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大学》、《中庸》序文，皆说曾氏之传，得自其宗。《大学》之宗在首章，《中庸》之宗在「惟精惟一，允执厥中」。道以《中庸》为准的，然却要明而诚之。《中庸》是道，「明诚」是学，精即明，一即诚。

小学者，小学之学也；题辞者，标题书首之辞也。

以元先生时，邪正紊乱极矣。而先生乃有《乞辨邪正》一疏，而又推而本诸人君之心，真所谓敢犯时讳而不顾者也。古君子所以困穷终身而不与时合者，每每在此。先生既往，而其嗣阳以先生所著《翼学》见示，谓此乃得之煨烬之馀者。呜呼！使先生之书悉存于世，其为后学之利，不益溥哉！虽然，其书虽少而道则大，其词虽近而旨则远，究其渊源，深得程、朱之秘旨，而引而不发者也。学者究心于此而能有以知其远且大焉，则于道也亦庶几矣。后学饶鲁识。

白鹿洞教条，乃文公朱先生所集圣贤之成训；而学则者，乡先生程、董二公之所为，文公尝有取焉者也。今合二者而并揭之，一则举其学问之宏纲大目而使人知所用力，一则定为群居日用之常仪而使人有所持循，即大、小学之遗法也。学者诚能从事于此，则本末相须，内外交养，而入道之方备矣。若夫近世之所谓规者，则文公不以施之鹿洞，而谓必不得已而后取之，故今亦不敢列于此云。宝祐戊午元日，饶鲁谨书。

慈湖为博士日，能言人所不敢言，已可嘉尚，而随斋洪君，犹责言之不早。君臣朋友，皆以义合者也。慈湖不负君，随斋不负友，其义何如哉！友人李士会，随斋外孙也，录慈湖所复随斋手笔及慈湖己卯奏劄来，三复敬叹。

《西铭》一书，规模宏大而条理精密，有非片言之所能尽。然其大指不过中分为两节：前一节明人为天地之子，后一节言人事天地当如子之事父母。何谓人为天地之子？盖人受天地之气以生而有是性，犹子受父母之气以生而有是身。父母之气即天地之气也。分而言之，人各一父母也。合而言之，举天下同一父母也。人知父母之为父母，而不知天地之为大父母，故以人而观天地，常漠然与己如不相关。人于天地既漠然如不相关，则其所存所发，宜乎无适而非己私，而欲其顺天理，遏人欲，以全天地赋予之本，然亦难矣！此《西铭》之作，所以首因人之良知而推广之。言天以至健而始万物，则父之道也；地以至顺而成万物，则母之道也。吾以藐然之身生于其间，禀天地之气以为形，而怀天地之理以为性，岂非子之道乎？其下继之，以民吾同胞，物吾党与。而同胞之中复推其大，君为宗子，大臣者为宗子之家相，高年者为兄，孤弱者为弟，圣者为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贤者为兄弟之秀出乎等夷，疲癃残疾、茕独鳏寡者，为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则皆所以著夫并生天地之间，而与我同类者，虽有贵贱、贫富、长幼、贤愚之不齐，而均之为天地之子也。知并生天地之间而与我同类者，均之为天地之子，则天地为吾之父母也，岂不昭昭矣乎！故曰：前一节明人为天地之子。何谓人事天地当如子之事父母？盖子受父母之气以生，则子之身即父母之身；人受天地之气以生，则人之性亦即天地之性。子之身即父母之身，故事亲者不可不知所以保爱其身；人之性即天地之性，则事天者亦岂可不知所以保养其性耶？此《西铭》之作，所以既明人为天地之子，而复因事亲之孝，以明事天之道也。乐天者不思不勉而顺行乎此性，犹人子爱亲之纯而能爱其身者也。畏天者战战兢兢以保持乎此性，犹人子敬亲之至而能敬其身者也。若夫徇私以违乎理，纵欲以害其仁，无能改于气禀之恶而复增益之，则是反此性而为天地悖德贼亲不才之子矣。尽此性而能践其形者，其惟天地克肖之子乎？穷神知化、乐天践形者之事也。存心养性而不愧屋漏，畏天以求践乎形者之事也。以此修身则为顾养；以此及人则为锡类；以此处常而尽其道，则为底豫、为归全；以此处变而不失其道，则为待烹、为顺令。爱恶逆顺，处之若一，生顺死安，两无所憾。事亲而至于是，则可以为孝子，事天而至于是，岂不可以为仁人乎？故曰：后一节言人之事天地，当如子之事父母。此篇之指，大略如此。朱子所谓推亲亲之厚以大无我之公，因事亲之诚以明事天之道，亦此意也。呜呼！继志述事，孝子之所以事亲也；存心养性，君子之所以事天也。事亲事天，虽若两事，然事亲者即所以为事天之推，而善事天者，乃所以为善事亲者也。

君子之学，惟其知性之无内外也。故其存于中者，常豁然而大公，知应事接物，各有当然之理，莫非吾性之理也。故其感于外者，常因事物之来而顺理以应之。此其所以能定也。众人惟其不知此理，不能豁然大公，而常牿于自私，不能物来顺应，而每事常凿知以为用。此其所以不能定也。

道者，天下当然之理。原于天之所命，根于人之所性，而著见于日用事物之间。如大路然，无难知难行之事。学者患不得其门而入耳，苟得其门而入，则由愚夫愚妇之可知可能，以至于尽性至命之地，无远之不可到也。

为学之方，其大略有四：一曰立志，二曰居敬，三曰穷理，四曰反身。若夫趋向卑陋而此志之不直，持养疏略而此心之不存，讲学之功不加，而所知者昏蔽，反身之诚不笃，而所行者悖戾，将见人欲愈炽，天理愈微。本心一亡，亦将何所不至哉！人之为学，莫先于立志。立志之初，莫先于分别古今人品之高下，孰为可尊可慕而可法？孰为可贱可恶而可戒？此为入德之先务也。非志既立，然后讲学以明之，力行以充之，则德之进也，浩乎其不可禦矣。君子之学不守诸约，则泛滥支离，固无以为体道之本；不致其博，则狭陋偏党，亦无以尽道体之全。存养省察，致知力行，阙一不可。今之学者所以不能学为圣贤者，其大患在于无志，其次在于无所守。盖人而无志，则趋向卑陋；不足与建高明光大之事业。勉之以道义，则曰难知难行；期之以圣贤，则曰不可企及，不过终身汩汩为乡里之庸人而已，何足以有为哉！人而无守，则见利必趋，见害必避。平居非不粗知义理，至于临事则为利欲所驱，而有所不暇，顾何足与有所立哉！

诚之为道，无所不体。自学者言之，敬所以存心也。敬立则内直。义所以制事也，义形则外方。二者皆学者切己之事，苟非有诚意以为之，则敬非真敬，而其为敬也必疏略；义非实义，而其为义也必驳杂。所谓不诚无物也。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为心，义、礼、智、信之理皆具于中，而为心之全德者也。此虽人心之所固有，然学者苟无存养体验之功，则气质物欲有以蔽之，而无以识其体之实有于己矣。幸而识其体之实有于己矣，然或不能博学于文，讲求义理以栽培之，则如孤根独立，而无所壅培，非特无以助其生长，而使之进于盛大，亦恐风霜彫摧，而其根将不能以自存也。

师道立则天下之不善者皆可变而为善，天下之不中者皆可化而为中，而善人岂不众哉！善人众，则国家之用随取随足，上焉可以格君心，中焉可以立政事，下焉可以移风俗，朝廷岂有不正，天下岂有不治者哉！若昔唐虞五典之敷，掌之于契，宽栗直温之教，典之于夔，至于成周，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而教之中和，亦惟择有道有德者主之，皆所以立师道也。是以天下后世称人才之盛，美治功之盛者，必曰唐虞、成周。及周之衰，则学校不修而师道阙矣。于是洙泗之间，有吾夫子出而任其责焉，一时及门之士如颜、曾、冉、闵之徒，固已如时雨之化矣。故其德行、政事、言语、文学，莫不卓然，皆有可称者。使夫子而得时行道，引其类而进之，则唐虞、成周之治，有不难致者。夫子既没，而得其道者，或以传授于来嗣，或以友教于诸侯，随其大小，亦皆于世道有所补焉。后世师道不立，无复讲明道义、磨砻气质之益矣。至本朝，安定胡公首倡体用之学以淑其徒，使学者明于经义，讲于时务，笃于践履，而不为口耳之习，故一时贤士大夫多出其门，而散在四方者，亦皆循循雅饬。师道之立，盖昉乎此。是后周子复得孔孟不传之道于遗经，建图属书以觉来学，而程子兄弟实绍其传，于是益推古者大学教人之法以淑诸人，以传其后。而我文公先生又从而光大之。渊源所渐，遍及四海，有志之士探讨服行，而推其所得，以正主庇民者，不绝于时。能使大义既乖而复正，公道久屈而复伸者，皆夫人之力也。师道之立，于是为盛。

颜子、孟子，均之为大贤也。而一可学，一难学者。颜子如和风庆云，人皆可以仰之；孟子如泰山岩岩，可望而不可攀。其规模气象之不同，亦以气禀之有异故也。

义理与举业，初无相妨，若一日之间，上半日将经传讨论义理，下半日理会举业，亦何不可！况举业之人，未有不自理义中出者。若讲明得义理通透，则识见高明，行文条畅，举业当益精。若不通义理，则识见凡下，议论浅近，言语鄙俗，文字中十病九痛，不自知觉，何缘做得好举业？虽没世穷年，从事于此，亦无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