧来看得皆未尽，要须兼表里而言。如致中则欲其无少偏倚而又能守之不失，致和则欲其无少差缪而又能无适不然，乃为尽其意耳。盖致中如射者之中红心而极其中，致和如射者之中角花而极其中，又所发皆中，无所间断。近来看得此意稍精，旧说却不及此也。《集略》例当如所喻。《或问》、《集略》目疾不能多看，俟旋修得，却奉报也（《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五。）。

「集略例」以下原缺，据宋浙本补。

熹向来所苦只是劳心所致，寻以般移应接，内外劳扰，遂不药而愈。乃知君逸臣劳，真养生之要诀也。

所喻庶母之名亦未正。庶母自谓父妾生子者，士服缌麻而大夫无服。若母，则《仪礼》有「公子为其母」之文。今令甲其下亦明有注字曰：「谓生己者」，则是不问父妻父妾而皆得母名矣。故注中则有嫡母之文，又以明此生己者之正为母也。至如封叙封赠，亦但谓之所生母而不谓之庶母也。《通典》之说未暇检，但以公子为母练冠麻衣，既葬除之为比，则承宗庙社稷之重者，恐不得为父所生之祖母者持重矣。更俟病间续考奉报。数日因人说琴，谩为考之，颇有条理。然不能琴，不识其声，但以文字求之，恐未必是，亦须面论（《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五。又见《古今图书集成》礼仪典卷九二。）。

母者：原倒，据宋闽、浙本乙。

所问丧礼，久以病势侵迫，无复心情可以及此。又见所说皆已失其大体，而区区于其小节若随宜区处，则恐亦自失其正而陷于以礼许人之罪，故一向因循，不能奉报。今又承专人以来，不免以属刘用之，令其条析，具如别纸。又不知能行否也。大率平日见得贤者乡学之意虽力，而终不免多有世俗之心，凡事必生宛转回护、遮前掩后之意，常不快意。今乃悉见于此，盖其处己处人无不然者。不知亦尝内省及此否耶？

王子合过此，说失解曲折，甚以为恨。此等事迟速自有时节，若断置得下，则自与我不相干矣。上蔡于此发明甚有力，正好于实地上验之也。前书所问「诚」字之说，大概已得之。禽兽于义礼上有见得处，亦自气禀中来。如饥食渴饮、趋利避害之类而已。只为昏愚，故上之不能觉知，而下亦不能作伪。来喻上文盖已言之，不知如何又却更疑著也。大中之说，不记向来所论首尾。此亦只是无事之时涵养本原，便是全体；随事应接各得其所，便是时中；养到极中而不失处，便是致中；推到时中而不差处，便是致和。不可说学者方能尽得一事一物之中，直到圣人地位，方能尽得大中之全体也。仁包五常之说，已与令裕言之。大抵如今朋友就文义上说，如守约，尽说得去，只恐未曾反身，真个识得，故无田地可以立脚，只成闲话，不济事耳。

前日所喻，举世皆谓当然，熹亦岂敢以为不然？但恐祸福之来亦有定分，非智力所能免，不欲枉作此匆匆耳。若谓与时消息，固并行而不悖也。

所论克复工夫甚简洁，知用心之精切也。但依此用力，更加讲学之功，则必有所至矣。前所寄者，今答于后。史论大概亦甚正也。

「好仁恶不仁」章，某窃观之，人之资禀固有偏重如此，如颜、孟之事亦可见矣。颜子嫉恶不仁之事罕见于经，可谓好仁者。于孟子则辨数不仁者之情状无一毫少贷，可谓恶不仁者。

此说得之。

「斯仁至矣」，「至」若「来至」之意。

昔者亡之，今忽在此，如自外而至耳。如《易》言来复，实非自外而来也。

「君子所贵乎道者三」，「正」之为言犹有待乎用力之意，非如「动容貌」、「出辞气」文意自然。

言君子所贵于道者，在此三事，而笾豆之事则其所贱也。「动」、「出」非是全不用力，「正」亦非是大段用力。惟正之而非伪饰，所以为可贵耳。更详《集注》以解经文，自见曲折。

「骄吝」章《集注》曰：「骄，矜誇；吝，鄙吝」。某窃思之，似谓誇其有于己，骄也；不以其有与人，吝也。然又载程子之言曰：「骄气盈，吝气歉」。夫自以为有馀则气盈，自以为不足则气歉，似于《集注》之说不同。

吝之所有，乃骄之所恃也，故骄而不吝无以保其骄，吝而不骄无所用其吝。此盈于虚者所以必歉于实，而歉于实者所以必盈于虚也。

「执御」章《集注》谓「然则吾当执御矣」，则以为夫子真执御。至于末后载尹氏之说曰「吾将执御矣」，则以为夫子之设词。某窃以后说于上下文意为顺。

党人之称孔子如此，不知孔子当以尝执贱事告人而辞其无所成名之大耶，当故为自屈之词以显其所称之失耶？二者气象之大小，必有能辨之者。

「沽之哉」，「哉」之为义，以常例言之，则为疑辞。《集注》直曰：「固当卖之」，而不以为疑词，何也？

「哉」本叹辞，其或为疑辞者，亦叹以疑之也。此言「沽之哉」，而继以「待价」，则不得为疑辞矣。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伊川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求焉」。《集注》不取，何也？

「有」字与「与」字相应，若为不与求，则「有」当作「得」矣，恐不然也。

「不忮不求」章，愚尝思之，不嫉人之有，故无害人之心，此之谓不忮。不耻己之无，故无贪欲之心，此之谓不求。则是以一人而兼二病。然末后载吕氏说曰：「贫与富交，强者必忮，弱者必求」，似非此意，而于本文不明。如何？

不嫉人之有，不耻己之无，正是吕氏意，不知更有何疑？更详言之。

「不得其酱不食」，「酱」者当是鲊醢之物。

如鱼脍不得芥酱，麋腥不得醢酱则不食，谓其不备或伤人也。

《孟子》「口之于味」章言人之性命有此二端，自口之嗜味以至四体之嗜安逸，形气之性，君子有弗性焉。自仁之于父子以至圣人之于天道，道义之性，君子性之。犹舜所谓人心道心之在人，特要精别而力行之耳。

看得尽好（《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五。）。

守约：宋浙本作「时可」。

《中庸》「非自成己而已也」章，求之《章句》曰：「诚虽所以自成，然在我者无伪，则自然及物矣。盖仁知皆性之德，故在内外无二道，所以时措之而各得其宜也」。审如是说，则是以仁知为合内外二道，而非以诚为合内外之道，恐于「合」字有疑碍。

唯诚为能尽仁知之德而合内外之道，《章句》语有未莹处耳。

《中庸》「不见而章」章，求之《章句》则曰：「不见而章，以配地言，不动而变，以配天言」。何也？且观上下文虽先言博厚，次言高明，先言配地，后言配天，然继此而论天地山川，则又以天为称者，是盖错综而言之耳，不必以地为先也。

此等处不须深求，只是随文赞叹，大略看过可也。

《中庸》「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止「万物育焉」。窃谓中也者，言性之体也，此属「天命之谓性」。和也者，言道之用也，此属「率性之谓道」。致中和者，言教之推也，此属「修道之谓教」。伏读《章句》、《或问》，则致中和专言自己之事，恐欠推以及人数句。

既曰天下之大本，天下之达道，则只是此个中和便总摄了天地万物，不须说推以及乎人也。

前章今承先生曲赐指教，思之大概有二说。能推致中和之极，而又得时得位以行之，则道民以德，齐民以礼，以吾之先知觉彼之后知，以吾之先觉觉彼之后觉，使中和之化浃于天下，然后中道之所感格，天地以位，万物以育。此以事言者也。虽不得位以行之，而既以全大中之极致，即天地之所以定位者也。既已全至和之极致，即万物之所以育者也。此以理言之也。

所论中和两段大意皆是。但前段说得新民意思太多，致和处犹可如此说，若致中，却如何得天下之人皆如吾之寂然不动而纯亦不已耶？只是自家有些小本领，方致得和，然后推以及人，使人观感而化，而动天地、感鬼神耳。自其已成而论之，则见天地之位本于致中，万物之育本于致和，各有脉络，潜相灌输而不可乱耳。

「诚者物之终始」章/（云云。）凡有一物，则其成也必有所始，其坏也必有所终。而其所以始者，实理之至而向于有也；其所以终者，实理之尽而向于无也。若无是理，则亦无是物矣。此诚所以为物之终始。而人心不诚，则虽有所为，皆如无有也。盖始而未诚，则事之始非始，而诚至之后其事方始；终而不诚，则事之终非终，而诚尽之时其事已终。若自始至终皆无诚心，则彻头彻尾皆为虚伪，又岂复有物之可言哉？此即向来所说之意，但《章句》、《或问》说得都不分明，故读者不能晓。今得时可反复问辨，方说得到。次第两处皆须更定，此可并以示守约也。

子颜一室萧然，有以自乐，令人敬叹。看《诗》且如此亦佳，大凡读书须且虚心参验，久当自见，切忌便作见解主张也。玉山所说，当已见之。若嫌离析，即却教他捏做一团也。所答守约书大概得之，更当虚心玩味，当更纯熟也。

岂弟慈祥之政，抚摩凋弊之郡，使幽隐无聊之民各得其所，世之鄙薄儒生者闭口不敢吐气，吾道之大幸也。排去贪守，明辨是非，皆非敢望于今之人。昨在湖北，见为监司自号刚直者，坐视列郡之无状，噤不敢发一语，然后知吾人若非见理明、利害轻者，终是低回顾望，不快人意，求百姓之受惠，难矣。大抵小人为非固可恶，吾人以善类自名，而胸中全是利欲者尤可恶，所以使吾道为世所鄙薄者，皆斯人为之也。得尊兄在东南，不惟前贤道学之绪得所托，而政事气节遂为一世仪表，亦国家宗社之福也。干投老山林，窃自增气，不知手舞而足蹈也。干归建安，寓居整整四月矣。向来数椽，二十年前所置，容膝之地，初亦甚安。今孥累数倍于前，不足以容居，旋于旧居之后架小堂，方不过二三丈，以为送老之计。坐是亦颇扰扰，更旬日亦可休息，一意杜门观书矣。朋友数人，皆欲秋试后相访，亦可相与切磋，义理非讲习扣击，终是不分明也。近于乡间取得所修祭礼来，幸无去失，并丧礼皆可入礼书类中，然亦尚欠修整。当官固以无暇观书为恨，闲居又以无笔吏抄写为挠。因阅故书中，得庆元三年朱先生所书编礼人姓名，为之感慨，益思是书之不可不蚤定也。然亦须朋友二三人来，方可参订。味道、子洪皆有志于此者，独恨道远，难相屈致；干亦无力远出，不能携书以就朋友。观先师晚年于此极惓惓，殊使人为之不安也。若得契兄持节入闽，有以资朋友之来，则不但是书之可续耳。决去就虽甚力，朝廷顾惜事体，亦岂遽从所请？若如来教所云，且留九江，干亦当赍粮为数月承教之款也。向来同学之士，今凋零殆尽，闽中则潘谦之、杨志仁、林正卿、林子武、李守约、李公晦，江西则甘吉父、黄去私、张元德，江东则李敬子、胡伯量、蔡元思，浙中则叶味道、潘子善、黄子洪，大约不过此数人而已。年来得尊兄并太府陈寺丞相与接续，尤觉此道之不孤。若且得留东南数年，吾道之大幸也。世事难言，尤非闲退之人所宜言，只得此道大明，人物辈出，清议所在，彼自无所容其喙，亦且有所畏缩顾忌，或革面以从善也。吾人所能致力者，止此而已。最是廉耻道丧，风俗波荡，略无羞恶之心，但知贪利嗜进。吾辈中非卓然有特见者，未有不为之移惑，以丧其所守也。来教所谓激成党锢之祸者，决不至此，此诚至论。东汉党人便是孔子所谓狂者，使有圣人为之依归，皆是游夏向上人物，今岂敢望此哉？四十万人齐解甲矣，安得相与为党而激成其祸哉？干尝记得在先师侍侧，偶因举孔孟出处去就不同处以为问，盖亦疑先师当有不屑就之意。先师答云：「某只见得『志士不忘在沟壑』一句分明」。当时亦未甚晓解，近日思之，委是至当之论，若不如此，不是真丈夫也。陈太丘送张让父之丧，人以为善类赖以全活者甚众，前辈亦以为太丘道广，尝窃疑之。如此，则枉尺直寻而可为欤？士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有义有命，岂宜以此为法？天地如此其广，古今如此其远，人物如此其众，便使东汉善类尽为宦官所杀，世亦曷尝无善类哉？若使是真丈夫，又岂畏宦官之祸，而藉太丘如此之屈辱以全其身哉？吾人于此等处，直须见得分明，不然，未有不堕坑落堑者也。干闲居甚适，嗽疾亦为小害，诸子亦次第皆能撰饭吃，不相累矣。若有祠禄，亦稍可支吾；若无祠禄，诸子亦可做书会以养衰老也。池阳相去远，若移节在闽或江西，亦即走承教也。所答胡伯量鬼神等说，今以所说鬼神大意录去，是否，幸见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