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臣之用天下，固当维持天下之治体，而末节不与焉。即其区区之末节而较其一时之所长，则其著见于事业者，固不能无等级之辨。然非所以论大臣用天下之道也。治天下有定体，大抵宽大乐易者有经久之谋，而刚锐果敢者皆迫切之计。为大臣者固当培植国本，固结人心，使天下之治至于千万世而不穷焉可也。苟惟治体之不察，而一切之严毅者，究心焉，则其目前之效非不耸然甚可喜，而治道之元气索矣。昔者汉家之治源深流长，诚不以一时之严毅者为之也。萧何之画一，曹参之清净，丙吉之长者，是固足维持汉家仁厚之政。而魏相独以严毅闻，严毅非不足以为政也，而汉家之治体果如是乎？君子于是而考明之，则四子之所以用汉者，殆不容无所辨。萧曹丙魏孰优？请因班固之赞而申之。有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治体，而其所以辅赞弥缝、于不可终穷之地者，要必有以任其责也。苗民之弗率，声其罪而诛之无难也。而禹之相舜，乃汲汲于班师之举，商民之弗靖，虽锄而绝之，勿恤焉可也。而周公之相成王，乃谆谆乎「姑惟教之」之言，夫优游和缓之不足以制天下之变固也，而圣人之心顾乃委其自安，待其自定，何也？盖不如是，则不足以维持天下之治体也。然则三代之所以为有道之长者，其以此欤！西刘之兴，固不可以三代之治责之也。然高祖天资仁厚，出秦民于汤火之馀，而纳之于衽席之上。萧、曹二子亦且静愿少事，而足以为天下安养休息之政。夫是以一代之治体，可以久传而无后患。自武而宣，则其浑厚之气已少蠹矣。丙吉之长者，犹足以扶其颠而反其坠。至于魏相之严毅，则又益甚焉，是不可以不辨也。而世之论者则曰：萧何以民田而自污，其视夫相之称上意者为孰愈？曹参以醇饮而自肆，其视夫相之总领众职者为孰优？丙吉闻匈奴之警，而后任科琐边吏之责，其视夫相之识兵略者为孰胜？自是而观，则相之才智自足以震耀于一时，而非三子之所可及也。然君子不观其才智之所用，而深考其维持治体之所在，则优劣之辨，始有可得而论者。采《明堂》、《月令》之说，而不知其品式之繁，诚不若三章之约为简且易也。奏贾谊、晁错之言，而不知其陷于刑名之过，诚不若狱市不扰者之为安且久也。稔霍氏之祸，而不能救赵、盖、杨、韩之诛，诚不若三公不按吏者之为无后悔也。三子之所以维持治体者，相果能之乎？相当宣帝严毅之朝，而不知守高帝仁厚之治，顾乃耗天下之脉，而滋天下之变，则三子之智似不如是。君子于是而观之，则其人才之优劣，盖有定论矣。虽然汉家仁厚之治，是固不可以不守也。然文帝之朝，公卿大夫风流笃厚，耻言人过，其仁厚可知也。至于周勃之椎鲁，申屠之木强，是虽不至于激天下之变，而亦何补于汉家一代之治？吁，治天下之道，不病于法制之不详，正病于法制之过详也；不病于政令之不严，正病于政令之过严也。用天下者，苟能因其一代之体，而守其一定之法，则仁厚之泽，虽至今存可也。萧曹远矣，丙吉之长者固莫得而见矣。与其为魏相之严毅，而至于亏天下浑厚之气，固不若申屠、周勃之徒，虽不足以耸天下之观听，而亦不至于激天下之多事也。君子其可不为之辨明乎？今观班固之于数子。一概而论之，且曰君臣一体，相待而成。则夫萧、曹、丙、魏之得君行道，是固不可以优劣辨。然独于魏相之严毅，而谓其不如吉之宽，则班固之论，盖亦深识乎天下治体，而非泛然之论也。犹之一身焉，为康强无事之时，而投之以决裂瞑眩之药，非徒无益，而又害之，此治体之说也。固之论数子，则亦主乎此而已矣，学者当以是求之。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