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王习之送吏还，祗领答教，于今行复更岁，懒于问便，嗣音阙然，企慕德容，如饥如渴。兹阅报状，伏审归对合旨，荣增京秩，窃为善类私喜。旋闻方绾铜墨，置社南邦。如公器业文章，无愧前哲，自宜侍中献纳，尽忠补过，牧民于外，甚非师望所及。将无睿眷优渥，重于历试，抑由犯颜逆耳，不遇故去邪？永昌之民，于何其幸！时方急治，宁缓急后先之序哉！于公因可少见所学，贤于淈泥扬波远矣。交旧之情，亦足为左右贺。即日伏惟乡䣊优游，自天之祐，台候动止万福。传闻贵治县尹正阙，洗刓当在朝暮，讲学有素，迎刃定无槃错；然而前弊山积，财力方匮，发令先后，计执事已有定处。某托游从之末，愿以管窥为献。为政之急，要在戢吏仁民，即吾寮寀情通，吏人隐欺自少，士夫日接，利病可以毕闻；但当务省文书，张设纲纪，临之以无我，断之以严明；处人乡巷骨肉之间，察之教化所在。率斯道也，于从政何有哉！尝闻抚字催科，本无异道，近时文俗之吏，不知政有本末，动以裒敛为急，及民事则缓之，不知威信服人。赋可不劳而集，财计陷失，不在民而在吏；出纳之谨，动有防制，纵工于窃，必不能侵吾岁计矣。民事莫难差役，于今多致纷纭，第令乡案以身任之，稽其程式，欺罔必罚，将不敢欺。其次婚田，一当坚守成法，它讼剖决，惟须勤以莅之，宁失不平，勿成吏手。上官曲直，无足多校，知所轻重，则事济矣。县固繁剧，能出此数事邪？日乡人宋质夫御史（敦朴），建县令旌别之法，谓治状见于实迹者不出数端：听讼详审，则妄诉自息；断狱平允，则冤滥自明；催科必信，可革追呼之扰；给纳必以时，可除邀阻之弊。此格言也，可为县宰韦弦。以执事声望居之，为力已省，所望究见所蕴，为世楷模。《大学》论正己齐家，推之可及天下。常怪汉世循吏，其为相则声减治郡时，惟以烦碎苛察失之，夫何有于远者大者？近世贤者之失，多或过于中庸。《书》称干誉、从欲、同辞，曾何远于不肖？此在左右度内，某复敢言之。教玉人彫，代大匠斲，不自知其不足，可笑其不自量，诚思何以告之，或可以无愧矣。不识采听遐远，能无弃此一得之虑乎？瞽躁而言，不寒而抃。某待金华狱掾阙尚年馀。去岁风涛之啬，虽幸以天而免，孤单之族，绝者五房，亲戚故人，半入鬼录。而又家乏粒食，漂泛无复遗馀，妻啼儿号，日日相似。虽无佳况，然视死者将十万辈，其亦厚矣。乡令灏灏之会，执事尚未美解，则其死者有葬，生者有养，必无僇尸无告之事，此在诸人赋分有数，乡邦所深恨者。中肠郁郁，言之心动，想关闻听，亦须为恻然也。永嘉半夏不雷，积雨寒甚，六月尚颇挟纩，气候殊恶，不知卒岁可以无它变否。公之旧部，故尔及之。

昨叶丞飞卿行，拜状，必尝关彻听览。比景望递示武林所赐教毕，愧感良至。见诮以无一言相庆，洒落相视，知所以自解矣。谓我无求一世，似非知我之语。人情不大相远，为不可求，又无以求之耳。读书无求于世，任大非吾事也。道大不容，而不以为病。顾以银章茜绶，嘘呵大县，誇眩朋友，不求一切人者，岂谓是哉！景望报兄之来四三，乡人之贤遂不可掩，不图今日而闻正始之音，在乎其人，可谓好贤之实矣。然而上求武士，而支离疏者得于其间攘臂，宁不谓责名实者使之一一吹竽邪？人情苦不自知，爱而欺之，又过井口之戏，直推堕坑阱中乃已耳。虽知相于之厚，殊非爱我者也。无望之世，庶几戒之。忠甫劝兄辞县，不知盛意如何？论苦太高，入于轻重亡准，彼奉祠而不受祠禄，劝陈君举以不取束脩过于中庸，则贤亦各自一见也。永昌待次，不知尚复年馀，诸公相知之深，而今弃之于外，且使安处乡闬，真所谓举而不能先者之命欤？封圻密迩壶山，想当熟彼风气？修道之教，将俟于入境布政先后暇日究之为宜，常使在我优游，则可以语风化矣。纲目之治，须由贤者兴之，舍此得民，是皆干誉者也，何足齿哉！何足齿哉！第恐人方即公百里，要非大贤所处，弓旌之及，不俟于下车耳。某索居面墙，疵吝日积，因风鞭督，非君子谁适怜之（《浪语集》卷二四。）！

风：原无，据四库本补。

袁先生讳溉，字道洁，汝阴人也。尝举进士免贡，避地州西山中。建炎初，集乡民为保聚，与金人及群劫抗，屡克。其众谋奉先生为主，先生逃于金房山谷间。王金州彦即其庐见之，先生衣不掩胫，与相应答。王就先生学李靖兵法，先生谢不告，王怒，欲胁取其学，先生转徙山南。时进士类试宣抚司，其年会失陕右，取士以百数，而应者过百人，或劝之就试求官，先生曰：「官不可苟求也」。移居富顺监。先生初从二程先生学，闻蜀薛先生名。富顺邻家薛翁以卖香自给，其子晨以香出，父则掩关待之，子莫而归，因不复事，邻里莫详其趋步。先生疑其薛先生也，具刺谒之，薛翁慢骂不应，先生固已疑之矣。间日再往，又不得前。于是积日屡造其门，薛翁喜而见之，先生与之语，不对；再见，谈古今百氏，又不得一言；三见，纵论六经，薛翁才有喜色，曰：「子学已博，然寡要。夫经所以载道，而言所以明道，何以多为」！先生曰：「如先生言，吾心将以会道尔」。薛翁击节称善，因以所学授之。居月馀，劝先生出关，薛翁因亦遁去。先生自闻薛先生道，所为益纯粹近古。其出关至夏口，岳开府飞必欲延至幕下，先生一见而出，不辞而行，语所知曰：「岳公武人，而泥古幕府，无圆机之士，难乎免矣」！未几而及难。先生因家荆州，往来夷陵、秭归诸郡，与士夫言必称善，悦其旨意，然后和之，循循然，人知其厚德君子也。孙秘阁汝翼帅荆渚，延先生至府舍，俄先生告去，过表弟虞于公安，以书寄谢孙曰：「溉不出此旬矣，公于溉厚，恨不能为公一言」。病革二圣寺，僧问于床下，先生曰：「佛家以死生为一大事，谁谓当蹈其常」！因戏作释氏言示之曰：「非吾事也」。弃之而殁，时年七十，寺僧为之敛葬。无男，二女子尚少，公安聂令诏为嫁之。先生学自六经百氏，下至博弈、小数、方术、兵书，无所不通，诵习其言，略皆上口，于《易》、《礼》说尤邃，未尝轻以示人。乐善孜孜，盖天性然也。自将家下峡，其饘粥盖不继，家书祭器，间关常以自随。贫居以小学教授童蒙，其生父以妾为配，先生即日谢去。与王枢密庶故善，王家有伊洛遗书，先生欲传未能，俄而王殁，先生不远千里，从其诸子传录书毕遽行。会罗织狱兴，掩捕王氏家人，宾客几傅之死。先生居夷陵郡郭，一旦徙家舟中，其夕夷陵灾，首焚先生居处。绍兴癸酉岁，先生在江陵得疾如中风，四支不仁殆甚，人为忧虑，先生曰：「此无伤也」！迁居村舍，踰月而愈。或问之医道，先生以古语告曰：「所谓存神与气，气与神会，自然周流，本无偏滞者，我能身行之耳」。由是荆人颇神其事。初，靖康后天下兵荒甫起，先生家为汝阴盛族，尝有客过其舍，先生察其状貌有异，白诸父曰：「客，奸人也」，徙家人避之。是夜，客以寇来，遂与乡社义兵斗死。后众欲据前山为保，先生争之，不听，独将妻子聚保山后，已而前山果没，金人大至，欲以万众攻山后营，先生坞中兵不满千，召其众计曰：「虏则势盛，吾知数术，保以一箭破之」。其夕，虏砦山阿，先生使数十人各执鼓燧如四山伏，约虏军噪扰，燔山击鼓为应。有谈经客愚甚，先生激使为虏装，窃虏号，入宿虏酋帐下，以二矢授曰：「夜中发矢而窜」。客如先生计，恇怯仅能发箭，虏营惊乱，顾见火光并起，鼓声四合，因溃，自相攻杀数百人，为不敢复至。有溃兵虏掠过营下，先生伏数十鼓，持礧木道旁俟，因据险拒却之。贼还，以夜中过伏所，礧木乱下，鼓声震天，贼遂大崩，擒杀大半。先生文武才用，大略多此类，疏其大者于篇。

瓯浦薛某曰：走述《袁先生传》，观其从薛隐君学，师弟子授受相予之际，何其严且约也。俗薄久矣，圣人之学不可复见，走于先生焉取焉。初，外舅秘阁镇荆州，走为书写机宜文字，尝得于先生授教，其所以为诱进者甚博。尝侍先生观弈，能为负棋易寘数子，以弱为强，时弈者亦善于棋，拱手称叹。外舅强先生弈，则曰：「先人尝以弈为废事，所不忍违」。又尝闻先生言，盖尝以所学纂一文字，凡四类：曰理，曰义，曰事，其一今忘之矣。走从问义理之辨，先生曰：「学者当自求之，他人之言善，非吾有」。走请终身诵服斯语。已归，而闻先生讣，求其书不复得。呜呼！若先生者，可谓君子儒矣！言行文章，皆足为世楷式，百不施一，卒以穷死，哀哉！

龙口之渰东出，为归龙之渎，又东，为涉墅之河。河至是独委蛇潴蓄，气象明秀。其阳有双干竦拔出乎众木之上，蓊郁轇轕，樛枝而连理者，是为双椿。椿之下，先是里人邵氏居之。客有过相者曰：「此非子之居也，后十年，当有德人钜公至矣」。丙子春，留尹秘阁王公税驾义兴之郊，特营别墅。而邵氏老人梦若有缁褐申告以前言者，寤而惊异，公因得家焉。至是适十年矣。公元丰名宰相家，所临数路，皆以循良称。其出处进退、中立不倚者，天下信之。此其功名寿福先见之祥，天盖有以相之矣。乃为之颂。

堂堂王公，盛德之表。维彼吉人，有相之道。公来相宅，爰究爰处。神实告之，在河之浒。有硕其椿，并秀连理。君子宜之，式燕以喜。维椿之久，为君子寿。孰侈其祥？邦家之光。帝曰遄归，佩玉锵锵。公在朝廷，乔木之尊。瞻彼甘棠，有式其门。龙口之东，涉墅之阳。我作颂诗，公其永昌。

德盛五帝，功冠百王。基绪重兴，历服无疆。退居大庭，尊为上皇。汉殿称觞，其乐未央。非心黄屋，乘云帝乡。弓剑遐遗，臣民感伤。衣冠閟藏，乔山之阳。万岁千秋，皇图永昌。

臣恭闻大行太上皇帝奄弃天下之养，凡在臣子，孰不痛心？况臣累世蒙恩，尤极哀慕，恨以身在邈远，无繇得效奔走之贱，服犬马之劳。辄有管见三事，少伸诚恳之万一，惟圣明裁幸。其一，祖宗陵寝皆在洛阳，累朝制度，具存典礼，唯绍兴中徽宗皇帝梓宫既还，未能归葬，故一时𣪁奉权在会稽，虽寝卫之制已严，而山陵之土未复，规制浅薄，可为深忧。窃闻当时议者之言，欲俟恢复疆土之后，奉迎灵驾，归附永昌。迹其本谋，初若甚善，然荏苒岁月，易致因循，正使克复西都，岂宜再议迁改！今大行太上皇帝山陵命使，远日有期，陛下笃于送终，动遵礼训，臣谓与其慕虚名而受实害，孰若如礼及时深藏固护，永为无穷之计也。昔舜都蒲坂而葬于苍梧，禹都平阳而葬于会稽，皆因巡狩不返，遂即其地而葬。帝王之事，岂不可法！伏愿远遵虞夏，近法汉文，因山为陵，务极深厚，金银之饰，悉用屏除，使千万世永绝后害，然则陛下之所以事其亲者，自始及终，皆可以无憾矣。若乃牵于权宜之说，失此时而不为，臣恐陛下他日虽有追悔之心，亦终难于改作，诚不可以不深思而熟计也。昔汉成帝营延陵泰奢，刘向上疏极谏，至谓「死者无终极，而国家有废兴」，其言深切，无所讳避。陛下幸取其书一复读之，则可以鉴矣。其二，古者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天下之通礼也。至汉文帝变古立制，以日易月，后世承用，不能有改。惟晋武帝虽既葬除服，而深衣素冠，降席撤膳，终三年而后复吉。臣仰惟陛下天性纯至，笃于孝养二十六年，两宫之内，父父子子，人无间言，虽若文武尧舜之懿，殆无以过矣。区区晋武，顾何足进哉！今一旦遭罹变故，陛下不无晨昏之思，羹墙之念，而两宫相望，将何以用其情，是不幸而处礼之变者，圣人于此，亦安得不随事而制宜也？恭惟皇太后春秋已高，乍尔忧戚，而独处故宫之内，揆之人情，宁无触目感伤之意。陛下欲日朝于长乐，则又未免数跸烦民。臣谓宜因既葬之后，迎太上虞主归别殿，以奉几筵，请皇太后还南内，以便侍养，法开先鸿庆之制，即德寿宫为神御殿，以奉香火，如此则陛下一举而三事俱得，百费尽省矣。其三，臣侧闻显仁皇后之丧，太上皇帝尝降手诏，禁天下不得以助𣪁宫修奉贡献，烦费扰民。天语丁宁，德至厚也。然而事大体重，有司犹不免过意奉承，使命奔驰，冠盖旁午，所至州县，劳弊万端。今浙东旱伤，百姓饥乏，张颐待哺，方仰给于县官，而工役繁兴，科调方急，事变至此，其将柰何！臣伏读太上皇帝遗诰有曰：「山陵制度，务从俭约」。臣以是推原前日绍兴之诏，则知太上皇帝念念爱民之意始终不忘，非特为是空言，姑循故事而已也。臣愿陛下明诏有司，讨论旧典，凡土木营造之役，官吏卒乘之数，给赐犒赏之费，繁文末节无益于实用者，皆条举而备陈之，曰某事可节，某事可省；其不可得而节省者，则优给雇直，以募浙东之饥民，使之服役，则饥者可以得食，役者可以无怨，庶几仰称太上皇帝遗诰之意。臣方此忧虞，忽闻祸变，心志荒乱，言语狂僭，罪当万死。伏望圣慈曲赐原宥，特诏大臣参照典故，详酌施行。

州之东南可以宿舂而至，其初曰万安县，乃唐圣历二年析长乐万安乡为之，距今四百七十有年矣。天宝元年，改曰福唐。黄巢之乱，版宇分裂，王氏据有此土，尝改为永昌矣，是岁梁开平二年也。后唐同光中，复为福唐，长兴四年，始更今名，盖二百四十有三矣。晋开运三年，即南唐之保泰四年也，王氏且灭，遂以此土属之南唐，而州将李仁达疑不就徵，以归吴越钱氏。建隆初，始再开辟。钱氏受正朔，奉职贡，趋朝会，不失藩臣之礼。至太平兴国三年，始于所领十三州入职方氏，而此县乃得为天子之土也。县之主山自石尤发源，东南行，为仙人岩，为百一岭，为云际山。又折而西，为关岭，为地藏山，为石井，为鹫峰，千旗万马，奔轶而前，乃为县治。其状隐隐隆隆，如珠走盘，挟以东西二阜，前对玉融峰，环揖诸山，豪隽秀媚，可喜可愕。合西北诸溪之流，出于县右，横贯其前，以入于海。海之潮汐日再至焉，跨以虹梁，杰为东南一伟观。县之谯楼据高而临下，重门修庑，乔木苍然，丞簿尉厅，列其左右，望之巍然，如大邦君之居。旁近诸侯过之，往往自谓不及，可谓壮哉县矣！县北边大海，西接永福、游洋，南走莆田，北走趋府者。道其县二，凡通涂四，而支径不与焉，石尤岭其一也。石尤正北其半为长乐县，少西为白鹿岭，又为螺岭，为常思岭，三岭之半，皆为闽县，而常思岭则南北驿路之所标帜也。所隶镇一，曰海口；寨三，曰松林、苏澳、南匿；驿二，曰渔溪、太平；铺五，曰蒜岭、假面、石塍，其二则并驿而置者。其里七，乡三十有六，僧寺道观一百九十有六，民户四万七千有奇。比闾垂薄，弦诵之声蔼如也。三岁大比，试于有司者殆二千人，登科之盛，至一岁而十人者。他郡之数，多不逮是。知县事、东阳范公既视事，问山川所从出，人物氏族所自来，告之不能十之一二，慨然曰：「县如是，顾无图牒以贻来者，独非阙欤」？暇日过里居，奉常林君求士大夫之可语者，公以予对，乃因诸生之请，馆学可林君于学舍，属以兹事。学可谢曰：「予寓旁郡岁久，足迹所历，未能遍于邑境，况耳目所不到处，安得无脱略牴牾耶」？公曰：「姑试为之，倘有阙遗，后来子云，宜任其责」。图成，余不揣，谨论次而为之叙云尔。

诸葛亮言：「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已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其君臣反复于天意人事之际，亦可悲哉！方汉帝以山阳公宾于魏，或曰崩，昭烈抚膺大恸，始议举大号。尚书令刘巴、主簿雅茂，皆以为示天下不广，前部司马费诗争之尤切，其略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偪主篡位，故羁旅万里，纠合士众，将以讨贼。今大敌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易疑。昔高祖与楚约：先破秦者王。及已入关，犹逡巡不敢当。况今殿下未出门庭耶」！昭烈以为非是，左迁诗部永昌从事。

恭睹诏书，元正日受玉宝者。天运重来，国宝再得，感深昔念，喜甚今逢（中谢。）。恭以圣宋，一道相承，九有率俾。琢雕信玺，膺受隆图。西祀东封，借曰著神休于炳炳；继志述事，于以见孝德之兢兢。变或隐而难防，理无往而不复。窃何止于阳虎，获乃自于蒙人。憬彼远夷，慕仁风而愿献；特因方镇，转诚意以上通。兼陈样册之文，益彰篆籀之实。以至初秦永昌之刻，我家备物之珍，殆无或遗，靡不具在。亶明德而密护，迄假手以回还。皇帝陛下，师古以治身，奉先而缵服。何食息不存于祖业，曾斯须敢怠于孙谋。宜上穹之鉴临，挈东州而归附。敬致邦符之旧，光昭帝命之新。群辟会同，有司枚进。江、淮延颈，望基本之常安；关、洛倾心，想恩荣之遍及。

言传国玺者多矣，讫无定说。原其所由，则人主身自服之，非臣下之所常见，道听涂说，未免差误，传记杂录，易以湮没（原注：《旧唐·经籍志》有纪僧真《玉玺谱》一卷，姚察《传国玺》十卷，徐令言《玉玺正录》一卷，而僧真、姚察之书久不传矣，《馆阁书目》中亦无徐令言《正录》，而其说或亦谓之《玉玺谱》，间见诸书。唐章怀太子注《后汉·光武纪》，已用其说。今仅有蜀本《朝士谈》一书，乃前都官员外郎李石所撰，其叙玉玺事颇详，最无依据。）。士大夫所传已无依据，又以徐令言、李石之说参于其间，尤更牴牾（原注：令言信《北齐书》之说，谓永和所得之玺，即秦玺也，与《晋纪》不同。又谓侯景既败，侯子鉴盗其玺，走江东，惧追兵至，投诸佛寺，为栖霞寺僧永所得。陈永定三年，僧永死，弟子普智奉献。陈亡，玺传于隋。不独晋非此玺，而陈隋亦无此玺矣。李石信《晋阳秋》之说，谓晋孝武太元十九年，雍州刺史郤恢得玺于慕容永，乃送建业。不独晋不得此玺，而永之崛起，亦无得玺之理。语在《永和玺》注。）。正史所载亦多不同，若不因本朝绍圣间此玺再出，士大夫以纸出之，当职官手自摹之，则其著见于天下者寡矣（原注：郑望之《秦玺跋》云：绍圣四年初献秦玺，诏百官杂识视。时先君为尚书郎，乃请以纸出之，遂得其真。《金石录》云，咸阳所获传国玺，初至京师，执政以示将作监李诫，诫手自摹印之，遂传于世。）。然其玺尚有玉色未辨，不得而尽考也（原注：汉宣帝立玉宝璧祠于未央宫中，刘原父以为受命宝和氏璧，当是据崔浩而言。崔浩《汉书音义》曰：传国玺是和氏璧作之。舒元舆云：秦丞相八字刻在荆玉，而飞上天矣，则其玺当为白玉。徐令言云：其玉出蓝田山。蔡京等云：其色绿如蓝，则其玺当为绿玉。《石虎别传》曰：武乡长城县韩强，在长城西山岩石间得玄玉一方四寸，与玺同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虎以为瑞。则又有玄玉者矣。）。今且序秦汉魏晋所得之宝，与白色、绿色、玄色并出之异，然后辨史氏之差误，众说之不根，使后之君子有考焉。秦以前民皆以金玉银铜犀象为方寸玺，各服所好。秦独天子称玺（原注：出《汉旧仪》），始皇作传国玺，使丞相李斯书之，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原注：《吴志·孙破虏传》注引旧《吴书》之文如此。应劭《汉官仪》曰：天子有传国玺，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且康。」《吴志》注云：「且康」、「永昌」二字，未知何者为得。《朝士谈》云：秦玺面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玺上隐起为盘龙文，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是皆未见真玺者也。考正史及众说，未尝有「且康」二字，其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者，已两至本朝。其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者，自晋传隋，亦不闻有背文、面文之说也。且既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则其背文不应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意同而词不律，非古人之意也。）」。汉高帝入关至灞上，秦王子婴系颈以组，降轵道旁，封上始皇帝玺（原注：出《高帝纪》。）。后诛项籍，即天子位，服御其玺，世世传授，号曰汉传国玺（原注：出《元后传》。《汉官仪》以为子婴上始皇玺，高帝因服御之，恐未必如是之遽也。）。周勃诛诸吕，废少帝，尝手贯皇帝玺（原注：出《史记·世家》应劭注。）。后文帝时有言勃欲反，下廷尉，薄太后谓文帝曰：「绛侯绾皇帝玺，将兵于北军，不以此时反，今居一小县，顾欲反耶」？文帝乃出之（原注：出勃本传。）。昭帝时，殿中有怪，一夜群臣皆惊。霍光召尚符玺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夺之，郎按剑曰：「臣头可断，玺不可得也」。光甚谊之。明日，诏增此郎秩二等。后光废昌邑王，即持其手，解脱其玺组，奉上太后，乃立皇帝（原注：并光本传。）。哀帝崩，无子，太皇太后即日驾之未央宫，收取玺绶（原注：出《王莽传》。《太平御览》载，哀帝将崩，以玺绶付董贤，曰：「无妄以与人。」中常侍王闳者，莽叔父也，白元后，请夺之。即带剑至宣德闼，谓贤曰：「宫车晏驾，国嗣不立。君受恩深重，当俯伏号泣，何事久持玺绶，以待祸至耶？」贤不敢拒，跪授玺绶。按《汉书·董贤》、《王莽传》，哀帝置酒麒麟殿，上在酒所，从容谓贤，笑曰：「吾欲法尧禅舜，何如？」闳进曰；「天下乃高皇帝之天下，非陛下之有也。天子无戏言。」上默然不悦。哀帝既崩，莽白：「董贤年少，不合众心。」收贤印绶。则知元后之未央者，收皇帝玺绶；而王莽所白者，董贤印绶也。《御览》本援引《汉书》，而班固、荀悦之书皆不载，不知何书耶？）。平帝既崩，孺子婴未即尊位，玺藏长乐宫。王莽篡汉，使安阳侯王舜请玺于元后，后怒曰：「而属父子宗族，蒙汉家力，富贵累世。既无以报，受人孤寄，乘便利时夺取其国，不复顾名思义。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馀。且若自以金匮符命为新皇帝，亦当自更作玺，何用此亡国不祥玺为」！太后涕泣而言，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谓太后：「臣等已无可言者，莽必欲得传国玺，太后宁能终不与耶」？太后闻舜语切，恐莽欲胁之，乃出汉传国玺，投之于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族灭也（原注：出《元后传》。《玉玺谱》曰，元后投之于地，玺上螭一角缺。而正史不载，至《吴书》乃始见之也。）」。及汉兵诛莽，莽带玺绶避火渐台，商人杜吴杀莽取绶，不知取玺及莽头。公宾就见绶，问绶主所在，乃斩莽首并玺与王宪。宪得玺，无所送。妻莽后宫，乘其车服。越四日，而李松、邓晔入长安，斩宪，送更始大司马谢禄，而玺归更始矣。赤眉杀更始于高陵，立刘盆子为帝。建武三年，光武征赤眉于宜阳，赤眉君臣面缚奉高皇帝玺绶，乃诏先帝玺绶，归之王府，斯乃祖宗之灵，士人之力。其择吉日，祠高庙，赐天下长子为父后者爵，乃受传国玺（原注：出《光武纪》。）。灵帝既葬，少帝在位，献帝未立，宦者张让、段圭作乱，劫二帝幸北宫，又走小平津。掌玺者奔散，并失其玺。让、圭等既诛，二帝既还，得六玺于阁上，而传国玺独未得也。董卓废少帝，献帝自陈留王即尊位。初平改元，山东州郡起兵讨卓，卓迫帝都长安。二年遂发掘洛阳诸陵，破虏将军孙坚，以袁术之命入洛阳，扫除汉宗庙，平塞诸陵。坚军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气，举军惊怪。坚令人入井，探得传国玺，方圆四寸，纽盘五龙，上一角缺（原注：此《吴志·孙破虏传》注引《吴书》之言也。此玺元后投之于地，旧不言一角缺，而言一角缺者昉乎此。）。明年，坚死，袁术将僭号，拘坚夫人而夺之（原注：出《山阳公载记》。）。术僭号二年而死，荆州刺史徐璆得玺，还许上之汉（原注：出《朝士谈》，与《山阳公载记》相表里。但《载记》节文见于《吴志》注与杂书，未见全文，恐亦出《载记》也。而《玉玺谱》乃云，袁绍有僭盗意，拘坚妻，逼求之。绍得玺，举兵以向魏武，魏武恶之。绍败，得玺还汉。恐不然也。按坚为破虏将军，乃袁术之意。坚死后，术复表其兄子贲为豫州刺史，策载母徙曲阿，继从袁术，其不为袁绍所拘，事理明甚。）。魏文帝将受汉禅，遣使求玺绶于献穆曹后（原注：后，魏武女也。）。后怒，以玺绶抵轩下，因涕泣横流曰：「天不祚玺（原注：出《穆后传》。《续汉书》云：「天不祚此玺。」其义亦通。按《魏志·贾逵传》；魏太祖崩，隐陵侯彰行越骑将军，从军从长安来，问逵先王玺绶所在。逵正色曰：「太子在邺，国有储副，先王玺绶，非君所宜问也。」是时魏未受禅，所问者魏王玺绶耳，非传国玺绶也。）」。司马师将废齐王芳，使郭芝入白太后，取玺绶置坐侧。及迎高贵乡公，又请玺绶，后曰：「我见高贵乡公，小时识之，我欲自以玺绶手付之（原注：出《魏略》。）」。自魏传晋，使太保郑冲奉玺禅位。其后平吴，不过得金玺而已（原注：出《晋书》。《御览》引《拾遗录》曰：晋太康平吴，孙皓送六金玺，云无玉工，故以金为印玺。）。惠帝时，赵王伦篡位，使义阳王威与黄门郎骆休逼惠帝，夺玺绶。伦败，帝反正，曰：「阿皮捩吾指，夺吾玺绶，不可不杀」。阿皮，威小字也，于是诛威（原注：出威本传。）。怀帝永嘉五年，岁在辛未，王弥入洛阳，执帝诣刘曜，而传国玺不可考矣（原注：《晋书》载永嘉末，洛京不守，玺为刘聪所得。及石勒灭刘氏，玺入伪赵。冉闵诛石氏，玺又入闵。及是四十二年，而玺复归于晋。然其文乃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与「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之文不同。《北齐·辛术传》云：辛术镇广陵，获传国玺，送邺，文宣以玺告于太庙。此玺即秦所制，方四寸，上纽交盘龙，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且言二汉相传，至魏晋没于刘聪，至穆帝永和中得之，历宋齐梁而没于侯景。景败，得于郭元建，而术以进焉。按永和所得玺，其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至隋犹在，载于《礼仪志》者甚详。而所谓「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者，寂无闻见，则知《晋史》所载者为是，而《北史》所载者为非也。唐贞观撰《晋史》，其志书最为详备，不应有此玺而不录。《玉玺谱》云：玺属石勒，勒刻一边云：「天命石氏」。此题今不复存。《朝士谈》云：石季龙磨其隐起之文，刻其旁为文曰「天命石氏。」其说既不相同，又云此题今不复存，不知所见者为何玺，不敢以为秦玺也。惟永和所得，乃有「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八字，粗有传授，亦谓之传国玺，今别条以永和玺名之。马端临《通考》：梁末侯景之败也，以传国玺自随，使其侍中兼平原太守赵思贤佩之，曰：「若我死，宜沈于江。勿令吴儿复得之。」思贤自京口济江遇盗，从者弃之草间，至广陵以告郭元建，元建取之以与辛术，术送之至邺。按郭元建，侯景之党，景败，以广陵降王僧辩，既而复降于北齐，齐遣行台辛术据广陵。传国玺自五胡之乱没于刘石。石氏败，玺复南归于晋。历宋齐梁，至侯景之败，而玺遂北归于高齐云。）。后赵石虎得玄玉玺于武乡之长城，方四寸，厚二寸，文同秦玺，然其色玄也，不知为何代之玺（原注：出《石虎别传》。按石虎即伪位，在晋文咸康乙未，距永嘉辛未凡二十五年。而得玺之年，不可考也。武乡乃上党属邑，本朝初属潞州，后析为威胜军。）。秦苻坚为姚苌所执，当晋孝武太元十年，岁在乙酉，距洛阳之陷七十有四年矣。苌求传国玺于坚，坚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岂以传国玺授汝羌也？玺已送晋，不可得矣」。史不书其玺文，又无送晋之事，不知此为何玺（原注：出《载记》坚传。）。又六十一年，岁在丙戌。当后魏世祖太平真君七年，即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也，魏毁邺城五层佛图，于泥像中得玉玺二，其文皆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一刻其旁曰「魏所受汉传国玺」。史不言其玉色、工制与其方广、厚薄，既曰魏受汉玺，或者真传国玺也。不知魏晋之间，未有言其旁刻字本末者，何耶？既有二玺，则传国玺已有其副。自太平真君以后，历东西魏周齐隋唐，而此玺未尝见于史。后魏承平甚久，不知何从失之。本朝绍圣四年，岁在丁丑，距太平真君七年又六百五十一年矣，咸阳县民段义斸地得古玉二，五年正月永兴军以闻，诏尚书礼部、御史台、学士院、秘书省、太常寺官讲求定验以闻。翰林学士承旨蔡京等奏：按所献玉玺，其色绿如蓝，温润而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背螭纽五盘，纽间有小窍，用以贯组。又得玉螭首，其玉白如膏，亦温润。其背亦螭纽五盘，纽间亦有贯组小窍。其面无文，与玺相合。大小方圆无毫发差殊。今考玺文，为秦玺可知。其玉乃蓝田之色，其篆乃李斯小篆，其文则刻而非隐起，其字则饰以龙凤鸟鱼，乃虫鱼鸟迹之法，其制作尚象古而不华，于今所传古书莫可比拟，而工作篆书之文巧者亦莫能仿佛，非以后所能作明矣。臣等被奉诏旨，得与讨论，黜诸家伪说，而断以正史，所有玉玺，委是汉以前传国之宝（原注：蔡京等黜诸家伪说，而断以正史，其说是矣。但其奏有云，曰「皇帝寿昌」者，晋玺也。曰「受命于天」者，后魏玺也。则「既寿永昌」者，秦玺可知。迁就欺罔，无所不至。按「受天之命，皇帝寿昌」，晋得此玺，如今得秦玺也，岂可谓之晋玺？至于「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斯乃秦玺而后魏得之耳。今乃析而二之，以「受命于天」为后魏之玺，以「既寿永昌」为秦玺，其为面谩也甚矣。邵武《后录》：绍圣元年，咸阳县民段吉夏日雨后村中立门足陷，得玉玺一，方四寸，篆文如凤鸟之状，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按《玺记》云：秦始得卞氏玉，刻以为玺，元后取玺投之地，故一角缺。验之皆合，唯记云色黄，此青苍色耳。又云背亦刻「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则无之。有司奏上，廷议以为瑞，改元元符，命段吉以官。至靖康，金人取去。）。诏令礼部太常寺考案故事以闻。四月丙戌礼部太常寺言：按《国朝会要》，元日、五月朔、冬至，并行大朝会仪，乞以礼祇受，群臣称贺。从之。命宰臣章惇书写玉检，诏词臣撰乐章，付太常寺，应奉朝会之用。丁酉，诏传国宝检以「天授传国受命之宝」为文。五月戊申朔，行朝会礼。己酉，大赦天下。癸丑甲寅，恭谢景灵宫。戊午，宴于紫宸殿。丙寅，诏以绍圣五年六月朔为元符元年（原注：出《泰陵宝录》。）。徽宗即位，以白玉作受命宝，为八宝之一，其方四寸有奇，以「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为文。大观元年十一月，诏八宝初成，可于正月二十三日后用之。尚书省言：受命宝非常用之器，唯封禅则用之。则大观以后，本朝有绿白二玺矣（原注：出《会要》。谨按《御制八宝记》云：受命宝，其玉蓝田，其制秦也。不可以传示将来，贻训后世。方参稽宪度，自我作古，有以宝玉献者，色如截肪，气如吐虹，温润而泽，其声清越。有以古篆进者，龙蟠凤翥，鱼跃鸟飞，奇耦相生，纵横得所。有以善工进者，雕琢众形，如切如磋。分毫析缕，不见其迹。四者毕备，于是揭而玺之，乃以「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之文作受命宝，其方四寸有奇。蔡绦云：得秦玺而无检，螭又不缺，疑其一角缺者乃检也。自有玺后，考验甚详，上犹独取其文而黜其玺不用。旧说螭一角缺，未有言其检者，此又绦之凿也。但古今所见少有同者，不得不致疑耳。）。自元符戊寅至靖康丁未，盖三十年。自建炎戊申至嘉定辛巳，又九十四年矣。永和玺者，不知其何时作也，其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与秦玺不同（原注：《北齐·辛术传》以其文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者，误也，已于秦玺辨之。）。后世以为传国玺易与秦玺相乱，今故以永和名之，谓其以永和至晋，而名始着也。其制度精密，非当时僭伪所能办（原注：《晋阳秋》云：鸟篆隐起，巧丽惊绝，与传国玺不同。《隋志》云：螭兽纽上交五盘螭，鸟篆隐起。）。自洛京失守，南北纷争，假托天命者，皆欲得此玺。变诈百出，无所不至（原注：《晋·载记》，冉闵弑石祗，僭大号，遣其使人常祎聘慕容隽，隽使记室封裕告之曰：「石祗去岁使张举请援，云玺在襄国，其言信否？」祎曰：「平寇之日，在邺者略无所遗，玺何从而向襄国？」《载记》又曰：冉闵既败，慕容隽欲神其事，诈言历运在己，闵妻得玺以献，号曰奉玺君。以永和八年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元曰元玺。又《玉玺谱》云：元帝渡江后，数世无玉玺。北人皆曰司马家儿是白版天子。或谓元帝大兴三年，慕容廆尝送玉玺三纽，不知彼乃宇文氏所得之玺，非中国之玺也。）。晋永和虽得之，而所以得之者非正道也（原注：《载记》又言：冉闵被执，其子智尚幼，蒋干遣詹事刘猗奉表归顺。濮阳太守戴施应之，次于棘津，猗至施止，不听进，责其传国玺。猗归以告干，犹豫不决。施因遣参军何融率壮士百人入邺，登三台助戍，谲之曰：「今且出玺付我，凶寇在外，道路梗涩，亦未敢送。当遣单使驰告天子。天子闻玺已在吾道，当遣重兵相援。」干信之，乃出玺付融，融使赍玺驰还。或谓何融以赏得之，或谓戴施取之以计，乃使何融驰还。或谓冉智以玺付之，非蒋干也。大要是何融、戴施共谋取之，冉智年幼，听命于蒋干，不足深辨。《晋阳秋》云：雍州玺者，晋孝武太元十九年雍州刺史郤恢表慕容永称藩奉玺，方六寸，厚一寸七分，蟠螭为鼻，合高四寸六分，四面龟文，下有八字，其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云是慕容所制，未详厥始，此则误也。八字载于永和八年《晋纪》，不可泯没。慕容永崛起小丑，草创简陋，寻为慕容垂所杀，安得更自制玺？先是慕容隽乃慕容廆之子，父子雄据一方，犹以不得玺为耻，诈封奉玺君，而况于永乎？其言未详厥始，则不根甚矣。）。姑因史氏诸家之说，推本而铺叙之。永嘉五年，王弥陷洛阳，得六玺送刘曜，曜送刘聪，而此玺在其中（原注：洛阳陷时，与秦玺当皆送刘聪，而秦玺不复传授，疑乱兵失之。）。聪死，子粲嗣位，其大司空靳准作乱，自称大将军，执粲杀之。及准为乔泰等所杀，推靳明为盟主，遣卜泰奉玺于曜。曜大悦，谓泰曰：「使朕获此神玺而成帝王者子也」。石勒闻之怒，增兵攻明。及曜败于石勒，其子熙奔上邽。石虎克上邽，遣主簿赵封送玺于勒。向所谓六玺者，止有其一，此外特太子金玺耳（原注：已上并杂出《晋书·载记》。按天子有六玺，曰天子之玺、天子行玺、天子信玺、皇帝之玺、皇帝行玺、皇帝信玺，所用不同。应劭《汉官仪》及诸史皆详言之，与传国玺并行于世。自永嘉以后，每言传国六玺，则是六玺不皆在，与传国玺合为六耳。《前凉录》载，张寔元年兰池赵婴上言，于青涧中得一玉玺，钳纽，光照水外，文曰「皇帝玺」。《后周书》曰：宇文氏因狩得玉玺三，纽有文曰「皇帝玺」，必永嘉以后之所失者也。至唐贞元二年，神策将温嘉顺犹得白玉印文曰「天子之宝」，亦可见矣。赵封送玺于勒，止有一玺，于此可见。）。石勒既死，石虎篡立。虎死，其子世嗣位。石遵、石监、冉闵相继篡立，闵为慕容恪所执，其子智守邺尚幼，因其臣蒋干以玺献于晋（原注：《燕书》曰：元玺六年，蒋干遣太子詹事刘猗赍传国玺诣晋求救，猗负玺行数里，天黄雾四塞，不得进，易取行玺始得去。此事虚诞，全不可信。），永和八年，玺至建业，百寮毕贺（原注：出晋《穆帝纪》。）。自晋传宋，宋元凶劭作乱而败，不见传国玺。问劭，乃云：「在严道育处」。就取得之。孝武即位，拜蔡兴宗为侍中，每言得失，无所顾惮。帝新拜陵，尝使负玺陪乘。宋末，谢朏为侍中，领秘书监。齐高帝将受禅，朏当日在直，百寮陪位，侍中当解玺。朏佯不知曰：「何公事」？传诏云：「解玺授齐王」。朏曰：「齐自应有侍中」。乃引枕卧，传诏惧，乃使称疾，朏曰：「我无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东掖门，乃登车，仍还宅。是日遂以王俭为侍中解玺，既而武帝请诛朏。高帝曰：「杀之则成其名，正应容之度外（原注：并出《宋书》。）」。自齐传梁，至简文帝，为侯景所篡。景败，其玺不知所向。北齐东南道行台辛术于广陵得其八玺，献于文宣，文宣以告太庙，而此玺居其一也（原注：《辛术传》云：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推原所自，以为永和中载僧施所得者，使督护何融送建业，历宋、齐、梁至侯景败，侍中赵思齐以玺授景，南兖州刺史郭元建以送于术，而术以进焉。其玺文与《晋纪》不同，疑术传误也。若以为晋永和自是一玺，而辛术自是一玺，特术传引用之误，亦是一说。但永和玺后来却有传授，而辛术玺所谓「受命于天，即寿永昌」者，齐陈之际，略无所传，知其误也。又文宣纪载所献八玺，而术传只载传国玺，又不知其七者果何玺也。先是齐受东魏禅，固尝遣太尉彭城王元韶等奉皇帝玺绶，而魏宗室元晖业骂之，曰：「尔不及一老妪，背负玺与人，何不打碎之？」事见《魏景穆十二王传》。则知当时之玺不一而足，八玺之中，亦必有所谓六玺者，特宋齐所传，非西晋之旧也。）。北齐河清中着令定制，自六玺之外，止有传国一玺，白玉为之，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者，乃是物也（原注：《隋志》载北齐玺，自传国玺、六玺之外，止有木印，则辛术、元韶所进之玺，已不能全矣。）。北齐、西魏皆并于后周，始与神玺并行于世（原注：西魏大统三年，槐里获神玺，大赦，不言其文也。独《隋志》言，神玺、传国玺皆宝而不用，神玺明受之天，传国玺明受之运，则神玺之文，亦有关乎天命者矣。）。开皇三年，诏以传国玺为受命玺（原注：出《隋文帝纪》。《朝士谈》云：开皇九年平江南，得真传国玺，乃改前所得者名神玺。此又不考本末者也。秦玺失于晋永嘉，而稍见于后魏太平真君之时，永和玺复归于晋，而隋已得之于后周矣，陈安得有真传国玺哉？谓陈有梁敬帝近代受禅之玺，犹之可也。况西魏、北齐已先有神玺之名，非开皇所改明矣。）。隋之亡也，玺没于宇文化及。化及败，为窦建德所得。唐武德四年，克平东夏，建德右仆射裴矩奉八玺以献，而受命玺实在其中（原注：化及之事，虽出于《朝士谈》，而正史不全载，然新旧史于《建德传》皆云裴矩奉传国八玺来降，则炀帝失之于化及，化及失之于建德，其事明矣。）。唐有受命玺，以封禅礼神，即其旧也（原注：《新唐志》载，神玺、受命玺之外，止有天子、皇帝六玺而已，是谓八玺。乃言有传国玺及八玺，岂通传国而为九耶？志言八玺甚备，而传国玺独无所言，是误以受命、传国为二玺矣。当云合传国为八可也。）。太宗贞观十六年，复刻受命玺，其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而受命之名，复自别于传国玺矣。武后长寿二年，尝改玺为宝。中宗神龙元年，又改宝为玺（原注：此三事，皆出《通典》，而本纪不载。特于长寿二年九月乙未，书作七宝而已。）。玄宗天宝十载，改传国宝为承天大宝，而传国之名犹不废也（原注：肃宗乾元元年，上皇天帝御宣正殿，授皇帝传国、受命宝，则知虽改为承天大宝，而旧名不废也。）。五代乱离后，其玺不复存矣（原注：蔡绦《国史后补》云：国初创业艰难，诸宝多阶石为之。元丰中，始诏依古作六玺，有玉而未成也。《会要》云：唐末六玺亡失，国朝铸以金鍮。太宗雍熙三年，诏以天下合同之印为天下合同之宝，御前之印为御前之宝，书诏之印为书诏之宝，铸以金，是玉玺不传于本朝也。）。受命宝者，其初当出于传国二玺，其一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二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皆有受命之文，而未以受命名之也。隋文帝受周禅，遂有东、西二魏之宝，其名不一，而所谓传国玺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者，乃永和玺也，其传最远。开皇三年，始表异而出之，名曰受命玺，而受命之名立矣。隋传之唐，而太宗不以为受命玺也。贞观十六年，乃自作受命玺，以白玉为螭首，其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是隋、唐之际，各有是玺，而其文则异。本朝继五代之后，二玺皆不复存。至道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真宗即位之初，中书门下言：皇帝受命宝，请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宝」为文，诏可，而不言其制度也（原注：《会要》误以膺字为应字，而《长编》不载，旁见于《宏词类编》者，乃作膺字。虽不足据，然累圣皆作「恭膺天命之宝」矣。）。大中祥符元年五月，有司详定封禅仪，请以玉牒、玉册并刻字填金，联以金涂银绳，缄以玉匮，置石䃭中。封匮以金泥和粉乳香为之，印以受命宝，宝方一寸二分，文曰「恭膺天命之宝」，则是真宗朝尝两作之矣（原注：《会要》云：请依旧制，别造玉宝，文同受命宝，则是八字皆同，而《长编》止载「恭膺天命之宝」六字，盖节文也。是时又作「天下同文之宝」，铸以金，以封石䃭。《会要》虽云封匮封䃭之宝，而不言别作，则又略也。）。乾兴元年，仁宗即位，三月十六日礼仪院言：皇帝登位，所有受命之宝，并缘宝法物，请下文思院少府监。从之。天圣元年九月二十二日，诏以宫城火，重制皇帝受命宝，则是仁宗初年亦两作之也。嘉祐八年，英宗即位，六月十三日，翰林学士范镇言：「伏闻大行皇帝受命宝，欲举而葬之，恐非所以称先帝恭俭之意。其受命宝，乞陛下自宝用之，且示有所传付」。诏检讨检寻典故，及命两制礼官详议。翰林学士王圭等奏议曰：「受命宝者，犹昔传国玺也。宜为天子传器，不当改作。谓今宜从省约，以称先帝恭俭之实」。其后别造受命宝，而所议弗用。元丰八年，哲宗即位，门下侍郎章惇言：「奉诏篆皇帝受命宝，请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宝』为文」。从之（原注：以上并出《会要》。）。即是以观，本朝皇帝即位，皆作受命宝，而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宝」为文矣。但前乎真宗，则有太祖、太宗之世，后乎真宗，则神宗居英、哲之间，而受命宝亦不作，岂作辍亦随时耶？将史失之耶？哲宗得秦玺，绍圣五年四月诏作传国玺检，以「天授传国受命之宝」为文，是哲宗有两受命宝，而秦玺其一也。徽宗初年，亦作受命宝，因秦玺之旧，以「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为文，则徽宗之受命宝，不复用「恭膺天命」之旧矣。既作受命宝，又作镇国宝，及天子、皇帝行信六宝。大观元年，八宝皆成，十一月十一日，诏以来年正月二十三日后用之（原注：镇国、受命本是二宝，而《会要》乃载大观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诏受命宝字之上添镇国二字，则当与镇国宝相乱矣。至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又诏八宝之名，一曰镇国神宝，二曰受命之宝，则是受命之宝未尝加镇国字也。《会要》何为并载耶？）。今皆不存矣（原注：朱丞相《秀水閒居录》云：靖康京城失守，八宝悉为金人劫取矣。但八宝既失，而镇国宝独存，其文所谓「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太和，万寿无疆」者，则又朱丞相误也。镇国宝文九字，曰「承天福，延万亿，永无极」，而「范围天地」以下十六字者，谓之定命宝，乃朱丞相维扬所见者也。合定命宝言之，谓之九宝。靖康八宝皆失，而定命宝独在。蔡绦《国史后补》载九宝甚详，与《御制八宝记》及《会要》诸书皆相表里，当以绦说为正。）。予讨论玉玺本末，有所谓《云麓漫抄》者，乃赵（原注：彦卫。）景安之所作，予未之见，疑犹有遗论也。讨论粗定，乃于亲戚间见之，顾其说微有差误，不足取信。且如秦玺之为玉，或云和氏，或云蓝田，要当指一物为证。今云秦得和氏所献玉，命李斯篆书，诏工人孙寿用蓝田玉作，何也？献帝初虽失玺，后复孙坚得之，再入袁术，而徐璆以上于许。今云献帝出奔则失之，何也？曹操虽不受汉禅，而子丕实受之，刻玉玺之侧，曰「魏所受汉传国玺」，虽真伪未可知，未尝指言操所刻也。今云不应操为丞相时，先取其玺，何也？晋元帝渡江，数世无玉玺，北人始有白版天子之讥，其后永和得玺，君臣相庆。今云三国鼎立时，有假版天子之语，何也？秦以前为方寸玺，至始皇侈而大之，乃作受命玺。今云方围四寸，其为伪无疑，何也？如此等类，不可胜举，姑举其概以自志焉。

敬恭有礼，四海皆为弟兄；先后一揆，千里若合符节。此吾儒之论也，释氏亦然。盐官县之西有院曰永昌，濒于海，嘉定壬午岁，海涛冲啮，僧徒日有昏垫之虞。于斯时也，有僧清雅适见之，喟然叹曰：「我有庵名石塔，在嘉兴县之嘉会乡。初，庵之创也，实繇国朝命僧怀问三往西竺取佛骨舍利，还京师，县之律僧法言与之针芥相投，奉迎舍利两颗以归，寻幽选胜，累石为塔，以崇安之。筑庵于塔之东，未就而言师示寂，告于众曰：『吾志未遂，俟六十载再来，当立大伽蓝』。今以时数之则及矣。彼庵安而未能成，此院成而不能安，合而一之，不亦可乎」？众异其说，以材植砖甓辇而致之庵，以永昌额冠于庵门之首。僧道一慨然有志，罄衣盂谒檀施，远近翕然信向，轮奂鼎新，佛殿巍峨，翼以廊庑，栖钟有楼，安经有藏，讲堂、方丈，下及库堂，种种备具，迄于有成。庵旧有田，先经贸易，复为合浦之珠。嗟乎！人不天不因，天不人不成，天下事虽关乎离合之数，然不有人以主之则焉能以有成？永昌院檀越主邬公浚明之的孙，开山静慧大师智圆之法嗣，其生族大，故其规画也宏，其得法□，故其志愿也重。宝庆三年，雨凌风震，堂殿尝一阨矣，未几复还旧观。始于绍定壬辰，终于宝祐癸丑，含辛茹苦几三十年。人知道一心力之劳而不知言师愿力之重，所谓六十年再来，岂其后身耶？予所谓四海弟兄，千里符节，岂非暗合耶？道一有志竟成，曾不旋踵，使其颉颃于功名之境，所就止是哉？方永昌之始迁也，太守寺丞王公怿旧与道一同里闬，悉力维持，而嘉兴宰陆公垕亦与道一素为方外交，克相是役，浮议顿消，山门规矩立矣。道一与予为乡人，因请以记。予尝泛观人事之变，有义所当为而不为者多矣，有所吝者不肯为，又有同室而异席者有所忌而不甘为。是役也，非惟不吝不忌，又从而竭力经营之，不极其成不止，虽中更变故，曾不退屈。一片道心，金石不泯，是宜书以诏来者云。

古者自天子至于大夫士皆有庙，庙之子姓以昭穆为序，祭非正主则不厌、不嘏、不旅、不酢，非同姓同宗同族则不得与于祭。大蒸瞽宗虽有他姓之祀，而不立同气之尸，与庙祀异。自鲧祀于晋，相祀于卫，周公而祀于郑，董安于而祀于赵，大非先王之旧。鲁展禽至谓先王制祀，有法施于民以劳定国、禦灾捍患之目，然五六经之书终于无文。汉高起沛，黄帝有祠，迨其中叶，故侯有祠，又其后也，先墓有祠。至永平以来，则墓祀尤盛。极于诸葛公之卒，人思之不置，巷祭野祀，朝论以礼秩止之。然则士大夫至是尚知礼秩之不可踰也。习隆、尚充因人情之不可遏，请即墓之近，立庙沔阳而断其私祀，亲属故吏乃得与祭。虽然，是犹近墓为庙，非节不祠，非亲故不与也。其后所至郡国为他人之亲立庙，不知始于何年也。非鬼祭之，越望之祠无所无之。姑即夫礼之变而言，则有功有德于其国而祠之，尚人心之不可已也。叙故有诸葛武兴王庙，至兴国、皇祐一再更修，犹存孟蜀武兴之名。元丰三年，赐泸州庙额曰忠灵，而叙未之有改。绍定五年，遂宁冯侯邦佐为守，上距皇祐历玄默执徐之岁凡三，庙既久茀，侯彻而大之，以属记于予。会被命守泸，道出叙，侯要予于新庙落是役之成，媵爵而言曰：「祠记之请，愿毋我忘」。予谢未皇也。既抵攸司，冯侯又以书来曰：「公之行乎蜀江非一役矣，建兴二年渡泸之后，由越巂而入则泸之原也。四郡悉平，归至汉阳，遇降人李鸿。汉阳今之长宁，则泸之委也。或者犹谓非今江阳，不知泸有三重：大渡水也，孙水也，泸水也。其源虽分，其归则一」。予即其言，又为探原索委，而重有感焉。且渡泸，公细事耳，山川流峙，千古一日，而传注淆讹，靡有定届。况公用蜀之心，人得而尽知乎？裴松之引汉地理书，谓泸水出牂柯郡句町县。古今异名，既无以證，乐史直谓「庐峰地瘴，惟五月可渡」。庐峰即今堡山，是殆以郡名泸，指庐峰为泸水，不知是峰乃在不韦县之北，于堡山奚与？公虽尝至江阳，而非所谓渡泸也哉，或谓在徼外沙野城之境，或谓姚州河锁驿之滨，尤为无据。独《华阳国志》与《云南录》，差若可信，而二书亦相抵牾。呜呼！周公瑾之赤壁非黄也，庾元规之南楼非鄂也，况公瑾、元规匪公敢匹，而犹牵引傅会，仞非其实。此地实公所行也，人之疑信乃反不一。窃尝考之史志，参以《水经》，又證之以建兴南讨之由，大抵是水也，始于西南徼外吐蕃之地曲罗，东下三百，又东注为三重泸，又东为西泸水县，又东北会孙水、巂水，又北会大渡水。其支分为朱提水、若水、芋官水、绳水、淹水，咸会于越巂郡之马湖县，由东北至僰道县入江。其地则西距黎、雅，东接五溪，北抵泸、叙，其通称之皆曰泸。昭烈伐吴之役，盖虑五溪诸蛮附吴以挠我也，亟使马良招之。至于秭归之败，诸蛮果叛，益州、牂柯、永昌、建宁四郡，怙险啬祸，渠帅雍闿至于杀正昂、缚刺史张裔以畀吴人，嗾孟获以扇诸蛮，越巂、牂柯胥为畔援。当斯时也，使雍闿不诛则四郡不平，四郡不平则内难未弭，而巴蜀不得安，中原未可图也。是以南征之师势不可已。然尚以昭烈之殁，须暇之三年，然后遣李恢出建宁，马忠出牂柯，而身自出越巂。迹公道所从出，大抵涉大渡，乱孙水，破越巂，斩雍闿，绝马湖，禽孟获，荡平四郡，遍历三泸，遂南极淯池，深入不毛之地，勒铭誓虏，道滇水、汉阳以归。以予所知合冯侯所考，公之渡泸昭昭乎声迹之可寻，而叙之庙公也，洋洋乎精神之如在。藐兹某敢以寡陋不辞为谢？乃为叙其事而系之铭曰：

人以一心，奠位堪舆，或为大人，或小人儒。其大伊何？我居广居，我立正位，我行大途，无诡而获，有范而迂。所谓小人，功不盖愧，伐罪似仁，尊王似义，会盟似信，险诈似知。迹其本心，假名成事。行之以正，犹曰小器，又其小者，私欲求济。皇皇奕奕，祗吓庸稚。拔本而言，穿窬之类。自秦灭学，罔择善利。惟两董公，独识此意。是开叔末，蹈谊秉节。迨诸葛公，皦如天日，开诚广益，引咎布失。是心之度，皋伊旦奭。汉主未顾，隐然人龙；厥既顾之，前无二雄。扶汉植华，薅奸剪戎，以奠人极，以宅帝衷。其在梁益，风绩弥崇，今其仅存，八阵遗踪。在昔风后，佐帝有熊，爰作《握奇》，八阵所宗。八八相乘，阵间容阵，翕辟乾坤，翼张首奋。考之先天，方圆二图，后天卦气，以莫不符。谓比管、乐，谓书申、韩，迹公所为，史牒可刊。或者谓公，呕血酸辛，又云卧龙，盍终其身。义理不竞，成败论人。人生海内，曾不百年，是心昭昭，不与迹陈。我尽吾分，君君臣臣，功成不成，柰何乎天。

我生之辰安在，幸适际于嘉时；帝降之衷有常，惧难全于正性。敬修法醮，虔露微忱。伏念臣蕞尔颛蒙，居然侥倖。岁行在戌，与震位以协和；命宿于辰，有阳明之临照。凡半生之忝窃，皆大造之埏镕。材乏寸长，积玷朝廷之宠；咎盈百谪，乃保山林之安。顾在臣已极叨逾，岂外此敢萌希觊！惟蕲道荫，俯逮愚踪，无疾疠以殃厥躬，无灾害以挠其志。优游问学，俾深究于精微；持养身心，获渐臻于纯一。期无悖圣贤之训戒，庶不孤天地之生成。是为罔极之恩，敢控由衷之祷。

自班固至常璩，皆以合州为巴地。历千有馀载，为地理学者举无异辞。至庆历以后，妄人托名为唐末州录事参军李文昌撰《图经》，以合为故濮地。其书之谬，至以台州临海郡为合州，固无所用辩；而谓今州有濮岩、濮溪双墓，为巴濮王墓，傅会以成其说。或云《益部耆旧传》谓楚襄王封庶子濮江之南，号铜梁侯。按，秦取巴蜀后十九年而襄王始立，是时合州之地入秦久矣，襄王安得以封其子？濮之名始见于书，《尔雅》记四方极远之国曰「南至于濮铅」；《周书·王会》云「卜人丹砂」，注云：「卜即濮也」。西南之蛮，丹砂所出，其地则两汉之牂柯、越巂、益州，后汉之永昌，蜀汉之建宁、云南、兴古等郡，皆其故地。故越巂之青蛤，益州之秦臧，皆有濮水。永昌有闽濮、鸠僚、僄越、裸濮，而兴古有尾濮、木绵、文面、折腰诸濮。春秋时，东北与楚边，西北与巴边。《郑语》谓叔熊逃难于濮，在周宣王六年。后百一十九年，楚武王开濮地而有之。《巴志》谓其属有濮、賨、苴、共之蛮，盖巴、楚皆外连百濮，故或开其地，或役属其人。周詹伯谓「巴、濮、楚、邓为吾南土」，而史传相承，并称巴濮者此也。蔿贾曰：「百濮离居，各走其邑」。盖濮之类甚多，其地至广，不相君长，故谓百濮，岂今一州之地所能容？诚使今州为濮地，则是濮乃在巴之里，楚必先并巴而后有濮。而巴之为国，终春秋之世，屡与楚交兵，战国以后，又见于《战国策》、《史记》，巴灭无几何而楚亦亡矣。则是终楚之世，不能以得志于巴，又安能越巴以有濮乎？《史记》秦孝公元年书「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而苏代亦曰「楚得枳而国亡」，则是楚之季世，仅能得巴之东境也，而巴固自若。地理之学虽古今名号不同，而疆域东西居然可辨，安可诬也？李文昌所谓「濮岩」，古本谓之「北岩」，而「濮溪」，则今谓之「博溪」，其详各见本篇。

维宝庆元年岁次乙酉，正月壬戌朔，二十八日己亥，孝子嗣皇帝臣昀谨稽首再拜言曰：臣闻德必有功，功，德之干也；功必由德，德，功之本也。然古者祖有功，宗有德，概而言之，匪曰区别。铭德纪功，敬宗尊祖，其义一也。徽名显号，镂玉绳金，帝王以降，寖加详矣。思我昭考，讵容阙遗！恭惟大行皇帝生有神光，梦符抱日，天之所畀，秉德粹冲，充养滋深，始终克一。爰自潜蟠，逮于御极，雅言懿行，善政良规，皆德之发也；表正影随，根茂实遂，休功伟绩，得于自然，皆德之应也。屡书悉数，莫可胜纪，敢因节惠，采摭形容，庶几万一焉。凝神靖穆，靡事玩好，岁寒清心，揭以名室，至纯也。《中庸》、《大学》，克明要旨，秦皇、梁武，是谓渺茫，至正也。金华说书，演为朝夕，黼扆听朝，不怠昕旦。衣必服浣濯，饮不过三行，勤于邦、俭于家矣。容止进退，可观可度，在朝在宫，雍雍肃肃，动容周旋中礼矣。畏天则遇灾而惧，减膳彻乐，露立请祷；宁亲则克谐以孝，问安侍疾，躬进药饵，事天如事亲矣。以和颜接臣邻，以大度纳谏诤，忧民之忧，闻必憯怛；乐民之乐，不自满假，体群臣而爱百姓矣。及夫形而为言，于学问则曰人主一心，攻之者众，于讲读则曰引古證今，庶非文具。语珠玉之宝，而明德业之为宝；语君为舟、民为水，而明覆舟之可畏。因举子有君，则谓父母之心由之以生；因收平海寇，则谓招徕得用又可全生。推是以往，言皆德言。于是见诸行事，则政必由中书，官不私嬖近。祖宗成宪，遵承惟谨，便民奏牍，命以考行。立贤无方而朋比亡，恶恶必去而奸邪沮。捐帑储，振乏绝，发仓廪，救饥馑。丁口之赋全以弛之，折科之色重则损之。兴崇学校，广及宗庠；褒谥先贤，录及后裔。拔民豪以为将，轸死士而恤孤。罪疑惟轻，可悯即贷。平反者有赏，失入者有罚。十诏取士，八策于庭，惟实用是求；七飨合宫，三登圆陛，惟时宜时举。设施注措，莫非德政。稽验成功，则天地顺应而阴阳和，风雨时，年谷阜成，群物畅茂。帝歆亲祀，夜气澄肃；封人岁祝，晨光赫曦。眷佑之来，可幸而得耶！人心丕应，而户口蕃息，囹圄空虚，遗黎襁负以向化，豪杰率众以来王。山河境土，寖复版图；符宝珍瑞，复还御府。多助之至，可彊而致耶！故虽残虏陆梁，终自取败；寇攘间作，毙不旋踵。权奸自孽而莫逭，叛将弗征而就诛。在位三十有一祀，事变屡萌而汔康，感应之机，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大功数十，是不曰盛德之所召乎！乃若震奎宝画，笔由心正；弓矢侯鹄，中由体直。以之而书《无逸》、书《说命》，则书可以观德矣；以之而尚武勇、去弋猎，则射可以观德矣。游于艺者犹若是，岂功而非德欤！夫有大德者，必得其寿，谓宜无疆惟休，眉寿万岁，夫何遽厌黄屋！灵驾莫追，殂落之旦，风雨晦冥，天人俱惨。臣方荒，顿足摧心，乃承凭几之命，俾绍丕图之休。追惟凉菲，凛弗克胜，茕茕在疚。因山告期，四辅群工，若稽古训，敬䌷称谓，得请于郊，人谋天同，诞昭懿铄。谨奉玉册、玉宝，上尊谥曰「仁文哲武恭孝皇帝」，庙号「宁宗」。恭惟睿灵如在，允膺茂典，列于宗庙，妥安閟恤，于万斯年，永昌厥后。呜呼哀哉！谨言。

预启笃生之颂，妙果既圆；仰依大觉之慈，永年无极。嵩呼有请，沙数为期。伏愿皇帝陛下燃不尽灯，为见在佛。保山河而长久，常转法轮；若龙天之护持，莫穷象教。

衡山于姑孰为名山，在郡城之东六十里。山之麓古僧房曰澄心院，即故隐居院也。院即陶贞白先生书堂旧址，隐居所以宾其实也。摩挲藓刻，谓先生乐之，墓于此山之下，翳然林莽间，鬣封累累，相传为陶氏墓，疑即其处。院平湖横具其前，镜如也；群峰环其后，屏如也。突兀老苍，千夫拱立，谽谺蹲伏，百鬼献奇，雨态烟颜，月痕风调，有古意，有壮气，有妍靓娟好貌，有六律、五声、八音错奏乐，有万幅□□□水墨图。盖□奇揽胜，据其会而专其有者也。院之东曰十保山者，民业也。其主名为八，家者十，而氏夏氏、赵氏，陶居多焉。主□席普春立坚忍心，持因果说，日丐请于其门，善机感触，响答翕如，共呼苍头，拭瓦研，磨松煤，大书为券名氏□涂尽纸尾，杖者举以归普春。普春合爪称谢再三，还以示其徒，□□惭愧不能休，亟持上□乞志章以□己，乃谒贤寓褚公坦之，图为世世万佛灯计。公乐善好义，为请于邑大夫夏公武畀公文为□，又谓不可无以纪事，始传不朽，介公书来谒记。辞不可，因语之曰：「汝祖师忍穷刻苦几槁死，俱把茅盖头，屋百楹乎？茅芦穴膝，坐重茵乎？深崖层巘，卓锡立道场，为修行，为说法耳。樵苏之不给，荛牧之不禁，暇忧乎哉！汝今得此山一木一石，□然清静，一啄一蹄，快哉极乐！汝能向丹□悟病死苦，粒砂入口，烦恼顿息；汝能向五井□无垢净，滴水下咽，热沸尽洗；汝能向月池举扬空明圆觉，不二法门，心心相印，无诸障碍，大千沙界，尽起善念，作善事，成无万数佛子矣。不然，涧愧林惭，佛诃祖骂，奈之何」！普春唯唯而退。虽然，此瞿昙氏说也。余复于是深有感焉。贞白之在梁，藉使朝不食，夕不食，至不能出门户，有能怜而食之者乎？无也？今其读书荒址，为浮屠居，则有协众心，捐一山供其香积炊者，异哉！今之不古若也。贤人才士与凡学孔氏者窭于我邻，瘠于我里，饥饿于我土地，寸缕圭漆，靳不能割，用黄面老子法款其门，则向赴惟恐落人后，有能移是心，慕吾所谓道，吾徒当无拾橡实，垂鹑结僵卧雪屋下者。虽然，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世之贤人才士与凡学孔氏者必毋以此乞怜要官巨室，则其心泰然，其气浩然，其体舒舒然，何往而非自得之境，奚有于普春之立心、之持说者哉！噫！一法通，万法同，普春其毋骇余言。宝祐丙辰八月初吉谨记，太学内舍正奏名杜子源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