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闻先王之政，赏不僭，刑不滥，与其不得已，宁僭不滥。故唐尧著典曰：「流宥五刑，眚灾肆赦」。帝舜命皋陶，以「五宅三居，惟明克允」。文王重《易》六爻，而列重棘之听。周公作《立政》，戒成王「勿误乎庶狱」。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由此言之，圣贤之政，以刑罚为首（袁宏《纪》作「必以刑罚为首。咨叹相戒者，重刑之至也」）。往者断狱严明，所以威惩奸慝，奸慝既平，必宜济之以宽。陛下即位，率由此义，数诏群僚，弘崇晏晏。而有司执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犹尚深刻。断狱者急于篣格酷烈之痛，执宪者烦于诋斯放滥之文，违本离实，棰楚为奸，或因公行私，逞纵威福。夫为政犹张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绝。故子贡非臧孙之猛法，而美郑乔之仁政。《诗》云：「不刚不柔，布政优优」。方今圣德充塞，假于上下，宜因其时，隆先王之道，荡涤烦苛之法。轻薄棰楚，以济群生；全广至德，以奉天心（《后汉·陈宠传》，又见袁宏《后汉纪》十一，《晋书·刑法志》，《通典》一百七十）。

夫冬至之节，阳气始萌，故十一月有兰、射干、芸、荔之应。《时令》曰：「诸生荡，安形体」。天以为正，周以为春。十二月阳气上通，雉雊鸡乳，地以为正，殷以为春。十三月阳气已至，天地已交，万物皆出，蛰虫始振，人以为正，夏以为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统。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若以此时行刑，则殷、周岁首皆当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狱刑，无留罪」。明大刑毕在立冬也。又：「仲冬之月，身欲宁，事欲静」。若以降威怒，不可谓宁；若以行大刑，不可谓静。议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臣以为殷、周断狱，不以谓宁；若以行大刑，不可谓静。议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臣以为殷、周断狱，不以三微，而化致康平，无有灾害。自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异，往往为患。由此言之，灾害自为它应，不以改律。奉为虐政，四时行刑，圣汉初兴，改从简易。萧何草律，季秋论囚，俱避立春之月，而不计天地之正，二王之春，实颇有违。陛下探幽析微，允执其中，革百载之失，建永年之功，上有迎承之敬，下有奉微之惠，稽《春秋》之文，当《月令》之意，圣功美业，不宜中疑（《后汉·陈宠传》，《通典》一百六十六）。

臣闻礼经三百，威仪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属三千。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今律令，犯罪应死刑者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赎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于《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七耐罪，七十九赎罪。《春秋保乾图》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汉兴以来三百二年，宪令稍增，科条无限。又律有三家，说各驳异，刑法繁多。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应经合义可施行者，大辟二百，耐罪、赎罪二千八百，合为三千，与礼相应。其余千九百八十九事，悉可删除，使万民改易视听，以成大化，致刑措之美，俾传之无穷（《后汉·陈宠传》，《晋书·刑法志》，《通典》一百七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