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题辞》者，所以题号孟子之书。本末指义文辞之表也。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称也。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其篇目则各自有名。孟子，邹人也。名轲，字则未闻也。邹本春秋邾子之国，至孟子时改日邹矣。国近鲁，后为鲁所并。又言邾为楚所并，非鲁也。今邹县是也。或曰：「孟子，鲁公族孟孙之后故，孟子仕于齐，丧母而归葬于鲁也。三桓子孙，既以衰微，分适他国」。孟子生有淑质，夙丧其父，幼被慈母三迁之教。长师孔子之孙子思，治儒术之道，通《五经》，尤长于《诗》、《书》。周衰之末，战国纵横，用兵争强，以相侵夺。当世取士，务先权谋，以为上贤，先王大道陵迟隳废。异端并起，若杨朱、墨翟放荡之言，以干时惑众者非一。孟子闵悼尧舜、舜、汤、文、周、孔之业将遂湮微，正涂壅底，仁义荒怠，佞伪驰骋，红紫乱朱。于是则慕仲尼周流忧世，遂以儒道游于诸侯，思济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寻，时君咸谓之迂阔于事，终莫能听纳其说。孟子亦自知遭苍姬之讫录，值炎齐之未奋，进不得佐兴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馀风，耻没世而无闻焉，是故垂宪言以诒后人。仲尼有云：「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载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于是退而论集所与高第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答问，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书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罗天地，揆叙万类，仁义道德，性命祸福，粲然靡所不载。帝王公侯遵之，则可以致隆平，颂清庙；卿大夫士蹈之，则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厉操者仪之，则可以崇高节，抗浮云。有风人之托物，《风雅》之正言，可谓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恶圣之大才者也。孔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乃删《诗》定《书》，系《周易》，作《春秋》。孟子退自齐、梁，述尧、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贤拟圣而作者也。七十子之畴，会集夫子所言，以为《论语》。《论语》者，《五经》之馆𩝛，《六艺》之喉衿也。孟子之书，则而象之。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问利国，孟子对以仁义。宋桓魁欲害孔子，孔子称「天生德于予」；鲁臧仓毁鬲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旨意合同，若此者众。又有《外书》四篇，《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其文不能弘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托之者也。孟子既没之后，大道遂绌，逮至亡秦，焚灭经术，坑戮儒生，孟子徒党尽矣。其书号为诸子，故篇籍得不泯绝。汉兴除秦虐禁，开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讫今诸经通义，得引《孟子以明事，谓之博文。孟子长于譬喻，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其言曰：「说《词》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为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后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于说《诗》也。今诸解者往往摭取而说之，其说文多乖翼不同。孟子以来五百馀载，传之者亦已众多。余生西京，世寻丕祚，有自来矣，少蒙义方，训涉典文，知命之际，婴戚于天，构屯离蹇，诡姓遁身，经营八纮之内，十有馀年，心剿形瘵，何勤如焉！尝息肩弛担于济、岱之间，或有温故知新，雅德君子，矜我劬瘁，眷我皓首，访论稽古，慰以大道。余困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济集，聊欲仔志于翰墨，得以乱思遗老。惟六籍之学，先觉之士，释而辩之者既已详矣。儒家惟有《孟子》，闳远微妙，缊奥难见，宜在条理之科。于是乃述已所闻，证以经传，为之章句，具载本文，章别其指，分为上下，凡十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当达者；施于新学，可以寤疑辩惑；愚亦未能审于是非，后之明者，见春违阙，傥改而正诸，不亦宜乎（《孟子》赵《注》宋本）。

《孟子篇叙》者，言《孟子》七篇所以相次叙之意也。孟子以为圣王之盛，惟有尧、舜，尧、舜之道，仁义为上，故以梁惠王问利国，对以仁义，为首篇也。仁义根心，然后可以大行其政，故次之以公孙丑问管、晏之政，答以曾西之所羞也。政莫美于反古之道，滕文公乐反古，故次以文公为世子，始有从善思礼之心也。奉礼之谓明，明莫甚于离娄。故次以离娄之明也。明者当明其行，行莫大于孝，故次以万章问舜往于田号泣也。孝道之本，在于情性，故次以告子论情性也。情性在内而主于心，故次以尽以也。尽己之心，与天道通，道之极者也。是以终于尽心也。篇所以七者，天以七纪，璿玑运度，七正分离，圣以布曜，故法之也。章所以二百六十有九者，三时之日数也。不敢比《易》当期之数，故取其三时。三时者，成岁之要时，故法之也。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可以行五常之道，施七政之纪，故法五七之数而不敢盈也。文章多少，拟其大数，不必适等，犹《诗》三百五篇，而《论》曰「《诗》三百」也。章有大小，分章赋篇，篇趣五千，以卒其文，无所取法，犹《论》四百八十六章，章次大小，各当其事，亦无所法也。盖所以佐明六艺之文义，崇宣先圣之指务，王制拂邪之隐括，立德立言之程式也。洋洋浩浩，具存乎斯文矣（曲阜孔氏刊本）。

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皆情之所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过也。七者循环而交来。故性不能充也。水之浑也。其流不清。火之烟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过。沙不浑。流斯清矣。烟不郁。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充矣。性与情不相无也。虽然。无性则情无所生矣。是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以明。性者天之命也。圣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性之动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圣人者岂其无情耶。圣人者。寂然不动。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参乎天地。变化合乎阴阳。虽有情也。未尝有情也。然则百姓者。岂其无性耶。百姓之性与圣人之性弗差也。虽然。情之所昏。交相攻伐。未始有穷。故虽终身而不自睹其性焉。火之潜于山石林木之中。非不火也。江河淮济之未流而潜于山。非不泉也。石不敲。木不磨。则不能烧其山林而燥万物。泉之源弗疏。则不能为江为河。为淮为济。东汇大壑。浩浩荡荡。为弗测之深。情之动静弗息。则不能复其性而烛天地。为不极之明。故圣人者。人之先觉者也。觉则明。否则惑。惑则昏。明与昏谓之不同。明与昏性本无有。则同与不同二皆离矣。夫明者所以对昏。昏既灭。则明亦不立矣。是故诚者。圣人性之也。寂然不动。广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语默。无不处于极也。复其性者贤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则能归其源矣。易曰。夫圣人者。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勿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此非自外得者也。能尽其性而已矣。子思曰。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圣人知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不息而至于圣也。故制礼以节之。作乐以和之。安于和乐。乐之本也。动而中礼。礼之本也。故在车则闻鸾和之声。行步则闻佩玉之音。无故不废琴瑟。视听言行。循礼法而动。所以教人忘嗜欲而归性命之道也。道者至诚而不息者也。至诚而不息则虚。虚而不息则明。明而不息则照天地而无遗。非他也。此尽性命之道也。哀哉。人皆可以及乎此。莫之止而不为也。不亦惑耶。昔者圣人以之传于颜子。颜子得之。拳拳不失。不远而复其心。三月不违仁。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其所以未到于圣人者一息耳。非力不能也。短命而死故也。其馀升堂者。盖皆传也。一气之所养。一雨之所膏。而得之者各有浅深。不必均也。子路之死也。石乞孟黡以戈击之。断缨。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结缨而死。由非好勇而无惧也。其心寂然不动故也。曾子之死也。曰吾何求焉。吾得正而毙焉。斯已矣。此正性命之言也。子思仲尼之孙。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传于孟轲。轲曰我四十不动心。轲之门人达者公孙丑万章之徒。盖传之矣。遭秦灭书。中庸之不焚者。一篇存焉。于是此道废缺。其教授者。惟节文章句威仪击剑之术相师焉。性命之源。则吾弗能知其所传矣。道之极于剥也必复。吾岂复之时耶。吾自六岁读书。但为词句之学。志于道者四年矣。与人言之。未尝有是我者也。南观涛江入于越。而吴郡陆傪存焉。与之言之。陆傪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东方如有圣人焉。不出乎此也。南方如有圣人焉。亦不出乎此也。惟子行之不息而已矣。于戏。性命之书虽存。学者莫能明。是故皆入于庄列老释。不知者谓夫子之徒不足以穷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问于我。我以吾之所知而传焉。遂书于书。以开诚明之源。而缺绝废弃不扬之道。几可以传于时。命曰复性书。以理其心。以传乎其人。于戏。夫子复生。不废吾言矣。

天不能言。阴骘乎民。民不可纵。是生圣人。圣人之道德与命符。是为尧舜。性与命乖。是为孔颜。噫。仲尼之化。不及于一国。而被于天下。不治于一时。而霈于万世。非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者乎。故孟子叠踵孔圣。而赞其道。夐出千世。而可继孟氏者。复何人哉。文中子王氏。讳通字仲淹。生于陈隋之间。以乱世不仕。退于汾晋。序述六经。敷为中说。以行教于门人。夫仲尼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先生则有礼论二十五篇。续诗三百六十篇。元经三十一篇。易赞七十篇。孟子之门人有高第弟子公孙丑万章焉。先生则有薛收李靖魏徵李绩杜如晦房玄龄。孟子之门人郁郁于乱世。先生之门人赫赫于盛时。较其道与孔孟。岂徒然哉。设先生生于孔圣之世。余恐不在游夏之亚也。况七十子欤。惜乎德与命乖。不及䖟吾唐受命而殁。苟唐得而用之。贞观之治。不在于房杜褚魏矣。后先生二百五十馀岁生日休。嗜先生道。业先生文。因读先生后序。尚阙于赞述。想先生封隧所在。因为铭曰。

大道不明。天地沦精。俟圣畅教。乃出先生。百氏黜迹。六艺腾英。道符真宰。用失阿衡。先生门人。为唐之桢。差肩明哲。接武名卿。未逾一纪。致我太平。先生之功。莫之与京。

「桃应问曰：『皋陶为士，舜为天子，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舜亦不禁欤』？曰：『舜视天下犹弃弊屣，窃负而逃，遵海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呜呼，果孟子之言哉？何迂阔怪诞之若是！且天之生斯民也，有党类以附势，有嗜欲以掊利，一不顺则争乱兴，故谆谆然授之以君，俾亭毒其命，劳佚舒惨，浇淳淑慝者皆系焉。故其处之也，非利乎子女玉帛之为乐，非徼乎金汤兵革之为卫，非茍乎铜盐山泽之为富，非专乎衮冕旂裳之为贵。盖当天命者不可以存让，惧违天命也；处群傒者不可以独善，虑逆人也。违天者暴物之始，逆人者残民之本，君所不为。是故授禅之方行，则膺历试，纳大麓，登庸奋陟，视若己有者，顺天命也。授禅之既绝，则诛四凶，举元凯，巡狩四觐，焦劳不暇者，忧民穷故也。纯仁笃爱，充物比屋，犹且夔夔然斋慄畏慎。今其言曰「视弃天下犹弃弊屣」，不亦诬先王、贼大教之滋甚乎？且舜之于瞽瞍，父子之义也；皋陶之于舜，君臣之节也。事亲有常道，奉国有常宪，一杀戮，一罪戾，圣人岂不能酌情应变，附会大中之典，俾孝无伤性，忠无失职；而及流离神器，顿挫重柄，窃负以遵海滨，虽硁硁浅丈夫，其果如是乎？仲尼有言：「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况帝天下者，又敢轻授哉？或曰：「当姬氏沦丧，群凶跋扈，狼齧虎噬，争僭大位，故孟子假词托事，以惩其衅」。对曰：「诚而发之者谓之道，迹而施之者谓之教，道本乎身，教刑乎人。是故得位者为命令，为政教；失位者为记事，为立言。言一不臧，稔祸千古，矧轻肆臆度，以垂示不朽，如后世何？斯皆孟子既没，万章、公孙丑互录对问之迹，或忘误事实，倒载简策，贻赘几圣，学其道者援而废之可也。噫，其亦教辅之谓乎」？

百拜献书于少傅阁下：古之人有不幸而生孔子既没之后、孟轲尚未生之前，前不得师孔子，后不得师孟轲，不归杨，则墨矣。虽有生当孔子、孟轲之时，不幸而居戎狄之外、夷蛮之间，去中国远，不得就圣贤而学之，服终左衽，而言终侏离矣。今有人生幸而值于孔子、孟轲者同其时，居幸而遭孔子与孟轲者同其里，则是生遇孔，孟，亲见圣贤，不隔数千百年得其人而师之，不走万数千里获其师而学之也。噫！孔子没，七十之徒随丧，圣人之道，无关键扃颋以固，夜半有人坏墉撤扉，挈之而去，则人人各由其门户自出处焉。不幸又有穿窬之盗，盗之而出于中国之内，放诸四夷之外，故有杨、墨、佛、老氏之教作焉。杨、墨、佛、老之下，诸子且数百，又乖而离之，合诸妖妄怪诞，复有纵横家者、杂家者、刑名家者、小说家者，仪、秦、商鞅、韩非、庄周之徒，鱋起而莫之禦也。譬诸水，出诸渎，溢于防，浩然汗漫，或入于沱，或沦于汉，无所属焉。譬诸涂，背诸夏，由诸径，分然支离，或之于夷，或之于貊，无所会焉。虽孟轲、扬雄、文中子、韩吏部相与止其横流颓波会于宗源，夷其荒棘芜梗由诸大路，一人防之。万民决之，奔溢流散，常不胜防矣；一人廓之，万人塞之，芜没榛莽，常不能廓矣。故圣人之道多梗。韩愈死又且数百年，大道之荒芜甚矣，六经之缺废久矣。异端乖离放诞，肆行而无所畏；邪说枝叶蔓引，蜪长而无所收。挈正经之旨，崩析而百分之；离先儒之言，叛散而各守之。《春秋》者，孔氏经而已，今则有左氏、公羊、谷梁氏三家之传焉。《周易》者，伏羲、文王、周公、孔子而已，今则说者有二十馀家焉。《诗》者，仲尼删之而已，今则有齐、韩、毛、郑之杂焉。《书》者，出于孔壁而已，今则有古今之异焉。《礼》则周公制之、孔子定之而已，今则有大戴、小戴之记焉。是非相扰，黑白相渝，学者茫然慌忽，如盲者求诸幽室之中，恶睹夫道之所适从也？孔子曰：「就有道而正焉」。扬子曰：「万物纷错，则经诸天；众言淆乱，则折诸圣」。伏惟阁下睶心于仲尼，适于尧、舜、文王，明于天、地、人之际。睶心于仲尼，适于尧、舜、文王，则为正道；明于天、地、人，则为真儒。然则圣人之道，果不在他人，在于阁下也。昔孔子居于洙、泗之间，七十子与三千之徒，就之而不肯去也。孟轲则有公孙丑、万章之徒，扬雄则有侯芭之徒，文中子则有程元、薛收、房、魏之徒，韩吏部则有皇甫卜、孟郊、张籍、李翱之徒，随之而师，皆能受其师之道，传无穷已。顾介何人，独不能从阁下而学乎？顾阁下独不欲传授于其徒乎？《洪范》曰：「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弗协于极，弗罹于咎，皇则受之，而康而色。曰余攸好德，汝则锡之福」。又《孟子》曰：「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互乡难与言，童子见，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茅容耕于野，等辈夷踞相对，容独危坐愈恭。孟敏荷甑堕地，不顾而去。郭林宗异之，因劝令学，皆成德知名。介至愚且甚不肖，比之互乡童子、危坐愈恭、堕甑不顾者，庶几其可勉而至于道也，惟阁下进退之。小子狂狷愚闇，懵无所知，肆其说于大贤人君子，其罪不容诛，固甘心受戮而无悔焉。朝闻道，夕死可矣，岂复逃其诛殛云。不宣。介皇悚战汗，顿首再拜。

自周以上观之，贤人之达者，皋陶、傅说、伊尹、吕望、召公、毕公是也。自周以下观之，贤人之穷者，孟子、扬子、文中子、吏部是也。然较其功业德行，穷不必易达。吏部后三百年，贤人之穷者，又有泰山先生。孟子、扬子、文中子、吏部皆以其道授弟子。既授弟子，复传之于书，其书大行，其道大耀。先生亦以其道授弟子，既授之弟子，亦将传之于书，将使其书大行，其道大耀。乃于泰山之阳起学舍，构堂，聚先圣之书满屋，与群弟子而居之。当时游从之贵者，孟子则有梁惠王、齐宣王、滕文公之属，扬子则有刘歆、桓谭之属，文中子则有越公之属，吏部则有裴晋公、郑相国、张仆射之属。门人之高第者，孟则有万章、公孙丑、乐克之徒，扬则有侯芭、刘盏之徒，文中子则有董常、程元、薛收、李靖、杜如晦、房、魏之徒，吏部则有李观、李翱、李汉、张籍、皇甫卜之徒。今先生游从之贵者，故王沂公、蔡贰卿、李秦州，孔中丞，今李丞相、范经略、明子京、张安道、士熙道、祖择之，门人之高第者，石介、刘牧、姜睶、张洞、李鄈。足以相望于千百年之间矣，孰谓先生穷乎？大哉，圣贤之道无屯泰。孟子、扬子、文中子、吏部皆屯于无位与小官，而孟子泰于七篇，扬子泰于《法言》、《太玄》，文中子泰于续经、《中说》，吏部泰于《原道》、《论佛骨表》十馀万言。先生尝以尽孔子之心者大《易》，尽孔子之用者《春秋》，是二大经，圣人之极笔也，治世之大法也。故作《易说》六十四篇，《春秋尊王发微》十七卷。疑四凶之不去，十六相之不举，故作《尧权》。防后世之篡夺，诸侯之僭翨，故作《舜制》。辨注家之误，正世子之名，故作《正名解》。美出处之得，明传嗣之嫡，故作《四皓论》。先生述作，上宗周、孔，下拟韩、孟，是以为泰山先生，孰少之哉！介乐先生之道，大先生之为，请以此说刊之石，陷于讲堂之西壁。康定元年七月十八日记。

周公，圣人之治者也，后王不能举，则仲尼述之，而周公之道明。仲尼，圣人之备者也，后儒不能达，则孟轲尊之，而仲尼之道明。文中子，圣人之修者也，孟轲之徒欤，非诸子流矣。盖万章、公孙丑不能极师之奥，尽录其言，故孟氏章句略而多阙；房杜诸公不能臻师之美，大宣其教，故王氏续经抑而不振。《中说》者，子之门人对问之书也，薛收、姚义集而名之。唐太宗贞观初，精修治具，文经武略，高出近古。若房、杜、李、魏、二温、王、陈辈，迭为将相，实永三百年之业，斯门人之功过半矣。贞观二年，御史大夫杜淹始序《中说》及《文中子世家》，未及进用，为长孙无忌所抑，而淹寻卒，故王氏经书散在诸孤之家，代莫得闻焉。二十三年，太宗没，子之门人尽矣，惟福畤兄弟福畤（文中子幼子。），传授《中说》于仲父凝，始为十卷。今世所传本文多残缺，误以杜淹所撰《世家》为《中说》之序（杜贞观三年卒，今世所传本乃贞观二十三年序。），又福畤于仲父凝得《关子明传》，凝因言关氏卜筮之验，且记房、魏与太宗论道之美，亦非《中说》后序也，盖同藏缃帙，卷目相乱，遂误为序焉。逸家藏古编，尤得精备，亦列十篇，实无二序。以意详测，《文中子世家》乃杜淹授与尚书陈叔达，编诸《隋书》而亡矣（叔达依迁史入《隋书》，今亡。）。关子明事具于裴晞《先贤传》，今亦无存。故王氏诸孤痛其将坠也，因附于《中说》两间，且曰：「同志沦殂，帝阍悠邈，文中子之教郁而不行，吁，可悲矣」。此有以知杜淹见抑而续经不传，诸王自悲而遗事必录，后人责房魏不能扬师之道，亦有由焉。夫道之深者，固当年不能穷；功之远者，必异代而后显。方当圣时，人文复古，则周孔至治大备，得以隆之。昔荀卿、扬雄二书，尚有韩愈、柳宗元删定，李轨、杨倞注释，况文中子非荀、扬比也，岂学者不能伸之乎！是用覃研蕴奥，引质同异，为之注解，以翼斯文。夫前圣为后圣之备，古文乃今文之修，未有离圣而异驱，捐古而近习，而能格于治者也。皇宋御天下，尊儒尚文，道大淳矣，修王削霸，政无杂矣，抑又跨唐之盛，而使文中之徒遇焉。彼韩愈氏力排异端，儒之功者也，故称「孟子能拒杨墨，而功不在禹下」。孟轲氏儒之道者也，故称颜回，谓与禹、稷同道。愈不称文中子，其先功而后道欤，犹文中子不称孟轲，道存而功在其中矣。唐末司空图嗟功废道衰，乃明文中子圣矣。五季经乱，逮乎削平，则柳仲涂宗之于前，孙汉公广之于后，皆云圣人也，然未及盛行其教。噫，知天之高，必辩其所以高也。子之道其天乎，天道则简而功密矣。门人对问如日星丽焉，虽环周万变，不出乎天中。今推策揆影，庶髣髴其端乎。大哉，中之为义，在《易》为二五，在《春秋》为权衡，在《书》为皇极，在《礼》为中庸。谓乎无形非中也，谓乎有象非中也，上不荡于虚无，下不扃于器用，惟变所适，惟义所在，此中之大略也。《中说》者如是而已。李靖问圣人之道，子曰：「无所由，亦不至于彼」。又问彼之说，曰：「彼道之方也，必也无至乎」。魏徵问圣人忧疑，子曰：「天下皆忧疑，吾独不忧疑乎」！退谓董常曰：「乐天知命，吾何忧？穷理尽性，吾何疑」？举是深趣，可以类知焉。或有执文昧理，以模范《论语》为病，此皮肤之见，非心解也。逸才微志勤，曷究其极，中存疑阙，庸俟后贤，仍其旧篇，分为十卷。谨序。

厥初生民，颛愚冥淳，不知自治也，不知自教也，上天佑之，乃作君师。君所以治也，师所以教也，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王、孔子是也。席古而言，君道始于伏羲，师道成于孔子，布在方册，不假备论而后知也。然则自伏羲至于文王皆君也，没世罔有庙食遍于天下郡县者。惟孔子独师也，没世则庙食遍于天下郡县，迄今为常，岂非圣人之上欤！故曰仲尼贤于尧舜远矣，信不虚语。宣化军有孔子庙，卑下失葺，残破尤甚。逮庠博李公之为政也，首行谒奠。既而曰：「本朝纯用文治，专尚儒教，师堂书壁，一何至是」！遂有意于经营，谦未明议。越再期，公曰：「予政成矣，尔俗变矣，年丰而多稌，民瑕而馀力，宣文章化，此其时也」。乃白于僚佐，以图革故，协德相应，如埙如篪。士人闻其谋，曰：「斯轨事之大者，盖将渐人以仁，摩人以义，纳人以□，子之途，不亦休哉！宜各尽心，仰承意旨」。由是揆日缮版，选工度材，人神交欢，上下毕力。广大殿为二十六楹，作拜廊六楹。阶高而难攀，木摩而不刻。奢俭使之合理，宠丽足以重威。户牖垣墉，悉加严邃。复改塑圣像十哲之徒，俾容貌可瞻，衣冠有法。绘门人先贤大儒于殿之东西壁，济济而行列，祗祗而谨饬。自始及卒，规摹所出，皆公之智也。众来省成，授简于祁霖，请作记。霖应之曰：昔乐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为政于鲁，孟子喜而不寐。公孙丑曰：「乐正子强乎？有智虑乎？多闻识乎」？曰：「否」。「然则奚为喜而不寐」？曰：「其为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优于天下，况鲁国乎」？今公鼎新宣圣之宫，兴《礼》、《乐》、《诗》、《书》之教，是驱吾民趋大圣而弃小说也。故闻之者知其劝，作之者乐其事，舍菜者有其位，就学者得其次，兹好善之至矣。矧公正立不倚，有智虑，多闻识，何啻乐正子之匹乎？噫！世无孟子道其辉光，评其上下，止则可也。傥令非才，纪其善状，殊不称德，敢辞。佥曰：「如斯不尚乎词而尚乎事，则子之言不斩，公之行无愧，皆实录耳」。遂志其馀。助善之流，具载姓氏于石之阴。时圣宋至和三年丙申春二月上丁日。

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古之贤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观贾生之论，如其所言，虽三代何以远过。得君如汉文，犹且以不用死。然则是天下无尧舜，终不可以有所为耶？仲尼圣人，历试于天下，苟非大无道之国，皆欲勉强扶持，庶几一日得行其道。将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齐，三宿而后出昼，犹曰「王其庶几召我」。君子之不忍弃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孙丑问曰：「夫子何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谁哉，而吾何为不豫」？君子之爱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后知天下之果不足与有为，而可以无憾矣。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夫绛侯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灌婴连兵数十万，以决刘、吕之雄雌。又皆高帝之旧将。此其君臣相得之分，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贾生洛阳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亦已难矣。为贾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谈之间，而遽为人痛哭哉？观其过湘，为赋以吊屈原，纡郁愤闷，趯然有远举之志，其后卒以自伤哭泣，至于夭绝。是亦不善处穷者也。夫谋之一不见用，安知终不复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馀而识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遗俗之累，是故非聪明睿哲不惑之主，则不能全其用。古今称苻坚得王猛于草茅之中，一朝尽斥去其旧臣，而与之谋。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愚深悲贾生之志，故备论之。亦使人君得如贾谊之臣，则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见用，则忧伤病沮，不能复振；而为贾生者，亦慎其所发哉。

觞深之渊，舟人操舟，若神没焉。未尝见舟而复操之也，不知水之为可惧，而无以挠其内故也。使其慄慄怀惧，虽沟池之大，不敢以涉，而跬步不进矣。况所谓惊波骇澜，没而复操者哉？道之于天下，非特觞深之渊为阻且大也。昔之无畏者，以身为舟，以仁为人，以礼为楫，以义为桡，以信为维，以天地之内为渊，以智识为知津，以诗书为表，以直勇为樯帆，以忠顺为俦侣，以耳目手足为仆走，以至诚不倦为混混，不舍昼夜，而以神圣为所适之国也。茫乎徜徉，浩乎无涯，而无所不到矣。虽有横波旋流，惊澓巨浪，视之犹平陆也。其胡跋于祝融之峰，而尾疐于碣石之足，左撼龟蒙，右摇桐柏，汹涌处下，震华处上，而目视不瞬，神色不变，虽有长鲸巨鳄，虎爪而锯齿，视之犹蝼蚁也，则操而没，没而复操焉，无足怪也。昔之人有为是者，仲尼、颜渊、孟轲是也。仲尼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当衰乱腐败之馀，周思欲手提文武之业而振起之，其自视犹反掌，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陈蔡之围，七日不食，环之兕虎，而守以金革。从者病，莫能兴，方且援琴而歌焉。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其箪食瓢饮，在于陋巷，处人所不堪之忧，独无少改其乐。孔子学尧、舜、文王，而终身皇皇，滨于危亡；颜渊学孔子，而栖栖如也。其穷若是，后之为身谋者，鲜不以为己深戒。而孟轲乃曰：「我所愿，则学孔子也」。夫以眇眇六尺之躯，无置锥之地，可以为资，且箪瓢啐茹，去死一间，而所以制行者，乃欲上与尧舜比肩，曰：「彼我皆人耳，何为而不可」？轲之言，亦曰：「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传于后世，我犹不免为乡人：此其所忧也」。夫自生民以来，未有如尧舜，而三人者，一旦皆欲与之齐，而中心无少畏惮也，壮哉！夫然后能为无所不到，而出言吐气，皆可以为法。而万世之下，以之衣，以之食，以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日月以之光，星辰以之序，阴阳以之和；草木鱼鳖，以之咸得厥所，以孳以育。一不用其言，上下倒错，日月星辰乱于天，草木虫鱼瘁于地，禽兽食人，人将相食，而破家亡国，妻孥之不保，而身为鱼肉矣。后之人，以为三人者，真神圣人也，不知其与己无少异也。故夫欲学道，而不能无畏如仲尼、颜渊、孟轲也，此犹肉身无骨，而欲立也。《大畜》曰：「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乾》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夫惟富贵贫贱，吉凶祸福之际，此世人所以蹙蹙丧心惑志，残形惫神者。而三君子者，视之犹日夜之相代乎！吾前蚊蚋、蠛蠓之触吾颡而去也，无少动乎其中，非刚强笃实，而能若是乎？是其寝兴否泰，而旦暮生死，所以操之者无少已，此之谓强不息也。若夫不能无畏者不然，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公孙丑曰：「道则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荷不使彼为可几及而日孳孳也」？是欲贬损圣道，然后从之土。觞深之渊，为污池之水，而舟焉可也。求所谓操之若神没而复操者，非特坎井之于天地，为相万也。一季氏之宰，能使冉求为奸回细人之行；而齐卿之位，足以动公孙丑之心，所欲为者，管、晏而已。宜于孔、孟之门，畏惮退缩，望之而丧气流汗也。故孔子于求曰：「非我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孟子于公孙丑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此其所以日侍圣人之侧，而灸之不入也。王君君玉，其生堂堂，气刚而语方。省亲真阳，吾一见之，望其眉目，而知其可以为无畏者。问其年，曰：二十有三。是其少于颜渊之齿八岁，而刚方近焉。然则使君玉不为颜渊则已，欲为颜渊，孰禦焉？惜乎吾方欲与之游，而遽以侍亲告归，故为君玉道及是。君玉之归，能思吾言，则能为孔子之舟。是舟也，居则济己，行则济物。《书》曰：「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惟能与天地万物同于一航出没，死生与之偕焉，夫然后可称于善操舟，而无觞深之渊矣。熙宁十年四月中浣日，福唐郑侠序。

合异为同，《易》之道也。天下之道，散同而已。冒天下之道，此《易》所以无体，无乎不为。盖非冒天下之道，不足以为《易》。

道为天下之母，然后寂然之中，生出有象，长育有器，建立有法。老者入死，故穷则变；少者出生，故变则通。往来不穷，新故相代，故通则久。夫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易》之道也。黄帝、尧、舜、禹、汤，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遵《易》之道者也。不以人废天，不以故灭命。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乾坤役使六子者也，其言能变，化成万物，所以不及天地。其言山泽通气，风雷相薄，则曰天地定位而已。

「既有典常」者，《易》之书也；「不可为典要」者，《易》之道也。言要以其不及详，言常以其不及变。典之为道，要常而已。

典者道之降，则者典之降，法者则之降。《易》之道至于为书，亦已粗矣。然而不言法则何也？以《易》而示他经，则其为书犹主于道焉。《礼》以世法为主，《诗》以人情为主，《书》以时务为主。「变动不居」，至「惟变所适」，言《易》所以为道，其出入以度。至「既有典常」，言《易》所以为书。《易》之为书，有道存焉。故以同民患则有济天下之仁，以前民用则有周万物之智，不可远也。尊之如父，亲之如母。其入以度，使内知惧，则虽入无保，如有辅翼之者；其出以度，使外知惧，则虽出无师，如有教之以事者。虚一之中，真性存焉。利欲不能复炎，其犹井欤！既洁净矣，无事乎渫；既正固矣，无事乎渫。其地冽，其泉寒，供物之求而已。

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易》之道也，故能与天地为终始。万物入死矣，天地未尝有终；万物出生矣，天地未尝有始。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易》之道也，故能与天地准。是故形体之所覆载，情气之所交感，未尝有馀，未尝不足。天地，物之大者尔，未离乎物，而不与物同为始终有馀不足。夫何故也？《易》有所与故也。

反身自爱，致静而动之谓仁；复本反始，以齐万物之谓道。《复》之初九，一阳来复之时，万物归根之地。其冥也，为明之藏，为物之复始；其罔也，为有之舍，为物之资始。以人言之，则反身自爱，致静而动之仁；以天言之，则有复本反始，以齐万物之道。道与仁相为左右，道与物相为得丧。六四与初为应，从道者也；上六迷复，徇物而往者也。

貌、言、视、听、思五者，君以仁民者也；雨、旸、燠、寒、风五者，天以生物者也。是故肃、乂、哲、谋、圣五物之时若之，狂、僭、豫、急、蒙五物之常若之。圣人之治天下，无狂而能肃，无僭而能乂，无豫而能哲，无急而能谋，无蒙而能圣。是故五物未尝极备，而亦未尝极无，数或有之。圣人能以五事裁其有馀，成其不足。《易》曰「裁成天地之道」，则成能乎其中矣；「辅相天地之宜」，则成位乎其中矣。

舜以禹、皋陶为己忧，故「臣作朕股肱耳目」，特以命禹。「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特以谕皋陶。夫禹、皋陶与舜为一体者，而舜或失之，则一体废矣。为己忧也，不亦大乎！

「无有作好，遵王之道」，为「惟辟作福」言之；「无有作恶，遵王之路」，为「惟辟作威」言之。好恶不作，公生明夷旷之中，遂无万物之累。故言其无滞碍，则曰「王道荡荡」；言其无险厄，则曰「王道平平」；言其无邪枉，则曰「王道正直」。

遵王之道，则有作福之仁；遵王之路，则有作威之义。会而归之，以立有极之本；散而行之，以致有极之用。方其会而归之，未始有好，故能无作好；未始有恶，故能无作恶。无偏无党，或见于公；无反无侧，或见于正。此则有极散而行耳。

人之于学，有情然后好善，有志然后向善。情有好恶，志有向背。以好恶之情，好善而恶恶，则《孟子》所谓若其情者也；以向背之志，向善而背恶，则《书》所谓逊志者也。盖惟穷理之学为能逊志，学在耳目之间，未有能逊者也。

「惟学逊志」，则有受道之资；「务时敏厥修」，则有致道之力；「乃来」，为其质有所受，力有所致故也。高宗之学，「暨厥终罔显」，岂非志之所在有所未逊欤？故高宗之命说曰：「尔惟训于朕志」。说之训高宗曰：「惟学逊志」。

学之序，能辨志，然后能逊志，能逊志然后能继志。辨志，求道之时也；逊志，从道之时也；继志，会道之时也。志于道则无累，志于仁则无恶。

伏羲、唐尧、周公无成与亏者，同乎道也；有成与亏者，异乎法也。可异者法而已矣，道不可异也。荀卿以「道过三代谓之荡，法异后王谓之不雅」。然则荀卿所谓道与法者，异乎吾所谓道与法也。雄之言曰：「法始乎伏羲，成乎尧，匪伏匪尧，礼义哨哨」。其贤于荀远矣。

相道者天，相天者人。道无形也，视之不见；道无体也，抟之不得，且无所由也，无所居也，无所行也，无所止也。及其之乎上者，其数三天；之乎下者，其数两地。参伍以变，错综其数，偶者合之以奇，奇者合之以偶。生者斯成，始者斯终。积刻而为辰，积辰而为日，积日而为月，积月而为时，积时而为岁。有生类不能逃此。五行之数，有生有成，有奇有偶，有盛有衰，有清有浊，或相制，或相顺，或有馀，或不足。有生之类，食息嚬笑，上下小大，不能逃此。言其道也，或居乎小人，或居乎君子；言其位也，或居乎上，或居乎下；言其分也，或居乎富贵，或居乎贫贱；言其情也，或居乎厚，或居乎薄。安其所居，不相乖异，此天相之也。五典以叙，五礼以秩。其为彝也，始终之不可穷；其为伦也，先后之不可乱。然而九畴之类，「初一曰五行」，非人所与焉；「敬用五事」，「农用八政」，「协用五纪」，「建用皇极」，「乂用三德」，「明用稽疑」，「念用庶徵」，安其所居，不相乖异，此人相之也。叙者以惇，秩者以庸。不可穷者，推之使通；不可乱者，辨之使治。

天子施礼于诸侯，以十有二牢，以多为贵也；诸侯报礼于天子，膳以牲犊，以少为贵也。以多为贵者外心也，以少为贵者内心也。《礼器》曰：「古之圣人，内之为尊，外之为乐，少之为贵，多之为美」。诸侯之于天子，观天下之物，无可以称其德者，得不以少为贵乎？《郊特牲》曰：「牲孕弗食，祭帝弗用」。诸侯之膳天子，上同乎帝，尊贵之也。天子之于诸侯，为之牢礼之数，而诸侯之待王官也，令百牲皆具，乐美之也。盖谓待王以多则为亵，待百官以少则为简。故《礼器》曰：「先王之制礼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惟其称焉（此条又见《永乐大典》卷二○四五八。）」。

不矜而庄，人之道也；不言而信，天之道也；不厉而威，神之道也。

致民力而望地利，可必也；致地利而望天时，不可必也。天时之运，丰登中下，未始有常。先王以耕计积，以仂计用，以釜计食，非其吝人以自养也。为国备天时之变，则以耕计积；为民应天时之变，则以釜计食。

司稼一年之上，不出敛法，则其取财有义。廪人以岁之上下数邦用，则其用财有礼。天时之变，其所生者弗盛，而国之所积厚焉；其所取者弗多，而君之所用杀焉。

六刑为六行而设，造言乱民之刑，为六刑而设。六行之数不明，造言者乱之也；六行之俗不成，乱民者害之也。孟贲之不动心也以力，告子之不动心也以言，孟子之不动心也以德。有力者不必有言，故孟贲之勇，众力能胜之；有言者不必有德，故告子之勇，众辩能胜之；孟子之勇不可为众，举天下之辩，穷天下之力，未有能屈之者。孟贲、告子区区言力之间，何足道哉！而公孙丑以孟子过孟贲远矣，将欲贤孟子，不知其实卑之也。此孟子所以言「告子先我不动心者」，以鄙公孙丑之言欤！「告子先我不动心」，且未足以为贵，则虽过孟贲远矣，何足以进我哉！

北宫黝之勇，知用其气而已，不及自守；孟施舍之勇，知守其气而已，不及自反。知用其气则养之无所在，故曰「北宫黝之养勇」。知守其气则养之有所在，故曰「孟施舍之所养勇也」。孟施舍量敌虑胜，与夫自反相似；「视不胜犹胜」，与「千万人，吾往矣」相似，北宫黝「恶声至，必反之」，与夫「不可者拒之」相似。二子之勇，皆不及是，故曰「未知其孰贤」。北宫黝「思以一毫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此使于区区之气者；孟施舍「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此使于区区之智者。量敌虑胜，能虑人矣，不能虑己。「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且不能虑人，而况于己乎？然而皆末耳，本之则无如之何。及之有知，居之有仁，行之有义，此曾子所以为勇之大者。直在人，曲在我，则「褐宽博，吾不惴焉」；曲在人，直在我，则「虽千万人，吾往矣」。

心，志之君也；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体，气之寓也。人之气时发于心，君无志以将之，则趋蹶而已。君子尝使其气，次志之所至。志之所至为之限，而气不得以过之。过其所至，则犹新生之犊，猖狂妄行，驱而纳诸罟擭陷阱之中，莫之知辟者众矣。君将有为也，任志而用之；帅将有行也，任气而用之。持其志者，心为之君而已。

以北宫黝用其气言之，则孟施舍量敌虑胜为守约；以曾子自反言之，则孟施舍量敌适足以为守气，曾子自反乃真守约也。言孟施舍守约，所以抑北宫黝，欲其尚曾子所谓勇，故略子夏。曾子之勇，孟子之不动心，一也。孟子言曾子之勇，所以自明；言北宫黝之勇，所以明孟贲；言孟施舍之勇，所以明告子。

不惑故能定，不动故能应。不得于言，勿以不动求于心，则告子以心本于言矣；不得于心，勿以不蹶求于气，则告子以气本于心矣。气之不蹶本于心，此固是也。然而心之所本，告子之见既已误矣，气之所本何所恃哉？言屈则心动，心动则气蹶。告子之言幸而胜天下之辨则可矣，天下之辨有能胜之者，则告子之心其能不动乎？告子之言，所谓不必有德者也，夫谁不可胜哉？有德则言本于心矣。不得于心，勿求于言与气，然后其说具矣。言与气之所本者心也，心之所本者道也。

欲其防气壹也，则曰「志至焉，气次焉」；欲其防志壹也，则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存适不通谓之志壹，趋蹶则气之动也；流行不通谓之气壹，迷误则志之动也。虚一而静，心之道也，任志率气，以应天下之变。志壹之患，非特其气趋蹶也，反动其心，则中之所主丧矣。

言生于心，而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此其所以不知言。气「集义所生」，而告子曰「义外也，非内也」，此其所以不善养气。孟子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岂有他哉！以言生于心，以义在内而已。

复为精气，则合天地之德；散为和气，则赞天地之化。去知与故，循天之理，以直养而无害者也。

至大配道，至刚配义，无是馁也。无是义，道为配。

君子之气复于仁，生于义，空于道。有除害之心，则怒气之所生；有兴利之心，则和气之所生。兴利除害之心忘，则仁守其气矣。

「集义所生」，此孟子之养气也；「义袭而取之」，告子之养气也。慊者，自反而足者也。告子外义，徒行其气而已。能无馁乎中心之所畏，言与义卫其外焉，此其所恃以不动者也。其言不本于德，其义不根于性，欲使其心不动，亦已难矣（《演山集》卷五三。）。

此则原缺字甚多，据清抄本补。

气之为物至矣。其在阳也，成象而为天；其在阴也，成形而为地。阳沴于上，则日月星辰之光悖；阴沴于下，则草木山川之精变。气也者，天之所以旋，地之所以运也，况于人乎？夫气之主在志，志之主在心。心者，神之合也。志者，精之合也。气者，魄之合也。神亏则精不复，精弊则魄不宁。君子虚心以养志，弱志以养气，故能外探事物之奥，内安性命之情，浩然无际，与道自会，岂特通体乎天地，同精于阴阳而已哉？呜呼，气之为物，亦已至矣！此公孙丑所以问之悉，而孟子所以告之详也。凡进以礼，退以义，动而智，静而仁者，皆性也。穷通之有数，废兴之不常者，皆命也。君子审去就之分，循得丧之理，以尽其性，则宠辱于己，犹蚊虻之一过，死生于己，犹夜旦之一易，皆命之偶然者也，乌足槩其心哉？故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对曰：「否，我四十不动心」。传曰：「色盛者骄，力盛者奋，未可以语道也」。二十曰弱，弱则未足以穷理。三十曰壮，壮则未足以尽性。所以穷理尽性，四十其时也；四十而不能，斯亦不足畏也已。故于四十曰不动心。孟子所谓不动心，孔子所谓不惑者也。不以内蔽外，故曰不惑；不以物役己，故曰不动心。不惑者，未必知命也，故孔子五十而后知命。不动心，未必知义也，故告子犹以义为外焉。然则孟子遂无喜怒哀乐之情乎？曰：非也。吾之所谓不动心者，即有而无，即实而虚；其于外也，应而不迁；其于中也，受而无止；虽终日言，犹不言，终日为，犹不为也。安可以喜怒之形、哀乐之发，而累其所谓不动者耶？君子固有以与人同，亦有以与人异。所同者外，所异者内也。自其同者视之，则孟子之勇有似于孟贲，不动心有似于告子。故曰：「若是，则夫子过孟贲远矣」？对曰：「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夫矢石相攻，锋刃相搏，壮士遇之，雄入而不顾，彼得全于勇犹若是，况得全于道者乎？故刺其肤而不挠，注于目而不逃，其思己也，一毫之挫，若市朝之挞；其视人也，万乘之尊，若褐夫之贱。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此北宫黝之养勇也。视彊如弱，进不量敌之大小，会不虑胜之中否，曰：「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此孟施之养勇也。昔曾子事亲，主于养志。子夏之门人，先于洒扫应对而已。舍之所养者本也，故似曾子之约；黝之所养者末也，故似子夏之详。由二子观之，则本固宜可以胜末，约固宜可以胜详。由君子观之，则二子之养，皆气而已，未足以知义也。故曰：「夫二子之养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夫知勇而已者，有时而穷。知勇知怯者，无时而屈。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所谓知怯者也。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所谓知勇者也。夫曾子之守约，所以异于孟施舍之守气者，岂有他哉？勇而能怯，与义偕行而已矣。故曰：「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然则不言子夏，何也？曰：黝养勇之详，固不若舍所养之约，舍似曾子而不及，则黝之不若子夏，从可知矣。盖黝之与舍，可谓不动心，而与夫告子之养者同矣。曾子、子夏可谓知义，而与夫孟子之所养者，亦有以同之也。故夫丑问不动心之道，而告以四子之养勇，则孟子所以异于告子者，固已存乎其间矣。言，心之声也；心，气之主也。不得于本，固可以勿求诸末；不得于文，则不可以勿求诸实。故曰：「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而有以知告子所求者，外也。人以心为君，以志为帅，以气为师，以体为国。君欲虚而静，帅欲知而专，师欲和而勇，国欲实而彊。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失道，而乱莫大焉。故曰：「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以言志立于心，而足以率气；气役于志，而足以实体。志有彊有弱，故以帅言之；气一满一虚，故以充言之。夫帅之所适，师之所从也；志之所之，气之所止也。故曰：「志至焉，气次焉」。帅不专，则锐师不能以取胜；师不和，则良帅不能以有功。志之与气，亦犹是也。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夫有尤物，足以移人。一物之玩，且或丧志，况情伪之感，利害之攻乎？孟子曰：「此天之所以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持其志之谓也。朝气锐，昼气堕，暮气归。朝暮之变，且或动其气，况自少而壮，自壮而老乎？孔子曰：「君子有三戒」。无暴其气之谓也。虽然，此犹有待也。若夫纵心而动，顺性而游，处众枉，不失其直，与天下并流，而不离其域，若然者，无持志之念，有持志之功，有暴气之迹，无暴气之患，彼且乌乎待哉？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又曰：「持其志，无暴其气」。何也？盖可以善恶邪正久而迁者，志也，而亦足以害气；可以喜怒哀乐骤而干者，气也，而亦足以害志。故曰：「气壹则动志，志壹则动气」。凡物壅之则壹，而相与郁；散之则疏，而相与通。蹶者，动之逆也。趋者，动之顺也。逆顺不同，皆非志使之然也，气而已矣。故曰：「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气以心为本，反者所以复本也。夫知言然后可以不惑，养气然后可以不动心。诐淫邪遁之辞，莫不毕见，所谓知言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所谓养气也。外不惑于人，内不动于己，虽孟子之长，又何以加于此？故曰：「敢问夫子恶乎长」？对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天下之理，固有可以言论者，固有可以意致者。可以言论，则言之也易；可以意致，则言之也难。故曰：「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言之虽难，犹为可言者尔。彼言之所不逮，意之所不一者，又乌可以言言耶？大者气之体也，刚者气之用也。气之体不可围，故曰「至大」；气之用不可屈，故曰「至刚」。夫昼动则气扰，夜息则气安，此人情之常，愚智之所同也。君子外不劳精于事，内无思虑之患，抵时投隙，以自得为功，故虽昼动，曾不异于夜息。众人反是，虽一夜之静，且或不能息也，矧旦昼之所为？此非天之所与者殊也，不能以直养气，使之无害而已矣。夫能以直养气，率理而往，循命而趋，不为贫贱富贵之所移，威武之所屈，则俛仰之近、六合之远，固无适而不得矣，岂不全其所谓浩然者耶？老子曰：「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气之养也，亦犹是矣。故曰：「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然则亦有出于天地者乎？曰：方其配义，则塞于天地之间而已矣，及其配道，则固有出于天地者也。虚形万物所道，谓之道。因缘无事，天下之理得，谓之德。理生昆群，兼爱无私，谓之仁。列蔽度宜，谓之义。德非道不神，仁非义不立。自义而入于天，则极于道；自道而出于人，则极于义。气之养也，直而推之，则无不宜，此其所以配义也；扩而充之，则无不在，此其所以配道也。集者，自然而至也。袭者，有因而至也。夫所谓配者，岂固有因而求合于彼乎？直而推之无不宜，扩而充之无不在，则自然与之合矣。故曰：「配义与道」。又曰：「是集义所生，非义袭而取之也」。以其自然，故于「集」曰「生」；以其有因，故于「袭」曰「取」。心有馀曰慊，腹不足曰馁。慊则有裕于中，而馁则有求于外。老子曰：「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盖虚其心者，所以欲其慊；实其腹者，所以恶其馁。故曰：「无是馁也」。又曰：「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孟子之所以数辟告子何也？曰：君子恶似而非者。使天下之人，善如尧，恶如桀，微君子，其谁不知？天下之所以不知者，疑似之间也。邪与正同门，情与伪同邻，至精莫之能分，是以君子惧焉。彼告子之不动心，诚有似于孟子，然而以生为性，以义为外，使天下相率而从之，则将求性于形，而求义于物矣。此其所以辟之也。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岂唯于告子之若是乎，其所以距杨、墨者，亦如此而已矣。夫所谓正心者，有无为而自正者，有有意而正之者。圣人之心，如众籁然，泠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其应物也，如是而已，所谓无为而自正者也。彼众人则不然，有所距，有所受，有所将，有所迎。一事之至，必欲正其心以应之，弊弊然若操五寸之矩，一尺之规，以求合乎天下之形器者焉。吾见夫心劳于中，智尽于外，而形器之不能合也。此所谓有意而正之者也。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夫知天而不知人者，无以与俗交；知人而不知天者，无以与道游。夫既有意而正其心矣，则于事也，岂免以命废力，而以人胜天者乎？故曰：「勿忘，勿助长」。以命废力，是忘之也。以人胜天，是助之也。庄子曰：「善养生者若牧羊然，视其后者而鞭之」。又曰：「为天下者，亦奚以异于牧马者哉？亦去害马者而已」。然则君子之修身治天下，鞭其后、去其害可也，必欲弊精神而求益，劳智虑而速成，则命之分有所不安，而害且至矣。故曰：「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呜呼，人之于性也，岂欲揠而使长哉？亦去其害性者而已。不平谓之陂，有过谓之淫，畔于正谓之邪，逃其本谓之遁。蔽于一隅者，其言不平，故「诐辞知其所蔽」；陷于一曲者，其言有过，故「淫辞知其所陷」；离道者，其言畔正，故「邪辞知其所离」；术穷者，其言逃本，故「遁辞知其所穷」。此四者，浅深固殊，然以一邪说之家，则足以具之矣。杨、墨之类是也。夫为我者，智也。兼爱者，仁也。虽孟子之道，亦未始离乎此，而二氏之所以失者，知其一，不知其二，有见于此，无见于彼而已矣。若此者，谓之蔽。其弊也，为己者，至于不拔一毛；兼爱者，至于摩顶放踵，往而不知反焉。若此者，谓之陷。其甚也，则为杨者，反以仁为失己；为墨者，反以智为失物。始于毫末之差，终以千里之缪，亦其理之然也。若此者，谓之离。又其甚也，则为己者至于无君，兼爱者至于无父，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若此者，谓之穷。其于言也，蔽而后淫，淫而后邪，邪而后遁；其于心也，蔽而后陷，陷而后离，离而后穷。亦其序也。以心对政，则心为内，政为外；以政对事，则政为大，事为小。生于内，必形于外，故曰：「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大，必及于小。故曰：「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孔子曰：「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然则君子之所以有言者，岂固拂其所有，而彊其所无哉？亦述性命之理而已矣。唯如此，是以前乎吾者，可以稽之而不悖；后乎吾者，可以俟之而不惑。何者？命无异性，性无异理故也。故曰：「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然则又曰：「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何也？盖前则因知言而发，原邪说之所起也；后则以杨、墨而言，辟邪说之既成也。原邪说之所起者，以理言之也，故曰「生」曰「发」，而先政后事；辟邪说之既成者，以事言之也，故曰「作」，而先事后政。理藏于无形，则疑于可违，故曰「必从」。事见于有迹，则疑于可变，故曰「不易」。其言虽殊，考之各有所当也。虽然，彼邪说者，其所谓道，亦吾之道也；其所谓德，亦吾之德也。道德与吾同，而所以与吾异者，倚于一偏，蔽于一曲，如僚之于丸，秋之于奕，各师其习，而不能相通，是以君子疾之焉耳。杨子曰：「适尧舜文王者为正道，非尧舜文王者为他道，正与他虽不同，然而莫非道也」。而后世之学者，徒见君子之疾之也，遂以为彼之所谓道德，非吾所谓道德者焉，则亦已过矣。然则孟子论不动心之道，而止及于知言、养气，何也？曰：能知言则不惑于外，能养气则不动于内。外不为邪说之所干，内不为妄情之所溺，则吾之心也，复何为哉？以此事上，以此临下，退居而閒游，进为而抚世，固无施而不可。此孟子之深意也。盖体合于心，心合于气，气合于无，则介然之有唯然之音，远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间，来干我者，我必知之，况诐淫邪遁之辞乎？潜行不窒，蹈火不热，行乎万物之上而不慄，是纯气之守也，况卿相之位，霸王之权乎？虽然，是道也，岂唯圣人有之，天下莫不有也。是其道与之命，天与之性，昼而动、夜而息者，曷尝不与圣人同乎？惟其外不能知言，内不能养气，是以予之则惊，夺之则怨，惛于操舍之际，汩于宠辱利害之交，气与魄俱扰，志与精俱弊，而心与神俱亡。若然者，虽一语嘿，一颦笑，设之或不当也，况治身以及家，治国以及天下乎？呜呼，闻孟子之风，可以兴起矣。

公之卒也，葬于四基山之阳。郭璞云：「邾城东南有峄山，峄山北有牙山，牙山北有唐口山，唐口山北有阳山，阳山北有孟轲冢在焉」。今四基山者是也。景祐五年春，置庙于其傍，取门人之高弟配焉。以此子子孙孙，奕世相传，居多近其所，时奉祭家庙。元丰六年十月，因吏部尚书曾孝宽言于朝曰：「孟子有庙在邹，未有封爵，载在祀典。况先儒皆有封爵，孟轲氏万世所法，厥惟旧邦，古有祠宇，尝封爵以示褒崇」。遂特加邹国公。元丰七年九月，蒙朝廷诏赐库钱三十万，增修其祠，其象服九章、乐正子配飨，公孙丑、万章俱侍左右。给其赐田，以严洒扫，宜共后嗣蕃衍。询其祖派，得孟宁、孟坚等十数家，皆其裔也。弼一日敬谒祠下，因摭其实而纪之，用传不朽。

士之于学，非尚其志、强其力，终无异于众人。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公明仪曰：「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欺我哉」！此苟其志不立，心之所期能如是之卓乎？冉求自画不能循道而进，公孙丑谓道若登天而不可及，欲少贬焉。苟力能自强，行之所趋，遽欲如是而已乎？始锐而久则怠，朝勤而暮则倦，人之常情也。举其高者远者示之，犹患乎不勉，况姑以浅者近者诲之，其所学何足算哉！莫非学也，徒能言之，行之不至，胸中未必泮然矣。是由燕人之谈楚，身未尝至郢都，其说未必然也。闻之夫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太原王生源明自西河来上党，问学于予，今归，将辟斋舍于其居之后圃，求予为名榜其斋。予既语以尚志强力而遂欲观其进，故以孔子之言，名之曰「覆篑」云。

向承垂示许丞《易义》，其用意精深，自成一家之学。伏读之久，开发多矣，然鄙意犹有疑者。《复卦义》曰：「怒，恶之使也，东方之情也；元，善之长也，东方之德也。善恶之分，吉凶始焉」。《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四者一本于中，则怒不可独谓恶之使也。怒而中节，是谓达道，而遂以元怒为善恶之分，亦恐未可也。又曰：「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所谓出怒不怒，盖以救世，非修身之道也。修身则致虚守静，不可以动，动则有怒，有怒，与仁违矣」。某以谓诚者合内外之道，成己乃所以成物也。谓不可以修身而可以救世，恐无是理。修身不可与仁违，治天下独可与仁违乎？颜子不迁怒，非无怒也，不迁而已。是谓中节，此颜子所以修身也。而孟子以禹、稷之事与之，谓之易地则皆然，盖救世修身本无二道故也。《大学》论治天下国家必始于正心诚意，孟子则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皆是意也。夫物我易观，不能通天下为一，正今日学者之失，此弊尤当救之，不可畏也。又曰：「孟子四十不动心，颜子之年未至也」。是未以不动心与颜子也。又曰：「颜子复礼以存心，故其静也仁」。是以仁与之也。公孙丑问不动心，孟子曰：「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孔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夫仁，孔子不敢居；不动心，告子之所易。以孔子不敢居者与之，而不与告子之所易者，恐似不伦也。又曰：「孟子之言不动心也，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此方以不动涉动者也，不动则专气致柔，复以自知而已。动则养气以为马，知言以为途也」。孟子论知言养气，乃不动心之道所以异告子者，恐非专为涉动也。又曰：「颜子之所养夜气也，孟子之所养旦气也」。夜气不存，则于旦气乎何有？旦昼之所为，有以梏亡之，则夜气亦不存矣。但深考孟子之言，则其义可见，恐所养不须离而为二也。古之好学者，必就有道而正焉。某不敢自谓好学，至于就有道而正焉，心不敢忘也。故辄布所闻，取正于左右，如未中理，愿详见教。

齐王欲见孟子，孟子辞以疾。明日出吊于东郭氏，公孙丑曰：「昔者辞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夫孟子将朝王，则见王固所欲也，为其召之，故不往。明日出吊，盖取瑟而歌之意，欲其知之也。虽公孙丑犹不谕其旨，况馀人乎？此景丑氏所以问也。夫天下有大戒二：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为大戒。先王之时，天下定于一，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则士于其时，无适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则君命召不俟驾行矣，礼也。周衰，诸侯各擅其土地，士不遇于齐则之楚之魏，无不可者，非一国所能专制也。故士于斯时，有不为臣之义，时君苟无尊德乐道之诚心，不足与有为，则虽欲亟见之且不可得，况得而召之乎？

伏闻左丞由建康移镇维扬，客有知浩详、爱浩至者前揖而贺曰：「子之父前此二十年为池州贵池县主簿，今左丞王公方抑首于其州之掾曹，分朋好也，视同寮为特厚。子今乃获指令于公之节钺之下，公将善必子称，罪必子宥，庇子不浅矣」。浩窃应之曰：「客虽不浩贺，浩固已自贺若不胜者，但非客之所谓也。夫扬为东南一都会，頖宫萃四方之学者，旦暮讲习，纷如他州，所设师儒悉皆命自朝廷。朝廷非不惓惓也，刺史更加意焉，霁威俛首接之而厚其仪，养之而厚其财，以风动一方之俗，使勇发而为善。父诫其子，兄诏其弟，妇勉其夫，长帅其幼，朋友相切偲而不怠，以承嘉惠，以称盛德。贤能成器，惟恐不先，冥顽悛恶，唯恐居后。则民之化之，或观或感，浸寻乎仁义廉耻之风，而黄堂日以无事矣。《记》曰：『化民成俗，其必由学』。此之谓也。扬之建学，为日固久，刺史加意于此者，远则惟魏国韩公，尝增其田畴；近则惟秀国陈公，尝新栋宇。且钜公名卿，由廊庙侍从之贵，拥节钺而镇是邦相踵也，或以此为不急之务，而莫之谁何；或有其意而车未停骖，坐未暖席，遽被命去，而不得为。是以旷数十年间，无与陈、韩二公并者，况欲绍复鲁僖蜀文之盛乎，是可为太息也。浩闻王公之贤，小之剖符守一州，而一州享其利；大之辅佐理四海；而四海受其赐。谈士颂之，文士纪之，志士畏慕而法之。今其来也，必举化民成俗之言，绍复鲁僖蜀文之盛，不俾韩、陈二公擅美誉于无穷。浩之自贺，实在于此，非客之所谓也」。客曰：「然仆固失之，子亦未为得也。子不闻王公之为人乎，处艰剧如简易，临苍黄如平日，才至大也；事无纤而不该，理无幽而不烛，识至明也；彼方戢舌而独抗其议，彼方缩手而独致其身，气至刚也；与六合而争衡，纳万物而犹裕，量至广也。为小官时已如此矣，譬松柏才拱把而磥砢，节操已有高耸千寻、大合百围之势，识者率以宰辅目焉。至其尹上京而登政府也，辨匿姓之书而全百千之命于危疑之际，止徙墓之请而安亿万之魂于冥漠之间，以至宽市易之逋，措曲狱之刑，下膏泽于旱暵可忧之时，排奸邪于根本难拔之地，其他盖不可以悉数。是其才识气量能使普天之下无一夫不获者明效矣。匪朝伊夕，入秉鸿钧，弼亮圣主，比隆时雍，其又将不止于此，岂区区敛其施于一頖宫哉！况督府千里之内，官吏待之而裕其职业，农夫待之而裕其耕耨，百工待之而裕其斲削，商旅待之而裕其阜通，非特頖宫之士愿深而望切焉。子之所言，何异楚人亡弓，楚人得之，犹有楚国之限者也」。浩窃复曰：「客前之所贺浩者，出于私情，故专在一身而遗頖宫。今之所以辟浩者，归于公议，故博及天下而略頖宫。浩虽鄙人，亦粗晓于斯二者，独以頖宫为言，则庶几所谓思不可出其位之意也。孟子谓公孙丑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浩承乏于扬之頖宫者也，知頖宫而已矣，不亦可乎」。客既退，浩因记其言，今辄书以叩将命者。恭惟知府左丞资政矜其愚而恕其罪，不独浩之幸也，一方多士之幸也。浩属以职贱拘文，不敢越境外，谨遣诸生持书前迎台旆，干冒钧严，浩下情无任背汗肌慄之至。

孔子没，世衰道丧，百有馀岁，以及孟子之时，其害尤甚。以汤武为弑君，以周公为未智，以匡章为不孝，以仲子为廉士。非特此也，不动心如告子，犹外义而莫悟；事豪杰如陈相，犹倍师而自若；则道之不明可知矣。以利国为先务，以殃民为可为，以战必克为良臣，以逢君恶为无罪。非特此也，可与有为如齐宣王者，其所问惟桓文之事；可与有言如公孙丑者，其所冀惟管晏之功；则道之不行可知矣。孟子于此时，上下无知而信之者，操不售之具，以周游其间，不少贬焉，非以道自任而能若是乎？其道则自古以固存而孔子之所传者也。孔子之于道，不得已而载之，后世君子孰不可以得之哉？然而有目同视而所见者近，有耳同听而所闻者浅，有心同思而所得者他而不正，则争以自取胜，而大道斯为天下裂矣。然则孔子之后，能绍其传者，孟子一人而已矣。与太和为一而充塞于两间，上足以配道，下足以配义，其所养之气有如此者。由父子之仁而极于天道，由可欲之善而极于神，其所造之妙有如此者。于《诗》则以意逆，于《书》则取二三策，其通经有如此者。敷陈于齐宣、梁惠之前，训告于万章、乐克之徒，曲而中，多而类，其出言有如此者。见与不见皆不以人枉己，受与不受皆不以利废义，其制行有如此者。以其所养之气，发其所造之妙，无施而不可，则其为通经也，出言也，制行也，皆馀事耳。奈何天未欲平治天下，而「舍我其谁」之志终不获伸，是以其功止于距杨、墨以承三圣而已矣。虽然，使杨、墨之道息，孔子之道著，天下后世咸知父子有仁，君臣有义，不沦胥而为禽兽，则其志虽不伸于当时，固已伸于后世矣。以道论功，如之何其可及也！其后名世之士，有出于汉而能知之者，莫如扬子，故论其道则曰「不异」，论其功则曰「扩如」。有出于唐而能知之者，莫如韩子，故论其道则曰「醇乎醇」，论其功则曰「不在禹下」。非苟知之也。窃自比焉，则庶几孟子之道；攘斥佛老，则庶几孟子之功。夫二子之不如孟子易见也，有所庶几且无与并，况孟子乎？故韩子曰：「学者必谨于其所道，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浩尝闻之于师曰：「诵《孟子》之书非难，深明其意之所在为难；深明其意之所在非难，能以其所以自任者矜式而行之为难。昔孔子之门人，如仲弓之有闻于仁，则请事斯语；如子张之有闻于行，则必书诸绅。今《孟子》七篇之所载，非直孔子答问之际一二言耳，学者或尚愧于仲弓、子张之贤，则以其所以自任者矜式而行之，其可忽乎」？浩不敏，敬受此言久矣，愿与诸君子共之，勿徒诵其书、明其意，资以为速化之术而已也。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呜呼，岂独颜渊之于舜为然哉！

汉祖与项羽争天下，五年而后仅胜之。至其所推功，则曰：「吾不如子房、萧何、韩信」。虽陈平、曹参，盖不与焉。则其平日所属耳目者，可知已。留侯以智全，故卒无害焉。酂侯几危，赖三人者而后免。鲍生召平或曰：「彼淮阴者，远无子房之谋，近不闻三客之说。方且偃然以假王为请，其死也宜哉」。夫较萧张之业，则何之不迨良亦明矣。然其受封也，高祖先之，定位也，鄂秋与之，何初无一言自解也，虽买田示污，卒以请苑见疑，其得出于廷尉亦幸矣。彼留侯者，眇然不受三万户之封，位居六十二，在绛、灌、樊、郦下。呜乎，此其所以为子房之智者欤？而颜籀乃以谓或以材德功劳本无定次，就令其有之，亦不当如是之远。噫！智名勇功在当时已不可得窥，顾岂一师古所及耶？

兵以正合，以奇胜。豪杰之攻秦也，周章首以百万之师，至戏下而不得进。沛公继战雒阳，亦辄不利。遂从轘辕略南阳，而西攻武关，破蓝田。迎刃披靡，捣秦人之背，竟降子婴。吴王濞之举兵也，其将田禄伯亦曰：「愿得五万人循江淮而上，别收淮南长沙入武关，与大王会」。此亦一奇也，濞不能从。顿兵下邑，不战而溃。夫两人之相与斗，扼吭捍胸，人知其所为备，则殆未可以辄胜也。惟能卒然乘不意而击其后，故吾有不斗，斗必克矣。

刘梦得有言：「贾生明王道，卫绾工车戏。同遇汉文时，何人居贵位」？余考诸史，谊当太宗时为太中大夫，后拜梁王傅。顾绾乃以功次为中郎将，至景帝立，始为王傅，继以吴楚军功封侯，遂迁丞相。则当孝文时，绾固未贵也。又谊早死而绾后达，尤复不伦。诗人虽欲傅会遣词，乃不知其舛有如此者。

董仲舒为汉儒宗，断稿一出，弟子以为大愚。刘更生通达古今，著《洪范传》，其子从而攻之，若仇敌然。夫儒者之学，本所以明仁义，修教化。考论六艺，不失大中而已。不专己守独，私有圣贤之说而自用之也。况乎穿凿附益，流为巫瞽。虽其门人子弟不得无罪，而师父之间，实有以招之焉。然则逢门杀羿，诗礼发冢，信不诬矣。

李汉叙《昌黎集》，自云收拾遗文，无所坠失。今世传者，稍稍各以其私录附益《外集》。初尚四篇：《通解》、《崔虞部书》、《明水赋》、《河南同官记》，东平吕夏卿所列者是也。它如《祭汴州董相文》、《与刘秀才书》、《李渤书》，是又旁出于《正集》，见于柳宗元书，载于唐史，其传也犹信。至如《雷塘祷雨文》，乃在子厚《正集》中，则非退之所作甚明。《直谏表》、《论顾威状》、《范蠡招种议》，浅露鄙俚，吾益羞之。馀文有伪有真，阙所疑而不敢辨。夫孟轲、荀、扬而下得其传者，惟韩愈氏。不幸浮屠之说胜，使愈之道卒踬昧而不行，遗札无几，又欲乘其罅而厚诬之，岂不重可悲欤？吾惧其终而不能自明也，于是乎书。

《诗·烝民》美樊侯之德。首言「柔嘉」，惧其不节之以礼也，则曰「维则」。言「令仪令色」，惧其不推之以诚也，则曰「小心翼翼」。言「出纳王命，王之喉舌」，赋四方明若否，而惧其道不足以自济也，故乃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又惧其流也，则又继之曰「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鳏寡，不畏强禦」。夫言岂一端而已。后世之士，不务明《大雅》之旨，遂拾单词以为口实。见有忠而被诛，信而获罪者，相与从而尤之曰：「非明哲也」。方朔之湛浮，胡广之中庸，味道之模棱，馀庆之长者，视人泰然有自得色，盖皆出于此矣。夫所谓「明哲」，岂方朔、胡广之谓乎？所谓「保身」，岂味道、馀庆之谓乎？使樊侯不能不吐刚而畏强禦，幸而不死，是特一持禄懦夫耳。顾安足以语道理哉？仲尼有言：「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扬子云亦曰：「庸行翳路，冲冲而活，君子不贵也」。

雷声之隐然，地震之砉然，虽贲、育之勇无所谓力，良、平之谋未知其自处，何者？发于不意故也。故君子不可不养静以俟动。

《羔裘》之大夫，以其君不用道也，故去之。《遵大路》之君子，以其君失道也，故去之。至于《南山》，则大夫遇其君之恶者也。夫遇恶而后去，其辨之盖不早矣。故序《诗》者异之于郑桧。

君子之任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我知之矣」。又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若夫贤者，则未足以及此矣。《诗》于君子，常以出处去就为言，至于贤者，然后有困穷放逐不能餐饱之词。孟子所谓「所就三、所去三」者也。大哉君子，非以道事君者，乌可以语是哉？

《戴驰》之诗曰：「女子善怀，亦各有行」。夫人未尝无怀也，而有所谓善怀者。「嗟我怀人」，求贤也。「每怀靡及」，敬事也。与夫《召南》之「有女怀春」，卫诗之「我之怀矣」，固有间矣，是所谓「亦各有行」也。

晋献之听谗，特好之而已，未必信之也。故《采苓》刺之，其诗曰：「人之为言，胡得焉」？是尚庶几其改也。陈之宣公，则既多信之矣。君子不独刺之，而又忧之。其诗曰：「心焉忉忉，心焉惕惕」。初曰「忉忉」，终曰「惕惕」者，由忧而至于惧也。若夫东周之王，其于谗也又甚焉。《采葛》之诗曰：「一日不见，如三岁兮」。则是岂独「忉忉」「惕惕」云哉？故序《诗》者以为惧谗之诗，盖以忧为不足道也。至于幽王之时，则谗之祸成矣。君子得罪，而盗言孔甘，荡然莫可救止也。《巧言》曰：「无罪无辜，乱如此膴」。匪其止于「维王之卬」，则所谓忧与惧者固无及矣，徒亦自哀其不幸而已，故曰伤谗焉。

孟子有言：「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且谓「以齐而王，犹反手也」。当是时，不独庸人愚士私怪其说，虽其高弟弟子公孙丑之徒，盖亦疑以为不然。吾读《褰裳》之诗，见郑人厌苦于兵革，而思获赴愬于他邦者，何其切也。其言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呜呼，其势岂不急而其情岂不可悲哉？譬夫溺于水而陷于火者，方其四顾号呼愿济须臾之命，狂奔疾走，沉没溃烂。当此之际，有一人焉，能援手而出之，解其涂炭之苦，而措于安平之地，则其人之感恩戴德宜如何哉？齐桓公攘狄而之卫，卫人人思之愈久而不忘。《木瓜》之诗是也。彼一伯者假仁义而搂诸侯，尚能如此。况乎以王者之仁政，而抚乱世之遗黎乎？夫惟孟子能知之，故曰「惟此时为然」。

「东方未明，颠倒衣裳」。过之大者也。「庭燎之光，鸾声将将」。过之小者也。宣王之过，过于勤而已。若夫齐君，则号令固亦不时矣。故《庭燎》之诗，止于箴之。而《东方》之无节，则在所刺也。

天下之治乱，在夫人材之盛衰；国家之废兴，系于贤者之出处。方厉王之际，人才微矣。掊克在位，而匪用其良，则贤者亦不可得而致也。宣王承其丧乱之馀烈，侧身修行。其始也，固尝任贤使能如《烝民》，新美人材如《采芑》。

微接下如《吉日》，其临政愿治之意，周密备具如此；于是始得夫吉甫、张仲、方虎、申樊之徒，相与出而辅相。然后能攘戎复土，修政事而会诸侯。号令自出，号为中兴，可谓知所本矣。然中人之志，不能不始勤劳而浸衰怠也，故《鹤鸣》诲之如何？亦教之反其本而已。求贤所以本也，故言：「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则其德音之著闻，不患于难知也。「鱼潜在渊，或在于渚」。方其在渊，则鱼可谓深而难求矣。然阳升则出而在渚，盖贤者世治则见。惟有道而从之，则不患于难致也。既能致之，则必能任之。上贤而下不肖，所以任之也。故又曰：「乐彼之园，园有树檀，其下维萚」。夫如是，则贤者得志而有功矣。吾能远举而信任之，则天下之贤才，无疏远贵贱，其有不为吾用者乎？故于是则虽「它山之石」，而皆「可以为错」也。盖宣王之所以兴衰拨乱，由于任贤而使能。将欲使之持盈守成而无废前美，则非急于用人，其孰能致哉？然宣王卒以不悟，此「皎皎白驹」所以有空谷之遁也。《白驹》贤者去之，国人思望而欲其留之之诗也。「皎皎白驹，食我场苗」者，欲其来而食于我也。与「丘中有麻」，所谓「将其来食」同意。「絷之维之，以永今朝」者，将以留之也。「所谓伊人，于焉逍遥」者，欲留而不得见，则思所谓白驹之贤者，于何焉而逍遥乎？「皎皎白驹，食我场藿」者，待之厚也。「絷之维之，以永今昔」者，留之久也。「所谓伊人，于焉嘉客」者，爱之思之则敬之矣。「皎皎白驹，贲然来思」者，欲其来之疾也。「尔公尔侯，逸豫无期」者，以情望之也。「慎尔优游，勉尔遁思」者，思之久而不可得见矣，则亦勉之以嘉遁而已。「皎皎白驹，在彼空谷」者，言贤者之退而穷处。「生刍一束，其人如玉」者，言虽穷而德有馀，居隐约而貌不衰也，与「硕人俣俣，君子阳阳」同意。「毋金玉尔音，而有遐心」者，虽勉之以嘉遁，而又庶几其复反也。庶几其复反者，王犹足用为善故也。「弗躬弗亲，庶民弗信」，动民以行，不以言也。

《噫嘻》言耕而不及穫，《丰年》言穫而不及耕。《载芟》详于播始而略于收成，《良耜》详于收成而略于播始。祈与报之诗也，故其词异。先王以为非尽人事，则不敢以有祈也，故必致其耕播之勤。若夫成岁之功，则吾何力之有哉？其亦归美以报神，立言之序当如此也。

天有雨以施其泽，君有臣以行其政。泽自上而下者也，政自王而出者也。幽王之时，内有「三事大夫」，外有「邦君诸侯」，所以行政任事之臣，可谓众多如雨矣。然内则「莫肯夙夜」，外之则「莫肯朝夕」。百官之长各离居而弗亲，𥊍御之贱反憯然而日瘁。卒至于「戎成不退，饥成不遂」。则虽众多如雨，非所以为政矣。众多而无政，不自于王出故也。政不自于王出，则犹雨之无政者也。故诗人取以况之，而序诗者从而解之曰：「雨自上下者也。众多如雨，而非所以为政也」。

「有頍者弁，实维伊何。尔酒既旨，尔殽既嘉」。诸公之望王，岂徒餔啜云乎哉？盖曰「既见君子，庶几有臧」。则固将有以启迪王心而告以善，且以解吾心之奕奕也。「死丧无日，无几相见」，兄弟之情尚恩也。「岂不尔思，中心是悼」，君臣之分尚谊也。

「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有駜》，颂僖公君臣之有道也。其诗曰：「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故「鼓咽咽，醉言归」，所谓道者如斯而已。

马伏波好名喜功，惫不知止。晚节龃龉，卒困于谗，不亦惜哉？或曰：人臣之义固忘身。当五溪之征，而援以老见怜，茍安可乎？曰：五溪之事，度非己而不夷，请行可也。己能夷之，人亦能夷之，又安用请？建武中兴，士大夫为侯王者以百数，天下既定，老臣宿将阖门而奉朝请。一日边候有犬吠之虞，此后来新进争功投足之秋也。顾援已封侯揭节矣，己所已有尚当分以与人，况可矍铄而冒之哉？观其戒松固也甚智，而敕严敦也甚明。至于谋己则不周如此。惜乎，时无有以孟子论冯妇之事告之者，悲夫！

庆赏刑威之谓政，仁义礼乐之谓教。孟子曰：「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所以得民心，岂一朝一夕之故哉？盖必有渐靡存焉。此敷五教所以不可不在宽也。

《春秋》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世子生不书，此何以书？谷梁氏所谓「疑，故志之」者，近得其说矣。盖方是时，举齐鲁之人，皆以子同为齐侯之子也。《猗嗟》所谓「展我生兮」者，亦诗人拒时人之言也。故圣人因其生也，正其名而谨书之。

子游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先儒以道为礼，学者疑焉。孔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先儒之说盖出诸此。然则《螮蝀》之诗所谓道化者，亦曰「以礼化之」而已，与《汝坟》之诗异矣。《雄雉》曰「道之云远，曷云能来」者，国人久役怨旷之词，与《绵蛮》所谓「道之云远」，《扬之水》所谓「曷月还归」同意。

《书》曰：「德惟善政，政在养民」。盖德者所以为政，而政者所以养民也。魏小而迫，君俭以啬。至于殽桃而食棘，然不能用其民，思所以富而教之者。此序所谓无德教也。

舜之作歌，先股肱而后元首；咎繇赓歌，先元首而后股肱。君臣交相儆，上下相赖也。

古者长民，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故能俨然有可畏之威，可象之仪，使民敬事之不厌。「大车槛槛」，「大车啍啍」。言民闻而畏之，《卷阿》所谓「令闻」也。「毳衣如菼」，「毳衣如璊」，言民望而畏之，《卷阿》所谓「令望」也。「将其来施施」。施施，难进之意。「将其来食」，则君子之所就，非茍而已也。迎之致敬以有礼，言之将行其言也，斯食之矣。卒曰「贻我佩玖」，则君子之于食也，岂独素餐云乎哉？施德于民盖如此也。玖玉之美者，佩其服之亲者。古者朋友之交，于其好之也，则必杂佩以报之。示吾亲之，而遗之以其德也。留子之贻民如此，则其施可谓厚矣。此固民之所思而不置也。

先王未尝有意于建功也，而功必由我而立；未尝有意于得人也，而人必乡我而服者：无他焉，惟反身以修道而已。故其所以求之也，异乎人之求之也。盖修辞非以广业而业自广，文德非以来远而远自来。道之所在，固有不蕲然而然者矣。犹之丱角童子乎，身日加长而不自知，至于突然而首弁者见之，曾未几何时也。此岂有所勉强而使然哉？齐襄无礼义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诸侯，徒志于求而不知其所以求，故《甫田》刺之。而序诗者以谓所以求者非其道。夫所谓道者何哉？亦曰求诸己而已。「夫子至于是邦，而必闻其政」，其亦类是邪？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曰衷，则非由外铄者也。曰恒，则天使我有是性也，可谓久矣。其衷也，其久也，而道固常存矣。彼所谓「元后」者，夫何为哉？若有其性，「克绥厥猷」而已。谓之若，则非有于逆也。谓之有，则勿梏亡之而已。谓之绥，则贵于安而无变也。故民之厚，谓之归厚。民之彝，谓之秉彝。而君子之于经，亦在乎反之而已。然则孟子道性善者，是邪，非欤？

《玄鸟》序言祀高宗也。康成谓：「当作祫。祫者，合也」。合神主于太祖而序昭穆。诗上述玄鸟生商，成汤受命。若四时常祀，不应远颂上祖。盖特以《长发》《殷武》之义推之尔，夫《诗》非一人作也，岂可以例言。《閟宫》颂鲁僖，而姜嫄、后稷、文、武、周公之事，皆见于《诗》，安知其非颂周而特颂鲁哉？郑失之明矣。近世说者曰：「上颂祖下及孙子，言高宗之上有以绍祖，下有以诒孙也」。吾有取焉。又《诗》曰：「景员维河」。毛以为「景」，大；「员」，均。颖达释曰：「言商之政大均，如河之润物无不及也」。郑以「员河」为「云何」，谓发语辞也。夫「景员维河」四字耳，遂以谓其政大均，如河之润物无不及，穿凿之说非人情也。郑以为发语，虽文理颇顺，亦未可据信。说者乃谓：「景」，读如「既景乃冈」。员，如「聊乐我员」。「河」为武丁所都。大抵皆牵强之说也。《诗》之来久矣，或字舛失真，或古今语异，明者辨之可也。

传所以释经也，传失而后有笺。笺者所以助传而正其失也。又有失焉，而于是乎有疏。然则疏者固宜纠剔二说之失，举而归诸大中也。观颖达之书，每每列为二说。毛谓此焉，则从而失之。郑谓彼焉，又从而失之。使后学之士，如窥江海汪洋泛滥，丛杂分播，靡所不有。然至于惊澜怒涛，东西四流，徒震悸心目，瞀然亡所适从，无一人能了然者。则疏者果何用耶？此颖达之大罪也。夫皇甫谧，腐儒也，其言博而多妄。然其释汤所都之地，明辩晰晰，大正宿儒之谬。颖达以郑说之不同也，既著之于前，而复破之于后，是则「正义」之名果安在哉？此余所甚病也。然观其言，每略于毛而详于郑，则颖达者真助郑者与？

人之处世，如毛之附皮，燕之巢幕。皮之不存，毛将安附？幕倾危，则巢何以安？是以无贵贱，无智愚，同寅协恭，惟恐大器之不安。故上自三公坐而论道，九卿百僚诤谏匡辅。左史纳言，右史书事。智者竭其谋，才者效其力。百工执艺以谏；下至士传言，庶人谤。上下情通，如手足之卫腹心，如枝叶之庇本根。上之视下，如父母之爱其子；下之亲上，如子孙之爱父母。中孚交通，无纤芥之凝滞；首足之气周流，无斯须之阻隔。是以心君康泰，百体顺令。叔世以来一一反是，君自圣于上，以天下之知莫己若，唯天下之莫违予。臣竟谀于下，唯恐失其富贵，茍合奉迎，贱辱百至。民顽嚣于下，漠然无情，如秦人不知越人之肥瘠。天变于上，而无一人告之者；众恐于下，而无一语陈之者。百司庶府，无一物之得而莫有言者。昏昏默默，共坐漏舟，可为寒心哉！

或曰：历观古今，治常少而乱常多，何也？曰：为政在人。人之类，数千年无一圣，数百年无一贤。圣贤不生，生而不得其位，政何以治？庸人之私智小慧，小人之刻薄残忍。无智慧而行残忍，顷刻之间，内不自静，天下安得而不乱？故曰：「为人君止于仁」。仁则静，静则天地位，万物育。大臣者，人君之耳目股肱。耳聋于五音，目盲于五色，股肱堕于安佚，淫于游荒，蛊惑其心，无所不至。心虽欲静，其可得乎？

孟子曰：「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今之人，卤莽茍且，自以为足，先已自欺不明，一旦出门接物临政，颠倒错缪，自以为是，漫不加省，不知所以，为困国家。又无绳愆纠缪，彰善瘅恶之法。且无家塾、乡庠、党序、国学之模范。然而欲士之成己，欲小民之被泽，欲皇极之建，欲帝载之熙，欲百务之具举，欲泰山之磐石，垂法遗安于子子孙孙，亦难矣。三代之世，上成其下，下成其上。季世以来，上下相坏。招邪纳奸，以术不以诚，上坏其下也。谗谄面谀之人日至，上曰可，下亦曰可；上曰不可，下亦曰不可。声出而响应，形动而影随。使为上者自明自圣，下坏其上者也。正如一人之身，心不能养四体，四体不能卫腹心，互相残贼，自以为计。惜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