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先生诗，有蜀人所注八家，行于世已久。先君司谏病其缺略未究，遂因闲居，随事诠释，岁久成书。然当亡恙时，未尝出以视人。后二十馀年，宿佐郡会稽，始请待制陆公为之序。而序文所载在蜀与石湖范公往复语，谓坡公旨趣未易尽观遽识，若有所谨重不敢者。宿退而念先君于此书，用力既久，独不轻为人出，意或有近于陆公之说；而先君末年所得未及笔之书者，亦尚多有，故止于今所传。宿因陆公之说，拊卷流涕，欲有以广之而未暇。自顷奉祠数年，旧春蒙召，未几汰去，杜门无事，始得从容放意其间。盖熙宁变法之初，当国者势倾天下，一时在廷，虽耆老大臣、累朝之旧，有不能与之力争，独先生立朝之日未久，数上书言其不便，几感悟主意。而小人嫉之，摈使居外，至其忠诚愤郁不得发，始托于诗以规讽，大抵斥新法之不为民便、而小人之罔上者，盖凛凛也。既谪黄冈，躬耕东坡之下，若将终焉。遇其兴逸，绝江吊古，狎于鱼龙风涛之怪，放浪无涯涘，盖莫得以窥其际。元祐来归，所挟益大，议论终不为苟同。宣仁圣后察见神宗皇帝末年之意，亲加擢用，然周旋禁近，不过四年，迄以不容而去。迨绍述事起，岭海万里，濒于九死，而皓首烟瘴，岿然独存，为时天人。和陶之作，出骚入雅，深涉道德性命之境，落笔脱手，人争传诵，愈不可禁。盖先生之出处进退，天也。神宗皇帝知之而不及用，宣仁圣后用之而不能尽，与夫一时用事者能挤之死地而不能使之必死，能夺其官爵、困厄僇辱其身而不能使其言语文字不传于世，岂非天哉！故宿因先君遗绪，及有感于陆公之说，反覆先生出处，考其所与酬答赓倡之人，言论风旨足以相发，与夫得之耆旧长老之传，有所援据，足裨隐轶者，各附见篇目之左；而又采之国史以谱其年，取新法罢行之目，列于其上，而系以诗之先后，庶几观者知先生自始出仕，至于告老，无一念不惓惓国家，而此身不与。读其诗，论其所遭之难，可以油然置怨而笃于君臣之大义矣。虽然，宿之区区，岂以为有补于先生哉？盖先君之志在焉，不敢使之泯没不见于世，如斯而已矣。嘉定二年中秋日，吴兴施宿书。

宿既略采国史，谱先生之年而系其诗于下，然篇目之先后与今所刊或不尽合。盖先生之文如大川洪河之注，方其淋漓汗漫，挥斥一世，或得于谈谐戏谑之馀，不自靳惜；或落笔为人取去，不复记省；故其散出于人间，所在而有，传者不同。观先生与刘沔书，大略可见。岁月既久，始合诸家之传以成一集，于先后有不暇深考者。今所刊本，篇目次第盖仍其旧。年谱虽稍加釐正，而各有所据，其间亦不能与之无异，览者当自得之。嘉定六年中秋日，吴兴施宿书。

《石鼓》、《诅楚音》者，皆直宝文阁临川王公顺伯所为书也。公稽古成癖，至忘渴饥，《石鼓》考辨，尤为精诣。盖自南渡以还，故家之藏绝不多见，况摹有精粗，故亦艰得佳本参校同异。宿乘传海滨，宾朋罕至，时寻翰墨，拂洗吏尘，以先后得于北方及石林叶氏本，订其笔意，粗得一二，乃略仿古人八行足成是书。如《诅楚文》，山谷先生、浮休张公皆尝有释，王氏寻访未获。比岁里居，得石林三文音释颇备，又顷从互市得朝那碑阴，有毕造记，徙置宋城县治，是岁盖绍兴八年也。先一岁为丁巳，金人既废刘豫，至己未正月尝归我河南、陕西地。碑云「岁在敦牂」，则戊午岁也。其意盖不肯用彼年号，故为此间岁月。皆并录之，异时中原扫清，犹可按图问此石之在否也。呜呼！自周至战国，遗文见于金石者不过三数，祐陵悉萃之保和，宝护甚至，至用金填鼓文，以绝摹拓。一旦烽烟扰攘，四海横流，泯焉无复遗踪，良可哀叹。此书之刻，使好古者相与读之，犹足想绝学于千载。穆王「吉日癸巳」，诸家所记皆言在赵州州廨，石林跋乃以政和五年归内府矣，其说为信，因附卷末，庶广异闻。第石林诸跋，其间亦有󸈠舛而无别本可證者，不容臆决，姑俟知者正之。嘉定六年重五日，吴兴施宿书。

大观初，徽宗视淳化帖板已皴裂，而王著一时标题多误，临摹或失真，诏出墨迹，更定汇次，订其笔意。仍俾蔡京书签及卷首，刊石太清楼下。

《兰亭修禊叙》，世固不乏，特佳本则精神焕发，意态横生。平生所阅亦多，然如此本不过五六，与宿得于苏魏公家本争雄长，皆熙宁以前所拓。山谷所谓「肥不剩肉，瘦不露骨」，正此帖也。吴兴施宿题。