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者天子诸侯三年之丧始服齐斩，既葬除丧服，谅闇以居，心丧终制，不与士庶同礼。汉氏承秦，天下为太子终服三年。汉文帝见其下不可久行，而不知古制，更以意制祥示覃，除丧即吉。魏氏直以讫葬为节，嗣君皆不复谅闇终制。学者非之久矣，然竟不推究经传考其行事，专为王者三年之丧，当以衰麻终二十五月。嗣君苟若此，则天子群臣皆不得除丧。虽志在居笃，更逼而不行。至今世主皆从汉文轻典，由处制者非制也。今皇太子与尊同体，宜复古典，卒哭除衰麻，以谅闇终制。于义既不应不除，又无取于汉文，乃所以笃丧礼也（《晋书·礼志中》，《通典》八十，又八十二。泰始十年，武元扬皇后崩，及将迁于峻阳陵，依旧制，既葬，帝及群臣除丧即吉。先是尚书祠部奏，从博士张靖议，皇太子亦从制俱释服。博士陈逵议，以为今制所依，盖汉帝权制，兴于有事，非礼之正，皇太子无有国事，自宜终服，有诏更详议，尚书杜预以为云云。）。

十一月一日，朝奉郎、直宝文阁、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臣朱熹谨斋沐具疏，昧死再拜，献于皇帝陛下：臣猥以庸陋，蒙被圣知，有年于此矣。而两岁以来，受恩稠叠，有加于前，顾视辈流，无与为比，其为感激之深，固有言所不能谕者。然窃惟念狂妄之言，抵触忌讳，虽蒙听纳，不以为罪，而伏俟数月，未见其有略施行者。臣诚不自知，求所以堪陛下非常之恩者，而未知所出也，以是惭惧，久不自安。不意陛下又欲召而见之，臣愚于此仰窥圣意，尤不识其果何谓也。以为欲听其计策，则言已陈而不可用；以为欲加之恩意，则宠既厚而无以加。二者之间，未有所当，此臣之所以徘徊前却，恳扣辞避而不能已也。然而陛下犹未之许，则臣又重思之，前日进对之时，口陈之说迫于疾作而犹有未尽焉者，盖尝请以封事上闻，而久未敢进，岂非陛下偶垂记忆而欲卒闻之乎？抑其别有以乎？臣不得而知也。然君父之命至于再下，而为臣子者坚卧于家，则臣于此实有所未安者。其所深虑，独恐进见之后，所言终不可用，而又徒窃误宠，如前之为，则臣之辞受将有所甚难处而终得罪者。是以辄因前请而悉其所言以献，以为虽使得至陛下之前，所言不过如此。伏惟圣慈幸赐观省，若以其言为是而次第行之，则臣之志愿千万满足，退伏岩穴，死无所憾。万一圣意必欲其来，则臣亦不过求一望见清光而后恳请以归而已。若见其言果无可取，则是臣所学之陋，他无所有，政使冒进，陛下亦将何所用之？不若因其恳请而许其归休，犹足以两有所全也。又况陛下之庭，侍从之列方有造为飞语以中害善良，唱为横议以胁持上下，其巧谋阴计，又有甚于前日之不思而妄发者。陛下无为使臣轻犯其锋而复蹈已覆之辙也。盖臣窃观今日天下之势，如人之有重病，内自心腹，外达四肢，盖无一毛一发不受病者。虽于起居饮食未至有妨，然其危迫之證，深于医者固已望之而走矣。是必得如卢扁、华佗之辈，投以神丹妙剂，为之湔肠涤胃，以去病根，然后可以幸于安全。如其不然，则病日益深而病者不觉，其可寒心，殆非俗医常药之所能及也。故臣前日之奏，辄引「药不瞑眩，厥疾不瘳」之语，意盖为此而其言有未尽也。然天下之事，所当言者不胜其众，顾其序有未及者，臣不暇言。且独以天下之大本与今日之急务深为陛下言之。盖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今日之急务，则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维、变化风俗、爱养民力、脩明军政六者是也。臣请昧死而悉陈之，惟陛下之留听焉。臣之辄以陛下之心为天下之大本者，何也？天下之事千变万化，其端无穷，而无一不本于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则天下之事无一不出于正，人主之心不正则天下之事无一得由于正。盖不惟其赏之所劝、刑之所威各随所向，势有不能已者，而其观感之间，风动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宫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窥者，而其符验之著于外者，常若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复礼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为天下万事之本也。此心既正，则视明听聪，周旋中礼而身无不正。是以所行无过不及而能执其中，虽以天下之大，而无一人不归吾之仁者（臣谨按《尚书》，舜告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夫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别者，何哉？盖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精微而难见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二者杂于方寸之间而不知所以治之，则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无以胜乎人欲之私矣。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也，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从事于斯，无少间断，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著，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又按《论语》，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夫仁者，本心之全德也。己者，一身之私欲也。礼者，天理之节文也。盖人心之全德莫非天理之所为，然既有是身，则亦不能无人欲之私以害焉。故为仁者必有以胜其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也。心德既全，则虽以天下之大，而无一人不归吾之仁者。然其机则固在我而不在人也。日日克之，不以为难，则私欲净尽，天理流行而仁不可胜用矣。此大舜、孔子之言，而臣辄妄论其所以用力之方如此，伏乞圣照。）。然邪正之验著于外者，莫先于家人而次及于左右，然后有以达于朝廷而及于天下焉。若宫闱之内端庄齐肃，后妃有《关雎》之德，后宫无盛色之讥，贯鱼顺序，而无一人敢恃恩私以乱典常，纳贿赂而行请谒，此则家之正也。退朝之后，从容燕息，贵戚近臣、携仆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职，而上惮不恶之严，下谨戴盆之戒，无一人敢通内外、窃威福，招权市宠，以紊朝政，此则左右之正也。内自禁省，外彻朝廷，二者之间洞然无有毫发私邪之间，然后发号施令，群听不疑，进贤退奸，众志咸服，纪纲得以振而无侵挠之患，政事得以脩而无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军万民无敢不出于正而治道毕也。心一不正，则是数者固无从而得其正。是数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则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圣王兢兢业业，持守此心，虽在纷华波动之中，幽独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复之，如对神明，如临渊谷，未尝敢有须臾之怠。然犹恐其隐微之间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师保之官以自开明，列谏诤之职以自规正，而凡其饮食酒浆、衣服次舍、器用财贿与夫宦官宫妾之政，无一不领于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后，一动一静，无不制以有司之法，而无纤芥之隙、瞬息之顷得以隐其毫发之私。盖虽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懔然常若立乎宗庙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内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纯白，无少瑕翳，而其遗风馀烈犹可以为后世法程也（臣窃见《周礼·天官冢宰》一篇，乃周公辅导成王，垂法后世，用意最深切处。欲知三代人主正心诚意之学，于此考之，可见其实。伏乞圣照。）。陛下试以是而思之，吾之所以精一克复而持守其心者，果尝有如此之功乎？所以脩身齐家而正其左右者，果尝有如此之效乎？宫省事禁，臣固有不得而知者。然不见其形而视其影，不睹其内而占其外，则爵赏之滥，货赂之流，闾巷窃言，久已不胜其籍籍矣。臣窃以是窥之，则陛下之所以脩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圣王也。至于左右便嬖之私，恩遇过当，往者渊、觌、说、抃之徒，势焰熏灼，倾动一时，今已无可言矣。独有前日臣所面奏者，虽蒙圣慈委曲开譬，然臣之愚终窃以为此辈但当使之守门传命，供扫除之役，不当假借崇长，使得逞邪媚、作淫巧于内，以荡上心，立门庭、招权势于外，以累圣政。而其有才无才，有罪无罪，自不当论。况其有才适所以为奸，有罪而不可复用乎？且如向来主管丧事、钦奉几筵之命，远近传闻，无不窃笑。臣不知国史书之，野史记之，播于夷狄，传于后世，且以陛下为何如主也。纵有曲折，如前日所以谕臣者，陛下亦安能家置一喙而人晓之耶？刑馀小丑，不比人类，顾乃荧惑圣心，亏损圣德，以至此极，而公卿大臣拱手熟视，无一言以救其失，臣之痛心，始者惟在于此。比至都城，则又知此曹之用事者非独此人，而侍从之臣盖已有出其门者（臣伏见陛下即位以来，臣下稍有知识，无不以此事为言者。既皆不蒙听纳，甚者至或抵罪，故自近年以来，无复有言此者。盖知其根株牢固，不可动摇，言之无益，徒取乖牾，以致所言他事亦不见用，故置此事于度外，而姑论其次耳。不唯如此，亦以过失之萌，人所创见，故以为异而争言之。及其既久，则习熟见闻，以为常事而不足言。正如近年冬雷秋雪时时有之，人遂不以为异。然此岂可常之理哉？惟臣愚暗，不识时宜，故今日犹复论此人所讳言而厌道之事。虽幸未蒙诛斥，而亦未见有所施行也。臣窃思之，必使陛下听疏远之言而逐其平日深所爱幸之人，诚有所难能者。然此事利害既陈于前，而臣所深忧，又恐其不可为后圣法也。伏惟陛下深为宗社子孙万世之虑，忍而行之，天下幸甚！）。至其纳财之涂，则又不于士大夫而专于将帅，臣于前日亦尝辄以面奏，而陛下谕臣以为诚当深察而痛惩之矣。退而始闻陛下比于环列之尹，已尝有所易置，乃知陛下固已深察其弊而无所待于人言。然犹未能明正其罪，而反宠以崇资巨镇，使即便安。此曹无知，何所忌惮？况中外将帅，其不为此者无几，陛下亦未能推其类而悉去之也（臣窃闻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后，诸将差除多出此人之手。盖抃与此人专为诸将交通内侍，纳赂买官，得其指意，风喻军中，等第论荐，以欺陛下，实将帅之牙侩也。今虽去之，而未正其罪。又闻向者鄂帅尅剥之事，亦是此人内外营救，遂致罪人漏网，言者被罪，中外至今为之不平。既而又有匿名揭榜，暴其过恶者，亦被决配。此不惟行遣太偏，足为圣政之累，而自此之后，遂无复有人敢言诸将之罪者。以小人握重兵，或在周庐肘腋之间，或在江湖千里之外，而中外无一人敢白其奸，此于国计，深恐未便。前代之监，盖亦非远。伏乞陛下少留圣虑。）。陛下竭生灵之膏血以奉军旅之费，本非得已，而为军士者，顾乃未尝得一温饱，甚者采薪织屦、掇拾粪壤以度朝夕，其又甚者，至使妻女盛涂泽、倚市门以求食也。怨詈谤讟，悖逆绝理，至有不可闻者。一有缓急，不知陛下何所倚仗？是皆为将帅者巧为名色，头会箕敛，阴夺取其粮赐以自封殖，而行货赂于近习，以图进用。彼此既厌足矣，然后时以薄少号为羡馀，阴奉燕私之费，以嫁士卒怨怒之毒于陛下。且幸陛下一受其献，则后日虽知其罪，而不得复有所问也。出入禁闼腹心之臣，外交将帅，共为欺蔽，以至于此，岂有一毫爱戴陛下之心哉！而陛下不悟，反宠昵之，以是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议其制置之得失，给谏不得论其除授之是非。以此而观，则陛下所以正其左右，未能及古之圣王又明矣。且私之得名，何为也哉？据己分之所独有，而不得以通乎其外之称也。故自匹夫而言，则以一家为私而不得以通乎其乡；自乡人而言，则以一乡为私而不得以通乎其国；自诸侯而言，则以一国为私而不得以通乎天下。至于天子，则际天之所覆，极地之所载，莫非己分之所有而无外之不通矣，又何以私为哉？今以不能胜其一念之邪而至于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习之故而至于有私人，以私心用私人，则不能无私费，于是内损经费之入，外纳羡馀之献，而至于有私财。陛下上为皇天之所子，全付所覆，使其无有私而不公之处，其所以与我者亦不细矣。乃不能充其大而自为割裂以狭小之，使天下万事之弊莫不由此而出，是岂不可惜也哉（臣窃闻太祖皇帝改营大内既成，躬御正殿，洞开重门，顾谓侍臣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见之。」臣窃谓太祖皇帝不为文字言语之学，而其方寸之地正大光明，直与尧舜之心如合符节，此其所以肇造区夏而垂裕无疆也。伏惟陛下远稽前圣而近以皇祖之训为法，则一心克正而远近莫敢不一于正矣。伏乞圣照。）！若以时势之利害言之，则天下之势合则彊，分则弱。故诸葛亮之告其君曰：「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当是之时，昭烈父子以区区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规取中原，以兴汉室。以亮忠智，为之深谋，而其策不过如此，可谓深知时务之要而暗合乎先王之法矣。夫以蜀之小，而于其中又以公私自分彼此如两国，然则是将以梁益之半图吴魏之全。又且内小人而外君子，废法令而保奸回，使内之所出者日有以贼乎外，公之所立者常不足以胜乎私，则是此两国者又自相攻，而其内之私者常胜，外之公者常负也。外有邻敌之虞，内有阴邪之寇，日夜夹攻而不置，为国家者，亦已危矣。夫以义理言之既如彼，以利害言之又如此，则今日之事如不蚤正，臣恐陛下之心虽劳于求贤，而一有所妨乎此，则贤人必不得用，而所用者皆庸缪憸巧之人；虽勤于立政，而一有所碍乎此，则善政必不得立，而所行者皆阿私苟且之政。日往月来，养成祸本，而贻燕之谋未远，辅相之职不脩，纪纲坏于上，风俗坏于下，民愁兵怨，国势日卑，一旦猝有不虞，臣窃寒心，不知陛下何以善其后也？然则臣之所谓天下大本惟在陛下之一心者，可不汲汲皇皇而求有以正之哉（臣昨来面奏劄子内一节云：「伏愿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萌，则必谨而察之，此为天理耶？为人欲耶？果天理也，则敬以扩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阏；果人欲也，则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滞。推而至于言语动作之间，用人处事之际，无不以是裁之，知其为是而行之，则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当忧其力之过也。知其为非而去之，则去之惟恐其不果，而不当忧其果之甚也。知其为贤而用之，则任之惟恐其不专，聚之惟恐其不众，而不当忧其为党也。知其为不肖而退之，则退之惟恐其不速，去之惟恐其不尽，而不当忧其有偏也。如此则圣心洞然，中外融彻，无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间。而天下之事将惟陛下之所为，无不如志矣。」今恐日久，元本不存，再此具奏，伏乞圣照。）？至于辅翼太子之说，则臣前日所谓数世之仁者，盖已微发其端，而未敢索言之也。夫太子，天下之本，其辅翼之不可不谨，见于《保傅传》者详矣。陛下圣学高明，洞贯今古，宜不待臣言而喻。然臣尝窃怪陛下所以调护东宫者，何其疏略之甚也？由前所论而观之，岂非所以自治者犹未免于疏略，因是亦以是为当然而不之虑耶？夫自王十朋、陈良翰之后，宫寮之选，号为得人，而能称其职者，盖已鲜矣。而又时使邪佞儇薄、阘冗庸妄之辈或得参错于其间，所谓讲读，闻亦姑以应文备数，而未闻其有箴规之效。至于从容朝夕，陪侍游燕者，又不过使臣宦者数辈而已。皇太子睿性夙成，阅理久熟，虽若无待于辅导，然人心难保，气习易污，习于正则正，习于邪则邪。此古之圣王教世子者，所以必选端方正直、道术博闻之士与之居处，而又使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盖常谨之于微，不待其有过而后规也。今三代之制虽不可考，且以唐之《六典》论之。东宫之官，师傅、宾客既职辅导，而詹事府、两春坊实拟天子之三省，故以詹事庶子领之，其选甚重。今则师傅、宾客既不复置，而詹事庶子有名无实，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何其轻且亵之甚耶！夫立太子而不置师傅、宾客，则无以发其隆师亲友、尊德乐义之心。独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则无以防其戏慢媟狎、奇袤杂进之害。此已非细事矣。至于皇孙德性未定，闻见未广，又非皇太子之比，则其保养之具尤不可以不严。而今日之官属尤不备，责任尤不专，岂任事者亦有所未之思耶？谓宜深诏大臣，讨论前代典故，东宫除今已置官外，别置师傅、宾客之官，使与朝夕游处。罢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复其职。宫中之事，一言之入，一令之出，必由于此而后通焉。又置赞善大夫，拟谏官以箴阙失。王府则宜稍放《六典》亲王之制，置傅友、咨议以司训导，置长史、司马以总众职，妙选耆德，不杂他材，皆置正员，不为兼职，明其职掌，以责功效，则其官属已略备矣。陛下又当以时召之，使侍燕游，从容启迪。凡古先圣王正心脩身、平治天下之要，陛下之所服行而已有效，与其勉慕而未能及，愧悔而未能免者，倾倒罗列，悉以告之，则圣子神孙皆将有以得乎陛下心传之妙，而宗社之安、统业之固可以垂于永久而无穷矣。此今日急务之一也（臣伏见比者圣诏令皇太子参决庶务，此见圣虑之深，将使皇太子以时习知国家政事之得失也。然臣之愚见，则以为使之习事，不若勉其脩德。况今皇太子育德春宫几二十年，其于天下之事，盖不待习而无不熟矣。独恐正心脩德之学未至，而于物欲之私未免有所系累，则虽习于其事，而或不能自决于取舍之间。故臣窃论辅养之未至者，非有他也，但欲陛下更留圣意于此而已。伏乞圣照。）。至于选任大臣之说，则臣前所谓劳于求贤而贤人不得用者，盖已发其端矣。夫以陛下之聪明，岂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刚明公正之人而后可任也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窃位者，非有他也，直以一念之间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尽由于法度，若用刚明公正之人以为辅相，则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选抡之际，常先排摈此等，置之度外，而后取凡疲懦软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于其中得其至庸极陋，决可保其不至于有所妨者，然后举而加之于位，是以除书未出而其物色先定，姓名未显而中外已逆知其决非天下之第一流矣。故以陛下之英明刚断，略不世出，而所取以自辅者，未尝有如汲黯、魏徵之比，顾常反得如秦桧晚年之执政、台谏者而用之。彼以人臣窃国柄，而畏忠言之悟主，以发其奸也，故专取此流以塞贤路、蔽主心，乃其势之不得已者。陛下尊居宸极，威福自己，亦何赖于此辈而乃与之共天下之政，以自蔽其聪明，自坏其纲纪，而使天下受其弊哉？夫其所以取之者如此，故其选之不得而精。选之不精，故任之不得而重。任之不重，则彼之所以自任者亦轻。夫以至庸之材，当至轻之任，则虽名为大臣，而其实不过供给唯诺，奉行文书，以求不失其窠坐资级，如吏卒之为而已。求其有以辅圣德、脩朝政而振纪纲，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能也。下此一等，则惟有作奸欺、植党与、纳货赂，以浊乱陛下之朝廷耳。其尤甚者，乃至十有馀年而后败露以去。然其列布于后，以希次补者，又已不过此等人矣。盖自其为台谏、为侍从而其选已如此，其后又择其尤碌碌者而登用之，则亦无怪乎陛下常不得天下之贤材而属任之也。然方用之之初，亦曰姑欲其无所害于吾之私而已。夫岂知其所以害夫天下之公者，乃至于此哉？陛下试反是心以求之，则庶几乎得之矣。盖不求其可喜而求其可畏，不求其能适吾意而求其能辅吾德，不忧其自任之不重而常恐吾所以任之者之未重，不为燕私近习一时之计而为宗社生灵万世无穷之计，陛下诚以此取之，以此任之，而犹曰不得其人，则臣不信也。此今日急务之二也。至于振肃纪纲、变化风俗之说，则臣前所谓勤于立政而善政卒不得立者，亦已发其端矣。夫以陛下之心忧勤愿治，不为不至，岂不欲夫纲维之振、风俗之美哉？但以一念之间未能去其私邪之蔽，是以朝廷之上忠邪杂进，刑赏不分，士夫之间志趣卑污，廉耻废坏，顾犹以为事理之当然，而不思有以振厉矫革之也。盖明于内然后有以齐乎外，无诸己而后可以非诸人。今宫省之间，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顾乃得以窟穴盘据于其间，而陛下目见耳闻，无非不公不正之事，则其所以熏蒸销铄，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恶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胜言者矣。及其作奸犯法，则陛下又未能深割私爱而付诸外廷之议，论以有司之法，是以纪纲不能无所挠败，而所以施诸外者，亦因是而不欲深究切之。且如顷年方伯连帅尝以有赃污不法闻者矣，鞠治未竟而已有与郡之命。及台臣有言，则遂与之祠禄而理为自陈。至于其所藏匿作过之人，则又不复逮捕付狱，名为降官，而实以解散其事。此虽宰相曲庇乡党以欺陛下，然臣窃意陛下非全然不悟其欺者，意必以为人情各有所私，我既欲遂我之私，则彼亦欲遂彼之私，君臣之间，颜情稔熟，则其势不得不少容之。且以为虽或如此，亦未至甚害于事，而不知其败坏纲纪，使中外闻之，腹非巷议，皆有轻侮朝廷之心，奸赃之吏，则皆鼓舞相贺，不复畏陛下之法令，则亦非细故也。又如廷臣争议配享，其间邪正曲直，固有所在，则两无所问而并去之。监司挟私以诬郡守，则不问其曲直而两皆罢免。监司使酒以凌郡守，亦不问其曲直而两皆与祠。宰相植党营私，孤负任使，则曲加保全，而使之去。台谏怀其私恩，阴拱不言，而陛下亦不之问也。其有初自小官擢为台谏，三四年间，趋和承意，不能建明一事，则年除岁迁，至极其选。一日论及一二武臣罪恶，则便斥为郡守，而不与职名。从臣近典东畿，远帅西蜀，一遭飞语，则体究具析，无所不至。及究析来上，而所闻不实，则言之者晏然，一无所诃。山陵诸使鬻卖辟阙，烦扰吏民，御史有言，亦无行遣，而或反得超迁。御史言及畿漕，则名补卿列而实夺之权。其所言者，则虽量加绌削，而继以进用（臣伏见近年惟有主张近习一事，赏信罚必，无所假借，自馀百事多务含容，曲直是非，两无所问。似闻圣意以谓如此处置，方得均平，此诚尧舜之用心也。然臣于此窃有疑焉。若推其本，则臣固已妄论于前。只据「平」之一字而言，则臣于《易》象「称物平施」之言窃有感也。盖古之欲为平者，必称其物之大小高下而为其施之多寡厚薄，然后乃得其平。若不问其是非曲直而待之如一，则是善者常不得伸而恶者反幸而免，以此为平，是乃所以为大不平也。故虽尧舜之治，既举元凯，必放共兜。此又《易》象所谓「遏恶扬善，顺天休命」者也。盖善者天理之本然，恶者人欲之邪妄。是以天之为道，既福善而祸淫，又以赏罚之权寄之司牧，使之有以补助其祸福之所不及。然则为人君者，可不谨执其柄而务有以奉承之哉？伏惟陛下深留圣意。）。从班之中，贤否尤杂，至有终岁缄默，不闻一言以裨圣听者，顾亦随群逐队，排连攒补。其桀黠者乃敢造飞语、立横议如臣前所陈者，而宰相畏其凶焰，反挠公议而从之，台谏亦不敢以闻于陛下而请其罪（臣闻古先圣王敷求哲人，俾辅后嗣，然则今日正是博求贤能，置之列位之时。而此人趣操不谨，惧为身害，乃敢阴为谗慝，公肆劫持，遂其奸谋，不为国计。欲望圣慈密赐宣问。）。陛下视此纲纪为如何？可不反求诸身而亟有以振肃之耶？纲纪不振于上，是以风俗颓弊于下，盖其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为尤甚。大率习为软美之态、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为得计，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咈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则千涂万辙，经营计较，必得而后已。甚者以金珠为脯醢，以契券为诗文，宰相可啖则啖宰相，近习可通则通近习，惟得之求，无复廉耻。父诏其子，兄勉其弟，一用此术，而不复知有忠义名节之可贵。其俗已成之后，则虽贤人君子亦不免习于其说，一有刚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间，则群讥众排，指为道学之人而加以矫激之罪，上惑圣聪，下鼓流俗。盖自朝廷之上以及闾里之间，十数年来，以此二字禁锢天下之贤人君子，复如崇、宣之间所谓元祐学术者，排摈诋辱，必使无所容措其身而后已。呜呼，此岂治世之事而尚复忍言之哉！又其甚者，乃敢诵言于众，以为陛下尝谓今日天下幸无变故，虽有伏节死义之士，亦何所用。此言一播，大为识者之忧，而臣有以知其必非陛下之言也。夫伏节死义之士，当平居无事之时，诚若无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盖以如此之人临患难而能外死生，则其在平世必能轻爵禄；临患难而能尽忠节，则其在平世必能不诡随。平日无事之时得而用之，则君心正于上，风俗美于下，足以逆折奸萌，潜消祸本，自然不至真有伏节死义之事，非谓必知后日当有变故而预蓄此人以拟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宁，便谓此等人材必无所用，而专取一种无道理、无学识、重爵禄、轻名义之人，以为不务矫激而尊宠之，是以纲纪日坏，风俗日偷，非常之祸伏于冥冥之中，而一旦发于意虑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无一人可同患难，然后前日摈弃留落之人始复不幸而著其忠义之节。以天宝之乱观之，其将相贵戚近幸之臣皆已顿颡贼庭，而起兵讨贼，卒至于杀身湛族而不悔，如巡、远、杲卿之流，则远方下邑，人主不识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岂不能销患于未萌？巡等早见用于明皇，又何至真为伏节死义之举哉？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此识者所以深忧于或者之言也。虽以臣知陛下圣学高明，识虑深远，决然不至有此议论，然每念小人敢托圣训以盖其奸，而其为害至于足以深沮天下忠臣义士之气，则亦未尝不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识者之虑为过计之忧也。陛下视此风俗为如何？可不反求诸身而亟有以变革之耶？此今日急务之三、四也。至于爱养民力、修明军政之说，则民力之未裕，生于私心之未克，而宰相台谏失职也。军政之未修，生于私心之未克，而近习得以谋帅也。是数说者，臣皆已极陈于前矣。今请即民力之未裕而推言之。臣闻虞允文之为相也，尽取版曹岁入窠名之必可指拟者，号为岁终羡馀之数而输之内帑；顾以其有名无实，积累挂欠，空载簿籍，不可催理者拨还版曹。其为说曰，内帑之积将以备他日用兵进取不时之须，而版曹目今经费已自不失岁入之数。听其言诚甘且美矣，然自是以来，二十馀年，内帑岁入不知几何，而认为私贮，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贡均节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书勾考其在亡，其日销月耗，以奉燕私之费者，盖不知其几何矣。而曷尝闻其能用此钱以易胡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经费阙乏日甚，督趣日峻，以至废去祖宗以来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为限。以为未足，则又造为比较监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诱胁之，不复问其政教设施之得失，而一以其能剥民奉上者为贤。于是中外承风，竞为苛急，监司明谕州郡，郡守明谕属邑，不必留心民事，惟务催督财赋，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之本，而税外无名之赋，如和买、折帛、科罚、月桩之属，尚未论也（臣伏见祖宗旧法，凡州县催理官物，已及九分以上，谓之破分，诸司即行住催，版曹亦置不问。由是州县得其嬴馀以相补助，贫民些少拖欠，亦得迁延，以待蠲放。恩自朝廷，惠及闾里，君民两足，公私俱便。此诚不刊之令典也。昨自曾怀用事，始除此法，尽刷州县旧欠，以为隐漏，悉行拘催。于是民间税物毫分铢两，尽要登足。曾怀以此进身，遂取宰相，而生灵受害，冤痛日深。得财失民，犹为不可，况今政烦赋重，民卒流亡，所谓财者，又将无有可得之理。若不蚤救，必为深害。臣每读《大学》卒章，见其所论小人之使为国家，菑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者，其言丁宁痛切，未尝不为寒心。惟陛下少留圣意，亟发德音，以幸天下。）。其次则陛下所用之宰相，不能择中外大吏，而惟徇私情之厚薄；所用之台谏，不能公行纠劾，而惟快己意之爱憎。是以监司郡守多不得人，而其贤者或反以举职业、忤台谏而遭斥逐也。至于监司太多而事权不归于一，铨法虽密而县令未尝择人，则又其法之有未善者。然其本正，则此等不难区处；其本未正，则虽或举此，臣恐未见其益而反有害也。又尝即夫军政之不修而推之，则臣闻日者诸将之求进也，必先掊尅士卒以殖私财，然后以此自结于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达于陛下之贵将。贵将得其姓名，即以付之军中，使自什伍以上，节次保明，称其材武堪任将帅，然后具为奏牍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见其等级推先，案牍具备，则诚以为公荐而可得人矣，而岂知其谐价输钱，已若晚唐之债帅哉？只此一事，有耳者无不闻，有口者无不道。然以其门户幽深，踪迹诡秘，故无路得以窥其交通之实状，是以虽或言之，而陛下终不信也。夫将者，三军之司命，而其选置之方乖剌如此，则彼智勇材略之人，其孰肯抑心下首于宦官宫妾之门？而陛下之所得以为将帅者，皆庸夫走卒，固不知兵谋师律之为何事，而惟尅剥之是先，交结之是图矣。陛下不知其然，而犹望其修明军政，激劝士卒，以彊国势，岂不误哉！然将帅之不得人，非独士卒之受其弊也。推其为害之极，则又有以及乎民者。盖将帅得人，则尺籍严而储蓄羡，屯田立而漕运省。今为将帅者如此，则固无望其肯核军实而丰储蓄矣。至于屯田，则彼自营者尤所不愿，故朝廷不免为之别置使者以典治之。而兵屯之众资其拨遣，则又不免使参其务。然闻其占护军人，不肯募其愿耕者以行，而彊其不能者以往，至屯则偃蹇不耕，而反为民田之害。使者文吏，其力盖有所不能制者，是以陛下欲为之切而久不得成也。屯田不立，漕运烦费，诸州苗米至或尽数起发而无以供州兵之食，则加耗斛面之弊纷纷而起，而民益困矣。又凡和买、折帛、科罚、月桩之类，往往亦为供军之故而不可除。若屯田立而所资于诸路者减，则此属庶乎其皆可禁矣。今乃不然，则是置将之不善而害足以及民也。凡此数者，根株深固，枝条广阔，若不可以朝变而夕除者。然究其本，则亦在夫陛下之反诸身耳。圣心诚无不正，则必能出私帑以归版曹矣。版曹不至甚阙，必能复破分之法，除殿最之科，以宽州县矣。圣心诚无不正，则必能择宰相以选牧守矣，择台谏以公刺举矣。圣心诚无不正，则必能严宦官兵将交通之禁，而以选将属宰相矣。宰相诚得其人，则必能为陛下择将帅以作士气，讨军实、广屯田以省漕运矣。上自朝廷，下达州县，治民典军之官既皆得人，然后明诏宰相议省监司之员而精其选、重其责。又诏铨曹，使以县之剧易分为等差，而常切询访天下之官吏能为县者，不拘荐举之有无，不限资格之高下，而籍其姓名，使以次补最剧之县。果有治绩，则优而进之，不胜其任，则绌而退之。凡州县之间无名非理之供，横敛巧取之政，其泰甚而可去者可以渐去，而民力庶乎其可宽矣。至于屯田之利，则以臣愚见，当使大将募军士，使者招游民，各自为屯，不相牵制。其给授课督、赏罚政令各从本司，自为区处。军中自有将校可使，不须别置官吏。使者则听其辟置官属三五人，指使一二十人，以备使令。又择从官通知兵农之务、兼得军民之情者一员为屯田使，总治两司之政，而通其奏请，趣其应副。又以岁时按行，察其勤堕之实，以行诛赏。如此则两屯心竞，各务其功，田事可成，漕运可省，而诸路无名非理之供、横敛巧取之政，前日有所不获已而未可尽去者，今亦可以悉禁，民力庶乎其益裕矣。此今日急务之五、六也（屯田一事，如臣之策，亦是将来将帅得人之后，方可施行。若将帅止如今日，却恐徒坏漕司已成之功，无补将帅兵屯之实。且乞指挥趁此水灾之后，广招流冗，并行民屯之策，以俟见效。仍诏漕臣更切询访利病之未尽者，条具以闻。然后随事商量，及时措置，庶几已成之绪不至动摇，轻有废坏。伏乞圣照。）。凡此六事，皆不可缓，而其本在于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则六事无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间，则虽欲惫精劳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将徒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于不可为矣。故所谓天下之大本者，又急务之最急而尤不可以少缓者。惟陛下深留圣意而亟图之，使大本诚正，急务诚脩而治效不进，国势不彊，中原不复，仇虏不灭，则臣请伏鈇钺之诛以谢陛下，陛下虽欲赦之，臣亦不敢承也。然又窃闻之，今日士夫之论，其与臣不同者非一。及究其实，则皆所谓似是而非者也。盖其乐因循之无事者，则曰陛下之年寖高，而天下亦幸无事。年寖高则血气不能不衰，天下无事则不宜更为庸人所扰。其欲奋厉而有为者，则又曰祖宗之积愤不可以不摅，中原之故疆不可以不复。以此为务，则圣心不待劝勉而自彊；舍此不图，则虽欲策厉以有为而无所向望以为标准，亦卒归于委靡而已。凡此二说，亦皆有理，而臣辄皆以为非者，盖乐因循者知圣人之血气有时而衰，而不知圣人之志气无时而衰也。知天下有事之不可以苟安，而不知天下无事之尤不可以少怠也。况今日之天下又未得为无事乎？且以卫武公言之。其年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以求规谏，而作抑戒之诗以自警，使人朝夕诵之，不离于其侧。此其年岂不甚高？而其戒谨恐惧之心，岂以是而少衰乎？况陛下视武公之年三分未及其二，而责任之重，地位之高，又有十百千万于武公者。臣虽不肖，又安敢先处陛下于武公之下而直谓其不能乎？且天下之事非艰难多事之可忧，而宴安酖毒之可畏。政使功成治定，无一事之可为，尚当朝兢夕惕，居安虑危而不可以少怠。况今天下虽若未有目前之急，然民贫财匮，兵惰将骄，外有彊暴之夷虏，内有愁怨之军民，其他难言之患，隐于耳目之所不加，思虑之所不接者，近在堂奥之间而远在数千里之外，何可胜数（堂奥之说，已陈于前，此句更乞陛下少留圣虑。）？追计其前，既未有可见之效，却顾于后，又未有可守之规（臣窃见寻常之人，将欲属人以一至微至细之事，犹必先为规模，使其尽善，然后所属之人有所持循，而不失吾之所以属之之意。况有天下者，将以天下至大之事属之于人，而不先为尽善可守之规以授之乎？然臣于此事不敢尽言，若蒙圣明少加圣虑，则当此之时，诚亦一新德业，重整纲维，不可失之机会也。臣狂妄攒率，罪当万死，伏惟陛下裁赦。），亦安得遽谓无事而遂以逸豫处之乎？其思奋厉者，又徒知恢复之不可忘，颓堕之不可久，然不知不世之大功易立而至微之本心难保，中原之戎虏易逐而一己之私意难除也。诚能先其所难，则其易者将不言而自办。不先其难而徒欲侥倖于其易，则虽朝夕谈之，不绝于口，是亦徒为虚言，以快一时之意而已。又况此事之失，已在隆兴之初，不合遽然罢兵讲和，遂使宴安酖毒之害日滋日长，而坐薪尝胆之志日远日忘。是以数年以来，纲维解弛，衅孽萌生，区区东南，事犹有不胜虑者，何恢复之可图乎？故臣不敢随例迎合，苟为大言以欺陛下。而所望者，则惟欲陛下先以东南之未治为忧，而正心克己，以正朝廷、脩政事，庶几真实功效可以驯致，而不至于别生患害，以妨远图。盖所谓善易者不言易，而真有志于恢复者，果不在于抚剑抵掌之间也。论者又或以为陛下深于老佛之学而得其识心见性之妙，于古先圣王之道盖有不约而自合者，是以不悦于世儒之常谈死法，而于当世之务，则宁以管、商一切功利之说为可取。今乃以其所厌饫鄙薄者陈于其前，亦见其言愈多而愈不合也。臣以为此亦似是而非之论，非所以进盛德于日新也。彼老子浮屠之说，固有疑于圣贤者矣，然其实不同者，则此以性命为真实而彼以性命为空虚也。此以为实，故所谓寂然不动者，万理粲然于其中，而民彝物则，无一之不具。所谓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则必顺其事，必循其法，而无一事之或差。彼以为空，则徒知寂灭为乐，而不知其为实理之原；徒知应物见形，而不知其有真妄之别也。是以自吾之说而脩之，则体用一原，显微无间，而治心脩身、齐家治国，无一事之非理。由彼之说，则其本末横分，中外断绝，虽有所谓朗澈灵通、虚静明妙者，而无所救于灭理乱伦之罪、颠倒运用之失也。故自古为其学者，其初无不似有可喜，考其终，则诐淫邪遁之见鲜有不作而害于政事者。是以程颢常辟之曰：「自谓穷神知化，而不足以开物成务。言为无不周遍，而实外于伦理，穷深极微，而不可以入尧舜之道。天下之学，自非浅陋固滞，则必入于此，是谓正路之榛芜，圣门之蔽塞，辟之而后可与入道」。呜呼！此真可谓理到之言。惜乎其未有以闻于陛下者，使陛下过听髡徒诳妄之说，而以为真有合于圣人之道，至分治心、治身、治人以为三术，而以儒者之学为最下，则臣窃为陛下忧此心之害于政事，而惜此说之布于来今也。如或未以臣言为然，则圣质不为不高，学之不为不久，而所以正心脩身以及天下者，其效果安在也？是岂可不思其所以然者而亟反之哉（臣闻仁宗时有程颢者，与其弟颐同受学于周敦颐，实得孔孟以来不传之绪。同时又有邵雍、张载，相与博约，遂使圣道闇而复明，其功甚大。俗儒浅学既不足以窥其缊奥，奸人鄙夫又以其言居必诚敬，动由礼义，有害于己之所为，以故相与怨疾，指为道学而加诋讪焉。臣已略论于前矣。夫世俗无知，既以道学为不美，则是必欲举世之人俱无道，俱不学，悉如己之所为而后适于其意耳。邪说肆行，人心颇僻，无所忌惮，乃至于此，此正闵马父之所深忧也。今敦颐等所著之书颇藏册府，陛下试取而观之，圣学高明，必将有默相契合而见诸行事者。若遂于此赐一言以表章之，则正心之效不惟自得，而所以正人心亦在是矣。伏惟陛下深留圣意。）？若夫管、商功利之说，则又陋矣。陛下所以取之者，则以既斥儒者之道为常谈死法，而天下之务日至于前，彼浮屠之学又不足以应之，是以有味乎彼之言，而冀其富国彊兵或有近效耳。然自行其说，至今几年？而国日益贫，兵日益弱，所谓近效者，亦未之见。而圣贤所传生财之道、理财之义、文武之怒、道德之威，则固所以为富彊之大，而反未有讲之者也，岂不误哉！今议者徒见老、佛之高，管、商之便，而圣贤所传明善诚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初无新奇可喜之说，遂以为常谈死法而不足学。夫岂知其常谈之中自有妙理，死法之中自有活法，固非老佛管商之陋所能彷佛其万分也哉？伏惟陛下察臣之言，以究四说之同异而明辨之，则知臣之所言非臣所为之说，乃古先圣贤之说，非圣贤所为之说，乃天经地义自然之理。虽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圣，颜、曾、伋、轲之贤，而有所不能违也。则于臣之言与夫论者之说，其为取舍从违，不终日而决矣。抑臣于此又窃有感而自悲焉，盖臣之得事陛下，于今二十有七年矣。而于其间得见陛下，数不过三。自其始见于隆兴之初，固尝辄以近习为言矣。辛丑再见，又尝论之。今岁三见，而其所言又不过此。臣遐方下土田野之人，岂有积怨深怒于此曹，而固欲攻之，以快己私也哉？其所以至于屡进不合而不敢悔者，区区之意独为国家之计而不敢自为身谋，其愚亦可见矣。然自顷以来，岁月逾迈，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复反。不惟臣之苍颜白发已迫迟暮，而窃仰天颜，亦觉非昔时矣。臣之鄙滞，固不能别有忠言奇谋以裨圣听，而陛下日新之盛德，亦未能有以使臣释然而忘其夙昔之忧也。则臣于此安得不深有感而重自悲乎？身伏衡茅，心驰魏阙，窃不胜其爱君忧国之诚，敢冒万死，刳沥肺肝，以效野人食芹炙背之献，且以自乞其不肖之身焉（臣区区私计，辄冒威颜，并此陈述。臣赋性拙直，不能随世俯仰，故自早年即自揣度，决是不堪从宦。所以一向窃食祠禄，前后九任，岂不知有致身之义？亦非恬无济物之心，宁为退藏，盖以避祸。中间稍蒙任使，果然自速颠隮，七年之间，措身无所。今者一出，又致纷纭。幸赖圣明保全终始，增其禄秩，使足以免于饥寒，进其官资，使足以延于嗣息，此皆已非臣平生意望所及。天地之恩，不啻厚矣。今者奏疏，止为感激陛下虚心屈己，容受狂言，故竭平日忧国之诚，以毕前日愿忠之意。所冀上有补于圣明，下无负于所学而已，非敢变其初心，而复有进为之望也。若蒙圣慈详赐观览，循其本末，次第施行，使臣之言卓然实有可见之效，则臣不待违心犯患，以污周行，而其荣遇已不在诸臣之后矣。如其缪妄，无可施行，则投闲置散，乃分之宜，虽欲借之恩私，适足增其惭惧，决非臣之所敢当也。窃恐陛下见其所论恳切，误谓尚堪使令，故复具奏，伏乞圣察。）。伏惟陛下哀怜财赦而择其中，则非独愚臣之幸，实宗社生灵之幸（臣之所论，虽为一时之弊，然其规画实皆治体之要，可以传之久远而无穷。盖前圣后圣，其时虽异，而其为道未尝不同。此臣之言所以非徒有望于今日，而又将有望于后来也。疏远贱微，言不敢尽。伏惟圣慈怜臣愚忠，赦其万死，或因皇太子参决之际，特赐宣示，千万幸甚。）。臣熹诚惶诚恐，昧死再拜，谨言（《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一。又见《古文集成》卷五八，《右编》卷四，《名世文宗》卷三○，《历代名臣奏议》卷五三，《朱子奏议》卷一，《三续古文奇赏》卷七。）。

俱：宋浙本作「两」。

臣始读《大学》之书，见其自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至于治国、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后有伦，盖尝抚卷三叹，曰：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学》，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学》。为人君而不知《大学》，无以清出治之源；为人臣而不知《大学》，无以尽正君之法。既又考观在昔帝王之治，未有不本之身而达之天下者，然后知此书所陈实百圣传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三代而下，此学失传，其书虽存，槩以传记目之而已。求治者既莫之或考，言治者亦不以望其君。独唐韩愈、李翱尝举其说，见于《原道》、《复性》之篇，而立朝议论，曾弗之及。盖自秦汉以后，尊信此书者惟愈及翱，而亦未知其为圣学之渊源、治道之根柢也，况其他乎？臣尝妄谓，《大学》一书，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则必治，违之则必乱。近世大儒朱熹尝为《章句》、《或问》以析其义，宁皇之初，入侍经帷，又尝以此书进讲。愿治之君傥取其书玩而绎之，则凡帝王为治之序，为学之本，洞然于胸次矣。臣不佞，窃思所以羽翼是书者，故剟取经文二百有五字载于是编，而先之以《尧典》、《皋谟》、《伊训》与《思齐》之诗、《家人》之卦者，见前圣之规模不异乎此也；继之以子思、孟子、荀况、董仲舒、扬雄、周敦颐之说者，见后贤之议论不能外乎此也（以上论帝王为治之序。）。尧、舜、禹、汤、文、武之学，纯乎此者也；商高宗、周成王之学，庶几乎此者也；汉唐贤君之所谓学，已不能无悖乎此矣；而汉孝元以下数君之学，或以技艺，或以文辞，则甚缪乎此者也（以上论帝王为学之本。）。上下数千载间，治乱存亡，皆由是出，臣固断然以为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虽然，人君之学必知其要，然后有以为用力之地。盖明道术，辨人材，审治体，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明道术之目有四：曰天性人心之善，曰天理人伦之正，曰吾道异端之分，曰王道霸术之异。辨人材之目亦有四：曰圣贤观人之法，曰帝王知人之事，曰奸雄窃国之术，曰憸邪罔上之情。审治体之目有二：曰德刑先后之分，曰义利重轻之则。察民情之目亦有二：曰生灵向背之由，曰田里戚休之实。）；崇敬畏，戒逸欲者，诚意正心之要也（崇敬畏之目有六：曰修己之敬，曰事天之敬，曰临民之敬，曰治事之敬，曰操存省察之功，曰规儆箴诫之助。戒逸欲之目有五：曰沉湎之戒，曰荒淫之戒，曰盘游之戒，曰奢侈之戒。而先之以总论者，所以兼戒四者之失也。）；谨言行，正威仪者，修身之要也；一事，无其目。重妃匹，严内治，定国本，教戚属者，齐家之要也。重妃匹之目有四：曰谨选立之道，曰赖规儆之益，曰明嫡媵之辨，曰惩废夺之失。严内治之目有四：曰宫闱内外之分，曰宫闱预政之戒，曰内臣忠谨之福，曰内臣预政之祸。定国本之目有四：曰建立之计宜蚤，曰谕教之法宜豫，曰嫡庶之分宜辨，曰废夺之失宜鉴。教戚属之目有二：曰外家谦谨之福，曰外家骄溢之祸。四者之道得，则治国平天下在其中矣。每条之中，首以圣贤之明训，参以前古之事迹，得失之鉴，炳焉可观。昔时入侍迩英，盖尝有志乎是，比年以来，屏居无事，乃得翻阅经传，汇而辑之。畎亩微忠，朝思暮绎，所得惟此，秘之巾笥以俟时而献焉。其书之指皆本《大学》，前列二者之纲，后分四者之目，所以推衍《大学》之义也，故题之曰《大学衍义》云。臣德秀谨序。

梦之理最为精微，《周礼》占梦（官名。）有所谓正梦者（谓其未尝思虑而兆朕先见者，此乃梦之正。），有所谓思梦者（谓日间念虑及之，故形于梦。）。念有正邪，故梦亦有正邪。高宗梦得说，孔子梦见周公，此所谓思梦之正者也（高宗恭默思道，心与天通，故因梦而得说。孔子志于行道，故因梦而见周公。此所谓思梦之正也。若使当世无傅说而高宗梦之，数百年前无周公而孔子梦之，则非正梦矣。）。圣人所存者诚，故其梦亦诚。凡人梦寐纷乱，或见世间所无之物皆妄也。然赵武灵王梦吴娃而实得吴娃，汉武帝梦木人而宫中果有所埋之木人，梁武帝梦河北诸侯来朝而侯景果至。此三人者皆因梦而召乱，虽实有其人，实有其事，然赵武灵王溺于女宠，汉武帝惑于鬼神，梁武帝志于土疆，其心不正，故其梦随之，此亦思梦之不正者也。

古之诗出于性情之真。先王盛时，风教兴行，人人得其性情之正，故其间虽喜怒哀乐之发微或有过差，终皆归于正理。故《大序》曰：「变风发乎情，本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本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情谓喜怒哀乐，此乃民之性不能无者，然其归皆合于正理，故曰本乎礼义。先王之泽，言文、武、成、康之化入人也深，故虽叔季之世，人犹不失性情之正。）」。三百篇诗，惟其皆合正理，故闻者莫不兴起其良心，趋于善而去于恶，故曰「兴于诗」。

礼乐之原，出于天地自然之理。《乐记》曰：「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者天地之和也。天高地下，此即自然之尊卑；万物散殊，有大有小，有隆有杀，此即自然之等级。圣人因此制为之礼，所以法天地之序也（君父在上，臣子在下，此即天高地下之象也。自是而下，兄弟、夫妇、师友、宾主以至于舆台皂隶，名位分守，粲然有伦，此即万物散殊之象也。）。阴阳五行之气，流行于天地之间，未尝少息，相摩相荡，为雷霆，为风雨，以化生万物，圣人因此作为之乐，所以象天地之和也（雷霆风雨，皆是阴阳之气相摩荡而成。惟其二气和合，所以能化生万物。乐有五声十二律。五声：角属木，徵属火，商属金，羽属水，宫属土。木、火阳也，金、水阴也，土中气也。十二律：黄钟十一月，太蔟正月，姑洗三月，蕤宾五月，夷则七月，无射九月，此六阳律也；大吕十二月，夹钟二月，仲吕四月，林钟六月，南吕八月，应钟十月，此六阴律也。阳律曰律，阴律曰吕，故曰六律六吕。阳月用阳律，阴月用阴律，以之候气则埋之密室，上与地平，实以葭灰，覆以缇素，以候十二月之中气。冬至气至，则黄钟之管飞灰冲素，大寒以下，各以其月随而应焉。）。五声十二律，亦皆阴阳变错而成，故乐音之和与天地之和相应，可以养人心、成风俗也。自周衰，礼乐崩坏，然礼书犹有存者，制度文为尚可考寻，乐书则尽缺不存。后之为礼者，既不能合先王之制，而乐尤甚焉。今世所用，大抵郑卫之音杂以夷狄之声而已，适足以荡人心，坏风俗，何能有补乎？故程子慨然发叹也。然礼乐之制虽亡，而乐之理则在，故《乐记》又谓致礼以治身，致乐以治心。外貌斯须不庄不敬，则嫚易之心入之矣；中心斯须不和不乐，则鄙诈之心入之矣。庄敬者，礼之本也；和乐者，乐之本也。学者诚能以庄敬治其身，和乐养其心，则于礼乐之本得之矣，是亦足以立身而成德也。三百篇之诗虽云难晓，今诸老先生发明其义，了然可知，如能反覆涵泳，直可以感发其性情，则所谓「兴于诗」者，亦未尝不存也。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象、辞、变、占而已矣。予少而学《易》，得王辅嗣之注焉，得子程子之《传》焉，得子朱子之《本义》焉。王氏、程子明于辞者也，子朱子明于变与占者也，独于象无所适从焉。逮壮游四方，旁搜传注，殆且百家，其间言理者不可缕数，若以象言，则得李鼎祚所集汉魏诸儒之说焉，朱子发所集古今诸儒之说焉，冯仪之所集近世诸儒之说焉。间言象者，则有康节邵氏之说焉，观物张氏之说焉，少梅郑氏之说焉，吴兴沈氏之说焉，京口都氏之说焉，长乐林氏之说焉，恕斋赵氏之说焉，平庵项氏之说焉，节斋蔡氏之说焉，山斋易氏之说焉，朴卿吕氏之说焉，古为徐氏之说焉。是数家者非不可观也，而邵氏、张氏则明《易》之数，本自著书，非专为卦爻设也；沈氏、都氏则明卦之变，赵氏、项氏、易氏、冯氏、徐氏则明卦之情，蔡氏、徐氏祖述本义，皆非专为观象设也。林氏之说则反覆八卦，既为朱子所排；郑氏之说又别成一家，无所本祖。其专以说卦言象者，不过李氏鼎祚与朱氏子发耳。朱氏之说原于李氏者也，李氏之说原于汉儒者也。李氏所主者康成之学，于虞翻、荀爽所取为多，其源流有自来矣。然汉儒之说于象虽详，不能不流于阴阳术数之陋。朱氏虽兼明乎义，而于象变纷然杂出，考之凡例，不知其几焉，良以统之无其宗，会之无其源也。予病此久矣，山林无事，即众说而折衷之。大抵《易》之取象虽多，不过三体，所谓本体、互体、伏体是也。然其为体也，有正有变，故有正中之本体，有正中之互体，有正中之伏体焉；有变中之本体，有变中之互体，有变中之伏体焉（正非中正之正，但谓其卦中未变之体耳。案以上诸体皆本汉儒及唐李氏、近世汉上朱氏，非予之臆说也，但其中卦爻，先儒取象有未尽者，亦以其例推而补之。）。其馀凡例固非一途，要所从来，皆由此三体推之耳。盖以正体取象者不待变而其象本具者也，以变体取象者必待变而其象始形者也。故自其以正体示人者观之，正而吉而无咎者，变则凶则悔吝也；正而凶而悔吝者，变则吉则无咎也。自其以变体示人者观之，变而吉而无咎者，不变则凶则悔吝也；变而凶而悔吝者，不变则吉则无咎也。兼正变而取象者，可以变，可以无变，惟时义所在也。是可但论其正不论其变乎？夫易，变易也，先儒言理者皆知之矣。至于言象乃止许以正体言，不许以变体言，凡以变言象，率疑其凿，是以易为不易之易，不知其为变易之易也。既不通之以变易之易，则毋怪以象为可忘之筌蹄也，既以象为可忘之筌蹄，毋怪以象变之说率归于凿也。故善言《易》者必错之以三体而综之以正变，则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易》之象可得而观矣。予于是窃有志焉。是编之述，因象以推义，即义以明象，固错之以三体，综之以正变，而必以正中之本体为先，而其馀诸体则标于其后，又以示主宾之分也。至于言数，虽非专主，而间亦及之焉。盖将拾先儒之遗，补先儒之阙云耳。虽因辞明理不如程子之详，言变与占不如朱子之约，至尚论其象，自谓颇不失汉儒之旧，于李氏鼎祚、朱氏子发未敢多逊焉。后之言象者不易吾言矣。于是而玩索焉，上可以溯汉儒之传，亦可以免汉儒之凿，庶几君子居观之一助云。作《周易象义》，柔兆阉茂蕤宾甲午，武陵丁易东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