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虏生口，虏犯边者，皆孝单于咸子角所为（《汉书·王莽传》中：始建国四年，厌难将军陈钦言。）。

元祐七年正月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颍州苏轼状奏：臣自到任以来，访问得本州旧出恶贼，自元祐二三年间，管三等啸聚为寇。已而，又有陈钦、邹立、尹荣、尹遇等，亦是群党劫杀，累至与捕盗官吏斗敌。是时，朝廷访闻以名捕此等数人，寻已捉获凌迟处斩，惟尹遇一名漏网得脱，不改前非，结集陈钦之弟陈兴、郑饶、李松等数人，不住惊劫人户。尹遇自称大大王，陈兴称二大王，郑饶称侥三，李松称管四，乡村畏慑，不敢言及。纵被劫杀，不敢申报，以致被杀之家，父母妻子，不敢声张举哀。百姓蔡贵、莫諲、董安三人，只因偶然言及遇等，即时被杀，内董安仍更用尖刀割断脚筋，其馀割取头发，及杀伤者不可胜数。每次打劫，皆用金贴纸甲，其馀兵仗弓弩并全。累次与捕盗官吏斗敌，内一次射杀弓手。兼近日寿州界内，强贼甚多，打劫魏家、谢解元、施助教等家，皆一二十人，白昼骑马于镇市中劫人。其尹遇等闻之，即欲商量应和，居民忧惧。臣度事势迫切，即差职员监勒捕盗官吏，责限收捕。有汝阴县尉李直方，素有才干，自出家财，募人告缉，知得逐贼窟穴去处。内陈兴、郑饶、李松等，见住寿州霍丘县开顺场。尹遇一名，在寿州霍丘县成家步，比陈兴等去处更远二百里。直方以谓众贼之中，唯尹遇最为桀黠难捕，又其窟穴离州界最远，遂分布弓手，捕捉众贼。而直方亲领弓手五人，径往成家步捉杀尹遇。直方母年九十六，只有直方一子。临去之时，母子泣别，往返五百馀里，骑杀一马。直方步行百馀里，装作贩牛小客，既至地头，众皆畏惧不前，独弓手节级程玉等二人与直方持鎗大呼，排户而入。尹遇惊起，彀弓驾箭欲发，直方径前亲手刺倒，众弓手皆入，方始就擒。直方本与弓手分头捕捉众贼，内陈兴、郑饶、李松三人以地近故，先九日获。独尹遇一名，以地远难捕，直方亲行，故后九日获。既获之后，远近喜快。有城郭乡村人户六百一十七人，诣臣陈状，备说逐贼凶恶，多年为害，人不敢言，若不尽法根勘，万一减死刺配，即须走回啸聚，为害转甚。以此知逐贼桀黠之甚，众所忧畏，若不以时捕获，因之以饥馑，必为王冲、管三之流。而直方以进士及第，母子二人相须为命，而能以忠义奋激，亲手击刺，以除一方之患，比之寻常捕盗官，偶然掩获十数饥寒之民号为劫贼者，不可同日而语矣。彼皆坐该赏典，而直方不蒙旌异，则忠义胆决方略之臣，无所劝激矣。须至奏陈者。右检准《编敕》节文：「诸官员躬亲帅众获盗一半以上，能分遣人于三十日内获馀党者，通计人数，同躬亲法」。今来李直方，为见众贼之中唯尹遇最为宿奸老寇，窟穴深远，众不敢近，须至躬亲出界捕捉，是致后获。既是尹遇须至躬行，则陈兴等三人须至差人，无由躬亲。若使直方先为身谋，即须躬亲先往近处，捕陈兴等三人，然后多遣弓手，续于三十日内捕尹遇一名，即却应得上条，同躬亲法。只缘直方忠义激发，以除恶为先务，而不暇计较恩赏，故躬亲出界，专捕尹遇一名，以致所差弓手，却先获陈兴等三人，遂与上条不应，于赏格有碍。考之法意，显是该说不尽。伏望朝廷详酌，只缘直方先公后私，致得先后捕获之数，不尽应法。欲乞比附上条，通计人数，许同躬亲法，为第三等。若下刑部定夺，则有司须至执文计析毫釐，直方无缘该得第三等恩赏。惟望圣恩体念尹遇等若不以时捕获，必为啸聚群寇，而直方儒者，能捐躯奋命，忠义可嘉，特赐指挥。臣又虑朝廷惜此恩例，恐今后妄有攀援。勘会臣见今于法合转朝散郎，情愿乞不改转，将此恩例与直方，循资酬奖。缘直方母年九十馀，只有一子，因臣督迫，泣别而行。若万一为贼所害，使其老母失所，臣岂不愧见僚吏。以此将臣合转一官与直方充赏，不惟少酬其劳，亦使臣今后有以使人，不为空言无实者。于臣亦为莫大之幸，且免后人援例，庶朝廷易为施行。臣不胜大愿。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贴黄〕臣所论奏，皆有实状可以覆按。本合候尹遇等结案了闻奏，又恐朝廷未尽以臣言为信，更当行下监司体问逐贼凶恶之实，与直方捐躯奋激之状，故及逐贼未死闻奏，庶可以覆按施行。侥三是管三火中有名强贼人，管四是管三弟。此二贼欲得远近畏服，故诈称二人姓名。

〔又贴黄〕奏为汝阴县尉李直方捕获强恶贼人，乞依《编敕》第三等酬赏。候敕旨。

六贤谓汉陈钦，钦子元，元子坚、卿；关士燮，燮第一子廞。按《后汉》、《三国志》，钦字子佚，与刘歆俱治《左氏春秋》，而钦自名家，后仕莽为将军。元字长孙，以父任为郎，少传父业，为学者所宗。建武初，抗疏论立《左氏》，与不宜令司隶校尉督察三公，帝从之。及数陈便宜不用，以病去，终老于家。坚、卿有文章而史逸其论撰。燮字成彦，汉举茂才，除巫令，迁交趾太守，学问优博，达于从政，而谦虚下士。方中原阻兵，士人避难者多往依之。卒年九十一。廞初为郡督邮，辟司徒掾，雅为黄琬器重。董卓乱，乃亡归，燮表为合浦太守。孙权据吴，南掩交广，燮以廞入质，权以廞为武昌太守，大贤之。见于史者，其本末梗槩如此，而苍梧之人未尝究知。太守李公亨旧好古乐善，历求汉唐以至本朝，得名臣钜公有兴是邦者七人焉，改立堂祠之于水泉之上，以慰邦人之思。又即黉舍塑六贤之像，并以其本末刻之于石，使学者岁奉其香火。谒先圣已，则退而旅拜六贤于祠堂之下，瞻其像，想见其风采，而生希慕之心，如在乡党焉。其敦劝诱掖，可谓至矣。孟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学者姑勉之。异日有继六贤之后，父兄子弟名重一时，光传青史者，无忘吾太守李公敦劝诱掖之力也。绍圣二年三月初一日，苍梧县令兼簿尉事舒勉记。

问：后夔、师旷之于音而有惉懘，非所以为善乐也；王良、造父之于马而有蹶骤，非所以为善御也。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之于政，而犹有疏阔，乌得为善治者哉？孔子曰：「行夏之时」。盖以建寅之正奉天时，授民事，为最正者。夫夏之时既已尽善，而商、周何乃建子、建丑，纷更之为四时之令，十二气之事，无乃舛逆而不顺欤？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禹勤劳于天下，民之便不便，利害纤悉之际，宜无不尽者，而贡犹有所不善者，何也？夫助法既已善矣，而周人必改为彻，岂亦好为更张而不宁者欤？周初五刑之属二千有五百，轻刑与重刑相若，文王以来未之有改也。至穆王始作《吕刑》，其属三千，减大辟三百，宫刑二百，而增墨、劓为千，使轻刑多而重刑寡。夫周之初，其刑皆重，而今始轻，意者文、武、成王、周公之仁，不及穆王欤？三代之法可谓尽美矣，而时独夏为正，赋独商为善，刑独周穆王为轻，凡其法皆圣人作，而各有未尽，常求其说而不得，愿与诸君论之。

问：所贵乎圣者，贵其能知天命也。命当行耶，吾之道与之偕行；命当止耶，吾之道与之偕止。盈虚消息，周旋曲折，圣贤之所昭彻独见乎此，其必无失也矣。然而孔子执贽行于天下，所见之君无虑数十，而尤眷眷于槔灵、鲁哀、齐景而不去，甚者至于南子之污、公山佛肸之叛而犹往焉，何其求用之汲汲？战国之世，则又大异于春秋矣，而孟子持必不可合之说，以见不足与有为之君。如齐之宣王，既已不能用孟子，而犹徘徊于昼，以待其召而复也。虽蕞尔之滕，其在天下眇然甚微，而亦与之论王道，惟恐其不见用也。无乃于道自轻而不自重欤？岂知其不可而强与之欤？抑不知其不可而冒进欤？皆非所以为知天命者也。圣贤之意将安在，愿与诸生辨之。

问：天生财而民用之，君理之，必使民裕于下，君足于上，上下兼得而不可以一缺，此古今不易之道也。然夏、商、周之时两得之，汉、唐之时两失之，有不可不论者。禹之治水，勤天下之力，冀、兖之作至十有三载乃同，而馀州犹不与焉。汤之兴以七十里之国，而文王、武王亦不过百里。当其初造之时，四方君长日交于廷，征诛之师日出于外，汤又以馀力饷葛伯，文王亦岁奉商之职贡。当此时，泽梁不禁，关市不征，赋敛薄而国不匮，民不困，未尝闻其理财，而沛然常有馀，卒以此成王业，此何为其然也？至于汉、唐以全盛之天下，而又理财之道日夜讲求，无所不至。汉之榷酤、盐铁、白金、皮币，唐之隐户剩田、间架之利、转漕之法，无所不用。桑羊、孔仅、赵过、宇文融、第五琦、刘晏、李巽之徒，鞭算心计，无所不尽。然而君民皆耗虚，至以此生变，此又何为其然也？岂天之生财饶于古而啬于后耶？抑时有盈有虚，而术有善不善耶？恭惟国家军国之费亦广矣，然比年以来罢力役之征以惠四方，又念蜀远民或有未裕，则万里遣使，求所以裕之者甚惠。日者恩诏之下，所以搜求其条目，罢而去之，以厚民者甚备，普天之民孰不衔戴？而蜀民呼舞独为甚切，吾君吾相泽流天下为甚大矣。其所以足国裕民而两得者，近所未有，此亦何道而然欤？夫不求汉、唐之失，无以知夏、商、周之得；不观夏、商、周之得，无以见今日之美，愿详著之于篇。

问：异学之在天下，君子必锄而去之者，以其有害于吾之道也。孔子曰「恶莠，恐其乱苗」，「恶紫，恐其乱朱」。所恶者，恶其似是而非耳。夫异学者，必并缘圣人之说而有甚似于其间，墨氏兼爱而同是尧舜，许行欲君民并耕而其说本于神农，孟子因而辟之，岂非以其近似而为害深也欤？吾宋元祐间，伊川程氏进于朝，其学始盛于伊洛，至今而遂广及于天下，其说一本于《中庸》、《大学》，举诚与恭以为谨独之要，务在默识力行而去人欲，而全天理，凡佛老杂说皆摈斥不道，而一以孔氏为宗。天下之士见其本于孔氏也，是以波荡而从之，无疑其说之是与非，同与异，甚似而难辨者，与墨氏、许行又相远也。而论者疾之，断然以为奸，何哉？今庙堂之上又将行其说，而言事之臣皆谓异学而攻之，抑以其似是而非欤？而推原程氏之学所从得与其所从失，于吾夫子之道是否同异果如何，以明晓天下，庶几少佐今日扶正道、去异学之治云。

问：今学者率喜措意于性命之表，务为滉漾不可究知之说，以为圣贤之极至。礼乐之文绸缪委曲，灿然可以相接，则指以为粗云。往往荡然习放旷，而以区区之文为不足学，学其极至者斯已矣。吁，亦既甚病哉！且唐虞之盛而皆出于周旋揖逊，其所以变化天下之士，使之日就道德之质，各适于文武之用，刚柔缓急皆不失其中，进退语默而无愧，死生祸福之所不能动者，意其当时必有大出于礼乐之外。然唐虞远矣，犹可以想见者，惟其雍容之风尚在耳。而三代之法又养之于大学，试之于射宫，其文为甚详。士生其间，出入于和鸾玉佩之中，而燕处于雅颂琴瑟之际。衣服有常，几杖有铭，视听言动莫不有节，若此者抑亦可以为粗欤？则洒扫庭内，槔武之所警，恂恂乡党，孔子之所居者，皆今之学者所尝忽也。而二圣人之所笃行者独何哉？然昔之论君子者，以为不必相与言也，以礼乐示之而已。夫礼乐之用又何以不言而相示欤？夫成于乐，立于礼，所以为学之终始者，其旨安在？愿闻其实。

问：振天下于怠惰废弛、因循茍且之中，而与为刚健奋振、卓然有立之治，此人君之最难能，古今之最难逢，当世仁人君子、豪杰有志之士所以咨嗟愤闷，慕望而不得见者也。自非人君赫然有立于上，而天下之人杂然应之于下，有不能至者矣。昔者周之治放于柔弱，宣王起而振之；汉之治放于因循，宣帝起而振之；唐之治放于姑息，宪宗起而振之。三代以来，迄于五季，独能以刚健振起者，惟此三君而已，是可谓难得也矣。夫岂三君者独能赫然自为之哉？盖亦天下之人杂然应之，而后能至于此也。尝考之于其书，周家之臣，王命之肃，必与将之，邦国之否，必与明之，衮职之阙，必与补之，何其忠也！神爵、甘露之间，至于文学法理、工匠技巧之事，皆极其能，何其精也！元和之初，荐士三十，以助成其治者，何其盛也！岂天下之人自尽其力而为之欤？抑三君者有术于此以起之欤？不可不究明其所以然。恭惟主上当中兴平定之馀，虑天下之人久废于无事，英断独运，动荡振刷，而大作起之，广开众正之门，杜绝群枉之路，宪度一新，威令一振，风声所暨，际天所覆，罔有内外，莫不悚动鼓舞，以观千载希阔之举。《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今欲使天下之人尽革去前日怠惰废弛、因循茍且之风，群臣皆如周之忠，万事悉如汉之精，众才又如唐之盛，以大应今日惟新之治，将何道而可？其并三君所以然者悉陈之，以佐今日之万一云。

问：三代以降，天下之俗，何纷纭其亟变也！一时之士必有一时之俗，一时之俗必有一时之弊，一时之弊必有一时之害。未有有士而无俗，有俗而无弊，有弊而无害者，此何为其然也？士患智不足以识变，而战国之士智而至于诈；患勇不足以立事，而秦之士勇而趋于利；患无宽柔和易之行，而西汉之士柔则失于偷；患无刚毅挺特之操，而东汉之士刚则陷于讦；患无高远之志，晋之士高矣，而荡为虚浮；患无文章之用，唐之士文矣，而流为华靡。岂三代而下者，其俗终不可革欤？凡所以至此者，其故何也？其始必有以作之，作之必有其端；其终必有以成之，成之必有其渐。以至于风成俗定而不可复改，此又不可不求其故，而论其所以然也。其始不过出于士之所习尚，而其利害祸福及于天下而莫可解，其可不思所以救之之道欤？今欲使天下之士智而不至于诈，勇而不趋于利，柔不偷，刚不讦，高不荡于虚浮，文不流于华靡，去数代之弊，以成一代之俗，其亦有道于此乎否也？《易大传》：「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所趋甚异，而圣人以为同，何耶？太公佐武王伐商，其功列于《诗》《书》；伯夷不食周粟，而《传》称其仁。是皆天下之大老，尝经圣人所去取者，而不同犹如此。出于圣人之后，而其趋异者将何以定其同与否耶？张良佐汉有天下，终从赤松游；而四皓则遁秦，亦不仕于汉；梅福尝上书论事，一朝弃官以去；扬子云校书天禄，严君平、李仲元皆其友也，而终于隐；严光当光武世，亦可出矣，而老于钓；荀爽，申屠蟠，徐孺子之于辟命，或就，或不就；诸葛孔明、庞士元事蜀，而庞公采药鹿门不反。当此时，管宁亦不应朝命，晋孙登居宜阳山，但抚一弦琴而不言；陶潜尝为县令矣，而赋《归去来》；王通讲道河汾，著书垂后，盖有志于世者，而称仲长子光为天隐。是众贤者之所以或出或处，或默或语，其意各安所出？于君子之道其亦有合乎否耶？所趋如此其不齐，其心果同乎否耶？

问：甚哉，文章之变，其得丧之关于天，而盛衰之关于世也！孔子曰：「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文之用否，其大矣哉！三代之盛，训诰誓命之文，风赋雅颂之作，道德仁义礼乐寓于其中，圣贤之心术，天下理乱之几微皆在，得非关于天者哉？至其衰季，孔子出焉，删定系述之文作，而其用被于千万世，何其甚盛也！岂亦禹、汤、文、武有以作成之欤？汉司马相如辈所作，而班固遂以为汉文章与三代同风，其果信然耶？然固之论，如贾谊、司马迁、扬雄，不在其列，何也？唐文自太宗以来，犹未改六代浮靡之习。大历、贞元间，韩愈、李翱、柳宗元出，而唐文始复古，亦可以庶几三代之文否也？汉、唐之文，君亦有以作成之欤？恭惟吾宋二百馀年，文物之盛跨绝百代，盖其始盛于庆历、嘉祐、治平，而后一振于元祐，文采述作、论议术学众多繁夥，又非汉、唐之所可几及矣。然则祖宗之所以作成之者，亦以何道哉？夫得丧之关天，盛衰之关世，千百年之间，其盛不过汉与唐与吾宋三而已。但吾宋之文章，其所从兴与其所从盛者何由？与三代、与汉、与唐何辨？作成之道何由？断而论焉，一王之法为百世之鉴可也。

问：为天下者既有已行之法，必务为可见之效，而后天下可为也。使其法令虽行而成效不见，民不被其实利，而国不蒙其休美，则所为法令者，是徒为无益之文具而已，其将何以致天下之理哉？国家自军兴以来，岁周一星有半，亦久矣，今始享一旦息肩之安，则夫所以讲求乎国本，设为已行之法而责其可见之效，使民厚其业而乐其生者，在今日所不可缓也。昔汉文当高祖创业之后，专以农为务，其诏之为农而下者十常六七，亦以其不可缓焉耳。是以当时海内富足，兴于礼义，几致刑措，亦其效之可见者也。主上比岁以来务农之诏旁午于郡县，不啻汉文之日矣，而犹以农不加劝，谷不加多，户口不加益，而仓廪日虚为叹，何哉？日者下诏旨，欲责漕臣，使率属部守令正经界，均赋调，趣耕殖，以为民仰事俯育、养生送死之计，夙夜之意至深切也。然考之于田野之间，则今日之弊犹前日也。经界之未正，赋调之未均，耕殖之未趣者，尚多有也。呜呼，当循习之久，经界未易正也；多寡之不齐，逃匿隐落之不一，赋调未易均也；荒芜之多而游手之众，耕殖未易趣也。然则将何术以正之、均之、趣之，使效有可见而法不为虚行，使民被实利而国蒙休美哉？方求其术而不得，诸生其条陈之。

问：三《易》之书名之所命必有其义，书之所作必因乎人，卦之所次，数之所占，孰同而孰异？取而为卜筮者，孰当而孰否？其推明之。

甚矣，道之难明也。闻道者多而知道者少，语道者众而味道者希。其弊盖起于世之儒者，措意太过，立言太高，而不能知道之深，味道之切，是以道日远人，而人亦以道为清虚无用之物，举而措之庄、老之间，是不知道可以一言而尽。孔子曰：「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此言道也，非言文也。语道至是，则道之兴亡，非天而何！茍天下幸遇圣人，百度修明，庶政和穆，则是道也，应入于刑名度数之间，而为礼乐刑政之化。天下不幸而逢暗世，则是道也，亦将自晦于无用之地。历古而来，圣圣相承，虽所尚之不同，所为之各异，而区区所传，亘千古，历万变，亦无非是道而已矣。故董仲舒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三圣相承而守一道，故《系辞》亦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故古之圣人所以体道之妙，用道之实，其示天下也，虽有可见之迹，而实运于不可见之心；虽有可知之事，而实藏于不可知之用。其举而为事业，则可知而可见者，常载于《诗》、《书》；其化而裁，通而变，不可见而不可知者，独传于三《易》。则《易》之书，实天之所畀，道之所在，岂可轻议之耶？昔伏羲之作造于太古之初，其圣神之妙，仰观俯察，可以画卦矣，然而未敢以自为也。及龙负图而出于河，龟负书而出于洛，乃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文王当明夷之时，羑里之难，险阻艰难备尝之矣，重爻之意，亦未敢以自擅也。及凤凰之至，乃始精六十四卦而重之。仲尼值晚周之衰，负天纵之将圣，以好学之不倦，亦可奋然而兴《易》道矣，然亦未敢自专也。亦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逮夫五十以学《易》，且韦编三绝，岂非是书也天之所畀，道之所在，而圣人亦不敢以轻议者耶？向使凤鸟不至，而河不出图，是数圣人者，亦泯然而已矣。奈何圣人虑患之心，思天下后世之切，至以谓吾而不言，千百载之后，吾之所为妙用者蔑而不传，则道亦从而丧矣。是以伏羲、神农、黄帝则有三《坟》焉，夏、商、周则有三《易》焉。三《坟》亦三《易》也，三《易》亦三《坟》也，其妙道一也。是皆圣人不可易、不可知之事存乎其间。盖是书也，亦幸而出于三皇之时，而显于三代之际；亦不幸而罹春秋，更战国，遭秦历汉，泯没于千百载之后，遂使腐儒曲学得以肆其臆说，妄议上古，遂以为无用之具。虽或取信于一时，然亦不过目之为卜筮之书。大抵其说不过有四：以为春秋之时，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楚子指以视子革，以能读古书。春秋之至今几千百年矣，时之久远，此其所以致疑者一也。历古而来，典籍之阨，不可胜数矣。风雨之沾霈、水火之沈烬亦屡矣。西汉之兴，虽间出于屋壁之藏，未必能无遗散者。故汉下求书之诏，是书亦不显于是时。《艺文志》所录古书为详，而是书亦不载于当世，此其所以致疑者二也。《周易》实出于近古，遭秦焚书，又以卜筮独得不废罢。然而「载鬼一车」，「需于血，出自穴」，与夫《系辞》所谓子曰之辞，后世之议者未免致疑于其间，况是书《姓纪》、《皇策》、《政典》之篇，文辞质略，义旨深厚，不可以言语造者，又焉能晓其义耶？此其所以致疑者三也。羲和湎淫，夏后征之，其出征之辞引《政典》曰：「先时者杀，不及时者杀」。后世莫不以为夏后氏为政之典，虽孔安国亦莫不以为然。今此书《政典》之篇，颇与《书》合，则其辞之可具载于《诗》、《书》，隐而难知，略而不详，又不过如此，此其所以致疑者四也。呜呼，历是四疑，而遂使三皇与夫文王、孔子尽心者流，非特郁郁不伸，又入于卜筮之学。夫岂知治天下之妙用实在于此，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天之所畀，道之所在者欤？噫，所不可知之事阙之可也，所不能之事置之可也。茍不能然，而簧鼓邪说，妄指圣人之书以为伪妄，吁可痛也！幸承明问之，及欲论是书之义，则非止十稔之穷思，数万之累辞，盖圣人之神道妙用寓于其间，而实非区区场屋之文敢议也。若夫止于名之所命，书之所作，卦之所次，数之所占，与夫取而为卜筮，下及诸儒之论，秘府之藏，则亦不敢不论，以攻邪说。恭惟神宗皇帝以道德格天下，以淳厚化斯民，天人之妙趣，性命之至理，蔼然见于当时。故天不爱道，《河图》、《洛书》复降是道以助至化。元丰之七年，西京之部使者巡按部属，历唐州之比阳，是书复出于野民之家。天之未丧斯文，岂特斯民之幸，而亦吾道之幸也。昔孔安国叙《书》，以为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天道也。今考《坟》之所以有三，曰山坟，言君臣民物，阴阳兵象，谓之《连山》；气坟，言归藏生动，长育止杀，谓之《归藏》；形坟，言天地日月，山川云气，谓之《坤乾》。盖《坟》虽兆于三皇，而其道实显于夏、商、周之际。故仲尼常曰：之杞而得夏时，之宋而得坤乾。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此其命名之义，作书之人，有如此者。《连山》之书以艮为首，《归藏》之书以坤为首，《坤乾》以乾为首。虽三《易》之书卦之易次，名之不同，而其经卦皆八，其重爻皆六十有四。及夫揲蓍布数，取以为占验，则阴阳老少之文，大抵亦不离乎七八九六而已。盖七八者，少阴少阳之数；而九六者，老阴老阳之数。天地之所为，时运之所会，虽圣人亦岂得与夺于其间耶？此其次卦之序，占数之际，虽稍有不同，大抵如执会要，以观方来，终于殊途同归耳。此其卦之所次、数之所占，其同异有如此者。然而《周礼》独载是书于太卜筮人之官，而纯取以为卜筮，遂使圣人之神道，以为后世淫巫瞽史卜肆占市之设。先儒或以《周礼》为战国之说，不足怪者。且左氏好巫，其所载占筮最为详悉。以《周易》为占者十有六，以《连山》、《归藏》为占者一。南蒯之筮，《周易》之筮者也，遇《坤》之《比》，其繇曰：「黄裳元吉」。穆姜之筮于东宫，此《连山》、《归藏》之筮也，遇《艮》之八，其繇曰：「元亨利贞」。是南蒯、穆姜之筮皆吉兆，然而咸以为不祥之事。惟此二兆颇为近正，其馀又怪诞不经，则是书谓之卜筮则可，谓之纯为卜筮则不可，此其所以为卜筮者如此。然是书之不幸汩没于世，而杜子春、郑康成皆先儒之美者，而无一言以及之，又从而为之说曰：「此阴阳之说也」。惟杜预、孔安国辈粗能得之，而亦纷纷藉藉，终以不振。至于隋唐之盛，括囊典籍，文物灿然，而秘府所藏，尚不过《连山》、《归藏》二十三卷，而《坤乾》之书，亦未见其间，此其诸儒之论，秘府之藏，不过如是而已，此三《易》之始末也。抑尝论之，书之泯没于世，非大圣大贤则不能振起之也。有若《荀子》，有若《鹖冠子》，有若《仪礼》，有若《墨子》，非韩愈而振起之，则与异端邪说并弃于世矣。有若《列子》，有若《文子》，有若《鬼谷子》，有若《亢仓子》，非柳宗元而力辨之，则其遗编馀论，亦与草木而煨烬矣。是数子者尚不过论五霸之大略，或崇虚无之空言，或为黄老刑名之学，或出于战国纵横之流，而二贤尚能扶持，使炳耀以传诵于人之耳目，况三《易》之书，天之所存，道之所在，圣人之妙用存其间，此正诸生喜与执事者论之。

问：东京何休道术深明，有闻于世，其解诂《公羊》之传也，以《春秋》之论駮汉家之政，凡六百馀条。其说虽不传，然意其为人，必非茍然者。其后服虔又以《左氏》之说正何休之駮，凡六十馀条，则何、服之学，其可谓通经术而晓世务者矣。诸君得为何休，其能駮汉者何事？使诸君为服虔，则其駮何休者何说？

六经备于孔子，隐于战国，火于秦。比汉兴，稍复出矣。而西京以朋党乱，东京以图纬惑，圣人之意，其存者鲜。夫《诗》、《书》、《礼》、《乐》，非明问之所及也，请独以《春秋》言之。《春秋》之为经一，而为传者有三。汉武帝表章六经，《公羊传》盛行于时，《谷梁》之学出于宣帝，《左氏》之学起于哀、平。言《公羊》者，有严、颜、眭孟之徒，而胡生为之祖；言《谷梁》者有伊、胡、申章之徒，而鲁荣广为之宗；言《左氏》者有陈钦、贾护之徒，而刘歆为之倡。刘歆尝欲立《左氏》矣，而大司空师丹以为非毁先帝。严彭祖尝奏议殿中矣，而太傅萧望之折之以《谷梁》之言。言世次则有孔子、子夏传授之殊，言远近则有齐学、鲁学之异。大抵经有数家，家有数说，分文析字，烦言碎辞，信异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古人所谓党同门，妒道真，而无徙善服义之心者是也。光武中兴，承新室诡政之弊，而白水卯金之语，执以为受命之符。此风一扇，天下靡然从之，于是圣人之经与邪说并行矣。郅恽之论，谓汉历久长，孔为之训，而贾逵之攻二传，则谓刘氏为尧后，惟《左氏》独有明文。然则《春秋》之旨，其说杂乎谶纬者类皆如此，是可叹也。愚尝论之，西汉之士乱于朋党，故朝廷之上无豪杰之士，而新室之变遂以兴；东汉之士惑于邪说，故圣人之教日以沦亡，而西域之书于焉得入。此理势之自然，无足怪者。观西汉《春秋》之士，如公孙弘、董仲舒、翟方进，可谓大儒矣。然公孙挟诈多私，中伤贤士，迁董仲舒，杀主父偃，皆出阴谋，则《春秋》善善恶恶之理，宏盖不知也。方进内求人主微指以固其位，善淳于长以持其宠，此正犯《春秋》外交之讥。惟江都董生慨然力学，有意乎三代之际矣，然犹不能卓立杰出，而《玉杯》、《繁露》、《竹林》之书，阴阳闭纵灾异之学，皆守《公羊》之家法，宜乎后世之所深惜者也。东京郑康成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号为仲尼之门未能远过，而贾景伯父子盖杜征南所谓先儒之美也。然二人之学，皆以图谶从事，则其他可以想见矣。景伯常入讲南宫，黜二《传》以扶丘明，彊执诬罔之辞以符异端之说，使丘明有灵，其将喜之乎？何休尝以私意著《三传优劣论》，而康成为之「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然何休之与康成，要皆图纬之学也。左右剑佩，彼此相笑，岂容一胜一负者乎？陈元有言，诸儒之驳议皆「断截小文，媟渎微辞，以年数小差，掇为巨谬，遗脱微细，指为大尤」。所谓小辩破言，小言破道，此两汉之风俗也。明问所谓何休驳汉事六百馀条，服虔驳何休之所驳六十馀事，亦不复置言可也。诚难以辱执事之听矣。然审是去非，学者之职也，试以其学乎《春秋》者妄为执事言之。汉自高祖以来，治杂霸道，而叔孙通绵蕝之礼已为一代伟观，则其君臣政事得罪于《春秋》者如何也？《春秋》「公及戎盟于唐」已重讥矣，而奉春君至于与匈奴结和亲约；《春秋》初税亩已深贬矣，而武帝至于算及舟车。起柏梁台，筑台于秦之罪也；射蛟江中，矢鱼于棠之诛也；郡国建庙，立武宫、炀宫之黜也。何休之驳不知其为何语，而愚之所驳与休异者，愚不学图谶也。《公羊》之书喜为怪僻，而何休学之又复甚焉。以《春秋》托受命于鲁，托隐公为受命之王，是则无君臣之分；以绝文姜不为不孝，拒蒯聩不为不顺，是则无父母之恩；以纪季之权绝先祖之祀，是则无兄弟之义。以至三统之论，灾异之应，皆为违经背道，而血书端门之语，尤为名教之罪人，此何休之失也。服虔之驳不知其为何语，而愚之所驳与虔异者，愚不党同门也。呜呼，何、服之学，愚虽未尝见而以为不足言者，以其人观之也。何、服之学，愚以为不足言而终有言者，以《春秋》论之也。《春秋》之学于今盛行，《左氏》以杜征南，《谷梁》以范武子，而《公羊》则以休也。愚纵观三家之书，考其行事，而休实非二子徒也。杜征南奇谋伟论，振耀一世，而江南之役遂收破竹之功，谓其不深得《左氏》可乎？范氏之不私所学，考圣经而质众传，斥何晏、王弼之论，破晋朝浮靡之风，此其存心以公之效也。执事所谓通经术而晓世务，愚意以为有二子之学，而后可以当焉。若夫讲论当世之务，质以《春秋》之说，则常日愿效二子之为人，固不敢以容易谈也。

问：朝廷之所尚，天下之所趋也。所尚者正，天下悉趋于正；所尚者不正，天下悉趋于不正。枢机之所发，本原之所自，不可不谨也。盖三代之季，六经之书既作，而专门之学未闻于天下也。庄老之学虽出，而浮虚之学未闻于世也。至西汉宣帝与诸儒讲六经于石渠，东汉显宗亦与诸儒讲六经于桥门，自是朝廷所用之公卿大夫，皆专门之士也。如是，天下安得而不趋于专门之学？至西晋之君以山涛、王衍为政，东晋之君以庾亮、殷浩为政，自是朝廷所用之公卿大夫，皆浮虚之士也。夫如是，天下安得不趋于浮虚之学？此二学之行于天下，岂非汉、晋之君所尚有以驱之耶？圣贤之君如日月也，而二代之君放为淫僻，堕为此学，其失安在？吾宋之盛，朝廷之上未尝尚此，而专门浮虚之学遍天下，何哉？其所以然者，岂无所自耶？主上神明，照见新弊，申敕天下学校禁专门之学，使科举取士专以经术渊源之文，其涉虚无异端者皆勿取，所以幸惠天下之士者大矣。汉、晋之君，方且倡为此学，真今日之罪人也哉！夫专门之学行，则议论将入于不通；浮虚之学行，则人才必至于无用。则去之不可以不尽，而除之不可以不速也矣。汉、晋尚此而其学亦行，幸考其所以然而求其所自，并与汉、晋之所以失者而陈之，将告于上，尽去而速除之，以正天下之学术云。

有国有家者，崇设学校，将以教民兴行也。民之生也，分则君臣，亲则父子兄弟，聘则夫妇，责善则朋友，是乃人心同然。日用之常者，而圣人严之；城池之守，甲兵禁令之防，非可少缓，而圣人弗恃。何哉？学校之事，固不若威强制禦，可以旦暮见效。然三纲明则奸宄知畏，五教修则良心日生，诗书之泽，蒙被生民而不知。试使六经之言一日坠地，名义废而不存，天下事可胜言乎？帝王之治始于徽五典，谨庠序，民兴行而朝廷尊。秦燔六经，隳大伦，而国随之。汉、唐以降，向道虽不及古，若仁义起兵，绵蕝制礼，与夫投戈讲艺，锐情经典，厥祚亦昌。末世贱学，虽不至秦，然名存实亡，格言勿用，士气伤而风节坏，兆乱皆一辙耳。学校重轻，用以卜人之国，真蓍蔡也欤！我宋肇基，务先文教。庆历初，遂诏州县皆建学，而列圣训告尤备，绍兴中，又以石经嘉惠士子，三代之后未有也。建康学宫旧在西北隅，景祐初元，陈恭公执中徙今地。建炎荡于胡寇。绍兴九年，资政殿学士叶公梦得复新之，规摹略备，独累朝御书缄藏夫子殿中，严奉犹阙。庆元乙卯，宝文阁学士、尚书广汉张公来镇，扶善剪奸，礼延多士。教授王益祥、陈与行因有请焉，大旨谓「学校风化之源，尊君人伦之首，不有所表，为政者得无阙典？建康江淮都会，曾弗如偏障支垒犹能宝储列圣奎画，愿有所尊，以明示州人，俾知国家崇儒也」。诸生洪𫒌、裴叔度、朱舜庸、朱梦龙、郭致一等从其后。尚书悚然改容，顾岁饥方讲荒政，明年遂命安抚司干办公事游九言协两教授经始其事。充其司者：使臣李荣董役徒，陈钦核金谷，吏罗演、朱继先、俞友仁行文书，魏辅、李鉴录出纳。计工程者军典王永，讥门者严惠，卒九人：典用物冯亮、尉辛、韩郑耿三旺也，分役事薛进、雷兴、斌旺二李也。匠五等，魏安正绳墨精巧，规制合度，观者赞焉，朱义副之。栋梁既具，梯云行空，运机牙而屋之者戴义也，瓦甃邵立也，织苇折竹汪德也，刻栏雕枅制木之小者王士宁也。起七月丙午，毕季冬望。阁左右旧挟污池，虑其久而淫润，颓吾址焉，最后斋谕严康时请躬视役夫，运甓覆篑以实之。用人之力积二万八千有奇，讫事不鞭一人，盖揭通衢示其直以招之，非下诸邑逮追也。用缗钱八千，硕米七百，皆有奇焉。阁高六丈三尺，纵广五丈四尺，横广视阁高之数加其三，奇其尺如之。下为议道堂，以待师生閒燕游泳而讲谕也。役无半期，费弗盈万，择人而使之，小大协心也。教官复告于府，黉舍久且弊，益祥、与行之来也，撙节滥浮，得芦场羡钱八百缗，米七十硕，愿附建阁葺之。易命教堂腐挠四之一，门庑之易者十二，公厨撤而更造。阁东隅创较艺誊录九楹，复可支岁月矣。役甫罢，尚书移镇南昌，欲求当世大官纪述。又明年，九言、益祥、与行俱迫代去，诸生谓记文未至，来者无考，先生其书之。王广文以九言终始涖役，属笔焉。九言曰：较期会，稽用度，职也；对扬上赐，所弗敢及，俟记言之。尝观孟子论无常产而有常心者士也。夫学也者，虽所以明人伦，而伦之所以明实自人心始。国家设置师儒，弗以吏道相临，异时士子充贡论官，又非止养其身荣其家也。学者亦知所以养其心乎？人之心清明纯和，初本至善，无纤毫之私也。若养于厥初，安有过失？惟其稍长而交于事物，则诱而杂之，爱欲之招，忿戾之摇，利害之夺，心始不得其正焉。心萌而事随，其害岂胜既邪！是以朋友之义参于五者之伦，正欲闲其邪以存其心，日用致察而知己私之所从起。此心既正，达而行之，则本忠孝，崇事业，以光明于时；居而未出，则雍容令德，履蹈规矩，以表励于乡党国人，岂非士君子之学欤？是知士君子者，实为四民风俗之倡，而学校者又为一郡士子风俗之倡。诸君久被教育，必自知之。九言贱且细，足迹几遍江南，每爱金陵土风质厚尚气。前年摄行倅事，日受诉牒不过百馀，较剧郡才十一尔。故为吏为兵者颇知自爱，少健狡之风，工商负贩亦罕闻巧伪。二年三被州牒走村墟赈饥，省旱涝，视城郛，加鲁朴焉。若教化素明，岂不易治？慨念老矣，行归山林，因是役也，相与周旋数月，能无拳拳？敢并书于后，当使金陵质厚之俗得所视效，以无负国家崇儒之意，是九言有望于此邦学士大夫之心也。三年丁巳季秋，承直郎建安游九言题记。

敕：朕惟陈钦以议法名世，而宠至司空；陈实以好学致身，而群为辅相。均曰有妫之后，至于再世而昌。遗风甚高，千载如在。某植道淳固，立心裕和。漫仕周行，班甫升于卿月；退居里社，光已铲于德星。独留手泽之芳，衍作孙枝之秀。升华宥府，为时名臣。是用伸其尊祖之心，霈我漏泉之泽。特进居文阶之首，虽衍旧封；太傅极宫臣之荣，载加新命。是为异数，以发幽光。可。

士生遐陬，学无名师，诵无全书，得于气禀或秀而文，职教者复不屑诲，士习日降而庳，岂颛士之咎哉！莫远于苍梧，有陈钦，明《左氏》，为博士，视闽欧阳詹始举进士，且先数百年，而恩人士至今湮晦其间，岂无瑰奇，不模不范，无以玉而成也。温陵李君茂先繇胶庠登隽科，以先正尝教授于恩，勇践前志，达尊真先生，有言侈其行，勉其以实理淑诸人，以实学充诸己。盖厚于其偏方之士，而周于望，当世之贤皆乐教英才，盛心也。茂先可为师者，而温知不废，青衿叩请，洪钟应之，学者能心契意领，矩步规趋，固无异登西山之堂，而亲承謦欬也。异日卓然以道鸣世，渊源盖有自来者。番禺子弟远从胡安定游，恩之士坐闻长者之馀论，幸矣！亦可见先生之言之教，所被者远矣！敬书诏后，俟抠趋墙仞而质正焉。

公讳通，字彦达，小字文饰，永嘉珍溪人。曾祖旺，祖益，父德真，俱不仕。公登绍熙庚戌进士第，历信州玉山簿，升从政郎，调福州宁德丞。不赴，改南外宗教。丐祠，监潭州南岳庙。公夙志当世，不卑其官，筮仕簿领，排异议，釐宿蠹，邑人德之。上官有难事，辄檄可否，悉中利病。誉荐溢至，得丞，笃手足桑榆不忍离，遂无意禄仕。分教需远次，亲故勉到官，数月辄解去。奉香火缘，乐馀年也。性庄重，平居拣语无窘步，料事精明裁决，凛不可犯。而奉亲孝，与兄弟友爱，三荆合芳，年俱九帙，同堂怡愉如少时，人仰之，目为珍溪三老。五福向用，自孝友中来。施为虽未竟，而大节可睹矣。嘉定丁丑四月戊申卒于家，年八十有四。夫人余氏，知英德府、朝散大夫闳之女，警悟书，耳目所历皆省。治家整，不以丝粟累夫子。若奉茝兰，处妯娌，敬共不怠。公之孝友，实相以成。后公七年卒，甲申岁五月辛丑日也，享年七十有五。男直清，国学进士。女，长适上舍正奏名陈钦实，次适脩职郎、荆门军教授吴幼存。孙男怀祖。女一人。以戊寅十有一月癸酉殡于吕公山祖茔侧，卜者忌未竁。宝庆乙酉七月甲申，其孤奉夫人以合葬焉。姑书梗概，用藏不朽。族子、修职郎、新福州古田县主簿景彝谨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