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元元年，令诸宫馆希御幸者勿缮治，太仆减谷食马，水衡省肉食兽。

武帝之穷黩，继之以昭帝之仁爱；宣帝之刻刑，继之以元帝之恭俭，此民心所以不摇，而汉祚所以尚永也。昭帝得霍光，知至治之务，修孝文之政，故宽和仁爱，有以悦民之心。元帝虽有贡禹、薛广德、匡衡为宰相，忘所先之要，辅以优柔之政，故汉业至是委靡不振。夫元帝素闻贡禹明经洁行，即位之始，遣使召之，数虚己问以政事，元帝之求治亦切矣。夫委政非人，宦竖擅权，此政当时之大患，禹等无一言及之，恭谨节俭，元帝之天资，反谆谆言之，前后书数十上，无非简约之说；薛广德止猎之谏之外，无一事及时政。上问匡衡日食地震之变，衡首言民触法抵禁勿赦，徐以省靡丽、考制度言之。当时宰相类如此，许、史、恭、显亦何所惮邪！

中书令洪恭石显谮萧望之，令自杀。

自古宦官误人国多矣，然非宦官罪也。夫寺人之官，自三王之世不可无之，皆用以通内外之言而已，何与于朝政？而论者深以误国为虑而欲去之，何也？惟人主聪明，故百邪不能蔽，人主刚毅，则柔佞不能欺，此必然之理。惟聪明刚毅之君不常有，此宦竖之所以能为国患也。石显自宣帝时使之典枢机，其计虑至深巧也，举贡禹之贤以文其奸，诛贾捐之之荐以示其公，而壅蔽人主之术精矣。萧望之不能委曲和缓，以潜消其邪谋，乃决裂于一逞，以中小人之术，使宦官敢于杀贤者，自望之激成之。是以东汉之衰，曹节、侯览设党锢之狱，尽戮天下名贤。虽然，犹假借人主之权而后敢为之。唐之事惨矣。自唐元宗任一高力士，肃宗用李辅国，代宗用程元振、鱼朝恩，德宗以兵授窦文场、霍仙鸣，自是兵权归内竖矣。自元和之末，宦竖骄横，建置天子，在其掌握，不特残害善良，而唐之社稷由是倾危矣。原其所由，皆人主信用之偏，养成其祸，遂至于国亡，而小人之身亦不免肝脑涂地，为小人者，亦何利哉！

永光三年，诏曰：「地动，中冬雨水大雾，盗贼并起，吏何不以时禁？各悉意对」。

汉元帝知时之乱，京房比以幽厉而不辞；唐文宗知治之衰，自比以赧献而不知愧。二君皆能善讼其过，而不能善行其言，抑郁不乐，甘心于委靡柔弱而已矣。自元帝即位以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春凋秋荣。《春秋》所纪灾异，殆又甚焉。永光灾异之诏，令各悉意以对，当时所谓「悉意以对」者果何人邪？萧望之略言而死矣，贾捐之弃市矣，周堪、张猛又自杀于公车矣，京房委曲开谕，帝与之反覆辩论，似若感悟者，未几房亦下狱、弃市。夏寒，日青无光，显及许史反诬之以堪猛用事之咎，元帝之柔弱易欺如此，忠言何自而来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