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闻天下治忽系乎人材之盛衰，人才盛衰系乎学术之明晦。臣前所陈，愿陛下搜罗人材以待天下未至之忧，虽书生常谈，实切今日之务。然所以作成人材之本，则未之及也，臣请为陛下终言之。臣闻孔孟既没，正学不明，自汉、唐非无儒者，然于圣门大学之道，或语之而未近，或近之而未真，理未能尽穷，义未能尽精，施之于事，未能尽得其当。故千数百年之间，虽有随时以就功名之臣，亦不过极其天资，力分之所止而已。治不如古，职此之由。至于本朝河洛之间，大儒并出，于是孔孟之学复明于世，用虽未究，功则已多。近世儒者又得其说而推明之，择之益详，语之益精，凡学者脩己接物、事君临民之道，本末精粗，殆无馀蕴。诚使此学益行，则人才众多，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往者权臣顾以此学为禁，十数年间，士气日衰，士论日卑，士风日坏，识者忧之。今其禁虽除，而独未尝明示天下以除之之说，臣以为当世先务，莫要于此。今有人焉，入则顺于亲，出则信于友，上则不欺其君，下则不欺其民。义不可进不肯苟进，以易其终身之操；义不可生，不肯苟生以害其本心之德。诚得此等人布满中外，平居可任，缓急可恃，岂非陛下所愿哉！如此等人，岂皆天资知而行之，非学不可。然则，学术成人才，非今日最要之务乎！臣愿陛下特出明诏，崇尚此学，指言前日所禁之误，使天下晓然知圣意所在，君臣上下，同此一心，感应之机，捷于影响。此诏一下，必有振励激昂，以副陛下作成之意者。臣闻学莫急于致知，致知莫大于读书，书之当读者莫出于圣人之经，经之当先者莫要于《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之篇。故侍讲朱熹有《论语》、《孟子》《集注》、《大学》、《中庸》《章句》、《或问》，学者传之，所谓择之精而语之详者，于是乎在。臣愿陛下诏有司，取是四书，颁之太学，使诸生以次诵习，俟其通贯浃洽，然后次第以及诸经。夫大学者所以教育人才，为国家用，且使四方之士闻其风节，传其议论，得以慕而效之也。今学官选任太轻，而学法束之太严，教育之责有所不暇，故近以来风节议论，亦未有以风示四方。凡上下之所从事，不过每月之试而已。臣以为非建学本意，谓宜稍宽学官生员往来之禁，使得用意课试之外，从容讲论，交相资益，庶几成就德业，以备陛下之官使。臣闻绍兴中，从臣胡安国尝欲有请于朝，乞以邵雍、程颢、程颐、张载四人春秋从祀孔子之庙。淳熙中，学官魏掞之亦言，宜罢王安石父子勿祀，而祀颢、颐兄弟。厥后虽诏罢安石之子雱，而他未及行。儒者相与论说，谓宜推而上之，以及二程之师周敦颐。臣愿陛下诏有司考安国、掞之所尝言者，议而行之，上以彰圣朝崇儒正学之意，下以示学者所宗，其所益甚大，其所关甚重，非特以补祀典之阙而已。陛下不以臣言为迂，诚能下除禁之诏，颁四者之书，定诸儒之祀，三事既行，人心兴起，当见天下之才日盛一日，天下之治岁加一岁。其或不然，臣请伏妄言之罪。取进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