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不可致力，颜渊可致力，自致力以至于不可致力。

上下尊卑，分也；是非曲直，理也。分所宜谨，而理不可夺。

世治，人才见于功名，及物也；世乱，人才见于学，自脩也。

孔子纵心，颜回克己；孔子曳杖，曾参易箦。难易劳逸，若相去千万，而同于所至者，学之力也。

孔子削迹于鲁，伐树于宋，穷于商、周，厄于陈、蔡，非不幸也。阳货以仁智责之，而孔子曰「诺」，是真不幸也。

人之精神分散于眼、耳、鼻、舌、身、意之间，知用而不知收。犹理财者，日出之而无所入也。

海未尝有并吞百川之意，百川自来赴海。

人之为不善，亦有心欲为而势有所不得为者。方其不得为而不为，疑若可与为善，必势可为而不为，然后真可与为善也。

虑之于未然，为之于闲暇，故事济而无事事之劳。

始也有我，终乎无我。不有我则为学不能力，不至于无我者，亦未造夫学之妙。

人之不能使我之从彼也，犹我之不能使人之从我也。

栋宇可以庇风雨，而衣食可以充饥寒。非其力得之，受用之人自当有愧。矧高居广厦，鲜衣美食，而曰吾所应得，可乎？

耕者不得食，而食者不耕；蚕者不得衣，而衣者不蚕。以为当然，其然乎？其不然乎？

狐媚鬼物，犹能造作语言以惑人；文章之无益于世者，岂小人所不能！

孔子之教人，宁为荆山之璞，不为东郭之竽。

世界高下不平，虚空平等不动。

理之公，足以胜情之私。

士盖有知道之可乐者，而箪瓢之忧足以胜其乐。乐道而忘箪瓢者，惟颜子一人耳。士非无箪食瓢饮也，惟其忧而不乐也。箪食瓢饮等，而忧乐不同，则人之相去远矣。

人各有所好，观其所好，则其平生之所底止，亦可概见其凡。大者自然，小者修习，要皆不可伪为者。

士常患居贫贱其中，为忧衣食，故不得尽力于学。而世之所谓学者，出于贫贱之士常十九，求之于富贵，盖未能百一千一万一也。然则贫贱何负于士哉！

府史胥徒得以法胜士大夫，士大夫不得以理胜府史胥徒，今日之大病也。

道之所在，处贱犹贵，陋巷亦贵也；道之所去，处贵犹贱，琼台亦贱也。

治世之法简，乱世之法烦。小人愈出于法之外，则愈随而防之，曾不念教化之不修，而罪法令之未尽也。

君子之过与小人之过相万万也，而世俗均谓之过。君子之过显而易见，小人之过隐而难知；君子之过可以言，小人之过不可以言。君子耿介，不媚于俗，故其过常若不可忍；小人善柔，与物推移，故其过必有能恕之者。为人上者，不可不察也。

握手戏笑，堆阜填其胸中，意所不防。风波起于平地，车马舟楫之力所不能过也。

三代以来，纯以行取人，孟子所谓「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者，盖其末流也。然在孔子时，已常忧其行之不能符其言者，忧之也，曰「欲讷于言」者，忧之也；曰「言之不出」者，忧之也。呜呼！汉以下纯以言取人，其孰能忧之哉！

虚则明，实则碍。论古人之是非，若数秋毫；审一己之去就，不见丘山。

天子以论相为职，宰相以用天下人才为职。

阳货以大夫而慢孔子，臧仓以嬖人而毁孟轲。贵贱虽异，其为无礼于圣贤则同。圯上老人命张良下取履，淮阴少年命韩信出跨下，贤否虽异，其为有激于英雄则同。惟老于世故者齐其异而察其同，故能无所忍，无所不益。

古之人以馀力学文，而非后世所可及；后世尽力于文，而终不及古人。盖古人自根本中流出，是自然之文，而非强为之也。行至于有馀力，则本立矣。

巧言者必有愧乎其理，令色者必有愧乎其心，内欺其心，外昧其理，盖将以为利也。施之行事，位卑则害小，力大则祸深，尚何仁之云！

六经出于学，非学出于六经。

学而至于可以受用，于日用中能如人意焉，无有所抵牾，非克己不能也。而克己非学所能了，必积其所养之功，由勉强以至于安行，盖非速成之业也。吾尝曰：「穷理易，循理难；明道易，行道难」。又曰：「修行无捷法」。

一身之气，随心念而行。心犹火也，藏之则深，用之则明。苟念虑攀缘不已，则一身之气上而不下，其见于形者亦病矣。故曰：真人之息以踵。

人之情不必于为善，不必于为不善，而必于得。得者，上之所司也。其所以得之者在善，则相率而为善矣；其所以得之者在不善，则相率而为不善矣。一夫得之，众人效之，风俗寓乎其中矣。

孔门诸子不著书，亦无功业表见于世。

天下之治乱，可以言命；一家之治乱，不可以言命也。一家之治乱可以言命，一身之治乱不可以言命也。孔子当周之衰，父子讲《诗》、《书》之学，天下之乱不足以乱其家之治者也；舜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一家之乱不足以乱其身之治者也。

郑卫方兴，而《韶濩》作于齐，孔子安得不食而忘味？纵横方售用，而乐正子用于鲁，孟子安得不喜而忘寝？

洪水不能贬帝尧之治，大乱不能干夫子之圣。

骄奢逸豫者，付权于人；勤劳节俭者，求治在己。

古之君子穷而在下者，其所言乃其所当行者也，未有可言而不可行者也；古之君子达而在上者，其所行乃其所常言也，未有可行而不可言者也。言其所不可行，行其所不可言，是之谓无君子。

虞舜之乐，不解其忧；颜子之忧，不改其乐。

君忧于上，民忧于下，兼任君民之忧者，士大夫也。乃欺君虐民，窃俸禄以去，自为佚乐之计，于其身习以为常，而莫之怪也。

尧有丹朱，舜有瞽叟、有象、有商均，禹有鲧，周公有管、蔡，仲尼有伯鱼则死，有颜渊则死，有伯牛则死。

尧舜之世，公议与国论同，人情与天意合。

帝王之治，求之我而不求之天下；汉唐之治，求之天下而不求之我。故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无逸》，萧何作《律》，姚崇作《刑统》，观汉唐之治以此。

如灯分光，如井汲水，愈取愈有，日用日新。

虞舜在上，则天下人才聚于野，如百川之东流。自文、武、成、康以至于仲尼，圣贤之不作者若干年矣。一旦仲尼生焉，宜乎奔腾而归赴也。以一匹夫而四科、七十二子、三千之徒，势与四岳九官十二牧抗衡。上无虞舜，下无仲尼，则天下英俊何所归哉！

反观吾身终日之间，能寂然无念邪？其未能寂然而念起也，将多正念邪？多妄念邪？推一身则足以知天下矣。人知求治乱于天下，乃不知求之吾身。天下者，一身之积也。

天下事物皆从一念中来。此念初若毫端，离娄子视之不可得；及其形见而不可掩也，三尺童子指而笑之。

无学则无《六经》。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学而为《六经》之事业，仲尼以学而定《六经》之文章。是《六经》出于学，非学出于《六经》也。《书》曰「高宗旧学于甘盘」，《诗》曰「学有缉熙于光明」，而后学之名立。仲尼有圣人之德而无其位，故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事业而载之于《经》，后之学者，乃以《六经》未作，已有圣人之学。孔孟以学而观《六经》，故出于《六经》之外；诸儒以《六经》而为学，故入于《六经》之中。

玉藏于山，珠沉于渊，人求而得之，知所用也。我藏于我，未见求而得之者，不知所用邪？老子曰：「知我者希，则我贵矣」。

秦有《誓》而《书》亡，鲁有《颂》而《诗》绝。

当治世如鸾凤之翔于青天，当乱世如珠玉之混乎瓦砾。

理在朝廷，则朝廷尊，理在天下，则匹夫尊。理之所在则尊，势之尊无以抗之。

一人菲饮食而天下肥，一人恶衣服而天下治，一人卑宫室而天下安。非一人之馀足以及天下也，其化然也。

有可贵之实，虽使之居贱焉，贱亦贵也。孔、孟匹夫，而王公不敢望其毫发者，何也？有可贱之实，虽使之居贵焉，贵亦贱也。桀、纣虽尊，而匹夫羞与为伍者，何也？《关雎》之应实无麟，而若麟之瑞；《春秋》之作实有麟，而非麟之时。帝王之治见于事，孔孟之教存其理。见于事则理在其中，存其理则事有不然者。

古之人礼乐之情胜，后之人礼乐之文胜。所谓礼乐者，非用礼乐之时方将讲而用之，盖日行乎四海，使民由之者也。讲而用之，是有司之事也。若日月所听曾郑、卫之不如，而为韶护于登降之间；日月所行曾淫荡之无节，而谨威仪于步趋之暂。民效其实而不见其文，民苦其费而不知其制，曰礼乐云者，吾不知其可也。

护持妄念，如农夫之去草，自其牙孽而锄去之，则日少日无矣。不然，如生马出闲，不可制也。《学记》曰：「禁于未发之谓预」。又曰：「发然后禁，则捍格而不胜」。

处富贵则骄，处贫贱则沮，是人也，吾知其无所养矣。柳下惠为士师，三黜无怨言；伊尹自匹夫而为天子相，若固有之。盖有所养也。

孔子合天下英俊，而讲道于洙、泗之间，用之则取才于此。人才盖不可取于临时者也。

赞阳虎而傲仲尼，慕盗蹠而骄颜渊，举世罪之，举世为之。孟子曰：「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吾尝见富贵者处死甚难，岂非外物留之者众邪？贫贱者处死甚易，非外物留之者寡邪？人待物以为用，而谓物为己者，岂非惑邪？

未尝至其处而意之，其为力也劳。或告之曰：「不然则疑」。亲至其处而见之，其为力也易。或告之曰：「不然则不惑」。学至于不惑，而后可用也。

世未尝无才，初不以治乱为存亡，尝为有意者用。渭川之钓，莘野之耕，去人远矣，而商周用之，有意也；席不暇暖，辙不暇停，若近人矣，而列国七八，时君数十，卒不能一日用之，无意也。秦尚严刻而有申、商，唐善听纳而有王、魏。齐威九合而管仲出焉，一有侈心而易牙用；汉武并吞而卫青出焉，一有悔心而赵过用。始终于治，始终于乱，人才亦始终应之。始治而终乱，与始乱而终治者，亦然。人君无患人才之难，一好恶以求之，则可以如吾之意，如执左契而取之。自古曷有借才于异代者邪？

伊尹、周公正君之言寡，君正之实多；魏徵、陆贽正君之言多，君正之实寡。

世法尽是《六经》妙用，于此领取，尤胜于文字中得也。

人之为学，当如饮食，虽事变纷错，盖未有一日不饮食者。

官品与人品不同，官品一时，人品万世。

匹夫耕，它人食之己常饥；匹夫织，它人衣之己常寒。士大夫不耕而食，食必肥，不织而衣，衣必轻暖。尊卑贵贱之分当然，天则亡尊卑贵贱而一于理。

执有我之见，负好胜之气，则贤于己者远矣。是自涂其耳目，使无所见闻，以为便佞者之招也。

富贵者，英雄之坑阱；艰难者，中人之药石。

收燎原于死灰之中，澄滔天于重渊之下。庄子曰：「其息深深」。

天地间自有《六经》，圣人以语言模写之耳。

制人易，自制难。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能自制而已。

君子不耻恶衣菲食，而耻一物之不知，盖去彼则取此也。

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吾独以为不然，夫精金美玉，有目者知宝之，文章之盛，非贤有德者不知也，遽可同邪？

人所亲到之处，或者问焉，则不思而对。或者曰不然，则吾知其人未尝见也。人有所闻于人而未之见者，有问焉，则思其言以对。或者曰不然，而心始疑，盖未尝到其处故也。学道者亦然。

人以横逆加我，我以横逆报之，人以君子长者加我，我以君子长者报之。是举天下之人尽为君子，而后吾得为君子也。中有所见者，彼自为彼之所为，吾自为吾之所为，然养之不厚，则事会之来，勃然忘之耳。

境顺则随，境逆则反。随则出，反则归。

洪水滔天，则一人而可辨；一夫作难，而无以禦之。事无大，得人则成；亦无小，不得其人则败。

功名之立，在乎英俊，英俊之用，在乎选举。今也科举取无用之文，铨选立一定之法，宜英俊之远而功名之不立也。

谛观世法，吾道之大阱也，非独立世表有以照见之，鲜有不堕其中。夫攘夺则得，廉耻则不得也；谄佞则进，正直则不进也；惨酷则人畏之，宽厚则侮之也；富贵则人尊之，贫贱则轻之也。平居无事，孰不为君子，孰不为小人；一为世法所推，则反是。吾今欲扶而出之，攘夺在前，曰：「吾不为得而舍君子、趍小人也」。谄佞在前，曰：「吾不为进而舍君子、趋小人也」。惨酷在前，曰：「吾不为人畏之舍君子而趋小人也」。富贵在前，曰：「吾不为人尊之舍君子而趋小人也」。平时已定，事来则应，见善明、用心刚者能之。

冒三伏之暑，历九折之途，得平地美荫而休焉，可以久，不须臾而起行者，惧其无所至，而爱此日力也。士之为学乃不然，亡勤苦之心而甘于逸乐，其为计反出行道之人之下。

市人操网罟以入山林，则终日无所得；猎师晨出，而日中贩于市，盖习熟者知其处则得之也。士欲修圣人之道，非知其处而取之，亦徒劳焉耳。

心易放而难收，习易下而难上。

人之患，莫患乎有疑心。君子善状昭著，则以为未必然；小人罪状昭著，则以为未必然。是君子常不幸而小人常幸也。

境顺则进，进则逐物；境逆则还，还则见我。

顺境有坑阱，逆境如药石。

锥刀之利竞于心，而鄙薄之气发于辞令，见于颜色，不自知其不可也，而它人则知之。至于为其所为，则亦不能知也。是故君子取诸人以为善。

周宣王忧惧而天下喜，滕文公哀戚而四方悦。忧惧非所以喜，哀戚非所以悦，有贤君在上，则虽欲不喜不悦，有不可得者。

帝王之治自己出，汉唐之治自法令出。自己出，修己而人化之，而人不化，己益修出；自法命出，严法命而人畏之，而人不畏，法命益严也。

誉其所无之善亦喜，告其所有之过亦怒，夫人皆笑之，夫人皆为之。

恃吾之不可攻，而后和可守；恃吾之不可败，而后兵可用。不可攻，不可败，若在兵焉。然兵犹是枝叶也，其根本在民。越王句践与民同甘苦，则行成于吴者有不可攻之势；诸葛孔明屯田渭上，以木牛流马运，则与司马仲达战者有不可败之势也。不如是，和则为无能为，战则为一朝之忿。

复，男子称名。然诸侯薨复曰「皋某甫复」，恐「某甫」字为可疑。又周人命字，二十弱冠皆以「甫」字之，五十以后，乃以伯、仲、叔、季为别。今以诸侯之薨复云「甫」者，乃生时少者之美称，而非所宜也。

此等所记异词，不可深考。或是诸侯尊，故称字，大夫以下皆称名也。但五十乃加伯仲，是孔颖达说。据《仪礼》贾公彦疏，乃是少时便称伯某甫，至五十乃去某甫而专称伯仲，此说为是。如今人于尊者不敢字之，而曰几丈之类。

铭旌。

古者旌既有等，故铭亦有等。今既无旌，则如温公之制，亦适时宜，不必以为疑也。

重。

《三礼图》有画象可考，然且如温公之说，亦自合时之宜，不必过泥古礼也。

古者男子殊衣裳，妇人不殊裳。今以古人连属之衰加于妇人，殊裳之制加于男子，则世俗未之尝见，皆以为迂且怪，而不以为礼也。

若考得古制分明，改之固善。若以为难，即且从俗，亦无甚害。

大带申束衣，革带以佩玉佩及事佩之等。丧服无所佩，既有要绖，而绞带复何用焉？

绞带正象革带，但无佩耳，不必疑于用也（革带是正带以束衣者，不专为佩而设。大带乃申束之耳。申重也，故谓之绅。）。

主式祠版。

伊川主式虽云杀诸侯之制，然今亦未见诸侯之制本是如何。若以为疑，则只用牌子可也。安昌公荀氏，是晋荀勖，非孙氏也。但诸书所载厚薄之度有误字耳。士大夫家而云几郎几公，或是上世无官者也。

《江都集礼》晋安昌公荀氏祠制云，祭版皆正侧长一尺二分，博四寸五分，厚五分，八分大书云云。今按它所引或作厚五寸八分，《通典》、《开元礼》皆然。详此「八分」字连下「大书」为文，故徐润云「又按，不必八分，楷书亦可」。必是荀氏全书本有此文。其作五寸者，明是后人误故也（若博四寸五分而厚五寸八分，则侧面阔于正面矣，决无此理，当以《集礼》为正。）。

孤哀子。

温公所称，盖因今俗以别父母，不欲混并之也。且从之亦无害。

并有父母之丧葬，先轻而后重。其奠也，先重而后轻；其虞也，先重而后轻。同葬同奠，亦何害焉？其所先后者，其意为如何也？

此虽未详其义，然其法具在，不可以己意辄增损也。

周制有大宗之礼，乃有立适之义，立适以为后，故父为长子权其重者若然。今大宗之礼废，无立适之法，而子各得以为后，则长子少子当为不异。庶子不得为长子三年者，不必然也。父为长子三年者，亦不可以适庶论也。

宗子虽未能立，然服制自当从古，是亦爱礼存羊之意，不可妄有改易也。如汉时宗子法已废，然其诏令犹云赐民当为父后者爵一级，是此礼意犹在也。岂可谓宗法废而诸子皆得为父后乎？

曾子问亲迎女在涂，而婿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缟总以趋丧，恐亦有碍。《开元礼》除丧之后，束带相见，不行初昏之礼，趋丧后事皆不言之，何也？

趋丧之后，男居外次，女居内次，自不相见。除丧而后，束带相见，于是而始入御。开元之制，必有所据矣。

曾子问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婿齐衰而吊，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服用斩衰，恐今亦难行也。

未见难行处，但人自不肯行耳。

谅闇以他经考之，皆以谅闇为信默，惟郑氏独以为凶庐。天子居凶庐，岂合礼制？

所引剪屏柱楣是两事，「柱」音知主反，似是从手不从木也。盖始者户北向，用草为屏，不剪其馀。至是改而西向，乃剪其馀草。始者无柱与楣，檐著于地，至是乃施短柱及楣以柱其楣，架起其檐，令稍高，而下可作户也。来喻乃于柱楣之下便云既虞乃剪而除之，似谓剪其屏而并及柱楣，则误矣。谅阴梁闇，未详古制定如何，不敢辄为之说。但假使不如郑氏说，亦未见天子不可居庐之法。来喻所云，不知何据，恐欠子细也（滕文公五月居庐，是诸侯居庐之验，恐天子亦须如此）。

既除服，而父之主永迁于影堂耶？将与母之主同在寝耶？

迁主无文，以理推之，自当先迁也。

《仪礼》父在为母。

卢履冰仪是，但今条制如此，不敢违耳。

《内则》云，女子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言二十三年而嫁，不止一丧而已。故郑并云父母丧也。若前遭父服未阕，那得为母三年？则是有故二十四而嫁，不止二十三也。

《内则》之说亦大概言之耳，少迟不过一年，二十四而嫁，亦未为晚也。

离之谓以一物隔二棺之间于椁中也。鲁则合并两棺置椁中，无别物隔之。鲁卫之祔，皆是二棺共为一椁，特离合之有异。

二棺共椁，盖古者之椁乃合众材为之，故大小随人所为。今用全木，则无许大木可以为椁，故合葬者只同穴而各用椁也。

明器。

《礼》既有之，自不可去。然亦更在斟酌，今人亦或全不用也。

招魂葬。

招魂葬非礼，先儒已论之矣。

伊川《葬说》，其穴之次设如尊穴南向北首，陪葬前为两列，亦须北首，故葬图穴一在子，穴二在丑，穴三在亥，自四至七皆随其东西而北首。而丙、午、丁独空焉，是则伊川之所谓北首者，乃南向也。又云昭者当南向，则穆者又不可得而然也。

此两节不晓所问之意，恐是错看了。请更详之。昭南向，穆北向，是庙中祫祭之位，于此论之尤不相关。

实葬。

圹中实筑甚善。

伊川先生葬法有谓其穴安夫妇之位，坐堂上则男东而女西，卧于室中则男外而女内，在穴则北方而北首，有左右之分而无内外之别。

按《昏礼》良席在东，北止，此是卧席之位，无内外之别也。

其祖已葬，系南首，其后将族葬，则不可得而北首，则祖墓不可复迁而昭穆易位。

未见后葬不可北首之意，昭穆之说亦不可晓。

祔。

当如郑说，伊川恐考之未详也。但三年之后迁主于庙，须更有礼，顷尝论之，今并录去。李继善问：「纳主之仪，《礼经》未见，《书仪》但言迁祠版于影堂，别无祭告之礼。周舜㢸以为昧然归匣，恐未为得。先生前书有云：『诸侯三年丧毕皆有祭，但其礼亡，而大夫以下又不可考』。然则今当何所据耶」？答云：「横渠说三年后祫祭于太庙，因其祭毕还主之时，遂奉祧主归于夹室，迁主新主皆归于其庙，此似为得礼。郑氏《周礼注》大宗伯享先王处，似亦有此意，而舜㢸所疑与熹所谓三年丧毕有祭者似亦暗与之合。但既祥而撤几筵，其主且当祔于祖父之庙，俟祫毕然后迁耳。比已与敬子、伯量详言之，更细考之可见」。又答王晋辅云：「示喻卒哭之礼，近世以百日为期，盖自开元失之。今从周制，葬后三虞而后卒哭，得之矣。若祔，则孔子虽有善殷之语，然《论语》《中庸》皆有从周之说，则无其位而不敢作礼乐，计亦未敢遽然舍周而从殷也。况祔于祖父，方是告祖父以将迁它庙，告新死者以将入此庙之意，已祭则主复于寝，非有二主之嫌也（主复于寝，见《仪礼》郑氏注。）。至三年之丧毕，则有祫祭而迁祖父之主以入它庙，奉新死者之主以入祖庙（此见《周礼》郑注及横渠先生说。），则祔与迁自是两事，亦不必如殷之练而祔矣。礼法重事，不容草草，卒哭而祔，不若且从温公之说，庶几寡过耳」。

卒哭。

以百日为卒哭，是《开元礼》之权制，非正礼也。

孟献子禫县而不乐，比御而不入，孔子以献子加于人一等矣。今之居丧者当以献子为法，不可定以二十七月为拘。

献子之哀未忘，故过于礼，而孔子善之。所论恐未然也。

影堂序位。

古者一世自为一庙，有门，有堂，有寝，凡屋三重，而墙四周焉。自后汉以来，乃为同堂异室之庙，一世一室，而以西为上。如韩文中家庙碑有「祭初室」、「祭东室」之语。今国家亦只用此制，故士大夫家亦无一世一庙之法，而一世一室之制亦不能备。故温公诸家祭礼皆用以右为尊之说。独文潞公尝立家庙，今温公集中有碑，载其制度颇详，亦是一世一室而以右为上，自可检看。伊川之说亦误，昭穆之说则又甚长。《中庸或问》中已详言之，更当细考。大抵今士大夫家只当且以温公之法为定也。

庶人吉凶皆得以同行士礼，以礼穷，则同之可也，故不别制礼焉。不审若然否？

恐当如此。

今有人焉，其父尊信浮屠，若子若孙皆不忍改，将何时而已？恐人子之遭此，勿用浮屠可也。至于家舍所敬形像，必须三年而后改，不知如何？

如此亦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三。又见《古今图书集成》礼仪典卷九二。）。

分：《正讹》改作「寸」。

辂孙不知记得外翁否？渠爱壁间狮子，今画一本与之，可背起与看，勿令揉坏却也。此是陆探微画，东坡集中有赞。愿他似此狮子，奋迅哮吼，令百兽脑裂也。

居庐读《礼》，学者自来，甚善甚善。但亦不易彼中后生乃能如此。前此尝患来学之徒真伪难辨，今却得朝廷如此开大炉鞴煅炼一番，一等浑殽夹杂之流，不须大段比磨勘辨，而自无所遁其情矣。

日暮涂远，心力疲耗，不复更堪讨论矣。日者多言今年运气不好，不知得见此书之成否？万一不遂，千万与诸同志更相勉励，究此大业也。

此间朋友间有一个半个，然不甚济事。但不易其敢来，亦可怜耳。彼中朋友真肯用力者名姓谓何？因书报及，仍略品目之，慰此穷寂之望也。学古、鲁叔相继逝者，可伤。吴伯丰尤可惜，朋友间似渠晓得人说话者极少。始者犹疑其守之未固，后来得子约、张元德、刘季章书，又知其所立如此。不幸蚤死，亦是吾道之衰，念之未尝不惨然也。季章书语录去，切勿示人，足令同时辈流负愧入地也。

吴元士曾相识否？昨看王伯照《杂说》，中间有一段理会不得。或云渠尝学于王公，恐能知其说。试为宛转托人扣之，却见报也。

斋中诸友，甚不易相信得及。年来此道为世排斥，其势愈甚，而后生乡之者曾不少衰，自非天意，何以及此？老拙以此衰病之极而不敢少懈，但精力不逮，日月无多，无以副其远来之意，深愧惧耳。前日郑齐卿去彼如此，闻后来亦有一二如此者，初甚虑之。近亦渐渐开明，甚悔当昨不且留之也。

所说论致仕文字，其大概止为一二人。如减年，乃指沈正卿而言。初亦疑此语迂回无下落，以「宗师」之语推之，意其为沈。而近得元善书，乃云果尔，则此自无可疑。而城中诸人苦相沮抑，不令剡奏，为可罪也。然此文字三月半间已得之，后来节次有便，而游宰以为渠有专人，又便有回信，不若令带去为便，遂以付之。渠乃迁延至此，不知今文字在何处留滞。若今尚未到，则便遭论列，亦是本分，怪他不得矣。然此如破甑，若不打破做两片，亦须打做两截，不复能顾虑也。诏旨正为戒敕伪党不得自比元祐，想已见之。器数命题却已寝罢，然此等事亦有士人合理会者。前日之弊乃为汎滥细碎，徒扰扰而无益。今遽罢之，又不究其弊之所自来。大抵此辈用心岂复更有是处？自不须论也。林正卿归自湖外，少留两夕，亦颇长进。但恐将来流成释老耳。其弟学履安卿中间到此，近寄得疑问来，亦看得好，甚不易。一书报之，可分付入试朋友，俟其到城日付之也。题壁揭榜者，正不足怪。但不易诸生能自安于是，贤于子合矣。初见渠时，闻其说曾子寝大夫之箦，以为不欲咈季孙之意，便疑其意趣之不高。后来讲磨，尚庶几其有改，不谓止是旧来见识也。

想闻子约之亡，重为吾道伤叹也。近事似稍宁息，而求进者纳忠不已，复有苏辙、任伯雨之奏，想已见之，大率是徐叶耳。然似此纷纷，何时是了？两日无事，闲读《长编》，崇观以来率是如此，甚可惧也。

子约之亡伤痛未定，而季通八月九日又已物故。朋友间岂复有此人？尤足为痛哭也。但其家至今未得的信，只魏才仲自桂林写来。前日李彦中归道长沙，见子蒙及赵漕说得分明矣。今年不知是何厄会，死了许多好人。老拙尤觉衰惫，非昔时比。脏府不秘即滑，脚弱殊甚，杖而后能行，恐亦非复久于此世也。

季通之柩已归，陈坂上对面一寺中。盖先买得一小地在其前，只今冬便葬也。万事尽矣，尚何言哉！一恸之馀，行自病也。

向留丞相来讨《诗传》，今年印得寄之。近得书来云，日读数板，秋来方毕，甚称其间好处，枚举甚详。不意渠信得及，肯如此子细读。如赵子直，却未必肯如此。渠前此见《中庸》说，极称序中危微精一之论，以为至到。亦是曾入思量，以此见其资质之美。惜乎前此无以此理謦欬于其侧者，而今日闻之之晚也。所论曾晰事甚佳，但云道体虚静而无累，恐钝滞了道体耳。吴元士说六十律为京房之谬，亦是。但前此所扣，乃是只以十二律旋相为宫而生六十调，非为六十律也。

二孙随众读书供课，早晚教诲之为幸。郑齐卿亦要去相从，渠此几日却稍得。然以病倦，不能听其讲解。念其志趣坚苦，亦不易得。可因其资而善道之，度却不枉费人心力也。致仕文字为众楚所咻，费了无限口颊，今方得州府判押。但求保官，更无人肯作，只有伯崇一员。或者以为俞山甫必肯，近以书扣之，乃漠然不应。今不免专人去问田子真，想不至有他词也。

《礼书》便可下手抄写，此中却得用之相助，亦颇有益。南康李敬子与一胡君同来，见在书院。敬子甚卓立，然未细密。胡君坚苦，读《丧礼》甚子细，亦不易得。永嘉林补字退思者，亦暂来，其人甚敏，然都不曾读圣贤书，只一味胡走作，甚可惜也。彼中学者今年有几人？可更精切，自做功夫，勤于接引为佳。

收近问，知斋馆既开，慕从者众，尤以为喜。规绳既定，更且耐烦勉力，使后生辈稍知以读书修己为务，少变前日浅陋儇浮之习，非细事也。

益公每得一书，必问昆仲动静，且云尝附书，不知已达否？此便回，能以数字报之亦佳。仁卿不殊此也。

致仕文字州府只为申省，不肯保奏。此亦但得粗伸己志，不暇求十全矣。旦夕当附人去，成败得失一切任之，不能以为念也。通老来未？志仁能与俱否？病倦，不暇作书，烦为致意，春暖一过此为幸。公度必已至，亦未及书。谦之数字，可付之。此间朋友不多，亦未见大有进者。然早晚略得举扬一番，亦不为无补也。试后江浙间必更有故旧来，恨直卿不在此，不得与之商量耳。此理要处无多说话，不知如何人自不晓？以此追念伯丰，愈深伤惜。如子约辈，亦不谓其所造只到此处，便死却也。李公晦《禹贡集解》编得稍详，今附去试看，如可用，可令人抄下一本，别发此册回来为佳。二孙切烦严教督之，闻外边搜罗鼎沸，如今便得解，亦不敢赴省，况于其他？只可着力学做好人，是自家本分事。平时所望于儿孙者不过如此，初不曾说要入太学、取科第也。致仕文字近方发得去，度今尚未到，闻已有台章指目矣。此却是城中诸贤牵挽之力，他人不足责。曹晋叔老大隐约，号为有思虑者，前日闻有此章，尚以不及见止为恨，不知此是何等见识？处事不问义理，只顾利害，已为卑鄙，况今利害又已晓然，犹作是论，真是不可晓也。彭子寿行遣想已闻之，此事是放了徐子宜，又要个人填窠子，图得旧话加色，一番光鲜，不知如此有何了期也。渠前日有一书，今附去。似亦是去年秋间附来，近方到，不知有何语也。书社甚盛，以善及人而信从者众，亦非细事。可且勉力讲论，令其反己，着实用功为佳。然此外亦须防俗眼谗口横生浮议也。《礼书》附疏须节略为佳，但勿太略。

彭子寿、刘德修二事想已闻之，杨恽之说何言欤？吁可畏也！

借得黄先之数册陆农师说，初意全是穿凿，细看亦有以订郑注之失者。信开卷之有益，俟用之行附去看也。

所喻惺惺之说甚善。但见说讲授亦稍劳，似当节省并合，令其简约，庶可久也。

二孙在彼如何？书社诸事既有条理，想自不容其违犯。更望痛加鞭策，少宽暮年却顾之忧，千万千万！小四郎与刘五哥莫须常来咨问否？虽不在斋中宿食，亦望有以遥制之也。

致仕文字虽已得之，但诸贤切齿怒目之意殊不能平，不知更欲如何搏噬，姑亦任之耳。

用之去时所附书想已达，所带去文字想皆见之，今则此等功夫全做不得矣。精舍相聚不甚成条理，盖缘来有先后，人有少长，乡有南北，才有利钝，看文字者不看大意正脉，而却泥着零碎，错乱缠绕，病中每与之酬酢，辄添了三四分病。以此每念吴伯丰，未尝不怆然也。履之兄弟却差胜，若更加功，或恐可望耳。伯崇已赴官番阳，留其季子在李敬子处，姿质亦淳谨。但未有奋迅拔出之意耳。

人家祸患重复如此，可畏。此又岂章子厚之所能为耶？

古之禅宿有虑其学之无传而至于感泣流涕者，不谓今日乃亲见此境界也。前书所说常惺惺，此是最切要处。诸朋友行持亦颇见功效否？向来学者得此一番试过，虚实遂可辨，殊非小补。王子合前日过此，观其俯仰，亦可怜也。

普之却能如此，甚不易得。礼书病起亦怕看，却只看得少闲文字。元来世间文字被人错注解者，只前人做下，才隔一手，便看得别，而况此道之广大精微也耶！诸生相从者，亦颇能有志否？近报时学小变，举子辈往往相贺。然此岂足为重轻耶？

致仕且是己分一事粗了，然外面攻击之意殊未已，不知更待如何，可付一笑。但前日得刘季章书云，孙从之得郡，非其自请，乃复被缴。适病牙痈，已逝去矣。看此亦是吾党同一气运，不得不然，非但虎食其外也。季章又云，彭子寿相见亦甚衰悴，题目不小，想见忧惧，然亦正自不必如此也。所说大规摹、细功夫者甚善，诸朋友中必有向进者，恨未得从容其间耳。

精舍诸友讲论颇有绪，通老果如所论，甚慰人意。得渠如此，所助非细，非他人比也。但渠到此，适以病倦，又以诸幼疾患为挠，不得甚与之款曲。以此知人之学所以不进，只缘从初无入处，不见其有可嗜之味。而所以无入处，又只是不肯虚心逊志，耐烦理会，更无他病也。所论巩仲至两句，切中其病。前日与语，正怪其如此。渠苦心欲作诗，而所谓诗者又只如此。大抵人若不透得上头一关，则万事皆低，此话卒乍说不得也。二孙久烦教诲，固不敢以向上望之。但得其渐次贴律，做得依本分举业秀才，不至大段狼狈猖獗足矣。

伯谟自去秋病不能食，中间一再到此，甚悴。前月晦日，竟不能起。以其胸怀趋操，不谓乃止于此，深可伤悼。而母老家贫，未有可以为后日之计，又深可虑。想闻之亦为一怆然也。

伯崇之子见留精舍，随敬子作举业，亦淳谨朴实可喜也。仙游不成举措，然与今之受不系伪学举状者，分数亦不多争。前日得致道书云，郑明州临行欲荐潘恭叔，恭叔对以必于章中刊去此说，然后敢受，郑亦从之。此亦差强人意，而在郑尤不易。闻杨敬仲乃大不以为然，不知今竟作如何出场也。

外间汹汹未已，楼大防亦不免。闻林采诉冤于朝，已下本路究实。先所委官见其案牍，骇异不敢下笔，已改送他官，如其所请。此诸人挦剥已尽，或须作语头来相料理。老朽宁复计此？一听诸天而已。伯谟不幸，前书报去。未去时，亦安静明了。但可惜后来一向废学，身后但有诗数篇耳，然亦足远过今日诗流也。

通老到彼，住得几日？讲论莫须更有进否？已劝渠莫便以所得者为是，且更乡前更进一步，不知后来意思如何也。渠说冬间更欲来访，但恐迫于赴官，不能款曲耳。

诸生仍旧相聚否？此间朋友只南康节次有人来，甚不易得肯向此来。如庐陵处，即全未有转动意思也。知彼中诲诱稍有次第，甚慰所望。诸人谁是最精进者？因来喻及为佳。

斋中朋友终年相聚，当有极精进者。此间诸人来去不常，然气习偏蔽，各任己私，亦难尽责一人不是。大率江乡人太的确而失之固执，此间人太平易而流于苟简，此古人所以有矫性齐美之戒也。今敬子已归，临行又与安卿不足，只恐向后精舍规绳又旷阔耳。安卿将来却须移出旧斋，自不与精舍诸人相干也。礼书须直卿与二刘到此并手料理，方有汗青之日。老拙衰病日甚于前，目前外事悉已弃置，只此事未了为念。向使只如余正父所为，则已绝笔久矣。不知至后果便能践言否？予日望之也。

病日益衰，甚望贤者之来，了却礼书。前书所说且从闽宰借人，先送定本及诸书来，如何？用之岁前能上否？渠送得《冠礼》来，因得再看一过。其间有合脩处尚多，已略改定（如前书入《名器篇》者，却移不得。），及重编得《冠义》一篇颇稳当。然病衰精力少，又日短，穷日之力，只看得三五段如此。若非攒促功夫，未来了绝也。以此急欲直卿与用之上来，庶可并力，此外无他说也。

钜钧到彼，烦直卿钤束之，勿令私自出入及请谒知旧。有合去处，亦须令随行，不可令自去。早晚在斋随众读书供课之外，更烦时与提撕，痛加镌戒，勿令怠惰放逸，乃幸之甚。

子澄遂以忧归，闻之惊骇。渠素体羸，能堪此苦否？今有一缣，烦为货之，置少酒果食物，往致奠礼。鄙文一通，并烦令人读之也。直卿向留东阳之久，做得何功夫？《诗》及《论语》看到甚处？因便喻及。

所示《论语》疑义，足见别后进学之勤，甚慰所怀。已各奉报矣。

喻及读书次第意思，甚善甚善。且更勉力，以俟后会。但未知几时能复来？此间少人讲论，殊愦愦也。

见谋于屋后园中作精舍，规摹甚广，他时归来，便可请直卿挂牌秉拂也。作此之后，并为直卿作小屋，亦不难矣。

道间看得格物意思稍觉通透，日前元未曾说着紧要处也。讲学不可不熟如此，可惧可惧！

目疾不观书，缘此看得道理亦渐省约。不成不读书后，便都无道理也。所论气禀之病固然，然亦大段着力，乃能去之。近日为朋友说《滕文公》首章，有些意思，他日相见面论之也。

肤仲寄此来云，陈是陆学，王是吕学。以今观之，王是矮子。渠乃疑为直卿之文，不知前日所试果如何？

岁晚矣，何时定可来？前日因书，亦以直卿昆仲告郑帅。此公厚德，能一见之否？来时恐亦须人，便中报及，当为作诸公书去也。书会此中无有，已嘱子约，但殊未可必。旦夕更嘱祝汝玉，若得在衢，尤便也。此中已为图得一小屋基，但未有钱物造得耳。

示喻读书次第甚善。但所论先天太极之义，觉得大段局促。日用之间只教此心常明，而随事观理以培养之，自当有进，才觉如此狭隘拘迫，却恐不能得展拓也。

闻有奏事之命，前月廿五日，方被省劄。见已写书，只一两日，须可遣人。得请固幸，万一不得，即不免再入文字，而往前路衢信以来听命，又看如何。似闻上意颇相念，而士大夫亦多有以为言者。此亦似一几会，但觉得事有难得尽如人意者，脚甚涩，懒向前。道之兴废，只此一念间亦可卜得八九分，不必劳蓍龟也。

所遣去辞免人病久未还，昨日便中方被告劄，但又忽有召命，云是谢坡所荐。旦夕申省辞免，万一未允，即欲再辞，而以封事并进。前日者太草草，已别草定甚详。到彼亦不过是许多说话，况口说未必得如此之详，又免再出头面一番。若其可取，徐出未晚。不然，则魏主奚少于一夫耶（省状稿录去，只呈二公，勿示他人。）？试为思之，并与仁卿景思商量，度亦无以易此也。

闻欲迁居此来，甚慰，不知定在何日也。但授徒之计复何如？此中甚欲直卿来相聚，然恐此一事未便，不知曾入计度否耶？

觉得岁月晚，病痛深，恐不了此一事，梦寐为之不宁也。近又得正父书目，亦有好处。其长处是词语严简近古，其短处是粗率不精致，无分别也。

辞免人度今已到，不知所请如何。头势如此，又非前日之比，只得力辞。鄙意更欲乘此一有所言，亦为喂鹰饲虎之计，又度得无益于事，亦未必中于语默之宜，且更筹之。若其不可，但只力辞，亦无害于义也。若已得请，便不须说，只恐未允，故有此念。盖犹是从官，不应默默也。

泰儿挈其妇归，粗慰老怀。衰迟至此，无复他念。但更得数年整顿，了却诸书。此儿粗知向学，它时稍堪直卿诸人提挈足矣。

此间番阳近有一二朋友来，颇佳。恨直卿不在此，无人与商量文字耳。

湖南初且以私计不便，未可往。今缘经界住罢，遂不可往矣。已草自劾之章，旦夕遣人。若且得祠禄，亦已幸矣。生计逼迫非常，但义命如此，只得坚忍耳。闻欲相访，千万速来，所欲言者非一。知彼中学徒甚盛，学业外，亦须说令知有端的合用心处及功夫次第乃佳。徐叶至此已久，终是脱去旧习未得。近日看得后生且是教他依本子认得训诂文义分明为急。自此反复不厌，日久月深，自然心与理熟，有得力处。今人多是躐等妄作，诳误后生，辗转相欺，其实都晓不得也（此风永嘉为甚。）。

书来，知甚长进，可喜。近得漳州陈淳书，亦甚进也。今老病无它念，只得朋友多见得此道理，即异时必须有立得住者，万一其庶几耳。

闻今岁便欲不应科举，何其勇也。然亲闱责望，此事恐未得自专。更入思虑，如何？通老过此，留三日，已过去矣。诚实可敬，但业未甚修耳，亦非细事。

正闻《孟子》曰：「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盖谓己先知之而后可以觉其所未知，己先觉之而后可以觉其所未觉也。己则未见，何以使人之见？己则未闻，何以使人之闻？是故审声于聋，考色于盲，是犹索金于窭人之子，其不得亦宜耳。伊尹有尧舜君民之学，然后可以使君为尧舜之君，民为尧舜之民。甘盘有天人之学，然后可以使其君保乂有邦，礼陟配天，多历年所。此三代之际有其学而见之于用者也。孔子有经天纬地之学而定公莫能用，故其学独传于门人，载于六经；孟子有居仁由义之学而齐宣莫能用，故其学亦传于门人而载于七篇。此三代以降而不获于用者也。迩者储宫既建，博求天下儒学之士以为文辅，侍郎实与其选，天下有识皆欣然相庆，曰是可谓得师矣。侍郎之学造之也深，存之也至，察之也精，而养之也久，是不可谓无其学而苟于充其位者也。且正何以知之？夫圣贤之学，内外交相养而已。养之于内，则礼义之悦我心者不可无以发之；养之于外，则进退周旋之际，起居饮食之间，亦不可无以示之。内外各得其养，而圣贤之所以为圣贤者在是矣。侍郎在太学时，必欲以其师白鹿书院之规揭之学以养之于外，又欲以其师《大学》、《中庸》、《语》、《孟》之书讲之诸生而养之于内，正是以知侍郎之学盖有所自，今者之除，非无其学而苟于充位以为荣者也。今既数月矣，而朝夕辅导之方、左右启迪之具，不识尚可得而闻乎？正窃谓辅导太子，启迪开谕者固不一端，然明经义以资益其聪明，谨游从以涵养其性情，是二者盖其事之大者焉。夫太子之学，何学也？将学为人君、为人父之道也。欲学为人君者，当先学其所以为臣之道，不能尽夫所以为人臣之道，则亦不能得夫所以为人君之道矣。欲为人父者，当先学其所以为人子之道，不能尽夫所以为人子之道，则亦不能得夫所以为人父之道矣。故为人子而孝者必能为慈父，为人臣而忠者必能为仁君。是道也，载之六经，故太子不可不讲明经义。夫所谓讲明经义者，非若文生才士破碎章句、穿凿义理以幸于有司也，是将以格物致知，将以诚意正心，将以齐家治国，是三者而已。是故辅导之选，惟其学不惟其科第，惟其道德不惟其文采。盖有文采者未必知道，有科第者未必知学，而帝王之学无所用乎文采科第也。夫六经之义浩如渊海，学者所造当有先后，孰先而始，孰后而终，是不可不知也。夫圣人之立言，语其精者固未尝遗其粗，语其末者亦未尝遗其本。本末精粗，本自一贯，然其亲切著明，造之而易入，讲之而易明者莫若《论语》。是以明经之序，当先《论语》，次七篇，次而《大学》，次而《中庸》，次而《诗》，次而《书》，次而《礼》，次而《春秋》，而终之以《易》焉。夫《易》穷理尽性之书，而《论语》者切问近思之书也。学者必先切问近思而后可以穷理尽性，则不躐等不陵节，圣人之道为可得，圣人之事业为可有矣。夫孔子晚而后学《易》，而后之学者乃以谈《易》为先。周公作《周官》，概言教国子而不专言教太子之法，盖位有贵贱，学无等差，自太子达于庶子以及公卿大夫之子一而已。然所谓教国子者，教之以诗书、教之以礼乐而已。当是时，文王之《易》其发明天人之蕴亦已备矣，然终未以为教，三《易》之法特掌于太卜，周公之意必有所在，发明经义以辅导太子者亦不可不知也。今夫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居移气，养移体，是不可不图之于其初也。今士大夫家求师以教其子者固不可不谨，然至于朋友游从之间亦岂可不察？盖先生相与言必以仁与义，市井相与言必以财与利。闻仁义之言久熟，则必悦于仁义而欲为仁义矣；闻财利之言久熟，则必悦于财利而欲为财利矣。此自然之义也。自昔帝王之资，聪明睿知，未有不过人者，苟于性习之未远，嗜欲之未流，熏之以诗书之气，濡之以礼义之味，则日就月将，有不难致者，故曰：「蒙以养正，圣功也」。夫天下之道二，正与不正而已。朝夕与正人处，则耳闻正大之言，目见正大之行，熏习渐染，夫安得不正？朝夕与不正人处，则口习邪僻之言，身习邪僻之行，熏陶变化，夫安得而正？是故欲其进德而毋败于德，欲其修业而毋怠于业，则其居处之间，游从之际，必皆有以为之虑而后能得也。且其所与居处者何人也，是不可不知也；其所与游从者何人也，是不可不知也。左右前后罔非正人，则谁与为不善？左右前后皆非正人，则谁与为善？所与居处、所与游从而皆得乎逸民处士，则诱之以声色之奉而伤其性，导之以货利之事而损其行者必无之矣，如是则吾之进说必欣欣乎其乐闻也。所与居处、所与游从而不离乎近习小人，则引之以《诗》、《书》之正道、启之以先王之法言者亦必无之矣，如是则吾之进说必戛戛乎其难入也。岂可自谓吾惟以说经为职，而于其居处游从之间漠然不为之虑，而望其能进德修业乎？昔惠帝聘四皓以为羽翼，肃宗亲李山人与之共事，本朝真宗礼白云先生与之往来，是皆可为后世法。程子尝建言乞择老成宫人、内臣侍哲宗，而经筵祗应人亦皆在遴选。今春坊内外供给之人若皆得谨愿者为之，为益亦不细矣，此谨游从以辅导太子者，又不可不知也。正又尝求之于古，得可以为戒者二，可以为法者三。可以为法者，商高宗、周文王、滕文公是已；可以为戒者，尧之丹朱、舜之商均是已。古之帝王未有不尊师敬友以成其圣德者。古今之称大圣人者必曰尧舜，然皆以精一执中为学，盖学则为圣为贤，不学则为愚为不肖，理之必然耳。丹朱、商均非其无以为师者，又非其无以为友者，卒之不肖焉，何也？夫人之生或不幸而有疾，虽欲学之而才有不逮，勉焉尽其至可也。彼商均者不知其才之何如，而丹朱以傲闻，是其才亦有过人者，而卒之不肖，则不学之罪也。使其知学，去邪以从正，去恶以从善，沛然其谁能禦之？此其可戒者也。夫古之圣人虽曰生而知之，然考其行事未有不学者。高宗自谓旧学于甘盘，盖其少时已得甘盘而师之，讲之已熟，行之已至。观其得说，与之议论至于启心沃心之说，光明照彻，焕然于千载之下，中兴之功盖有不足为者，是皆其幼学之力有以致之也。文王之为世子也，仁孝之实见于躬行者已不可及，然犹孜孜汲汲，养老乞言，尊师重道，不自满假，故君人之大德、事君之小心，自其为世子时已自成之。战国诸侯谁能以学为事者？独滕文公知敬孟子，故孟子一见遽告以尧舜之道、性善之说，此不惟有受道之质，而好学之心亦可见矣。他日问礼问为国，孟子所以告之者皆王道之纲、仁政之本，惜其未能始终师用孟子而至于王也。然其好学之心卓然如此，视齐宣、梁惠沉酣于功利鄙浅之说者万万耳，此可为法者也。今之宫僚可谓备矣，然独侍郎力辞兼职，乞专一赞谕，是殆以春宫德业进不进为己任者，故正辄以其浅陋之说进于左右。正不肖不学，无所取才，然区区所以望侍郎者不敢以望于人，惟侍郎加察。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此一章以圣贤地位观之，箪瓢陋巷，乃吾儒本分，固非甚高难行之事，何为圣人独以许颜，又何为反覆称其贤？此当就人不堪其忧看，只为众人于此有所大不能堪者，是以深嘉乐道之，正欲学者于不能堪之中自寻乐处也。处富贵未足以观人，处贫贱乃可以观人；处贫贱未足以观人，处人情所大不能堪处始可以观人。有天下不与，何足以知舜；居深山，饭糗茹草，而后知舜之为大。去齐去鲁，何足以知孔子；厄于陈、蔡，弦歌自如，而后知孔子之为圣。此章以颜子对人言，以忧对乐言，各有所指。人之本心，天理具足，各自有一个至尊至贵的物事，举天下之物无以尚之，岂不大可乐者。岂特颜子有是哉！人唯不见所乐，是以得志乎富贵，则极声色之奉，穷四体之欲；一遇贫贱，则戚戚无聊，只箪瓢陋巷，便有甚不能堪者。唯颜子工夫精到，能忍天下不能忍之穷，虽处屡空，恬然不以为意，盖其胸中自有大可乐者，天地间更有何物可以易其乐哉。人见其陋巷，彼不自知其陋巷；人见其箪瓢，彼不自知其箪瓢。此无他，人见物而不见道，颜子见道而不见物也。夫子始称之曰：「贤哉回也」！终之又曰：「贤哉回也」！非誉颜子也，有所不足于天下之人也。称道颜子之旨愈深，鞭辟学者之意愈切，夫子之待学者可谓厚矣，望学者可谓深矣。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人人与之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此圣贤之镃基也。今人有百金之镃基者，惴惴慄慄，日夜护持，惟恐为人夺之而贫。而天所与我之镃基倍于百金者万万，乃反弃之如敝屣而不知惜。诚能拨转念头，移其兢兢护持于彼者，以兢兢护持于此，祗见其有人所不知、己所独知之妙，而不见其有为人夺而贫之忧也。昔程子从濂溪先生游，每令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呜呼，必有事焉，必有下手处。周子引而不发，盖欲学者深思而自得之。吾侪共处斯堂，所乐何事，盍相与心体而身践之。颜何人哉，颜何人哉！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

子夏圣人之徒也，子夏之学圣人之学也。圣人之学何学也？入乎耳，存乎心，修于身，行于事，明五常之理，尽五伦之道也。颜子之博文约礼，曾子之致知诚意，子思之明善诚身，孟子之尽心养性皆是也。夫人之生，以天地储精，以五行钟秀，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合而为方寸之灵，聚而为百骸之形，所以备万物而参三才者，其原有自来，而其本已素立矣。然才禀于气而性原于理，穷古今，亘宇宙，寓于流行而不易者理也；往来荡摩，杂揉交错，而无一定之体者气也。气惟无一定之体，故以流行于两间者验之。光风丽日之景恒少，风雨晦冥之变恒多，则人生而随遇者，至清极淳之气不易得，而偏倚浊驳之分不能齐，固其所也。惟圣人之生也，得其秀之秀，故气清而义理无不明，质淳而邪秽不能入。由圣人以下，虽大贤之资，一有纤毫之累，亦必资学问之力以修治之。自帝尧有匡直辅翼之言，大舜有直宽刚简之命，其转移变化之功已见于当时矣，然学之道至三代而益明，其见于《书》则曰「学于古训」，曰「惟学逊志」，曰「终始典于学」，曰「学古入官」，曰「不学墙面」。见于《诗》则曰「学有缉熙于光明」。隆古圣王，未有不以学为要务者也。吾夫子生于衰周，不得位以行其道，而天命在躬，夙夜祇畏，闵当世之人去尧舜禹汤文武之世远而不闻大道之要，当杨朱、墨翟异端之说行而不免他岐之惑，乃以身任大教，继往圣而开来学，推明大学之道，昭示明德之方，使人人皆得以消磨其物欲，变化其气质而为圣贤君子之归，何其幸也。夫以常人之资而欲为圣贤之事，耳目口鼻之蠢然，声色臭味之交接，愚者欲明而懦者欲立，顽者欲廉而薄者欲敦，以一心而明五常之理，以一身而全五伦之事。天下之义理无穷而工夫有限，代间之人生有期而白日不再，茍非勉焉孳孳，克勤无怠，则查滓未融而邪秽已入，己之所学其能迄用有成也几希矣。此夫子所以拳拳于学有时习之诲，而又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者此也。圣门之徒三千，夫子独称颜子为好学，盖以颜子明心力行，克己复礼，所学者得圣人之道也。学之得其道而又能竭其才，夫子所以既许其不惰，而又惜其未见其止也。颜子终能至于去圣人一间者，岂缪悠之功所能及哉！子夏之在圣门，笃实之功亚于曾子，而身居文学之科。其所谓学者皆人伦日用之道，诚笃切实之功也。其垂训以勉人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夫为学之道，内明五常之理，外尽五伦之事，变气质于有生之初，绝物欲于有知之后，必资师友之讲明、方册之诵习，然后能开其心术，见于躬行。然其殚日夜之力，严理欲之辩，使朝有所询，夕有所考，昼有所作，夜有所思，则志于缉熙，功无间断，人心之罅隙不开，本体之虚灵不昧矣。其或玩物弛心，废时乱日，于学问思辩不能致，耳目手足无所加，至于时弛岁去，老死无闻，岂不重可惜也。为学之道，若陟遐必自迩，若升高必自卑，故当自强不息，勉勉循循。为山未成而加一篑之土，掘井未已而见九仞之泉。温故而知新，崇礼而广业。向之得于讲明而见于诵习者既有默契于心，知而行之，拳拳奉持，服膺弗失，此古之人所以一饭不违，跬步必思，盘器有铭，几席有戒，参倚之有见，顾諟之弗忘，所以固守其德也。其或执之不固，守之弗专，或存或亡，乍得乍失，则一暴十寒而生意弗存，半途中画而前功尽废，义理之性既无学问之推充，血肉之躯不胜外诱之纷扰，则杯水不救于车薪，五谷不踰于荑稗，虽具人之形，当士之名，饮食男女无以异于众人，存心制行不能远于禽兽，中心冥冥，醉生梦死，岂不重可哀也。子夏之训，盖深勉夫有志于学者，必当日新其功，有以自考。一日之间，自旦至暮，我于义理未知未能，则深以为耻；一月之间，自朔至晦，我之学问已知已能，则固守而弗失。夫如是，故日引而月长，日就而月将，自有学之初以至于一息尚存，勉焉以尽其力，惕焉以殚厥心，其得不谓之好学之人乎？子夏之所以居文学之科者此道也。故言此以示人，欲人人皆然而底于道也。学者观此，岂可荒嬉而不知所以自勉耶？某负载经籍而来山中，诸友不以某为不肖而屑与某交修游息，尝不自揣，而述所闻于先师者告诸友矣。今观气化之流行，寒暑之迭兴，以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矣，窃以诸友之日有所亡而月未有所能为忧也。良月初吉，冬序伊始，故述子夏之训以相告语，冀诸友思齐于圣人之徒而景行于圣人之徒也。非徒守方册以为勤，誇诵说以为能而已，当以明物察伦、治心修身为要务。在乎为人子者必尽孝于其亲，为人弟者必尽悌于其兄，为卑幼者必尽敬于其长。手足动静必知天理之所存，耳目口鼻毋为人欲之所汩，以消融其查滓，以荡涤其邪秽。子夏之所谓学也，深致其力，复考其成，使进修之效日异而月不同，此子夏之所谓好学也。茍为不然，徒事口耳，虚费岁月，尧言孔诵而不知求圣贤之心，禹行舜趋而不免为禽兽之行。若是则非徒尔父兄之所忧，抑亦吾师友之所羞。秦穆公有言曰：「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此某之所以区区告勉学者，当痛心刻骨而致力于学也。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夫彝伦者，人道之大纲，政事之根本也。第彝伦之在人，内而至尊者无出乎父子，外而至大者无出乎君臣。茍在家，父焉而能尽父之慈，子焉而能尽子之孝，则必有以正伦理，笃恩义，小大咸得其宜，而家道齐矣。在国，君焉而能尽君之道，臣焉而能尽臣之忠，则必有以正朝廷，平庶务，上下咸得其所而国体治矣。然则为政之本又岂有出于君臣父子之外者哉！是时齐之景公内多嬖媵，太子不立，而父子之道暌；外则陈氏厚施，擅用国政，而君臣之分乱。故圣人因景公之问政而以君臣父子之说告之，可谓至要切矣。景公亦深有感于斯，故以「善哉」之言赞之，又从而叹之曰，果使君而不君，臣而不臣，父而不父，子而不子，上下之序紊，纲维之义隳，而法令不行，祸乱寻起矣。虽有谷粟之多，尚安得而食之哉。此必然之理也。其后卒不免于篡弑之祸，盖由景公知善其言而不能自振故也。间尝论之，国土至广也，人民至众也，茍欲使之安如泰山，固如磐石，非上下之分定不可也。不然，一日之间，其或君不能君，臣不能臣，父不能父，子不能子，则家不可为家，国不可为国，而生民之命有不可得而保者矣。论至此而后知吾儒之道大，而真有以扶植天命，维持世教，而为生民休戚之所系者，正在于君臣父子秩然有序而不乱也。若《易》之六十四卦而以《乾》、《坤》为之首；《春秋》之大一统而以王正月为之先。其他如《诗》、《书》之劝戒，礼乐之防范，无非欲详夫君臣父子彝伦之道而已，无他事也。然则为政者不此之务，而规规于事为之末，而欲致国家于平治者，无此理也。读此章者所当知。

子贡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子罕》。）」。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公孙丑》。）」。「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滕文公》。）」。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尽心》。）」。

孔子教人，未尝不言命与仁，未尝不言性与天道。《鲁论》二十篇，何莫非是理，而何隐乎尔也。门人以为罕言，以为不可得闻，何也？盖孔子之教人只在日用处，凡所言仁，皆是为仁之方，不是正言仁之体；所言性命天道皆尽性至命事天之事，未尝推极性命天道之原也。孔子不言心性，而孟子开口便说性善，说尽心知性，存心养性。孔子只说一个仁，孟子乃说出仁义礼智四端。孔子一部《论语》，尽是教人就起居饮食、应事接物上做工夫；《孟子》七篇，直教人就心上存养。孔孟之教人岂有两心二道，时不同也。先儒曰：「春秋犹论是非，战国纯论利害」。春秋之时，文武之泽未斩，义理之在人心者无恙，故列国君卿大夫之自谋及辞命往来与邻国之可否者，惟论理之是非，不论势之强弱。战国时，先王之道影灭迹绝，通天下不知义理为何物，列国君臣与纵横之士谋其国者唯利害而已，不识天下人心有是非枉直也。以此观之，则春秋时人心未亡，战国时人心亡矣。孔子时人心未亡，愚夫愚妇皆可与知可与行，故教人以忠信而已，入孝出悌而已，先行后言而已。仲弓问仁，则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已。樊迟问仁，则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而已。至于夫子平日所身教者，亦不过訚訚侃侃声色容气之间，蹜蹜愉愉进退揖让之际，凡形迹之粗，事物之末，皆帝衷之流行，天则之呈露。故夫子曰：「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吾无隐乎尔也」。孟子之时，人心已亡，举国皆病狂惑，门人高弟尚未能笃信其师说，谓舜不能怨慕者有之，议周公不仁不智者有之，疑孔子主痈疽瘠环者有之，以管仲、晏子为名世，以公孙衍、张仪为大丈夫。夫人之良心陷溺如此，非湔肠涤胃、破骨洗髓不足以疗之，故孟子不得不直从其本心下手也。譬人有不识五脏而不信医者，医为之剖其腹而指示之曰，某为心，某为肺，某为肠，某为胃，然后病者方自信。孟子无奈战国人不识四端何，直从其躯壳之内标出而示之曰，此天赋于尔者谓之命，此尔受于天者谓之性，此包性命管摄乎众理者谓之心，如此为仁，如此为义，如此为礼，如此为智，使人人自见得自信得，然后吾之教可入而天理不亡。孟子之唤醒人心其苦切有如此者。虽然，孟子岂徒教人以体察而已哉？其操存，其涵养，其扩充，七篇之书，反覆言之详矣，又体验以后之实践工夫也。孟子之救人心苦切如此，端的如此，其工夫详密又如此。后世异端之家乃有窃此以为识心见性之把柄者，此不足辨也。近世学者亦有得体验之绪馀而强为执持者，究其归，亦同于异端之病而已矣。今之学者读《孟子》，必当涵养于未发之先以立其本，体验于将发之际以审其几，又操存之以定其所守，充扩之以极其所止，天所赋命，尽在日用之间，吾所受性，皆为躬行之实。以此读《孟子》，然后不负孟子苦切之心。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汝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昔者战国之世，七雄争长，仁义之路荆棘，先王之教不明，一时才智之士林立辈出，不免利禄之趋，功名之务而已，又安知圣贤之学、正己正人之道哉？此景春所以有公孙衍、张仪之问也。盖公孙衍、张仪之为人，专以权谋之术游说于列国，纵横之法连结于诸侯，得志横行，气燄可畏。当时之人，尊仰敬畏之不暇，遂以大丈夫许之。且言一怒则诸侯为之恐惧，盖能使相攻伐也；安居则天下为之休息，盖能使相安于无事也。何则？盖七国之君一切以富国强兵为务，其心已陷溺于利欲，闻利则喜，闻害则惧，故皆为其所愚惑。茍有丈夫之气，以道义为主者，又安能惑之哉！故孟子叱之以「是焉得为大丈夫乎？但子未学礼故耳」。古者男子二十而冠，三加三祝，父必命之。女子之嫁也，施衿结帨，母必命之。及女子之往也，送之门戒之曰，汝往至夫家，必敬之戒之，敬恭听宗，尔父母之言而不可违也。夫以顺从为正者，乃妾妇之道。今二子惟知以阿谀茍容，窃取权势，以侥倖于一时，岂非妾妇之道，又乌得为大丈夫哉。果能居仁由义，以礼自度，养其大者，不为小者之所夺，则能超出于一时而不屈于万物，是乃大丈夫也。盖广居者仁也，仁者之心广大宽平，以四海为一家，中国为一身，故曰，天下之广居，居乎此，则举天下卑污之私皆不足以动之矣。正位者礼也，礼则尊卑大小进退出处皆有一定之节，故曰天下之正位立乎此，则举天下不正之事皆不足以干之矣。大道者义也，义则事物之所宜，乃天下人物之所共由者，故曰天下之大道行乎此，则举天下邪媚之行皆不足以趋之矣。若然，则得志以行道，则可以使民共由之而皆归于仁寿之域；不得志独行于身，则使此身常立乎正大高明之地矣。虽多财而富，有位而贵，亦不能淫荡其心矣。虽无财而贫，无位而贱，亦不能移易其节矣。虽威势武勇之可畏，亦不能挫辱其志矣。何则？其所居者广，所立者正，所由者大故也。则视彼区区以利害之说愚惑庸常之君，以窃取茍容于一时者，诚不足道，又乌可以大丈夫言之哉！呜呼！正学不明，人心陷溺，遂使智能有用之士如瞽者之无所见，聋者之无所闻，甘心浸淫为妾妇茍贱之行而不自知。虽孟子树立如此之卓卓，辩论如此之昭昭，而卒无一人能自拔，卒无一人能委而用之，致使七国之君相胥于灭亡，海内之民相胥于涂炭而后已，岂天未厌乱而致然也欤？抑邪说横流而不可遏之也欤？是未可知也，后之欲为大丈夫而为国家者，岂不可戒而可观也哉！

孟子曰：「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又曰：「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告子上》。）」。

此一章可以见孟子之救天下者，直从人心上做起。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岂有二哉。以饥食渴饮之情言则谓之人心，以天命之性言则谓之道心。饥食渴饮之情虽圣人无以异于众人，天命之性虽凡民亦与圣人同尔。春秋已降，传心之学不明，天下之人梏于形体之私而昧乎性命之正，但知耳目口体之欲与人同，至于本心之当然不可易者乃与人异。孟子痛之哀之，谆谆然告之曰：「凡我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又曰：「圣人与我同类者」。盖谓夫知觉运动，凡物之类莫不相似，而况人乎？虽圣人亦人耳。今夫耳目口鼻四肢之所欲，一有不得，则陨护不能堪，至于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天，则乃吾所自有者，则逊之他人，曰「此圣贤事也」。又否，则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是以孟子又惕然警之曰：「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盖以饥食渴饮举天下人人所同，而方寸之微乃独不然，此孟子至痛至切之辞。犹惧夫人未之觉也，又提起此心曰：「心之所同然者何物也？理也义也」。理以体言，义以用言，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存此而已，尧舜禹之授受以传之者此也，汤武之吊伐以救之者此也，吾夫子之作六经以抗起者此也。唐、虞、三代、洙泗之圣人所以出类拔萃为万世立极者，岂有异于人哉？特先知先觉乎此而已矣。故曰：「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夫世教不明，人心不同久矣，孟子必欲强其所异而归之同，自常人观之，何自苦若是。然孟子之心，天下之心也，盖其心元自有不得不同者。夫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孟子有是心，人皆有之。今天下坏證急在人心，吾侪登斯堂也，闭户造车，出门合辙，同此心也，同此道也，群居讲习，又何为哉？乃所愿则学孔子。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又曰：「仁人心也」。

先儒论仁至矣尽矣，其最善名状者无如谢上蔡，指草木之核，种之即生，道以为仁，其中一包皆生理也。虽然，特借草木之核而言耳，人之核安在？曰心。天地之核安在？曰人。夫生生不息者，天地之心也。然其心不能以直，遂必以托诸人，人得天地之气以为形，得天地之理以为性，故万物皆备于我，而天地之所以生生者实寄吾性分之内。天高地下，一日无人则天地特块然者耳，故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夫二物相配之谓合，仁以性言，人以形言，仁固所以为人之理，人又所以载是理而行之者也。离形言性，则理何所托以自见，故又曰：「合而言之道也」。然而人之所以为人者，岂以躯壳为哉？天地以生物为心，而人又得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天地以此心寄诸人，岂徒然哉！厥初赋与许多道理，皆要从人心上抽迸出来，如草木勾萌，自有勃然不可遏者。方其未形，冲漠无朕，一与物接触之则生。触著他义则善善恶恶，便有廉耻羞恶之心作；触著他礼则尊尊贵贵，便有辞逊揖让之心起；触著他智则辨黑白，别香臭，便有是非之心迸裂而出。上蔡曰：「活者为仁，死者为不仁。人心不仁则天地死矣」。故孟子又曰：「仁，人心也」。七篇之书，自首至尾，切切然以人心陷溺为忧，凡教人求、教人收、教人存、教人养，勤勤恳恳，至痛至切。一情之动则曰心之端，一思之起则曰心之官，见于面则曰根于心，害于事则曰生于心，物有长短轻重则曰心为甚，千言万语不及其他，直是指人之识痛痒有知觉处以示之，虽非便以知觉痛痒为仁，然欲其切己省察而救活其本心也。不然，死灰而已，槁木而已，顽然铁石而已，此之谓不仁。列禦寇、庄周之徒正坐此病。今天下人心陷溺甚矣，急起而救之，责在学校。心学工夫自我辈始，群居相与，所学何事？端居静念，我之生也，所以赋形宇宙而灵于物者，岂空壳哉！即天所与我之虚灵不昧至光至明底物事求之收之，存之养之，体于躬行日用之间，著于食息动作之际，则夫生生不息者，不在天地而在我矣。故曰人者天地之心。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西铭》之作，张子盖为人局于形体之私，自小其身，不知身与天地对立，而不能尽人道之大也。天高地下，人位乎中；天大地大，人居其一。故曰：「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乃者张子惕然自警之辞，谓我以眇然七尺之躯，乃得与天地对立者，岂徒然哉！「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此二句乃所以得与天地对立者也。塞者天地之气也，帅者天地之理也，以充实言谓之塞，以主宰言谓之帅，其体者以身体而实践之也，其性者以身体而实有之也。二句之上加一「故」字，「故」者承上而有所用力之辞。乾阳坤阴，此天地之气充塞乎两间，而人所得以为体者也。然得其体，必当有以体其体，不体其体，则人与物何以别？体者一身躯壳，无非造化，日月之往来，山岳之镇峙，江河之流转，寒暑之代谢，一人之身天地之所为者备，故曰「天地之塞吾其体」。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非道也，所以一阴一阳者道也，此即天地之主宰也。所谓天地之帅也，天地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莫不命之以是理，人所得以为性者也。得其性必当有以性其性，不性其性，则人与物何以异？格物致知，所以明此理，诚意正心，所以体此理，此性其性之条目也。操存之，涵养之，体察之，此性其性之工程也。如是则所以主宰者，不在天地而在我矣。故曰「天地之帅吾其性」。然而我有此体此性，人亦有此体此性，物亦有此体此性，特人全物偏，故有胞与之分。「同胞」者受气禀理全无间隔，「吾与」者亦我之侪辈也。民饥己饥，民溺己溺，所以行「吾同胞」之事也。昆虫草木鸟兽鱼鳖莫不使若其性，所以行「物吾与」之事也。故吾儒之道，必至于此而后为全体，大用必尽乎此，而后眇然之躯壳始可与天地对立矣。《西铭》一篇纲领在此，由此而后，皆其体其性之节目。「父母宗子」以下指圣贤在上者言，「于时保之」以下指圣贤在下者言。读《西铭》者以此体察而践行之，则各有下手处矣。吾儒素其位而行在上之事，固有任其责者。在下之事我辈之所得为而不为，则天地生我何如哉。今田野之间，骨肉反眼，闾里作仇，朋友弯弓，主奴易位，彼安知所谓理一分殊。名为儒者，不思所以植立抗起之，则风靡澜倒，其势必至于胥为禽兽而已矣。凡我同志，盍相与努力于斯。

《周礼》乡大夫之职，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颁之于乡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艺，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夫家，男女也。），辨其可任者（任者谓给繇役也。）。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七尺谓氓二十岁以上。），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六尺谓氓十五岁以上。），皆征之（征谓繇役。）。其舍者国中贵者（谓爵尊者。）、贤者（谓有德者。）、能者（谓有才者。）、服公事者（谓士大夫居官者。）、老者、（谓年尊者。）疾者（谓废疾者。），皆舍（舍，先儒谓复除其繇役也。）。

乡大夫者，司徒之属，掌教之官也。考德行，察道艺，宾贤能，其本职也。然于征役琐细之事亦与焉，何也？盖所以辩贵贱，优贤能，行弛舍也。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辩其可任者，所以考察其民之可役与否也。国中之民自年二十以及六十，野之民自年十五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此成周繇役之法也。国之民年二十则役之，六十则免，野之民年十五则役，六十有五则免。国中晚征而早舍，以地近则役多也；野中早征而晚舍，以地远则役少也。其舍者有六：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此成周免役之法也。贵者不役，以其爵尊也；贤者不役，以其有道有德行也；能者不役，以其有才艺也；服公事者不役，以其居官有职事也；老者不役，以其无筋力也；疾者不役，以其不任奔走也。此六者皆复除其繇役，载在《周官》，所以示万世昭昭也。后世王道不明，凡贵者有公事者与老者、疾者皆免，而独贤者、能者未得复除，而与编氓皂隶同受役于府史胥徒之下，冠履倒置，莫斯为极。古者公、卿、大夫、士与庶人各有定分而不相踰越，公、卿、大夫行先王之道以治于朝，士明先王之道以教于乡，庶人服庶人之事以役于野。凡学先王之道者谓之士，为小人之事者谓之庶人。三代之时，士、庶人家各百亩，不以贫富为差，而以贤不肖为别。世教不修，士、庶人之分不明，为有司者乃欲使士与庶人并役，是不察《周官》之法，不知士、庶人之各有定分也。庶人之役，役其力耳；吾儒则经天纬地，为天下正君臣、定父子、别夫妇、序长幼，其为役也大矣。今自国及野，仆役于主，子听于父，妻不敢二其夫，幼不得凌其长，非儒之教，其谁之功也。且有天下者必有所尊，而后足以成天下之尊。自古为人主者必折节以下天下之士，非尊其人也，尊其道也。天地设位，道行乎其中，纲常礼义自儒者出，一日无此道，则强凌弱、众暴寡、智斗智、力角力，天地间乃一凌犯角夺之区而已矣。然则君天下者乃所以自成其尊也，《王制》曰：「命乡论秀，升之司徒，曰选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不征者，先儒谓复除其繇役。若此则不独《周官》之法，通三代之制然矣。乃者上台有请以三代之法推而行之江南，此尊儒道将以立人极也夫！愚请发明《王制》，以晓未识三代之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