峻闻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处，故悔吝去于身，利不可以虚受，名不可以苟得。汉兴以来，帝王之道，于斯始显，能者见利，不肖者自屏，亦其时也。《周易》，「大君有命，小人勿用」，徒欲偃仰从容，以送馀齿耳（《高士传》）。

有能者见锋颖之秋豪（《文选》潘岳《为贾长渊作赠陆机诗》注。案《吴都赋》注作「有能见锋颖之状」。）。

高门池，在兹夏阳（《水经·河水注四》）。

班固赞司马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先黄老而后六经，求古今搢绅先生之论，尚或有之，至于退处士而进奸雄，崇势利而羞贫贱，则非闾里至愚极陋之人不至是也，孰谓迁之高才博洽而至于是乎？以臣观之不然，彼实有见而发，有激而云耳。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扬子亦曰：「道以导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义以宜之，礼以体之，天也。合则浑，离则散」。盖道德者，仁义礼之大全，而仁义礼者，道德之一偏。黄老之学贵合而贱离，故以道为本。六经之教，于浑者略，于散者详，故以仁义礼为用。迁之论大道也，先黄老而后六经，岂非有见于此而发哉？方汉武用法刻深，急于功利，大臣一言不合，辄下吏就诛。有罪当刑，得以货自赎，因而补官者有焉。于是朝廷皆以偷合苟免为事，而天下皆以窃资殖货为风。迁之遭李陵祸也，家贫无财贿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以陷腐刑，其愤懑不平之气无所发泄，乃一切寓之于书，故其序游侠也，称「昔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阨于陈蔡」。盖迁自况也。又曰：「士穷窘得委命，此岂非人所谓贤豪者耶？诚使乡曲之侠，与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盖言当世号为修行仁义者，皆畏避自保，莫肯急于人之难，曾匹夫之不若也。其述货殖也，称秦始皇令乌氏裸比封君，与列臣朝请；以巴蜀寡妇清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盖以讥孝武也。又云：「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非空言也」。盖迁自伤砥节砺行，特以贫，故不免于刑戮也。以此言退处士而进奸雄，崇势利而羞贫贱，岂非有激而云哉？彼班固不达其意，遂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亦已过矣。然迁为人多爱不忍，虽刺客、滑稽、佞幸之类，犹屑屑焉称其所长，况于黄老、游侠、货殖之事，有见而发，有激而言者。其所称道，不能无溢美之言也，若以《春秋》之法，明善恶、定邪正责之，则非矣。扬子曰：「太史公，圣人将有取焉」。又曰：「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夫惟所爱不主于义，而主于奇，则迁不为无过，若以「是非颇谬于圣人」，曷为乎有取也？

司马迁作《伯夷传》言「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此特迁自言为李陵辩而武帝刑之耳。论管、晏之事，则于晏子独曰：「使晏子而在，虽执鞭所欣慕焉」。迁之为是言者，盖晏子出越石父于缧绁，而方迁被刑，汉之公卿无为迁言，故于晏子致意焉。且方李陵之降，其为汉与否未可知，而迁独激昂不顾出力辩之如此，几于愚乎！与夫时然后言，片言解纷者异矣。不知其失，而惑夫道之是非，何哉？至怨时人之不援己于祸，而拳拳于晏子，迁亦浅矣！迁亦浅矣！

司马迁尚气好侠，有战国豪士之馀风。故其为书，叙用兵、气节、豪侠之事特详。其言侯嬴自杀以报魏公子，而樊于期自杀以头遗荆轲，皆奇诞不近人情，不足考信。以嬴既进朱亥以报魏公子，不自杀未害为信；而樊于期自匿以求苟免，尚安肯愤然劫以浮词，以首遗人哉？此未必非燕丹杀之也。予读《刺客传》，颇爱曹沬、豫让之事，沬有补其国，而让为不负其君，然皆不合大义，而庶几所谓好勇者。如聂政、荆轲之事，此特贱丈夫之雄耳。予观窦婴、田鼢、灌夫之事，考婴与鼢皆庸人不学，其所立无可称录，而灌夫屠沽之人也，斗争于酒食之间，不啻若奴妾，是皆何足载之于书？而迁叙聂政、荆轲、窦婴、田鼢之事特详，反覆叙录而不厌，盖其尚气好侠事投其所好，故不知其言之不足信，而忘其事之为不足录也。

古今异情，而千世之传难以考，故远举者常失于迂诞而不经；治乱殊世，而当时之变得以揆，故近取者每怪其简脱疏啎而不能周也。论著之士，虽以记录为功，而精裁铨释，足以标准于后，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径取科摘，务存梗槩而已。三五之代，不得而详，其文阔陋，备体固缺，不几于太略欤？所书之事，得一二于十百，无足怪也。所闻异辞、所见异辞，捃摭而备录，牢笼而博采，参较异同，类聚区分而编次䌷绎，宜其囊括而无遗。故秦汉而下，条贯有伦，历然可观，不几于太详欤？耳目所接，则缁铢无爽，无足怪也。比不知而作成于阙文，整齐故事，则不若博物洽闻之为愈欤？司马迁之书，略推三代而每详秦汉，班固尝言之矣，可得而论也。以区区之秦，散从解约，以束攘雄诸侯，具信威于天下，敛手而事者，常恐其后，游说之士凭轼而西向，图一统之业不为易矣。矜武任力，以暴虐始祸，二世而亡，推而言之者，宜详于此也。以戍卒散亡之众，徒手奋呼，群起而亡秦。高祖拨乱诛暴，仗义约法，股肱萧、曹，腹心良、平，爪牙信、布，驾驭英雄，用三杰以屈群策。八年之间，锋镝之所交，权智之所用，郦生骋纵横之辩，陆贾述存亡之语，娄敬建万世之安，叔孙新一时之制。兴王之迹，原始要终，业巨而事丛矣，推而言之者，宜详于此也。秦并海内，识其详者《战国策》；汉定天下，识其详者《楚汉春秋》。至于高祖，知马上得之而不可以治也，著秦之所以失，见吾之所以得者《新语》。汉之为汉，且七十载，故老流俗尚能言之，讨论遗编，放失旧闻，笔削所采，网罗贯穿，宜无脱略之累。与夫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勤苦而仅得者，功相万也。贾谊之徒借秦喻汉，可谓详悉，辍毫洒牍，无所施其能，则槩举而发明者无几，乘传车，探禹穴，复何为哉？著不可之典，垂将来之法，隐显必该，洪纤靡失。若雁行鱼贯，举一而可寻，固非凌驾前作而直取胸臆也。明统业于帝纪，叙勋庸于世家，标智能于列传，谨岁月于年表，谱谍之损益，详于本末；形势之强弱，详其得失。大而《礼乐》、《律历》，详于沿革，小而《平准》、《河渠》，详于利害；《天官》详于推文而考应，《封禅》详于储福而荐成。国体世务，具备于方册之中。包举大端，特振于宏纲；委曲细事，不遗于纤芥。以不羁之才，少露锋颖，而好奇多爱，致疑于取舍之间，则秦汉之事，言每详焉可也。文、景已前，随世裒掇，简不及漏，可得而详；太初之后，阙而不录，善恶汩汩，有所未尽。书景之失，讥武之过，不少假借，使后世或谓武帝不诛马迁，得传谤书于后，然本纪卒至湮没而不行。不可得而详又如此也。然鲁之二生，商之四皓，有可书之实，杂见他传，遽多残缺。谓尝从征伐、详知楚汉之事者周緤尔，考其始终，曾无少闻所可详者，或疑于略也。佞倖之细，刺客之靡，犹屑屑焉道其所长。而沐猴之讥，腐儒之骂，弹筑之歌，留侯之若妇人女子，项羽之重瞳，取不为益，去不为损，与夫郦生之见高祖，刊落未尽，烦芜相因，所可略者，又疑于烦也。立言记事，斟酌是非，以权舆作者而因浅仍俗，不可胜数。以迁之博极群书，才称良史，而尚尔耶。然采放遗逸，总括绪馀，考其文质而不俚，揆其论辩而不华。张辅尝谓其以五十万言书三千年事，以为固不如迁，又不知舍秦汉而观，则所存固其略也。切谓孔圣之书，昭、襄而降，载其行事，每详于宣、成之前，谓随闻见而成传，自宜如此；至定、哀之间多微辞，则虽其详且不可得。马迁所以详近而言者，舍秦汉将安书乎？

范晔赞班固，谓其议论尝排死节，否正直，不叙杀身成仁之美，何其贬固之深耶！夫公天下之赏罚，以当天下之功罪者君也。公天下之是非，以辨天下之善恶者史也。赏罚不公，则无以厌人心。是非不审，则无以取信于后世。然则，秉史笔以权衡天下之人物而去取之，其任常与人主相为重轻，顾不难哉！今也，死节者犹或排之，正直者在所否焉，则人知勉于为善益寡矣。晔特从而深诋之，不为过也。始，李陵以步卒五千，抗单于七八万骑，转战万里之外，一日至数十合，五十万矢为之俱尽，且胜且北，至于势穷力殚而后已。虽曰兵败而功不立，身辱而名已隳，究其初心，岂不忠且勇哉？武帝盛怒，欲食其肉。当时，左右无肯为陵言者，往往从而媒孽其短者有之。史迁力夺群议，以谓陵奋不顾身以徇国家，虽古名将无以远过。而武帝疑迁欲沮贰师，为陵游说，遂罹蚕室之祸。噫！迁亦可谓贤矣哉！且武帝以暴刻之资而济以猜忌之情，大臣一言不合辄就诛戮。迁之议陵，帝从而刑之，幸也。使其怒而不已，安知其不从而杀之乎！是亦几于死节之士，而固方且讥其不能明哲保身。此何理也？夫所谓明哲云者，谓其智足以虑患，识足以周身，不至冥行以触罪罟而已。是为君子保身之道。岂为缄默不言，坐视人主之过，全躯以保妻子而后为明哲哉？古之人有行之者，仲山甫是也。故作《诗》者美之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也。使仲山甫以缄默不言，坐视人主之过为明哲保身之道，则衮职有阙，仲山甫补之果何谓哉？曰：单于之战，陵当死国而不当降，降则陵之罪也。李陵之降，迁当直其过而不当辨，辨则迁之罪也。马迁之辨，汉当容之而不当刑，刑则汉之过也。汉之责迁不为无罪。迁之救陵未免于屡败，固之所以责迁者是也。曰：不然也。初，陵以屡败疲羸之兵，抗全军虎狼之敌，横行匈奴，身蹈白刃而不顾，此岂畏于一死者？及其兵殚力穷，无救而败，乃始蒙负羞辱，敛衽以就降，此其故何哉？意犹有望于汉也。迁尝谓武帝言陵之力战万死不顾，使贼锋屡挫，左枝右梧之不暇，其威武亦足暴于后世。陵之不死，犹冀得当以报汉也。迁之论陵如此，可谓得其心矣！奈何不纳其言，而反疑以游说乎。且陵败而不归汉，知汉之必杀也。杀之则无益于死，不若因败以立功于汉，犹有望焉。陵不可谓不善于处死者也。迁为陵言而几不免死，陵之闻之，知汉之必杀己也，是以招之而不至。及其不至，又从而杀其母、妻。陵之望于是绝矣，虽遣百使万方而招之，其有至哉？由是言之，过在于汉而不在迁明矣。借使迁言果效于当时，汉无负忠臣之名，无报忠臣母、妻之罪，无拒谏不纳之失，一举而三善随之。此迁所以反覆为陵言也。不幸而以言获罪，使之饮恨以终其身。固不知罪汉，乃责迁以不能明哲保身，可谓缪矣！

今之为文者，必祖班、马。马史无善注，廑殆至于不能读，故班书显行。好事者写仿摹述之，如入乔岳巨川，随意所适。欲富者剖珠金，作室者睨楩梓，猎师搏熊豹，渔人簎鱼鳖，随其浅深，有求必致，盖未闻有索手而空归者。《史记》但有《索隐》。《意林》之学，其昧昧自如西汉。自唐柳宗直作《文类》，陶叔献继之。于是程氏《诲蒙》，陈氏《六帖》，与夫《摘奇》、《博闻》诸书，错出并见，而予亦缀《法语》数万言，家为荀、袁，各得一体。今槜李娄君机独采摭二史，汇之以韵，旁通假借，字字取之毋遗，如鸣球在县，洋洋有太古气。超然新工，尽掩众作，不必亲见扬子云然后能作奇字，不必访李监阳冰然后能为文词，学班马氏固未有如此者。去年予在乡里得其书，以册帙博大，不能以自随，姑删摭其旨以为序。娄君清尚修洁，一时俊士也。淳熙甲辰上巳日，鄱阳洪迈书于金华松斋。

只轮不足以羞孟明，学仙不足以病子房，折屐失喜不足以玷谢安。士君子阳秋人物，瑕不掩瑜，顾不当尔耶？盖味不全旨，人不全美。绳人以焚廪浚井，千古无孝子；绳人以洗耳啮薇，千古无廉夫；绳人以剖心抉睛，千古无忠臣。主权衡，口绳墨，以锱铢天下，吾见人人皆唾去之果核也。嗟夫！史气如子长，史体如孟坚，史法如欧宋，泣麟真派之数人耳。学士大夫必欲刮其瘢，摘其疵，以疮痍三史，呜呼，若人者其墨、兵家流之刻木欤。甚矣，后之学者习气之薄也。月牖雪窗，专挟弓弹，以惟恐不伤人为事。读《子虚赋》者忘其讽谏之益，而笑其枇杷卢橘之语；读《兰亭记》者忘其词意之高，而议其丝竹管弦之句。谓《补亡诗》眷恋庭闱，非诗词之法，而昧其推明于孝道；谓《闲情赋》皆属情奁匣，为白璧之瑕，而昧其寓意于忧君。《凌烟功臣颂》，台阁琛宝也，必贬其二十四气之说为附会。少陵《古柏行》，诗家筋骨也，必诮其二千尺之句为差谬。《滕王阁记》乃一段锦，而或讥其「星分翼轸」为分野之误。《阿房宫赋》乃一尺璧，而或议其言「未云何龙」为用事之失。呜呼，饶舌如许，三史奚赦焉。彼不知纤云不能滓太清，墨子不能疵西施。大抵作史者要先定其规模，读史者要必识其古人之规模，小疵不足置胸中也。则知几之「三长」，正作史之醯酱尔，而规模则渠眸子未见也。吾尝窥三史之气脉于简策之外，而得其规模矣。其槩曰气、曰体、曰法。史气当如孟子之养浩然，无气则弱。史体当如周公之定治道，无体则杂。史法当如孙子之整三军，无法则散。太史公主于气，而体与法为之卿佐。孟坚根于体，而气与法为之条枚。欧宋源于法，而气与体为之流波。夫古人用意自有不凡处，学者剔抉其小疵而嗤之，吾恐古人嗤学者也。太史公之书慷慨峻拔，有终南嵩华之气，渊溶渟涵，有洞庭彭蠡之气。读之使人有飞出宇宙之意，宛然先秦古人也，其气何如哉！学者不是之识，顾乃援《汲冢》以證其言共和之事有误，援《世本》以辨其指正王为定王之失；岸门之战则本纪、年表之相戾，盐氏之攻则本纪、列传之不同。嗟夫，病迁者正尔耶，迁不病也。孟坚之书淳庞敦厚，有君子长者之体，徘徊容与，有升降揖逊之体。读之使人有欣喜相亲之意，温然典诰气象也，其体何如哉！学者曾不是察，顾乃援《汉武故事》而疑《郊祀志》「斗棋」之字为「斗𣗍」；援荀悦《汉纪》而疑《刘辅传》「卑人」之语为「婢人」。《百官表》与《石庆传》一言其尝为太仆，而一不言；《戾太子传》与《外戚传》一以生于建元，而一以为元朔。嗟乎，病固者正尔耶，固不病也，学者病也。欧宋之文森严周密，叙事有笔削之法；褒贬重轻，立论有斧衮之法。读之使人有肝胆俱寒之意，肃然洙泗之苗裔也，其法何如哉！学者曾不是思，顾乃考高宗所生之年，而疑公主四十不嫁之语；考文宗即位之年，而疑王播献四十万之事。裴寂之字《传》称真元，而《表》称元真；刘审礼之子《传》名殆庶，而《表》称待庶。嗟夫，病欧宋者正尔耶，欧宋不病也，学者病也。夫终身为礼，而偶忘一揖，不可谓之慢；终身为仁，而偶践一蚁，不可谓之虐。小怨固不可掩大德也。焦氏之《古史》，刘氏之《史通》，苏氏之《古史》，司马氏之《考异》，吴氏之《史辨》、《纠缪》，忠厚者为之乎？又况书有真伪，说有讹正，《八索》之黜，古诗之删，正恶其矛盾六经耳。荀纪、汲书之类可信，而正史可疑，是楚人亲而吾兄疏也。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甲戌己丑、郭公夏五，正嫌于胸臆私决耳。时月名字之两存，而谓之差舛，是牺樽妄而娑樽实也。三史以此为累，则仲尼之志无乃荒欤？三史之差违阙失不无一二，犹当略之，则是同异之际，书法自当尔耶。嗟夫，笑古人之未工，而己事之已拙，此学者之大病也。前数子不暇具陈，姑以刘知几一人论之。且知几《史通》之论，发举前作一字，必呵何其严也。尝得其所作唐高宗武后之实录而读之，初意其可拳石班、马而臧获陈、范也，及观其永徽三年事，则曰「发遣薛延陀」，此何等语耶？书天授二年事，则言傅游艺死矣；至书长寿二年遣使杀流人，则曰傅游艺之旨也。夫游艺之死至是三年，安得以杀流人为游艺之旨耶？古人目睫之论诚有味，愚不敢效尤，复议三史之病，或恐未能病古人，先自病也。执事翰墨卢扁也，敢尽布其腹心。

谨黜陟者莫备乎六官之典，善褒贬者莫大乎获麟之经，严去取者莫过乎子长之史。子长之史，其经之遗意欤，一何去取之当也！黄帝生而神灵，幼而徇齐，流光之远，达三代而未艾，故迁取以首纪。伯夷叩马而谏，采薇而歌，德风之扬激，贪懦而气夺，故迁取以冠列传。项籍割沟称霸，则近乎僭，则列之本纪，以显其过。陈涉揭竿为旗，兆乎为乱，则置之世家，以彰其恶。下惠之贤并于伯夷，而论其有补风教，则下惠无闻，故不传之。禦寇之学同于庄周，而论其清虚不根，则禦寇尤甚，故不录之。以至五帝不纪少昊者，以其不与六代之乐，以其不怀仁人之教。或去或取，莫不各寓深意，是以《史记》一书辞气豪放，法度森严，虽鸿儒杰笔，亦以此而钦服焉。才如扬雄，以实录而誉之；学如刘向，以良史而许之。彼其去取之当为世称重如此，奚独于传循吏而失之耶？今承执事之问，请先推原吏治，以究马迁之意，当较然矣。今夫奉宣诏条，讲求民瘼，教令饱于众听，仁泽溢乎群心，农桑劝而扬富庶之风，学校兴而阐礼义之化，狱讼衰息而桎梏为之不用，盗贼戢止而桴鼓为之不鸣，所居无赫赫之功，所至无奕奕之誉，此则循吏之大概也。乃若冰清其操，玉洁其心，己之利宁以便于人，人之利不以兼于己，是特循吏洁己之廉耳。守九章之律，遵三尺之规，鼎镬可蹈而法不可蹈，形体可亏而法不可亏，是特循吏奉法之公耳，安可厮于循吏之列乎？然尝考之，为吏不患无循良之政，而患无公廉之心。吏之所以不能循良者，贪与私累之也。贪为之累，则伤民之生，厚己之积，肆威虐以侵渔，穷旦暮以刻剥，如是而能有循良之政乎？私为之累，则吹毛求疵，阔略己过，以彼此而轻重其心，以亲疏而上下其手，如是而能有循良之政乎？故愚尝谓循良之政有不难知。公仪休不争利而弃遗鱼，拔园葵而出织妇，吏之洁己者类能之；然充是心以往，决不肯损下益上，而所谓人蒙其利、民安其业者不足为矣。石奢为父杀人而自刎，李离过听杀人而伏剑，吏之奉法者类能之；然充是心以往，决不肯溃堤决防，而所谓承流宣化、奉公循理者不足为矣。迁皆班之于循吏之列，不亦宜乎？又况观人之已为，可以知人之所未为。禹、稷拯饥援溺，各立掀天揭地之功，而孟氏方以陋巷之回，盖以回之所已为而逆其所未为耳。孙叔敖之治楚，使吏无奸邪，盗贼不起；子产之相郑，使门不夜闭，道不拾遗，是其循吏之政固可纪也。由三子之所为而摭之，岂不可逆其如是乎？切意三子之在当时，循良之政阴被其民，而史氏传闻不及详，迁姑著公廉之一节，而循良气象固已可见。然则迁史去取之当抑又何疑？呜呼！自春秋以来迄于麟趾，千百年间，马迁所列循吏止于五人，公其取予，盖已甚严，岂容复有所议？故愚三复明问，辄以管见遂陈于前。虽然，迁史所取之五人固无可议，而疏漏之患亦或未免。何者？文景之时风移俗易，黎民醇厚，致治之美，虽云成康，未能远过，想其当时循良之吏布在天下，如河南吴公、蜀郡文翁亦复见遗。网漏吞舟，愚所以重为迁史惜也。班固史笔一代，固宜特书大书，以美汉代得人之盛，而乃止述文翁，至于吴公，仅附贾谊以显，亦何以表吏治耶？史笔劝善，愚恐不当如是之吝也。区区管见，辄并及之，执事以为何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