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事官兼权他职止立本班，此祖宗旧制，不可轻改。

今国家之不竞，在于士大夫无激昂奋励之志，而以循谨自持为贤；无捐躯致命之节，而以全身远害为智。知无不为，则见为生事；服勤州县，则取讥俗吏。以至避言利之名，而常赋经用，寖以不理；要解事之目，而旧章故实，多所废格。若此之类，其名甚美，其实无补。伏望官人赏罚之际，取其能济时用有益于国者进之，察其虚名无实欺众要誉者退之，则好恶彰、风俗变，而真贤实能出矣。

居正以强暴之姿，行凶果之志。顷为大臣所荐，迨其去位，则显诋之曰：「某人小子，不用吾言，故至于此」。继在相位者悦其言而不悟其欺，复荐拔之，浸与腹心之寄。未几揣事必败，因诡为异论，以规后利。去国之初，不胜怏怏。去岁果先收召，自以为言得计行，喜怒威福，盗于一己，缙绅畏惧，不敢自保。大臣旋悟其引用之非，出之于外，莫不称快。然凶果犯上，无所顾避，剡章求去，历诋廷绅，自饶易台，惟意所欲。日者陛下知公论不容，特出睿断，改畀祠官，然曲加庇覆，犹窃宠名，使负罪之臣与以礼进退者无异，臣窃惑之。望下臣章，宣布中外，仍将居正褫职，以为欺世盗名贪得无礼者之戒。

翰林学士孙近奉诏编类臣僚条画利害文字，已编类进呈了当。仰惟陛下去冬严驾吴会，亲却敌师，不敢以幸胜为功，而深以善后为虑，既下温诏，周询旧弼，又令职事官条具利害。而半年之閒，不闻以某人之言，施之行事，取某言之效，进用其人，遂谓陛下之求言，止是朝廷之文具，臣窃惑之。今编类已成，既上御府，伏望陛下万几之馀，留神省览，或宣付大臣，俾之分阅，择其可用，显奏行之。勿以忌讳为拘，则忠言出；勿以文采为尚，则至计行；勿以与庙堂异议而弃之，则谋猷皆合于公愿矣。其有言多可绩者，则愿褒进之；有欲以身试者，则因任之。以人而废其言，固君子之所戒；用言而弃其身，亦古人之所非。况乃防秋及期，定谋为急，不资群策，孰保万全？惟陛下留意。

今日之患，官冗最为大弊，臣尝谓自今以往，澄其本源，非三十年有不能清，而况日月增加之乎？今额以十四人而取一人，正为中制，倘又增之，不足以为德，而适启侥倖之人尔。特奏进士，老于场屋，祖宗以来，矜其既衰，赐之一命，以荣其身而已，又择其尤者为京府助教文学，许其出官，德莫厚焉。然元祐之初，苏轼知贡举日，极论其害。今官冗之弊，视元祐为百倍，而版图陷没，视元祐才十之四；州郡困匮，黎民凋瘵，视元祐无十之一。前此陛下策多士于维扬，有司不为国家长虑却顾，徒以苟悦一时举人，将入助教人并依下州文学特理选限，固已不胜其滥矣。绍兴二年，乃复再援此例，益起侥倖。其后星变肆赦，又以不曾赴试者亦许自陈，缘此冒恩者众。臣不当先时建言，但恐朝廷忽有行遣，则论奏不及。至如前榜有官人登科循转官资，同进士出身并免铨试，皆非旧典，实启倖门。又臣体问得吏部选人在部未有差遣者近六百人，伺候日久，穷困流离，大段失所。乞下侍郎左选，除指留黄甲窠阙外，其馀一面注拟在部选人，庶免留滞之叹。又勘会绍兴二年陈之茂等一十九人，为文理纰缪，及犯名讳，各补下州文学，后来并附第五甲末。夫犯名讳在不考，有司之法也。祖宗以来，嘉惠多士，特赐文学助教之科，示不弃黜，盖有常典，未闻再许附进士之科也。至如文理纰缪之类，尤宜详精考校，务厌众心。前此舆议以为纰缪之文，乃缘触犯忌讳之故，其后大臣闻之，于是奏附正甲。此盖一时失于慎重，遂紊祖宗之制，既失而得，进士举不足贵矣。今廷试在迩，伏乞戒谕有司，慎重其事，毋蹈前失。

应问国之巨蠹，肆诸市朝，犹未足以快吴人之忿。止缘应问平时厚以所得赇贿遗权要，故案发之日，大臣及侍从中有阴为之主者，是以有司观望，不敢尽法勘鞫。然所上奏牍，蔽罪至绞者，犹有二焉，是岂可以常法论哉。臣窃闻前此朝廷之议，以宣州勘黄大本及秀州勘应问二人所犯，候其狱具，中取一人尤甚者，用祖宗旧制，真决次配，以警赃吏。今大本既以法论决，而应问赃罪贯盈，止从编置，虽道途之人，皆谓失刑。朝廷纵不追治，亦宜投畀遐荒，永不放还，少谢百姓。而自去年九月十二日在秀州，准敕编管化州，十七日至平江府，即作在道会赦，便与量移。用刑如此，何以威贪暴而成政治哉！况应问赃罪，百倍大本，吴中士大夫至民庶皆能言之，何应问之幸，而大本之不幸也？伏望特降指挥，不许叙赦量移，日下差人押赴化州编管，庶几贪赃之吏咸少惩艾。

新签书广德军判官赵继之任衢州江山令，赃污狼藉，与判官赵不愚共为奸利，表里相济。

臣比闻朝廷用任伯雨章疏，追治章惇、蔡卞以诬谤宣仁之罪，谪授散秩，子孙补外。臣系是章惇家姻戚，即欲具奏乞解职任，缘臣初除言事官日，首蒙陛下面赐宣谕此事，仍奉圣训，有排浮议而用臣之语，臣亦自以去惇之亡，已数十年，耳目之所不接，似无所碍，故不敢引此以请。伏思数日，臣既待罪言责，以陛下听纳之深，每有论奏，不敢观望顾避，上负知遇。窃虑臣今后论事之际，不无閒嫌，反覆熟计，义当引去。伏望圣慈许臣解罢前件职任，除在外合入差遣或宫观一次。

鼎罪恶滔天，不可殚记。在靖康末，尝受张邦昌伪命为京畿提刑。其后得志，力引王时雍爱婿熊彦诗于朝，以报其德。平居每及围城之事，则心竞力争，形于词气。鼎与张浚同秉国政，浚贪功喜兵，一意进取，鼎位上宰，实主其谋，不恤民力，不顾国用。欲将士之悦，则出给历之令，而启溪壑无厌之求；快一己之私，则托专任之词，而杜台谏敢言之气。发兵遣戍，中外骚然。财用不足，始售户帖，户帖不足，复鬻官告，官告不足，遂换度牒，诛求刻剥，民不聊生。既专大政，威福在己，内则潜与姻家阴结密援，以谋固其根本；外则力引死党分布要地，以共成其羽翼；下则厚饵游士谈说游扬，以助发其气焰。窃陛下之名器以为己用，擅国家之财利以市私恩，使天下之人惟知有鼎，不知有陛下。其初罢相也，词命之臣欺主以保交，乞不为贬责之制；其再罢相也，耳目之官附下而罔上，有陛下必悔之言。鼎能使其党出死力如此，宁负陛下，不敢负鼎，使复得志，将何所不至哉！鼎初为相，即与张浚合谋用兵，后因私隙，意遂以异。及淮南之警，浚方督师出战，鼎惧其成功，从中挠败，果代浚，遂尽以用兵之罪加之。前日王伦再行，鼎实与遣讲和之议，不闻其辄异也。及金使再至，鼎适去国，又以不主和议鼓惑众论。夫和战二者，国之大议，鼎为元辅，实任其责，当战则战，岂容中止，可和则和，贵在合宜。而阴拱默睨，每持两端，殊无殉国之忠，动作谋身之计，此其罪之大者也。伏望特加流窜，正国典刑。

臣闻诚不至者物不格，损不极者益不臻。国家遭中否之运，赖祖宗深仁厚泽蟠结民心，陛下忧勤恐惧感格天意，舆地自归，反侧咸附。所以宣至意，唯在于号令文告之辞，则推诚岂可以不至，损己岂可以不极。乞戒谕辞命之臣，凡诏令之颁，宜法「伤居尔体，痛在朕躬」之意，使人得所欲，则岂有方命阻辞之忧。

和预买为今日民间之病，有司从而变为折帛钱，又其所甚病者。今日固未能去，若处之使得其所，犹可以少纾民力。其说无他，惟均而已矣。近者知徽州吴伟明乞用税钱均敷，此徽及江东所宜耳，诸路未必可用。欲乞下诸路转运司，各令条具所敷之宜，或以税钱，或以亩顷，使户无高下，人无贫富，凡有田产，以丈尺为率，等而上之，合零就整，依夏税法。如此奸民猾吏，诡名折产，无所容其倖，而所出均矣。

东南之财，尽于养兵，民既困穷，国亦虚弱，然此所费止于养兵一事而已。今梓宫既还，有陵寝迁奉之费，皇太后之归，有宫室迎卫之费，皆前此所无，而前此养兵之费，又不可阙。伏望睿明取远虑见几之义，皆留圣心。其陵寝迁奉，愿预戒节约，以遵先帝恭俭之仁；宫室迎卫，愿一从省素，以成圣孝养志之美。罢不急之务，减冗长之费，然后经中原，以固根本，则中兴之业可以成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