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哉，天台氏之建化也，以观心为法，以念佛为宗。观心者观有心以至于无心，念佛者念彼佛以證乎我佛。或升阶纳陛，同践堂奥，或顺风乘航，横绝苦海，真可谓大乘之渊源，导师之方便者矣。原夫清净本然，无有空假，因缘忽生，万法以起，河沙妙门，一念而足。所以体同寂照，神冥乐域，丘陵坑坎，悉见严净，众鸟行树，皆出法音。用之则然，何远乎尔？佛陇肇基，神化周浃，诸方向风，缘应如响。则夫来四方之珍聚，肄六时之自白业，栋宇具而神人安，钟梵作而斋戒修，又可阙乎？秀州华亭县某寺天台教院者，真鹤唳之奥园，实龙象之精舍。先是界相东南，地隙草茂。时和年丰，民有馀施，师徒日演，广厦斯作。讲诵未闻，人莫知向。法师元湛，台岭之宗，实为苗裔，言厌游方，聿来胥宇。既以知见提撕其新学，亦用方便诱掖于里俗。于是檀供旁牛，规模备具。复即净室，作西方弥陀之像，其高十有六尺，岿然垂臂，若将援溺，以应经量。邦人延宥，善施乐义，乃为之购金，以极涂饰。然后居者有以系瞻诵之悫，游者以之起师仰之愿，揭像运之观瞻，毕空门之能事矣。嗟乎，谁谓布施为住于相？众生不爱顶踵，悭贪无厌，暗覆直觉，集为苦本，流转生灭，莫知攸止。故夫信舍作则执著亡，执著亡则空寂见，空寂见则佛性具矣。谁谓声色不足以见如来？今夫金山之聚不辍乎吾目，和雅之音不息乎吾耳，尘法虽外，其心则我，茍无见闻，则无我佛。故夫乐苦空而断因果，厌诸相而求解脱，未足与语道者也。院既大成，严像且毕，以仆夙体斯道，见嘱随喜云。时熙宁五年正月辛巳陈舜俞记（《都官集》卷八。又见绍熙《云间志》卷下，康熙《松江府志》卷二六，乾隆《娄县志》卷一六，嘉庆《松江府志》卷七五，《嘉禾金石志》卷一九。）。

末句原无，据右引补。

种徵君作《嗣禹说》，大底以排斥释氏为意，谓尧水禹治，若禹之勤，世有嗣者，而迹殊矣。乃始陈仲尼能嗣禹绩，次列孟轲、扬雄、王通。其末云：「衰世不纲，上失下袭，浮图称训，昏怪谲惑，列圣彝典，欲相左右，黩戕教本，蛊蠹家国，书契而降，孰愈是者！灾流民矣，几叠世矣，克明克斥，能嗣禹者，韩愈也」。予谓徵君以韩愈排斥浮图，能嗣禹功者，其不类也，甚矣夫！洪水滔天，下民昏垫，禹乘四载，随山刊木，决九川，距四海，蒸民乃粒，万邦作乂。《语》曰：「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其拯民之功，而民实受其赐也。且浮图之教果如洪水之为害也，而韩愈空言排斥，且未闻掩其教、绝其嗣也。当韩之时，而佛教益炽，佛徒益盛，天子钦若不暇，公卿大夫尚者甚众，韩愈谏佛骨，忤主而斥逐遐荒，何能杜其源、遏其流，以拯民之急耶？若以立空言为嗣禹者，应大禹圣人亦但有《益稷》、《禹贡》之空言，则无其治水之实也。呜呼！徵君宗圣为文，力扬韩愈之道，反令上古之书皆成妄说，大禹之绩但有其言而无其功矣。抑没圣德，颠乱格言，何其甚乎！又浮图教曷乖背于儒耶？善恶报应者，福善祸淫之深者也；慈悲喜舍者，博施济众之极者也。折摄与礼刑一贯，五戒与五常同归。若乃反妄归真，亦犹地雷之复见天地之心也。柳子厚曰：「自有生物，则好斗夺相贼杀，丧其实，悖乖淫流，莫克反乎初。孔子无大位，没以馀言持世，更杨、墨、黄、老益杂，其术分裂，而吾浮图说后出，推漓还源，合所谓生而静者」。噫，子厚其达观也如此乎！以是观之，则韩之毁佛，柳之信佛，亦情之好恶不同耳，岂以韩之讥毁，即嗣禹功乎？又佛法之盛，莫盛于隋世，而王通不能极言以斥之，则是颠而不持、危而不扶也，况更申明其道乎！故《中说》曰：「斋戒修而梁国危，非释迦之罪也。《易》曰：『茍非其人，道不虚行』。或问佛，曰：『圣人也』」。且徵君既亦以王通嗣禹，通在隋世，见佛教之盛而不排斥者，是无治水之功，待韩以治，则王可嗣于鲧也。以通嗣禹，无乃不可乎！又若以韩之空言能嗣禹者，其崔浩、卫元嵩、张宾之徒率皆惑时君以殛灭浮图者，谅有过禹之功矣。茍以彼功之嗣禹，则韩之空言为崔、卫之罪人耳。抑又直以殛灭排斥浮图而嗣禹功者，则圣帝明王有敷行浮图教者，岂皆为洪水之害耶？皇朝三圣悉奉其教。太祖召僧往西域；太宗修坠典，置译场，翻梵书，以广其道，御制《圣教序》以发挥张大之；今上亦然。盖知西圣清静无为之学可以毗于大政也，翻不如韩愈而嗣禹功耶？徵君之悖德悖礼亦甚矣！言伪而辩者，徵君有之。

万物莫不由之之谓道，而道非圣人不行。故自伏羲、神农、黄帝，以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咸以此道维纲四方，扶持万世，载在方册，命之曰儒。其后老聃氏得此道，而一于清净无为，是为道教。释迦氏得此道，而一于慈悲方便，是为释教。二家虽建立不同，语言有异，而其诱掖警动吾民，使恶者化而为善良，邪者化而为正直，阴有辅于吾教亦多矣。兹其所以更历代之废绌，经诸儒之排诋，而终不能以绝也。后之君子以浮虚长而晋乱，斋戒修而梁亡，遂并罪其教，至耻言而恶闻之。不知当时君臣之所崇信，诚得夫清净慈悲之本，晋虽至今治可也，梁虽至今存可也。悲夫！故侍讲杨公讳杰，字次公，无为人，少以文学致身兰省，而尤深于释迦、老聃之教。元丰中，尝诏对便殿，问以佛法，继被旨修道门科仪。平生所著二家诗文最多，得大辨才，通达无碍。当时好谈性理之学，如临川王介甫，眉山苏子瞻，犹或避路，放一头地，而况馀人乎？今《无为集》外有别集若干卷，载二家之诗文云。

年月日，杭州灵隐永安兰若沙门臣契嵩谨昧死上书皇帝陛下：某闻穷不忘道，学者之贤也；亡不忘义，志士之德也。于此有人，虽非贤德，而未始忘其道义也。今欲究其圣人之法之微，此所谓不忘道也；今忧亏损陛下之政治，是所谓不忘义也。某，其人也。某尝以古今文兴，儒者以文排佛，而佛道浸衰，天下其为善者甚惑。然此以关陛下政化，不力救，则其道与教化失，故山中尝窃著书以谕世。虽然，亦冀传奏陛下之丹墀。而微诚不能上感，尝恐老死岩壑，与其志背。今不避死亡之诛，复抱其书，趋之毂下，诚欲幸陛下察其谋道不谋身，为法不为名，发其书而稍视，虽伏斧锧，无所悔也。若今文者皆曰必拒佛，故世不用，而尊一王之道，慕三代之政，是安知佛之道与王道合也？夫王道者，皇极也；皇极者，中道之谓也。而佛之道亦曰中道，是岂不然哉？然而适中与正，不偏不邪，虽大略与儒同，及其推物理而穷神极妙，则与世相万矣。故其法曰随欲，曰随宜，曰随对治，曰随第一义，此其教人行乎中道之谓也。若随欲者姑勿论，其所谓随宜者，盖言凡事必随其宜而宜之也。其所谓随其对治，盖言其善者则善治之，恶者则恶治之。是二者，与夫王法以庆赏进善，以刑罚惩恶，岂远乎哉？但佛心大公，天下之道善而已矣，不必己出者好之，非己出者恶之。然圣人者必神而为之，而二帝三皇庸知其非佛者之变乎？佛者非二帝三皇之本耶？《诗》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是盖言神之所谓不可测也，茍有以其所宜而宜之。陛下乃帝王之真主也，宜善帝王之道也。今陛下专志圣断，益举皇极，以临天下。任贤与才，政事大小必得其所，号令不失其信，制度文物不失其宜，可赏者赏之，可罚者罚之。使陛下尧舜之道德益明益奋，则佛氏之道果在陛下之治体矣。经曰：「治世语言，资生业等，皆顺正法」。此之谓也。此推圣人之远体，不止论其近迹耳。然远体者，人多不见；近迹者，僧多束执。惟陛下圣人，远近皆察。幸陛下发其远体，使儒者知之；谕其近迹，使僧者通之。夫迹者属教，而体者属道，非道则其教无本，非教则其道不显，故教与道相须也。昔唐德宗欲慕其道，而不奉其教，非知道也。懿宗泥其教而不体其道，非知教也。武宗蔑佛，盖不知其教道者也。某窃窥陛下赞诵佛乘之文，陛下可谓大明夫佛氏教道者也。而学者乃有不谕陛下圣德如此，何其未之思也！《洪范》曰：「会其有极，归其有极」。此总谓之「皇建其有极」之意。明王道唯以大中为准，必无党无偏，无反无侧。其合会其有中道者，同归其中道耳。《春秋》之法，尊中国而卑夷狄。其时诸侯虽中国，或失其义，亦夷狄之；虽夷狄者，茍得其义，亦中国之。是亦孔子用其大中之道也。故传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义者，理也，圣人唯以适理为当，岂不然乎？而学者胡不审《洪范》、《春秋》之旨，酌仲尼之语以为议论，何其取舍与圣人之法相盭，徒欲茍三代而无佛耶？夫三代之时，其民初宜一教治之，故独用其一教也。三代之后，其民一教将不暇治，或曰，天以佛教相与而共治之乎。夫天下之不可欺，莫甚乎天人之际也。今欲明此，不若以天人而验之。佛教传之诸夏，垂千载矣，举其法，必天地鬼神顺之，人民从之，深感而盛化者，益以多矣。其事古今之所闻见者，皆可以条对而筹数也。凡所谓教者，皆古圣人顺天时、适民所宜而为之，以救世治者也。然圣人之心，宜与天心相同，但在于逐人不陷恶而已矣，岂局其教之一二乎？《书》岂不曰「为善不同，同归乎治」也？今论者不探其所以为教之深远者，第见其徒不事事在家，逃脱外形骸，不躬衣食，以为诡异，与俗相远，而切深讥之。徒恶黑黧为患，而不见脉患之深也。黑黧不过变其皮肤矣，脉患至深，则绝人性命也。今圣人导之剸情爱，委身世表，欲其全性命之至本，以治生死之大病，所谓治其出世者也。犹老氏曰「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矣。今人不稍谢其能与天下疗其大病，乃辄比世教而讥，是亦其所见之未达也。抑又闻，凡事造形者则易见，在理者则难睹，盖形之者灼然，而理之者幽微也。若今之佛教，弘益天下之事甚多，但其为理幽奥，而学者寡能见之。某虽不足与知，今试推其大概者欤，端以进之陛下，冀陛下垂之以谕天下学者，则其死生之大幸也。某闻佛法者，大要在人正其心。其心果正，则其为道也至，为德也盛，盖其所说情性辨而真妄审也。若今陛下以太和养诚，以仁恩礼义怀天下，虽其盛美已效，茍以佛法正心，则其为道德益充益茂矣。经曰：「妙净明心，性一切心」。此之谓也。昔唐明皇初引释、老之徒，以无为见性，遂自清净，从事于熏修。故开元之间，天下大治三十年，蔚有贞观之风，而天子之寿七十八岁，享国四十五载。是庸知非因佛法助其道德如此也欤？梁武帝斋戒修洁过于高僧，亦享垂五十年，而江表小康，其寿特出于长寿，此亦佛法助治之验也。使唐不溢情，梁不过卑，知人任人，其为德皆慎始终也，岂不尽善尽美乎？然此陛下素所留意，其密资陛下之睿圣者，乃陛下自知而自得也，岂藉刍荛之言耳？然此必陈之云云者，盖欲幸陛下诏以示学者，使其知佛之法有益于帝王之道德者如此也。某又闻，佛之法以兴善止恶为其大端，此又最益陛下之教化者也。请试校之，若今天下国家州置庠序，邑置学校，以兴起教化者也。诗书礼义之说习民，欲其为善日益，而冀其奸恶不萌于心；官师者又资以宣政化，而文儒之昌盛，虽三代两汉无以过也。然而里巷乡墅之家，其人犹有耳未始闻诗书之音，口不道礼义之词，如此者何限？盖又习闻佛说为善致福，为恶致罪，罪则通于鬼神，福则通于生死。其人下自男女夫妇之愚，上抵贤哲之伦，鲜不以此而相化，克己斋戒，纵生而止杀。或日月年，或修其身者，称颂佛经，天下四海之内，几遍乎闾里营戍也。然其间悛心改行，为仁为慈，为孝为廉，为恭为顺，为真为诚，其意亦不少也，乃今古耳目之所常接耳。脱若家至户到，而接之如此者，恐不啻半天下也。虽其趋习之端与儒不同，至于入善成治，则与夫诗书礼义所致者何异乎？所谓最益陛下之教化者，此其是也。《唐书》曰：「虽其异方之教，无损理原」。盖此之谓也。抑又闻佛氏之法以五戒、十善为教导世俗者，谓五戒修也所以成人，十善修也所以生天。二端皆不治之，而纵心乎十恶者，不唯不至乎天人，而后陷其神于负处也。今天下之人以五戒、十善而自修者固以多矣。大凡循善则无恶，无恶则不烦刑罚。今以戒善而不烦陛下之刑法者，天下岂谓无有益也？盖不按而自觉矣。而天下郡邑，其刑有时而省，其狱有时而空，庸知其非因阴助而然也？宋之何尚之谓其君曰：「能行一善，则去一恶；去一恶，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万刑息于国，则陛下之言坐致太平是也」。然佛法能与陛下省其刑狱又如此也。抑又闻，佛者其人神灵睿智，古云大不测人也。死生变化自若，而死生不能变化，盖其所得之道大妙，妙乎天地鬼神，而天地鬼神嘉之。其为圣人也，亦与世之所谓圣人异也。范晔《西域论》曰：「灵圣之所降集，贤懿之所挺生」。裴休亦曰：「知佛为大圣人，其教有不可思议之事」。是二者始知佛之所以为圣人也。故其为法为言，乃能感天地而怀鬼神。幽冥要其法，钦其言，而古人尝发于巫觋卜祝，接于梦寐者固亦多矣。河海方波涛汹涌，其舟欲没，人之欲溺，及投佛之经，则波清水平，民得无害。民欲旸若，以其法而祷之天地，而天地旸；民欲雨若，以其法而祷之，鲜不之效。然其遗风馀法，与天下为福为祥而如此，此又人耳目之所常接者也。与陛下禋天地，祀社稷，祷乎百神，而与民为福者，何以异乎？《祭法》曰：「法施于民则祀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则祀之」。若今佛法也，上则密资天子之道德，次则与天下助教化，其次则省刑狱，又其次则与天下致福却祸。以先王之法裁之，可斥乎？可事乎？然儒者以佛道为异端，恶其杂儒术，以妨圣人之道行，乃比杨、墨俗法而排之，是亦君子误也。而佛、老与孔、周，自古帝王并用其教，以治其世俗，几乎百代，是佛之教巍巍然关乎天地人神，岂以杨、墨为比？盖论者未思其所以相妨之谓也。大凡其事异而意异者，鲜能济事；意同而事不同者，鲜不济事。夫于事不济，乃谓相妨，而济事岂谓相妨乎？今佛者其教固同导人而为善，虽其所作者而有前后，盖以前后而相资也，孰谓有妨圣人之道乎？若夫儒经有与佛经意似者数端，含而蕴之，若待佛教而发明之。然意密且远，而后儒注解牵于教，不能远见圣人之奥旨，岂非传所谓「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今试较之，亦幸陛下垂之学者。若《中庸》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是岂不与经所谓实性一相者似乎？《中庸》但道其诚，未始尽其所以诚也。及乎佛氏，演其所以诚者，则所谓弥法界、遍万有、形天地、幽鬼神而常示，而天地鬼神不见所以者，此言其大略耳。若其重玄叠妙之谓，则群经存焉。此疑若与圣人广其诚说而验之乎。孔子曰：「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其意岂非如此也？又曰：「惟天下至诚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尽人之性，则尽物之性」。以至「与天地参」耳。是盖明乎天地人物其性通也，岂不与佛教所谓万物同一真性者似乎？《中庸》虽谓其大同，而未发其所以同也。及佛氏推其所以同，则谓万物其本皆一清净，及其染之，遂成人也，物也，乃与圣人者差异。此所谓同而异、异而同者也。明其同，所以使其求本以修迹，趋乎圣人之道也；明其同，所以使其修迹而复本，不敢滥乎圣人之道德也。其又曰：「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徵，徵则悠远」。以至「悠久所以成物。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矣」。岂不与佛所谓法界常住、不增不减者似乎？《中庸》其意尚谦，未踰其天地者也。及佛氏所论法界者，谓其广大灵明，而包裹乎十方者也。其谓博厚高明，岂止与天地相配而已矣？经曰：「不知色身外，洎山河大地虚空，咸是妙明真心中物」。岂不然乎？而孔子未发之者，盖尊天地而欲行其教也。其所谓「悠久所以成物」，是亦可求其包含之意耳。其又曰：「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以至「夫地，一撮土之多」云云者，是岂不与佛教所谓「世界之始，乃有光明风轮，先色界天；其后有安住风轮，成乎天地」者似乎？《中庸》虽尊其所以生，而未见其所以生也。及佛氏谓乎天地山河之所以生者，其本由夫群生心识之所以变，乃生此诸有为之相耳。故经曰：「想澄成国土，知觉乃众生」。孔子所谓「其为物不二，其生物不测」者，似此而不疑，亦以分明者也。若《洪范》五福六极之说者，此儒者极言其报应者也。尝窃考之，其意微旨，若关乎佛氏所云其三界者也。注疏者亦牵于教，不复能远推之，岂为然也？其一曰凶短折寿，其五曰恶恶丑也。若其殇子者，才生则死，岂亦恶政所加而致凶短折耶？盖人生其相状妍丑者，乃父母所生，其形素定，岂必谓当世恶政而致之乎？然圣人含其意而未发者，岂不以人情便近而昧远，未即以他生语之，疑其亦有所待者也。及乎佛教，谓人生之美恶，适以其往世修与不修致如此也。此世修与不修，则其美恶之报复在其后世耳。用此以求孔子之意，可尽也。若《系辞》曰：「原始要终，故有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是岂不与佛氏所谓生死者皆以神识出没诸趣者似乎？孔子略言，盖其发端耳。及佛氏所明夫生死变化者，非谓天地造化自然耳。盖生死者各以其业感为人，为鬼神，为异类。而其生死变化之所以然者，于此不亦益明乎？《诗》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书》曰：「兹殷多先哲王在天」。是不唯圣人但欲致敬于鬼神耳，亦意谓人之精明不灭，不可不治之也。此与佛教人人为德为善，资神以清升者何以异乎？孔子但不显说耳，及佛氏则推而尽之矣。《晋书》王坦之与竺法师相约报验之事，其亦明矣。佛教其言不虚，多此类也。而如此数说者，皆造其端于儒，而广推效于佛，岂圣人自以冥数潜通，不使人而辄识乎？不尔，何其道理之相贯如此也？《汉书》曰：「盖遵俗无方，适物异会，取诸同归，指诸疑说，则大道通耳」。岂不然乎。而《列子》亦谓孔子尝曰：「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然《列子》之说虽不载于五经六籍，盖尊中国圣人以立教，或虽有其言而不宜书之，诸子得以志之耶？此儒佛不可相非，又益明矣。抑又闻，佛谓于其道未有了者谓之权教，于其道了然者谓之实教。实者受人以顿，权者受人以渐。所谓人天乘者，盖言其渐之渐者也。今以儒五常之教较之，正与其五教十善人天乘者同也。岂儒之圣人不亦以佛之权者，而教人以渐乎？佛经所谓孔子乃是昔儒童圣人焉，或其然也。故传曰：「可与适道，未可与权」。权者不亦甚而不易知乎？然佛法播此故亦已久矣，见重于人君臣之圣贤者胡可胜数？而陛下之圣祖宗奉其法而张之，其又过于古之天子也。先皇帝至圣，最知其然，虽作《崇释论》广之。今陛下明圣，又悉究其道妙，天下方向风慕德，欲因陛下而以佛为善也，世之学者何其未知信也？然虽大公之世可以显大道，大明之人可以断大疑。今陛下圣人，诚大明也；陛下盛世，诚大公也。而正夫儒佛二圣人之道，断天下之疑，岂不属陛下今日耳？某幸陛下出其书，与公卿详之。茍其说不甚谬妄，愿垂天下，使儒者儒之，佛者佛之，各以其法赞陛下之化治，如前所论，遗为万世定鉴，而后制绝其相訾之说，俾佛法而更始，自陛下圣朝。是不唯佛之徒之幸，抑亦天下生灵之幸；岂唯生灵之幸，亦天下鬼神之大庆也。抑又闻，陛下存佛教于天下者，必欲其与生为福之效。天下之人以为其徒者，必欲行其教法也；欲其教行，则必欲以其法而导人为善也。如此，则天下为善为福，诚系于其法；法行与否，诚系于其徒也。是以天下务其徒而为急。茍存其法，而其徒不得其人，其法亦何以为效也？《易》曰：「茍非其人，道不虚行」。岂不然哉？然则得人在制其徒及其时而学习之，使成其器。及其时，则其学习易成；人过其时，则其教谕难入也。昔佛制使人年盈二十，乃使得受具足戒，出家则听以其沙弥从事。沙弥者，盖容以其童子而出家也。其意以后世其人根器益钝，而顿解者鲜，必资其早教少习，及其心未滥而渐之于道也。二十乃得受具足戒者，盖以习性已成，志虑已定，可使守戒而行道也。其自既尔，必能推之以善于人也。故谓三宝之间，相承而续佛慧命者，唯藉于僧宝耳。其出家之制在律部，最为定法，不可辄踰也。昔进言于陛下者曰：其人未年二十者，不得听之出家。何其与佛制大相戾耶？二十而出家者，姑使其预僧胜缘可也，茍欲其大成器，行道而与陛下导人为善，恐其未然也。此可自验。夫二十而始出家者，使其稍聪且明，诵一经矻矻不暇他习，三四年仅就；及其试之，一举而得者百不一二。其次五六年乃诵一经，其次暗钝者或十年而仅能诵之。茍其如此，幸得纳戒而为僧，其人年不三十，已四十矣。就使其人三十五六，而使预大戒，犹恐其捍格而不胜其学习也。况以三四十者，而欲其通明练习其所谓禅者、讲者、律者，戒、定、慧者，他教圣人之道、异方殊俗之言语者，此又恐其不能也。必尔，使其二十而始出家者，不亦误乎？进言又以其少预僧伦，加于耆宿之上为嫌，乃谓制之。然此以僧坐列之法而律成之可也。夫僧坐列之法，亦有以声德而相推上下者也，不止其年腊高者须上，有名德而年少者必下也。今以其坐列高下而遂定其出家制，岂谓得其事宜耶？夫佛制出家之律，盖其徒所生之本源耶。茍汩其源，而欲其流之清，是亦惑矣。大凡人知道而有所守者，其为非则鲜矣；其不知道而无所守者，其作过必多矣。若近世僧辈，以过而触陛下刑禁者，盖其习学不正，罔有所守而致然耶？某窃恐其徒而今而后益无所守，频触刑禁，并其教道而辱之。又忧其法益不得其人，而圣人之法微而遂灭矣。用此常寝不安，食不甘，实欲陛下复其旧制，遵行先帝之法，务与佛制而相近也。出家则不限年之少壮，其业稍精，则宜广之；其心益诚，则宜正之。如此，庶几万一得其人也。又幸陛下精其师率者，宜劝之正，其正者而广之。如此，亦庶几其徒万一轨道而鲜过也。所谓其师率者，今天下主禅之众者，主其讲之众者。所谓置正者，今郡国之僧正者也。果不以其侥倖，为诚能张其教法者，幸少加以礼服。脱以其公而失之，亦将宥之，察吏诬而无屈陷之刑。如此，可以使其徒而慕之尚之也，是亦劝诱之一道也。其徒茍欲求师访道千里之远，有司不以凭由而阻之，使人无迫戚之心，往来裕如也。然凭由之制，本用防恶，及其小吏侮之，而返更防善。此又在百执事而宜深察之。若某委于山谷，不数数于世，亦已久矣。方其著书，欲出山中，而耆旧者抱袂而相留，曰：「尔以道自胜于山林，可谓得矣。乃一旦而辄动，何不自重其去就？且留」。某谓其人曰：「吾佛法，实圣贤之道源，天下之善本。今其人不知，乃相与讥佛而沮法。吾忧其损天下之善本，欲往赖吾帝而劝诱之，亦欲资其治世也。神明在上，实闻斯语，非如他术衒鬻，侥倖欲有求也。然平生为法不为己，不亦重乎？而某一介守死，岂足自为轻重也」？其人又曰：「吾帝以寺庙与尔徒布诸四海，岂不盛矣，亦云何哉」？某又谓之曰：「尔属知其一，不知其二。夫圣人之道，在正不在盛也」。而某区区蝼蚁之志，其实如此，傥陛下垂天地之察，则其幸尔。契嵩之书，其前后臣之，其中名之者，亦有所云也。夫君臣之谓，盖圣人以定在公者尊卑也，自古唯衣冠缙绅者欤。今为僧，祝发隳形，仪范与人间虽异，而辄与衣冠所称相滥，不乃失其事宜耶？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僧人预其人臣之谓其名，岂为正哉？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昔王霸、严光不臣不名于汉，岂其然也？僧本蹈道世外，又敢冒其人臣之称也？然僧而臣之者，善出近世不稽之例也。以其书前后称臣者，表始终不敢违例；其中名之者，表不敢果以非其所宜者以见陛下也。干冒天威，不任皇恐之至。不宣。沙门臣契嵩昧死上书。

门下：师帅之臣，心膂攸属。寄深宿卫，则留制八屯；礼缛优贤，则往釐十乘。式示均劳之旨，爰稽易地之文，用奖老成，载颁渥命。忠果雄勇宣力翊戴功臣、殿前都指挥使、感德军节度、耀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光禄大夫、检校太保、使持节耀州诸军事、行耀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琅琊郡开国公、食邑六千五百户、食实封一千六百户王守斌，诚明许国，方略传家。倜傥言兵，早擅无双之誉；周旋好礼，克彰不伐之风。而自董率天营，拱侍宸极。抗元侯之大旆，冠上将之经躔。每徼巡于殿中，亦专制于闑外。朝廷爱子颜之谨，夷落怀张奂之清。军政戒修，藩垣倚重。由奉公而尽瘁，久赐告以颐神。聿籍威名，尚期卧护。而恳辞戎柄，累上奏函。仄席之心，确乎难夺；金革之事，诚以重烦。惟贝邱之奥区，实冀北之雄屏，换其节制，遂乃谦冲。仍升驭贵之阶，并锡陪封之邑。恩勤载笃，褒眷攸申。于戏！偃息而为国藩，允资镇靖；恺悌而绥福履，乃保燕宁。惟简厚可以化民，惟肃恭可以守位。服兹宠数，以永令猷。可特授特进、依前检校太保、持节贝州诸军事、行贝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永清军节度，贝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加食邑七百户、食实封二百户，功臣、勋、封如故。

浮屠德修少从仙林洪济听慈恩法，已而更衣学禅。辨道之馀，能以笔墨志其祖之始卒，与夫先世传授，后业绍承，编年类事。凡华言梵语书籍所载，碑刻所存，无不蒐猎，十年成书，目曰《释氏通纪》，求跋于予。予问曰：「无褒贬否」？对曰：「无之」。予嘉其不敢佔越，擅史氏褒贬，故为之过目焉。夫修，佛之徒也，能集其祖之绪，期不坠将来，由周迄今，几世几年，使观者如指诸掌，其用心亦勤矣。吾儒学圣人道，贯穿古今，固不乏人。其间缀缉章句，第取青紫，问先圣之始卒，后学之传绍，往往有不知者，得无愧于斯乎？予非誉修，盖欲勉吾徒之弗逮者。淳熙己酉重阳日，真隐居士史某书。

近代儒家流，以韩退之挤释老，贤与不贤皆欲随而去之，未熟思之甚矣。夫受天命者莫大于君中国，其间哲后辟王，治乱兴亡之运，接迹而不可胜数。至于治而兴者，则诸儒必曰：「非人事也，天之历数，辅治世而兴者也」。乱而亡者，则诸儒亦曰：「非人事也，天之历数，厌乱德而亡者也」。夫如是，则治乱兴亡之运，莫不推之于天。韩退之有唐之钜儒也，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不行于当世，而释氏之教独盛于中国，故力排而挤之。若《原道篇》、《佛骨表》皆著辞深切，痛疾时君奉之太过者也。其所以然者，诚欲抑之，救其寖盛，未始不为释氏福。殆弗纳而黜之，彼得益其惑，遂有会昌之祸，岂非道隆则污，物盛则衰之效欤。天意若曰蠹中国、害生民，则使大中履会昌之迹，如韩文公之比者，佐而辅之，固当拔本塞源矣。岂会昌废之未数年，而大中复之，易如走丸，疾如反掌，得非天之未厌其教哉。噫，大道丧而有仁义，仁义衰而尚权诈，故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塞于时、杂于霸，金仙氏之说，其有不兴乎？由是源于汉、流于魏、波于晋、宋、齐、梁间，与吾儒老子之教鼎峙于中国。若夫本空寂、破迷妄，以出生入死之说，为兴善灭恶之鉴，蚩蚩之氓，从而远罪，则如来真意，深于救世者也。而时君奉之，或多立寺宇以徼福，或广度僧尼以崇教。上焉者佞之，下焉者化之，如之何不为后世弊哉！盖崇之者失于其道耳。文中子曰：「斋戒修而梁国亡，非释迦之罪」。此诚得之。我国家四圣御县，烛知化源，寺观沿旧而存，率禁其创置；僧道限年而入，必试以行能。故天下名山胜槩，或有所旌异者，非道存乎人，孰能与于此哉。姑苏北走有邑曰常熟，邑之西偏有佛宇曰宝严，即梁天监中所建也。倚山面湖，绣若屏障。尝有希辩禅师者，心悟大乘，是焉栖处。钱氏霸国时以名闻，召归馀杭普门寺，目为慧智禅师。及钱氏献土，随召请见，赐紫方袍，号曰慧明大师。继时厌居京国，归隐旧刹。钱氏以师人境俱胜，复施金五百两，建七级浮图一所。淳化中，太宗皇帝召赐《急就章》、《逍遥咏》、《秘藏诠》、《太平圣惠方》凡一百四十三卷，奖高风，旌善地也。院旧名延福，天禧中邑尹胡公顺之飞章上请，帝可其奏，改赐今额焉。院有佛殿者，积其岁月，了无尺椽。明道中，武陵龚显始发信心，崇修妙果。次有东京禅慧院僧清鉴浮杯至止，苦行自修。谋兹胜缘，有若符合。复有邑人诸葛頔、李仁寿、樊福佥悦所闻，赞成其事，且曰：「仁祠之兴为我福地，今绀宇不立，粹容无睹，则吾侪何所起信哉」。由是捐厚施，贸良材，庀徒僝工，审曲面势，即其旧址，隆以新创，经始于景祐之丙子，落成于庆历之乙酉，凡数年而能事毕矣。观其壮而不华，严而不陋。巍乎中者其宇一，所以纳高广之座而宅乎毫相也；翼乎旁者其舍二，所以容仪卫之位而列乎宝供也。远而望之，若太微之凝帝宇，耸在云端。迫而察之，犹列汉之立仙宫，来从方外。其为功德殊胜，可思议哉！武陵公帑无多藏，屋无馀润，独以兴弊补废，皇皇于佛事，人所难能矣。若夫辩师兴之前，鉴公继之后，事有冥契，岂诬也哉。绛里人也，因熟于兹山之游，目击诸公之善，以文见托，得以直书。时圣宋庆历六年，岁在阉茂王正月一日，将仕郎、守真州扬子县令陆绛记。

《书》云：「位不期骄，禄不期侈」。言贵则不期于骄而骄，富则不期于侈而侈。惟是平居常存恭钦之心，自然虽贵极而不骄；常持谨戒之心，自然虽富极而不侈。故王通常称周公身贵而愈恭，家富而愈俭。孟轲亦曰：「恭者不侮人，俭者不夺人」。盖骄则心无所忌惮，故多侮人；侈则奉己常不足，故多夺人。为德之累，将孰大焉。昔帝舜谓禹曰：「克勤于邦，克勤于家，不自满假，惟汝贤」。太子恭俭之德固出于天性，要之，如前古圣贤相告戒之语，常当不忘，所以养德。

荀卿曰：「学者以圣王为师」。扬雄曰：「学之为王者事，其已久矣」。自古帝王，其初未尝不务学，而其臣亦未尝不劝之学，然多诵习古人之糟粕而已，未必直以圣王为师。盖其心以谓圣人之事，须是生知，非学可到，此最不可。善学必以圣人为之则，犹之射焉，必立之的也。虽其力之有至有不至，要之，无的则无以为准。圣人固未易到，然舍圣将何所学乎？学而不以作圣为期，非大学之道也。孟轲曰：「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况曰：「涂之人可以为禹」。又况天纵之资，本与人异，自圣人以下事，不须学也。

《书》称文王、武王「出入起居，罔有不钦」，盖君子之养其德，常使暴慢邪僻之气不摄于身体。况为人上者，语默动静系天下之观感，可少忽乎？唐褚遂良修起居注，太宗问曰：「朕有不善，卿亦当记之乎」？遂良曰：「使臣不书，天下之人亦有以记之」。盖欲以善恶之名动太宗也。此对固善，然徒使人主惟名之恤耳，未广也。君子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故君子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史官不记，天下之人复不记，而其应违如此，言行之枢机，可以不谨乎哉？

凡观圣人之书，当极其旨意之所到，乃方有益。若但据其句语所及而不加思焉，则非善学。且如《颐》卦言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其义亦大矣。而其象止曰：「君子以谨言语，节饮食」。夫谨言语所以养德，节饮食所以养体，亦莫非养也，然不可认以为养止于此。何则？事之至近而所系至大者，亦莫过言语饮食。在身为言语，于天下则凡命令政教出于己者皆是也，谨之则当理而无失；在身为饮食，于天下则凡货资财用仰于己者皆是也，节之则适宜而无伤。推养之道，莫不然也，可以不深思乎？

昔人有城北徐公者，齐国之美者也。有邹忌者亦美，一日衣冠谓其妻曰：「我孰与徐公美」？其妻若妾皆曰：「君美甚」。旦日以问客，客亦曰：「徐公弗如也」。及见徐公，熟视之，自以为弗如。取鉴而窥之，弗如远甚。明日入朝，告于威王曰：「臣诚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宾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是观之，王之蔽甚矣」！于是威王善其言，设三赏以求谏。夫为人上者，不患乎人之不己从，独患乎善之莫我告耳。《书》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又曰：「仆臣正，厥后克正；仆臣谀，厥后自圣」。盖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诸人以为善。大舜之所为也，可不法诸？

《易》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言修身之道，亦须多识古人言行之实，察言以求其心，考迹以观其用，默而识之，乃所以畜成己之德也。然前言往行固多不同，惟当求识其大者而已。故以畜其德，是谓大德。何则？德有小有大，若矜小廉，行小道，运小才，效小智，则其见于事业亦不能大。故孟子曰：「养其大体为大人，养其小体为小人」。又曰：「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盖有所谓君子之大道，畜之于己，则为大德，以智则为大智，以勇则为大勇，以仁则为大仁，以义则为大义，藏之于身则为大器，措之于事则为大业，夫何小者之足道哉！今太子养德，亦在养其大者耳。德成其大，则天下之能事毕矣。

尝考《易》卦，损上益下谓之《益》，损下益上谓之《损》。盖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故孔子尝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则是上可损而下不可以不益也。故世徒知益己之为益，而不知损己者乃所以自益，故益未可得也，而损莫甚焉，亦未尝思圣人设卦之意故也。

《易》六十四卦，惟《谦》一卦为最吉。其卦曰：「谦，亨，君子有终，吉」。彖曰：「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终也」。故他卦亦有不言凶者，然未尝全无悔吝。至于《谦》则言吉，言有终，言无不利而已。以此知谦之为德，如是其美且大也。

昔或人问文武于扬雄，雄对以训与克，曰：「事得其序之谓训，胜己之私之谓克」。夫日月星辰，天之文也，三纲五常，人之文也。人之文亦犹天之文，各循其自然之理而不逆乱。所谓训也，岂非文之至乎！若焕乎其有文章之类，事得其序者也。若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之类，事失其序者也，此甚易晓。乃若论武必曰胜己之私，何故？盖用武而怀己之私，是争利而已，非圣人之所谓武也。唯圣人平居之心，出怒不怒之表，而其或怒也，盖出于不怒，故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有如武王，后世言武者必稽焉，以其无所私于己也，顺乎天而应乎人而已，故为武之至。乃若后世，如汉议伐匈奴，行人王恢以为可击者再三，御史大夫韩安国以为不可击者亦再三，而孝武卒用恢言，劳民动众，以至于悔。夫安国之言岂不甚明，而孝武不能用者无他，贪利之心不能自胜故也。然则若汉武之所谓武与武王之所谓武，可同日论哉？扬雄之言，君子以为尽文武之道也。

尝谓有治君无治臣，昔晋文侯问于叔向曰：「桓公九合诸侯，一正天下，其君之力乎，抑臣之力乎」？叔向譬以剜割削缝绝缘之事，实管仲、隰朋、宾胥无为之，桓公知衣而已。师旷以为不然，请譬之以五味，断割煎熬齐和之事，管仲之徒实能之。羹以熟矣，奉而进之，而君不食，谁能强之？盖师旷之言则是也。唐太宗亦尝谓侍臣曰：「自古或君乱而臣治，或君治而臣乱，二者孰愈」？魏郑公对曰：「君治则善恶赏罚当，臣安得而乱之？苟为不治，纵暴愎谏，虽有良臣，将安所施」？盖郑公之言则是也。由是观之，昔晁错有三王臣主俱贤之说，此固君臣相资之道，不可偏废，然天下未尝无贤，而圣明之主不世出，故有三王之君而后有三王之臣，亦安得而齐功并论哉？故孔子曰：「为君难，为臣不易，而继之以一言之得失，或几乎可以兴丧其邦」。则独主君而言之，抑亦见为君之犹难，而千载或一遇也。

脩身之道，不可不知所本。正心诚意，修身之本也。意诚心正矣，天下国家即此可为也。是故古人言，为天下国家有九经，则继之以行之者一。一者何？诚而已矣，正心诚意之谓也。意诚心正，则天下之能事毕矣。昔孟轲言禹、稷、颜回同道。夫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国家，本之正心诚意。颜子之正心诚意，推之可以为天下国家，其实一道也。欲明此理，当熟读《中庸》，深究其义。

昔孟轲善论王道，每曰「保民而王」，故常欲时君世主省徭役，薄赋歛，以休息安养之。夫岂区区以是为可以结民心、沽民誉而为之哉？盖谓君以民为体，邦以民为本，得失安危之理实在是也。魏文侯尝出游，见路人反裘而负刍。其明年，东阳上计钱布十倍，大夫毕贺，文侯曰：「此非所以贺我也，譬无异夫路人反裘而负刍也。将爱其毛，不知里尽毛无所恃也。今吾田不加广，士民不加众，而钱十倍，必取之士民也。吾闻之，下不安者，上不可居，此非所以贺我也」。若文侯者，庶几悟先王薄歛之意。唐太宗尝诏群臣论事，魏郑公以为：陛下比贞观之初，渐不克终者凡十条。其间一条以为，顷年以来，轻用民力，乃云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败、劳而安者也。此恐非兴邦之至言。太宗深加奖叹，已而列诸屏障，朝夕瞻仰。若太宗者，庶几悟先王轻徭之意。呜呼！苛政猛于虎，重歛毒于蛇，古人之所深戒，安有蛇虎其政而民有不叛者乎？

正心诚意有道，亦在于择善而固执之耳。何谓善？中是已。何谓中？吾心以为然者是已。夫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以中者性所有也。人惟迁于物以汩其天性，故中者亡焉。非亡也，反而求之，亡者斯存。故正者中也，偏则失之；公者中也，私则失之；无心者中也，有心则失之。惟心无适莫，惟善之从，则不期中而终矣。是天下之大本也，自古帝王为天下国家之大要也。故尧授舜，舜授禹，皆以「允执厥中」为言，考之《书》及《论语》可见也。

《书》曰：「惟天生聪明时乂」。又曰：「惟天聪明，惟圣时宪」。又曰：「视远惟明，听德惟聪」。又曰：「无作聪明乱旧章」。夫人君居亿兆之上，岂可无人之聪明？其曰「天生」，则言其自然之德也。故所谓聪明，宪天而已。宪天之聪明，则任理而不任情。如任情以为聪明，则一人之耳目岂足以胜天下之众多乎？何谓任理？视远、听德是也。视远而不任察，听德而不任事，则聪明无所作，而亦莫之能蔽矣，非聪明之至乎？且如人之听讼，必欲揣知其情状是非以为聪，臆度亦或时中，要非任理。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人君如不听德无事，即揣知其情状是非，虽屡中亦小矣，非人君之道也。

《书》曰：「永底烝民之生」。夫民固自有生养之道，惟上之人无乱政以扰之，使之各安其生，各遂其养，则所以底民之生至矣。如帝者之民，耕田食，凿井饮，谓帝力何有于我，是也。若重歛数役以困苦之，又为姑息之政以慰悦之，天下始不安其生矣。昔齐桓公出见父老，赐之食，曰：「愿遗天下食」。赐之衣，曰：「愿遗天下衣」。公曰：「吾府库有限，焉得而给诸」？父老曰：「不夺民耕则有食，不夺民蚕则有衣」。唐太宗尝曰：「朕为兆民之主，皆欲使之富贵。若教以礼义，使之少钦长，妇钦夫，则皆贵矣。轻徭薄赋，使之各治生业，则皆富矣。若家给人足，朕虽不听管弦，乐在其中」。如太宗之言，庶几知君人之道矣。

为善之道，必以诚为主。古人云「为善无近名」，恶其或不出于诚也。昔尧土阶茅茨，大禹卑宫菲食，史以垂训万世。若元帝罢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乐府，可谓似矣，而世不以为然者，诚不素著故也。故曰，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钦于民，而民钦之。商人作謺，而民始畔。周人作会，而民始疑。苟无礼义忠信诚懿之心以涖之，虽固结之，民其不解乎？故为善要足以动化天下，亦在乎诚而已矣。《诗》言文王之圣，方施政焉，而在位者皆化，则亦非政之力，诚之至则然也。若言政而不及于诚化，非圣人之所谓政也。

《书》曰：「惟汝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夫圣人以天下为度，务在与人为善，而未尝自有其善，是故谦冲退托以尽下之情，将以来天下之善而合并以为公者也。后世不明此道，如唐太宗尝临朝，谓侍臣曰：「朕为人主，常兼将相之事」。给事中张行成退而上书，以为：「陛下拨乱反正，群臣诚不足以望清光，然不必临朝言之。以万乘之尊，而与群臣校功争能，窃为陛下不取」。盖太宗初未之思大舜之取人以为大也。大抵人主不当与臣下争善能。如晋宋间，人主不知务学，为人君之所为，至与臣下争作诗写字，故鲍照多累句，王僧虔用拙笔书以避祸。悲夫！一至于此。汉文帝言：「文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乃不及」。此非独无损于文帝，乃所以为帝之盛德也。而魏明乃不能堪，遂作《文帝胜贾生论》，此非独求胜其臣，乃与异代之臣争善，其无君人之度甚矣！

为人上之道，最在于所好尚。孟子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盖上之所好尚，初若甚微，而天下化之，其末流有至于不可禁遏者。故古人尝谓：「失于此者毫釐，而加于彼者寻丈」。言上下之势，其顺如此。谚有之曰：「长安好高髻，四方高一尺。长安好广眉，四方且半额。长安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戏，有切事实。故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此特好尚之末，犹不足道。若清虚盛而晋乱，斋戒修而梁亡，可不戒哉，可不谨哉！

《记》曰：「良弓之子必学为箕，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言事不素习则不可以径为。工技且尚如此，而况君子之精于道乎！道之所在，不思则不得，不行则不至。故《记》曰：「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然则如之何？亦在精思之，力行之，若《书》所谓「允怀于兹」，则道积于厥躬矣。终始典于学，则厥德修罔觉矣。故《记》亦曰：「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昔者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夫一言之得失，或可以兴丧其邦，乃独在于知为君之难与夫乐于莫违。是故古之人兢兢业业，上谨难谌之天命，下畏难保之小民，每舍己以从人，而不敢阻威以自肆，诚以言及于此，犹或可以兴丧其邦。审遂行之，则足以兴丧其邦必矣。故唐太宗尝论为君之难也，以为：「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口辨，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凑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宠禄。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观唐太宗此言，贞观之治，岂无自然哉？昔宋昭公出亡，至于鄙，喟然叹曰：「吾知所以亡矣！吾朝臣千人，发政举吏，无不曰吾圣者；侍御数百，被服以立，无不曰吾君丽者。内外不闻吾过，是以至此」。此又莫之违则足以丧其邦之验也，可不戒哉！

古人有言，君子处其厚，不处其薄。盖墙薄则亟坏，缯薄则亟裂，器薄则亟毁，酒薄则亟酸，事物之理，莫不贱薄而贵厚。故陶朱公之璧，色相如也，径相如也，而其一千金，其一五百金者，侧而视之，千金者其厚倍耳。德之在人，独不以厚为贵乎？是以君子之秉其德，临下则以简，御众则以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是君子之用心已。

光奉帝俞，参陪使指，顾祥刑莫重于三尺，而上佐多选于两科。亶矣得人，欣然闻命。共惟某官英躔伟躅，吏道名流，策勋万卷之馀，得隽九章之学。谓宜阔步，尚此淹翔。且法令为师，资繇自得；然宽和处议，名且上闻。恐无黔突之留，即对紫泥之召。某读书有志，得郡非才。江国闻风，同是斗牛之域；湖乡从宦，行披云雾之天。念修记之未遑，乃飞笺之先辱。秋犹馀暑，役戒修途。愿研静作之宜，以副倾瞻之素。其为祝咏，曷罄敷陈。

此颂自昔流传，而不知著述之者。原夫三教圣人出兴于世，实为天下帝王人物治道之主。圣人不作，则后世何以趍向焉！末章曰「鼎分三足还归一」，信斯言也，三教之道尽于是矣。遇读《文中子》有云：「诗书盛而秦也灭，非孔子之罪；虚玄长而晋室乱，非老庄之罪；斋戒修而梁国亡，非释迦之罪」。《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虚行」。观《皇极》、《谠论》，知三教于是乎一，颂言之至，诚与王通相表里，览者宜自审之，固不在于言传矣。然三教之兴，有岁月可考，有灵瑞可验，莫不稽诸经史，孰得并观斯文，纪载言略意周，包罗揆淑，今复质诸事实而注释之，庶几发挥先圣之显化也。其或不然，则将就而正之矣。时嘉泰元年辛酉岁五月望日，寓南湖指光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