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昔于吴市得见青明镜，即异之。及晞日映水，光采流曜，有殊众鉴，乃始知旷世金精，实不赀之异物也（《北堂书钞》一百三十六）。

诸违令私作铠一领，角弩力七石以上一张，戟十枚以上，皆弃市（《御览》三百五十三）。

且欲先婚配境内，然后督其农桑（《御览》八百二十二）。

省《更生论》，括囊变化，穷寻聚散，思理既佳，又指味辞致亦快，是好论也。然吾意犹有同异。以今万物化为异形者，不可胜数，应理不失，但隐显有所载。然今万化犹应多少，有还得形者无，缘尽当须冥远，耳目不复开逐，然后乃复其本也。吾谓形既粉散，知亦如之，纷错混淆，化为异物，他物各失其旧，非复昔日，此有情者所以悲叹。若然，则足下未可孤以自慰也（《弘明集》五）。

孔子曰：「太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郑玄以为托采药而行，一让也；不奔丧，二让也；断发文身，三让也。三者之美，皆隐蔽而不著。王肃曰：「其让隐，故民无得而称焉」。盛谓玄既失之，而肃亦未为畅也。玄之所云，三迹显然，天下所共见也。何得云隐而未著乎？三迹苟著，则高让可知，亦复不得云其让隐也。盖泰伯之出，让迹已露，不奔丧故一事耳。断发之言，与《左传》明文相背，又不经也。然则称三让者，其在古公至文王乎？周之王业，显于亶父，受命于昌，泰伯率览，弃周太子之位，一让也。假托逊遁，受不赴丧之讥，潜推大美，二让也。无胤嗣而不养仲雍之子以为己后，是其深思远防，令周嫡在昌，天人叶从，四海悠悠，无复纤芥疑惑，三让也。凡此三者，帝王之业。故孔子曰「三以天下让」，言非其常让若臧札之伦者也（《艺文类聚》二十一，《御览》四百二十四）。

顷获闲居，复伸所咏。仰先哲之玄微，考大贤之灵术。详观风流，究览行止，高下之辨，殆可仿佛。夫大圣乘时，故迹浪于所困；大贤次微，故与大圣而舒卷。所因不同，故有揖让与干戈，迹乖次，微道亚，故行藏之轨莫异。亦有龙虎之从风云，形声之会影响，理固自然，非召之也。是故箕文同兆，元吉于虎兕之吻；颜、孔俱否，逍遥于匡陈之间。唐尧则天，稷契翼其化；汤武革命，伊吕赞其功。由斯以言，用舍影响之论，惟我与尔之谈，岂不信哉！何者？大贤庶几，观象知器，预袭吉凶，是以运形斯同，御治因应，对接群方，终保元吉，穷通滞碍，其揆一也。但钦圣乐易，有待而享，钦冥而不能冥，悦寂而不能寂，以此为优劣耳。至于中贤、第三之人，去贤有间，故冥体之道未尽自然，运用自不得玄同。然希古存胜，高想顿足，仰慕淳风，专咏至虚；故有栖峙林壑，若巢许之伦者；言行抗辔，如老鼓之徒者，亦非故然，理自然也。

夫形躁好静，质柔爱刚，读所常习，愒所希闻，世俗之常也。是以见偏抗之辞，不复寻因应之适，睹矫诳之论，不复悟过直之失耳。按老子之作，与圣教同者，是代大匠斫骈拇咬指之喻；其诡乎圣教者，是远救世之宜，违明道若昧之义也。六经何尝阙虚静之训、谦冲之诲哉？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寻斯旨也，则老彭之道，以笼罩乎圣教之内矣，且指说二事而已，非实言也。何以明之？圣人渊寂，何不好哉？又三皇五帝已下，靡不制作。是故《易》象经坟，烂然炳著，栋宇衣裳，与时而兴，安在述而不作乎？故《易》曰：「圣人作而万物睹」，斯言之证，盖指说老彭之德，有以仿佛类已形迹之处所耳，亦犹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岂若于吾言所不说相体之至也？且颜、孔不以导养为事，而老鼓养之；孔、颜同乎斯人，而老彭异之。凡斯数者，非不亚圣之迹，而又其书往往矛盾，粗列如左：大雅缙绅，幸祛其弊。盛又不达老聘轻举之旨，为欲著训戎狄，宣导殊俗乎！

若欲明宣导殊类，则左衽非玄化之所，孤游非嘉遁之举，诸夏陵迟，敷训所先，圣人之教，自近及远，未有辀张避险，如此之游也。若惧祸避地，则圣门可隐，商朝鲁邦，有无如者矣。苟得其道，则游刃有余，触地元吉，何违天心于戎貊？如不能然者，得无庶于朝隐而神仙之徒乎？昔裴逸民作《崇有》《贵无》二论，时谈者或以为不达虚胜之道者，或以为矫时流遁者，余以为「尚无」既失之矣，「崇有」亦未为得也。道之为物，唯恍与惚，因应无方，唯变所适。值澄渟之时，则司契垂拱；遇万动之化，则形体勃兴。是以洞鉴虽同，有无之教异陈，圣致虽一，而称谓之名殊，自唐虞不希结绳，汤武不拟揖让，夫岂异哉？时运故也。而伯阳以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逸民欲执今之有，以绝古之风：吾故以为彼二子者，不达圆化之道，各矜其一方者耳（《广弘明集》五）。

夫杖道挟义，体存信顺，然后能匡主济功，终定大业。语曰弈者举棋不定犹不胜其偶，况量君之才否而二三其节，何以推服强邻囊括四海者乎？备之命亮，乱孰甚焉！世或有偶备欲以固委付之人，且以一蜀人之志。君子曰不然；苟所寄忠贤，则不须若斯之诲，如非其人，不宜启篡逆之途。是以古之顾命，必贻话言；诡伪之辞，非托孤之谓。幸值刘禅暗弱，无猜险之性；诸葛威略，足以检卫异端，故使异同之心无由自起耳。不然，殆生疑隙不逞之衅。谓之为权，不亦惑哉（《蜀志·诸葛亮传》注）！

夫威福自下，亡家害国之道，刑纵于宠，毁政乱理之源；安可以功臣而极其陵肆、嬖幸而藉其国柄者哉？故颠颉虽勤，不免违命之刑；扬干虽亲，犹加乱行之戮，夫岂不爱，王宪故也。诸葛氏之言，于是乎失政刑矣（《蜀志·法正传》注）！

夫礼贤崇德，为邦之要道，封墓式闾，先王之令轨，故必以体行英邈，高义冠世，然后可以延视四海，振服群黎。苟非其人，道不虚行。靖处室则友于不穆，出身则受位非所，语信则夷险易心，论识则殆为衅首，安在其可宠先而有以感致者乎？若乃浮虚是崇，偷薄斯荣，则秉直仗义之士，将何以礼之？正务眩惑之术，违贵尚之风，譬之郭隗，非其伦矣（《蜀志·法正传》注）。

《春秋》之义，国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况称天子而可辱于人乎！周谓万乘之君偷生苟免，亡礼希利，要冀微荣，惑矣。且以事势言之，理有未尽。何者？禅虽庸主，实无桀、纣之酷，战虽屡北，未有土崩之乱。纵不能君臣固守，背城借一，自可退次东鄙以思后图。是时罗宪以重兵据白帝，霍弋以强卒镇夜郎。蜀士险狭，山水峻陋，绝巇激湍，非步卒所涉。若悉收舟楫，保据江州，征兵南中，乞师东国，如此则姜、廖五将自然云从，吴之二师承命电赴，何投寄之无所而虑于必亡邪？魏师之来，褰国大举，欲追则舟楫靡资，欲留则师老多虞。且屈伸有会，情势代起，徐因思奋之民，以攻骄惰之卒。此越王所以败阖庐，田单所以摧骑劫也？何为匆匆遽自囚虏，下坚壁于敌人，致斫石之至恨哉？葛生有云：「事之不济则已耳，安能复为之下」！壮哉斯言！可以立懦夫之志矣。观古燕、齐、荆、越之败，或国覆主灭，或鱼县鸟窜，终能建功立事，康复社稷，岂曰天助，抑人谋也。向使怀苟存之计，纳谯周之言，何邦基之能构、令名之可获哉？禅既暗主，周实驽臣，方之申包、田单、范蠡、大夫种，不亦远乎（《蜀志·谯周传》注）！

异哉郤氏之论也！夫士虽百行，操业万殊，至于忠孝节度，百行之冠冕也。姜维策名魏室，而外奔蜀朝，违君徇利，不可谓忠，捐亲苟免，不可谓孝，害加旧邦，不可谓义，败不死难，不可谓节；且德政未敷而疲民以逞，居御侮之任，而致于失守，于夫智勇，莫可云也。凡斯六者，维无一焉，实有魏之逋臣，亡国之乱相！而云人之仪表，斯亦惑矣！纵维好书而微自藻洁，岂异夫盗者分财之义，而程、郑降阶之善也（《蜀志·姜维传》注）？

夫帝王之保，唯道与义；道义既建，虽小可大：殷、周是也。苟任诈力，虽强必败，秦、项是也。况乎居偏鄙之域，恃山水之固，而欲连横万里，永相资赖哉！昔九国建合从之计，而秦人卒并六合；嚣、述营辅车之谋，而光武终兼陇、蜀。夫以九国之强，陇、汉之大，莫能相救，坐视屠覆，何者？道德之基不固，而强弱之心难一故也。而云「吴不可无蜀，蜀不可无吴」，岂不谄哉（《蜀志·宗预传》注）！

昔伯夷、叔齐不屈有周，鲁仲连不为秦民。夫以匹夫之志，犹义不辱，况列国之君三分天下，而可二三其节，或世或否乎？余观吴、蜀，咸称奉汉。至于汉代，莫能固秉臣节；君子是以知其不能克昌厥后，卒见吞于大国也。向使权从群臣之议，终身称汉将，岂不义悲六合，仁感百世哉（《吴志·大帝传》注）！

昔三良从秦，穆师以之不征；魏妾既出，杜回以之僵仆。祸福之报，如此之效也。权杖计任术，以生从死，世祚之足，不亦宜乎（《吴志·陈武传》注）！

《书》云：「臣无作威作福，作威作福，则凶于而家，害于而国」。桓之贼忍，殆虎狼也。人君且犹不可，况将相乎！《语》曰：「得一夫而失一国」。纵罪亏刑，失孰大焉（《吴志·朱桓传》注）？

观孙权之养士也，倾心竭思，以求其死力。泣周泰之夷，殉陈武之妾，请吕蒙之命，育淩统之孤，卑曲苦志，如此之勤也。是故虽令德无闻。仁泽罔著，而能屈强荆吴，僭拟年岁者，抑有由也。然霸王之道，期于大者远者，是以先王建德义之基，恢信顺之宇，制经略之纲，明贵贱之序。易简而其亲可久，体全而其功可大，岂踒璅近务，邀利于当年哉？《语》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其是之谓乎（《吴志·淩统传》注）。

盛闻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权年老志衰，谗臣在侧，废适立庶，以妾为妻，可谓多凉德矣；而伪设符命，求福妖邪。将亡之兆，不亦显乎（《吴志·大帝传》注）？

夫柔远能迩，莫善于信，保大宽功，莫善于义。故齐桓创基，德彰于柯会；晋文始伯，义显于伐原。故能九合一匡，世主夏盟，令问长世，贻范百王。吕岱师友士匡，使通信誓，徽兄弟肉袒，推心委命，岱因灭之，以要功利。君子是以知孙权之不能远略，而吕氏之祚不延者也（《吴志·士燮传》注）。

夫玄览未然，逆鉴来事，虽裨灶、梓慎其犹病诸，况术之下此者乎！吴史书达知东南当有王气，故轻举济江。魏承汉绪，受命中畿，达不能豫睹兆萌，而流窜吴越。又不知吝术之鄙，见薄于时，安在其能逆睹天道而审帝王之符瑞哉？昔圣王观天地之文，以画八卦之象。故亹亹著于蓍策，变化形乎六爻，是以三《易》虽殊，谣理一，安有回转一筹，可以钩深测隐，意对逆占，而能遂知来物者乎？流俗好异，妄设神奇，不幸之中，仲尼所弃，是以君子志其大者，无所取诸（《吴志·赵达传》注）。

按魏武谓崔琰曰：昨按贵州户籍，可得三十万众，由此推之，但冀州胜兵已如此，况兼幽、并及青州乎？诏之大举，必悉师而起，十万近之矣（《魏志·袁绍传》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