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况死旧矣，其言存于书，亦圣人仁义礼乐之谈也。然其作《非十二子》篇，则它嚣、魏牟首之，陈仲、史䲡次之，墨翟、宋钘又次之，慎到、田骈又次之，惠施、邓析又次之，而子思、孟轲亦末其数，为十二焉，而各序其道于下。谓子思、孟轲则曰：「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才极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不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先君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讲师瞀儒嚾嚾然不知其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又序其后，以为道之正者曰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说，如是而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毕矣。其处子思、孟轲也，何如是之无谓乎！今《礼记·中庸》之篇存者，子思之述也；今《孟子》十四篇者，孟轲之述也。其言道，则孔氏而下未有似之者也。今以荀之书比之，而又出其后，则庶几学之未能似之，微得其具体矣，故唐韩愈但侪之扬子云而已。今反其若是，吾甚见其无谓也。又上十二子为六偶者，咸均道而言之也，则子弓者亦道均于仲尼乎？岂有圣人如仲尼，而独言不垂于后世，事不显于当时乎？何仲尼之徒未尝称之而泯灭若是乎？此又甚无谓也。且夫仲尼之道，孟轲学而行之，吾谓未有能出之者也。而荀亦以学仲尼之道，而反以孟比十子为十二，而复云云。此所谓是尧而非舜者也。荀非舜，则尧亦未足信矣。而曰仲尼、子弓者，吾不知子弓者何如人也，而荀谓仲尼者何如人也。噫！吾观此，吾不信荀也，故作《责荀》，以示来者。

世之论庄子者不一，而学儒者曰：「庄子之书，务诋孔子以信其邪说，要焚其书、废其徒而后可，其曲直固不足论也」。学儒者之言如此，而好庄子之道者曰：「庄子之德，不以万物干其虑而能信其道者也。彼非不知仁义也，以为仁义小而不足行已；彼非不知礼乐也，以为礼乐薄而不足化天下。故老子曰：『道失后德，德失后仁，仁失后义，义失后礼』。是知庄子非不达于仁义礼乐之意也，彼以为仁义礼乐者，道之末也，故薄之云耳」。夫儒者之言善也，然未尝求庄子之意也；好庄子之言者固知读庄子之书也，然亦未尝求庄子之意也。昔先王之泽，至庄子之时竭矣，天下之俗，谲诈大作，质朴并散，虽世之学士大夫，未有知贵己贱物之道者也。于是弃绝乎礼义之绪，夺攘乎利害之际，趋利而不以为辱，殒身而不以为怨，渐渍陷溺，以至乎不可救已。庄子病之，思其说以矫天下之弊而归之于正也。其心过虑，以为仁义礼乐皆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齐彼我，一利害，则以足乎心为得，此其所以矫天下之弊者也。既以其说矫弊矣，又惧来世之遂实吾说而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也，于是又伤其心于卒篇以自解。故其篇曰：「《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由此而观之，庄子岂不知圣人者哉？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用，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皆有所长，时有所用」。用是以明圣人之道其全在彼而不在此，而亦自列其书于宋钘、慎到、墨翟、老聃之徒，俱为不该不遍一曲之士，盖欲明吾之言有为而作，非大道之全云耳。然则庄子岂非有意于天下之弊而存圣人之道乎？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有矫于天下者也，庄子用其心亦二圣人之徒矣。然而庄子之言不得不为邪说比者，盖其矫之过矣。夫矫枉者，欲其直也，矫之过则归于枉矣。庄子亦曰：「墨子之心则是也，墨子之行则非也」。推庄子之心以求其行，则独何异于墨子哉？后之读庄子者，善其为书之心，非其为书之说，则可谓善读矣，此亦庄子之所愿于后世之读其书者也。今之读者，挟庄以谩吾儒曰：「庄子之道大哉，非儒之所能及知也」。不知求其意，而以异于儒者为贵，悲夫！

庄子，蒙人也。尝为蒙漆园吏。没千馀岁，而蒙未有祀之者。县令秘书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为记。谨按《史记》，庄子「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馀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蹠》、《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此知庄子之粗者。余以为庄子盖助孔子者，要不可以为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门者难之。其仆操箠而骂曰：「隶也不力」。门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仆为不爱公子，则不可；以为事公之法，亦不可。故庄子之言，皆实予，而文不予，阳挤而阴助之，其正言盖无几。至于诋訾孔子，未尝不微见其意。其论天下道术，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骈、关尹、老聃之徒，以至于其身，皆以为一家，而孔子不与，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尝疑《盗蹠》、《渔父》，则若真诋孔子者，至于《让王》、《说剑》，皆浅陋不入于道。反复观之，得其《寓言》之意终曰：「阳子居西游于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谁与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阳子居蹴然变容。其往也，舍者将迎其家，公执席，妻执巾栉，舍者避席，炀者避灶。其反也，舍者与之争席矣」。去其《让王》、《说剑》、《渔父》、《盗蹠》四篇，以合于《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齐，中道而反，曰：『吾惊焉，吾食于十浆，而五浆先馈』」。然后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庄子之言未终，而昧者剿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于世俗，非庄子本意。元丰元年十一月十九日记。

曹，故周之成，国亡而为陶，今定陶之故城是也。陶之西南有丘焉，《禹贡》所谓陶丘，《墨子》、《竹书纪年》所谓釜丘，《图记》所谓南左山，而州人所谓南鲁太师之墓者也。汉哀帝由定陶王而为天子，尊其父恭王为皇帝，置寝庙如祖宗，周丘而城，以为陵邑，今州治是也。州之北数里而近，两丘相属，六国魏王之墓也。有冈自东北屈而西南，隐如伏龙，魏之所以葬也。择地而葬尚矣，而曰魏隧王墓者，以其始隧而葬也。其后名州曰左城，墓曰左山，冈曰左冈。记曰，左山其下多左姓，故名，然莫得而考也。余谓《尔雅》「丘再成为陶」，釜者，负也，犹陶也。而皇甫谧云舜陶河滨而名，郭璞又云在定陶城中者，皆误矣。然则州之所治，犹曹国之旧也。朱公谓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所交易。班氏亦谓「尧作成阳，舜渔雷泽，汤居亳，故其民有先王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穑，恶衣服，以致畜藏」。秦汉去今未久，而侧僻荒虚，商旅不出其涂。承唐之乱，田里壮少弃本业，酒食歌舞，驰狗马，饰冠屦，彊悍喜攻劫，佩刀引彊，指人之藏以为费，至杀吏士，冒城郭，皆与古异。世亦多变矣，故常选用武吏，重法厚赏，击伐斩杀，狱市无虚日，号曹、濮为盗区。吏常日夜讯掠證验，省文书，出购募，调兵选将，期会赴告，不得休息。故郊无台池苑囿，而府无闲馆，宾不劳赠，吏无燕赐。号为辅州大府而威重不称，岂上所崇极而下所观听者哉！曹近京师，皇化所先，承平百年，风俗移易，金鼓不作，狱市屡空，吏始于其间兴筑除饰，以待四方之宾与闾巷之士，而来者继焉。堂馆相望，如古诸侯居，而连檐曲室，坐者挥汗，每盛夏常闭阁谢客，于礼犹有阙也。朝请大夫郭侯之为是州，不忍盗贼其民，必以仁恕，而人益劝。振其纲目，百职具举，而府益无事。又连岁大穰，家有藏积。其明年之春，始因其旧，广而新之，为披云之楼。其地之宜与登望之乐、栋宇之制，为一州之胜，而其费盖不及民也。夫人不可以久劳，亦不可以久逸，逸者所以待劳也。劳逸相济，然后身安而事治。《礼》曰：「仲夏之月，可以居高明，可以远瞩望」。昔吕不韦与其客记其所闻，以为《月纪》，则居高瞩远乃先王之政也。而世之吏道，致期会、程文书以为治，盖亦知其一焉。台池苑囿，燕射田渔，虽非政之所先，亦非其所不为也。今夫失其先后之序，与不勤其事而受其养者，则有愧矣。虽然，吏之所以能有此者，岂非世之承平、岁之丰穰而政之暇豫也耶？则居其职者可不知乎？余常从侯而登，极目四顾，则昔之范蠡、慎到、穰侯、宁武子，与夫汉、魏之墓也。其人非万乘之君则其相也，其功誉、富贵、文学、辩议，皆惊世而绝俗，而今日之风霜荆棘，狐貉之与穴也。河、济之间，禹之所治，声烈赫然，而通川广泽皆失其故处，使人悲伤忼慨而兴起，盖可采而赋也。顾吾老矣，力不足以及此，而为之记。绍圣四年十一月五日，彭城陈师道记（《后山居士文集》卷一五。又见《曹南文献录》卷七五，乾隆《曹州府志》卷四。）。

陶：库本、备要本改作「邑」。

问：圣人既没，诸子坌兴，各骋其智，裂道德之全以自师承而名家焉。其书犹存，其迹可考。杨朱荡而不法，墨翟俭而废礼，韩非险而无化，邹衍迂而不信，宋钘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到蔽于法而不知贤，申不害蔽于势而不知智，惠施蔽于辞而不知实。其于道德，譬犹紫之于朱，莠之于苗，郑声之于雅乐。世之学者，苟其智不足以判邪正于疑似之间，则未有不读其书，随其所喜，沦胥以败而莫之止也，其害岂胜计哉？朝廷患之，比诏有司严为禁令，以限天下学者之习，过汉武之举远矣。且昔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夫孟子乃诸君子之所愿学者也。今圣王在上，以道德为学者师，且晓然判其邪正，固非孟子之时所能拟伦。而诸君之于诸子，亦无事乎辟之也。设欲辟之，其以何辞乎？扬子曰「众言殽乱则折诸圣」，以诸子折之于圣人，其失各安在乎？太史公又以谓名家之学，各有不可废者，是果然邪？抑其缪乎？幸并陈之，庶几自比于孟子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