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万烝徒，骈首受敌；五十学《易》，何心争雄！所幸识虞庠之吞三，其敢厌杜牧之第五！靖言所致，厥有由从。窃惟《十翼》之书，实居六艺之首。自天一地二以往，虽巧历不能钩其玄；在蓍七卦八之中，虽老师莫能稽其奥。以苏文忠之宏材硕学，自谓于数未之晓；以邵康节之高见远识，或言于理非所长。而况占卜之流，安免荄滋之说？有如某者，岂知道哉！左图右书而见笑于负苓，前虚后无而自疑于覆瓿。雉尾突起而未辨，虎皮既展而复收。沿溯璧流，屡投璧而按剑；睥睨天府，知登天而无阶。被伏鹄之教者强半中霄，得不龟之方者亦皆裂地。曾谓蹭蹬之迹，尚有飞鸣之期！兹盖伏遇某官昆山瑰奇，浙水英伟。经济事业见于切近之对，刚大气概形于朴忠之诗，出而用之，特其馀尔。权门之焰焰，人之所趋，我独掩鼻而过；狂澜之滔滔，人之所畏，我独出力而东。为天下拔捕椿，为朝廷立柱石。顾乃敛四海之霖雨，且将苏七闽之旱乾。转寒谷而阳和，赐涸辙之霖沐。所以臭腐，亦为神奇。敢不益用洗磨，少酬知遇，以待天子之尊显，且备梓人之使令。预丙子计偕，踵阿大中郎之旧业；听甲辰条约，挹太平宰相之高风。

语人以汉唐，听之者触屏；语人以三国，听之者愤案；语人以六朝五代，有扼腕不已者。姑舍是，语之以国朝盛事，则耸焉跃焉䜣䜣焉，歛襟肃容之不暇。嘻，帝王之丰功盛德，其感寤人意如此哉！余濯缨龙溪，日与其徒谈前代事，有抠而趋者曰：「史汉而下，饫闻之矣，盍观诸国朝」？余曰：「谈何容易！谙历典故，吾不如赵康靖，区别事类，吾不如富韩公，谈何容易」！既又思之曰：「圣谟洋洋，嘉言孔彰，在人耳目蔼如也。讲诵吾职，吾不可以已」。于是会粹所藏，日得一二事，积之以月，巨帙成焉。有好事者揭而名之，曰《皇鉴》。嘻！扬鸿休，播芳烈，汪汪乎丕天之大律，铺张扬厉，有志焉而未能也，姑诵所闻，以俟君子。嘉定丙子孟夏，闽川林駉德颂序。

圣之盛者，难乎其继也。夫苟得斯道之传者，皆圣人也，而或继之难，何哉？盖寥寥数百载之间，而获睹一圣人之兴，则世率以为希阔之遇，而未暇于求全。今而二三圣人相因而起，作于前日，既尽善尽美而无复馀憾，则为之后者，犹莫难乎其继之也。况复世变之自简而入烦，天下之自无事而日以多事，后圣人之心已不能以游乎前圣人之天，则其可以无优劣之辨乎！此则禹之得为未优者也。盖世无唐虞，禹得以专圣人之称，惟尧、舜为圣之盛，则禹之圣亦难乎其为言矣。是知禹之所以为未优，而非诚有所未优于圣者。贾捐之之言曰，禹入圣域而不优，请以是论之。昔之为道统之论者，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又曰三圣相授守一道，则禹之于尧、舜若是班矣，今而于禹而有未优之论，何耶？以禹而犹未优于圣，则尧、舜亦未可谓之圣耳。吁，亦孰知夫禹之所以为未优者，正以尧、舜为之先欤！古之作书者，尧曰稽古，舜曰稽古，禹亦曰稽古，是则尧、舜、禹之所以同也。然尧以典名，舜以典名，禹独以谟称，是又尧、舜、禹之所以异也。世之论者类以为风气始开，此帝降而王之别，然岂知天下之事已备而犹有未备者，则或可以措其力；尽美而又尽善者，则无所容其功。尧、舜之时，法度则章矣，礼乐则著矣，论其功则巍乎无能名矣，言其德则甚盛蔑以加矣。藉使尧、舜之后而复以尧、舜继之，已难于复盛，而况于禹乎？昔孔子称尧曰大哉，而称舜曰君哉，知君哉之舜已不能并大哉之尧，则禹之为圣，其得未优之名固宜也。况世变之浸以不古，人情之渐以不美，尧、舜之民皆以尧、舜之心为心，而禹之民各自以为心，泣辜之叹，禹亦自知其不唐虞若也。故其胼手胝足，其视垂衣拱手而天下治者为孰优？誓师振旅，其视不战而屈人兵者为孰优？击壤之老不知其帝力，康衢之童不识而顺则，其视六府三事人得以歌其功者为孰优？吁，尧、舜之圣其天也，若禹则其犹人矣乎！无尧、舜则禹为蔑加之圣可也。惟夫尧作于前，舜述于后，至矣尽矣而不可以复加矣，则为禹者亦难乎其继之也。崛起于寻常之中，则虽庸才亦足以自见；而袭箕裘世业之传，一事少坠先人训，则其事有异于它人。太甲亦贤君也，以其继成汤则不能以逃不明之讥；成王亦圣子也，以文、武为之先，则亦见谓中才焉。使禹旷尧、舜数百年而后生，则有惭之汤，未尽善之武，皆不失为圣人，孰谓禹而不优于圣邪！大抵世无孔子，则颜子不当在弟子之列，时有周公，则召公仅可谓之大贤，绝无而仅有，则有者始足称，层见而叠出，是所以来未优之论也。不然，则孟、荀之才其视大禹又何如哉？后之论者犹曰优入圣域，曾谓大禹而不孟、荀若也！盖时当战国，则虽孟、荀可为优入圣域，世处唐虞，则以大禹入圣域而不优。善观圣人者，亦当先观其时可也。

论曰：谈经者之无成说久矣，君子不必论其人可也。圣人作经，以诏来世，非真为言语设也，所以启迪人心，扶持世教者在是。况夫天地之大经，生民之大义，实于此有述焉，而世儒昧之。正使世儒复生，亦无益于圣经也。不原圣经之明晦，而论传注之真伪，是虽考订之精，援据之审，君子犹以为未也。注《孝经》者有郑氏，人以为康成也，而陆澄讥之，以为非康成。然使其真康成，亦未必尽知圣人之经者矣，何独于《孝经》为然？陆澄讥康成之注，唐人主有志于《孝经》者，故其说云耳。昔传《易》者有子夏，人曰非子夏也，丁宽托之也。君子曰，如其果子夏也，亦未必尽知《易》也，何者？子夏虽工于文学，尝于褒贬不能措一辞矣，而又焉知《易》？传《春秋》者有左氏，人曰非丘明也，左氏之裔为之也。君子曰，如其果丘明也，亦未必尽知《春秋》也，何者？丘明好恶与圣人同者才一二耳，因其好恶之同，推其好恶之异，且犹不可，况未能皆相似也？甚矣，传注之学何其相尚也！宁道孔圣误，讳言服、郑非，彼何爱郑如此哉？圣人之经，以世儒而明，亦以世儒而晦。谓传注尽无得于圣经固不可，谓圣经皆不离乎传注尤不可也。彼其篇断而章分，句解而字析，以文害辞，以辞害意，是皆指而枝焉，身而赘焉，有之不加益，无之不加损，其于圣经深旨奥义彼乌知之？若康成者，诚世儒之冠冕也，然康成说经多凭臆见，窜易旧文。其说《诗》也，泛引传注，非风雅之本旨也；其说《礼》也，多泥名数，非得中和之要理也。甚至于《诗》以生甫为甫侯，于《礼》以生甫为仲山甫，先后乖剌，如出二人，其无定见也若此。诚使其真从事于《孝经》，亦岂有得于圣人之所谓孝哉！且《孝经》家之有郑氏以为康成者，荀昶祖之而实之者王俭也；以为非康成，刘知几辈力排之，而倡之者陆澄其首也。盖尝因开元天子之言，参开元群臣之议，而溯陆澄之旨矣。康成之自序，述其所注惟及诸经，而不及《孝经》也，郑志之目录记其所注不及《孝经》，又况康成之释经，言郑氏者皆以名著也，今《孝经》之注存其姓而没其名，是尚得为康成乎？吁，是则然矣，抑不曰圣人之道，康成其有造之乎否也？圣人之经，其有得之乎否也？如其真有造乎此，真有得乎此，则介乎康成可也，否则虽孔坛犹在，郑乡复作，其亦何益哉？亦尝原圣人之所以语曾子者乎？靡瞻匪父，事父孝故事天明，盖鸢飞戾天，如在其上也。靡依匪母，事母孝故事地察，盖鱼跃于渊，如在其左右也。是理也，自天子达于庶人共由之，少有缺焉，无所逃于天地间。其在圣门，如养志之曾子得之。孟子曰：「事亲若曾子者可也」。以曾子之事亲而仅以为可，呜呼，孝之为道其大矣哉，区区康成又焉知之！且郑氏所注，吾不得其详，亦尝闻其略矣。曰「分别五土，视其高下，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麦，盖举世之所称道然也」。抑《易》之所谓地之宜，《礼》之所谓土之宜者，犹不止是，况圣人所言天道地利者，正欲人自检律，无愧于天地间耳。陆澄之意，谓所注之非康成，则其言止是。而君子之见，谓所注之果康成，故其言亦止是。学者但论传注之不足以发挥圣经，不必因其说求其人可也。呜呼，何独于郑氏《孝经》为然哉，安国之本亦然。安国之《孝经》，古文《孝经》也，而所传之本失之久矣。自王劭得之而刘炫实明之，然非必其真也。故尝谓《闺门》一章，存之可也，去之可也；《庶人》《敢问》二章，分之可也，合之亦可也。唐之人或右郑而攻孔，或存孔而废郑，要皆一偏之见尔。咸阳一焰，经籍道息，其存其阙若此者多矣。圣人之旨意苟明，虽以今之书观之可也。传注之无益于圣经，以安国圣人之后犹未之免，而况康成乎哉！然则如之何曰问安如文，继志如武？永言孝思，昭哉嗣服，君天下之事也，一人有庆，兆民赖之。为诸侯者皆鲁公，若定公者斯改悔矣；为大夫者皆庄子，如武伯者斯在下矣。为士者非曾则闵，又不但为子夏之服劳、子游之能养矣。当寒而温，当暑而凊，必使举天下之为父子者定焉而后可也。帝王之所行者若是，夫子之所言者若是，人患不知求之耳。若夫改元至德，亦不忘孝，而萋菲者至，谗隙生焉，则虽诏天下家藏《孝经》，犹无益也，而况康成之注也哉！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