濒海之民有曾姓者，聘林为妇。林幼依于伯母何，何收其地利而婢使之。及壮，受曾银百两、帛二十端，诺其归也以厚装。曾以书抵何：「速鬻林田，吾欲得钱耳」。仆以钱十万买其田三亩有奇，馀田售之他人。曾之聘币何既奄有之，鬻田之金何又盗其半。曾诉何于县，何赂吏以免，恐曾不胜，无以得曾赂，夺仆田而畀之。呜呼！「蚕则绩而蟹有筐，范则冠而蝉有緌」，林也嫁而仆为之装，仆休矣。闻者不平，劝仆讼于上司。民奸吏猾，抑何其甚！虽然，居官者明，则无是矣。君之别也，将听民讼，敢序以告。

庶民出赋以供百官，百官居有卫、出有导，富贵于人，而无慊者，我能为汝平曲直、正功罪也。民有顽而赋不输，挞之可也。今民有讼，名为诣官，而予夺之实在胥吏，理微货而不信。是前日出赋，徒以供无用之百官。而今日之讼，能不纳货于有功于吾之胥吏也哉！释老之徒无功而受施，儒者摈之，彼虽左诳，然以诱民而得财。百官怙权，驱强猾以穷追扰，箠械叫号，竭民膏血，而不恤其贫，若事则亦无与焉。儒道之衰，至是反不若释老矣。达翁行，且食民赋也，能使民有讼不纳货于吏，而赋不为虚出者乎？其行也，序以讯之。

士之试也志于得，词之作者志于是，果哉！近岁之为场屋也，赋黄帝以云纪曰纪事，取焉曰纪官，黜之矣；赋上圣垂仁义之统曰统一，取焉曰统绪，黜之矣。圣人祖乾纲以流化，则曰运与权。悲乎哉！随时去取，所主又多端也。从其是，万一不得；从其非，丧厥守。叔嘉与余游数载矣，今以待补赴于京。听吾言也，虽往何益；不听吾言，得宁有是哉？虽然，今必由是而后得，未可知也。姑因其行序，泄吾愤尔。

翠山之西有荒冢，冢有亭，亭有一人寓焉，桐乡进士也。夏衣缊袍，天寒，缊袍且破，夜无衾裯。病累日，晨起馁甚，复卧。日午，崎岖上下往二里，至虎丘求火归爨。饭成，对案不能食，羸困复卧矣。于嗟！戴生好古道，耻今人，轻利重义，故冻馁及此，生贤矣哉！然任质直，失通变，倾心喜交，故患难及此，生愚矣哉！余无家，客食此土，愚于伯阳，而无其贤，其穷杀一等，非幸欤？噫，拙相似，困相似，余戚于心，寝食兴念，思无以赒，劝其归而已。生非不肖，亲戚闾里悯其颠顿狼狈，何哂之有？生毋恧焉。余有薄田，余归矣，与其归也宁不归，生归乎哉！再拜以别，兴而赋诗：「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

乐轩子生于长乐之西郭，距百里为长乐县。县人举进士讳「落」，以邑称，僮仆声「落」辄有刑。今童子商榷场屋驹，老马无惮，吾讳「落」免乎。乐轩子无轩，长乐，轩也，故号「乐轩」。虽然，吾乐否也？

形骸者，精神之逆旅也；宫室者，又形骸之蘧庐也。以逆旅而寄蘧庐，妄乎哉？不妄也。是故环堵之室，至人之所居；一亩之宫，儒者之所处。逍遥寝卧其下，而不以为狭者，何哉？诚以方寸之大大于六合，而无假乎外。此孟轲所以食前方丈，我得志不为；而陶渊明所以小窗容膝，而有忘世之乐也。今某人养志而忘其形，乐天而无徇于物，创为小轩，命之曰「容膝」，托余为序。予嘉其志而不得辞，故序之云尔。

刘徽之字叔猷，结庐花圃，谒名三载，未暇命也。一日，读唐人刘言史《秋》诗，其末联云：「才薄无潘舆，便便昼偃庐」。余久客横塘，因娶刘家，而即居焉。按塘东西世谱，盖从王氏光州来。然自闽太傅存，而上失其传。今《唐书·王潮传》所载刘行全，岂其先耶？人之族属多散处，言史亦其祖裔，未可知也。三五百年揣摩旧事，偶或有中，则取「昼偃」以名庐，乃是吾家故实，不犹愈于借诸葛、陶令家事乎？《诗》曰：「岂无他人，不如我同姓」。庆元二年正月望日序。

三溪丘子中，信愿之士也，架所居堂名谒于余，余懒思之，蹉跎两载，乃一面焉，曰：「永孚，得之矣，『逸老』何如」？曰：「美哉！俾余命之，未必到也」。喜而举卮，请予赋诗，辞多戾韵，变而序之。夫庄周四条，人获其三，若此二字，履之者鲜焉。盖有可逸而不逸，夭劳以贪，而不与之逸；有能逸而不逸，夭劳以贫，而不与之逸。是故发垂素而身纡朱，望权贵之门兮趑趄。廪禄岂无馀，惧一日之閒居。自是以下，有可逸而不逸者凡几等，皆贪故也。污莱之翁，饱焉则慵，斯须辍工，口腹奚充。自是以上，有能逸而不逸者凡几等，皆贫故也。余赋性疏野，每见高牙大纛，未尝起羡慕心；兼少壮艰阨，图为今日计，非厚需于造物者，似能逸而易得也。且念颜渊以退为进，有子不克读书，遣之樵爨，凡百简陋，庶无费力，以尽吾年。然吾退虽猛，觉一鬼物执朴以随吾后，其进愈健。是朴也无形，能潜入而敲人之中扃，东驱西迫，不容少宅。其技无他，但汝益删其费，则吾益吝其资，俾常不足，汝能逸之乎？吾见其甚可畏也，而又可笑也已。子中纨裤之馀，然理生之具视前日损焉，而儿女之累系其心，嗜逸，势何以逸？所幸岁月未央，若累止此焉，计毕婚嫁，犹及者希之前，使天祐其善而与之逸，子中非不能者。歌于斯，笑于斯，弄诸孙于斯，有客焉来观斯序于斯，则曰昔人陈某所作。其时嘉定元年日南至也。

歛石新戒嘉运，谒字于余。余闻庄子尝以「运而无积」形容乎道，故以「无积」字之。夫运而无积者不已也，已则为积。且人之一身，其元气周流而无滞，则五藏安平，四肢和畅。滞则为积，积之在内，为喘为嗽，为渴为泄，其热焦火，其寒凝冰；积之在外，绽而为疡之形，且凡数十种焉。甚则足以殒其躯。积之可畏如此哉！夫其在天地之间亦是气也，壅积而不流，阴为水，阳为旱。在天于日月星辰，在地于五行万物，为蚀为彗，为一切之沴。兹道之在气，而其积于形也若是矣。道而寓于人之百行也亦然。运而无积，为尧兢兢，为舜业业，汤之又日新，文之纯不已，孔子之自强不息，子思之诚悠久。如积焉，于耳而不聪，于目而不明，于心而邪思，于手足而妄动，于口舌而淫言淫食。是其于俗也，为小人，无以为君子，况为比丘氏乎！佛者损之而又损，其为功也难于尧、舜、孔子。盖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七篇之书所谓「食、色性也」。尧、舜、周、孔食肉饮酒，而有妇人焉，佛则无是也。尧、舜、周、孔非不损，而佛之损则甚于前数圣人者，何哉？尧舜之用穷而夫子生，夫子之用穷而佛生。尧舜能化一世之人，而未能化千万世之人；夫子则能化千万世之人。故曰夫子贤于尧舜。然夫子能化君子善人，而至愚极恶之人，明王不作，夫子亦未如之何也已。夫至愚极恶之人因嗜欲而为盗贼，为弑君父，为杀兄弟，为禽兽以报烝。佛以是故，而自布衣蔬食之外一毫不欲焉。盖造物者生是相而为是矫，以正夫人，矫枉则过正，不甚不可。仲尼则不为已甚者也。仲尼虽不为已甚，亦不能化甚小人者焉，故佛为是甚者，以化甚小人者。一日而不行其甚者，是佛者道运之积矣。今削发而为比丘，佛之徒也，茍食肉饮酒而有妇人焉，则其获罪于天地鬼神，非俗人比也。俗人饮酒食肉、有妻妾，无罪，淫于娼亦无罪；饮食僭侈，淫于其非所有，然后有刑。比丘氏受佛之戒，动则为罪，夫若是何哉？四民者皆有常职，以衣以食，比丘氏不耕不蚕而无愧者，以至愚极恶之人视之，以为模范也。模不模，范不范，何功而衣食于人哉？是其蹈地狱也奚疑矣。

曰「卿」、曰「杰」半天下，问其名位，则皆庶人，其卿谓何？观其言行，则皆流俗，其杰谓何？名不正则言不顺焉，能使人无议乎？绵亭杨氏子欲以「仁」为名，盖异乎「卿」与「杰」者矣，请二之曰「宅仁」。闻者尤其异，与其「宅仁」也，宁「卿」、「杰」。然字之以子诲，则使有嘲者，吾宁无解焉？夫子虽不妄许人以仁，实提之以示诲。为之固难也，言之固讱也，茍有志于学，孰无闻于圣人之诲？请就杨氏子之身而申其说。孝弟仁之本，本立而道生何？仁是也。仁即人，合而言之，道也。尽人之道，乃谓之仁，夫岂易尽乎哉！姑培其本者而已矣。子诲之息也，家素温，虽礼义生于富足，富而后教，然人心放恣多自于安逸。况惟一子，则父母之所钟爱，爱深而教浅，宁无所以戕贼其孝弟之性者欤？若是而求仁之宅，远矣。幸而子诲达于《诗》也。《诗》三百，思无邪，无邪者诚，诚者中，中者仁，此《诗》之至也，吾又未敢以望子诲。其次成孝敬，厚人伦，莫切于《诗》，若能于此而用力焉，则其本立矣。后生可畏，安知异时之实不足以副其名耶？

古者二十而冠，今之人不待焉，余以其年冠其子，为贫故也。失礼求诸野，吾岂以失礼而求诸野之贫者乎？冠必有字，可孙既躬农圃之役，而非佩带经叩角者之学，如字之，不亦僭乎？然子以父任食禄，父以子荣叙封，人伦之懿，天道之极。田夫野老以可孙狎我，我亦以是敬之，叙封之反也。可孙以我而有字，其亦奏补之义欤。腐儒有子，不能世其业而趋于农，尤穹壤间之要职。名之曰「本德」，字之曰「禹式」。汝其懋哉！

来尔年孙！昔余志筮，有曰「十死问之，八九无半百」，落笔而笑，吾毋蹈是欤，则人指为语谶矣。年及之，而汝适来，吾以此时犹未死，亦足谓「年」，因以命之。明年吾老希，而汝今弱冠。向以「本德」命汝兄，而字之「禹式」，勉其役于农圃也。汝虽慧于兄，然亦非秀民之徒。其呼之以奚？「彝德」二字，入而长上，出而官府，及汝自称，此烝民之均秉者。其朋侪则以「禹遂」呼之。夫能不远其彝德，而遂于禹之仁，亦良民已；况充乎此，吾不敢知，亦不敢绝也。

天地之间，大而庆云景星，细而麟凤芝草，其罕见者也，故世以为奇。嗟夫，日月风霆非奇乎？凡异毛之禽、巧绝之花，无非奇也，惟所常见，则不以为瑞。河图、洛书，其尤罕见，盖有天壤以来，特一二出，故世之儒者又谓本无是事，特驾言神说尔。之人也，之语也，其知造化之产孕百变者欤？八卦设而文字兴，八卦之画，伏羲观图书而后作耶？天以图书而示伏羲，伏羲通其义而为八卦。或谓图书点也，卦画亦点也，今讹而为画，果然欤？且今人之学《易》也，有卦繇，有爻辞，有十翼，又有注疏，又有诸家讲释，且以为难，伏羲观不言之点，默而识之，其故何耶？神龟图数四十有五，其位八方，而八卦果生于此否乎？阳皆居正，而阴处于隅，不惟君臣夫妇之分昭然可见，而君子小人之道亦较然于此矣。龙马书数五十五，蓍果生于此乎？其用止四十有九，或谓不用者尊，或谓用止于是，而不可以损益，其孰然欤？五方五行之位，其为生成之数固定也，至于图，则金火易位。或谓一为生数，故顺也，一为尅数，故逆也，其然乎，不然乎？且图阙其十，又何也？或谓纵横皆十五，则虽阙而未尝不全。或又以为土旺四季，而纵横皆十五，正其妙旨，又果然乎？或又以为合二者而全其数之百，此为尤妙者也。《大传》谓易有四象，则二者同时而出于伏羲之河、洛固也。班固谓禹治洪水，天以洛书赐之，而洪范以陈，何耶？或以《大传》非夫子所作，未足深信；或以尽信书不如无书，将孰从欤？固之言盖出于《周书》也，岂洛书者一见于羲，再见于禹乎？惟其不一而止，故夫子叹河图之不出于春秋也。抑尝思，典籍既形，而斯文犹出，则造物者为赘矣。夫诚哉是言也，则夫子犹冀其祥，何耶？今人所传之二者惟点尔，班固言有六十五字，然乎？或且以其文有赤绿，怪矣，然如所问之前言，则凡生于造化之间无非奇物，而六十五字与夫赤绿者又奚足怪，诸君其谓何？

《易》，性命之书也，然以筮人正悔之说见于《洪范》，而三易掌于《周官》之太卜，春秋之世，事验历历，焉得谓左氏之诬也哉？汉有二京房，皆出焦延寿之门，延寿之师为孟喜，或以为非喜，而托之孟氏，要之皆阴阳灾变之学也。孟喜之学自田王孙来，施雠、梁丘贺非同堂合席者耶？贺以筮显，雠则不闻焉，何也？况汉言《易》者本田何，何授丁宽，宽授田王孙，雠授张禹，禹授彭宣，施家有张、彭之学。丁也，张也，彭也，胡为而非阴阳灾变之学耶？专言乎是时则有若高相者，自言出于丁将军，然乎否也？又有所谓费直者，长于卦筮，故前汉之《易》有六家，若施、若孟、若梁丘、若京氏，其立博士者四焉。是以四家之《易》行于东都，斩焉者费、高而已矣。费、高之不传，何也？孟也，梁丘也，京氏也，实以占筮气数工于当时，至东都之诸儒传其业者，又不以是相高，何也？既不以是相高，又何以谓之传其业欤？曹魏之季，唱清谈者王弼乃以《易》解行于世，故两晋易学，杂佛老而言之也。嗟乎！《易》有揲蓍之事，精于筮数者何以谓之非《易》欤？《易》有性命之奥，入于玄妙者何以谓之非《易》欤？故后之论《易》者，非以道德之玄妙，则以筮数之影响也。不然，则去斯二者，而大《易》之蕴何在？

说经犹规矩权衡，规矩权衡岂有二本哉？汉儒明经，各守师法，师法争鸣，而经学晦矣。《书》自伏生口传之后，有弟子欧阳生学。自时厥后，则有大夏侯胜学。胜出于济南张生。伏生，张生之师，而胜又小夏侯建之师也。建既师胜，又师欧阳生之曾孙高，建似公其心也，然又别之为一家。呜呼！欧阳也，大小夏侯也，是伏生而下三授而三家矣。又其传也，欧阳之后为平、为陈，大夏侯之后为孔、为许，小夏侯则有郑、张、秦、贾、李氏之学。夫张山拊事建者，李寻、郑宽中等则事山拊者也。宽中等守师法教授，而《洪范》灾异则寻之所独好焉，故孟坚作史，寻不传于儒林，而寘之京房、翼奉之列也。安国孔氏有《古文尚书》，以今文读之，一传而为儿宽、都尉朝、司马迁，是其传说已行于当时矣；而范史所载，又以杜林得漆书《古文尚书》以示卫宏等，而古文遂行，是则林之所得又何书耶？以《书》名家，如前所述者众矣，今之所传独安国孔氏，何也？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嗟夫，《书》不可尽信，况譊譊诸家之说乎！虽然，孟子之学，未敢以望，诸君且为我言汉儒之学。

诗，情性也，情性古今一也，说《诗》者以今之情性求古之情性，则奚有诸家之异同哉！辕固，齐人也，其传《诗》为齐诗。浮丘伯亦齐人也，鲁人申公受之，则为鲁诗。韩诗出于燕之韩婴，毛诗出于赵之毛苌，其言不同，故四者之名立。四家之在汉，莫盛于鲁，亦莫微于毛。鲁诗传授有小江公、大江公。大江公之后有韦氏父子，为宰相也，于是乎有韦氏之学。而又有张、唐、许氏之学。其次则曰齐、韩也。齐诗有翼匡、师伏之学。况其初，一传已为夏侯始昌，而其后萧望之者又当世大儒，欲不行，得乎？武帝诏求能为韩诗者，而大臣蔡谊首出，韩诗之行，昉于此乎？前此矣。前此，则帝胡诏而求之也？盖婴在文帝时已为博士，河内赵子则谊之师，而谊之后且有王、仓、长孙之学，此韩诗之所以行也。毛诗自毛公而至陈侠，盖有五人焉。侠在新室，始为讲学大夫，而西都之立博士则三家而已矣。卫宏生于东都之初，受业于谢曼卿，曼卿为训，而宏作序。自是而后，郑众、贾逵亦受毛诗，马融有传，而郑氏有笺，毛氏之学兴焉。历世滋久，三家废而毛氏独行，岂毛氏胜于三家，而西都诸儒未及知欤？抑其说之显晦各有时欤？呜呼！经术之明，莫隆于本朝前辈诸公。其说《诗》也，虽不能免昔人之训诂，而其奥义隐旨，寻绎发越，盖有自得，而不沿传习者，毛公或可束之高阁。故自欧、苏而下，以解释传者盖多矣，其当耶？未耶？毋使后人视之，又如今之视毛公则可也。

传《春秋》者五家，邹氏、夹氏，汉闻其人矣，不闻其语也。左氏姓名见于《论语》，斯人也而有斯书也，抑托其姓名者欤？公羊、谷梁，汉闻其语矣，未闻其人也，第曰其学本于齐鲁耳。应劭之《风俗通》奚以知其皆在子夏之门欤？或以高为汉初人，或以赤为秦孝公同时人，然高诚齐人也，辞有登莱化我而已矣。赤也何如？俶其名，元始其字，阮孝绪之《世录》则云尔也。董仲舒、公孙弘，善为《公羊》者也，于是武帝尊其学。俄而卫太子则反其所好焉。宣帝情钟于卫太子，韦贤、夏侯胜是又为鲁之人。时哉时哉，《谷梁》之所由盛也。《左氏》首出于张苍之家，是为汉世之先进者也。贾谊、贯公皆是其学，胡为泯泯，刘歆力拥而不前？至都之东，陈元、贾逵、服虔辈始能挽而出之。今虽与二家并行，而人以左氏为巨擘。抑物之显晦各有时欤？将久而后有定论欤？「三长五短」，刘知几则左袒于丘明者也。「《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何休之意亦以楚虽失之，齐亦未为得欤？「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若郑玄者果足以发之针之起之欤？「《左氏》艳而富，其失也诬；《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范宁之意，则截长补短，而后可为善矣。夫四子之论，未知其孰优？然而较之杜预，又如何也？文中子以三《传》作而《春秋》散，卢仝以三《传》皆束之高阁，然欤？抑大言欤？唐之啖、赵、陆淳，本朝前辈如孙、如胡，其于经传得之浅深，诸君必有权衡之论。若以王金陵之言为解，则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唐人裒缉礼学凡七十家，而三《礼》行于世，小戴氏其一也。大戴有其书而不显，小戴列为六经，岂非以《中庸》出于子思，而《缁衣》出于公孙尼子乎？况又有《大学》，洙泗源流，而《曲礼》、《檀弓》又皆先秦古书也。其他虽杂出汉儒，然与是数篇并集而传，亦必其言有法，而无颣之可指也。今观其辞，或戾于五经，或自相反覆，岂可习之而不察欤？凡天子礼乐，诸侯窃而用之者，《春秋》录以著其罪，而见于《诗》、《书》、《易》、《礼》者初无以是赐诸侯之文。盖名不正则言不顺，古无是事也必矣。鲁公世世郊禘，乘天子之辂而揭其旂，谓报功而有是赐，著于《明堂位》然也，而《祭统》亦云。《礼运》又以鲁之郊禘为非礼，郑氏且引卜不从之类以注之，岂非惑于《明堂位》之说乎？考其正文，则谓杞、宋当郊，而鲁不当郊，然杞也、宋也，亦岂当行郊礼者乎？此既戾于五经，而又自相反覆者也。唐虞官百，夏商倍，详见于《书》，而《记》则虞五十，夏后氏百。六官其属各六十，详见于《周礼》，而《记》则周三百。《春秋》尊王黜伯，而「至孝近乎王，至悌近乎伯」，非《祭义》有是言乎？若是，则王、伯无醇疵之辨矣。前所谓戾于五经者又此也。《曲礼》四十强而仕，《学记》九年大成则足以化民成俗。学当其可之谓时，时谓二十成人也。二十而入太学，九年而大成，则三十可以仕矣，奚限以四十耶？「礼自中出，生于心」，《祭统》之言是也；「礼自外作」，言于《乐记》，又何耶？前所谓自相反覆者又此也。且经解谓六经之教胥有失，果有失矣，其何以为六经乎？「差若毫釐，缪以千里」，必学《易》者有是言也，而遽举以为《易》，不知作此篇者何人，而若是其凡耶？《儒行》一篇，其辞矜而不俭，纯似战国人语，决非夫子矣。如《哀公问》、《仲尼燕居》，有是乎？无是乎？《坊记》、《表记》「子曰」、「子言」之者，果且有言乎？其未始有言乎？否则「清明在躬，志气如神」，似非汉人所能道，孰谓非孔子閒居之言乎？若夫言有不当于理者，真以为出于圣人之口，则恐为有子所笑。若以汉儒决不能为圣人之言，则有言者不必有德，君子不以人废言，又不可以是书杂出他人，而其言不得与六经并也。诸君左右逢原，必得于言意之表，而不为纸上所胶者，毋逊。

《周礼》一书，其所载者六官。武王既黜，殷命还归，在丰作《周官》，或以为即此书也。或以为次于《立政》之下者，一篇而止耳。今观二书虽详略不同，而实相表里，岂六篇者其详，而一篇者其略耶？以官作其书，而以礼命之，何耶？凡一官之首，必冠以「民极」二字，极者道之正统，礼者道之一端，礼果足以尽道耶？六经之目，《周官》一数也，既武帝以是为末世渎乱不验之书，则当时表章，以何者而足六经之数耶？岂以《仪礼》耶？若果然，则后人经《小戴》而不经《仪礼》，又何耶？说者又以为始皇时疾《周官》，搜焚独悉，是以隐藏百年，虽自山岩屋壁入于秘府，而五家之儒莫见。夫六经等耳，始皇特疾此书，其亦有说欤？始皇疾之，而汉五家之儒亦莫得见于秘府，何欤？且是书也，始于成帝之刘歆，识其为周公致太平之迹，永平杜子春一尊信之，从而有郑众、贾逵、马融、康成迭出而和其唱，其书遂与五经抗衡于世。今读其书，舍注传而难晓。康成后出，所存旧注，因称「司农」者众，称「大夫」者兴，兴者众之子，康成以其宗而别其称。后人而指康成，则又以兴为先郑，而彼为后郑焉。且成周之书，而释于东汉诸儒之手，官名变矣，器物改矣，其为注传，意料臆度。马曰是而贾曰非，先郑曰然而后郑曰否，将孰为当耶？贾公彦等，其疏之去取可信耶？不可信耶？请先辨其书之所由来，次及于传说之当否，以观诸君闻见渊源之浅深。

《周礼》一书，周公致太平之迹是也。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授田一事，非王政之所先乎？一夫受田百亩，《大司徒》有不易、一易、再易之地，率三夫而受六夫之地也。《遂人》之田莱，则率六夫而受十三夫之地焉，此于六遂然也。其在《大司徒》也，则合以为六乡，而又曰「凡造都鄙」，都鄙云者，为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也。且乡、遂、都鄙受田之制不同，必皆有说，其说安在耶？馀夫二十五亩，《孟子》有是言也；《遂人》言馀夫所受之田莱，乃如正夫之数。《周礼》、《孟子》之言，将何者为是耶？夫有井田，则有沟洫之制，见于遂人、匠人之职。《匠人》所载沟、洫、浍之深广有尺度，《遂人》所载径、界、涂、道、路则无阔狭之数焉。注言容轨之多少，不知其果然乎否也？今以疏考之，是三分为田，而外一分往往为沟洫径路之属，是又果然乎否也？噫，使其果然，揆以人情，未大戾也。至九万夫之地，治沟浍者用五万三千一百三十有六夫，而出田税者止三万六千八百六十四夫耳，治沟浍之夫几二倍于出税之夫，此曷为可行者耶？井田沟洫之制既明，则赋税当以次讲。孟子对毕战井地之问，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盖野外役事比国中为差少，故其赋轻，此周人通贡、助行之而谓之彻也。什一为常，而重者无过九一耳。《载师》所述轻者二十一，重者至二十五，将孟子欲反先王之制欤？抑《周礼》非周公之全书欤？田不耕者罚以三家之税，犹可也，宅不毛者罚以二十五家之泉布，无乃太甚已乎？恐非先王酌中之法也。分田制赋，军政之所由出，今其有大可疑者。夫王畿千里，是为百同，九百万夫之地也。宫室、涂巷、林麓等去其三分之一，又以上中下地通之，则大率受三百万夫也。天子六军止用七万五千人，若不悉籍以为兵，是四十夫出一兵；悉籍以为兵而更番用之，则四十战而后当一役。况先王之世，岂常有征战之事哉？然则古虽寓兵于民，役实甚轻，其法固善不可破也，谓之大可疑，何哉？《大司马》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王畿千里，为百大国之地，而与《孟子》所言万乘、千乘、百乘者为何如？以开方法准之，则《孟子》所言万取千、千取百，盖亦以牴牾难用矣，况《周礼》乎？古人立言垂训，必皆可用之绩，有所旨归，非茍然也，诸君幸细䌷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