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曰：内臣赠官，非古典也，然于此见旌善之事焉。内臣自武后称制始预事，尚未有招权著名者。明皇朝，高力士以权宠擅名，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辈皆因之取将相。林甫等既致时乱，力士贬死遐裔矣。肃宗朝，李辅国以扈从微劳，过受恩宠，至专掌禁兵。故辅国胁迁明皇，升黜将相，凶横既极，盗杀之于家矣。肃宗宠鱼朝恩，始命为观军容使；代宗宠之，又加天下观军容使。朝恩骄横既甚，势不可容，遂使之自缢矣。代宗又宠程元振，使典禁兵。元振奸险擅权，大为将相之害。代宗避狄陜州，诏诸镇兵赴援，诸将帅惧元振诬谮，多不敢至。及柳伉极言其状，元振贬死荒徼矣。德宗宠窦文场、霍仙鸣，命为神策中尉，憸人裴均辈附之，往往外取方镇、内取要官。文场、仙鸣辈权任既盛，内臣亦嫉之，仙鸣被盗以死，文场甚惧，坚乞致仕，仅免于祸。宪宗宠吐突承璀，至委镇州征讨之任，卒无功效，寻以其党纳贿事所连，出为淮南监军。后复宠任，以妄议太子，为穆宗诛死。文宗宠王守澄，奸恶既甚，竟至赐死。自明皇以后，内臣以罪诛死与贬者，不可胜纪；但力士等八人以权力著名于时，此内宠臣之尤盛者，然三诛死，二贬死，一为盗杀，一毒死，文场祸至而避，亦奸名不朽。以此观之，内臣取恩既盛，鲜有不罹祸者。盖受恩不知纪极，恣其所为，以至过恶之甚也。惟顺宗朝俱文珍以刚直著称，又有翊载宪宗之功，位至右卫大将军、知内侍省事，不闻骄暴之名，及其卒也，赠开府仪同三司。文宗朝马存亮虽在中尉，不与王守澄同恶，力止其屠害宋申锡家属，又有保卫昭悯之功，权宠既盛，能奉身以退，是年卒，赠扬州大都督。兹二人者生获令名，死有光宠，为善之效也。天子任内臣，能常以力士、存亮等善恶之效示之，无使权宠之过，不惟不害国事，亦足以保全之也。

药而瞑眩，剧于所病者有矣；人不以瞑眩废药而养疾，知疾不可养，而治疾者必资于药也。食而致疾，因药以安者有矣；人不以食或致疾，药能安之，废食而嗜药，知药不可嗜，而养身者必资于食也。世有戒瞑眩之毒而纵腹心之患，舍粱肉之味而嗜苦口之滋者，天下必共指为倒置之人而笑之。何则？愚夫愚妇知其为不可然也。唐德宗遭泾师之变而惩戒用兵，姑息方镇；创白志正之失而委兵阍寺，弃远正人，曾无异于畏药而养病，舍食而嗜药者也。德宗虽中智之主，顾不贤于愚夫愚妇哉？顾恬然出于此，而不知其非者，何也？远于身而利害之情晦也。夫察其近不忽于远，照于显不蔽于晦，利之所在，虽大必睹，害之所倚，虽微必知，惟贤者能之。此古人之所以殷勤反覆致论于大邑美锦者也。德宗之智不能与于此，则亦何以振隆祖武，贻裕方来？故贞元之际，事失其猷，后世虽有英雄武毅如元和之君、武宣之略，终不能刬夷宿弊，收揽权纲，而复兴王业矣。夫人主操利器以诛锄天下，剪落枝叶，封殖本根，杀不掉之势，奋陵夷之绪，经国之达道也。建中初，承肃宗豢养之后，王室微弱，纪纲弗振，强藩悍将，犯分陵制，负固违命者，往往而是。德宗赫然奋怒，命将出师，讨有罪而威弗庭，当矣。然兴事太剧，要功太速，乏万全之虑，而徼倖一切，至于虚环卫以济师，剥民力以足用，故泾师因之攘臂犯阙。是岂用兵之过哉，制置之术乖也，不知审料事势，择术而用师，申前志而济成功。自梁、洋还，惩艾前日之变，终其身以兵为戒，藩臣陆梁，一切不问。是戒瞑眩之毒而纵腹心之患者也。人臣忘公徇私，贾贩所职以射利，乏国家之事，贻君亲之忧，诛夷之罪人也。白志正当德宗经营之日，典司禁旅，受金自封，以市人备军籍。泾师为变，咸畏匿而不得使，仓卒之际，六军无人，赖宦官窦文场以左右扈从冒犯艰阻，仅免于难。是岂用士之过哉，选任之术乖也。不知慎简忠贤，得人而后用，收腹心以本兵柄。祸难既夷，因谓士不可任举，神策之兵悉委腐夫小人而不疑，是舍粱肉之味而嗜苦口之滋者也，其弊亦甚矣。昔文皇所以底贞观之平，绍周汉之盛者，善兵农之制也。制农以永业，而民有常产，不困于上；制兵以府卫，而君有神武，不陵于下。故能内修仁政，成风俗之厚；外昭威棱，折强阋之冲。其后彍骑立而府卫之法亡，两税修而租庸之制改，格人通士知贞观之盛不可复见，而太宗之烈微矣。虽然，非唐之所以亡也；僖、昭之衅，覆李氏之业者，乃在乎方镇割据，宦官擅制而已。方镇之患肇于大历，宦官之宠启于开元。代宗承大盗之后，兵革方弭，藩臣罪恶多所含宥，然未有僭窃陵犯如朱滔、田悦者也。明皇安于无患，轻用爵赏，寺人巷伯袭朱紫而参外庭，然未有握持兵权如窦文场、霍仙鸣者也。贞元之后，假借方镇，则擅帝制者弗讨；委信阍寺，则付利器而不疑。使奸臣贼子轻冒犯律，无所顾忌；刑馀腐夫窃弄威柄，不可复取。明君哲辅劳于征讨，莫克骤夷；庸主愚相指为故常，无剪除之意。惮强明之资，则构祸不测；乘昏弱之隙，则肆欲无艺。由是外陵内夺，至以天子之尊，而威命不行于国门之外；俯首惕息，受制于家奴，使胡越起于邦圻而羌夷满侧。此皆德宗之过也。噫！智不及于远者大者，昧吉凶祸福之几，投成业于乱亡而不知，真人主之大戒也。

《前汉·魏相传》：「相好观汉故事。及便宜章奏，以为古今异制，方今务在奉行故事而已。数条汉兴以来国家便宜行事，及贤臣贾谊、晁错、董仲舒等所言，奏请施行之」。

臣尝观孝宣承武帝以来奢侈，军旅弊坏之极，励精政事，欲就中兴之功，故专任魏相协济艰难。当是时，纪纲法度之在天下者，宜将一切更张，以便目前之急。相乃不然，独奏请施行汉兴以来故事，其言疑若迂阔，不切于时，然帝皆施行之，卒能功光祖宗，何哉？盖汉自高祖创业开基，以至文、景恭俭而继，以贾谊、晁、董之徒相与论议，则当时所行，见于后世，无非致治之明效，为子孙者要当谨守勿失。不幸遭武帝以雄才自恃，变乱旧章。又孝昭在位不久，而有昌邑之乱，天下思祖宗之遗德，而欲一反前日之治。是犹痿人之不忘起，盲者之不忘视，此魏相之所以取二十三事区区为上陈之。后世徒知孝宣之中兴，而不知其所行者，皆祖宗故事也。岂独汉为然哉。唐史称太宗之治，制度纪纲之法，后世有以凭藉扶持，能永其天命。故文宗读《太宗政要》，慨然慕之。及即位，锐意于治，卒致太和之政，号为清明。然则祖宗故事无负于子孙明矣。臣恭闻神宗皇帝尝问司马光曰：「汉守萧何之法，久而不变，可乎」？曰：「何独汉也。夫道万世无弊，夏、商、周之子孙苟能常守禹、汤、文、武法，何衰乱之有」？其后神宗皇帝谓辅臣曰：「大凡前世法度有可行者，宜谨守之。不问利害如何，一一变更，岂近理邪」？故臣以魏相所言，而验神宗皇帝圣训，则知祖宗故事不可轻废也如此。

《唐书·李绛传》：「宪宗尝盛夏对延英，帝汗浃衣。绛欲趋出，帝曰：『朕宫中所对，惟宦官、女子。欲与卿讲天下事，乃其乐也』」。

臣闻人君深居九重，而欲周知天下之事，则必延访公卿，不倦听纳，此固甚盛德也。然好逸恶劳者，人之常情，而况安于崇高富贵之资，惑以左右近习之奉？则清燕之暇，能以讲论为乐者，盖亦鲜矣。至于祈寒盛暑，犹不忘昼访之勤，则又鲜焉。宪宗承德、顺之后，朝廷衰弱，方镇悍彊，纪纲法度颓靡欲尽。使其徇常情之易惰，苟朝夕以自逸，则社稷大计忽焉去矣。今乃不然，却宫掖之娱而留听于宰相，忘汗浃之烦而引对于延英，非夫慨然发愤、有志于兴复者，不能尔也。观元和之治，能使彊藩悍将皆欲悔过效顺，唐之威令几于复振，则知所以致此者，忧勤之效也。其后文宗亦以恭俭儒雅，锐意于治，每延英对宰臣，率漏下十一刻，而辍朝、放朝，悉以双日。除吏召见，必加访问，则其忧勤愿治，视宪宗岂有愧哉！然其仁而少断，终不能恢张王室，史氏所以讥之。呜呼！文宗不如宪宗，固已明矣。然宪宗晚节不兢，信用非人，则又去汉之光武远甚。光武当汉祚陵夷，奋然特起，遂能拨乱反正。及陇蜀既平，海内向于无事，宜宴安矣。然且日昃视朝，引公卿讲论，至夜分乃寝。故虽身济大业，兢兢如不及，是谓以此始之，以此终之，真万世之明主也！《书》曰：「终始惟一，时乃日新」。可不念哉！

《前汉·薛宣传》：「谷永上疏曰：『帝王之德，莫大于知人。知则百僚任职，天工不旷』」。

臣闻天下安危治乱，系乎君子小人之进退。君子进则治安，小人进则危乱，此理甚易明也。然人君昧知人，则众谗可以毁有德，众誉可以进无功，黑白颠倒于前，而胸中不知所定。如是，则小人必得志，而君子去矣。君子去则小人引类而进，相为朋奸，百僚孰肯任职？天工安得不旷？故曰「帝王之德，莫大于知人」也。夫人君未尝不欲知人，而人之是非邪正，亦不难知，惟其好恶蔽之，故聪明有所不及耳。是以古之圣人于用舍之际，尤所致慎。昔李德裕为相，入谢，即戒帝辨邪正，专委任，而后朝廷治。其说以谓：「正人一心事君，无待于助；邪人必更为党，以相蔽欺。君人者以是辨之，则无惑矣」。故臣尝谓知人之道，最人君之不可忽者。以帝尧之圣，而《书》犹谓「知人则哲，惟帝其难之」，则聪明不及尧者，可不知戒乎！汉武帝信任张汤，而疏汲黯，盖有所蔽也。夫汤怀诈面欺，为小人明矣。而汲黯犯颜直谏，近古社稷之臣，岂可与汤同日而语哉？然汤每朝奏事，语国家财用，日旰，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至黯则以严见惮，而终不用。然则武帝可得为知人乎？唐明皇之于张九龄、李林甫，亦犹是也。林甫以武惠妃荐而得宰相，九龄谔谔有大臣节，两人自不侔矣。至帝欲相牛仙客，九龄执不可，而林甫以谓「天子用人，有何不可」者。由是帝疏薄九龄，罢其政事，且专任林甫，而卒相仙客。人谓安禄山反，为唐室治乱分时，而崔群谓罢九龄、相李林甫，治乱固已分矣。呜呼！九龄文章风度，见称一时；而林甫奸邪无学术，仙客起于胥史，则三人贤不肖明甚。而明皇用舍如此，惜哉！以是见帝皇知人，卓然不惑于群议，不牵于好恶，亦难矣。故自古以来，得是道者未始不治，而反此则乱亡随之，不可以不察也。

《唐书·房玄龄传》：「太宗曰：『公为仆射，当助朕广耳目，访贤材。比闻阅牒讼日数百，岂暇求人哉』？乃敕细务属左右丞，大事关仆射」。

臣尝谓宰相于事，无所不统，而专以进用人材为职。盖天下事，非人材不能举。自朝廷以至郡国，各有司存，宰相惟当择人而任之。不然，欲以区区一身，亲丛脞之务，则本末颠倒，一日万几，将有不胜应者，尚安能运动枢极，而代天理物乎？房玄龄，唐之贤相，然日阅牒讼数百，勤则至矣；而牒讼非宰相事，此太宗告之所以广耳目、访贤才之说也。且人主之治天下，譬如作室必得匠，委之求材，大杗细桷，欂椳闑，无所不有，室乃可成。故宰相之求材有如匠氏，则多蓄而广备，一旦用之，官足以效其人之能，人足以任其官之事，众治毕举，而宰相之职固以绰绰然有馀裕矣。又何必疲精劳神于茶盐烦碎之间，而后谓之贤乎！是以文帝问陈平以决狱、钱谷之事，皆置而不对，而丙吉出逢道路斗争死伤之民，委而不问。彼诚知宰相自有体，非细务所能干也。至于何武、薛宣居位，虽有可纪，然而人皆号为烦碎无大体，故当时亦无荐贤、拔士之名。是所谓留意末务，而不知本者矣。大抵人君之职在论相，而宰相之职在用人。苟惟君相各尽其职，故纷纷细务诚不足治。昔明皇用姚崇为相，崇尝于帝前次序郎吏，帝左右顾不答，乃谓高力士曰：「我任崇以政，大事吾当与决。至用郎吏，崇顾不能，而重烦我邪」？崇由是进贤退不肖，而天下治。观此然后知明皇委任责成之意，初无愧于太宗。惜其晚节不兢，信用非人，遂有天宝之祸。《书》曰「慎厥终，惟其始」，可不戒哉！

《唐书·许孟容传》：「孟容元和初再迁京兆尹。神策军自兴元后，日骄恣，府县不能制。军吏李昱贷富人钱八百万，三岁不肯归。孟容遣吏捕诘，与之期使偿，曰：『不如期，且死』！一军尽惊，诉于朝。宪宗诏以昱付军治之。再遣使，皆不听，奏曰：『不奉诏，臣当诛，然臣职司辇毂，当为陛下抑豪彊。钱不尽输，昱不可得』。帝嘉其守正，许之。京师豪右大震」。

臣闻唐有天下二百年，兵法无虑三变。及其末也，天子亦自置兵于京师，谓之禁军。自兴元后，禁军始盛，盖德宗惩艾泚贼，踵鱼朝恩故事，以左右神策诸军分委窦文场、霍仙呜等主之，而朝廷威柄始下迁于中人矣。贞元中，御史崔薳以巡囚入右神策，中尉奏之，德宗杖薳四十，流崖州。由是小人得志，乘时怙宠。积而至元和之初，根株盘结，凶焰益炽，虽宪宗刚明果断，莫之谁何。许孟容一京兆尹，乃敢捕其军吏，断以必死，宪宗欲赦之，而终不奉诏。呜呼！若孟容，可谓守正不阿者矣。盖以道变法者，君上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君上以法付之有司，要在必行，故虽诏命，亦有所不当受，况可夺于权势乎！其后柳公绰亦拜京兆尹，方赴府，有神策校乘马不避，即时榜死。宪宗怒其专杀，公绰曰：「此非独试臣，乃轻陛下法」。帝曰：「既死，不以闻，可乎」？曰：「臣不当奏。在市死，职金吾；在坊死，职左右巡使」。帝乃解。臣既读《许孟容传》，乃参以柳公绰榜杀军校事，然后知宪宗之初，固已深得御下之术。何以言之？当是时，兵柄在人，如倒持太阿，小不得意，祸随踵发。故孟容捕军吏则诏欲赦之，公绰戮军校则怒其专杀而不以告。盖如是而后能安两军之情，且使知夫有司之法，不容于苟免也。谓非得驭下之术，能如是乎？大抵人主威权所以能久固而不夺者，以法在故也。彼既犯吾有司，要当以人徇法，不当以法徇人。法行于下，则主威彊于上矣。苏轼尝谓奸臣之始，以台谏折之而有馀，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然则孟容、公绰之举，过台谏远甚，所以消沮奸萌而助朝廷之势如何哉！使宪宗末年能不变其初，则中兴之业，孰得而少之？

《前汉·陈平传》：「项王使使至汉，汉为太牢之具。举进，见楚使，即阳惊曰：『以为亚父使，乃项王使也』！复持去，以恶草具进楚使。使归，具以报项王，果大疑亚父」。

臣闻「兵者，诡道也，故以诈立，以伪动」，皆古人用兵之机。方楚、汉之争，天下以势度之，汉不敌楚明矣。勇悍强仁，霸于一时，所当者破，所系者服，名闻诸侯，声动天地，孰能与项王抗哉？然终为汉禽者，以计得之。汉三年，羽数击绝汉甬道，汉王乏食，请割荥阳以东为汉。羽欲听之，范增不可，乃急围荥阳。汉王与陈平金四万斤，以间楚君臣。当是时，羽以勇，范增以智，二人者同力协谋，相辅以图汉。汉力日屈，而楚军势张甚，孰不谓汉危亡可跂足待也。而不知平之间言已入矣。夫羽之为人，自恃其勇以盖一世，然其智实出增下。间有论说，虽彊从之，胸中固已不平，一闻间言，安得不疑乎？及其遣使至汉，汉复伪设太牢之具，以为待亚父使。且增方为楚之谋主，而谓私交于汉，决无是理。使归具报，而项王遂疑之，则以平之言先入故也。夫项王所以与汉战而数得利者，徒以范增在耳。鸿门之会，若从增言，岂复有汉哉？此高祖所以畏其人，不得不用间以图之也。增去而死，项羽相继以败。后世知羽之兵败于垓下，而不知增去之日，败證以见；知高祖之得天下者，以杀项羽而灭之，而不知能去范增，羽当自灭。兵法曰：「非奇谲无以破奸息寇，非阴谋无以成功」。观项羽有一范增不能用，卒以成禽，则奇谲、阴谋，信乎其不可少矣。自古兵交，使在其间，待之之术，可不深思而熟讲之哉？

自古论禁卫之兵，大概有四：有以宰相而领之者，有以宿将而领之者，有以宗室而领之者，有以外亲而领之者。晋尝以外戚领禁卫矣，羊琇典职十三年，其计得也，然汉上将军禄、相国产以肺腑之亲握兵柄，几为刘氏之祸。汉尝以宰相领禁卫矣，周勃一入北军，卒安刘氏，其计得也；然唐昭宗诛宦官，以崔嗣判六军十二卫，适以启东迁之难。汉尝以宿将领禁卫矣，李广、程不识俱东西卫尉，其计得也；然王叔文以故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以夺宦者权，适以召僖宗幸蜀之危。汉尝以宗室领禁卫矣，东牟、朱虚宿卫长安，共诛禄、产，其计得也；然唐昭宗畏藩臣跋扈，以嗣覃王允典神策，而兴平五十四军一日俱溃，适以启李茂贞犯阙之变。则宰相、外戚、宿将、宗室，又若不可以领宿卫矣。是大不然，安危在出令，存亡系所任，任得其人，则羊琇之谨审，周勃之重厚，程、李之忠肃，东牟、朱虚之赤心，虽处禁司，不嫌于握兵之重任。非其人，则禄、产之险贼何取于外戚？崔嗣之庸昏何取于宰相？嗣覃王允之驽才何取于宗室？希朝之浅谋何取于故将？故夫典禁卫者不必外戚，得如羊琇则可；不必宰相，得如周勃则可；不必宗室，得如东牟、朱虚则可；不必宿将，得如程、李则可。此汉武所以肃建章之卫，而唐太宗所以严诸卫之军，诚知夫禁卫之不可轻也。虽然，汉武肃建章之卫，其亡也，兵移于奸臣；太宗严诸卫之军，其亡也，兵移于宦官。兵移于奸臣其祸迟，兵移于宦官其祸速。方汉之季，曹操于相府自置领军，后改为中领军，乃使韩浩、史涣同领禁卫，自是忠臣义士耘除略尽。灵、献之间，北面朝者，拱而观变，汉、魏何择焉？彼见宗庙社稷之无与也，执太阿而用其颖，以司一世之命。则汉之亡，非既亡而后知也，禁卫之权一移于奸臣之手，而天下之大势去矣。然而灵、献犹拥虚器，而曹操亦终身腹毒而色取仁，及丕而后易姓，其祸迟也。唐之季，始以禁卫假鱼朝恩，既又以假窦文场，已而又以假焦希望。夫护军、中尉、中护军皆古官也，当时假宠奄寺，兵夺于内，乱讧于外。李茂贞一犯阙则杀一中尉，王行瑜一犯阙则杀一宰相，王建一犯阙则扫十六宅、杀十一王。自是朱全忠之难作于肘腋，天子无一人之卫，昭宗不终其身而唐以亡，其祸速也。祸之迟速不同，而其亡同一辙，故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诚有味其言哉！

初元元年，令诸宫馆希御幸者勿缮治，太仆减谷食马，水衡省肉食兽。

武帝之穷黩，继之以昭帝之仁爱；宣帝之刻刑，继之以元帝之恭俭，此民心所以不摇，而汉祚所以尚永也。昭帝得霍光，知至治之务，修孝文之政，故宽和仁爱，有以悦民之心。元帝虽有贡禹、薛广德、匡衡为宰相，忘所先之要，辅以优柔之政，故汉业至是委靡不振。夫元帝素闻贡禹明经洁行，即位之始，遣使召之，数虚己问以政事，元帝之求治亦切矣。夫委政非人，宦竖擅权，此政当时之大患，禹等无一言及之，恭谨节俭，元帝之天资，反谆谆言之，前后书数十上，无非简约之说；薛广德止猎之谏之外，无一事及时政。上问匡衡日食地震之变，衡首言民触法抵禁勿赦，徐以省靡丽、考制度言之。当时宰相类如此，许、史、恭、显亦何所惮邪！

中书令洪恭石显谮萧望之，令自杀。

自古宦官误人国多矣，然非宦官罪也。夫寺人之官，自三王之世不可无之，皆用以通内外之言而已，何与于朝政？而论者深以误国为虑而欲去之，何也？惟人主聪明，故百邪不能蔽，人主刚毅，则柔佞不能欺，此必然之理。惟聪明刚毅之君不常有，此宦竖之所以能为国患也。石显自宣帝时使之典枢机，其计虑至深巧也，举贡禹之贤以文其奸，诛贾捐之之荐以示其公，而壅蔽人主之术精矣。萧望之不能委曲和缓，以潜消其邪谋，乃决裂于一逞，以中小人之术，使宦官敢于杀贤者，自望之激成之。是以东汉之衰，曹节、侯览设党锢之狱，尽戮天下名贤。虽然，犹假借人主之权而后敢为之。唐之事惨矣。自唐元宗任一高力士，肃宗用李辅国，代宗用程元振、鱼朝恩，德宗以兵授窦文场、霍仙鸣，自是兵权归内竖矣。自元和之末，宦竖骄横，建置天子，在其掌握，不特残害善良，而唐之社稷由是倾危矣。原其所由，皆人主信用之偏，养成其祸，遂至于国亡，而小人之身亦不免肝脑涂地，为小人者，亦何利哉！

永光三年，诏曰：「地动，中冬雨水大雾，盗贼并起，吏何不以时禁？各悉意对」。

汉元帝知时之乱，京房比以幽厉而不辞；唐文宗知治之衰，自比以赧献而不知愧。二君皆能善讼其过，而不能善行其言，抑郁不乐，甘心于委靡柔弱而已矣。自元帝即位以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春凋秋荣。《春秋》所纪灾异，殆又甚焉。永光灾异之诏，令各悉意以对，当时所谓「悉意以对」者果何人邪？萧望之略言而死矣，贾捐之弃市矣，周堪、张猛又自杀于公车矣，京房委曲开谕，帝与之反覆辩论，似若感悟者，未几房亦下狱、弃市。夏寒，日青无光，显及许史反诬之以堪猛用事之咎，元帝之柔弱易欺如此，忠言何自而来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