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废林甫之新文，用康成之旧注，则国家四时祭祀，并须更改。详究事理，故难轻议。伏请依旧用李林甫所注《月令》。

伏以《礼记》旧《月令》一篇，后汉司农郑康成、卢、马之徒本而为注，又作《周官》及《仪礼》注，并列学官，故《三礼》俱以郑为主，而《月令》一篇卷第五、篇第六，汉、魏而下，传授不绝。唐陆德明撰《释文》，孔颖达撰《正义》，篇卷第次，皆仍旧贯。洎唐李林甫作相，乃抉擿微瑕，蔑弃先典。明皇因附益时事，改易旧文，谓之《御删定月令》，林甫等为注解，仍升其篇卷，冠于《礼记》，诚非古也。当今大兴儒业，博考前经，宜复旧规，式昭前训。臣谨缮写郑注《月令》一本，伏望付国子监雕印颁行。

臣闻好问则裕，成汤所以为聪明；从谏如流，汉祖于焉成帝业。历代圣主，必有谏臣，然念言之甚难，听之不易。以疏远而指贵近，以至贱而干至尊，言之得无难乎？在难言而言之，身常危。以至贱疏远之人，贡讦直逆耳之说，听之岂云易也？在难听而听之，意必倦。且直者邪佞所恶，自然之理也。击一邪则群邪怒，其身不得不危；罪一正则群邪进，王者不得不谨。是以先帝焦劳寤寐，思得正人，至于再三，未获谠直，遂下此诏，增置一十二员，月责谏疏，明达耳目。自后才得四人：谏官二人（鲁宗道、刘烨。），御史二人（刘平、章颖。）。其孜孜献替者，唯闻宗道而已。太后临朝，皇帝御极，追继先志，复置谏官，又得四员以充其位：谏官二人（臣及孔道辅。），御史二人（曹修古、王硕。）。其间道辅颖秀，已在清途；修古称职，亦为外任。王硕以他事黜免，微臣近归谏省。补报无状，出入八年。复思先帝诏旨云：「况朕亲披封奏，素靡漏言」。此乃圣人极虑臣僚疑有漏泄而不敢尽言也。《周易》云：「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机事不密则害成」，正谓此也。天圣五年，臣尝言某等事，举朝官员诵其言语，群邪侧目，增恶结雠，甚可畏也。若非两宫圣明，深辨忠直，则臣已窜逐遐方矣。自古奸臣皆以货赂厚结左右及宫掖之内，是以动静先知，迎合上意。李林甫二十年专政，明皇不疑；上官昭容权倾天下，唐祚颠殒。前代似此盖亦多矣，国家倾败，常由此矣。自两宫御宇，乐闻谠言，然垂帘之日，疑有潜听，封奏之人，忧其漏泄，是以人人惧祸而不敢尽言。今则文武班列，亦有议其得失；谏官、御史，朝野讥其循默。伏乞圣慈念先帝漏言之诫，思《周易》失臣之文，凡有奏章，藏收秘密，垂帘之日，屏去左右，则公忠之士得以尽言，用广聪明，天下幸甚。谨录先帝诏书头连进纳以闻。

天生兆人，得王乃定。万机百度，不可独当。内立公卿大夫士，外设公侯伯子男。先择材以处之，次推公以委之。然则委以人臣之职，不委以人君之权。臣请辩之。夫执持典礼，修举政教，均和法令，调理风俗，内养万民，外抚四夷，师表百僚，经纬百事，此宰辅之职也。练兵戎，谨城壁，修方略，威夷狄，此将帅之职也。肃朝廷之仪，触缙绅之邪，此御史府之职也。治繁剧，制豪猾，此京尹之职也。至于金谷刑法，各有攸司之职矣。抚民人，宣风化，均徭役，平赋敛，此刺史、县令之职也。是皆人臣之职，不可不委之也。若乃区别邪正，进退左右，操荣辱之柄，制英雄之命，此人主之权也，不可尽委于下矣。何以明之？《论语》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注云：「制之由君也。）」。晋委三卿（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延陵季子曰：「晋国之政归此三家矣」。后果分晋为三国。汉高祖招纳群英，有将将之权而取天下。至于子孙，不知祖宗之谋，而独委霍光，又独委王凤，至于王莽，皆有大祸，西汉遂倾焉。后汉光武亲用二十八将而取天下，后之子孙不知祖宗之谋，而独委后族，至于宦官。故奸雄竞起，以去恶为名，东汉遂倾焉。魏委司马懿，晋委刘裕，其祸亦然。唐太宗驾驭英雄，取天下，致太平。至高宗朝，李义府以立后之功，独见委用，陷害忠良，天下愤怨。明皇初用姚崇、宋璟为相，而天下大治，推心委之，遂成故事。及李林甫代其任，仍复委之。林甫奸邪，能中伤善人，朝廷无敢言得失者。于是明皇不闻谏诤，自谓宰相得人，泰然无为矣。言路已绝，故至禄山犯关向阙，而明皇不知，一旦丧乱，天下瓦解，唐德遂衰。初以推委而天下治，终以推委而天下乱，何弊之然哉？当推委之际，进擢十人，上从其九，是九分之恩出于下矣。如此，则数年之间，左右前后皆权臣之党也。若黜辱十人，上从其九，是九分之威出于下矣。如此，则数年之间，中外远近无敢忤权臣者。故下之情不达，而上之势孤矣。此明皇之失，为后代之鉴。王者将收其权，必先采人。采人为难，岂无其要？孔子之辨门人，标以四科：一曰德行，二曰政事，三曰言语，四曰文学。以四科辨之，思过半矣。然则朝廷清要之位，觊觎者众，必审贤以与之。贤杰之才，谗嫉者众，必先时以辨之。是故先王孜孜求贤，以备选用。且千官百辟，岂能独选？必委之于辅弼矣。惟清要之职，雄剧之任，不可轻授于人。佥谐之外，更加亲选。圣帝明王常精意于求贤，不劳虑于临事，精意求贤，则日聪明而自广；劳心临事，则日丛脞而自困。宜乎屏烦细而广询访。其深于正道，有忧天下之心，可备辅相者记之。其精于经术，通圣人之旨，可备顾问者记之。其敢言正色，有端士之操，可备谏诤者记之。其能言方略，有烈士之风，可备将帅者记之。如斯之人，精而求之，熟而观之，然后寘清要之职，授雄剧之任，使人人竭力，争为腹心。于是乎得以操荣辱之柄，制英雄之命，庶务委于下，而柄归于上，始可以言无为矣。犹复置御史大夫、中丞，使搢绅无敢慢者；置诤臣七人，使言路无敢蔽者；置门下封駮司，使制敕无得误者。此又推委无为之中，而不废其防、不失其权者矣。若留意逸豫，不孜孜于求贤，亲选之时，无贤可用，则进退赏罚复归于下。虽有爵禄，不足为上之恩；虽有诛罚，不足为上之威矣。

朝廷者，天下之本也。自古未有朝廷治而天下不治者，亦未有朝廷不治而能治天下者。故曰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此不易之序也。太宗皇帝尝以边事问御史中丞王化基，化基对以「治天下犹植木，所患根本未固，固则枝干不足忧。今朝廷治，则边郡何患不安」？化基之言甚简且要，真知治本者也。且人君无职事，惟辨臣下之邪正，实人君之职也。然古今说者以辨邪正为难，臣窃以为不然，在人君用心何如耳。使人君之心、是非好恶每存乎私，则邪正之辨实难；人君之心一循乎大公至正之道，则邪正之辨何难之有？唐明皇用姚崇、宋璟则天下治，方是时，是非好恶无私意故也。及用李林甫、杨国忠，驯至大乱，此其心非不知林甫、国忠之奸邪，特便其能徇己之私尔。《书》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尔志，必求诸非道」。为人君者能不忘乎此，而邪正有不辨者，臣不信也。

论曰：帝王之命辅相，或自知其人，或大臣所荐，必名德有素，才能已试者，始可协天下之望。林甫先图郎官，源乾曜薄其才行，不许。郎官不可为，则其人不贤，众所知矣。及宇文融引之为党，历中丞、侍郎，无一善绩可称。虽为韩休所荐，休之言亦未必能信于主，但武妃、力士内为之助，遂至大用尔。假如明皇以林甫是韩休所荐，休有一时之名，其言虽可信，岂不思武妃、力士，己之嬖宠者也？林甫为近臣，能使嬖宠者为之言，其人奸佞可知矣。假如惑嬖宠之言，不辩其佞，既相之后，能议何事？况不知学术，有何所长任之也？是林甫凡百奏请，但能希意旨以取恩宠耳。况人臣奏请之事，若有合于主意，当考其经世济民，理道明白，始可无疑；若事事合于主意，是明有所希而然也。况本因嬖宠而用，又奏请之事皆合己意，帝王稍明理道者，岂不复虑哉？况明皇天资不为不明，一日昏惑，都无念虑，遂使奸臣擅权，终乱天下，则嬖宠之为患也如此。夫帝王荷宗社之重，主生灵之命，不得贤辅，何以兴起治道？求贤辅无他术，必取名德有素，才能累试者可矣。若名德未著，才能未彰，但取嬖宠之言而命之，以迎意希旨而任之，是上忘宗社之重，下轻生灵之命，欲天下不乱，不可得也。林甫任用浸久，内则起大狱，引杨国忠，使倚贵妃势以害忠良，致其权力；外则保任藩将，使专节制，利其夷狄贱类，无入相之路，养成禄山凶威。则天宝之乱，林甫致之也。噫！天子一听嬖宠之言，任奸人相国，以其迎意希旨而宠之，遂起大乱，己罹播迁之祸，民陷死亡之难。后世人主，得不戒之哉！

论曰：人君有忌心，则贤者不能立事。军国之务至众，一人之智固不能了，必藉贤者谋议也。贤者谋议，多出众人之见，非英睿求治之君，往往不谅其心，或以忤意厌之，或以立异恶之。奸邪希旨之臣，摭疑似之事，从而谗毁，则人君忌之矣。既忌之，不惟谋议难合，且欲斗一时怒气，多方沮之，虽理道明白，亦不从也。贤者为人君所忌如此，欲立事得乎？九龄以高才直道，居辅相之位，值明皇倦于政治，厌闻谠言，方且倚任李林甫。奸臣谋议，固无所合，及奏禄山逆状，此先觉独断之论，非常人可明。其以将校败衄，请行军法，此有何难明之理？况禄山素无贤名，又无大功，本以勇锐可用；今战而败衄，则勇锐亦不过人，不知以何功德可赎罪也？是明皇特以九龄议论坚正，多所违忤，又听奸言谗閒，久有忌心，因不从其言而沮之也。噫！贤者忠于国而君忌之，谋议之事虽理道明白，不从其言，在贤者无负于国矣。但人主内倚奸言，外养大恶，迁播之辱，归咎何人哉？

论曰：或问：「开元二十五年，明皇用奸人，逐贤相，戮直臣，杀三子，此国事大失，人道几丧也，有何德化，尚致天下讼狱希少」？曰：国政善恶，皆有后效。明皇即位之初，励精政事，得姚崇、宋璟、张九龄之徒，继为辅相，尽心赞助，故德化被于人閒。风俗既厚，狱讼几息。及在位渐久，怠于政治，虽奸邪乘閒而进，尚有忠贤任事，未至大害于政。及罢免贤相，专任奸人，直臣言事遂遭杀戮，三子无辜俱以谗死，其他流贬者不可胜道，此固君之大过。但恶在于内而未及于民，前日为善之效，流风未改，故狱讼尚希也。林甫自以专任，经岁奸迹渐露，取天下一善事掠之为功，将以掩罪。徐峤辈小人得希其意，妄托微物，用为灵异，上以固主心，下以愚民听。明皇惑其事，从而赏之，自此擅威权，起大狱，奸恶日甚，无所不为。天宝之乱，乃为恶之效也。为君为相者，勿以目前善迹，便为己功，当顾己之行事如何耳。善恶之事，未有不效者也。

论曰：国之废立太子，可容易哉！其立之也非嫡不可，非长不可，非贤不可。开元初，明皇立瑛为太子，非嫡也，非长也，但以母善歌舞，宠之，遂立其子，立之固容易耳。然立之二十馀年，名分久定，虽不闻大善，亦不闻有大过，可容易废之乎？不惟废之，复杀之矣。此虽武妃妖惑、林甫贼计所致，迹其本末，亦由张说之过也。明皇诸子皆非中宫所生，则慎择贤者立之可矣，何必即位之初，急立太子？盖方宠瑛母，用说其意耳。立之岁久，中外不闻其过，人心有奉矣。开元十七年，忠王领河北元帅，与百官相见，张说退而言曰：「尝观太宗写真图，忠王奇表，实类圣祖，社稷之福也」。太子在上，而说称忠王奇表，比之圣祖，事果便乎？盖昭成方娠，说侍读东宫，知其异事，谓王当天命，故因事言之，使众知耳，亦或有结王之意。说事明皇不惟东宫之旧，复赞先天监国之事，情义至密，非他相可比，故任用以来，言必从，计必行。观忠王之事，岂无密谋潜议也？若果以瑛之才不能任唐事，忠王贤足以代之，何不定计退瑛于藩而立忠王，使父子之际无大过，何得密称忠王之善，而无所定计？计虽不定，明皇意已移矣。天子于太子有移意，则嬖宠奸贼之言入之易尔。以此论之，岂非张说之过也？不然，二十五年张九龄以直被黜，朝廷之士知明皇方恶直言，林甫方肆凶计，谁复开口敢谋国事？明皇于林甫之言，无不听纳，惟立寿王瑁事不听，而卒立忠王也。然瑛之才远不逮忠王，无以辩之；但以国有太子，而说称忠王之美，又不赞定立子之计，使处置得所，终致明皇杀子之恶，说无所逃其罪矣。

论曰：长庆失河北，穆宗昏主，崔植、杜元颖辈庸才，皆不足议；迹其本，由宪宗失之也。元和十年，宪宗用裴度为相，止四年，两河平定，天下藩镇无跋扈之臣。时方治平，宪宗遂有骄逸之意，以奸人皇甫镈为相，逐度出镇。宪宗既逐度，穆宗止得用崔植、元颖辈矣。逐贤相，任常才，欲天下无事，不可得尔，所以复失河北也。一贤者相，凡四年平定天下；数常才相，不二年河北复乱，所谓天下安危皆系于相，事岂不明乎？或曰：「宪宗用裴度相，虽平定两河，然镇之受代，在萧俛、段文昌、崔植作相之时；幽之纳土，在元颖作相之后。二镇虽复失之，本亦由数相得之，何关裴度事耶」？答曰：长庆初得幽、镇，虽在植辈作相之时，然本由裴度能定两河，故国威大振，镇州睹诸贼伏诛，无所援助，纳德、棣，质爱子，朝忧夕惧，不敢保首领。镇既惧，幽自慑伏矣。致国威如是，非度而谁？植辈相穆宗，得镇得幽，乘时得之耳。有何施为乎？亦由李林甫、牛仙客初相明皇，尚致天下狱讼稀少也。况萧俛、段文昌建议销兵，先已失策，则植辈常才可知也，兼不止失幽、冀、镇，魏、博亦为贼臣所据矣。若宪宗既平天下，深念安危之本，不纵骄逸，不任奸人，使度久于其位，经制国事，以固本业。穆宗虽中常之主，顾大勋德为辅，必不至荒僻；奸邪倖臣，惮宰相刚正，必不敢肆其所为；藩镇惧宰相威略，必不敢跋扈。若是，天下岂有事乎？宪宗既已逐贤相，穆宗为君仅及中智，数常才相之，众邪倖惑之，朝政不修，法度废弛，藩臣何惮而不乱也？长庆君臣之事不足议，其本由宪宗失之也。

论曰：内臣赠官，非古典也，然于此见旌善之事焉。内臣自武后称制始预事，尚未有招权著名者。明皇朝，高力士以权宠擅名，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辈皆因之取将相。林甫等既致时乱，力士贬死遐裔矣。肃宗朝，李辅国以扈从微劳，过受恩宠，至专掌禁兵。故辅国胁迁明皇，升黜将相，凶横既极，盗杀之于家矣。肃宗宠鱼朝恩，始命为观军容使；代宗宠之，又加天下观军容使。朝恩骄横既甚，势不可容，遂使之自缢矣。代宗又宠程元振，使典禁兵。元振奸险擅权，大为将相之害。代宗避狄陜州，诏诸镇兵赴援，诸将帅惧元振诬谮，多不敢至。及柳伉极言其状，元振贬死荒徼矣。德宗宠窦文场、霍仙鸣，命为神策中尉，憸人裴均辈附之，往往外取方镇、内取要官。文场、仙鸣辈权任既盛，内臣亦嫉之，仙鸣被盗以死，文场甚惧，坚乞致仕，仅免于祸。宪宗宠吐突承璀，至委镇州征讨之任，卒无功效，寻以其党纳贿事所连，出为淮南监军。后复宠任，以妄议太子，为穆宗诛死。文宗宠王守澄，奸恶既甚，竟至赐死。自明皇以后，内臣以罪诛死与贬者，不可胜纪；但力士等八人以权力著名于时，此内宠臣之尤盛者，然三诛死，二贬死，一为盗杀，一毒死，文场祸至而避，亦奸名不朽。以此观之，内臣取恩既盛，鲜有不罹祸者。盖受恩不知纪极，恣其所为，以至过恶之甚也。惟顺宗朝俱文珍以刚直著称，又有翊载宪宗之功，位至右卫大将军、知内侍省事，不闻骄暴之名，及其卒也，赠开府仪同三司。文宗朝马存亮虽在中尉，不与王守澄同恶，力止其屠害宋申锡家属，又有保卫昭悯之功，权宠既盛，能奉身以退，是年卒，赠扬州大都督。兹二人者生获令名，死有光宠，为善之效也。天子任内臣，能常以力士、存亮等善恶之效示之，无使权宠之过，不惟不害国事，亦足以保全之也。

明皇在开元初，锐意政治，登用姚崇、宋瞡、韩休、张九龄等为宰相，百度修敕，彝伦攸叙，而开元三十年跻于太平。迨高力士用事，引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等在内，安禄山、安思顺、高仙芝等居外，朝政蠹损，治道剥丧，纲纪大坏，贿赂公行。癚臣得以行其谋，天子得以肆其欲。忠謇戢舌，佞邪成群，贤人道消，万民胥怨。安禄山之祸，由妃子鼓之于内，力士导之于外也。噫！左右辅弼，中外贤才，森然满朝，谋划泉盠，不与议论万几之政，进退四海之士，策虑安危，谋惟教化；乃引此辈立帷幄之内，与论议国政，参决机务，评品善恶，黜陟士类，不亦失乎！观夫天宝之乱，则可为戒也已。

《书》云：「后非贤不碍」。又曰：「良臣惟圣」。则知人君虽有自诚之明、上圣之性，必由忠贤辅翼，然后圣德日跻，而天下长治也。古言治者莫尚乎三皇，言三皇者莫尚乎黄帝，须得六相，而后皇道成也。古言治者莫尚乎五帝，言五帝者莫尚乎尧舜。尧须得四瞸，舜须得十六相，而后帝德盛也。古之言治者莫尚乎三王，言三王者莫尚乎禹、汤、文、武。禹必得益，汤必得伊尹，文王、武王必得周、召、吕望，而后王业大也。三王而下，言治者莫尚乎汉，言汉者莫尚乎高祖，高祖必得萧、张，而后能灭暴秦而平海内也。汉而下，言治者莫尚乎唐，言唐者莫尚乎太宗。太宗必得房、魏，而后能革乱隋而登太平也。故曰，人君虽有自诚之明、上圣之性，必由忠贤辅翼，然后圣德日跻，而天下长治矣。臣观唐明皇帝为临淄王，始得刘幽求等，克讨韦庶人，以清内难；自皇太子即帝位，能用崔日用、郭元振等，遂诛太平公主，以除大怼。开元初，则引姚崇、宋瞡等为宰相，乃致开元三十年太平之功业。伟哉，侔禹、汤而齐文、武矣！暨天宝初，姚崇、宋瞡既死，又斥弃张九龄不用，专任李林甫、杨国忠，于是忠良路塞，君子道否，癚党并进，小人得时。明皇一身，三处受害：林甫、国忠蔽其明，高力士塞其聪，杨贵妃食其心。大凡人所待而用者心也、耳也、目也。圣人高拱珀廊之上，南面临天下者，以心劳乎万机之务，而计乎成败也；以明视乎九州之远，而察乎安危也；以聪听乎万方之政，而审乎治乱也。今明皇心与耳目三者皆废，虽有自诚之明、上圣之性，又安用之哉！荒色淫湎，惑以丧志。万机旷废而不知，朝廷倾乱而不察，天下咨怨而不恤，社稷将覆而不悟。禄山兵起，河北陷没，而贼据东都，犹未之觉。干戈将及乘舆，乃遽走出延秋门以避锋刃。几何不丧身亡国，由林甫、国忠之启乱也。或曰：高力士弄权于外，杨贵妃用事于内，天宝之乱，岂独林甫、国忠也？对曰：力士所以得弄权于外，杨贵妃所以得用事于内者，由林甫、国忠为之也。高力士自开元初则知内侍省事，已承人主恩宠。是时姚、宋为宰相，力士小心供职而已，固未敢干政事、窃威权。及林甫、国忠为相，皆由力士进达，故力士得专恣矣。宇文融、李适之、盖嘉运、韦坚、杨慎矜、王鵵、安禄山、安思顺、高仙芝皆因附力士，并取将相高位，专宠恣横，威福擅作，而君子道消。开元初，武惠妃顾遇特厚，以故王皇后见废，而明皇虚中宫二十年，专宠惠妃。及惠妃薨，后庭数千人，无可意者。后杨贵妃进见，至于期岁，礼遇才如惠妃。然则明皇在开元间，非惑于女色，而海县无事，政令和一，岂非以姚、宋等朝夕左右，以忠言鲠论进于君耳，使君汲汲行尧舜之道？明皇锐意治本，惧兹正人，饮酒不敢过夕，坐朝不敢差晚，丝竹不敢数御，苑囿不敢频行。内虽嬖宠惠妃，而外不敢隳慢庶政。惠妃虽受君宠，而不敢辄窃君权。虽有百惠妃，又岂能惑明皇之心，乱开元之政哉！及杨贵妃入宫，则林甫、国忠为宰相，唯以奢侈之务厌君之心，佚乐之事荡君之志。积銂财货，以盈君欲；崇饰台榭，以请君游。累日不视朝，无人切谏；连宵奏钟鼓，无人上言。倡优日戏上前，妇女朋淫宫内。朝政大坏，皆林甫、国忠为之也。噫！用姚、宋则治，用杨、李则乱。贤臣不可不用也，癚人不可不去也。崔群尝对宪宗曰：「安危在出令，治乱由所任」。明皇用姚崇、宋瞡、张九龄、韩休、李元纮、杜暹则治，用李林甫、杨国忠则乱。人皆以天宝十五年禄山自范阳起兵是治乱分时也，臣以为开元二十年罢贤相张九龄，专任癚臣李林甫，治乱自此已分矣。用人得失，所系非小。又穆宗尝谓侍臣曰：「国家贞观中，文皇帝躬帝道，治致瘅平。及神龙之间，继有内难，明皇平定兴复不易，而声名最盛。历代长久，何道而然」？宰相崔植对曰：「前代创业之君多起自人间，知百姓疾苦，初承丕业，皆能励精思理。太宗文皇帝特禀上圣之姿，同符尧舜之道，是以贞观一朝，四海宁晏。有房乔、杜如晦、魏郑公、王皀之属为辅佐股肱，君明臣忠，事无不理。圣贤相遇，固宜如此。明皇守文继体，常经天后艰危。开元初，得姚崇、宋瞡，委之为政。此二人者，皆天生俊盓，动必推公，夙夜孜孜，致君于道。瞡尝手写《尚书·无逸》一篇，为图以献，明皇置之内殿，出入观省，咸记在心。每睵古人至言，后代莫及，故任贤戒睯，心归冲漠。开元之末，因《无逸图》坏，始以山水图代之。自后既无座右箴规，又信癚臣用事。天宝之世，稍倦于勤，王道于斯缺矣。陛下既虚心理道，亦望以《无逸》为元龟」。开元之治、天宝之乱，则任贤臣与任癚邪，得失安危明矣。或曰：人君深居九重之内，朝廷千官百辟比肩而进，接武而退，何由辨得其贤臣而用之？何由辨得其奸邪而去之？对曰：贤臣与奸邪迥异尔，非为难辨也。在人君密审而熟察，其可见也昭昭矣。其好直言君之短者，直讦君之失者，好忠谋不避死者，好补时政之阙者，好不从君之欲者，好不徇君之私者，复为当朝正人之所延誉者，为左右小臣之所谮毁者，为宫掖嫔后之所憎恶者，此则贤臣也。其好随君之意、顺君之旨、伺君之色、候君之言、探君之心、徇君之欲，好诡随而后众，好循默而不言，复不为朝廷正人之所延誉者，为左右小臣之所引荐者，为宫掖嫔后之所称美者，此则癚邪也。君以此察之，贤臣癚邪甚易见也。明皇欲罪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张九龄不奉诏。李林甫曰：「此家事，何须谋于外人」？明皇欲加牛仙客实封，张九龄奏为不可。林甫曰：「天子用人，有何不可」？凡人观之，皆以为九龄贤，林甫癚；而明皇怒九龄不顺己，善林甫能承意，贬九龄而相林甫。此明皇之不察也。传曰：「失之毫矨，差之千里」。明皇失之，致海内罹毒，国祚将倾，岂止误以千里也！任人之际，可不察与！向使明皇能辨林甫之癚、九龄之贤，则岂有禄山犯阙之事也？千载之下，可为龟炮也。

臣伏睹丙午诏书，以星文流变，坤载震摇，先春而雷，众异间作，陛下惕然戒惧，思所以当天意。爰下明诏，诞告庶官，凡上躬之阙遗，政刑之阙失，阿枉之党，蒙罔为奸，咸使密疏以言，悉心无隐，约之亲览，靡及有司。臣伏睹诏书，怅然感慨，远惟祖宗造基立法之勤，先帝持盈垂裕之意，敕天之命，抚此下人，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陛下天资神智，英睿聪明，绍隆基图，恭承帝事，治民祗畏，罔自暇逸。向若仆臣皆正，股肱惟良，协心弼违，将顺其美，陛下可以高揖成康之上，徐步唐虞之域。惜乎人主有仁明之德，人臣乏辅翼之材，因循蔽欺，偷取一切，治而无法，弊不谋救，沴气成象，变咎荐臻，皇皇焉独贻忧于陛下也。臣愚孤远，学识疏陋，猥逢诏旨，询于刍荛，谨稽探天人之情，参合古今之论，上原厥罚之本，下陈致治之方。傥日月之明，照此心之忠义，斧踬之下，免报雠于权强，是由陛下至明，岂独微臣受赐。惟陛下留神研虑，察臣狂言。臣伏思诏书曰「星文流变」者，臣鄙儒，不通天官之学，谨按前志说《春秋》「星陨如雨」为王者失势，臣下专恣之应。况紫垣、太微，上帝之座，天子之庭；列星布位，近臣之象，流移失次，乃迩臣不恭其职，相朋附下，怀贰茍容，不忠王室之咎也。「坤载震摇」者，臣窃考载籍，历世以还，地震之异，未有若今兹之甚者。谨按前志，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升，于是有地震，兹谓不阴。夫坤为阴体，臣道也，妻道也，外国之道也。阳薄于阴而不能胜，相乘而震。且定襄之地直王城西北，正在乾位，君德所在，天之警告，夫岂虚发？「先春雷震」者，臣谨按前志，雷当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万物因雷出地，皆悦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归妹》，言雷复入地，则孕育根荄，保藏蛰虫。雷本阳气，有人君之象，故先时而声，犹阳不闭藏，发泄无度也。又正月以来，日蒙少光，辄或数日不解。臣谨按前志，蒙如尘，其蒙先大温。已蒙，日不见，行善不请于上，兹谓作福；蒙微而风，解复蒙，下专刑，兹谓分威。蒙浊，夺日光，公不任职，兹谓不黜；蒙，一温一寒。风扬尘，知佞厚之兹谓蔽。此蒙大略也。臣闻上天无言，示人以象，人君省躬，应天以实。是故考政者必求于天端，弭灾者必推于人事，天人之际，其应甚明。臣谨按《春秋》之义，举往以明来，观著而思微，天地之变，国家之事，粲然皆见，无所疑矣。故夫星流而殒，地震而裂，先春而雷，日蒙不解，其咎皆由乎阳德舒缓，阴道专纵，下为阿比，以蔽聪明者也。臣愚不达道，敢因四变，推明七事。臣闻之《书》曰：「无敢伏小人之攸箴」。盖言明王求理，不遗下言也。臣议虽鄙，切以为今世之切务，治道之至要，难尚此矣。陛下幸加惠，不以臣之疏远而废其言，天下幸甚。何谓七事？其一曰密机事，二曰用威断，三曰广言路，四曰重图任，五曰正有司，六曰信命令，七曰示戒惧。何谓密机事？臣闻之《易》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机事不密则害成」。故《春秋》之义，讥君之漏言。是以人臣造膝而对，诡辞而出，人君明以察之，断以行之，慎之至也。韩子云：「事以密成，语以泄败」。臣比见群下之言事者，深言切论，陛下或播之于左右；囊章密疏，陛下多付之于有司。凡国之庶政得失之疏，莫不系乎二府者，故诸臣下之言，其有指摘时病，及诸治乱者，则用事之臣必所不悦。而陛下更暴其言而露其章，缘是而蒙谴者有之矣。此盖陛下体貌大臣，笃其诚于勿贰；疏外群下，忽其言之未然。大臣固不可以忌疑，下言固未可以轻信，然亦在深思其意旨，徐察其情伪，参诸理道，辨其否臧，言茍可行，自当听纳；言之未善，置而勿扬。使下竭其忠、效所见，则奸谋僻行不萌于下，嘉猷正论日闻于上，致理之效，何以先此？今清问之对，封奏之事，开言为怨府，洒翰为祸胎，沮忠义之言，成忌克之俗，人悼后害，孰敢献纳？下情壅隔，国之大祸也。臣深愿陛下先务此道，以为立政之本，凡臣下入告之议，宜断在圣心，清问之言，姑慎于外泄。念大《易》失臣之戒，防《春秋》漏言之讥，则天下有心之臣，皆为陛下用也。其二曰用威断，何谓也？臣闻《书·洪范》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无有作福作威。臣之有作福作威，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故《春秋》之义讥郑忽之弱，以其胁于权臣也。君人之柄，惟赏与罚，信赏必罚，惟断而已。夫乾体以刚，天行以健，故能中正无邪，运用不息。人君之德配乾而法天者，盖取乎刚且健也。以陛下之英明温睿，而济之以断，天下不足治也。往年庄献晏驾，陛下亲政，革弊去蠹，拔材赏忠，断自渊衷，不挠于下，典刑立正，区极一新。天下翕然，皆谓陛下天机如艺祖，神略如太宗，万世一时，无穷之福也。今者，道路之言皆谓陛下宽厚敦恕，徽柔广容，事存大体，动循往例，臣窃惑之。此盖怙权之臣搂取邦柄，故说陛下，以为人主之孝莫大于奉先志，守成规。夫祖宗之所以建基图，垂谟训，炳如日星，信如四时，虽百世其可易诸？至于操纪律，明赏刑，用正人，去邪慝，治不忘乱，安不忘危，以和其民人而保其宗庙，此孝之大也。且政由俗革，彼此一时；事体权宜，各有云设。或迹存而理异，或治久而奸生，必践而行，以为无改于祖宗之道，尚安足以为孝乎！《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故复而不厌，久而不弊之谓道。遵常守故，非圣人之事；因时损益，乃建治之理。昔先王之作为爵禄赏罚，临事而制宜，是以为天下之主。见劳授赏，则众誉不能进无功；见恶行诛，则众谗不能退无罪。若政无大小，人无大小，弛张用舍，一取诸例，是爵禄赏罚不在人主而在簿书也，予夺之柄于陛下何有？一史持簿书，按例而足矣。此盖用事之臣自谋之虑，不才而例进者，收恩在己；才而例退者，归怨于君。人主欲赏拔忠良，擢用才俊，而用事之臣不悦者，辄曰：于例不可。用事之臣猥引亲旧，妄援谬庸，而人主欲诘其故，辄曰：于例宜然。以致今兹台阁混淆，贤愚糅杂，典刑都弛，名器益轻。于后执时政者便于引例之说，终无发明之言。臣尝读《汉书》至晁错之事，惟错谋策宏远，达于权义，有致主经世之志，戮于奸谗之口，而史氏不能褒其忠，更讥以变古易常之说，臣窃愤厉，痛忠臣之难为也。臣又读《晋书》至何曾之事，诫其子曰：「吾每进见，未尝闻经国远图，但道平生常语。此非贻厥之道，及身而已」。且曾为上公，图之不建，谁任其咎！而史氏不能贬其罪，更美以知几先识之善，臣窃惋悼，痛谀臣之误国也！嗟乎！忠谀之无报，淑慝之不显，其已久矣，又可独长叹于兹乎！臣愚伏愿陛下奋乾威，发天断，裁正无不忍之爱，采拔罔疏贱之隔，大稽诸古，小度于今，使天下之耳目常新，万务之本原必正，无曰引例合义而已，帝王之制不亦光大乎！其三曰广言路，何谓也？臣闻《书》美尧之德曰「询于众」，《春秋》之义大君命，讥大夫之专者。今天下之士不思结知于人主，思见知于贵臣；愿归恩于强臣，不愿受恩于人主。何欤？得强贵之心者，身不涉危而长保富贵；蒙陛下之遇者，立未及安而已罹祸咎。今夫大臣有所荐论，陛下重违其意，或勉从之；陛下之有眷遇者，而大臣独不能以陛下之故，姑收其用，必排而去之。何陛下之待贵臣厚，而贵臣之待陛下薄也？而又多逐善人，指为钩党，使陛下腹心无所寄，耳目无所托，奸无所发，恶无所彰，九重之深，渐成孤立。陛下天纵将圣，知几其神，此理甚明，岂其不悟？昔汉魏相白去尚书副封，以防壅蔽，而宣帝得以知祸变之微，为汉明主。唐太宗躬勤政理，明于听受，著《司门式》云：其无门籍人有论奏者，皆令监门司马引对，不许关碍。又制大臣入论事，辄引谏官随入，或对问之言有亏理道，即从而诤之。此唐文帝致太平之迹也。至代宗时，元载为相，邪慝不法，惧为人言，因议凡群臣奏事，皆先闻之司长官，关白宰相，而后得上闻。时颜真卿疏奏曰：「往日李林甫欺君擅权，奸骄用事，群下指言者，率皆因事阴中伤之，犹不敢显为条约，以绝言路」。以为元载之恶，过于林甫也。惟在陛下开延谠直，虚心接纳，无限卑远，茍造膝而有益，虽犯颜而必恕，以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务，其惟广言路乎！其四曰重图任，何谓也？臣闻《书》曰「邻哉臣哉」，此帝尧所叹，以为与己密近之臣，必有德也；又曰「钦四邻」，此帝尧所叹，以为在己左右前后之臣，必正人也。故《春秋》之义，以为天子之宰通乎天下，重之至也。夫国之所谓大臣者，莫尊乎宰相，君为元首，宰相乃其股肱，动静休戚，义犹一体。宰相之职，朝夕王所，论道官材，图议天下之政者也。安有居宰相之位，而足不至王庭，面不见旒扆，言不闻君听者乎？大臣疾病，君为之忧轸，上医治疗，内使临问，数赐告加恩，意礼厚矣。若其偃息卧家，遂罢其朝谒，旷时弥岁，则未之有也。伏以台司为具瞻之地，庙堂非养病之所，朝廷之仪不可慢，社稷之重不可轻。况今灾衅荐作，人心汹惧，安危所系，实在柄臣。伏愿陛下为宗社之大计，略恩礼之小节，高选德望，考慎厥相，应谴告于上穹，示大公于天下。且自灾异之作，陛下忧劳谦畏，诞降德音，举诸阙政，致诚罪己，而元臣当国，莫肯任咎，茍安宠禄，以妨贤路，礼义廉耻，何以训下！自馀三事，任政之臣志行忠邪，材智深浅，必料陛下知人之明，悉存乎圣虑矣。其五曰正有司，何谓也？臣闻夫子曰：「必也正名乎」！《春秋》之义，君不尸小事，臣不专大名。故尊者主要，卑者位劳，所以正位分，明堂陛也。人君逸于任使，垂拱而治，三公论政，九卿分职，群有司各事其事，故端本而影直，振领而襟整，众务百职，各安其局。今夫津官亭吏一命之微，米盐货利毫杪之细，莫不关决衡石，烦黩天衷。三公不修其职，而猥侵群有司之事；群有司茍谋期课，莫安所守。上下姑息，习以为常，偷慢怀安，风俗益弊。臣愚以为方今国体所系，政府而下，分职之重，台省备矣。而豸冠乏匪躬之士，蒲规鲜替否之言。当衡鉴者，循资格而无贤愚之别，绝劝赏澄清之义；运计筹者，张空簿而责锥刀之末，无敛散轻重之权。政失其本，事忘其旧，其所召弊，由来渐矣。臣愚伏愿陛下少运神智，详思世务，诸如此弊，宜有兴改。撮其机要，谨其关柅，莫若择任三吏，切摩治本，使夫总百揆者则谋用庶官之长，列庶长者则各选众职之任，付之柄而责其效，尽其才而要其成，官守典司，无相侵紊，有废厥职，必正于罚。如此，则陛下优游太紫之上，执赏罚之柄，而群下莫敢不奔走其职，庶务肃然而理矣。其六曰信命令，何谓也？臣闻《书》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夫命令者，以简为重，以信为本。简则易从，信则必行，易从则不犯，必行则可久，此之谓为国之要，为政之经。臣比见朝廷出令，或寻即更改，或俄复停废。吏易之而奉行不固，民忽之而茍慢多违。揆大体而论之，此害政之深者。夫滋章召乎巧诋，文烦所以法轻。今条令重累，盈乎几阁，自明习者不能遍睹，况郡县承用者乎？陷愚蠢于亡辜，罗元元之不逮，其咎由乎格令之烦多而不信，故奸吏因缘而为市也。臣请今后凡诸臣有请改釐条制，审复勘会，益加详慎，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俾万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自然民无起诈之端，吏息舞文之巧，祥刑善制，咸中有庆矣。其七曰示戒惧，何谓也？臣闻《书》曰「惟天降灾祥在德」，而「吉凶不僭在人」。是故或无灾以倾其邦，或有灾以兴其国。无灾者骄怠所以起，有灾者戒惧所由生。故尧、汤遘水旱之期，中、高有桑雉之异。一则以有备而无患，一则以修德而弭妖。今兹之变，亦在陛下惟德之修而已。承弼之臣，戒其权重者；侍从之臣，戒其阿谀者；帷幄密近之任，戒其用事之势；掖庭嫔御之嬖，戒其燕溺之惑；服羞戒其过制；优戏戒其荡心。啬用无小，侈费无微。念四方惟正之供，悯小人作业之劳。至于边防之守，兵食之备，器乘之用，将帅之材，臣谓宜皆存乎圣虑矣。臣故曰惟备之戒，此其概矣。夫修省之方，惕厉之意，虽陛下兢兢夙夜，不忘于怀，然天下之人莫之知也。按《春秋左氏传》，晋梁山崩，晋侯召伯宗而问焉。对曰：「山崩川竭，君为之不举，降服，乘缦，彻乐，出次，祝币，史辞，以礼焉」。今震谪之异，众变重累，何啻乎山川之灾？臣愚以谓陛下宜于常礼有所降损，斋居澄虑，深思天意，揆阴阳之道，察教政之阙。其在陛下者，臣愿陛下勿吝其失，必易其度；其在臣下者，臣愿陛下内断于心，明正其罚。俾彝伦咸叙，以邀天之福，则七世之庙传裕于无穷，烝民之生率同于庆赖矣。臣位卑而言高，有陵越之尤；迹疏而意忠，有激讦之咎。但使臣言一经圣览，微悟主心，幸以涓尘于国家而有补，则虽鼎镬捐躯而不辞。干冒天威，臣无任激切待罪之至。

臣每读《唐书》，见宰相崔群对宪宗论开元、天宝中事，未尝不废卷而叹，以为知言。其略曰：安危存亡系所任，明皇用姚崇、宋璟、张九龄则理，用李林甫、杨国忠则乱。人皆以天宝十五年禄山自范阳起兵是理乱分时，臣以为开元二十年罢贤相张九龄、专任奸臣李林甫，理乱自此已分矣。其切至明白如此，岂不谓之知言乎？盖人之用舍存乎前，国之安危系乎后。譬犹养身，常须畏疾，不可以觉痛之日始为受病之辰，当审之厥初也。窃闻弼臣累恳求退，或虑圣慈重违其请，则别须求之，以付大柄。今山摧别都之镇，日食正阳之朔，大异仍见，多事可虞。伏望陛下深惟三圣基业之大，四海生灵之广，采中外之公议，斥左右之私言，鉴开元天宝之理乱，戒林甫、九龄之用舍。安危之几在此一举，间不容发，虽悔何追。升下擢臣冗职之中，任之以言事之责，日夜惟念，无以补报。若烦碎迂阔之论，不敢上烦天听，惟中书政本，命相用人，最为急务，与其后时而悔，不若先事而言。在职所有，虽死无恨。惟陛下留神省览，则天下幸甚。

右，臣伏见圣恩，以新雕印《唐六典》颁赐近臣，以及馆阁。窃以唐初以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参领天下之事，以令、仆射、侍中为宰相之任。然选士用人，出兵授田，刑罚礼乐，至于工官所主，则一本于尚书。尚书、侍郎分为六官，郎、员外郎各有攸司，又分为二十有四。所以弥纶庶务，至微至密。其大则以永业口分之田制民之产，以租庸调制民之赋，以诸府十二卫制民之兵。三代以来，其政最为近古，太宗所以致治者，盖出于此。其事至众，而举之有条；其体至大，而统之有要。可谓得建官制理之方。明皇之世，乃考寻旧章，著之简册。以六卿所总领，则象《周官》，名其书曰《六典》。而开元十四年，张说罢中书令，为尚书右丞相，不知政事。自此政事归中书，而尚书但受成事而已，亦其书之所记也。则当是之时，尚书已不得其职。其所著者，盖先代之遗法也。其本原设官因革之详，上及唐虞，以至开元。其文不烦，其实甚备，信可谓善于述作者也。臣向在馆阁，尝见此书，其前有序，明皇自撰意，而其篇首皆曰御撰，李林甫注。及近得此书不全本，其前所载序同，然其篇首不曰御撰，其第四一篇，则曰集贤院学士、知院事、中书令、修国史、上柱国、始兴县开国子臣张等奉敕撰。盖开元二十二年，张九龄实任此官，然则此书或九龄等所为欤？不敢以疑说定也。伏惟皇帝陛下神智圣性，夙成自天，方革弊兴坏，以修太平之业，继唐虞之迹，而稽古不倦，旁及此书，乃自禁中镂版传之，以赐在位。岂不以其官仪品式去今未远，而行于今者尚多，将使学士大夫得而求之。其于就列，皆知其任；其于治体，开益至多。非圣虑所存，规模宏远，则何以训励群臣，委曲至此。臣备数内阁，以文学为职，宜略知典故，不可以衰退驽钝，怠惰苟止，故敢昧冒以请。伏望圣慈依例赐臣一部，使得伏玩思索，万一得奉清闲，尚可牵强以备访问。不胜犬马区区之诚，贪冀恩私，不知僭妄。其于罪戾，所不敢逃。干冒宸严，臣不任。

治平二年七月戊寅，观文殿大学士、尚书左仆射、魏公薨于京师。始公得疾甚，英宗命中贵人挟太医昼夜调护，所以念之甚厚。及讣闻，是日休吏群司，乘舆趣临其丧，为之泣下。乃诏辍视朝二日，赠司空、兼侍中，其赙物加等。将敛，又赐龙脑、水银以纳其柩中。八月甲寅，上成服于苑中。于是其家条具功状，上于太常，谥曰「文元」。熙宁元年八月庚申，葬于许州阳翟县大儒乡元老里之原。公讳昌朝，字子明，姓贾氏。其先汉长沙王太傅谊之后，至唐仆射、魏国公耽，复以儒学相德宗，而世为沧州南皮人，后徙真定之获鹿。皇太祖纬晋，中书舍人，追封鲁国公。皇祖琏，太子左赞善大夫，追封齐国公。皇考注，秘书省著作佐郎，追封晋国公。皆赠太师、中书令、尚书令。曾祖妣崔氏，封吴国太夫人。继栗氏，封韩国太夫人。祖妣胡氏，封周国太夫人。妣史氏，封燕国太夫人。自公之皇考，始去获鹿，而葬于开封，今为开封人。初，晋公一夕梦使者奉貂冠玉简于大箱中，拜而受之，以告燕国夫人。明日，公乃生。公少孤，母日教诲之，自经史图纬训诂之书，无所不学。天禧元年，真宗祈谷于郊，献书车驾前，赐同进士出身，补常州晋陵县主簿。引对便殿，以为国子监说书，即除江州德化县令。孙宣公初判监，命学官各讲一经，独称公所讲有师法。一日往谒宣公，宣公遣人示唐相路隋、韦处厚传。公读已，宣公乃出见公，曰：「后当以经术进如二公，愿少勉之」。天圣元年，兼颍州郡王院伴读，迁大理寺丞，以殿中丞知常州宜兴县，徙知龚州。以母老辞，得监在京广济仓。翰林学士徐奭权知开封府，举公知东明县，迁太常博士。是时宣公且老，数辞讲禁中，乃荐公为代。召试中书，而参知政事陈文惠公与公有亲嫌，言公年少，未可入侍经筵。宣公复言：「先朝用晏殊、宋绶知制诰，皆年未三十，朝廷用人，可悉限以年邪」？然文惠终抑之。徙通判绵州，又以母老，得监在京永济仓，明道元年，迁尚书屯田员外郎，复为国子监说书。方章献皇太后称制，诏避彭城郡王名，公言：「在礼，母之讳不出宫中，今天下为太后讳其父名，非所以尊宗庙」。初不报，及太后上仙，乃用公言罢。景祐元年，擢崇政殿说书，俄加直集贤院、判尚书礼部。天子方乡文学，每授经之际，多询质疑难。公因请以圣问所及政教道义之言，令讲读官悉缀录之，以上史馆，于是作迩英、延义二閤《注记》。三年秋，太平兴国寺灾，而议欲复修。公言：「比年京师观寺屡灾，此天佐兴王者，故数下灾异以诫告之。愿陛下侧身念愆，以思答天之实」。于是遂止不修。再迁司封员外郎、天章阁侍读、判太府寺、为史馆修撰。天子每祠南郊，必先谒景灵宫，乃斋太庙。公言躬享景灵宫，初用唐朝献太清宫故事，事出一时，不足以为法，请须郊祠还，然后行谒谢之礼。下议有司，不合，乃寝。赵元昊叛，延州总管刘平败于北川，或言平实降贼，朝廷以兵围平之第。公言：「王继忠陷贼中，先帝遇其家反厚。及契丹约和，继忠与有力。今计平岂遽降，而先收戮其家，使平果存，亦不得还矣」。即诏弛围兵。既而果得平战没之状，乃厚恤其孤。迁礼部郎中。康定元年三月丙子，大风，昼冥，诏罢春燕。公言：「今灾变屡见，初莫不恐惧，已则泰然谓无事。切考灾异之所从，固不虚发，愿陛下修饬五事，以当天心。虽罢春燕，恐未足以塞大异也」。居数月，权知制诰、权判吏部流内铨，为馆伴契丹使。河北旱蝗，为体量安抚使。既还，条所以制边之策甚备。其言择守宰、习乡兵、治塘泊、纾繇役、缮甲垒之类，皆当时施用之。除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权知开封府。有禁卫卒告军中歛率缗钱，本属以其事移府，众皆伏府门，惴恐不自安。公止诘其告者不实坐之，馀置不问，仁宗大然之。为南郊顿递桥道使，时西疆未宁，诏公护行在，以察奸非。知开封府不侍斋祠，自公始。庆历元年，迁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充理检使，侍讲如故。自唐群臣见谢辞，皆过天子正衙，五代草创，过衙乃在其后，公始釐正之。未几，判国子监。诏公与三司官吏减省浮费。前此公上疏言：「国家用度素广，而民力不足。日者屡诏有司省节浮费，未闻卓然施行。今陕西用兵，而无先事之备，窃为国计忧之。愿较景德以来，讫于景祐，财用出入之数，约祖宗旧制，其不急者一切省之」。至是，内自宫掖，外及权贵而下，岁省用凡数百万。驸马都尉柴宗庆前在郑州，纵其下扰民，及遣使问状，而托疾不即应，更请出为郡。公劾奏宗庆托国肺腑，而所为不法，乃复使为郡，恐益为民患，于是诏留宗庆京师。侍讲林瑀上《会元纪》，且言推帝王即位，必遇辟卦，而真宗乃得卿卦。公奏瑀所学不经，不宜备顾问，遂绌之。契丹遣使求关南之地，且议和亲，复为馆伴使。公言和亲辱国，而尺地不可许。议者又欲以金缯啖契丹，而使平夏州。公言：「吐蕃尚结赞欲助唐复京师，而宣公数谏止之。后得谍者，乃朱泚赂吐蕃，欲使阴为之援。今契丹乘元昊叛，有求于我，未必遽肯出兵。就使兵出而小有胜，何以塞其进取之心」？时方命公使契丹，于是力辞其行。又言：「艺祖有天下，收方镇之权，当时以为万世之利。及太宗在位，将帅多姻旧之臣，而戮不逮恩。然犹仗神灵，卒刬暴海内，自时用武之势乃衰。近岁恩倖子弟，非有横草之功，而坐取武爵。乘边隅无事，犹以自容，一旦西方用兵，以千万卒之命，为庸人驱之死地，岂不愤哉？愿思所以修内治外之术，以销难未然」。复陈备边六事，凡数千言，帝嘉纳之。三年，遂参知政事。明年，以检校太傅、尚书工部侍郎为枢密使。又明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兼枢密使。才两月，拜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提举编修《唐书》。陕西既罢兵，公遂还枢密使。因言：「近岁国马耗而河西蕃部马不至，请枢密使兼群牧制置使，如先朝旧制」。从之。会诏有司议章献、章懿、章惠三后升祔之礼，令中书门下考详其事，而礼官或援古不同，公乃酌群议而奏曰：「恭以章献皇后母仪天下，章懿皇后诞育圣躬，宜如祥符升祔元德皇后故事，配食真宗庙室，以称陛下追孝之意。章惠皇后于陛下有慈保之恩，义须别祠，伏请享奉慈庙如故」。于是命公摄太尉，奉二主行升祔之礼。已而将下德音，内出密封，中外文武官皆迁官，诸军皆特支。公独匿其事，即奏以为不可，虽同列莫与闻者。明日，惟在京诸军与特支。又诏二府特迁官，公又以为不可，乃已。七年春大旱，公引汉灾异册免三公故事，愿上丞相印，意甚确，遂拜武胜军节度使、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事、河北安抚使。及帝谢雨西太一宫，而公独不从，诏下閤门吏，开封府以其事即报公。公既辞，赐燕国太夫人银饰肩舆，士大夫以为荣。贝州妖卒王则叛，初则约连河北、京东数州之兵，欲南断浮桥，以据大名。事未及发，会有白衣遮公马首，自言少游跪泉山，能言国家休咎之事。公疑而诘之，乃得所挟书，实贝州叛逆也。其党知事觉，于是婴城自守。公命高阳关路总管王信、大名府路钤辖郝质、真定府路钤辖孟元将六部兵二万趣城下，并遣穴城匠作车洞，距闉以攻贼。公亦屡请行，朝廷赖公威名在大名，不许。及破贼，以功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检校太师，进封安国公。其年日官言太阴犯毕距星，又掩其大星。公因言：「毕昴之间为天街，其阴，外国也，其阳，中国也。顾其警必在季秋之分」。因考历代所占凡十二事上之。会岁饥，民大疫，公为置病方给养之，全活九十馀万。契丹募亡卒之勇伉者，得五百馀人，号「投来南军」，驱以战西羌。边法虽归亦殊死，公乃檄边郡，凡投还者一切贷之。后有还者，公更迁补之。贼闻，遂除其军不用。边民之贫者，多避赋繇，以其地质贼人，因而寖为贼所侵。公为设法，听旁近户之有力者赎之。岁馀，悉复其地。契丹使来，每道公境，必歛服自饬，且戒其徒御毋得有所犯。公尝言：「河自横陇之决，分流德、棣、恩、沧数州，而岁为害滋甚。按九河既湮，惟行漯川之道，历代虽徙决不常，然不越濮、郓之北，魏、博之东。今其道历朝城由蒲台入海者，此禹、汉遗功也，请复河故道」。不报。明年，河决商胡，水环大名，公乃绘漯川、横陇西、商胡为一图，复条其利害以闻。诏遣三司副使郑骧行视其地，还言，功大不可就，乃止。皇祐元年，以燕国太夫人春秋高，愿徙郑州。及入觐，乃以为祥源观使。公不敢以将相留京师，屡请还节，除观文殿大学士、尚书右仆射，判都省，再提举编修《唐书》。其冬，以右仆射复除山南东道节度使、检校太师、兼侍中、判郑州。凡六上章，乞罢仆射兼侍中，复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诏公子四人皆迁官，固辞之。使相初无中谢之赐，其赐自公始。明年丁母忧，会大雨，奉丧徒行数百里。诏屡起之，公恳蕲终丧。给以宰相俸之半，辞之。给以仆射俸，又辞之。于是赐黄金三百两。服除，判许州。仁宗召公迩英閤，问《易》之《乾》卦。既讲陈之，翌日又为手奏曰：「夫《乾》者，天刚健之德。当天下久盛之时，柔不可以济；然亢而过刚，又不能久。惟圣人外以刚健决事，内以谦恭应物，不敢自矜为天下首，乃获吉也」。帝面出手诏以宠答之，仍以所陈卦义藏之史馆。又言：「汉唐都雍，置辅郡以内翼京师。国朝都汴，而近京诸郡皆属它道，制度不称王畿。请析京东之曹州，京西之陈、许、滑、郑州，并开封府，总四十二县，置为京畿」。遂兴行之。公将行，命侍读学士以下饯于资善堂。五年，徙判大名府，复为河北安抚使。是时，博士李仲昌建议开六塔河，欲断大河东去，以杀金堤之患。既而水怒溢，堤狭不能禁，败民庐舍，不可胜计。公复请疏河故道，且言故道土沃饶，多为权右占耕，使者妄言功大不可就。于是又诏河北都转运使董沔行视之。遂欲决濮阳埽，下郓之锢城，导河使东，而言其地皆趋下，亡壅塞之患，俟春调丁夫，远不踰三月，可就。然朝廷终不报。嘉祐元年，进封许国公。未几，加兼侍中，再任大名，寻拜枢密使，辞侍中。三年，以镇安军节度使、右仆射、依前检校太师、兼侍中，为景灵宫使。其年，复出判许州。七年，以保平军节度使、陕州大都督府长史复徙大名，为本路安抚使。英宗即位，拜凤翔节度使、左仆射、凤翔尹，进封魏国公。治平元年，自言「臣老矣，不任事，愿得徙閒郡，且还凤翔节度兼侍中」，诏不许。明年春，复徙许州。及入觐，上以先帝大臣，益尊遇之。公亦从容言天下事甚众，因固请还凤翔节度兼侍中，卒不许。时京西大疫，特诏公候秋乃行。公既被病，召诸子谓曰：「势且革矣，尚欲尸重禄邪」？于是复请，乃复以为观文殿大学士、判尚书都省。踰月公薨，享年六十八。公为人外端重而中裕，虽燕居，未始见愠喜。然于临事，其色不可夺。少好学，至显贵未尝一日废书不观。其于古今治乱、天人灾祥之学，无不该贯，故指政言事，切而不迂。其为政乐易而不苛，前后累镇许、魏，民皆见思，图其像学舍而生祠之。为文粹衍有法度，字画尤婉奇。公在外，仁宗尝特遣使赐三朝御书凡百八十七轴。其历崇政殿说书、天章阁侍讲、观文殿大学士，皆仁宗为公特异之。初奉诏刊修《广韵》为《集韵》，因请修《礼部韵略》，其窄韵凡十有三，听学者附近用之。又请修《唐书》及复《礼记》郑氏所注《月令》，以李林甫所解《唐月令》别行。著《本朝时令》十二卷、《群经旨辨》十卷、《春秋要论》十卷、《通纪》八十卷，《奏议》三十卷、文集三十卷。公初娶王氏，尚书兵部郎中、集贤殿修撰轸之女，封莒国夫人。再娶陈氏，武信军节度使、康肃公尧咨之女，封魏国夫人，后公二十九月而薨。六男子：章，终太常博士、集贤校理；圭，尚书比部员外郎；田，终尚书驾部员外郎；青，尚书司门员外郎；齐，太子右赞善大夫；炎，太常寺太祝。三女子：长适尚书比部员外郎程嗣弼，封寿安县君；次适太子右赞善大夫宋惠国，封崇德县君；次适尚书都官员外郎庞元英，封寿光县君。孙男十八人：公祚、公路、公定、公弼，并光禄丞；公度，大理评事；公裕、公盛、公述、公望，并太常寺太祝；公孺，太常寺奉礼郎；公靖，太庙斋郎；公秩、公密、公咏，并未仕；公正、公亮、公迥、公向，早卒。曾孙男一人。始，公葬晋公于开封，以其地下污，将改卜于许而公薨。今迁晋公而偕葬之，以成公志云。铭曰：

维贾氏先，出傅长沙。有唐魏公，又移厥家。自公皇考，始去获鹿。公又食魏，不遐以续。公昔尚少，其滀中闳。献书路旁，乃发厥声。始为学官，终日默如。逮其授经，听者群趋。卒用所学，入讲殿中。帝曰汝来，有发予聪。遂相仁宗，左右经术。岂无众訾，其势不屈。公于出处，以靖以夷。魏、许之政，而民思之。再管枢衡，越岁又迁。维是嘉谋，有来上前。天清日华，圣子有作。魏公来朝，犹陈旧学。间不见公，遽不能起。乘舆即临，泫然出涕。公位将相，不为不荣。矧曰黄发，道德之英。曾谁如公？笃其终初。以示万世，维实维孚。

曾祖赠大理评事。祖皇任尚书、工部员外郎、判三司都磨勘司，累赠户部尚书。考皇任益州路转运使、尚书主客郎中，累赠光禄大夫、工部尚书。公字某，尚书中子，天性明彻渊粹，自为童子，有老成人量。初学进士词赋，已为人传诵称道之。至年十五，乃更习为古文。读书心悟理解，志气开发，日增月益，河江委注，不可丈尺斗斛校也。其十七岁所著撰，至今存者尚多。自两汉之后，豪杰之士所为文章，虽皆以理为主，偏局所见，致远则不通。又其论五经，皆欲明王道，而惑于曲说，驳杂瞀乱，不能自解，圣人之道不明。及公为之正德性，别仁智，举中庸，明天命，条达理，遂交贯旁畅，愈深愈远，未尝一踬焉。尝论曰：「荀子不知性，扬子不知命，韩子不知道。荀子言人性恶，则善无所起。扬子畏死而投阁。韩子汲汲求用于时，以不得出王公大人之门为己忧。是三子其盛者也，而其蔽至是，况其下者乎」？至说《春秋》，其所发明尤多。论宋襄公事，或以为文王之战不过，或以讥不能鼓儳杀敌。公以为文王之事，亦当内治其国家，外信于诸侯，何尝不治不信，而强争之。既争而轻弃己民，其犹足谓之仁且智乎？凡公之言，大约反其本，正己而物正者也。书公子季友卒，三《传》皆以为贤。公以谓季友之贤，因其有事而著之。今卒而书季者，盖自是世季氏也。公之论《春秋》如此。自前世钜儒宿学，皆所不至。概举二者，可以类知焉。为《三传权衡》，解驳三家美恶，毫发无得以形遁者。庆历初，有司更正贡士，令士不从学官者，州郡勿举。舅氏王源叔以书招公来太学，公答不可。曰：「焉有伯夷、孟轲、段干木之俦，而自致博士弟子乎」？其后此令亦废阁不用。公举进士，庆历六年三月御试，选为第一。会内兄翰林学士承旨王公尧臣时为编排官，以嫌自列。编排者，用考试官所定等第，受成事而甲乙之耳，诚无预于与夺，可无嫌也，王公固辞之。上不得已，以为第二，拜大理评事、通判蔡州事。吴正肃公育旧闻公之贤，倾迟之。及罢政事守蔡，得公欢甚，事无大小皆听公，州以清静。与公日赋诗饮酒为乐，蔡人传以为盛事。蔡州十县，五居高仰地，转运使符郡，变民诸谷，悉以粳糯充赋，皆市于旁县以输官，民益困急。会诏书问可以宽民力者，公上疏其弊，因言方今用不足，尽如古难，宜敕转运使，必不得已折变，毋变其所无与不可得，则民虽病不困，事颇施行。八年十一月，丁先公忧去官。皇祐三年二月服除，还为大理评事。召试学士院，擢太子中允、直集贤院。是时方议定大乐，天子使中贵人参其事。公谏以谓：「王事莫重于乐，今材学满朝，辩论有馀，足以增朝廷之光，而顾使若赵谈者居间，臣恐为袁盎笑也」。明年，同判登闻鼓院，改判吏部南曹，南曹兼考功事。于是夏丞相薨，将葬，故事考功当请谥太常，集百官议之。上以旧恩，特赐竦谥曰文正，不复关有司。公上奏，请收还诏书，更属有司，得以公议之。因陈：「竦备位将相，无正直声，陛下不当侵臣等官，而假人以宠」。书三上，上嘉公守正，为改谥曰文庄。八月，权判三司开拆司。后徙他部，亦未离南曹也。侬智高乱岭南，枢密副使狄青宣抚四路，而朝议不为置副，或曰使中官副之。公闻，遽上奏曰：「狄青起于行伍而列枢近，权兵而出，宜得正固干略之臣参共其事。今不置副，置副而用中人，皆不可」。秦州与羌人争古渭州，上以问左右，弃之存之孰利。公时从三司奏事，闻之，上奏独请弃之。以谓：「假令新城足以蔽秦州，长无羌人之虞，虽倾国守之可也。不然，地形便利，贼能乘之以扰边圉，虽倾国争之可也。今何所重轻，而糜国财、困民力、捐士卒之命，以贪咫尺之地，而有弃明信、规小利之名，使其有以窥中国，非计也」。时议者不同，竟留之。秦州坐是应接多事，财用匮竭矣。五年四月，迁权三司度支判官，始解南曹，赐绯衣银鱼。至和元年正月，张贵妃薨，追号温成皇后，有献议求为立忌日，礼官请对不许。公奏言：「太祖以来，后庙四室，犹不立忌，奈何以温成私昵之爱，而变古越礼，恐祖宗神灵，不乐于此」。上乃止。八月，同修起居注。居一月，召试超拜右正言、知制诰，赐紫金鱼袋，权同判吏部流内铨。初，陈丞相以公不附己，论议不能右公。唯天子察公忠直，数得公奏议，开纳无疑，故亟用公知制诰。陈丞相以修注未一月为言，上不听，曰：「此岂计官资日月邪」？公谢日，上又面谕曰：「外间事不便，有所闻，当一一语朕矣」。无几何，朝廷从礼院有所询问，礼生擅发印状以报，礼官莫知。知礼院事吴充谪罚礼生，而坐以出官。公奏以为朝廷久安，吏习因循，百司庶府，茍且已甚。稍激厉振职，未知如何而使充以此得罪，岂不伤事害政也！请追止前命。已而修起居注冯京复以言事夺职。公因奏事，上谓公曰：「吴充乃是振职，冯京意亦无他，中书恶其太直，不与含容耳」。公奏言：「自古唯有人主不能容受直言，或致窜谪臣下。今则不然，上意慈仁好谏，而中书不务将顺圣德之美，排逐言者，乃是蔽君之明，止君之善，必且感动阴阳，有风雾日食地震之异」。居五日，地果震镇戎军，而都下雪，后累日昏霾，太阳色黄浊，略皆如公言。公又密劝上收揽威权，无使聪明蔽塞，法令不行，以消伏灾变。上深纳之。时亲睦宅方筑神御殿，天寒休役。公建言：「礼，诸侯不得祖天子，公庙不可设于私家，所以明一统也。今神御若干，礼为可，则不宜以人劳辍作；若不中礼，则遂止之，何权罢也」？庙事遂寝。宦官石全彬缘葬温成皇后，赏劳除宫苑使、领利州观察使。全彬不厌，后三日，复换正除利州观察使。公封还词头，上言：「全彬闺闼之臣，如此姑息，有权势重于全彬者，何以待之」？事竟得止。二年，两制诸公多求补郡者。公上疏论邪臣正臣进退之分：「正臣常难进而易退，邪臣常易进而难退，愿陛下参伍观之。吕溱、蔡襄、欧阳修、贾黯、韩绛，皆有直质，无流心，论议不阿执政，有益当世者，诚不宜许其外补，使四方有以窥朝廷，启奸幸之心」。上悟，乃留欧阳修等不行。八月，假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充北朝皇太后生辰国信使。契丹遣其臣马祐来迓。行自幽州，东北入古北口，更长兴、白隰山路，诘曲缭绕，或折而西南，行千馀里，乃出山，至柳河。公问祐曰：「自松亭直北趋柳河径易，不数日至中京，何不行此」？敌人本欲以山路迂回，使中国信其阻远，常秘讳之，不使汉使知。及得公问，惊谢曰：「实然。然自通好以来，置驿如此，不敢改也」。祐复问：「顺州山中有异兽如马，食虎豹，人以为山神，此何名也」？公曰：「以某所闻，駮也。其状如白马，墨尾锯牙，音如鼓，盘桓迎日而驰」。为诵《山海经》、《管子》书晓之。祐释然相视，喜曰：「真是也」。前此者汉使往，或以轻肆不为敌人所重，又有畏懦，拘守约束，惴惴不敢蹉跌者。独公坦怀，意气自若，敌人畏服加礼焉。二年三月，王文安公迁参知政事，公自列亲嫌，求知扬州，诏许之。初，狄青自南伐归，为枢密使。京城小民闻青骤贵，相与推说，诵咏其材武。青每出入，辄聚观之，至壅路不得行。上自正月不豫，青益为都人所指目，公忧之。会将赴扬州，辞行见上，因言：「陛下爱青，不如出之以全始终。今外说纷纷，虽不足信，要当使无后忧，宁负青，无使负国家」。上颔之，曰：「可语中书」。公过见三丞相，谓曰：「向者天下有可大忧者，又有可大疑者。今上体复平，大忧去矣，而大疑者尚存」。其以青事告之，丞相应对唯唯。公既至官拜表，又遍遗公卿书曰：「汲黯之忠，不难于淮阳，而眷眷于李息」。朝廷皆知为青发也。至八月，京师大水，青避水徙家相国寺，坐殿上，都下喧然。执政闻之始惧，以熟状出青判陈州。先是有彗星见，青去之夕，而彗没。自皇祐未有日食之变，公尝献《救日论》三篇，备言所以防奸禦变之术。青见而恶之，谓所亲曰：「刘舍人以此洗涤青邪」？公之建言，或以为过计，及后乃大服云。扬州雷塘，即汉江都之雷陂也。旧属民，自唐以来，耕种其中。往数十岁，官取蓄水以备漕运，旧田主二十六家皆夺业失职，官始议以他田偿之，竟无与也。然塘亦破决不修，漕运未尝赖此。发运使因以假扬州种稻，而旧田主二百馀口皆饥寒，县官莫省。及公至，持太和年契书诣府自讼，公即判还之。发运使犹以漕运事动朝廷靳留之，公用种稻事證明其无用，朝廷乃听公。杜公丞相衍致仕，居南都，闻之喜曰：「真良太守矣」。九月，恭谢天地，改元嘉祐，进公朝散大夫，封宣县开国男。天长富人陈乙杀人，捕得，赇县吏脱己，而以诬王甲。甲贫弱不能自明，遂受诬，囚至府。公察之，心知其冤，而囚畏吏，不敢言。公以委户曹杜诱，使精意鞫之。诱不能有所反，而狱益傅致證左，牢不可破。将论囚，公亲讯之。囚得公语言，知其能为己直也，乃敢告冤，果陈氏杀人，远近传以为神。明年四月，迁起居舍人、知郓州、兼京东西路安抚使。公初治扬，前守政苛，吏民不安。公以宽简拊之，而民大和。及至郓，郓比易守，政事不治，市邑攘夺，公行不禁，讼或累月不决。公拨遣簿书，决平狱讼，不数日则已无事。乃更约束，明赏罚，下吏奔走承命。月馀，境内正清，盗贼屏息。使客行寿张道中，遗钱一囊，人不敢取，以告耆长，长为守视，顷之客还，取得之。又有暮遗物市中者，旦往取，故在其所。先是西路久旱，麦不登，郓州尤多蝗虫。公入境而雨至州，数日蝗自出境亡去，岁以有年。居郓五月，召还朝，纠察在京刑狱，充宗正司修玉牒官。四年正月，同权知贡举。是岁始更贡士令，奏名者才二百人。其罢黜者虽多，莫有不服者，至有为赋以颂得人。上例赐近臣墨字，公得「稽古」二字，时论荣之。杨佐判都水监，请凿京北孟阳河，盛冬兴役，死者数百人。又坏民庐舍，发掘丘墓百五十馀所，而河讫不成。百姓遮宰相自诉，执政乃收检计工役官匠属吏，囚呼冤不承，狱久不决。公奏理之曰：「佐始相度此河，使生者劳敝，死者暴露，百姓怨痛，谤议沸腾，皆佐为之。今置佐不问，而专罪馀人，不合人情」。求以佐为首。会有诏疏狱，一概解纵不问。是时士大夫稍矜虚名，每得官辄让，众亦予其恬退之称。让不失始利，而得名益高。让端无穷，或四五让，至七八让，天子尝优容之。下至布衣福州陈烈等，初除吏亦让，赐之粟帛亦让。公以为此皆挟伪求名，要上迷众，其渐不可长。乃建言诸让官，或一让，或再让，或不得让，宜一以故事旧典为准，以防未乱。是岁天子将亲大祫于太庙，丞相欲加上尊号。公以礼部兼领名表，丞相请撰表辞。公止之曰：「陛下自宝元以来不受徽号，至今且二十年，天下之人咸知天子持盈好谦。今复加数字，既不足尽圣德，而前美并弃，诚亦可惜，愿加深思」。富丞相不怡，曰：「适已奏闻，乃是上意欲尔，不可止也」。公曰诺。退谓子弟曰：「吾备位近臣，当献可替否，宁得罪权门，岂可使主上受虚名而弃实美耶」？遂上疏曰：「陛下尊号，既已云『体天法道钦文聪武圣神孝德』，尽善极美矣，复加『大仁』，不足增光，而曰『至治』，有若自矜。今百姓多困，仓廪不实，风俗未清，贤不肖混淆，狱讼繁多，盗贼群辈，水旱继有，四夷虽粗定，然本以重赂厚利羁縻之，非畏威慕义也，未可谓至治。然则让而不居，于圣德弥高矣。臣谓陛下永执至道，以当天心，必有一谦四益之报。增加数字，未必发扬光辉，而反累二十年昭升之美。又入今岁以来，颇有灾异，日食地震，雨雷大雪，飞蝗涌水，伤害广远。以理论之，陛下寅畏天命，正当深自抑损，岂可于此时加上尊号？昔伊尹戒商王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诚望陛下求诸道而已」。章凡四上。天子得公奏，顾侍臣曰：「我意本谓当如此」。遂断章表不受。于是忤时相。初，郭后既以废薨，天子加恩，追复其号，而不许谥与祔庙，且二十馀年。至是礼官乃倡议，请依礼祔郭后于庙，朝议将许之。公疏争曰：「昔《春秋》之义，夫人不薨于寝，不赴于同盟；不反哭于庙，不言夫人，不称小君。徒以礼不足，故名号阙然。郭后之废，虽云无大罪，然亦既废矣；及其追复也，许其号而不许其礼，且二十馀年。今一旦欲治以嫡后之仪，致之于庙，恐其未安于《春秋》也。《春秋》之夫人，于彼三者一不备，则不正其称。而郭后于三者无一焉，而欲正其礼，恐其未安于义也。且《传》曰：『不有废也，君何以兴』？废兴之间，固必有正不正之礼存焉。今欲扶所废以为正，必将抑所兴以为不正。古者不二嫡，万世之后，宗庙之礼，岂臣子所当擅轻重哉？谨案景祐诏书，本不许郭氏祔庙，议已决矣，无为复纷纷以乱大礼，宜令诸儒极其论难」。有诏并张洞奏状重议。洞论景祐诏书，以谓追复郭后，是人主意，停止庙谥，则执政所为。公以议不同，不连章。已而丞相召太常趣定议，将以祫前升祔。公闻之，又上奏曰：「臣观洞之言，乃是曼辞饰说，茍蔽前失。以追复郭后则出于天子，以停止庙谥则出于大臣。共一诏书也，而论之异同。若不幸而此言传于后，且归过君父，亏损圣德，此其一也。且臣前奏最要切者，以为废兴不两立，而人君无二嫡，备万世之后，礼分不明也。洞既不以此为辞，若不幸朝廷过听之，是虽自以能讦上起废为功，而犹且阴逼母后，妄渎正礼，此其二也。愿并下臣章，令两制详议」。有诏是公，议者乃止。于是祫祭有日，礼官建白，请以孝章皇后以下四主享于别庙，不升合食。上重其事，有诏两制集议。公与胡宿等共上议曰：「案《春秋传》曰：『大祫，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国朝事宗庙，且百有馀年，至祫之日，别庙后主，皆升合食，遵用以为典制。此皆祖宗制节，垂法以贻子孙者也，未易轻改。且行之已久，祝嘏宗史，既守以为常，一旦轻议损益，恐神灵不安，亦未必当先帝意也。《传》曰『祭从先祖』，如其故便」。公以论列未尽，又特上奏曰：「九经所载祫祭制度，最明备者莫如《春秋公羊传》。自汉以下，皆引为證。所谓未毁庙者，岂有帝后之限哉？此乃国朝所以依缘循守，行之且百年者也。今群臣不务推原《春秋》之法，而独引后儒疑近之说，不务讲求本朝之故，而专倡异代难通之制，不务将顺主上广孝之心，而轻议宗庙久行之仪，欲摈隔四后，使亿万斯年，永不得合食于先帝，臣窃恨之。昔贡禹议罢园庙，匡衡议迁郊兆，群臣和之者非一，自以为周公、孔子复生，不可得变。元帝、成帝信之，然而通人未以为当。既而皆悔之，则无及矣。夫宗庙之礼，神灵之位，岂可使举措数有后悔哉？此自陛下所当留圣思也」。初，上春秋高，朝议或有恐上劳拜起者，而礼官承旨，遂造此议。上微闻之，又得公章，谓近臣曰：「朕初谓礼当然，茍以拜起为烦，吾犹能之，何惮也」？遂手诏罢议。蜀人龙昌期者，著书传经，以诡僻炫众，至诋毁周公，杂用佛说。拥弟子十数人至都，文丞相荐诸朝，以所著书示两制。公与同列并奏昌期非圣不经，请下益州毁弃板本。事未行而昌期用荐赐五品服，帛百匹，中外疑骇。公拜疏曰：「臣按昌期之书，违古畔道，所谓言伪而辩，学非而博，是王制之不听而诛者也。陛下哀其衰老，未使服少正卯之刑，则幸矣，又何赏焉？昔孔子作《孝经》，非圣人者无法，而朝廷顾多昌期之毁周公，臣所不晓也。且陛下使臣等议之，臣等不敢不尽忠。今置臣等之言而不用，纵昌期之妄而不诛，乃反褒以命服，厚以重币，是非贸乱，沮劝颠倒，使迷国之计行于侧，而非圣人之俗倡于下，臣窃为陛下不取也。伏乞追还诏书，毋使有识之士窥朝廷浅深」。词极切直，昌期亦惶惧不敢受赐。装卸营卒桑达等数十人酗酒斗呼，指斥乘舆，有司不之觉，皇城使以旨捕送开封府推鞫。案成，弃达市。公移府问所以不经审讯之由，府报曰：「近例，凡圣旨、中书门下、枢密院所鞫狱，皆不虑问」。公曰：「此岂可行耶」！遂奏请自今一准定格。枢密使以开封府有例，不复论可否进呈，报公不行。公争之曰：「先帝仁圣钦恤，以京师刑狱最烦，故建纠察一司，證审真伪。自迩以来，每有大辟，倍加精慎。此则先帝不敢兼于庶狱庶慎，惟有司之任。今乃曲忤圣旨，中书门下、枢密院所鞫公事，不复审察，未见所以尊朝廷、慎刑罚，而适足启府县弛慢狱卒、侵侮罪人、衔冤不得告诉之弊。又朝廷旧法，不许用例破条。今顾于刑狱极慎，人命至重之际，而废条用例，此臣所不喻也」。天子乃以公章下开封府，著为令。翰林学士韩绛上言：「国朝官制未立，如中书门下为宰相职号令，乃以近臣兼判两省，例已重。诸如此类，宜加裁定，正其名体，他官典领，一用旧例。百司常务，多关二府，请择重轻，移付于下。走吏章服与公卿不殊，宜著为等级。台阁省寺无所传录，可依仿《周礼》、《唐六典》，著为一书」。天子以为可行，召公与翰林胡宿受诏同详定。公以谓：「此帝王能事，朝廷大务，必将损益沿革，成一朝之制，不独空言而已。当得其人，乃能成事。前日朝廷欲正大乐，先定律吕，自景祐至今近三十年，而功不就。今之所为，又重于乐，自非周召管萧之才，恐虽三十年亦未可望也」。凡再辞，不许。既受命，公乃奏请，未置局，先条可改正裁损申明数事，送中书门下参详可否，然后删定。诏许焉。未及上，明年三月，韩再奏趣行之。公乃与胡公诣政事堂，略条一二事，咨丞相曰：「国家必欲兴修官制，勒成一经，为后世法，则宜先简别条贯，澄清流品，使事事有法。不然者，虚列官府，徒作空文，无用也。今且以数事言之。如枢密院，五代以来，始与中书对掌机务。名体不正，无甚于此。尚书二十四司，今为虚名，官冗员众，蠹财害政。即欲改正官制，则当罢枢密院，废三司省郎官不治事者，以前资散官处之，可乎？审刑院、审官院、群牧司、提举司、纠察司，骈衍于官，皆当省，还属尚书九卿，此裁损者也，可乎？唐制，谏官、史官随宰相入立仗下。唐制，中书出制敕，门下审之，而后尚书出告身。唐制，学士下领外职，舍人分判六曹，皆美政也。必欲申明官制，无先于此者，可乎？当开元时，官有定员，职有常守，故李林甫之为《六典》也易，然犹仅成一书耳，卒之不能行也。本朝随事建官，取便事而已，有司奉法守职可矣。茍不能尔，恐虽成书，犹且复废。宇文之《周官》，唐之《六典》是也」。丞相久之度不能行，曰：「然。此诚难事，业已行，姑徐徐为之」。居月馀，韩以中丞言事，出知蔡州。又数月，公帅长安，然胡公犹在朝，而朝廷亦不复问官制云。十月，上亲祫祭太庙，礼毕，公以加恩上骑都尉，进封开国子。初，翰林侍读学士吕溱自真定府召还，监司积与溱不平，捕溱亲吏，按验穷治，得溱尝借官曲作酒，及以私货往河东交易二罪。溱先谪知舒州，而后狱具。大理寺约法，溱乃未尝受推，法不当蔽罪。自溱事起，外议纷纷，言溱有死罪十。独天子素知溱薄过，不致于理，夺溱侍读，分司南京而已。公行制书，具道上所以待溱意，许溱自新。上恩如此，诏词理当尔，非有所左右也。而自中丞、知杂、谏官、御史，争上言溱罪大责轻，公制词不直。天子察公无过，以其章示公。既而言溱者终不息，上厌甚，不得已为不用赦，再削一官。他舍人命词，与公无异，言者乃止。御史吴中复尝荐文学郑叔熊于朝。故事，御史荐士，无特授官者。前数年，观文殿学士王公举正尝荐叔熊，既不行矣。已而执政以中复故，乃更追用举正前章，除叔熊以官。叔熊实以医自名，为中复治嬖妾有功，中复故称之。公刺讥中复，中复闻之，恨甚，又憾前诋欺不遂。而公洁廉无私，无可加诬者。公前议郭后庙，有语云：「上之废郭后，虑在宗庙社稷之际，不得不然耳」。中复即深文排诋，析言搆语，云此欲开导人主废后，是许敬宗之伦。中复既唱其端，随者翕然。执政诸公虽知其不直，然亦恶公数正言异己，欲因事挤之。以御史章上，将开陈其端绪，冀人主意动，则挻之矣。而上辄曰：「此岂可行」？敕封去之。每上辄然，至十馀章。后日有御史复上殿，上逆谓之曰：「是又将言刘某耶」？此御史实自欲言他事，皇惧甚，退更相告言。谏官、御史本亦承望上旨，虽数妄作，不能不反顾己患，既揣知上意，即噤齰不复言。当是时，非人主素知公，公几不免。公为人亮直正固，其处己明甚，循理蹈义，志之所充，乃形于言，不以纤毫异内外也。又以为德性茍充，则功名可遗，学问茍明，则文章不足事也。其以待人，亦推己意而同之。然世俗方以夸严无实为成名，虚誉崇饰为尚贤，内不能自知则高自期待，外以悦人则复以才能许人。士之浮薄慕名者喜乐之，与公异操，故与世多不合。其夫人尝谓公曰：「人以君为傲，宜有以接俗弭谤」。公曰：「吾何傲也哉？老者吾尊之，少者吾宾之，贵者吾严之，贱者吾安之，自谓宜矣。世俗之人，又欲其足之随之，谄之狎之，然则是乡原已，吾不为也」。是时执政为上兴太平，复行王化，取其文致与周汉等隆而已。士大夫知旨者，趋欢附和，咸得显仕。公乃介然独立，上下交忤，谤言益多，执政滋不悦。公在西垣七年，诏诰典重，褒贬有体，不可增损一字。为上尊号表，时凡五请一谢，不移时即具。又尝一日有诏，追封皇子公主九人，宰相得旨，即日待进，公将上马，遂不解带，援笔书之，凡数千言，词意皆不同，吏誊白不暇。往反才食顷，执政皆惊视，以为所未尝见。吏有窃言曰：「公乃以此见忌耳」。故事，舍人迁翰林者，皆以久次。执政不欲公在内，每有阙，辄置不用。会永兴军阙守，公自请治之。执政喜公之去，疏奏，即除翰林侍读学士、知永兴军府事。公谢曰：「臣本求永兴，不望侍读，不敢受」。诏不许。既行六日，学士阙，遂越用范镇，众人为公惘然。公之辞行，面陈用将之术，且言：「顷来边吏颇以饮食佣役得罪，即今武吏，多不愿临边。如孙沔、吕溱，贵重有功名，犹以此见废，设复有孟舒、魏尚之徒，臣固知议者之不能容。此乃冯唐所以疑汉文帝不能用颇、牧也。臣愿陛下容边臣，阔略细过，无督以微法」。又言：「马军都指挥使张茂实，本周王乳母子，尝养宫中。往年市人以狂言动茂实，近者御史中丞韩绛又以倾宰相，重摇人心。臣谓要令两善，莫若解茂实兵权，处以外郡，于茂实不失富贵，而朝廷得远嫌疑」。上皆然之，是后边将遂无以酒食坐者，茂实顷之亦出知曹州。公以十二月至雍部。先是关中比岁不登，百姓流移，长安尤甚。公开仓廪，赈乏绝，宽赋敛，止逋责，省徭役，缓期会，约束豪右，毋敢固粜。民苦大钱数变法疑惑，公使官吏俸钱，一皆中给，民因知官不复变法矣。事必当请者，请而行之，其馀则皆以便宜厝置。视事三日，大雪盈尺。雍人喜曰：「此公赐我」。数月，流民稍自归。明年大丰熟。是时，朝廷遣使均田，欲以等贫富，以致颂声。上因公之西，敕至部徐访利害以闻。于是孙琳主均河中府及耀州，召聚吏民，暴露田间。百姓相传县官且增赋税，所在斫伐桑柘，关中嚣然。公遽上言：「方今灾伤流移，恐未可以均田。愿且召还孙琳，别俟丰岁，以安民心」。初，琳以方田法步地，千步为方。以方度之，诚使其覈实无颇，然但为能知田亩高下耳。至于均税之法，以地肥瘠为差。其勤力从事，田亩修治者，则赋重自若；其惰窳不事事，而田亩荒瘠者，因获减赋。然此当以肥瘠言也。吏非廉明，用心不一，或不能尽知田事，或挟私与夺，上无由察也。故均田之害，人皆知之，独言事者乐其名。公所以求待丰岁者，恶斥言之耳。琳之度田，起自万泉、龙门。此两邑皆山田，崎岖二三百里间。人以谓审如琳法，非旬岁不可周遍也。琳皆不出一月而奏毕功，论者惊笑其谩。会公奏至，中书犹信琳言，以公为不晓，用琳章报公，敕榜告民毋得残桑柘而已。顷之，河中民果诉增减田税不平，凡数百户。七年四月，迁礼部郎中。九月，大飨明堂，进封彭城郡开国侯。公与欧阳公永叔相厚，及欧阳参知政事，尝为丞相韩公言公所为，不如谤者之言也。久之，韩公谢曰：「虽失之东隅，可以收之桑榆乎」？欧阳曰：「公能如是，大善」。将还公为翰林学士，会上不豫，事且寝。八年四月，英宗皇帝即位，进吏部郎中。公治长安，豪猾敛手，良民得职。大姓范伟积产数巨万，冒武功县令范祚为其祖。伟所取信者，持祚为令时黄敕耳。伟家不徭役者五十年，更西事调发，下户困蔽，而伟自若。盗相祚墓，以己祖母合葬之，谩云祚继室也。雷简夫以处士登用，能为文辞，伟赂简夫，使为墓碑，以信其伪。伟因此出入公卿间，持府县短长。数犯法，至徒流，辄以赎去。长安人皆知伟罔冒，畏伟不敢言。吏受赇者，辄为伟蔽匿。公因事发之，穷治，伟伏罪，长安中欢呼称神明。会大赦，未断而公去雍，伟因谋反变前状，自后连五狱，證逮四五百人，展转二年。朝廷以委御史，乃不得变，而伟亦以更大赦，杖之而已，长安人恨之。公在雍三年，治声四出，巴蜀人皆愿得公为守，引领冀望，或相与至界上，问使客刘公何时来。是年，公以疾自请。八月，召赴阙，勾当三班院，徙判太常寺、兼礼仪事。上初即位，有疾，皇太后尝临朝。上疾愈，乃归政。适有小人言二宫不欢，谏者或讦而过直。公以谓当以义理从容感讽，不可以口舌争也。是时方进读《史记》，至尧授舜以天下。公因陈前说，曰：「舜至侧微也，尧越四岳，禅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其孝友之德，光于上下。何谓孝友？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辞气明畅，上竦体改容，知其以讽谏也。左右属听者，无不嗟喜动色，即日传其语于外。既退，王翰林谓公曰：「公直言至此乎」？慈寿闻之，亦大喜。治平元年四月，公得惊眩疾，数月不朝告，且满百日，公求便郡养疾。上谓执政曰：「刘某器识才学，朝廷未见其比者，虽病，固当留」。乃复赐告。尝一日讲毕，上谓学士诸公曰：「曾见刘某否，病今何如？可往省之」。于是，王、范两学士来见公，道上语。会内苑橙实初熟，上使中贵人以五十枚赐公，面问公起居，所以慰抚甚厚。公拜表谢，而病亦少间，因自陈家贫，复求补外，上怆然许之。九月，除知卫州，换汝州。郡久废不治，公召曹吏谓曰：「吾以病来此，汝无以吾病故，习前态。谩欺分毫，黥罚汝」。吏人素闻威名，战栗不敢犯。已而更以吏事委属僚，时时更改判画，举大纲而已。其所以赈饥穷，省徭役，诛锄黠恶，方略如旧。吏皆窃言：「公病犹尔，况不病耶」！二年十一月上郊，进封开国公。三年四月，迁右谏议大夫。公谢曰：「臣久病茍禄，已无愧耻，诚不敢复望迁秩，重招讥议」。诏不许。公前后拜官，未尝辄让，唯初拜侍读及除谏议辞之。其诚心以谓所不宜处，则不欲茍受之，非以邀名也。居无何，召还阙。公自陈病笃，不能朝，愿罢学士，治南台。许焉。十一月，改集贤院学士、权判南京留司御史台。四年正月，今上嗣位，改给事中。明年四月八日，薨于位，享年五十。所著《春秋传》十五卷、《春秋权衡》十七卷、《春秋说例》二卷、《春秋文权》二卷、《春秋意林》五卷、《弟子记》五卷、《七经小传》五卷，皆成书。《易外传》二十卷、《元滋》九篇、《通古》五卷、《古风》五卷，皆未就。文集若干卷。公学问广博，无书不通，自浮屠老子，以及山经、地志、阴阳、卜筮、医药、天文，略皆究知大略，求其意义合于圣人者。而世人所谓善者，亦不废也。尝与吕溱济叔同在礼部，夜视填星，指曰：「此于法当得土，不然乃得女」。居数日，使者来，因言宫中两夫人皆当就馆，吕相视笑。数月，果生两公主。又尝斋太乙宫，与内弟王钦臣夜语曰：「岁星往来虚危间，危甚明盛，以吾观之，当有兴于齐者」。岁馀，英宗以齐州防禦使入继大统，遂登大位云。在长安时，得三代时钟鼎器皿数十，皆有篆刻铭识，文字奇古。公按读之，因以考知前代制度，用匜敦簠簋，与前世学者所说不同。其所言齐黄同冕，亦书传所不载也。公珍惜之，尝曰：「我死，子孙以此烝尝我」。及病累年，尝使子弟诵书其侧，时阅古器以自适。尝叹曰：「我所著书，皆圣人微旨，而不及尽有成，岂非天哉」！公与人交，不求其备，得一善则称道之。其推进者甚众，而与江休复邻几最善。尝曰：「邻几和而不流，柔而不犯，当求之古人，阮籍、陶潜之伦也」。荐之于朝。邻几所以骤用修起居注，公有力焉。又尝称贾直孺，人或讥贾者，公曰：「贾何必全美，居今之世，而劲直有守，不阿贵位，此其足以过人远矣」。凡公论交如此。及邻几死，哭之恸曰：「唯君知我」。时欧阳永叔为志墓石，公为书之，以致意焉。梅尧臣圣俞与公亲且旧，既卒，其家不能自存，公哀之，未有以助也。圣俞尝欲书程丞相神道碑，病不果，公为成之。程氏喜饷白金五百两，公不发封，尽以赙梅氏。公平生未尝轻为人书铭，特此二事，以经营二友云。公两娶武威伦氏，皆侍御史赠某官程之女。前夫人先公十七年卒。继以女妹，累封河南郡君。子男四人。长定国，郊社掌座，早死。次奉世，进士及第，大理寺丞。次当时，大理评事。少子安上，太常寺太祝。女子三人，长嫁大理评事韩宗直，二尚幼。公于宗族，赒给甚厚，家事未尝问有无。岁时朝廷行礼，得以推恩，辄以旁逮疏族。先人有田在苏州，公未尝取一粒，皆以畀内外亲属。及其终，家无馀财。公既殁，朝廷推恩，以两子孙望、旦皆为将作监主簿，又除族子安世试将作监主簿。安世父敦，坐法堕官，公常怜之，雅意欲官其子。故诸孤以安世名闻，所以成公意也。某年少公四岁，及某能读书，则公学问成立矣。故某所学所闻，资取于公，而公志之所存，某窃预焉。公于某友爱天至，尝曰：「唯得兄弟，可以忘我病」。公不幸至于大故，哀痛感慕，无心以处，岂复能详记其徽美耶！日月有期，将以来岁某月，从祔于先公。诚冀自托于大贤君子，垂名无疆，而惧他人闻见之不详，且世俗之多诸恶，不敢尽也。故自抑推割，而纂述其大概，唯执事悯怜而赐纂述焉。谨状。

臣尝论奏执政大臣昔日负先帝，今日负陛下，乞行罢黜，以谢天下。臣位卑言轻，不能感动圣听，尚赖陛下恕其狂妄，未知鈇钺之诛。臣仰戴恩遇，不敢自已，愿竭愚虑，为陛下喋喋陈之。盖以今日之事，实系朝廷之轻重，政教之纯駮，天下之安危。伏望太皇太后以祖宗积累为忧，以先帝顾托为念，以嗣君冲幼为计，博采公议，断自圣心而力行之，则天下幸甚。夫所谓执政大臣者，辅人主以道，庇生民以德，格天地以诚，和阴阳以政，镇四夷，遂万物，乃其职也。得其人，举其职，则朝廷重，政令纯，天下安；非其人，废其职，则朝廷轻，政令駮，天下危。自古至今，莫不如此。臣不敢远迹旷世，辄举唐室之事，以證其一二。在明皇时，任姚崇、宋璟，则致开元之治；用李林甫、杨国忠，则有天宝之乱。裴度在位，则宿奸巨盗为之丧气，名闻外夷；元稹入辅，则诏天下之日，朝野莫不轻笑。崔祐甫除吏，人称允当；李义府赉官，则其门如市。进杨绾，则人心自化；拜程异，则物情深骇。其他邪正之情，治乱之由，载在简策，灿然不可悉数。圣宋临御，百有馀年，元勋重德，高才伟望，为天下赖，多以居之。在太祖时则有赵普、王溥、吕馀庆、刘熙古；在太宗时则有吕端、吕蒙正、李昉、李至、李沆、寇准；在真宗时则有王旦、李迪、向敏中、张知白、王曾、王晓，在仁宗时则有吕夷简、晏殊、杜衍、韩琦、富弼、蔡齐、薛奎、范仲淹、吴育、欧阳修、明镐、吴奎、张昪、王举正、包拯、姜遵、鲁宗道、田况。如此等人，或以经纶成务，或以献告极忠，或陈台谏之规模，或知风化之原本，或通古今之变，或尽出处之致，或可润色皇猷，或能裁决大事。是故三朝之治，号为太平，卓冠前古。盖辅相得人而朝廷重，政令纯，生民安故也。今日之执政大异于此，无元勋重德，不足以服人；无高才伟望，不足以谋国。在先朝则括囊茍禄，未尝有分毫补助，惟与小人表里结固，为贼民害物之政，使神宗皇帝德泽不能下流，愁叹之声，闻于四海。在今日则阴怀顾望，面从窃议，招权立党，为异时家族子孙之计，使陛下法度未能完正，而安养元元之具有未尽善。然则社稷何赖焉？生民何望焉？陛下不于此时择其尤无状者而去之，臣恐始则欺，中则慢，终则干犯挠权，而不可制矣。臣虽疏贱，早夜为陛下忧之。盖谓陛下富有春秋，方在谅闇，岂可使大臣强梗而不早黜之？伏见韩缜自备位宰府以来，内外文武百执事至于闾阎聚落之人，无不窃议交毁，以为非据。盖其人自为小官，以至大吏，行检乖僻，誉望衰轻，有所欲为，则任其狠愎，而继之以无耻。任秦州路经略使日，酣醉归室，误谓因指使使臣窥其私而箠杀之。奉使河东日，肆为丑行，形于翰墨，为边臣燕复所把持，乃至呼复为兄而求庇其过。在密院则谄事张诚一，待以家人礼，每剧饮大笑，款密无间，欲因诚一以结宦官，此最为士论所深疾者也。其使河东日，实与北使梁允同定地界，不能援引誓书，剖析曲直，大为梁允同所屈，遂割吾境土形胜之地数百里以啖犬羊。使吾沿边弓箭手、熟户等去坟墓桑枣之日，哀号怨愤，所以不忍闻，乃夺官员职田并五台寺家田以处之。其襟要控扼去处，多为彼有。辱命蹙国，罪当万死。先帝志在收复幽燕，不欲圣机漏露，一切包忍。既而梁允同以拓土之功归其国，为两府，吾亦用韩缜，以示不疑尔，其实非以缜之才器可以大用也。自陛下即位以来，乃敢窃弄威福，广植亲党，差除一人，行遣一事，多不协于至公。郭茂恂、王钦臣在陕西为监司，皆有丑迹，恶声喧闻一道。其事连及缜侄宗儒，今为缜主张，差茂恂库部郎中，钦臣工部郎中，玷辱清选，莫此为甚。王说前知徐州，附会吴居厚，极力掊歛，得替到部，缘缜之旧，忽除省郎，言者弹劾，遂罢其职，仍差知密州。颍昌人辛雍系知县资序，与缜同乡，遂于吏部取知州通判合得之阙差雍为光禄寺丞。宣义郎李振者，素无长才异效，未尝历繁要任使，此缘其父评曾与缜同定地界，遂用振可治烦剧去处，作取旨选差之阙，差振知雍丘县。是以一邑之民，弃于孺子之手。此皆徇私坏法，无复畏避也。翟思所以降知南康军者，盖思为御史日，曾言缜受燕复马不偿其价故也。黄履所以落侍讲知越州者，盖履为中丞日，言缜之侄宗道、宗古避亲迁换不当，奉圣旨今后差除三省同进呈故也。此皆报怨复仇，无所忌惮也。张璪之为人，柔邪猥佞，善能窥人主之意，随势所在而依附之，往往以危机中人。熙宁初擢在条例司讲议役法，遂置儒馆，预谏列。唯诺备位，无所发明，常持两端。先帝圣虑高远，察见反覆，斥逐于外，后为王圭出力援引，试知制诰、兼知谏院。圭实欲使之在言路，以杜塞内外耳目，天下有志之士无不扼腕愤疾。后为翰林学士，同舒亶判国子监，深交于亶，以至株连大狱，璪有力焉。寻判司农寺，详定官制，遂忝执政。及先帝升遐，陛下即位，太母垂帘保祐，而璪贪天之功，自谓顾托之重，立党布恩，为持宠固禄之计。每差一官、除一局，则以简札谕人，掠美收惠，而后降其命。有成都路榷茶司勾当公事张同者，乃随州签判王经臣之甥也。同之姊常嫁故益王向经，而璪之姊乃嫁经臣，璪之与张同固非近亲，今乃与同书问往还，甚于骨肉，交通问遗，财贿公行，原其所以结张同之心，则奸邪可知矣。璪事先帝不为不久，谓天下利害不知耶，则两次在言路矣；谓土木之役不知耶，则尝判将作监矣；谓苗役之法不干预耶，则尝判司农寺矣；谓官制迂滞不见本末耶，则尝充详定官矣；谓刑狱罗织非其责耶，则尝以苏轼事欲置于死，连张方平、韩维、范镇、司马光矣。此二人者，其操行则如彼，其政事则如此，诚不足镇四夷，安宗社。伏望陛下博询众议，俯听臣言，早赐罢免，天下幸甚。陛下若谓先朝大臣不欲黜责，则二府之出须加以美职，知大藩，于恩礼不为不重。愿陛下早赐圣断。

隋唐之际，天厌乱久矣。高祖始受命经营创造，天下略平。太宗宏谋远算，以底大定。高宗昏庸，权移武周，中宗继之，韦氏夺柄，唐之基绪，绝而后续。此二者皆起于女子之祸，而不生于天下之变，岂待拟议而后明乎？然自天宝至天祐，始终几二百年，变故数起而遂及于亡者，何也？迹其衰丧之端，盖有四焉。一曰方镇，二曰四夷，三曰奸臣，四曰宦者。四患之生，则又有所从矣。方镇之患，生于倚之过重而养至彊大；四夷之患，生于茍其为用而不复禁制；奸臣之患，生于听任之惑；宦者之患，生于危难而赖其功。其生虽异，而其迹相表里。内有以召，则外有以应。惟其明君忠臣，或禦于外，以定内之势；或制于内，以成外之功。是以乱而复治，危而复安。及其内外之患并起共攻，而上下无以制禦，则天下崩解而不可支，此唐亡之明验也。藩镇诸帅，分列四方，大者千里，少者数郡，建幢授钺，犬牙错峙。沿边皆置节度府，范阳、朔方兵至十万，威武相高，暴戾相胜。一旦窥伺国衅，卷甲而前，则中原丘墟，天子播越。乱根逆萌，既无以制，然后加之王爵，以安其意，赐之金券，许其自新，姑息继世，幸于无事，此倚之过重而养至彊大也。肃宗之初，志在恢复，西戎尝引军赴难，收复二京，亦赖其力。代宗时寇孽未殄，又尝率众讨逆，既与之和亲，又待以殊礼。西戎之性，暴而无厌，及大历之际，吐蕃侵掠，屡至近辅，卒犯京师，此茍其为用而不复禁制也。明皇之于国忠、林甫，代宗之于王缙、元载，德宗之于赵赞、卢杞，此听任之惑。辅国、元振始建宝应定策之议，而宦官张盛，此危难而赖其功也。国忠、林甫既专政，乃有天宝之乱；缙、载、辅国、元振既用事，乃有大历之寇；赵赞、卢杞既擅命，乃有奉天之危；此内召而应也。然天宝之乱，则子仪、光弼能靖大难，再造王业，而天下不遂坏；大历之寇，则又为子仪荡平，而中原不遂失；奉天之危，则浑瑊、李晟竭其忠力，以清妖祲，而王室不遂亡：此之谓禦于外以定内之势。德宗之季，以延赏之怨罢李晟，以延龄之谋废陆贽，始置护军中尉、中护军，以兵授阉尹。当此时，奸臣宦者之势可畏矣。宪宗愤威令之不振，勇于拨乱，诛刘辟，执李锜，讨王承宗而不疑。一用裴度，则淮西之孽扫去，逆藩叛将，蓄锐丧气而思效顺。穆宗之时，崔植、杜元颖不知兵，朱克融之乱，复弃河朔，元稹与魏宏简交害国政。至于文宗，则守澄有勋，宗闵为相，甘露之败，京师喋血。当此时，奸臣宦者之势又可畏矣。武宗以雄谋勇断抗举国势，一用李德裕而诛陈行泰，破回纥，讨刘稹，皆有成绩，而寇孽不敢肆其暴：此之谓制于内以成外之功。僖、昭之际，主德既昏，令孜、复恭擅执威柄，卢携、张浚辈为之辅翼，既有沙陀之侵暴，又有朱温之吞噬，则天下之势固去矣。呜呼，唐三百年而治乱循环如此，为万世之策者，安得不远监而深虑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