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闻《孟子》曰：「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盖谓己先知之而后可以觉其所未知，己先觉之而后可以觉其所未觉也。己则未见，何以使人之见？己则未闻，何以使人之闻？是故审声于聋，考色于盲，是犹索金于窭人之子，其不得亦宜耳。伊尹有尧舜君民之学，然后可以使君为尧舜之君，民为尧舜之民。甘盘有天人之学，然后可以使其君保乂有邦，礼陟配天，多历年所。此三代之际有其学而见之于用者也。孔子有经天纬地之学而定公莫能用，故其学独传于门人，载于六经；孟子有居仁由义之学而齐宣莫能用，故其学亦传于门人而载于七篇。此三代以降而不获于用者也。迩者储宫既建，博求天下儒学之士以为文辅，侍郎实与其选，天下有识皆欣然相庆，曰是可谓得师矣。侍郎之学造之也深，存之也至，察之也精，而养之也久，是不可谓无其学而苟于充其位者也。且正何以知之？夫圣贤之学，内外交相养而已。养之于内，则礼义之悦我心者不可无以发之；养之于外，则进退周旋之际，起居饮食之间，亦不可无以示之。内外各得其养，而圣贤之所以为圣贤者在是矣。侍郎在太学时，必欲以其师白鹿书院之规揭之学以养之于外，又欲以其师《大学》、《中庸》、《语》、《孟》之书讲之诸生而养之于内，正是以知侍郎之学盖有所自，今者之除，非无其学而苟于充位以为荣者也。今既数月矣，而朝夕辅导之方、左右启迪之具，不识尚可得而闻乎？正窃谓辅导太子，启迪开谕者固不一端，然明经义以资益其聪明，谨游从以涵养其性情，是二者盖其事之大者焉。夫太子之学，何学也？将学为人君、为人父之道也。欲学为人君者，当先学其所以为臣之道，不能尽夫所以为人臣之道，则亦不能得夫所以为人君之道矣。欲为人父者，当先学其所以为人子之道，不能尽夫所以为人子之道，则亦不能得夫所以为人父之道矣。故为人子而孝者必能为慈父，为人臣而忠者必能为仁君。是道也，载之六经，故太子不可不讲明经义。夫所谓讲明经义者，非若文生才士破碎章句、穿凿义理以幸于有司也，是将以格物致知，将以诚意正心，将以齐家治国，是三者而已。是故辅导之选，惟其学不惟其科第，惟其道德不惟其文采。盖有文采者未必知道，有科第者未必知学，而帝王之学无所用乎文采科第也。夫六经之义浩如渊海，学者所造当有先后，孰先而始，孰后而终，是不可不知也。夫圣人之立言，语其精者固未尝遗其粗，语其末者亦未尝遗其本。本末精粗，本自一贯，然其亲切著明，造之而易入，讲之而易明者莫若《论语》。是以明经之序，当先《论语》，次七篇，次而《大学》，次而《中庸》，次而《诗》，次而《书》，次而《礼》，次而《春秋》，而终之以《易》焉。夫《易》穷理尽性之书，而《论语》者切问近思之书也。学者必先切问近思而后可以穷理尽性，则不躐等不陵节，圣人之道为可得，圣人之事业为可有矣。夫孔子晚而后学《易》，而后之学者乃以谈《易》为先。周公作《周官》，概言教国子而不专言教太子之法，盖位有贵贱，学无等差，自太子达于庶子以及公卿大夫之子一而已。然所谓教国子者，教之以诗书、教之以礼乐而已。当是时，文王之《易》其发明天人之蕴亦已备矣，然终未以为教，三《易》之法特掌于太卜，周公之意必有所在，发明经义以辅导太子者亦不可不知也。今夫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居移气，养移体，是不可不图之于其初也。今士大夫家求师以教其子者固不可不谨，然至于朋友游从之间亦岂可不察？盖先生相与言必以仁与义，市井相与言必以财与利。闻仁义之言久熟，则必悦于仁义而欲为仁义矣；闻财利之言久熟，则必悦于财利而欲为财利矣。此自然之义也。自昔帝王之资，聪明睿知，未有不过人者，苟于性习之未远，嗜欲之未流，熏之以诗书之气，濡之以礼义之味，则日就月将，有不难致者，故曰：「蒙以养正，圣功也」。夫天下之道二，正与不正而已。朝夕与正人处，则耳闻正大之言，目见正大之行，熏习渐染，夫安得不正？朝夕与不正人处，则口习邪僻之言，身习邪僻之行，熏陶变化，夫安得而正？是故欲其进德而毋败于德，欲其修业而毋怠于业，则其居处之间，游从之际，必皆有以为之虑而后能得也。且其所与居处者何人也，是不可不知也；其所与游从者何人也，是不可不知也。左右前后罔非正人，则谁与为不善？左右前后皆非正人，则谁与为善？所与居处、所与游从而皆得乎逸民处士，则诱之以声色之奉而伤其性，导之以货利之事而损其行者必无之矣，如是则吾之进说必欣欣乎其乐闻也。所与居处、所与游从而不离乎近习小人，则引之以《诗》、《书》之正道、启之以先王之法言者亦必无之矣，如是则吾之进说必戛戛乎其难入也。岂可自谓吾惟以说经为职，而于其居处游从之间漠然不为之虑，而望其能进德修业乎？昔惠帝聘四皓以为羽翼，肃宗亲李山人与之共事，本朝真宗礼白云先生与之往来，是皆可为后世法。程子尝建言乞择老成宫人、内臣侍哲宗，而经筵祗应人亦皆在遴选。今春坊内外供给之人若皆得谨愿者为之，为益亦不细矣，此谨游从以辅导太子者，又不可不知也。正又尝求之于古，得可以为戒者二，可以为法者三。可以为法者，商高宗、周文王、滕文公是已；可以为戒者，尧之丹朱、舜之商均是已。古之帝王未有不尊师敬友以成其圣德者。古今之称大圣人者必曰尧舜，然皆以精一执中为学，盖学则为圣为贤，不学则为愚为不肖，理之必然耳。丹朱、商均非其无以为师者，又非其无以为友者，卒之不肖焉，何也？夫人之生或不幸而有疾，虽欲学之而才有不逮，勉焉尽其至可也。彼商均者不知其才之何如，而丹朱以傲闻，是其才亦有过人者，而卒之不肖，则不学之罪也。使其知学，去邪以从正，去恶以从善，沛然其谁能禦之？此其可戒者也。夫古之圣人虽曰生而知之，然考其行事未有不学者。高宗自谓旧学于甘盘，盖其少时已得甘盘而师之，讲之已熟，行之已至。观其得说，与之议论至于启心沃心之说，光明照彻，焕然于千载之下，中兴之功盖有不足为者，是皆其幼学之力有以致之也。文王之为世子也，仁孝之实见于躬行者已不可及，然犹孜孜汲汲，养老乞言，尊师重道，不自满假，故君人之大德、事君之小心，自其为世子时已自成之。战国诸侯谁能以学为事者？独滕文公知敬孟子，故孟子一见遽告以尧舜之道、性善之说，此不惟有受道之质，而好学之心亦可见矣。他日问礼问为国，孟子所以告之者皆王道之纲、仁政之本，惜其未能始终师用孟子而至于王也。然其好学之心卓然如此，视齐宣、梁惠沉酣于功利鄙浅之说者万万耳，此可为法者也。今之宫僚可谓备矣，然独侍郎力辞兼职，乞专一赞谕，是殆以春宫德业进不进为己任者，故正辄以其浅陋之说进于左右。正不肖不学，无所取才，然区区所以望侍郎者不敢以望于人，惟侍郎加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