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闻《书》曰：「一日二日万几」。《易》曰：「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古之圣人所以济天下之务者，知此而已矣。陛下即位之初，泣请慈闱，共护神器。皇太后以宗庙社稷为心，察圣嗣见微之意，权宜之请，不忍不从，可谓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吉之先见，孰大于此。至于预定还政之期，形于手书，事光前人，道越千古。此乃上天眷佑，开诱圣衷，而四海生灵无穷之福也。然而母道以至慈为本，而圣孝以报德为大。事有先后，政有缓急，治乱安危之几，皆系于此。思而行之，不可以失其叙也。今者二三大臣负诬神考，轻欺先帝，雠毁宣仁，摧压母道，陛下若置而不问，则无以慰天人之心；遽有施行，则无以顺太母之慈。然则祔庙以前，且当明辨邪正；躬揽以后，乃可大明黜陟。宜先者不可后，宜缓者不当急也。惇等未去朝廷，而遽令王圭子孙叙复，如此之类，先后缓急失其叙矣。臣愿陛下居安思危，详考古事，顺德慈闱，禀训而行，慎之重之，以密几事，天下幸甚！

敕淄州孝妇颜文姜：朕躬执圭币，郊见上帝，觊为万民蒙嘉气，获美祥。既又诏天下凡山林川谷之神，能出云雨、殖财用、有功烈于民而爵号未称者，皆以名闻，将遍加礼命，以褒显之。如此，非特以为报也，盖帝王制祀之□□也。惟神聪明正直，庇于一方，供民之求，如应影响。守臣列上，朕甚嘉焉。疏锡宠名，以昭灵德，且俾民奉事不懈。今可特封顺德夫人，仍赐灵泉庙为额。熙宁八年六月日。

左奉议郎、充秘阁校理、守秘书丞、武骑尉晁补之谨斋戒择日，再拜献书于仆射门下相公台座：补之不才，幸以诸生备馆阁，无他吏事。窃尝深惟天下之故，以谓王者之措国，欲大而有容，其所以期于天下者，欲缓而不迫。夫为天下宰，不能大而有容，天下之情杂然并至，欲一一以覈，则堂上之言异于门外，门外之言异于百里，而况天下之至远，能鄙之相形，利害之相倾，日效于前，将无时而安。不能缓而不迫，揭揭然欲表天下之善而置之，以厌天下之争，高为度而责不及，远为程而要不至，天下之不及不至者众，而善人始危。又尝窃太息以谓，盖自成汤文武之季，而圣人固已叹其流之不可复，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商周之道，不胜其弊」。又曰：「后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夫以商周之治，《诗》、《书》载之，后世想望不可得而见者，而圣人蔽之一言曰「不胜其敝」，何哉？以谓夏道未渎辞，而不求备，不大望于民；商人未渎礼，而求备于民；周人彊民未渎神，而爵赏刑罚穷矣。夫渎与未渎，诚何足以议虞帝之至高？而不求备，不大望于民，犹足以识夏政之未改；至于商人则渎辞矣，周人则渎礼矣，求备于民犹可，而彊民则已甚。故孔子喟然致志，盖伤之也。夫惟其能大而有容，缓而不迫，故如天地之大，寒暑自运，而当生者生，当杀者杀，虽有不得其所，谁能怨之？若夫望于天下之治也重，而蕲于民之应之者亟，于是乎上之智始不周，而下多遁民。上察而下缺然且不返，此民所以不堪而怠也。恭惟仁祖临御四十二年，其间礼乐制度，光明纤悉，岂遽可以议三代之同风？而壅培长养，功成于久，泽浸四海，天意得而百乐生，民被其施，有三代致治之实者。战伐屡构于边，亡将覆军，而远戍黩武之叹不起于民；水旱间作于时，公窘私罄，而流离死亡之怨不闻于下。士弊于末习，学问浮剽，岂能皆本经术、尚道理？而文采足以赴用，议论足以忠国。民狃于安乐，风俗奢美，岂能皆守禁令、知廉耻？而欢欣足以相庆，患难足以相恤。其根本结于人心，其基甚大而固，而末流堤防小疏，类出于大而有容，缓而不迫者。圣人有作，其法之所损益，补之不可得而知，而至于挈国之大势，则虽有虞帝，诚不能改已。再惟圣君贤相相与勤劳天下，九年于兹，天下之大势已定者，诚知出此。其始恃以立者曰公，公故明，明故当，当故欲摇之者难，故变法易令，出于期月，而未尝怫天下之心。举贤而民悦，黜不肖而民惧，而天下不得而异议。下宽大之诏，一切便民，而民知上之爱己甚于父母，可杀而不可离。循此而守，无改其道，自可以长治。而补之愚不肖，独私忧过计，以谓明天子在上，尊德乐道，从谏如不及，而大臣又务以其至公同天下之心，挟奸病国、不容于公议者又皆已远去，而一时进于朝者又皆曰忠且良矣。宜其小大协恭戮力，驯致四门穆穆之美，追还三代直道之盛。而士大夫用意过当，趣操介狭，好恶矛楯，毁誉陵杂，同国而处者，言人人殊。夫所贵乎国多君子者，岂欲其必同？然古之君子，盖亦曰和而不同焉耳。其和者，志也；其不同者，事也。夫不和而可以为国，实难。补之岂敢以褊心小智，轻量在事之群才？然借曰如前所陈者，皆忠且良也邪，则所谓忠者，固无异忠，而所谓良者，固无异良矣。比肩事主，同意为善，而势骎骎焉若欲相为消长盛衰，此何为者哉？人何可以毕忠？则必有不忠者挠其间；人何可以毕良？则必有不良者病其内。彊者以智倡，而弱者以愚附从，天下之公议，遏而不得行。方今之虑，莫大于此。《诗》曰：「其维哲人，告之话言，顺德之行。其维愚人，覆谓我谮，民各有心」。顺德者，君子之性，而疑者事之睽也，故诗人忧而戒之。意者，士大夫亦欲合而不可，相疑而不亲，形格势阻，方且盖龃龉之情而胎朋党之患，因以害政。而补之所虑者，犹不在是。盖以谓君子必自好，务德竞而不务力争。使夫小不同者，时亦小訾焉，以快其小不平，而君子又务退避而不已，则忠良之势侵，而后脱有大不同者，俛焉抵其巇而入之，则凡今之为同异者，曾何足道？盍亦譬国于同舟，奚取于胡、越哉？虽然，事何至于是？亦可为智者道，难为流俗言者也。伏惟相公道德之学，经纬之才，光映于近古，天子之所信倚以伏天下之心，士大夫之所仪范而慕从。其日夜思念，欲为天下开坦涂而亡群疑，薰大和而导百顺者，亦必在此。固将益振公议、务白善人，以拯救之耶？然有一于此，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夫服天下必以善，而所以用善者不同，以养人则听，以服人则违，为天下安可以善服人哉？尚敦重，则剽疾者疑；贵明达，则深阻者忌；与辩敏，则浅蹇者忿；进辞技，则椎拙者忮。至其他用一事则不便者，必从而非之。然八者之情，亦何足以相贤愚？而敦重、明达、辩敏、辞技，又为国者所必须而不废；则亦安可与夫剽疾、深阻、浅蹇、椎拙者并皂而同驱？彼其矫己，以为人所为则不可，而谓人之视己，若见其肺肝然，故常以不容而为奸，非夫在上者有以养之，是苟无罪，又不可去也。虽然，有道。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之化者，此以善养人者也」。为天下，惟无私然后可。天下固不可以皆贤且能，而忠与良者，又世之所望而难得也。则如牧羊然，姑视其后者而鞭之可矣，至其所必去，则必其败群者也。然而扬子曰：「有天下者，审其御而已矣」。御得其道，则天下狙诈咸作使；御失其道，则天下狙诈咸作敌。何世而无狙诈？先王岂惟不去，尚有以使之，故其敌者失也。夫然，故措国能大而有容、缓而不迫，是之谓以天下为天下。天下知朝廷所以待之者公，而责于人者不尽，故人易以进而其志平。若夫峻赏明罚，岂不足以彰善而沮恶、扶正而抑邪？而古之语大道之序者，常以谓九变而赏罚可言，赏罚果难恃以独治哉？天下有大功罪，与士与众同焉而废置之，非难也。而有所谓难者，前却之志而疑似之行，两可之词而常试之为。此中人之所以不自立而陷于邪。欲君子之类众，则若此者皆当教之，不改而后诛。又有尝己自暴，不可复还者，设欲怀之，其道无由。然且革面以蒙利，而内有不服之心焉者，虽小而必察，故君子尤难之。然至其所必去，则必其败群者，不害为大而有容，缓而不迫也。补之不敢广引以乱视听。《书》曰：「尔无忿疾于顽，无求备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济」。先王之立政，其宽如此。至于进厥良以率其不良，亦曰从厥攸好而已矣，岂彊之哉？昔曹参为相，用吏必择谨厚长者，而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之。人有细过，专掩匿盖覆，而子窋之谏以无所请事者，弗听也。参之意亦深矣。方时出于百战之后，武夫悍士功名之气嚣然而未已。参务揉驯其粗武崛彊之心，而辑安其休息无为之业，不得不尔。至于诸葛孔明患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寖以陵替，盖先峻以法绳下，乃稍收其民望而用之。以谓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此之由，故绳且限之。亮虽要为之治体，不苟出于此，然非乘蜀之弊，不如是之亟。使亮当文、景时，不知与曹参意能异否也？伏惟相公敦大知微，至于赏罚，亦何足为执事者道？而要曰：主尔忘身，国尔忘家，先务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益收贤俊之助，而后均调其参差不齐之际，以弥缝其侵蠹之隙，而后天下之贵名盛业，可得而长守。国是一定，施于亡穷。过此，则百官有司之所当务其大者，禦边治河，澄官冗而节财用，消水旱而惠困穷，虽相公勤劳，不以一日置是而不念。而补之以谓，凡此，天下必有能为相公以身辩之者，而相公之所宜虑，独天下之大势哉。今天下之大势若巨川，然堤防千里，深厚而完固，亦足恃矣，盍胡尝视其曲，无蚁垤浸淫者焉而已！补之获见相公门下将十年，侍坐听言，相公固有采拾教载之惠，而又职事在文字，辱通籍殿陛下，五日一叙立，以望天子之光明。窃不度量，不敢自比于在阙门之外，而轻犯出位之诮，不知其当言与否？而进之犹以谓语之至者，不敢载之于书，而浅者又不足听，故粗道其意之所先者以代匮。伏惟相公垂惠裁择，幸甚。狂瞽干冒钧重，死罪死罪！不宣。补之惶恐再拜（《鸡肋集》卷五一。）。

毕：济本作「异」，下同。

《洪范》五行，一曰水。其浸为海，其发源注海为江、河、淮、济，实惟四渎，而河为四渎宗。三王之祭川，所以先河而后海，为务本者也。岷山导江，导淮自桐柏，导沇水东流为济，其道里近。而导河积石，其道里远，且源壮而流激，故禹治四渎，功施于河为多。积石去中国既远，过此人罕至，至荒忽不可知。若《山海经》、《穆天子传》、《水经》，杂传记之说，概曰：河出昆崙墟。昆崙墟高万一千里，为地之中，而河出其东北陬。其上醴泉、华亭，多奇物，草木、鸟兽，尤不可考。至言河上通汉，见于牵牛客星之占。而《山海经》又有敦梦之山者，敦梦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泑泽，河水之所潜也，其源浑浑泡泡。郭璞说泑泽盖盐泽，盐泽去玉门阳关才三百馀里，安取昆崙墟乎？然《山海经》自汉儒说皆以为禹书，其所记如此。虽《尔雅》亦曰：「河出昆崙墟，色白，并渠千七百，一川色黄」。太史公、班固皆以谓《禹本纪》言河出昆崙山，昆崙山高二千五百馀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自张骞使大夏、穷河源之后，恶睹所谓昆崙者哉？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今所论亦本《禹贡》导河积石及《周礼》、《尔雅》、《史记》、《汉书》载河所经，与后世堤防人事，迄于宋兴，使有考焉。《禹贡》：天下之州九，而河所道者四，曰雍、豫、兖、冀。孔安国说，冀以尧都，不言境。西距黑水，东据河，有州曰雍，故曰「黑水西河惟雍州」。西南距荆山，北距河，有州曰豫，故曰「荆河惟豫州」。东南据济，西北距河，有州曰兖，故曰「济河惟兖州」。雍州云西河，自西河以西也。豫州云荆河，自南河以南也。兖州云济河，自东河以东也。然则西河之东距雍、南河之北距豫、东河之西距兖，为冀州可知矣。故《职方氏》正西曰雍州，而《释地》河西曰雍州。《职方氏》河南曰豫州，而《释地》亦曰河南曰豫州。《职方氏》河东曰兖州，而《释地》济河间曰兖州。《职方氏》河内曰冀州，而《释地》两河间曰冀州。雍州以其自西河而西，故或曰正西，或曰河西。豫州以其自南河而南，故皆曰河南。兖州以其自东河而东，故或曰河东、或曰济河间。冀州以其距雍、豫、兖为境，故或曰河南，或曰两河间。而雍州言正西不言河者，则以在成周雒邑为正西也。自《禹贡》、《职方氏》以考《尔雅》，其辨四州河所经之域皆合，而《职方氏》又曰东北曰幽州，其川河沛。幽州薄海，盖言其入欤？九州之地，雍、豫高而兖、冀下，幽州东北又下。而河起西北，所从来高，故其始犹委蛇稍南，及其下龙门，则流駃竹箭也。《禹贡》曰：「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厎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自积石东流，至于龙门，始折而南者一，又折而东者三，又折而北者再，然后入海。其所涉之地八，此河经营中国之形。而秦晋之河曲战，《公羊》所以言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者也。自张骞通西域，积石之西往往可纪。出玉门关有两道：一从鄯善，傍南山；一从车师，傍北山。皆被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至疏勒为北道。而西域三十六国，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馀里，南北千馀里。其河盖两源：一出葱岭，一出于阗，合而注蒲菖海。蒲菖海，所谓盐泽者也。葱岭之西既不说有河，于阗之西又水皆西注，意河源为出于此。盐泽去玉门阳关三百馀里，广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盈耗，皆以为潜行地中，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而《穆天子传》说：「天子饮于枝渚之中、积石之南河」。积石名南河，则与张骞所谓「南出于积石」者又类。而学者据经有「导河积石」，当为河源，岂积石之西河自行地中，故禹不治？而「导河积石」，特言施功自积石始，亦不说河源也。积石在金城西南，龙门在绛州龙门，厎柱在西虢，孟津在洛北，洛汭在巩，大伾在氾，降水在信都，大陆在钜鹿，其地皆可考。而《水经》诸家图河所道，盖自积石山始西南流，又东流入塞，过燉煌、酒泉、张掖郡南，与洮合。过安定、北地郡，北流过朔方郡西，又南流过五原郡南，又东流过云中、西河郡东，又南流过上都、河东郡西，然后乃出龙门，而又南流至于华阴。故《吕览》说：龙门未开，河出孟门东大溢，是谓洪水。禹凿龙门，始南流也。自龙门至潼关与渭合，至巩与洛合，而伊、洛、瀍、涧四水合流，所谓「伊、洛、瀍、涧既入于河」也。与济合成皋，与沁合武德，乃道黎阳、钜鹿而北播为九河，所谓徒骇、太史、马颊、覆釜、胡苏、简洁、钩盘、鬲津者也。此九河者废滋久，独汉成帝时许商上书言古记九河之名，有徒骇、胡苏、鬲津，今在成平、东光、鬲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骇间，相远百里，后世因谓许商言三河三县，则徒骇在成平，胡苏在东光，鬲津在鬲县可知。以《尔雅》之次考焉，则徒骇最北，鬲津最南，而六枝者包其间。然郑康成谓九河，齐桓公塞之，同为一河，齐居东，信如康成言，塞其八枝以拓地，则自桓公而来，河所行盖独徒骇矣。而太史公、班固又皆称禹，以谓河所从来者高，水湍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乃酾二渠以引其河：一贝丘，一漯川。北载之高地，过洚水，至于大陆，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勃海。二渠于《禹贡》无见，不知太史公、班固何从言之？「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岛夷，海曲；碣石，海畔山。夹山之右，溯而入河，以达冀州，则禹时河入海盖在碣石也。《地理志》：碣石在北平骊城县西南。计勃海北距碣石五百馀里，而河入勃海，盖汉武帝元光三年，河徙东郡所更注也。而言禹时河入勃海，何哉？周定王五年，河始徙，见于《周谱》，班固言之。又秦攻魏，决河灌其都，决处遂大，不可复补。去古逾远，移徙难得而考，而言禹酾二渠，又何哉？《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历三代无患以此。自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济、汝、淮、泗会于楚。而禹功既微，齐与赵、魏因河为境，而堤防寖兴，弛障谷之禁，以邻国为壑，凿一孔，开百窍，如瓮敝漏，渐以不补，则后世河数为败，非天时也。汉而下，井源益烦，以漕以溉，甘利而昧害。东汇西引，河用屡窘，使不得一日安流，则狂怒衍溢，亦固其理。摭其著者言之：武帝时，郑当时引渭穿渠，起长安，旁南山下至河；番系引河溉汾阴蒲坂下。自是之后，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矣。宣帝地节中，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复穿渠直东。魏正始中，亦穿广漕渠，引河入汴。晋太始中，亦凿陕南山，决河注洛。隋仁寿中，亦堑自龙门厎临清关度河。大业中，复开通济渠、永济渠，以引谷、洛、沁水。开元中，避三门之峻，亦北凿石渠至它川谷，颇引以溉漕。而乱水之理，助河为败者往往而有。始自汉兴三十有九年，孝文时决酸枣，东溃金堤。于时东郡虽大兴卒塞之，而河之为患，因浸寻滋甚。元光中，徙顿丘，东南注勃海，决瓠子，东南注钜野。元封中，决馆陶，分为屯氏河。永光中，决清河灵鸣犊口。建始中，决馆陶、东郡金堤，又决平原，入济南、千乘。建国三年，决魏郡。贞观中，坏陕州河北县，毁河阳中潬。开元中，决博州、棣州。大和中，决棣州。开成中，决郑滑。乾宁中，圮滑州。其馀堤防人力所不备，若大雨霖，漂坏郡县，病人民，至不可胜纪。陵夷五代，以迄宋兴，岁屡败，其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战国及秦，用兵不遑暇事河。而元光中，再决二十馀年，比塞辄复圮，兴役最大，《瓠子之歌》，其词哀焉。今考之武帝时至于王莽，言河利害，大概十五家。其言非忠而近似者一，其甚疏者一，其不切者一，其害焉者一，其一时或利或害者二，其可行无害者十。而十者之论，其详者曰贾氏。窃以谓汉治河尽此，故备论之。始决瓠子，田鼢奉邑食鄃。鄃居河北，河决而南，则鄃无水灾，言于上曰：「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之」。鼢要以为食鄃计，无意国事，而其言「未易以人力彊塞者」良可用。此言非忠而近似者一也。齐人延年言：「河出昆崙，经中国，注勃海，此其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下也。可按地图，开大河上领，出之胡中，如此则关东长无水灾，北边不忧匈奴」。延年议闳大，然归于狂悖，且有天地则有此河，其行流有域，禹不能改，而延年欲改之，此甚疏者一也。谷永言：「河，中国之经渎，圣王兴则出图书，王道废则竭绝。今溃溢横流、漂没陵阜，异之大者也。修政以应之，灾变自除」。王者孰不欲奉天理物？然天时人事，其应岂皆若符节？尧犹有九年之患，禹犹有四载之勤，尧禹岂不知修政以应之哉？此不切者一也。杨焉言：「从河上下，患厎柱隘，可镌广之」。上从其言，镌之裁没水中，不能去，而令水益湍怒，为害甚于故。是岁渤海、清河、信都灌县邑三十一。禹治水盖亦凿龙门，披山通道，至不可胜言。厎柱岂不可镌？而焉无其术，故壅阏为败。此害焉者一也。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势皆斜直贝丘，恐水盛，堤防不能禦，乃更穿渠直东，民便安之。后三岁，河水更从故第二曲间复斜直贝丘，百姓寒心。孙禁以谓「可决平原金堤间，通大河，令入故笃马河。至海五百馀里，水道浚利，又乾三郡水地，得美田，省吏卒治堤救水」。二者其言异，而大概利害杂，故为说同。郭昌渠始通利，后不便，较然可知。笃马河在九河南，失水之迹，然以舒民财力为便。此或利或害者二也。自昔之患，以故道之湮，与堤防揵菑，与河争胜负，故凡言分河救水怒，与观水势复禹之旧、无与水争地者，其言皆可用，无害。冯逡为清河都尉，言：「郡承河下流，土壤轻脆易伤，顷所以阔无大害者，以屯氏河通两川，分为流也。今独一川兼受数河之任，虽高增堤防，终不能泄。屯氏河新绝未久，又其口所居高，于以分杀水势，道里便宜，可复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屯氏河北塞宣房，北决所为，东北经魏郡、信都、渤海入海，盖近禹故道。会许商白不用，后果复决馆陶。李寻、解光言：「阴气盛，则水为之长，故一日之间昼减夜增，江河满溢。所谓水不润下，虽常于卑下之地，犹日月变见于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可且勿塞，以观水势。河欲居之，当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后顺天心而图之，必有成功，而用财力寡」。寻、光要近于阴阳之学，而其言「观水势所欲居则易为功」，岂可易哉！张戎言：「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今民皆引河、渭山川水以溉田。春夏乾燥，少水时也，故使河流迟，贮淤而稍浅，雨多水暴至，则溢决。而国家数堤塞之，稍益高于平地，犹筑垣而居水也。可各顺从其性，勿复灌溉，则百川流行，水道自利矣」。灌溉有不应导而导，堤防有不应塞而塞，戎之言可谓近古。许商说：「古记九河之名，有徒骇、胡苏、鬲津，今见在成平、东光、鬲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骇间，相去二百馀里，今河虽数移徙，不离此域」。商明算计，能商功利，且当是时，三河者庶计可索，惜乎其事不究也。韩牧以谓：「可略于《禹贡》九河处穿之，纵不能为九，但为四五，宜有益」。王横言：「河入勃海，勃海地高于韩牧所欲穿处。往者天常连雨，东北风，九河之地已为海所渐矣。禹之行河水，本随西山下东北去。《周谱》云定王五年河徙，则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使缘西山足乘高地而东北入海，乃无水灾」。牧、横亦皆欲求禹之旧，求禹之旧固无不可，而岁久难识。迄于今，河移徙无常处。自冯逡、李寻、解光、张戎、许商、韩牧、王横七人，虽议各不同，而要之逡欲杀水怒，寻、光欲观水势，戎欲顺水之性，商、牧欲求禹之迹，横欲使缘西山东北入海，故其言皆近。而横与平当、关并、贾氏之上策，不独在汉，事虽施之方今，大较不能改也。平当言：「九河皆填灭，按经义治水，有决河深川，而无堤防壅塞之文。河从魏郡以东北多溢决，水迹难以分明，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夫决百川距海，浚圳浍距川，见于《书》。且水因地以制流，故在《易》：「地上有水，比」。水行地上，乃有堤防，堤防之法为不得已。平当可谓能知经矣。关并：「河决率尝于平原、东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恶。闻禹治河时，本空此地，以谓水猥盛则放溢，少稍自索，虽时异处，犹不能离此。上古难识，近察秦汉以来，河决曹、卫之域，其南北不过百八十里者，皆空此地，勿以为官亭民舍而已」。夫水所欲居，人固不能夺，始宅之，河又荡去。岁如是，曾不爱，独爱百八十里哉？关并可谓能知务矣。至贾氏之上策，不欲与水争地，盖与平当、关并之论合。其言曰：「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犹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犹止儿啼而塞其口，岂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为川者，决之使道；善为民者，宣之使言』。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齐与赵、魏，以河为境。齐作堤，去河二十五里；赵、魏亦为堤防，去河二十五里。虽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荡。今堤防狭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迫隘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西薄太山，东薄金堤，势不能远泛，期月而定。且以大汉方制万里，岂其与水争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载无患，故谓之上策」。自禹迹废，由汉至宋兴，千有馀年。河决自黎阳而下，远者数百里，近者数十里间耳。故贾氏言「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西薄太山，东薄金堤，势不能远泛」。以今形势所直考之犹是。窃以谓贾氏之策，不独在汉，事虽施诸方今，为久远虑，不能加者如此。至难者曰：「若如此，败坏城郭、田庐、冢墓以万数，百姓怨恨」。盖贾氏亦能言矣。以禹治水，山陵当路者毁之，故凿龙门、辟伊阙、折厎柱、破碣石，堕断天地之性，至城郭、田庐、冢墓，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又以谓濒河十郡，治堤岁费且万万，及其大决，所残无数。如出数年治河之费，以业所徙之民，宜亦便利。自冯逡至贾氏十家，考之汉事与方今，其言皆可行而无害。然即目前之安，舒岁月之力，则诸家者皆能道。若夫始难而终易，暂劳而永逸，则王横、贾氏西山、黎阳之议，于今犹上策。至贾氏中策，言多穿漕渠，下策言堤防，盖无足道者。昔晁错议削六国，天下皆曰晁错愚，然汉卒无祸，赖错发之。夫必有大害，然后有大利，西山、黎阳何以异此？虽然，此可谓智者道，难为流俗言也。晋魏迄唐至五季，言水利者不乏无著见者，独唐贾耽尝绘布陇西，且载河所经受，为图上之，亦不及治河也。祖宗深悯河患，治遥堤，置使，置判官，开分水河为斗门，开减水河，在乾德二年、三年，太平兴国七年，淳化四年，景德四年，其事详于国史。而开宝五年诏：「澶、卫数州，霖雨荐降，洪河为患。每阅《夏书》所载，但言导河随山浚川，未闻力制湍流、广营高岸。自战国专利堙塞故道，小以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遂隳，历代之患未弭。凡缙绅多士、草泽之伦，有素习河渠之书，深知疏导之策，若为经久，可免重劳，并诣阙上书，附驿以闻」。深惟开宝诏书最为近古，圣谋远览，虑河之意，尤出上策，而天下未有应者。岂所谓为政善，因祸而成福、转败而为功，若管仲才者世固鲜哉？其后，景德中，李垂上《导河书》，言今魏县之左，河势东折，不如《书》说，北至于大陆，又亡其迹，盖周末失道，为衡、漳所湮矣。而《汉志》，禹所酾二渠，曰东为漯川者，乃今泉源赤河；曰北出贝丘者，乃今王莽故渎。而汉塞宣房所行二渠，盖独漯川。其一则汉决之，起观城，入蒲台，所谓武河者也。贝丘，王莽时既空，而澶、滑比多坏者，以地平不固。故欲河出大伾、上防、太行三山之间，起大伾西南八十馀里曹魏所开枋头河之东，引河北行微东，挟御河通王莽故渎。北经清丰、大名之西，历洹水东、馆陶南，而北合赤河，以通于海。起大伾、合赤河，盖五百七十里，两厓倍之，为一千一百四十里，去冈麓古障八百四十里，治新防三百里。为用力寡，大概近汉王横欲缘西山足乘高地而东北入海者。其说九河故迹，皆在平原而下，独简河亡，则与许商、王横之说异。然垂之议，以谓河患率在澶、滑，未至九河则已决矣，九河奚利哉？又欲自白马派河为六，以助杀水怒，则与贾氏议多穿漕渠者颇类。事下任中正等，中正等言：「垂所述自禹至汉河所流行，甚详，其言起白马派为六者，河湍激，难制其势，或合而一，恐不能各从所导。借使必为六，是有六河口也，堤防之功为难」。于是垂议寝。后用事者，往往言水利，以其无大改，更不皆载，独载孙民先奏。民先奏曰：「窃观旧河，两厓间相去数十里，而河流常薄西岸，以此知东地形高而河欲西迁之验也。今魏、恩、冀之西，相、邢、洛之东，皆古陂地斥卤，东西二三十里，南北数百里，其西薄西山，其东薄金堤，其中地形下隐如故渠。比河决，及御河、漳水溢，皆合流其间，以谓是盖降水大陆故迹，可决王供水冲，使河行此地，过乾宁，合独流口以入于海」。民先议河，大较与李垂不异，世多言垂、民先议为近。又比岁卒溃小吴，而澶渊东故渠遂竭，河果自清丰、大名西派为三、四，乃东北注，髣髴如垂、民先所欲导云。至汉王延世之徒事塞河，三旬立塞，世皆以为才，窃谓犹救火家以焦头烂额见客者，故不记。与夫计向背、度缓急，版筑茭薪、水工河卒，岁储月积、增卑倍薄，凡河之近务，则有司存。

名者，所以制义出礼，而字者，相期于实，以不虚其名者也。盖余从兄名隆之，而字不足以称其实，余为之说曰：物未尝有必隆者，亦未尝有必不隆者也。封土以为台，巍巍者先圮焉。架木以为宇，翘翘者先桡焉。泰山之隆百仞，而跛牂履其蹊，以绝其岭，势附于下也。吴牛之力百钧，而童子拊其角、坐其背，知役于人也。故曰物未尝有必隆者。有人焉，力不能胜一匹雏，而天下不敢为之先，彼其所以能隆者，亦必有道矣。《易》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夫顺德不躐等，君子之所以积小也。如此，而后可以基高大，此为隆之道也。故余请字曰「伯顺」。熙宁四年八月，从弟补之序。

公讳谔，字正臣，邵武人也。崇宁中有旨改名，遂以字行。曾祖讳昌龄。祖讳文准，左宣德郎。父讳迪，太常博士，同提举两浙市易司，累赠通议大夫。公幼敏慧，读书数过辄成诵不忘。既冠，登进士第，授池州司法参军。通议以公素谨厚，静默寡言笑，恐其不更事，而司法民命所属，不可忽，故令就学律。明年试大法，中第一。是时舒王用事，中书置五房检正，遴柬天下贤才以济，公方筮仕，而以材名在选中，除监制敕库，制敕库用士人自公始。未几除吏房习学公事，同编修中书条例。同列皆极一时之选，其后列侍从、居要津者相属也。习学例一考即真，公未阅岁，丁通议忧去职。复除，会罢习学官，再监制敕库，仍多摄五房职事，因议司农法，驳其不当者，大臣力主之，公犹反覆论不已，忤其意；又尝叱堂吏，语有所侵。大臣闻而疾之，造为讪上语以闻，赖神宗仁圣，察其无根，得不坐。会库吏编进条目漏常程劄子三道，公已自陈再进矣，大臣交诋之，出为睦州司理参军。公两为宰属，尝与国论矣，盖今尚书都司之任，侍臣之资也。一旦屈于偏州下吏，人意其不事事，而亲吏牍，钩狱情，委曲周尽，略不见迁谪容。烂卢酒户之仆乘醉督逋，殴欠者至死，引其主为之唱，主诬服。邑上其狱为重辟首，公阅牍得其情，曰：「殴之日，主适外未还，安得有唱」？即日释之。青溪民有诉匿镪者，词已伏，而容色若有冤者，诘之，则曰：「托者饮我，出书云，已使人置镪于舟底。酒酣醉归卧舟中，比及城登岸，犹未醒，其家执书以索，而舟已出矣。僦舟非有素，莫识为谁」。公为缓其狱，物色之，求僦舟者甚急，而舟人负镪来告，曰：「且我闻孙检正治狱不可欺，故以自归也」。睦人至画像祠之。元丰五年，复召为重修编敕所删定官。书成论赏，就循一资，充详定省曹寺监条贯删定官。三年改宣议郎。元祐四年，监在京都进奏院。六年迁左宣德郎，除太学博士。以大父母春秋高，乞就吏部，调通判建昌军。将行，除太常博士，乃谒告归省而后就职。王文公赐谥有定，一博士有欲为其文，极言推尊，自结于用事者。公当笔，辄推其次，盖事有近于追逐时好，以取世资，终不屑为也。绍圣元年，迁秘书省正字。二年，权发遣梓州路转运判官。八路差遣，例多狃袭拘碍，注拟不行。熙宁、元丰间许在任官前期一年射阙，每一官阙，则遍问属郡应入之人。其后前期射阙之法废，须罢任以到铨为先后之次，则人人身在铨所矣。而遍问之法犹存，往复待报，有弥年者，公私病之。公建明季阙榜十日，非次及过满见阙五日，限满，如吏部法定差。朝廷善之，仍颁其法，七路行焉。先是，泸南罗始党八姓生夷，自元丰中收服，团结为义军三千一营。岁月浸久，其数著籍者皆名存而实不足，骤覈之必至于变故生事。公为建言朝廷，初以罗始党八姓依七姓、十九姓熟夷团结者，止欲羁縻远蕃，渐令习汉化耳。今夷情已安，则八姓前阙义军之数，可置勿问。今而后遇有阙，因犒设夷首，使转相译问，以本族愿补者充。从之，至今为便。三年迁承议郎，四年移成都府路转运判官。成都为蜀剧郡，公裁处暇裕，而事细大毕集。相度开兴助正盐井，建明差选职令条制，人情惬当，所奏皆可。至于增置武宁诸军，般买眉戎岁米，皆长久之利也。召为尚书刑部员外郎，辞不拜。改吏部员外郎，复恳辞，前后章六七，不允。既就职，赐对从容，请儒臣讨论官制而补完之，以成一代之典，追配《周官》，有旨条具以闻。会言者擿公元祐辨诉，论罢职，出知南剑州。未赴，遇上皇登极恩，迁朝奉郎，赐绯鱼袋。召为司勋员外郎，迁朝散郎，除右司员外郎。靖国初，差点检皇太后园陵文字。还朝，除秘书少监，国子祭酒。崇宁改元，兼权秘书监。中外期公朝夕且进用，而抗章力请补外，除直龙图阁、权发遣江淮荆浙等路制置发运副使。初，蔡太师京一见公奇之，为户部尚书，荐以自代。及与政，欲以公为刑部侍郎，辞免曰：「某昔尝免刑部郎，今为侍郎，非所安」。曰：「以为他曹何如」？又辞曰：「异时闻从官阙，大臣有以某名进者，上未以为然。公秉政，宜慎所引，毋以不肖累君也」。太师意未已，会有传公趣与新政异者，遂罢发运，知润州。未几得管勾杭州洞霄宫，公曰：「吾志也」。大观元年迁朝请郎，二年以八宝恩迁朝奉大夫，洞霄再任恩，复请差提举舒州灵仙观。一日盥栉更衣，谓家人曰：「生死去来，无足深悲，惟念佛不忘，是真吾眷属」。言讫而瞑，实三年己丑七月二十一日也，享年五十有九。是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葬于兴化县善应乡颜村青龙冈之原，从治命也。母黄氏，再适游氏，封同安县太君。公欲便亲闱，故卜居高邮，尽斥先世资产与诸弟，而俸馀稍稍买田筑室，为伏腊计。多病早衰，常欲谢事，自屏物外，恐伤慈怀，故不果。公天资夷旷，貌如其心，平居恂恂似不能言，一旦坐官府，胥吏纷纷持牒互进，公各使尽其意，徐以片言折之，群吏帖耳结舌，不敢出息，退而相语曰：「公神明也，不可欺」。乐善急义，重然诺，荐士每先寒素，不可干以私。识虑精敏，多人意所未到。闲居七年，未尝以一字至公门，兀兀自守，泊如也。妙洞心法，于佛书无所不观，手录要义皆成诵。其屏声色，黜滋味，盖笃信而然，非彊绝之也。常有疾，得异方，须鸲鹆，公素不杀，而厉物以卫生，不忍为也，故药久不就。忽有鸷禽击死者堕庭中，公得而饵之，疾随愈，此殆神相，非人力可致也。公于刑书中悉详尽，世之名知法者皆叹莫及，而朝廷欲以刑官处之，弗居也。于阴阳星历之学皆精到，而未尝一言及之。异时尝苦天官历火、木二星及蚀时刻多不合，与姚舜辅所撰历互有疏密，委官考详，前后有异，秘书不能决，有旨命公校之，其说遂定。九宫贵神坛位失次，悉釐正之，皆因事而见。盖公以儒学自将，该洽有文，而以法家术数名世，非其志也。有奏议、解经、杂著、文集四十卷藏于家。前娶刘氏，追封真定县君。今夫人刘氏，赠太中大夫处约之女，孝谨冲淡，克配君子，封靖安县君。男二人：长曰钜，假将仕郎，蚤卒；次曰镇，修职郎，今为池州司兵曹事。女一人，适文林郎、洪州司兵曹事游撝。靖国郊祀当任子，引旧比荐其弟诫，有司持元丰法不报。后六年宗祀，卒以诫为请，今为奉议郎、知庐州慎县事。公既没十有三年，其弟诫始以游公状来请铭，乃为之铭曰：

一德不回，践更三世。不附于时，其节靡悔。不杀之诫，诚通于幽。有陨其庭，疾已随瘳。刑名星历，详尽精到。法家者流，非志所好。公之神明，其德可钦。百世不朽，勒歌于珉。

说之启：去岁道出于黎，鞍马匆匆间获见眉宇，固已为慰。比至武安，见邑子士夫奉称者如一人，又益以为足下喜也。令季时相过，破我岑寂，相与谈至胜处，颇恨大陆之不在席也。此情区区，未亦可言。固安于小人之常态，不能以书牍自致，乃先枉翰墨，推与过当，感仄，又复何以言？窃惟盛意之所遗者既诚矣，敢不强以为足下谢。足下所患读书之未博，真得所患哉！惟此一事，自足以出流辈上。譬如甘太官之膳者，恨八珍之未极也。且以《诗》为之言，世之人孰不读《诗》，而几《诗》在《春秋》间耶？孟子所谓「《诗》亡然后《春秋》作」者，若之何谓之亡耶？其可不约《春秋》以为诗乎？读其诗必得其人，而君臣父子之世次，《诗》家之要也，其可不通谱系之学乎？十五国暨周商之国邑山川，所感深矣，其可不知古今地志乎？鸟兽草木虫鱼，今古不同名目，识尤难，而比兴实于是乎在，陆机、顾野王之外，复有所稽乎？所谓文字诂训者，安得古《尔雅》以为證乎？而《三仓》、《广雅》、《方言》之类，其可废乎？《诗》之音读，实叶歌笙，不必与他经同。而古人之读无传，可不尽信陆吴兴之音乎？夫一经之所及如此，而欲坐穷五经之精微，岂不艰哉？宜足下患所读之书未博也。然此语不为新学辈出，唯足下之好古与仆同病，乃及之也。然足下谓后之书多于古则不然，刘歆告扬雄云：「三代之书蕴藏于家，直不计耳」。顾弗多耶？今有一《周易》而无《连山》、《归藏》，有一《春秋》而无千二百国宝书，及不脩《春秋》有卿礼二、士礼七、大夫礼二、诸侯礼四，诸公礼一，而天子之礼无一传者，不知其传孰多于其亡耶？自歆家蕴藏之后，日月既久，著述之士益众，宜其书之愈多。而不幸梁元、隋炀皆有覆舟之祸，士夫之藏因亦沦丧。近而安史、五季干戈相寻之馀，其存又复有几耶？足下试以隋唐《经籍志》及吴氏《西斋录》求于今，想见足下浩然叹息，继之怒嗔也。说之累年来尝欲求崔鸿《十六国春秋》、萧方等《三十国春秋》，勤未之得。司马公休言温公所考《十六国春秋》亦非崔鸿之全书，则后世之书未多于古也。足下既欲学之博，则不可不极觚牍之传，故及诸此。若论古人之所以臻极者，则此言可忘。足下谓筑岩、钓渭之徒果在书耶？果不在书耶？说之谓二子者必有所读之书耳，弟不知其书为何书也。而二子之所以为二子者非书也，譬如和、扁亦㕮咀世间大黄、甘草，而不可以大黄、甘草名和、扁也。足下又疑孔子称颜回不迁怒，不贰过为好学，则学果不在书者亦非也。此孔子为鲁哀公而为之言耳，至于告季康子者，则不及诸此也。若夫正为颜回而发，则堕支体、黜聪明云者，其亦可乎？要是无孤陋寡闻之颜回耳。「行夏之时，乘商之辂，服周之冕」，非学则何以哉？足下谓读书以为学者，后世之事，则得之矣。盖古人未尝废书，而不以读书为学也。孔子于《易》三绝韦编，与夫游夏不能措一辞于《春秋》者，皆后世增大之语也。不必论其实否，然亦不害其为孔子也，足下又可不疑于此也。若夫《孟子》之书，则亦不必论其文之如何，是直万章公孙丑之徒所次耳，何有于孟子哉？足下试以唐陆善经《孟子》对今孙宣公所校定《孟子》，断可见其文之异同也。如必以文论《孟子》，则可以色论太姜、太姒欤？是未为知言也。而文固大矣，必以《孟子》论之，则《孟子》未为擅场也。足下所患文之高污史野奇怪者，苟能博学于文，而不以读书为学，则无所患也。足下既不以读书为学，无乃主扬雄「学以修性」之说乎？此正雄之缪悠云耳，愚学者未之悟也。足下求诸性果何所亏，而有待于修耶？修果何功于性耶？足下才邵且有志，则识古人之所以学矣，何有于说之之言哉？姑以为足下谢耳。说之比来为吏，弃尽平生之学，而学佞学随未之有得，一日为足下而技痒，其言拙无足取，徒自有感于前日也。日来又以无年之故，文移词讼，贼盗倍多，益败人佳思，踰月乃得于灯下草草具此，较略不究万一，可怜恕也。岁暮苦寒，万万加爱。子应此中甚安，不宣。谨状。十二月初三日，说之再拜，子庄秘校足下。

或问：唐杜牧言山东王者不得不王，霸者不得不霸，其说果是非？曰：牧之意勤矣，其论失之迂而不密。盖山东不足以兼河北，河北为能制山东，牧安得以天下之势专之于山东也哉？至于牧言河北视天下犹珠玑，天下视河北犹四肢则是也。牧曷不曰河北者天下之脊也，有大伾为地喉，有大陆为地腹，其势足以吞天下而容纳之也。况有天下者，得河北则得天下，失河北则失天下；凡有国者得河北则立，失河北则亡。其国虽不正，而得河北则强；其国虽正，而失河北则弱。其国虽无道，而得河北则强；其国虽不至无道，而失河北则弱。是何也？自周不王而天下分裂六七，其敌国三，曰秦曰齐曰楚；其与国三，曰韩曰魏曰赵；其附国一，曰燕。燕赵魏三者皆在河北，而赵为约长，与秦则秦重，与齐则齐重，与楚则楚重。彼狼虎之秦，欲搏噬诸侯，一擅天下者，累数世而未得志也。逮夫始皇二十五年灭燕灭赵，乃明年灭齐降魏，遂兼天下，改诸侯为郡县，铭金人以示得意矣。二世之立，盗贼相随而起，陈胜虽首兵于楚，而张耳、陈馀立歇于赵，天下之心始争王矣。当是时，所谓河北军者，为最可畏也。项羽渡河，与秦军遇，九战绝甬道，大破之，于是乎楚兵寇诸侯，秦之失天下，自此其决矣。是河北为秦如此也。汉高祖之兴，非胜、广之势，且无馀、耳之交，未尝一日申于楚。虽先入关而不得王，其危甚。及乎命韩信、曹参、张耳帅师伐代，获夏说，遂伐赵获歇杀陈馀，以张耳王赵，由是信得以袭齐，杀楚龙且。越明年，五诸侯围羽垓下而灭之，汉于是一祖三宗烨其盛矣。不幸中间盗于新室，更始庸孱，不足以奉君天下。光武崎岖北渡河，其穷自称邯郸使者，而属为北道主人者，不知凡几人也。不意渔阳、上谷之突骑精兵良为己来，乃取邯郸，杀王郎，败铜马于邬（在康城。），败青犊于犬射（在武德。），败谢躬于邺，由是邓禹克河东，寇恂克河内，遂即位于镐（在高邑。）。光武既以幽冀兵中兴汉室，乃立营黎阳，以畜河北精锐，谓之黎阳营，其视河北未尝不少在意也。其后子孙不知祖宗王业之本，河北为袁绍之室矣。曹操虽自视英雄，而切齿不与俱生者，唯绍也。绍死，谭军黎阳，与尚争冀州，是二孺子者，实自屠剪以为操之奉。操得黎阳，取邯郸，取邺，牧冀州，卒以冀州之河东、河内、魏郡、赵国、中山、常山、钜鹿、安平、甘陵、平原十郡封魏而亡汉矣。是河北为汉又如此也。晋因魏以一天下，才二十年，赵王伦内鬨，成都王颖外溃，颖军次于朝歌，惠帝以十万之师次于安阳，颖以石超来战，王师败绩于荡阴，惠帝裹疮流血，仅以居于邺，而王浚、刘元海、石勒、汲桑辈，皆为颖而飞扬于河北。颖初利群胡，以为一身之爪牙，而不知其后卒移天下之荼毒，豕涂鬼车，人人自王，视中原如无人境，晋才阻江而有之，是河北为晋又如此也。隋文帝以后家之势，窃有移周宗之谋，而忌尉迟迥在相州，据赵魏之土，未敢发也。及以韦孝宽取迥杀之，资相州之胜，其取周如拉朽，遂灭陈，一天下。炀帝忘灭陈之师，游溺不返，杨玄感、李密肇乱于黎阳，王须拔、历山飞辈溃于燕赵，以蹙扬州之祸，曾不得一抔土以自覆，宁论隋室之存亡乎？是河北为隋又如此也。唐兴，杨玄感辈驱除河北，其定中原甚易。既杀刘黑闼，平河北，遂一天下。明皇以声色丧其神志，相牛仙客而将安禄山，招河北之祸。虎牢失其固，潼关失其险，两京七庙，一日丘墟，帝仅以身还自蜀，而河北卒不复归于朝廷。盖往时安史之祸犹太阳病者，势虽危，而汤液亦易为功也。唯是仆固怀恩养寇自资，留贼遗君父，以禄山之党李怀仙、李宝臣、田承嗣、薛嵩辈分帅河北，天下谓之四寇者，其病犹殗殜，人虽亡而厉气不已也。其后朱滔主盟以冀王，田悦以魏王，王武俊以赵王，又以建兴王李希烈，天下谓之四叛。虽有马燧为将，将百万之师，而竟无尺寸之功，益坚悖乱之志。又其后朱克融囚张弘靖，王庭凑杀田弘正，天下谓之二寇。虽有李光颜为将，将百万之师，而竟无尺寸之功，徒使姑息之风益炽。又其后城坚社老，风雨自神，不复知有朝廷，朝廷益弱。而马燧无子，李光颜无孙，彼狼子纳孙夥且健也。百馀年间，朝廷固无一夫渡河，而河北三镇按重兵，视本朝烟尘之警、播迁之虞，亦未尝有一人勤王者，卒以佐朱温亡唐焉。当时诸镇跋扈者，倚河北为城社，要之即节旄者窃援河北以自张大，不与河北缔构者，不足以取重于朝廷。朝廷或增一城，浚一池，而河北怨怒上闻，即日为之罢役。或兴师问罪他镇，而河北必来挠王师，朝廷于是声河北之异礼，而示讳执政，谓为当然，而恬不怪，议者惜焉。马燧势可以破田悦而逸之，盖燧自知其有所不可者。宪宗能诛元济，而不能不救王承宗。武宗欲伐泽潞，而先姑息魏镇，则河北为唐又如此其甚也。故曰：凡有天下者，得河北则得天下，失河北则失天下，庸不然乎？又如桓温、刘牢之、刘裕，经营中原，倾国之力，有将有兵，驱海岛而来，势若坏山，人皆乐声教而厌腥臊，为日已久也。奈何温败于石门，牢之败邺，裕不守关中，竟不能成天下之功，皆以不得河北而失天下也。所谓凡有国者得河北则立，失河北则亡者，苻坚之秦取燕慕容炜而立，拒于燕慕容垂而亡；托跋之魏取慕容宝而立，分于高欢而亡；朱氏之梁婚魏先梁而立，失魏失相而亡；李氏之后唐得魏灭梁而立，契丹入自河北而亡；石氏之晋以河北奉契丹而立，李殷纳契丹于定州，张彦泽以契丹犯京师而亡；刘氏之汉委河北，父事契丹而立，郭威起于邺而亡也。所谓其国虽不正，而得河北则强；其国虽正，而失河北则弱者，曹氏之魏强于刘氏之汉是也。所谓其国虽无道，而失河北则弱者，高氏之齐强于宇文氏之周是也。呜呼，河北为天下之势，重轻如此，君天下者慎之哉！共惟我艺祖，亦自北征，不战而受天丕命。

同燕于一堂之上，而宾主莫分，吾无恨焉。兄弟筑室而不相为邻，则吾恨且惭矣。经本二意者，纷紊纠射之说，敢彼之责邪？其本一言，如「和顺道德」，而谓「和道顺德」；「挑挞」，往来之貌，「猗傩」，柔顺之辞，亦析而辨之，则破坏形体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