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任抚摩之职，不思惠养之政，乃图上旱禾，首倡谄谀。

比者陛下以虏情叵测，奋发英断，增遣边戍，训阅士卒，招收忠义，此亦有国之所不可废者。象祖参大政复兼本兵之任，宜振举其职以共图事功，而乃独班奏事，抗疏丐去，所谓忿疾以事其君者。

族谱之书，沿而成学，厥俶六朝，盛于唐，纷纷淆乱于五季，卒以我宋欧、苏两公正之。披《隋·经籍志》，在天下郡国族谱，吉安八，袁州七，各属类是。我家大业初迁江西，犹未盛，宜不在其数也。至唐中晚间，科第始多。自鼎臣公以会昌五年魁天下，一时父子祖孙踵巍科，累高秩，居然江右巨族。雄州刺史赟手著一本，固仍唐之学，而又当纷纭错乱之秋者也。按唐一部十二编类，于始祖以来，皆有嫡系，一或阙略，遂以为无据。期于有据，非牵依附会成之不可，淆乱之弊，又何怪焉。抑何独唐！余尝评史，观商、周世系，元鸟之卵，阅十四世而王；大人之迹，阅十五世而王。相去四百、六百年，而世数之多寡如是，其间人寿短长，且不能无疑。今幸生明备之世，曾披籍直省，既以罪放，得蒙不死，允兀斋居，丹铅之暇，检兹家乘，如自易水受封赐姓，后徙太原，徙金陵，徙长沙浏阳，至徙江西太和，散居吉安、袁州、洪州，复徙长沙宁乡等属。若恺、若雄、若仁福、若万年、若重、若亮以降，其时其地，约略可稽。必如刺史赟作某地几世，某世几人，生娶死厝，一一无疑，六朝以前，此书既不出世，周至南唐千有馀岁，何从指瞭而眉列也？故敢妄加删订，存信缺疑，集曰《庆源》。其不可知，不敢牵附。其袁、洪一派，为沩之宗，自欢邦述达后，或崇儒重道，或力田世业，长年父老犹目击五六代人事，庙主所传，书契所载，尤堪取信。特分派他属，不遽悉知，不敢妄入，庶几欧阳、苏氏两家之美意良法欤。苏以「此书之作，使子孙知所自来足矣」，欧阳亦谓「远者不可知，法当自近而亲者叙之」，无非欲人昭实纪信，不失祖宗之真命脉，真精神，斯有以启后昆于靡涯耳。天性难欺，人伦攸重，我罪我知，固所不计。

黄陵之祠二妃，古也，传记述之详矣。其地隶潭之湘阴县，古罗子国庙去县四十里，邑民奉事惟谨，凡祷于神，如响答焉。近遭郁攸，倏为煨烬。宝庆丙戌秋八月，赣川曾侯默来宰是邑，初谒大府权帅计使张右史，首命建祠，欲举未遑。明年春，大资参相曾公开帅府之初，即命鸠工，捐钱币凡三十万，侯乃裒其撙节馀财以佐其费，命邑士才而能者戴邦用以董其役。凡木竹瓦石之类，乃桴乃载，不扰而集，迄于是岁，遂克有成。邑之士民请识石以寿其传，侯乃走书于祓，求叙始末。辞之不可，遂参订而告之曰：二妃者，尧女而舜妇也。舜居侧微，尧闻聪明，以二妃嫔之。帝女之尊，降而不骄，弼成授受之功，圣德益彰，英灵在天，岂惟黄陵哉？黄陵者何？《舆地记》以黄陵为水名，西入于湘，径二妃庙南，其说出于郦氏《水经》。《长沙风土记》云：「黄陵即二妃葬陵，因立庙焉」。是否或未足据。二妃生于翼，釐降于妫汭，妇仪不出于闺壸，若之何而南浮于湘也？《檀弓》曰：「舜葬于苍梧之野，二妃未从」。郑氏释之曰：「舜征有苗而死，因留以葬」。王逸为《楚词注》，亦援其说，以为二女从而不反，道死于沅湘，长为湘君，次为湘夫人。逸不思记礼出于汉儒附会之辞，汉儒若王充者，亦以不实，况《舜典》自有成说。舜生三十而后召用，历试三载而后摄政。苗民弗率，命禹徂征，以至窜三苗于三危，皆在摄政之初。凡摄政二十有八载，又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其间相去七八十载之久，与征苗不相涉，乌有征苗而死之事？又《舜典》言陟方乃死，本无南方之说。孔氏乃言南方征守，死于苍梧之野，所以启后代纷纷之论。刘向传《列女》，遂谓二妃亦死于江湖之间。以时考之，是时二妃各百馀岁，舜亦百一十岁，谓耄期倦勤之后，舜及二妃远适要荒，岂其然乎？唐儒韩退之深以为疑，援《竹书纪年》以陟为升，后代多以小疵辨之。继言以道终，则大体甚正，毋庸他议。先正司马公亦有「荐禹为天子，谁肯复南征」之句，公非苟作者。尝考之《孟子》曰：「舜迁于负，夏卒于鸣条」。鸣条属东夷，而苍梧在衡山之极南，乌可认陟方为南方，而谓远葬于极南之地？孟子去古未远，其说可信，彼异论者不攻而自破。然则二妃庙于黄陵者何所从始？曰舜征南岳，千载而下，民思其德，凡声教所暨，有严庙貌。二妃亦与，故其神通隐显，所在皆著，此黄陵所以庙也。贤方伯以大臣分梱，注意祠事。侯能兴旧起废，以示风化，宁容谲怪荒诞之说，得以厚诬天下？余故不得不为之考明焉。猗欤休哉，神游帝旁，庙峙三湘，昭宣灵光，驱除孽殃。化荒为穰，易沴为祥。江波不扬，蛟龙遁藏。神用降康，厥功孔彰。辄述二妃庙祀之详，俾湘民祠之而不忘。

尝观坡翁《庐山》诗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看山了不同。不识此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盖以此山中之人，终日耕桑樵牧为生，于是所见益狭，所处益隘，岂识山之所以为山？予于山外求之，左江右湖，诸峰耸然，千岩万壑，层见叠出，虽未周历遍观，而庐山高致，已了然于胸次。此坡翁识山之意也。仆于嘉定己卯岁自湘城归沩浦，复寻三径之旧，正在沩山之外，作楼于所居之南，其下为读书堂，旁一舍环列于其间，设花槛，与楼相对。仆老矣，日游息于是。沩山在望，紫翠交错，若拱若揖，相为酬酢。山间以四时代谢，烟云变化，朝暮万状，不越指顾之顷，洞察秋毫之微，兹果山所特识者欤！系以诗曰：「山外如何便识山？白云出岫鸟知还。更看面目知端的，却在先生几杖间」。若质老泉，当为领颔一笑，遂摘坡翁诗句以为一匾。

大臣之用天下，固当维持天下之治体，而末节不与焉。即其区区之末节而较其一时之所长，则其著见于事业者，固不能无等级之辨。然非所以论大臣用天下之道也。治天下有定体，大抵宽大乐易者有经久之谋，而刚锐果敢者皆迫切之计。为大臣者固当培植国本，固结人心，使天下之治至于千万世而不穷焉可也。苟惟治体之不察，而一切之严毅者，究心焉，则其目前之效非不耸然甚可喜，而治道之元气索矣。昔者汉家之治源深流长，诚不以一时之严毅者为之也。萧何之画一，曹参之清净，丙吉之长者，是固足维持汉家仁厚之政。而魏相独以严毅闻，严毅非不足以为政也，而汉家之治体果如是乎？君子于是而考明之，则四子之所以用汉者，殆不容无所辨。萧曹丙魏孰优？请因班固之赞而申之。有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治体，而其所以辅赞弥缝、于不可终穷之地者，要必有以任其责也。苗民之弗率，声其罪而诛之无难也。而禹之相舜，乃汲汲于班师之举，商民之弗靖，虽锄而绝之，勿恤焉可也。而周公之相成王，乃谆谆乎「姑惟教之」之言，夫优游和缓之不足以制天下之变固也，而圣人之心顾乃委其自安，待其自定，何也？盖不如是，则不足以维持天下之治体也。然则三代之所以为有道之长者，其以此欤！西刘之兴，固不可以三代之治责之也。然高祖天资仁厚，出秦民于汤火之馀，而纳之于衽席之上。萧、曹二子亦且静愿少事，而足以为天下安养休息之政。夫是以一代之治体，可以久传而无后患。自武而宣，则其浑厚之气已少蠹矣。丙吉之长者，犹足以扶其颠而反其坠。至于魏相之严毅，则又益甚焉，是不可以不辨也。而世之论者则曰：萧何以民田而自污，其视夫相之称上意者为孰愈？曹参以醇饮而自肆，其视夫相之总领众职者为孰优？丙吉闻匈奴之警，而后任科琐边吏之责，其视夫相之识兵略者为孰胜？自是而观，则相之才智自足以震耀于一时，而非三子之所可及也。然君子不观其才智之所用，而深考其维持治体之所在，则优劣之辨，始有可得而论者。采《明堂》、《月令》之说，而不知其品式之繁，诚不若三章之约为简且易也。奏贾谊、晁错之言，而不知其陷于刑名之过，诚不若狱市不扰者之为安且久也。稔霍氏之祸，而不能救赵、盖、杨、韩之诛，诚不若三公不按吏者之为无后悔也。三子之所以维持治体者，相果能之乎？相当宣帝严毅之朝，而不知守高帝仁厚之治，顾乃耗天下之脉，而滋天下之变，则三子之智似不如是。君子于是而观之，则其人才之优劣，盖有定论矣。虽然汉家仁厚之治，是固不可以不守也。然文帝之朝，公卿大夫风流笃厚，耻言人过，其仁厚可知也。至于周勃之椎鲁，申屠之木强，是虽不至于激天下之变，而亦何补于汉家一代之治？吁，治天下之道，不病于法制之不详，正病于法制之过详也；不病于政令之不严，正病于政令之过严也。用天下者，苟能因其一代之体，而守其一定之法，则仁厚之泽，虽至今存可也。萧曹远矣，丙吉之长者固莫得而见矣。与其为魏相之严毅，而至于亏天下浑厚之气，固不若申屠、周勃之徒，虽不足以耸天下之观听，而亦不至于激天下之多事也。君子其可不为之辨明乎？今观班固之于数子。一概而论之，且曰君臣一体，相待而成。则夫萧、曹、丙、魏之得君行道，是固不可以优劣辨。然独于魏相之严毅，而谓其不如吉之宽，则班固之论，盖亦深识乎天下治体，而非泛然之论也。犹之一身焉，为康强无事之时，而投之以决裂瞑眩之药，非徒无益，而又害之，此治体之说也。固之论数子，则亦主乎此而已矣，学者当以是求之。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