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之启：去岁道出于黎，鞍马匆匆间获见眉宇，固已为慰。比至武安，见邑子士夫奉称者如一人，又益以为足下喜也。令季时相过，破我岑寂，相与谈至胜处，颇恨大陆之不在席也。此情区区，未亦可言。固安于小人之常态，不能以书牍自致，乃先枉翰墨，推与过当，感仄，又复何以言？窃惟盛意之所遗者既诚矣，敢不强以为足下谢。足下所患读书之未博，真得所患哉！惟此一事，自足以出流辈上。譬如甘太官之膳者，恨八珍之未极也。且以《诗》为之言，世之人孰不读《诗》，而几《诗》在《春秋》间耶？孟子所谓「《诗》亡然后《春秋》作」者，若之何谓之亡耶？其可不约《春秋》以为诗乎？读其诗必得其人，而君臣父子之世次，《诗》家之要也，其可不通谱系之学乎？十五国暨周商之国邑山川，所感深矣，其可不知古今地志乎？鸟兽草木虫鱼，今古不同名目，识尤难，而比兴实于是乎在，陆机、顾野王之外，复有所稽乎？所谓文字诂训者，安得古《尔雅》以为證乎？而《三仓》、《广雅》、《方言》之类，其可废乎？《诗》之音读，实叶歌笙，不必与他经同。而古人之读无传，可不尽信陆吴兴之音乎？夫一经之所及如此，而欲坐穷五经之精微，岂不艰哉？宜足下患所读之书未博也。然此语不为新学辈出，唯足下之好古与仆同病，乃及之也。然足下谓后之书多于古则不然，刘歆告扬雄云：「三代之书蕴藏于家，直不计耳」。顾弗多耶？今有一《周易》而无《连山》、《归藏》，有一《春秋》而无千二百国宝书，及不脩《春秋》有卿礼二、士礼七、大夫礼二、诸侯礼四，诸公礼一，而天子之礼无一传者，不知其传孰多于其亡耶？自歆家蕴藏之后，日月既久，著述之士益众，宜其书之愈多。而不幸梁元、隋炀皆有覆舟之祸，士夫之藏因亦沦丧。近而安史、五季干戈相寻之馀，其存又复有几耶？足下试以隋唐《经籍志》及吴氏《西斋录》求于今，想见足下浩然叹息，继之怒嗔也。说之累年来尝欲求崔鸿《十六国春秋》、萧方等《三十国春秋》，勤未之得。司马公休言温公所考《十六国春秋》亦非崔鸿之全书，则后世之书未多于古也。足下既欲学之博，则不可不极觚牍之传，故及诸此。若论古人之所以臻极者，则此言可忘。足下谓筑岩、钓渭之徒果在书耶？果不在书耶？说之谓二子者必有所读之书耳，弟不知其书为何书也。而二子之所以为二子者非书也，譬如和、扁亦㕮咀世间大黄、甘草，而不可以大黄、甘草名和、扁也。足下又疑孔子称颜回不迁怒，不贰过为好学，则学果不在书者亦非也。此孔子为鲁哀公而为之言耳，至于告季康子者，则不及诸此也。若夫正为颜回而发，则堕支体、黜聪明云者，其亦可乎？要是无孤陋寡闻之颜回耳。「行夏之时，乘商之辂，服周之冕」，非学则何以哉？足下谓读书以为学者，后世之事，则得之矣。盖古人未尝废书，而不以读书为学也。孔子于《易》三绝韦编，与夫游夏不能措一辞于《春秋》者，皆后世增大之语也。不必论其实否，然亦不害其为孔子也，足下又可不疑于此也。若夫《孟子》之书，则亦不必论其文之如何，是直万章公孙丑之徒所次耳，何有于孟子哉？足下试以唐陆善经《孟子》对今孙宣公所校定《孟子》，断可见其文之异同也。如必以文论《孟子》，则可以色论太姜、太姒欤？是未为知言也。而文固大矣，必以《孟子》论之，则《孟子》未为擅场也。足下所患文之高污史野奇怪者，苟能博学于文，而不以读书为学，则无所患也。足下既不以读书为学，无乃主扬雄「学以修性」之说乎？此正雄之缪悠云耳，愚学者未之悟也。足下求诸性果何所亏，而有待于修耶？修果何功于性耶？足下才邵且有志，则识古人之所以学矣，何有于说之之言哉？姑以为足下谢耳。说之比来为吏，弃尽平生之学，而学佞学随未之有得，一日为足下而技痒，其言拙无足取，徒自有感于前日也。日来又以无年之故，文移词讼，贼盗倍多，益败人佳思，踰月乃得于灯下草草具此，较略不究万一，可怜恕也。岁暮苦寒，万万加爱。子应此中甚安，不宣。谨状。十二月初三日，说之再拜，子庄秘校足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