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诸侯亦各有国史，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孟子曰：「楚谓之梼杌，晋谓之乘，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韩子所见，盖周之旧典礼经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诫。其馀皆即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故传曰：「其善志」。又曰：「非圣人孰能修之」。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其例之所重。旧史遗文，略不尽举，非圣人所修之要故也。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其文缓，其旨远，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优而柔之，使自求之；餍而饫之，使自趋之。若江海之浸，膏泽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后为得也。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脩之，以成一经之通体。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皆据旧例而发义，指行事以正褒贬。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然亦有史所不书，即以为义者，此盖春秋新意，故传不言凡，曲而畅之也。其经无义例，因行事而言，则传直言其归趣而已，非例也。故发传之体有三，而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显，文见于此而义起在彼，称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缘陵之类是也。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制，推以知例，参会不地、与谋曰及之类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从义训，以示大顺，诸所讳避，璧假许田之类是也。四曰尽而不污，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车、齐侯献捷之类是也。五曰惩恶而劝善，求名而亡，欲盖而章，书齐豹盗、三叛人名之类是也。推此五体以寻经、传，触类而长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伦之纪备矣。或曰：春秋以错文见义，若如所论，则经当有事同文异而无其义也。先儒所传，皆不其然。荅曰：春秋虽以一字为褒贬，然皆须数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错综为六十四也，固当依传以为断。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遗文可见者十数家，大体转相祖述，进不成为错综经文以尽其变，退不守丘明之传；于丘明之传，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说，而更肤引公羊谷梁，适足自乱。预今所以为异，专脩丘明之传以释经，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总归诸凡。推变例以正褒贬，简二传而去异端，盖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错，则备论而阙之，以俟后贤。然刘子骏创通大义，贾景伯父子、许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颖子严者，虽浅近亦复名家。故特举刘贾许颖之违，以见同异，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又别集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相与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显其异同，从而释之，名曰释例，将令学者观其所聚异同之说，释例详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传及谷梁无明文，说者以为仲尼自卫反鲁，修春秋，立素王，丘明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鲁，危行言逊，以避当时之害，故微其文，隐其义。公羊经止获麟，而左氏经终孔丘卒，敢问所安？荅曰：异乎余所闻。仲尼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此制作之本意也。叹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盖伤时王之政也。麟凤五灵，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时，虚其应而失其归，此圣人所以为感也。绝笔于获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为终也。曰：然春秋何始于鲁隐公？荅曰：周平王，东周之始王也；隐公，让国之贤君也。考乎其时则相接，言乎其位则列国，本乎其始则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绍开中兴，隐公能弘宣祖业，光启王室，则西周之美可寻，文武之迹不坠。是故因其历数，附其行事，采周之旧，以会成王义，垂法将来。所书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历，即周正也；所称之公，即鲁隐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鲁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此其义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彰往考来，情见乎辞，言高则旨远，辞约则义微，此理之常，非隐之也。圣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后，方复隐讳以避患，非所闻也。子路使门人为臣，孔子以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论也。先儒以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经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诬。据公羊经止获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数，故余以为感麟而作，作起获麟，则文止于所起，为得其实，至于反袂拭面，称「吾道穷」，亦无取焉。

案，苏赞布行于草野，著德于闾阎，放心直意，若得珥笔丹墀，推访格言，必有谔谔匪躬之节（《初学记》二十。案：《初学记》此下有陆云荐张瞻文，张溥误采入《杜预集》中，今削不收。）。

长史刘绘修治洛阳以东运渠，通赤马舟（《书钞》一百三十七）。所领郡曲，皆居南乡界；所近钳卢大陂，下有良田（《文选·南都赋》注）。

祜虽开府而不备僚属，引谦之至，宜见显明。及扶疾辟士，未到而没，家无胤嗣，官无命士，此方之望，隐忧载怀。夫笃终追远，人德归厚，汉祖不惜四千户之封，以慰赵子弟心，请议之（《晋书·羊祜传》）。

自闰月以来，贼但敕严，下无兵士。以理势推之，贼之穷计，力不两完，必先认上流，勤保夏口以东，以延视息，无缘多兵西上，空其国都。而陛下过听，便用委弃大计，纵敌患生。此诚国之远图，使举而有败，勿举可也。事为之制，务从完牢。若或有成，则开太平之基，不成，不过费损日月之间，何惜而不一试之！若当须后年，天时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难也。陛下宿议，分命臣等随界分进，其所禁持，东西同符，万安之举，未有倾败之虑。臣心实了，不敢以暧昧之见自取后累，惟陛下察之（《晋书·杜预传》）。

羊祜与朝臣多不同，不先博画而密与陛下共施此计，故益令多异。凡事当以利害相较，今此举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于无功耳。其言破败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计不出己，功不在身，各耻其前言，故守之也。自顷朝廷事无大小，异意锋起，虽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虑后难，故轻相同异也。昔汉宣帝议赵充国所上事效之后，诘责诸议者，皆叩头而谢，以塞异端也。自秋已来，讨贼之形颇露。若今中止，孙皓怖而生计，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诸城，远其居人，城不可攻，野无所掠，积大船于夏口则明年之计或无所及（《晋书·杜预传》）。

被敕，以臣造新律事，律吏杜景、李复等造律，皆未清本末之意者也。法者，盖是绳墨之断例，非穷理尽性之书也。故文约而例直，听省而禁简，例直易见，禁简难犯。易见则人知所避，难是几于刑厝，刑之本在于简直，故必审名分；审名分者必忍小理。古之刑书，铭之钟鼎，铸之金石，斯所以远塞异端，绝异理也。法出一门，然后人知恒禁。吏无淫巧，政明于上，民安于下。今所注皆网罗法意，格之以名分，使用之者执名例以审趣舍，伸绳墨之直，去析薪之理也（《书钞》四十五、《艺文类聚》五十四引杜预奏事，又见《晋书·杜预传》）。

臣闻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虚己委诚，而信顺之道应，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其后淳朴渐散，彰美显恶，设官分职，以颁爵禄，弘宣六典，以详考察。然犹倚明哲之辅，建忠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独美，功不得后名而独隐，皆畴咨博询，敷纳以言。及至末世，不能纪远而求于密微，疑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简书。简书愈繁，官方愈伪，法令滋章，巧饰弥多。昔汉之刺史，亦岁终奏事，不制笇课，而清浊粗举。魏氏考课，即京房之遗意，其文可谓至密。然由于累细以违其体，故历代不能通也。岂若申唐尧之旧典，去密就简，则简而易从也。

夫宣尽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则以伤理。今科举优劣，莫若委任达官，各考所统。在官一年以后，每岁言优者一人为上第，劣者一人为下第，因计偕以名闻。如此六载，主者总集采安，其六岁处优举者超用之，六岁处劣举者奏免之，其优多劣少者叙用之，劣多优少者左迁之。今考课之品，所对不钧，诚有难易。若以难取优，以易而否，主者固当准量轻重，微如降杀，不足复曲以法尽也。

《己丑诏书》以考课难成，听通荐例。荐例之理，即亦取于风声。六年顿荐，黜陟无渐，又非古者三考之意也。今每岁一考，则积优以成陟，累劣以取黜。以士君子之心相处，未有官故六年六黜清能，六进否劣者也。监司将亦随而弹之。若令上下公相容过，此为清议大颓，亦无取于黜陟也（《晋书·杜预传》，《通典》十五）。

臣尝闻边人说，虏专以骑为寇，穿堑不如作马齐臽。马齐臽法，坑方三尺，错平穿之，虏骑非下马平治，则终不得入。又其外蹊要路，亦可随作坞，施枪齐臽中讫，薄覆其上。如此则虏当筑地而行，不敢辄往来也（《御览》三百三十七）。

窃惟藉田令，本以藉田千亩。十顷之田，计其案行，周旋不过数里。凡宗庙粢盛，御用膳羞，及群神之调于是取，所藉户口足以当一县一邑，所供至重，事贵临履也。

臣前在南，闻魏兴西北山有野牛野羊，牛之大者二千斤，羊之大者千数百斤，试令求之，各得一枚，并头角蹄，案其形，不与中土牛羊相似，然是野兽中所希有（《艺文类聚》九十四、《御览》八百九十九、又九百二并引杜预奏事）。药杵臼、澡槃、熨斗、釜瓮铫槃、钨錥，皆亦民间之急用物也（《御览》七百五十七）。

侍中尚书令司空鲁公臣贾充、侍中尚书仆射奉车都尉大梁侯臣卢钦、尚书新沓伯臣山涛、尚书奉车都尉平春侯臣胡威、尚书剧阳子臣魏舒、司尚书堂阳子臣石鉴、尚书丰乐亭侯臣杜预稽首言：礼官参议博士张靖等议，以为「孝文权制三十六日之服，以日易月，道有污隆，礼不得全，皇太子亦宜割情除服」。博士陈逵等议，以为「三年之丧，人子所以自尽，故圣人制礼，自上达下。是以今制，将吏诸遭父母丧，皆假宁二十五月。敦崇孝道，所以风化天下。皇太子至孝著于内，而衰服于外，非礼所为称情者也。宜其不除」。

臣钦、臣舒、臣预谨案靖、逵等议，各见所学之一端，未晓帝者居丧古今之通礼也。自上及下，尊卑贵贱，物有其宜。故礼有以多为贵者，有以少为贵者，有以高为贵者，有以下为贵者，唯其称也。不然，则本末不经，行之不远。天子之与群臣，虽不之情若一，而所居之宜实异，故礼不得同。《易》曰：「上古之世丧期无数」。《虞书》称「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其后无文。至周公曰，乃称「殷之高宗闇三年不言」。其传曰：「谅，信也；闇，默也」。下逮五百余岁，而子张疑之，以问仲尼。仲尼答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群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周景王有后、世子之丧，既葬除丧而乐。晋叔向讥之曰：「三年之丧，虽贵遂服，礼也。王虽弗遂，宴乐已早，亦非礼也」。此皆天子丧事见于古文者也。称高宗不云服丧三年，而云谅闇三年，此释服心丧之文也。讥景王不讥其除丧，而讥其宴乐已早，明既葬应除，而违谅闇之节也。尧崩，舜谅闇三年，故称遏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丧，齐斩之制，菲杖绖带，当遂其服。既葬而除，谅闇以终之，三年无改父之道，故百官总己听于冢宰。丧服已除，故称不言之美，明不复寝苫枕土，以荒大政也。《礼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又云：「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又云：「无衰丧车皆无等。此通谓天子居丧，衣服之节同于凡人，心丧之礼终于三年，亦无服丧三年之文。然继体之君，犯多荒宁。自从废谅闇之制，至令高宗擅名于往代，子张致疑于当时，此乃贤圣所以为讥，非讥天子不以服终丧也。

秦燔书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汉祖草创，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终重服，旦夕哀临，经罹寒暑，禁塞嫁聚饮酒食肉，制不称情。是以孝文遣诏，敛毕便葬，葬毕制红示覃之除。虽不合高宗谅闇之遣，近于古典，故传之后嗣。于时预修陵庙，故敛葬得在浃辰之内，因以定制。近至明帝，存无陵寝，五旬乃葬，安在三十六日。此当时经学疏略，不师前圣之病也。魏氏革命，以既葬为节，合于古典，然不垂心谅闇，同讥前代。自泰始开元，陛下追尊谅闇之礼，慎终居笃，允臻古制，超绝于殷宗，天下歌德，诚非靖等所能原本也。

天子诸侯之礼，当以具矣。诸侯恶其害己而削其籍，今其存者唯《士丧》一篇，戴圣之记杂错其间，亦难以取正。天子之位至尊，万机之政至大，群臣之众至广，不同之于凡人。故大行既葬，祔祭于庙，则因疏而除之。己不除则群臣莫敢除，故屈己以除之。而谅闇以终制，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屈己以从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丧，我王犹若此之笃也。凡等臣子，亦焉得不自勉以崇礼！此乃圣制移风易俗之本，高宗所以致雍熙，岂惟衰裳而已哉！

若如难者，更以权制自居，疑于屈伸厌降，欲以职事为断，则父在为母期，父卒三年，此以至亲屈于至尊之义也。出母之丧，以至亲为属，而长子不得有制，体尊之义，升降皆从，不敢独也。《礼》：诸子之职，掌国子之倅。国有事则帅国子而致之太子，惟所用之。《传》曰：「君行则守，有守则从，从曰抚军，守曰监国」。不无事矣。《丧服》，母为长子，妻为夫，妾为主，皆三年。内宫之主，可谓无事？揆度汉制，孝文之丧，红示覃既毕，孝景即吉于末央，薄后、窦后必不得齐斩于别宫，此可知也。况皇太子配贰之至尊，与国为体，固宜远遵古礼，近同时制，屈除以宽诸下，协一代之成典。君子之于礼，有直而行，曲而报；有经而等，有顺而去之，存诸内而已。礼云非玉帛之谓，丧云唯衰麻之谓乎？此既臣等所谓经制大义，且即实近言，亦有不安。今皇太子至孝蒸蒸，发于自然，号咷之慕，匍匐殡宫，大行既奠，往而不反，必想像平故，徬徨寝殿。若不变从谅闇，则东宫臣仆，义不释服。此为永福官属，当独衰麻从事，出入殿省，亦难以继。今将吏虽蒙同二十五月之事宁，至于大臣，亦夺其制。昔翟方进自以身为汉相，居丧三十六日，不敢逾国典，而况于皇太子？臣等以为皇太子宜如前奏，除服谅闇终制（《晋书·礼志中》，又略见《通典》八十，又八十二）。

谅闇之制，乃自上古，是以高宗无服丧之文，而唯文称不言，汉文限三十六日，魏氏以降，既虞为节，皇太子与国为体，理宜释服，卒哭便除（《晋书·挚虞传》，又见《宋书·礼志二》，有小异。案：此隐栝预奏，而文不同，故并录之。）。

臣辄思惟，今者水灾东南特剧，非但五稼不收，居业并损，下田所在停污，高地皆多硗塉，此即百姓困穷方在来年。虽诏书切告长二千石为之设计，而不廓开大制，定其趣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盖薄。当今秋夏蔬食之时，而百姓已有不赡，前至冬春，野无青草，则必指仰官谷，以为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豫为思虑者也。

臣愚谓既以水为困，当恃鱼菜螺蚌，而洪波泛滥，贫弱者终不能得。今者宜大坏兖、豫州东界诸陂，随其所归而宣导之。令饥者尽得水产之饶，百姓不出境界之内，旦暮野食，此目下日给之益也。水去之后，填淤之田，亩收数钟至春大种五谷，五谷必丰，此又明年之益也。

臣前启，典牧种牛不供耕驾，至于老不穿鼻者，无益于用，而徒有吏士谷草之费，岁送任驾者甚少，尚复不调习，宜大出卖，以易谷及为赏直。诏曰：「孳育之物，不宜减散，事遂停寝。问主者，今典虞右典牧种产牛，大小相通，有四万五千余头。苟不益世用，头数虽多，其费日广。古者匹马丘牛，居则以耕，出则以战，非如猪羊类也。今徒养宜用之牛，终为无用之费，甚失事宜。东南以水田为业，人无牛犊。今既坏陂，可分种牛三万五千头，以付二州将吏士庶，使及春耕。谷登之后，头责二百斛。是为化无用之费，得运水次成谷七百万斛，此又数年后之益也。加以百姓降丘宅土，将来公私之饶乃不可计。其所留好种万头，可即令右典牧都尉官属养之。人多畜少，可并佃牧也，明其考课。此又三魏近甸，岁当复入数十万斛谷，牛又皆当调习，动可驾用，皆今日之可全者也（《晋书·食货志》，《通典》二）」。

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为便，非不尔也，然此事施于新田草莱，与百姓居相绝离者耳。往南东南草创人稀，故得火田之利。自顷户口日增，而陂堨岁决，良田变生蒲苇，人居沮泽之际，水陆失宜，放牧绝种，树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则土薄水浅，潦不下润。故每有雨水，辄复横流，延及陆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陆种。臣计汉之户口日，以验今之陂处，皆陆业也。其或有旧陂旧堨，则坚完修固，非今所谓当为人患者也。臣前见尚书胡威启宜坏陂，其言恳至。臣中者又见宋侯相应遵上便宜，求坏泗陂，徙运道。时下都督度支共和当，各据所见，不从遵言，臣案遵上事，运道东诣寿春，有旧渠，可不由泗陂。泗陂在遵地界坏地凡万三千余顷，伤败成业。遵县应领佃二千六百口，可谓至少，而犹患地狭，不足尽力，此皆水之为害也。当所共恤，而都督度支方复执导，非所见之难，直以不同害理也。人心所见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异。军家之与郡县，士大夫之与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者也。此理之所以未尽，而事之所以多患也。

臣又案，豫州界二度支所领佃者，州郡大军杂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余顷耳，计三年之储，不过二万余顷。以常理言之，无为多积无用之水，况于今者水潦瓮溢，大为灾害。臣以为与其失当，宁泻之不滀。宜发明诏，敕刺史二千石，其汉氏旧堨及山谷私家小陂，皆当修缮以积水。其诸魏氏以来所造立，及诸因雨决溢蒲苇马肠陂之类，皆决沥之。长吏二千石躬亲劝功，诸食力之人并一时附功令，比及水冻，得粗枯涸，其所修功实之人皆以畀之。其旧陂堨勾渠当有所补塞者，皆寻求微迹，一如汉时故事，豫为部分列上，须冬闲东南休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之。夫川渎有常流，地形有定体，汉氏居人众多，犹以为患，今因其所患而宣写之，迹古事以明近，大理显然，可坐论而得。臣不胜愚意，尝窃谓最是今日之实益也（《晋书·食货志》，《通典》二）。

古者天子诸侯三年之丧始服齐斩，既葬除丧服，谅闇以居，心丧终制，不与士庶同礼。汉氏承秦，天下为太子终服三年。汉文帝见其下不可久行，而不知古制，更以意制祥示覃，除丧即吉。魏氏直以讫葬为节，嗣君皆不复谅闇终制。学者非之久矣，然竟不推究经传考其行事，专为王者三年之丧，当以衰麻终二十五月。嗣君苟若此，则天子群臣皆不得除丧。虽志在居笃，更逼而不行。至今世主皆从汉文轻典，由处制者非制也。今皇太子与尊同体，宜复古典，卒哭除衰麻，以谅闇终制。于义既不应不除，又无取于汉文，乃所以笃丧礼也（《晋书·礼志中》，《通典》八十，又八十二。泰始十年，武元扬皇后崩，及将迁于峻阳陵，依旧制，既葬，帝及群臣除丧即吉。先是尚书祠部奏，从博士张靖议，皇太子亦从制俱释服。博士陈逵议，以为今制所依，盖汉帝权制，兴于有事，非礼之正，皇太子无有国事，自宜终服，有诏更详议，尚书杜预以为云云。）。

传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此谓天子绝期，唯有三年丧也。非谓居丧衰服三年，与士庶同也。故后、世子之丧，而叔向称有三年之丧二也。周公不言高宗服丧三年，而去谅闇三年，此释服心丧之文也。叔向不高景王除丧，而讥其燕乐已早，明既葬应除，而违谅闇之节也。《春秋》，晋侯享诸侯，子产相郑伯，时简公未葬，请免丧以听命，群子谓之得礼。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传》曰「吊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谅闇之证，先儒旧说，往往亦见，学者未之思耳。《丧服》，诸侯为天子亦斩衰，岂可谓终服三年邪！上考七代，未知王者群臣上下衰麻三年者诸；下推将军，恐百世之王其理一也。非必不能，乃事势不得，故知圣人不虚设不行之制。仲尼曰：「礼所损益虽百世可知。此之谓也（《晋书·礼志中》。于是尚书仆射卢钦、尚书魏舒问预证据所依，预云云。于是钦、舒遂命预造议奏。）。

《易》曰：上古之代，丧期无数。自殷高宗谅闇三年，不称服丧三年，而称谅闇三年，此释服心丧之谓。《大戴》篇曰：「昔武王崩，成王十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摄政。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见诸侯，命祝雍作颂」。是三年之内时明矣，故今示勺烝尝于是行焉。昔仲尼之制《春秋》也，因鲁史以明王法，丧中之祥祫，讥贬之文著焉（《通典》四十九）。

足下既摧其西藩，便当径取秣陵，讨累世之逋寇，释吴人于涂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溯河而上，振旅还都，亦旷世一事也（《晋书·王浚传》）。

知汝颇欲念学，令同还车到，副书，可案录受之。当别置一宅中，勿复以借人（梅鼎祚《文纪》引《玉府新书》，张采《晋文》亦有之。未知《玉府新书》是何代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