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闻天下治忽系乎人材之盛衰，人才盛衰系乎学术之明晦。臣前所陈，愿陛下搜罗人材以待天下未至之忧，虽书生常谈，实切今日之务。然所以作成人材之本，则未之及也，臣请为陛下终言之。臣闻孔孟既没，正学不明，自汉、唐非无儒者，然于圣门大学之道，或语之而未近，或近之而未真，理未能尽穷，义未能尽精，施之于事，未能尽得其当。故千数百年之间，虽有随时以就功名之臣，亦不过极其天资，力分之所止而已。治不如古，职此之由。至于本朝河洛之间，大儒并出，于是孔孟之学复明于世，用虽未究，功则已多。近世儒者又得其说而推明之，择之益详，语之益精，凡学者脩己接物、事君临民之道，本末精粗，殆无馀蕴。诚使此学益行，则人才众多，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往者权臣顾以此学为禁，十数年间，士气日衰，士论日卑，士风日坏，识者忧之。今其禁虽除，而独未尝明示天下以除之之说，臣以为当世先务，莫要于此。今有人焉，入则顺于亲，出则信于友，上则不欺其君，下则不欺其民。义不可进不肯苟进，以易其终身之操；义不可生，不肯苟生以害其本心之德。诚得此等人布满中外，平居可任，缓急可恃，岂非陛下所愿哉！如此等人，岂皆天资知而行之，非学不可。然则，学术成人才，非今日最要之务乎！臣愿陛下特出明诏，崇尚此学，指言前日所禁之误，使天下晓然知圣意所在，君臣上下，同此一心，感应之机，捷于影响。此诏一下，必有振励激昂，以副陛下作成之意者。臣闻学莫急于致知，致知莫大于读书，书之当读者莫出于圣人之经，经之当先者莫要于《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之篇。故侍讲朱熹有《论语》、《孟子》《集注》、《大学》、《中庸》《章句》、《或问》，学者传之，所谓择之精而语之详者，于是乎在。臣愿陛下诏有司，取是四书，颁之太学，使诸生以次诵习，俟其通贯浃洽，然后次第以及诸经。夫大学者所以教育人才，为国家用，且使四方之士闻其风节，传其议论，得以慕而效之也。今学官选任太轻，而学法束之太严，教育之责有所不暇，故近以来风节议论，亦未有以风示四方。凡上下之所从事，不过每月之试而已。臣以为非建学本意，谓宜稍宽学官生员往来之禁，使得用意课试之外，从容讲论，交相资益，庶几成就德业，以备陛下之官使。臣闻绍兴中，从臣胡安国尝欲有请于朝，乞以邵雍、程颢、程颐、张载四人春秋从祀孔子之庙。淳熙中，学官魏掞之亦言，宜罢王安石父子勿祀，而祀颢、颐兄弟。厥后虽诏罢安石之子雱，而他未及行。儒者相与论说，谓宜推而上之，以及二程之师周敦颐。臣愿陛下诏有司考安国、掞之所尝言者，议而行之，上以彰圣朝崇儒正学之意，下以示学者所宗，其所益甚大，其所关甚重，非特以补祀典之阙而已。陛下不以臣言为迂，诚能下除禁之诏，颁四者之书，定诸儒之祀，三事既行，人心兴起，当见天下之才日盛一日，天下之治岁加一岁。其或不然，臣请伏妄言之罪。取进止。

奉议郎、太常博士臣李道传状奏：准尚书省劄子，吏部尚书、兼修国史、实录院修撰曾琼等劄子：「窃见道传之兄心传裒次高宗皇帝一朝长编，已膳写成净本，乞赐敷奏，令道传缴进。仍乞降付国史院，以备参照编修正史」。奉圣旨依。臣今遵依圣旨指挥，所有上件高宗皇帝一朝编年之书，名《系年要录》，计一百卷，修写成五十册，随状上进。干冒天威，臣下情无任惶惧震越之至。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贴黄〕臣照得新知泸州许奕，已曾缴奏上件《系年要录》，伏乞睿照。

伏为广德知军魏岘按教授林庠，实按转运副使真德秀，乞覈实辨明事。臣闻论事者当辨是非。责治者当覈名实，天下未尝无真是真非之所在也。然每患乎言之多端，听之易惑者，不覈实之过。诚即其名以覈其实，则是者固不可以厚诬，而非者亦何可以自掩哉！臣窃睹进奏院报知广德军魏岘按军学教授林庠不法，且乞避转运副使真德秀，得旨罢庠，而别与岘一等军垒差遣。臣窃谓岘与德秀必有一是一非，惟以其实考之，则真是真非，当有不难辨者。盖岘之奏虽为庠设，然以臣所闻，岘非按庠，乃按德秀也。岘之按庠，谓其舍教职而任荒政，挟漕臣而凌郡守。夫以一郡之民饥困欲死，陛下大捐廪粟以活之，仕乎此邦者出任其事，如救焚拯溺，何常职之可拘？当此之时，军学堂试为重乎，本军振济为重乎？出身济物，固儒者事，岘昧于轻重，而以庠终日坐仓为可鄙，岘则陋矣。至于陵忽郡将，则诚不可不治。然犹当问庠之所守为如何，设使庠之语言礼节或失婉顺，而所守者正，岘亦当屈己从之，未可以陵忽言也。况庠之于岘，初未见语言礼节悖慢之实，则岘之深怨极憾于庠者果何为哉？以此言之，岘之按庠，意必有在。臣故曰「岘非按庠，乃按德秀也」。德秀与岘比肩事主，德秀虽任按察，若德秀所为未善，岘不肯苟徇，具以上闻，孰曰不可？然臣不知果岘为是乎，德秀为是乎？岘之奏为荒政言也，若曰某县流移者多而不能止，某乡莩死者众而不能救，某处济米给散之有欺，某邑粜钱出入之不明，某事则有何人之词，某条则有何日之案，各指其实而言之，庠固无所逃罪，而德秀之失于任庠者亦无所辞其责矣。臣窃闻岘之奏千馀言，略不及此，特以「轻易朝廷，自专掠美」为德秀罪。陛下试覈其实，岘为是乎，德秀为是乎？夫自专固人臣之罪，而许以从宜者，乃人主之大权，掠美固君子所羞，而为君任怨者尤末世之邪说。如岘所陈，陛下欲济而易之以粜，陛下欲粜而易之以济，是为有司专擅之罪。广德济粜，非臣所任，不能详知，然窃谓济粜俱急，转输不济，籴米未至而借济米以应之，济米有缺而乞粜米以益之，权宜集事，要阙成终，文籍具存，自无淆混。若事理不过如此，则固亦陛下之所许，未至罪其专也。至于掠美之说，则又不可不察。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职无他，任其父之事而已；臣职无他，任其君之事而已。故称人子之善者，必归美于其父；称人臣之善者，必归美于其君。擢是臣任是职，欲其称职而人善之乎，欲其不称职而人怨之乎？使人臣任怨于下，则怨之者推其所从来，必归咎于上矣，主何利焉？且岘固言之矣，米陛下之米，民陛下之民也，独不曰臣亦陛下之臣乎？以陛下之臣，奉陛下之令，散陛下之米，活陛下之民，何往而非陛下之德泽哉？天下未尝有无实之名也，臣之事君当责其实，而求名与否不必问也。若夫黎民阻饥，上所当恤。此则如慈母之乳其子，初不为名。岘乃有「恩归知己，怨萃朝廷」之言，何其所见之异哉！且民饥而不得食则怨，既得食矣，又何怨萃于上之有乎？岘之言无足辩者。然臣窃见近世风俗，日以衰弊。人臣率顾一身利害之私，而不以国家生民为念。臣虽不肖，每独忧之。岘之谗行，恐自今分职授任者益以自专掠美为嫌，便文自营，谁任陛下事者？岘言虽所关甚大，此臣拳拳之愚所以上渎天听，不自知其烦也。岘与德秀一是一非，必有公论，伏望陛下特选朝士，或委邻路监司考覈其实。若广德荒政不举，则德秀为有负陛下，不可无责。若岘言无实，则是以私意邪说上惑朝廷，上乞明正其罪，使天下知是是非非，不可混于圣明之世。臣与德秀实为联事，愚忠所激，不复避嫌，且岘尚居部内，在臣职所当言，用敢冒犯以闻。

切观国朝文章之士特盛于江西，如欧阳文忠公、王文公、集贤学士刘公兄弟、中书舍人曾公兄弟、李公泰伯、刘公恕、黄公庭坚。其大者古文经术足以名世，其馀则博学多识，见于议论溢于词章者亦皆各自名家。求之他方，未有若是其众者。然尝论之，此八九公所以光明隽伟著于时而垂于后者，非以其文，以其节也。盖文不高则不传，文高矣而节不能与之俱高，则虽传而不久，是故君子惟其节之为贵也。此八九公者出处不同，用舍各异，而皆挺然自立，不肯少贬以求合。有如王公，学术政事虽负天下之责，而高风特操固有一时诸贤所不敢望以及者。以如是之节，有如是之文，此其所以著于时而垂于后也。南渡以来，世不乏人，求之近岁，若宝谟阁学士杨公者，其真所谓有是文而有是节者乎。公之文辩博雄放，自其少日已盛行于世，晚年所著益复洪深。其为诗始而清新，中而奇逸，终而平淡，如长江漫流，物无不载，遇风触石，喷薄骇人，盖不复可以诗人绳尺拘之者。天下之士固莫不知有杨公之文矣。其平生出处，则初见知于孝宗，未久即去，终见知于光宗，又未久即去。今天子一再收召，竟以老不复出。始终四五十年间，非特不悦于流俗而已，虽一时名卿贤大夫汇征之际，苟惟论议少异，则亦未尝少屈以徇之，公之节为何如哉？昔人论苏文忠公在元丰不容于元丰，在元祐不容于元祐，以为非随时上下人，公其有焉。公没后二年，其子长孺自言于朝，谓公虽已老，不忘天下之忧。及闻韩侂胄首开兵端，为之流涕叹息，夕不寐，朝不食，手书八十四言以示子孙，皆孤愤诀绝之词，书毕自缄题之，掷笔隐几而没。长孺乞以其事宣付史馆，天子从之，且诏有司定谥，太常博士谥公文节。道传曰：它人之文以词胜，公之文以气胜，惟其有是节，故能有是气，惟其有是气，故能有是文也。此公所以特立于近岁以来，而无愧于江西先贤之盛也。博士按道德博闻能固所守之法易公名，当矣，道传尚何词？谨议。

故赠朝奉郎郑公既没九十有六年，诏有司特议其谥。公名侠，字介夫。太常博士谓古者有取谥于字之义，又谓公平生行事合于知死必往、执一不迁之法，请谥以「介」。按公本从王丞相安石学，熙宁中王丞相以政事毒天下，公规之，不受。丞相诱公以利，公不为动。顾方以区区抱关小吏上疏，极言丞相之失，且图所见小民流离困苦之状，自城门附马递达银台通进司，为密急事以奏。忠诚恳恻，上感天听，上为行其所言十有八事，中外竦动。王丞相既罢，公连上书论吕惠卿奸状尤切，公虽坐此得罪，竟坎坷终其身。然百岁之后读其书，想其人，凛然生气，如公之在目也。呜呼！可谓介矣。抑尝考公平生所历，盖自罢监安上门谪英州十有二年，遇哲宗即位赦得还。元祐中两苏公先后言于朝，始除泉州州学教授，秩满再任，以忧去。免丧，授泉州录事参军。元符初年再贬英州，后虽复以赦还，而终老不复用矣。夫介然特立于众小人之中，其介犹可及也，介然特立于众君子之中，其介不可及也。元丰以前、元符以后，公之不合固宜。当元祐时元臣秉钧，众正满朝，起于谪籍、起于州县、起于岩穴者盖不可胜数。公之犯颜忘身，宜在谏官御史之选，而再命分教，复为纠曹，十数年间不出温陵之境，当时任引汇之责者于此不为无憾，而公之不肯少屈以求合者至此益可见矣。《易》曰「介如石」，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公其有焉。初，台狱既就，吕惠卿议当公大辟，神宗曰：「侠所言非为身也，忠诚亦可念，岂宜深罪」？神宗圣明，万无杀直臣理。公每上书辄曰：「臣言不当，乞斩臣首」。则进言之时，公固先以死自处矣，非知死必往欤？自熙、丰至于元祐，至于元符，至于崇宁、宣和，时事屡变，而公介然如一，非执一不迁欤？博士议是，定谥曰「介」。

淮东陆程自滁州取六合，自盱眙取天长，两路会于真州，两昼夜可到。既到真州，四十里可渡镇江，六十里可渡建康，实为陆路要冲。城内居民比城外仅十分之一，自转运司以及富商大贾之家，交易繁会之处，皆在城南。前人尝欲筑两翼城，但费大非仓卒可成。道传当先立规模，使后来可继。欲从朝廷借会子十六馀万贯，付本州作本，以其利息充版筑之费。历以岁月，渐见次第，所有城砖且从本州增窑烧办。一二年后，版筑稍成，砖数亦积，后来者为之不辍，不患不成。道传若不罪去，二三年间决可偿足。若岁间遂得去官，则不问日月久近，但朝廷欲取本钱，即当起发申解。或朝廷欲付之后守，亦整齐足数，听候详酌施行。

照得州城狭窄，所以前任尝议增筑，包裹东南两厢阛阓数千家于新城之内。然累政守臣莫敢申其说者，工役不小，用赋殷广，朝廷科降或艰，未免添贴州郡分外责任，徒尔自劳。规模有绪，则后人享成终之名，工役中辍，则一身受罔功之责。所以因循掣肘，经历数年。民间见其久不兴工，因遂盖造屋宇于所标基址之内。今闻有意增筑，未睹保守之利，先有迁徙之劳，纷纷多言，势所不免。然考究其实，虽妨民户不少，其不悦者则无几人。小民僦居，初无利害，间有自造蕟屋，其值几何？近者包砌州城，亦有民屋妨碍，道传先期告谕，使之撤退，量费支给，莫不忻然。惟是富豪或作廊房，未免以为不便，然而域民固圉，事体至重，设使迁一家而保十家，尚当为之，何况所保岂特十倍而已！今私计沮议大槩不过数端：或以工役重大为言者。道传窃谓筑城夫役，固不可迫，积日累月，自见成功。或以土色不美为言者。道传窃谓淮东诸州，土色相类，初不以此废筑城之功。然一州之间，土色又各不等，固当择而用之。或以劳动民力为言者。然材木所须，皆出他郡，开掘筑砌，尽用军人，官窑烧砖，官船载运，却非科役之比。或以城大难守为言者。然新城南面与州城南面阔狭正同，其实守禦之处，止增东西五百馀丈。况州城本狭，虽兼新城地步，比之他郡，殊未为多。或以自来敌至未尝久留，不必过虑为言者；或以自来民户缓急但保沙上，不赖城郭为言者。此则昧陋之论，不足多辨。就此数说之中，惟工役重大一说，诚不可忽。然道传前来所申，固不敢谓任内可以了毕。今日会计材料，措置工程，且俟年岁之间，材料既积，工程有准，然后可议兴筑。要当以果断立事，而不牵于浮言，以持久成功，而不责于近效，庶几财不大伤，人无虚扰。伏乞朝廷详酌施行（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一五。又见道光《仪徵县志》卷一。）。

沙上：疑当作「江上」。

彼素非雄才，犯顺首乱，人心离怨，因人心而用之，可坐而缚也。诚决此举，不惟内变可定，抑使金知中国有人，稍息窥觊。正使不捷，亦无愧千古矣。

孝宗元年，方事恢复，时先君初仕，讨论南北间事，著《江东胜后之鉴》十篇上之。窃谓战胜存乎备具，退守存乎人心，因复考六朝备具之实：曰屯兵之地，曰统兵之任，曰取兵之制，曰财赋之出，曰出师之途，曰馈运之方，曰舟师之利，曰出骑之用，曰守城之规，曰守江之要，凡十篇。参之古今，论其大略云云。

国朝之制，诸路置使按察，各有职掌。转运使最先置，所掌最多，提举学事既省，又兼掌学校贡举事。间三岁，诏诸州各试其士，升之礼部，士与为吏者亲嫌则偕已仕而锁其厅者，试于转运司。江东地大人众，材隽间出，数十年间由转运司之试擢高科登贵仕者，数数有之。顾试院未克立，每寓于浮屠者之宫，庳隘弗肃，有司患焉。前使者汲郡孟侯猷始度地于建康府城之东南隅，庐陵胡侯槻以总领财赋兼摄使事，稍储钱以俟费，它未皇也。嘉定八年，秘阁修撰建安真侯德秀为副使，至则曰：「是不可以不成」。于是相其阴阳，正位南乡，筑而增之，其崇五尺，背负钟山，前直长干，清溪环流，秦淮旁注，宽閒爽垲，不僻不嚣，于校文论士为宜。九年三月戊寅命工兴事，二十日而堂成，又十日而听事成。修廊绳直，表里相望，外而群执事之吏各有攸局。七月丁卯，工告讫事，侯谓道传盍记之。道传窃惟近世取士之制，每不如古，专尚词章，而德行道艺之实丧，多为文法而廉耻礼逊之节坏，世久病之。学废而词益下，俗浇而网益密，虽上之人亦窃病焉。捷其径以诱之于前，艰其门以塞之于后，使为士者弃乡井走道路，无复怀宝待价之意，又识者所深病也。学古行道之君子，思救其弊，考古之意，酌今之宜，使教学兴，风俗厚，贤才出，治功著，其规模条目本末先后，必有可言者，然岂有司所得为哉？若夫合圆冠方屦之士，以校其艺，会无定处，而反托于异教之庐，事益苟，名益不正，此则有司所得为者。是役也，侯盖为所得为而已。学古行道，侯之素志，所谓考古之意，酌今之宜，以救历世之弊者，其必慨然于此矣，夫岂特以高科贵仕望江东之士哉！侯正色立朝，风采闻于四方，奉命出使，专以激浊扬清，洗冤泽物为己任。岁适大饥，民赖以全活者不可数计，斥燕馈，削浮冗，独以馀力克兴是役，材无强贾，庸必厚给，田里不知，州县不与，是皆足书。道传既承侯命，因推古者取士之意，平日所望于侯者备论焉。院为屋馀百五十楹，钱以缗计者万四千有奇，董其役者主管文字赵与悊。嘉定九年七月日，朝散郎、提举江南东路常平茶盐公事李道传记。宝谟阁直学士、中大夫、知池州军州兼管内劝农营田使邹应龙书。端明殿学士、正议大夫、签书枢密院事兼太子宾客曾从龙篆额。

嘉定七年月日，朝奉郎、权知真州军州事、新除江东提举李道传，谨遣武翼郎、权监瓜步镇王福，告于瓜步山神：大江为南北之限，东流至于秣陵、京口之间，其壮极矣。连山雄秀，横列江南，而其北则平原旷野芦苇之场也。惟此山独立北岸，孤特峻峭，四面平绝，下临无际，若可与南山之雄、大江之壮相为宾主者，固非甚高且大，而实地气所钟也。是以出云致雨，利泽下民，其见祀宜也。然今所祀者，乃南北分裂时魏主拓跋焘之像。夫以中国之人，相率祀夷之鬼，已甚不可。况拓跋氏之未入中国也，元嘉之盛，人物繁阜。自其侵扰淮南，饮马于江，邑里为之萧条。此山正其驻兵之地，受害最烈，而千载之后，方且庙而祀之，像而严奉之，岂不大谬哉！道传继守此州，欲正其祠久矣。今忽被命移官，念不可不一正之而去，用遣镇官撤拓跋之像投诸江，而以其地祀山之神。道传将告于新守此州者，以事上于朝，秩神之祀，神其鉴之。谨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