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卢橘之夏熟，沦璿星之粹精。茂彼江浦，繁兹洞庭，扬州之贡，蜀郡之英。既踰淮而为枳，亦度江而作橙。忠臣之心，既申于楚相；纯孝之感，更见于王灵。香皮赤实，绿叶素荣。交甫赠之而著美，陆绩怀之而显名。若夫雕饰自资，芬芳足贵，吴王纳贡，单于荷赐。交趾既为置守，南越亦云有税。阚泽抗表以除籍，杨由占风于受馈。庾亮之贡，已称于同柢；僧辩所陈，更惊于共蒂。别有箕山晓色，罗浮晚香，用之给客，举以名堂。江陵致富，比之于千户；庄周著论，譬之于百王。虞愿不取而道显，桓俨系树而名扬。亦有裂牙酸酢，抚手华饰。晏子侍坐而不剖，严遵当赐而靡食。代苦桃而已误，梦黄衣而更失。若夫违江洲之暖气，处玄朔之寒色，彼南土之不迁，谅难成于甘实。斯固百越所厌饫，而尧舜不常食也。

王氏之盛于天下旧矣，以望别族者，秦之郡五、汉之郡一十六。公之望实出太原。自司马氏南渡，而诸王世为辅弼。梁永宁郡公、侍中、尚书令僧辩生顗，顗生圭，唐贞观中宰相，以亮直称为名臣。圭子敬直，尚南平公主，拜驸马都尉，坐事贬死岭南，子孙留者，因为曲江著姓。虽世袭簪绅不绝，而禄卑不得谱于国史。曾大父讳某，大父讳当。刘氏自即尊号，族人仕者皆得美官，独父子幅巾高蹈，不嗅其饵。考讳临，字嘉谋，皇朝以乡邑器望署潮州司理参军，卒官。公讳式，字用之。十四而孤，耿介自立，以学行见称。举进士，得秘书省校书郎，历广州、虔州、南安军司理参军。入朝，除大理寺丞、知吉州永新县，以能闻。明年，移知梅州。景祐五年七月卒于治所，享年六十五。公沉厚方直，敦尚名教，自幼孤至白首，贯以一节。旧制：岭表按察官岁调郡县掾佐，阙员，取进士再举、明经三举下入太常第者试摄其事，三载不瘝厥职，乃送吏部为品官。邦人自为南选，常才趋之唯恐不及。公尝喟然曰：「曲江自文献公后，士大夫鲜复以科第取显爵于朝，岂南方以此选诱人为卑耶？吾为州党项领，期于展力从官，讵宜碌碌齿其间」？由是自弱冠捧乡老书游场屋三十年，终不屈意。暨上第，时母夫人犹在堂，升堂拜嘉，闾里始归其高焉。今天子初践祚，在谅闇，不待祥禫，即临轩，急于采撷天下俊异，而曲江联翩六人中第，皆公之力。六人即公及子陶，馀若靖辈，悉尝趋函丈焉。郡守嘉尚，缕陈其事，乞改公所居之乡曰兴文、里曰折桂，诏可其奏，邦邑荣之。三为决曹掾，以清慎自守，发擿奸伏、湔洗良善，期于详允，狱无隐情。虽苛吏把其上，狡胥穴其下，不敢簪毫夺其理，卒以雪枉改官。其宰永新也，俗固好讼，而当官者复侵涣之，公一皆痛刮其弊，民戴之如父母焉。公始掾南海，遭内难解官，在始衰之年而致毁过制，遂以气恙，到梅之三月，疾作，不及成政而捐馆舍。公志尚高洁，义不茍合，训子弟有常检，接僚友无戏言，闻人之善，谈不虚口，其不善者，疾如仇雠，真所谓古之君子也。夫人余氏，乡邦令望，明淑贤懿，上奉其姑，下抚其族，于公内助为多。二子：长曰陶，信州军事推官；次曰防，亦举进士。孙男六人、孙女五人，皆幼。公之初丧也，引柩西还，藁葬其郊居之侧，至某年某月某日，以礼襄事于兴文乡折桂里厚富原。以靖幸而交其父子间，兼师友之重，使来索铭，以表其墓，乃铭曰：

韶山之秀，发为俊茂。清识懿文，南州领袖。人趋禄仕，不羞茍得。公独夷由，决于翰墨。五试文昌，晚成之光。三掾决曹，罔私毫芒。明照隐诋，民不冤死。入奏天子，乃丞大理。试政蒲芦，五柳双凫。锄强息弱，百里以苏。期年成绩，部符岭阨。车茵未温，卧篑已易。旌旐西还，霜凄露漙。福不盈皆，俄归九原。惟公之德，倜傥殊特。身虽云亡，留为轨则。词学起家，义方教子。有诏旌之，文乡桂里。胡为石彦，累世弗显。才不谁知，卒于遐远。势薄地寒，不贵不年。廷尉高门，在于后昆。

余宦游宁川。宁川地广山连，括苍水通闽中，得无名山大川、神灵圣迹者乎？询诸父老，则龙湫有九独王溪，刊石备陈本末，次及梁王察祀。凡至亢旱，天不我雨，邑令率其民吏，躬祭祠下，诚心祈祷，未尝不应时雨降。神之灵，神之圣，可谓至矣。稽诸祀典，桐柏之山龙潭三所，略而不详，俚传无据。求之史籍，梁昭明太子有子五人：曰欢，曰誉，曰察，曰𧫣，曰鉴。帝乃昭明第三子也。昭明薨，梁武帝欲立欢为太子，以国难未平，不可以传少主，乃封昭明诸子悉以为王，图慰其心。察遂进位岳阳王，为会稽太守。察以兄弟不得嗣居，常不平。又以梁武朝多秕政，有败亡之渐，乃蓄积宝货，招致宾客，归附者数千人。大同中，除雍州刺史。梁元帝调兵于湘州刺史、河东王誉。张绩构誉与察于元帝，誉恶张绩之谗而拒命。元帝遣世子方等、王僧辩、杜幼安讨誉，誉军败，尅湘州，斩誉。察闻而大怒，举兵伐江宁，藩于西魏。魏因以封之，是为梁王。察会魏军于襄阳，拔广平，斩杜巘岸等，并其母妻子女尽诛，诸杜宗族、幼弱皆下蚕室。发其坟墓，烧其骸骨，灰而扬之，并以为漆碗，盖复尅誉之雠。及建业平，杜崱兄弟发安宁陵，焚之，以报漆碗之酷。元帝不之罪。及魏军攻元帝，元帝临阵督战，元帝见执，如王之营，甚见诘辱。王遣傅准进土囊害元帝。魏乃立察，国号后梁，建元大定。北齐遣上党王高涣送萧明来主梁嗣，陈霸先杀王僧辩，黜萧明，而奉恭帝。察以不用尹德毅之言而失襄阳之地，耻其不振，常怀忧愤，著《悯时赋》以见其志。八年，病背疽而殂，谥曰宣帝。世传帝避侯景之难，隐于此地。元帝已平侯景，元帝复后见执于帝，知帝非为侯景所逐。余疑其为政会稽，有德及物，人为祠之，迄今惠泽，其施博哉！去世既远，未可轻论。唐武德中，旁兴大刹，目曰资福。我宋大中祥符，始赐崇福之号。景祐中，邑令袁熙载字良辅，谓帝性不茹荤、不饮酒，杀牲以祭不类。余闻昭明身衣浣衣，食不重肉，未尝闻帝不茹荤。茍血食而代以素馔，或去饩羊之类欤？谓不饮酒，则亦可以去奠茅，好礼者未然。因民而有旱乾之忧，当顺人情以致时雨，徒事变更，善守者或诮，予岂好辩？因其同仕洎诸邑老，强余再四，故滥阅简策，拾诸踪□，叙其事。宁人得帝之迹，仰帝之心，固当益重，馀俟好古博雅君子得究其详。

或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吾子何为与之」？曰：「衣裳之会十有一，《春秋》也，非仲尼脩乎？《木瓜》，《卫风》也，非仲尼删乎？正而不谲，《鲁论语》也，非仲尼言乎？仲尼亟言之，其徒虽不道，无歉也。呜呼！霸者岂易与哉？使齐桓能有终，管仲能不侈，则文王、太公何恧焉？《诗》曰：『采葑采菲，无以下体』。盖圣人之意也」。

或问：「伊尹废太甲，有诸」？曰：「是何言欤！君何可废也？古者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成汤既没，二十五月中，伊尹之知政，太甲之居忧，固其常也。不宫于亳而宫于桐，近先王墓，使其思念。名之曰『放』，儆之之至也。故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二十六月而即吉也。则太甲之为君，何尝一日废矣哉」？

或曰：「然则霍光废昌邑王，非欤」？曰：「霍光之罪，灭族晚矣！知之不明，行之不慎，视君如玩物，去取在诸掌。董卓效之东京，桓温用之江左。宋、齐以下，覆车方轨，职光之罪也」。「敢问为光者，宜如何」？曰「皇曾孙高材好学，而光不知；王贺放从，而光不察。既委质而臣事之矣，庸可悔乎？卫灵公之无道也，有仲叔圉、祝鮀、王孙贾而不亡。昌邑群臣有王吉、龚遂，忠直人也。吉谏游猎而贺加礼。遂捽大奴善，属卫士长行法，而贺不禁。贺之资朴，犹可为也。况大将军秉天下权，其谗谀者举放逐之，如吉、遂者使居左右。若夫汉廷固多士矣，岂无辅弼之益哉？受皇帝玺绶二十七日而解之，何其暴也？贺之言曰：『天下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天下』。光而学也，惭恨死矣」！

或曰：「伊尹放太甲而天下厌然，周公屏成王而国有流言。何也」？曰：「周公，武王弟也，有次立之势；管、蔡其至亲也，易以生怨。以怨济疑，理固然也」。「敢问太甲不能终允德，成王不见金縢之书，则伊、周奈何」？曰：「太甲贤也，不得不改；成王亦贤也，不得不悟。太甲、成王果不贤耶，则汤、武不以托伊、周，伊、周亦不受之于汤、武」。

或曰：「知人盖未易也，周公不知管、蔡，安知成王」？曰：「事有小有大，有缓有急。监武庚之国，其任人也，常事也。天下之政多矣，譬诸日月，犹有所不照。夫以新造之周，而谋嗣焉，其用心奚若？尧不知四凶，可也；至于丹朱，其有不知者乎」？

「徐羡之、傅亮、谢晦废宋少帝，立文帝。亮迎大驾于江陵，道路赋诗，有悔惧之辞，已而果诛。夫三子者，有功于文也，何疾之为」？曰：「疾之必也。由其悲号呜咽而后悔惧，亮见事迟耳。女之贼其夫而私于我者，其可以纳之室乎？是亦将贼我也。宋文岂不谋其身？不尔，则为后嗣也。汉宣帝始立，谒见高庙，大将军光骖乘，上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故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祸，萌于骖乘也」。

「成济刺杀高贵乡公，司马文王闻之，自投于地，乃收济家属付廷尉。夫弑逆非文王意耶」？曰：「弑逆之名，何可当也？有其意者，必假手于人而归罪焉。养犬者，固欲其禦人也，客来而伤，则击犬；惭于客，不得不有说也。为大恶而得大利，既外于人伦矣，况父母妻子狼藉都市者乎？智矣哉！王僧辩也。其对湘东王曰：『平贼之谋，臣为己任；成济之事，请别举人』」。

孰谓汉孝文恭俭而已乎？其有帝王之材者也，知权者也。周勃诛诸吕，迎立之。即日入未央宫，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领南北军，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然后坐前殿。勃之掌握，已无物矣。许勃归相印，既又使率列侯就国，何其决也！或曰：「孝宣之初曷不然」？曰：「势未可也。宣为庶人，依许、史而已，不若文之有代资也。汉廷诸臣未始相识，谁可与言哉？既踰年矣，而光稽首归政，不因此谢之，顾谦让委任焉，过也。幸光速死，不尔，殆哉」！敢问：「光虽无术，其志忠矣，抑可疑乎」？曰：「使光未死而阴妻之语泄，则将何焉」？

权乎权，君所以废兴，国所以存亡。戒之！戒之！一失之而不可复也。惟至明然后可以权与人，惟至忠然后能以权归上。「敢问何谓也」？曰：「大权在己，大祸随之。夫其用事日久，刑人之父，杀人之兄，绌削人之爵位者多矣；言而弗听，求而弗得者又多矣。怨者几人邪？怒者几人邪？我一日而去其权，则彼无动邪？譬诸骑虎，下则死矣。富贵尚不足惜，其如我身何？其如我家何？舍隆盛而就夷灭，人情之所难。其附离者，又欲尺寸功，则斯人也，能不异虑邪？魏武有言曰：『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信矣！其惟君子无求生以害仁者，斯可谓至忠也已矣」。

或曰：「古之至忠者，谁欤」？曰：「其皇甫嵩、朱俊乎？平黄巾，威震天下，梁衍说之而不肯从，陶谦推之而不肯应，闻命驰走，就拘朝廷，其忠不可及也」。「敢问不有郭子仪者乎」？曰：「子仪，可人也。然唐室虽衰，人心未去，程、鱼虽巧言，肃、代犹出命。君命而违，不反则叛矣。反叛之名，中人惮诸，况子仪乎？嵩、俊则不然。董卓、李傕之猖狂，献帝虽在，无献帝矣。因兵威，乘众欲，以伐其罪，孰不曰宜也？彼以君命来，遂不敢拒。衰哉！二臣之心，吾尝为之痛哭矣」！

或曰：「范晔评嵩、俊，以为『舍格天之大业，蹈匹夫之小谅，卒狼狈虎口，为智士笑』，何如」？曰：「申生不敢爱其死，使天下知有父也；嵩、俊狼狈虎口，使天下知有君也。人以君命召我，我以矫诏拒之，其非矫者，亦足以为之辞矣。夫除君侧之恶，恶殛而君兴可也；不幸投鼠而器丧焉，安得面目见天下哉？是二臣者，所以自归于陷阱也。彼范晔，弑君贼也，宜乎其笑之矣」。

客有游曲江者，始入境则望韶石之山，既至郡则瞻张公之祠，以为吾韶之美尽于此而已，曾未知直韶之西北四十里有桂山之峻、有侯公之伟。予请言其略；山之肇迹，自荆山南走千馀里，至于衡山，斗起为炎帝国；又自衡山南走千馀里至于桂山，郁然为祝融祠。区山之盘薄方广几百馀里，峻极崇高几五千仞，青峰碧嶂，云霞所栖，丹崖紫壑，神仙之宅，山下之庙则司空侯公故家也。公名安都，字师成，本末具《南史》。工隶书，能鼓琴，长于五言诗，尤善骑射，为邑里豪雄。陈武帝时，强梗数起，惟与公定计，称为侯，即未尝名。平侯景，擒王僧辩，破徐嗣徽，刺齐将，降萧孜，所向必克，其智勇之大略如此。始封富川县子，次授南徐州刺史，又进爵为侯，进号平南将军，改封曲江县公，又加开府仪同三司，又迁司空，又进爵为清远郡公，又加侍中、征北大将军，其功烈之盛如此。始武帝崩，朝议未知所立，公独翼临川王，是为文帝，何其壮哉！文武之士，云集门下，何其富哉！公起布衣，提义众，乘风云之会，依日月之光，位极人臣，书勋竹帛，真所谓豪杰之士也。侯师成以功烈为陈将军，张子寿以德业为唐宰相，韶之曲江，所谓将相之乡也。惜乎功大主疑，盛名之下，难乎其终，而子寿最为称显也。余尝东游泰山，西登华岳，南观衡庐，顾未有以韶之桂山而不列祀五岳者，盖其远在南裔，自古帝王耳目之所不接故也。至今里中习俗流风，慷慨犹存。时或旱涝，四方来祈，未旋辄应。公之英爽，千载之下，尚耿耿不磨也。兹公之族子名晋升字德昭者，属余记之。余敬述其概，兼作迎神送神之篇，以遗乡人，以为岁时祀事之歌也。歌曰：

天作高山兮去天几何，翠岫巉巉兮与天相摩。紫桂千寻兮上拂金波，飞瀑万丈兮倒倾银河。宅灵气兮郁嵯峨，降生司空兮此山之阿。入拔台城兮亲提义戈，百射百中兮战功居多。爵位崇极兮人谁我过。威名震主兮莫予敢歌。斋中会客兮举趾逶迤。擘笺点翰兮掉头吟哦。昔时门巷兮今已张罗，当年富贵兮恍若南柯。哀江南兮泪滂沱。吊故里兮影婆娑，空馀古祠兮白云东坡。缅想陈迹兮清风荔萝。奠桂酒兮伐鸣锣。折瑶草兮席轻莎，灵纷起兮舞傞傞。首红帕兮足绣靴。神之来兮扬玉珂，芳菲菲兮杂芰荷。神之去兮朱颜酡，杳冥冥兮驾蛟鼍。西风瑟瑟兮吟黍禾。暮雨潇潇兮湿钓蓑。此方之气兮神人以和，此方之物兮天无荐瘥。我作此诗兮匪商之《那》，俾尔遗俗兮慷慨而歌。

元丰三年正月，朝奉郎、知白州乐昌李渤记。

臣闻道路之言，以为虏人将有败盟之意。臣窃谓议论定然后可以言措置，措置定然后可以言成败。何谓议论定然后可以言措置？今之议者，不知以和为可保欤？欲和者在我，制和者在彼。彼初无礼义也，利则旋来，否则且已。自败榷场以后，日急一日，广有调发，别无邀求，不可窥测。若曰添岁币，则彼之互市之所入，岁以钜万计，略不顾惜。议者犹欲以赵元昊待之，谓绝岁币可以使之坐困，添岁币可以使之弭伏，亦已疏矣。若曰遣泛使，则将命往来，不过谨守常议而已。互相堤防，例不敢分外出一语，虽百辈何益？况吾之国势未振，使人无不少假借，虽有富弼者，决不能与虏交口辨事也。若曰吾奉事之惟谨，彼将有所不忍，则史册所载小国之事强国，其谨亦多矣。齐王事楚，楚襄王事秦，非不谨也，秦岂以谨故不加兵哉！臣愚反复熟论，以为虏人之必来，如盛夏之必热，但未必在三伏之日也。昔魏遣于谨伐梁，是时元帝方与群臣讲《老子》，或曰：「魏兵且至，丁卯罢讲」。或曰：「魏不来，庚午复讲」。而江陵受围，乃缚手无策，急召王僧辩于建康，王琳于湖州，未至而城墟矣。初朱买臣在围中，按剑进曰：「惟斩宗懔、黄罗汉，可以谢天下」。帝曰：「曩实吾意，宗、黄何罪」？臣尝读书而悲之。今日之事，议论贵乎一定，措置欲其万全，宵衣旰食，与腹心大臣日夜谋所以立国之道，使不至仰人求活，则彼此安静，来则有以待之，勿以今日之报急而焦劳，明日之报缓而閒暇。孟子曰：「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又曰：「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何谓措置定然后可以言成败？不知两淮已有备否，议者皆曰：「结民社矣」。夫民社者，保聚可也，应援可也，护辎重可也，独不可迎敌耳。建炎三年冬，虏人再犯淮甸，是时兵民无虑十五万，虏兵才万人，来去自若，如入无人之境。责之迎敌，必如陕西之弓箭手而后可也。臣欲乞以见耕之田蠲其赋役，率为亩二百而出一兵，不可则三百，又不可则四百，足以招之而止，未耕之田又加优焉。大抵使为兵者常逸，为民者常劳，磨以岁月，可使有勇。州县所蠲一钱，朝廷与之一钱，不过捐十万缗，得万兵矣。县官养万兵，岁不下百万也。虽然，官军不振，则民兵不能自立，不知两淮已有兵否？建炎二年二月二日，虏人渡淮，明日次扬子桥。若复乘虚，一日一夜长驱临江，则江南人心动摇矣。朝廷近以武臣典郡，然所遣皆无兵马，虽韩、彭何益！臣愚乞以营田为名，择见管军统制官之循良者，全军出守，因而耕作，而入其租；增置通判，以莅民事；然后命宿将中为民属望可以附众、可以威敌者，使统两淮营田。如此则形势强，藩篱固，欲守则守，欲战则战，败则可以削，走则可以诛矣。臣无任昧死纳忠之至。

新吴之车坪有庙曰丛祠，近道傍，其传曰陈南豫州刺史余侯之庙也。侯讳孝顷，家新吴。自梁太清以后，主髦于上，政荒于下，侯景拥众跋扈，莫能谁何，于是中外驿骚，而生民戚然苦兵。当是时，侯以英特之姿，率其弟孝励、孝猷、子公飏，奋起闾阎，南断章江之浦，比控艾山之阳，列战舰，筑城堡，外捍寇攘，内庇宗族乡邑，使生聚得以自全而无患。盖侯之本心如此，视世之奸豪伺风尘之警，大欲觊觎、小欲割据者，可同日语哉！及王僧辩讨侯景，始提兵为其声援，遂假守豫章。僧辩败，高祖乘时移梁鼎玺，侯助萧勃，又助王琳，拳拳之心犹未忍背梁。琳败，侯不得已始入陈，文帝以为勇且义也，使督兵以定东闽。既有功，擢守南豫。迹其崎岖荆棘，虽用兵或胜或负，卒能使乡曲之父子兄弟免于屠戮，则其德诚有不可忘者。废帝初，安成王专政，侯遂遇害。乡族感之，迄今踰六百年而庙食不绝，水旱疾疫祷焉无不响应，则侯之精爽凛凛犹未泯也，是以春秋祠祀不懈而益虔。然栋宇卑陋，不足称其休显。绍兴辛亥，侯远孙将仕郎次皋等乃卜吉，撤而新之，为殿阁门庑五十楹。富者出财，壮者出力，经始于元年之二月，讫工于次年之十月。以书来属予记其成。炎以史考侯之始终，窃有悲焉。废帝嗣位，安成王属尊势逼，嫌隙既生，南豫与建业相隔一水耳，王以帝命召侯，故侯殒于前而帝废于后，王遂代有神器。昔翟义败而新莽代汉，毋丘俭、诸葛诞死而司马氏代魏，侯不幸杀身，其事亦大类此。史氏不知《春秋》，而以臣子之罪笔之汗青，九原有知，侯能无憾于是哉？故予论侯有其德其命，秩虽未登祀典，而禦灾捍患，于法宜祭。又为辩史氏之书未善，悲其不幸，明其志而雪其冤。因系以诗，使刻诸丽牡之碑，以广其乡人祀侯之诚。诗曰：昔在典午，中叶南渡。天步既艰，民亦多阻。县县创残，莫固吾圉。洎诸废梁，世滋不康。奸宄旁睨，迭为寇攘。暨乎余侯，膂力方刚。手提孤剑，捍城一方。植棚在原，列舰于渚。雄欤劲敌，莫敢余侮。男耕女织，阖境安堵。叛将跋扈，问鼎轻重。钩陈偷辉，宗社震动。侯在下国，不戁不悚。鞠依翰飞，献其忠勇。僧辩改图，自夷其元。陈祖乘之，取日虞渊。专执国柄，大命以迁。烈烈余侯，义不忘国。且守且战，崎岖艰棘。晚乃入陵，志伸力屈。受命督兵，绥完东闽。帝曰伟哉，女余虎臣。剖符植屏，天堑之津。人之甚难，鸿毛一死。君尔忘身，有殒无二。既殁而存，功名百世。庙食乡社，车坪之里。谁作新庙，侯有孙子。新庙孔硕，侯来燕喜。车坪之里，新吴之乡。民怀侯德，岁时蒸尝。坎坎伐鼓，以迓百祥。年谷屡丰，抑无疵疠。侯德不忘，施于千世。牲醴告虔，逾永不替。刻石庙门，以谂来裔。

言传国玺者多矣，讫无定说。原其所由，则人主身自服之，非臣下之所常见，道听涂说，未免差误，传记杂录，易以湮没（原注：《旧唐·经籍志》有纪僧真《玉玺谱》一卷，姚察《传国玺》十卷，徐令言《玉玺正录》一卷，而僧真、姚察之书久不传矣，《馆阁书目》中亦无徐令言《正录》，而其说或亦谓之《玉玺谱》，间见诸书。唐章怀太子注《后汉·光武纪》，已用其说。今仅有蜀本《朝士谈》一书，乃前都官员外郎李石所撰，其叙玉玺事颇详，最无依据。）。士大夫所传已无依据，又以徐令言、李石之说参于其间，尤更牴牾（原注：令言信《北齐书》之说，谓永和所得之玺，即秦玺也，与《晋纪》不同。又谓侯景既败，侯子鉴盗其玺，走江东，惧追兵至，投诸佛寺，为栖霞寺僧永所得。陈永定三年，僧永死，弟子普智奉献。陈亡，玺传于隋。不独晋非此玺，而陈隋亦无此玺矣。李石信《晋阳秋》之说，谓晋孝武太元十九年，雍州刺史郤恢得玺于慕容永，乃送建业。不独晋不得此玺，而永之崛起，亦无得玺之理。语在《永和玺》注。）。正史所载亦多不同，若不因本朝绍圣间此玺再出，士大夫以纸出之，当职官手自摹之，则其著见于天下者寡矣（原注：郑望之《秦玺跋》云：绍圣四年初献秦玺，诏百官杂识视。时先君为尚书郎，乃请以纸出之，遂得其真。《金石录》云，咸阳所获传国玺，初至京师，执政以示将作监李诫，诫手自摹印之，遂传于世。）。然其玺尚有玉色未辨，不得而尽考也（原注：汉宣帝立玉宝璧祠于未央宫中，刘原父以为受命宝和氏璧，当是据崔浩而言。崔浩《汉书音义》曰：传国玺是和氏璧作之。舒元舆云：秦丞相八字刻在荆玉，而飞上天矣，则其玺当为白玉。徐令言云：其玉出蓝田山。蔡京等云：其色绿如蓝，则其玺当为绿玉。《石虎别传》曰：武乡长城县韩强，在长城西山岩石间得玄玉一方四寸，与玺同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虎以为瑞。则又有玄玉者矣。）。今且序秦汉魏晋所得之宝，与白色、绿色、玄色并出之异，然后辨史氏之差误，众说之不根，使后之君子有考焉。秦以前民皆以金玉银铜犀象为方寸玺，各服所好。秦独天子称玺（原注：出《汉旧仪》），始皇作传国玺，使丞相李斯书之，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原注：《吴志·孙破虏传》注引旧《吴书》之文如此。应劭《汉官仪》曰：天子有传国玺，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且康。」《吴志》注云：「且康」、「永昌」二字，未知何者为得。《朝士谈》云：秦玺面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玺上隐起为盘龙文，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是皆未见真玺者也。考正史及众说，未尝有「且康」二字，其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者，已两至本朝。其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者，自晋传隋，亦不闻有背文、面文之说也。且既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则其背文不应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意同而词不律，非古人之意也。）」。汉高帝入关至灞上，秦王子婴系颈以组，降轵道旁，封上始皇帝玺（原注：出《高帝纪》。）。后诛项籍，即天子位，服御其玺，世世传授，号曰汉传国玺（原注：出《元后传》。《汉官仪》以为子婴上始皇玺，高帝因服御之，恐未必如是之遽也。）。周勃诛诸吕，废少帝，尝手贯皇帝玺（原注：出《史记·世家》应劭注。）。后文帝时有言勃欲反，下廷尉，薄太后谓文帝曰：「绛侯绾皇帝玺，将兵于北军，不以此时反，今居一小县，顾欲反耶」？文帝乃出之（原注：出勃本传。）。昭帝时，殿中有怪，一夜群臣皆惊。霍光召尚符玺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夺之，郎按剑曰：「臣头可断，玺不可得也」。光甚谊之。明日，诏增此郎秩二等。后光废昌邑王，即持其手，解脱其玺组，奉上太后，乃立皇帝（原注：并光本传。）。哀帝崩，无子，太皇太后即日驾之未央宫，收取玺绶（原注：出《王莽传》。《太平御览》载，哀帝将崩，以玺绶付董贤，曰：「无妄以与人。」中常侍王闳者，莽叔父也，白元后，请夺之。即带剑至宣德闼，谓贤曰：「宫车晏驾，国嗣不立。君受恩深重，当俯伏号泣，何事久持玺绶，以待祸至耶？」贤不敢拒，跪授玺绶。按《汉书·董贤》、《王莽传》，哀帝置酒麒麟殿，上在酒所，从容谓贤，笑曰：「吾欲法尧禅舜，何如？」闳进曰；「天下乃高皇帝之天下，非陛下之有也。天子无戏言。」上默然不悦。哀帝既崩，莽白：「董贤年少，不合众心。」收贤印绶。则知元后之未央者，收皇帝玺绶；而王莽所白者，董贤印绶也。《御览》本援引《汉书》，而班固、荀悦之书皆不载，不知何书耶？）。平帝既崩，孺子婴未即尊位，玺藏长乐宫。王莽篡汉，使安阳侯王舜请玺于元后，后怒曰：「而属父子宗族，蒙汉家力，富贵累世。既无以报，受人孤寄，乘便利时夺取其国，不复顾名思义。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馀。且若自以金匮符命为新皇帝，亦当自更作玺，何用此亡国不祥玺为」！太后涕泣而言，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谓太后：「臣等已无可言者，莽必欲得传国玺，太后宁能终不与耶」？太后闻舜语切，恐莽欲胁之，乃出汉传国玺，投之于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族灭也（原注：出《元后传》。《玉玺谱》曰，元后投之于地，玺上螭一角缺。而正史不载，至《吴书》乃始见之也。）」。及汉兵诛莽，莽带玺绶避火渐台，商人杜吴杀莽取绶，不知取玺及莽头。公宾就见绶，问绶主所在，乃斩莽首并玺与王宪。宪得玺，无所送。妻莽后宫，乘其车服。越四日，而李松、邓晔入长安，斩宪，送更始大司马谢禄，而玺归更始矣。赤眉杀更始于高陵，立刘盆子为帝。建武三年，光武征赤眉于宜阳，赤眉君臣面缚奉高皇帝玺绶，乃诏先帝玺绶，归之王府，斯乃祖宗之灵，士人之力。其择吉日，祠高庙，赐天下长子为父后者爵，乃受传国玺（原注：出《光武纪》。）。灵帝既葬，少帝在位，献帝未立，宦者张让、段圭作乱，劫二帝幸北宫，又走小平津。掌玺者奔散，并失其玺。让、圭等既诛，二帝既还，得六玺于阁上，而传国玺独未得也。董卓废少帝，献帝自陈留王即尊位。初平改元，山东州郡起兵讨卓，卓迫帝都长安。二年遂发掘洛阳诸陵，破虏将军孙坚，以袁术之命入洛阳，扫除汉宗庙，平塞诸陵。坚军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气，举军惊怪。坚令人入井，探得传国玺，方圆四寸，纽盘五龙，上一角缺（原注：此《吴志·孙破虏传》注引《吴书》之言也。此玺元后投之于地，旧不言一角缺，而言一角缺者昉乎此。）。明年，坚死，袁术将僭号，拘坚夫人而夺之（原注：出《山阳公载记》。）。术僭号二年而死，荆州刺史徐璆得玺，还许上之汉（原注：出《朝士谈》，与《山阳公载记》相表里。但《载记》节文见于《吴志》注与杂书，未见全文，恐亦出《载记》也。而《玉玺谱》乃云，袁绍有僭盗意，拘坚妻，逼求之。绍得玺，举兵以向魏武，魏武恶之。绍败，得玺还汉。恐不然也。按坚为破虏将军，乃袁术之意。坚死后，术复表其兄子贲为豫州刺史，策载母徙曲阿，继从袁术，其不为袁绍所拘，事理明甚。）。魏文帝将受汉禅，遣使求玺绶于献穆曹后（原注：后，魏武女也。）。后怒，以玺绶抵轩下，因涕泣横流曰：「天不祚玺（原注：出《穆后传》。《续汉书》云：「天不祚此玺。」其义亦通。按《魏志·贾逵传》；魏太祖崩，隐陵侯彰行越骑将军，从军从长安来，问逵先王玺绶所在。逵正色曰：「太子在邺，国有储副，先王玺绶，非君所宜问也。」是时魏未受禅，所问者魏王玺绶耳，非传国玺绶也。）」。司马师将废齐王芳，使郭芝入白太后，取玺绶置坐侧。及迎高贵乡公，又请玺绶，后曰：「我见高贵乡公，小时识之，我欲自以玺绶手付之（原注：出《魏略》。）」。自魏传晋，使太保郑冲奉玺禅位。其后平吴，不过得金玺而已（原注：出《晋书》。《御览》引《拾遗录》曰：晋太康平吴，孙皓送六金玺，云无玉工，故以金为印玺。）。惠帝时，赵王伦篡位，使义阳王威与黄门郎骆休逼惠帝，夺玺绶。伦败，帝反正，曰：「阿皮捩吾指，夺吾玺绶，不可不杀」。阿皮，威小字也，于是诛威（原注：出威本传。）。怀帝永嘉五年，岁在辛未，王弥入洛阳，执帝诣刘曜，而传国玺不可考矣（原注：《晋书》载永嘉末，洛京不守，玺为刘聪所得。及石勒灭刘氏，玺入伪赵。冉闵诛石氏，玺又入闵。及是四十二年，而玺复归于晋。然其文乃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与「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之文不同。《北齐·辛术传》云：辛术镇广陵，获传国玺，送邺，文宣以玺告于太庙。此玺即秦所制，方四寸，上纽交盘龙，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且言二汉相传，至魏晋没于刘聪，至穆帝永和中得之，历宋齐梁而没于侯景。景败，得于郭元建，而术以进焉。按永和所得玺，其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至隋犹在，载于《礼仪志》者甚详。而所谓「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者，寂无闻见，则知《晋史》所载者为是，而《北史》所载者为非也。唐贞观撰《晋史》，其志书最为详备，不应有此玺而不录。《玉玺谱》云：玺属石勒，勒刻一边云：「天命石氏」。此题今不复存。《朝士谈》云：石季龙磨其隐起之文，刻其旁为文曰「天命石氏。」其说既不相同，又云此题今不复存，不知所见者为何玺，不敢以为秦玺也。惟永和所得，乃有「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八字，粗有传授，亦谓之传国玺，今别条以永和玺名之。马端临《通考》：梁末侯景之败也，以传国玺自随，使其侍中兼平原太守赵思贤佩之，曰：「若我死，宜沈于江。勿令吴儿复得之。」思贤自京口济江遇盗，从者弃之草间，至广陵以告郭元建，元建取之以与辛术，术送之至邺。按郭元建，侯景之党，景败，以广陵降王僧辩，既而复降于北齐，齐遣行台辛术据广陵。传国玺自五胡之乱没于刘石。石氏败，玺复南归于晋。历宋齐梁，至侯景之败，而玺遂北归于高齐云。）。后赵石虎得玄玉玺于武乡之长城，方四寸，厚二寸，文同秦玺，然其色玄也，不知为何代之玺（原注：出《石虎别传》。按石虎即伪位，在晋文咸康乙未，距永嘉辛未凡二十五年。而得玺之年，不可考也。武乡乃上党属邑，本朝初属潞州，后析为威胜军。）。秦苻坚为姚苌所执，当晋孝武太元十年，岁在乙酉，距洛阳之陷七十有四年矣。苌求传国玺于坚，坚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岂以传国玺授汝羌也？玺已送晋，不可得矣」。史不书其玺文，又无送晋之事，不知此为何玺（原注：出《载记》坚传。）。又六十一年，岁在丙戌。当后魏世祖太平真君七年，即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也，魏毁邺城五层佛图，于泥像中得玉玺二，其文皆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一刻其旁曰「魏所受汉传国玺」。史不言其玉色、工制与其方广、厚薄，既曰魏受汉玺，或者真传国玺也。不知魏晋之间，未有言其旁刻字本末者，何耶？既有二玺，则传国玺已有其副。自太平真君以后，历东西魏周齐隋唐，而此玺未尝见于史。后魏承平甚久，不知何从失之。本朝绍圣四年，岁在丁丑，距太平真君七年又六百五十一年矣，咸阳县民段义斸地得古玉二，五年正月永兴军以闻，诏尚书礼部、御史台、学士院、秘书省、太常寺官讲求定验以闻。翰林学士承旨蔡京等奏：按所献玉玺，其色绿如蓝，温润而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背螭纽五盘，纽间有小窍，用以贯组。又得玉螭首，其玉白如膏，亦温润。其背亦螭纽五盘，纽间亦有贯组小窍。其面无文，与玺相合。大小方圆无毫发差殊。今考玺文，为秦玺可知。其玉乃蓝田之色，其篆乃李斯小篆，其文则刻而非隐起，其字则饰以龙凤鸟鱼，乃虫鱼鸟迹之法，其制作尚象古而不华，于今所传古书莫可比拟，而工作篆书之文巧者亦莫能仿佛，非以后所能作明矣。臣等被奉诏旨，得与讨论，黜诸家伪说，而断以正史，所有玉玺，委是汉以前传国之宝（原注：蔡京等黜诸家伪说，而断以正史，其说是矣。但其奏有云，曰「皇帝寿昌」者，晋玺也。曰「受命于天」者，后魏玺也。则「既寿永昌」者，秦玺可知。迁就欺罔，无所不至。按「受天之命，皇帝寿昌」，晋得此玺，如今得秦玺也，岂可谓之晋玺？至于「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斯乃秦玺而后魏得之耳。今乃析而二之，以「受命于天」为后魏之玺，以「既寿永昌」为秦玺，其为面谩也甚矣。邵武《后录》：绍圣元年，咸阳县民段吉夏日雨后村中立门足陷，得玉玺一，方四寸，篆文如凤鸟之状，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按《玺记》云：秦始得卞氏玉，刻以为玺，元后取玺投之地，故一角缺。验之皆合，唯记云色黄，此青苍色耳。又云背亦刻「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则无之。有司奏上，廷议以为瑞，改元元符，命段吉以官。至靖康，金人取去。）。诏令礼部太常寺考案故事以闻。四月丙戌礼部太常寺言：按《国朝会要》，元日、五月朔、冬至，并行大朝会仪，乞以礼祇受，群臣称贺。从之。命宰臣章惇书写玉检，诏词臣撰乐章，付太常寺，应奉朝会之用。丁酉，诏传国宝检以「天授传国受命之宝」为文。五月戊申朔，行朝会礼。己酉，大赦天下。癸丑甲寅，恭谢景灵宫。戊午，宴于紫宸殿。丙寅，诏以绍圣五年六月朔为元符元年（原注：出《泰陵宝录》。）。徽宗即位，以白玉作受命宝，为八宝之一，其方四寸有奇，以「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为文。大观元年十一月，诏八宝初成，可于正月二十三日后用之。尚书省言：受命宝非常用之器，唯封禅则用之。则大观以后，本朝有绿白二玺矣（原注：出《会要》。谨按《御制八宝记》云：受命宝，其玉蓝田，其制秦也。不可以传示将来，贻训后世。方参稽宪度，自我作古，有以宝玉献者，色如截肪，气如吐虹，温润而泽，其声清越。有以古篆进者，龙蟠凤翥，鱼跃鸟飞，奇耦相生，纵横得所。有以善工进者，雕琢众形，如切如磋。分毫析缕，不见其迹。四者毕备，于是揭而玺之，乃以「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之文作受命宝，其方四寸有奇。蔡绦云：得秦玺而无检，螭又不缺，疑其一角缺者乃检也。自有玺后，考验甚详，上犹独取其文而黜其玺不用。旧说螭一角缺，未有言其检者，此又绦之凿也。但古今所见少有同者，不得不致疑耳。）。自元符戊寅至靖康丁未，盖三十年。自建炎戊申至嘉定辛巳，又九十四年矣。永和玺者，不知其何时作也，其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与秦玺不同（原注：《北齐·辛术传》以其文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者，误也，已于秦玺辨之。）。后世以为传国玺易与秦玺相乱，今故以永和名之，谓其以永和至晋，而名始着也。其制度精密，非当时僭伪所能办（原注：《晋阳秋》云：鸟篆隐起，巧丽惊绝，与传国玺不同。《隋志》云：螭兽纽上交五盘螭，鸟篆隐起。）。自洛京失守，南北纷争，假托天命者，皆欲得此玺。变诈百出，无所不至（原注：《晋·载记》，冉闵弑石祗，僭大号，遣其使人常祎聘慕容隽，隽使记室封裕告之曰：「石祗去岁使张举请援，云玺在襄国，其言信否？」祎曰：「平寇之日，在邺者略无所遗，玺何从而向襄国？」《载记》又曰：冉闵既败，慕容隽欲神其事，诈言历运在己，闵妻得玺以献，号曰奉玺君。以永和八年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元曰元玺。又《玉玺谱》云：元帝渡江后，数世无玉玺。北人皆曰司马家儿是白版天子。或谓元帝大兴三年，慕容廆尝送玉玺三纽，不知彼乃宇文氏所得之玺，非中国之玺也。）。晋永和虽得之，而所以得之者非正道也（原注：《载记》又言：冉闵被执，其子智尚幼，蒋干遣詹事刘猗奉表归顺。濮阳太守戴施应之，次于棘津，猗至施止，不听进，责其传国玺。猗归以告干，犹豫不决。施因遣参军何融率壮士百人入邺，登三台助戍，谲之曰：「今且出玺付我，凶寇在外，道路梗涩，亦未敢送。当遣单使驰告天子。天子闻玺已在吾道，当遣重兵相援。」干信之，乃出玺付融，融使赍玺驰还。或谓何融以赏得之，或谓戴施取之以计，乃使何融驰还。或谓冉智以玺付之，非蒋干也。大要是何融、戴施共谋取之，冉智年幼，听命于蒋干，不足深辨。《晋阳秋》云：雍州玺者，晋孝武太元十九年雍州刺史郤恢表慕容永称藩奉玺，方六寸，厚一寸七分，蟠螭为鼻，合高四寸六分，四面龟文，下有八字，其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云是慕容所制，未详厥始，此则误也。八字载于永和八年《晋纪》，不可泯没。慕容永崛起小丑，草创简陋，寻为慕容垂所杀，安得更自制玺？先是慕容隽乃慕容廆之子，父子雄据一方，犹以不得玺为耻，诈封奉玺君，而况于永乎？其言未详厥始，则不根甚矣。）。姑因史氏诸家之说，推本而铺叙之。永嘉五年，王弥陷洛阳，得六玺送刘曜，曜送刘聪，而此玺在其中（原注：洛阳陷时，与秦玺当皆送刘聪，而秦玺不复传授，疑乱兵失之。）。聪死，子粲嗣位，其大司空靳准作乱，自称大将军，执粲杀之。及准为乔泰等所杀，推靳明为盟主，遣卜泰奉玺于曜。曜大悦，谓泰曰：「使朕获此神玺而成帝王者子也」。石勒闻之怒，增兵攻明。及曜败于石勒，其子熙奔上邽。石虎克上邽，遣主簿赵封送玺于勒。向所谓六玺者，止有其一，此外特太子金玺耳（原注：已上并杂出《晋书·载记》。按天子有六玺，曰天子之玺、天子行玺、天子信玺、皇帝之玺、皇帝行玺、皇帝信玺，所用不同。应劭《汉官仪》及诸史皆详言之，与传国玺并行于世。自永嘉以后，每言传国六玺，则是六玺不皆在，与传国玺合为六耳。《前凉录》载，张寔元年兰池赵婴上言，于青涧中得一玉玺，钳纽，光照水外，文曰「皇帝玺」。《后周书》曰：宇文氏因狩得玉玺三，纽有文曰「皇帝玺」，必永嘉以后之所失者也。至唐贞元二年，神策将温嘉顺犹得白玉印文曰「天子之宝」，亦可见矣。赵封送玺于勒，止有一玺，于此可见。）。石勒既死，石虎篡立。虎死，其子世嗣位。石遵、石监、冉闵相继篡立，闵为慕容恪所执，其子智守邺尚幼，因其臣蒋干以玺献于晋（原注：《燕书》曰：元玺六年，蒋干遣太子詹事刘猗赍传国玺诣晋求救，猗负玺行数里，天黄雾四塞，不得进，易取行玺始得去。此事虚诞，全不可信。），永和八年，玺至建业，百寮毕贺（原注：出晋《穆帝纪》。）。自晋传宋，宋元凶劭作乱而败，不见传国玺。问劭，乃云：「在严道育处」。就取得之。孝武即位，拜蔡兴宗为侍中，每言得失，无所顾惮。帝新拜陵，尝使负玺陪乘。宋末，谢朏为侍中，领秘书监。齐高帝将受禅，朏当日在直，百寮陪位，侍中当解玺。朏佯不知曰：「何公事」？传诏云：「解玺授齐王」。朏曰：「齐自应有侍中」。乃引枕卧，传诏惧，乃使称疾，朏曰：「我无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东掖门，乃登车，仍还宅。是日遂以王俭为侍中解玺，既而武帝请诛朏。高帝曰：「杀之则成其名，正应容之度外（原注：并出《宋书》。）」。自齐传梁，至简文帝，为侯景所篡。景败，其玺不知所向。北齐东南道行台辛术于广陵得其八玺，献于文宣，文宣以告太庙，而此玺居其一也（原注：《辛术传》云：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推原所自，以为永和中载僧施所得者，使督护何融送建业，历宋、齐、梁至侯景败，侍中赵思齐以玺授景，南兖州刺史郭元建以送于术，而术以进焉。其玺文与《晋纪》不同，疑术传误也。若以为晋永和自是一玺，而辛术自是一玺，特术传引用之误，亦是一说。但永和玺后来却有传授，而辛术玺所谓「受命于天，即寿永昌」者，齐陈之际，略无所传，知其误也。又文宣纪载所献八玺，而术传只载传国玺，又不知其七者果何玺也。先是齐受东魏禅，固尝遣太尉彭城王元韶等奉皇帝玺绶，而魏宗室元晖业骂之，曰：「尔不及一老妪，背负玺与人，何不打碎之？」事见《魏景穆十二王传》。则知当时之玺不一而足，八玺之中，亦必有所谓六玺者，特宋齐所传，非西晋之旧也。）。北齐河清中着令定制，自六玺之外，止有传国一玺，白玉为之，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者，乃是物也（原注：《隋志》载北齐玺，自传国玺、六玺之外，止有木印，则辛术、元韶所进之玺，已不能全矣。）。北齐、西魏皆并于后周，始与神玺并行于世（原注：西魏大统三年，槐里获神玺，大赦，不言其文也。独《隋志》言，神玺、传国玺皆宝而不用，神玺明受之天，传国玺明受之运，则神玺之文，亦有关乎天命者矣。）。开皇三年，诏以传国玺为受命玺（原注：出《隋文帝纪》。《朝士谈》云：开皇九年平江南，得真传国玺，乃改前所得者名神玺。此又不考本末者也。秦玺失于晋永嘉，而稍见于后魏太平真君之时，永和玺复归于晋，而隋已得之于后周矣，陈安得有真传国玺哉？谓陈有梁敬帝近代受禅之玺，犹之可也。况西魏、北齐已先有神玺之名，非开皇所改明矣。）。隋之亡也，玺没于宇文化及。化及败，为窦建德所得。唐武德四年，克平东夏，建德右仆射裴矩奉八玺以献，而受命玺实在其中（原注：化及之事，虽出于《朝士谈》，而正史不全载，然新旧史于《建德传》皆云裴矩奉传国八玺来降，则炀帝失之于化及，化及失之于建德，其事明矣。）。唐有受命玺，以封禅礼神，即其旧也（原注：《新唐志》载，神玺、受命玺之外，止有天子、皇帝六玺而已，是谓八玺。乃言有传国玺及八玺，岂通传国而为九耶？志言八玺甚备，而传国玺独无所言，是误以受命、传国为二玺矣。当云合传国为八可也。）。太宗贞观十六年，复刻受命玺，其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而受命之名，复自别于传国玺矣。武后长寿二年，尝改玺为宝。中宗神龙元年，又改宝为玺（原注：此三事，皆出《通典》，而本纪不载。特于长寿二年九月乙未，书作七宝而已。）。玄宗天宝十载，改传国宝为承天大宝，而传国之名犹不废也（原注：肃宗乾元元年，上皇天帝御宣正殿，授皇帝传国、受命宝，则知虽改为承天大宝，而旧名不废也。）。五代乱离后，其玺不复存矣（原注：蔡绦《国史后补》云：国初创业艰难，诸宝多阶石为之。元丰中，始诏依古作六玺，有玉而未成也。《会要》云：唐末六玺亡失，国朝铸以金鍮。太宗雍熙三年，诏以天下合同之印为天下合同之宝，御前之印为御前之宝，书诏之印为书诏之宝，铸以金，是玉玺不传于本朝也。）。受命宝者，其初当出于传国二玺，其一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二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皆有受命之文，而未以受命名之也。隋文帝受周禅，遂有东、西二魏之宝，其名不一，而所谓传国玺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者，乃永和玺也，其传最远。开皇三年，始表异而出之，名曰受命玺，而受命之名立矣。隋传之唐，而太宗不以为受命玺也。贞观十六年，乃自作受命玺，以白玉为螭首，其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是隋、唐之际，各有是玺，而其文则异。本朝继五代之后，二玺皆不复存。至道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真宗即位之初，中书门下言：皇帝受命宝，请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宝」为文，诏可，而不言其制度也（原注：《会要》误以膺字为应字，而《长编》不载，旁见于《宏词类编》者，乃作膺字。虽不足据，然累圣皆作「恭膺天命之宝」矣。）。大中祥符元年五月，有司详定封禅仪，请以玉牒、玉册并刻字填金，联以金涂银绳，缄以玉匮，置石䃭中。封匮以金泥和粉乳香为之，印以受命宝，宝方一寸二分，文曰「恭膺天命之宝」，则是真宗朝尝两作之矣（原注：《会要》云：请依旧制，别造玉宝，文同受命宝，则是八字皆同，而《长编》止载「恭膺天命之宝」六字，盖节文也。是时又作「天下同文之宝」，铸以金，以封石䃭。《会要》虽云封匮封䃭之宝，而不言别作，则又略也。）。乾兴元年，仁宗即位，三月十六日礼仪院言：皇帝登位，所有受命之宝，并缘宝法物，请下文思院少府监。从之。天圣元年九月二十二日，诏以宫城火，重制皇帝受命宝，则是仁宗初年亦两作之也。嘉祐八年，英宗即位，六月十三日，翰林学士范镇言：「伏闻大行皇帝受命宝，欲举而葬之，恐非所以称先帝恭俭之意。其受命宝，乞陛下自宝用之，且示有所传付」。诏检讨检寻典故，及命两制礼官详议。翰林学士王圭等奏议曰：「受命宝者，犹昔传国玺也。宜为天子传器，不当改作。谓今宜从省约，以称先帝恭俭之实」。其后别造受命宝，而所议弗用。元丰八年，哲宗即位，门下侍郎章惇言：「奉诏篆皇帝受命宝，请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宝』为文」。从之（原注：以上并出《会要》。）。即是以观，本朝皇帝即位，皆作受命宝，而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宝」为文矣。但前乎真宗，则有太祖、太宗之世，后乎真宗，则神宗居英、哲之间，而受命宝亦不作，岂作辍亦随时耶？将史失之耶？哲宗得秦玺，绍圣五年四月诏作传国玺检，以「天授传国受命之宝」为文，是哲宗有两受命宝，而秦玺其一也。徽宗初年，亦作受命宝，因秦玺之旧，以「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为文，则徽宗之受命宝，不复用「恭膺天命」之旧矣。既作受命宝，又作镇国宝，及天子、皇帝行信六宝。大观元年，八宝皆成，十一月十一日，诏以来年正月二十三日后用之（原注：镇国、受命本是二宝，而《会要》乃载大观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诏受命宝字之上添镇国二字，则当与镇国宝相乱矣。至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又诏八宝之名，一曰镇国神宝，二曰受命之宝，则是受命之宝未尝加镇国字也。《会要》何为并载耶？）。今皆不存矣（原注：朱丞相《秀水閒居录》云：靖康京城失守，八宝悉为金人劫取矣。但八宝既失，而镇国宝独存，其文所谓「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太和，万寿无疆」者，则又朱丞相误也。镇国宝文九字，曰「承天福，延万亿，永无极」，而「范围天地」以下十六字者，谓之定命宝，乃朱丞相维扬所见者也。合定命宝言之，谓之九宝。靖康八宝皆失，而定命宝独在。蔡绦《国史后补》载九宝甚详，与《御制八宝记》及《会要》诸书皆相表里，当以绦说为正。）。予讨论玉玺本末，有所谓《云麓漫抄》者，乃赵（原注：彦卫。）景安之所作，予未之见，疑犹有遗论也。讨论粗定，乃于亲戚间见之，顾其说微有差误，不足取信。且如秦玺之为玉，或云和氏，或云蓝田，要当指一物为证。今云秦得和氏所献玉，命李斯篆书，诏工人孙寿用蓝田玉作，何也？献帝初虽失玺，后复孙坚得之，再入袁术，而徐璆以上于许。今云献帝出奔则失之，何也？曹操虽不受汉禅，而子丕实受之，刻玉玺之侧，曰「魏所受汉传国玺」，虽真伪未可知，未尝指言操所刻也。今云不应操为丞相时，先取其玺，何也？晋元帝渡江，数世无玉玺，北人始有白版天子之讥，其后永和得玺，君臣相庆。今云三国鼎立时，有假版天子之语，何也？秦以前为方寸玺，至始皇侈而大之，乃作受命玺。今云方围四寸，其为伪无疑，何也？如此等类，不可胜举，姑举其概以自志焉。

武成之庙，所从祀者出于唐开元间，一时铨次，失于太杂。太祖皇帝尝见白起之像，恶其诈杀已降，以杖画而去之，神武不杀之仁，垂训深矣。太上绍兴间，亦以议者之请，黜韩信而升赵充国，黜李绩而升李晟，去取之间，皆所以示臣子之大节也。然王剪佐秦，骋狙诈之兵，盖无异白起；而彭越之臣节不终，亦同韩信。至于王僧辩虽能平侯景，然反连和于齐；吴明彻虽能因北齐之乱以取淮南，然败于吕梁，为周所俘，不能死节；韦孝宽拒尉迟之义兵；杨素开隋室之祸败；慕容恪、长孙嵩、慕容绍宗、宇文宪、王猛、斛律光、于谨，或本生夷狄之裔，或屈节僭伪之邦，纵其有功，岂足多录！若夫尹吉甫之伐猃狁，召虎之平淮夷，皆为有周中兴之名将；陈汤之斩单于，傅介子之刺楼兰，冯奉世之平莎车，班超之定西域，皆为有汉之隽功；在晋则谢安宴衎以靖胡寇，祖逖击楫誓清中原；在唐则王忠嗣之抚众守边，张巡之百战死敌。忠义谋略，卓然冠于一时而垂于后代，阙而不录，似有所遗。臣窃谓宜并诏有司，讨论历代诸将，为之去取，然后与本朝名将绘于殿庑使天下士皆晓然知朝廷激义勇而尚忠烈。且知夫贬夷狄之类者所以尊中国；黜不终之节者，所以正君臣；去嗜杀之暴者，所以尚仁义。其为劝沮者大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